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就其反現代主義及反殖民經濟的立場來講，具有反帝國主義、回歸民族主義、回歸「鄉土」的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有關跨國公司及殖民經濟的小說中極易辨明，而它的回歸中國本位的立場，也可以從小說及理論陳述的字裡行間去體會出來。
然而，從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以後，「鄉土文學」的口號卻逐漸為「台灣文學」所取代，而其內容也經歷了相反方向的改變。根據已成形的「台灣文學自主論」，「回歸」所要尋求的變成是「台灣」、以及「台灣文學」，而「台灣」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敵人卻變成「中國」，本來被「反」的美國、日本反而喪失了其目標性，且在必要時，可以接受成為「反中國」的助力。
這樣的「轉變」，從辯證發展的立場看，是從「Ａ」到「非Ａ」，對原來提倡鄉土文學的人來講，實在是絕大的諷刺。
二十年後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我想從當時流行最廣的口號「回歸鄉土」中的「鄉土」觀念入手，分析這一觀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混雜、曖昧現象，以及這一概念最後變成只限定在「台灣」，並被拿來對抗「中國」的轉變因素。因為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比事件發生的當時，我們更能以「事後之明」，看到一些當時看不到的「真相」。
六○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主要的目標是追求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知識、藝術與文學。他們不能談政治，因為政治在當時是極大的禁忌，一不小心就可以被捕。但是，他們也不怎麼關心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變遷。同時，他們更無法思考：一個中國卻存在著兩個政府，以及大陸正在發生更大的變化的這一種特殊的「中國現實」問題。
七○年代的「回歸」運動基本上是對這一傾向的「反動」，知識份子要求自己走出「純知識」的追求、走出西方觀念的籠罩，回到自己社會的現實問題上來。因為是從西方知識世界回到自己社會，所以是「回歸」，而「回歸」的精神當然就是要關切自己的「鄉土」。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鄉土」這一觀念。七○年代台灣「一般」的知識份子，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無法對這一觀念作徹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陳映真這種極少數的已有確定的「中國」觀念的人，或者當時心裡早已相信台灣應該獨立的人（這種人和陳映真，都是極端少數），才真正了解所謂的「鄉土」是指那一塊土地，或者是指那一個範圍。其他的絕大多數的一般知識份子，恐怕都還沒有意識到「鄉土」這一觀念本身是存在著極大的問題，是很難加以思考的。
問題最突顯之處在於：當時最大多數的人都還接受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這一事實。理論上來講，「中華民國」的版圖包括全中國，除了台灣之外，還有大陸。但實際上大陸正由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著。兩邊的人民完全禁止往來，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國絕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國人（理論上來講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幹什麼。他們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竊據著，而那裡的人民正在忍受這些「匪徒」的「暴政」，而這些都是「中華民國政府」所告訴它的國民的。
七○年代的「中華民國」確實面對著許多重大的問題，譬如，號稱是一個「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機關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的代表卻長久不變；又如它的官僚體制已經很難了解及處理台灣二十年來的經濟、社會變化。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個也許更重大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合法性」正在喪失，國際社會日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合法」政權，而「台灣」則是「中國」的一部分。
七○年代「回歸」運動的特質（也就是其「問題」）在於：它主要關心「中華民國」內部的問題：追求民主、追求更進一步的現代化，並關心一些明顯的社會問題，它沒有真正觸及「中華民國」與中國、「中華民國國民」與中國人這一複雜問題，當時極少人意識到，這一問題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們可以說，只有到鄉土文學論戰結束、鄉土文學陣營內部產生統、獨爭論，最後形成全台灣社會都意識到「統、獨」對立，所謂的「鄉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時刻。從這個角度來看，「統、獨」爭論其實是「回歸」運動的延長。這個時候，「成形」的統派和獨派才真正開始思考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鄉土」問題。
作為鄉土文學運動主要發言人的陳映真、尉天驄、王拓（也還可以包括引發現代詩論戰、可視為鄉土文學的唐文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講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的。
當他們談到「鄉土」的時候，他們主要指的是：鄉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數的中下階層人民。由於反對現代主義的精英主義和象牙塔色彩，他們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藝術的使命、文學對現實所應具有的關懷。他們的人道主義明顯具有左翼傾向。
就小說創作而言，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同時著力於跨國公司和殖民經濟小說，除了描述台灣對美、日經濟的依賴，還探討了台灣的人在這一依賴關係中所產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別是民族尊嚴的喪失。這裡的反帝傾向和民族主義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這些主要的發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陳映真），事實上了解到「鄉土」的問題不能只就台灣範圍來思考。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共」和「收復大陸」是針對兩岸問題唯一可以公開說出的「見解」。陳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個中國的「鄉土」問題來討論，可以說是不得已的。當時也有如《仙人掌》雜誌所代表的，企圖引發大家對五四民族、愛國運動和自由主義改革論的重視。但是，這一論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在當時遠不如鄉土文學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傾向那樣吸引人。
再深一層而論，自由主義在六○年代曾與現代主義結合，成為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寄託。回歸運動既以批判現代主義為目標，與現代主義曾有「同盟」關係的自由主義，即使是要復活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鄉土文學主義。
而且，在台灣左翼思想已被斷絕將近二十年，當知識份子由「關懷」鄉土與社會現實而呈現對現行體制的「批判」傾向時，曾被嚴厲禁絕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獨特的迷人之處。所以可能可以說，投向鄉土文學的知識份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視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鄉土色彩」或民族主義成分。
不過，對像陳映真這種想法的人來講，情況還要更複雜。在七○年代的大陸，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統性尚未消失。陳映真一類傾向的人也許會相信，講「左」和講「中國鄉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為這可以歸結為「社會主義中國」這樣一個說法。所以他們可以不必為「鄉土」的定義問題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為重的人，不太關心「鄉土」的確切意義；而具有明顯中國情懷的左派，當然會以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既不必辨明，基於當時的政治條件，也不好辨明，這就把一個原本非常重要的「鄉土」定義問題懸而不論，形成一種模糊狀態，使得後來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簡單的說，作為鄉土文學運動主流的「左統派」（這裡使用後來的稱呼）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預估」到「鄉土」觀念的矛盾與複雜，因此在他們最具影響的時候，也沒有事先作任何積極的「澄清」。等到八○年代初台灣文學論崛起，「左統派」才在批判與論戰中正式就這一問題發言。到了這個階段，既是被迫應戰，也就喪失了某種先機和主動。當然，這些都是「後見之明」，以當時的條件而論，實在很難苛責「左統派」。
把「回歸鄉土」和「鄉土文學」中的「鄉土」觀念推演至一個必須明確加以「界定」的關鍵點的，事實上是八○年代以後的台獨派。他們在西方觀念和國民黨教育下成長，根本無法了解：近代中國在面臨現代西方的衝擊時，「社會主義革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來稱呼共產黨，也不能以西方現代體制的觀點來反對中國所試行的社會革命。他們以美國式的西方社會觀念來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當然對這一「現實存在的中國」就不會有認同感。更何況，國民黨從大陸來接收台灣。「以少數來統治」多數的台灣民眾。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認同，既不能從中國現代史的脈絡去解釋，就很單純化成「外來政權」問題，變成是「中國人」在壓迫「台灣人」，對「中國」更沒有認同感。
再從他們的「邏輯」來說，「中國」的土地他們從未踏上過，中國的民眾他們從未接觸過，怎麼能算是他們的「鄉土」呢？如果說，有一種「鄉土」是他們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連繫」的，那當然是「台灣」了，他們差不多是以這種邏輯把七○年代曖昧不清的「鄉土」觀念明確的重定為「台灣」，作為「認同政治」的一種情感訴求。
台灣問題是可以從中國現代史的立場來加以說明的，譬如：中國戰敗，不得不將台灣割地給日本。二次大戰後，中國收回台灣。但隨即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幫不得民心的國民黨守住台灣，台灣又暫時脫離中國本部，而統治中國本部的共產黨，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後的改革開放來講，都有其歷史演進的合理性。可是，台獨派的知識份子，既無法理解這種「歷史理性」，也不願意聽取這種「歷史理性」，他們更傾向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從而就把「鄉土」界定為「台灣」了。
我們可以說，台獨派的「認同政治」也是「歷史理性」的產物，是中國積弱不振，導至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以及美國「保護」台灣四十年的結果，也是中國悲慘的現代史經歷的「結果」之一。這整個的過程，無法以「理性的陳述」獲得台獨派的了解，並願意重新考慮。
也許歷史的問題也只能以「歷史過程」來加以解決。這裡想說的只是，從回顧的眼光來看，鄉土文學時期的「回歸鄉土」，事實上是現在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認同」問題的起點。這種詮釋方式在七○年代還沒有多少人意識到，目前似乎看起來滿合理的。這足以證明，「鄉土文學運動」的多重複雜性格。
（《聯合文學》，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