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既成的事實，是不可假設和臆想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對往事記憶模糊或遺忘，都是可能的；白紙黑字的史料埋在故紙堆裡，有時也會被人淡忘。然而，若為某種需要，「企圖以史料的獨佔，又挾史料的威信欺天下之人」，故意模糊、扭曲、篡改歷史時，為澄清事實，駁斥篡改歷史之讕言，它所提供的，無疑是必勝的武器。這點，我們不能不非常非常地感謝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和人間出版社的同仁，為將相關的資料以其歷史本來的面目與所有的讀者見面，以其極富戰鬥韌性的艱苦、持久的勞動，為此作出了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深刻的、說不完的課題。
春天，我就聽說抗戰勝利後范泉在上海主編的《文藝春秋》用了不少篇幅發表大陸去台灣和台灣本土作家寄來大陸的作品，其中台南的歐坦生仍健在。同時台灣的報刊，也有不少大陸的作品發表。從台灣朋友介紹給我的一位當時在《新生報·橋》的大陸作者「迦尼」和他先後刊於該報的幾十首新詩看，那古典詩詞之絕句與散曲式的詩韻，是人民經歷了為抗戰吶喊、為勝利狂歡而沈思的詩。它除了古典詩詞式的典雅、含蓄，不乏李商隱式的，也是東方式的隱喻、象徵。但它基本又是現實主義的，是相對於上述浪漫情懷的寫實。由此可見，過去所說的某些人給台灣帶去「現代詩」的「火種」之說，是怎樣不切實際。它正如歐坦生的作品流向大陸，迦尼的作品流向台灣一樣，是雙向回流的歷史，是一國之間在文學上本為一體的存在形式。
在這之間，曾經有過一場目前稱之為「台灣文學論爭」的筆戰，它對台灣文學中的許多理論是非的澄清與發展，其積極的影響，不可低估。參加論爭並遭國民黨追捕、鎮壓的楊逵、孫達人、張光直等是本土作家。而歌雷、羅鐵鷹（駱駝英）、雷石榆等則是為同一個目的，參加同一戰鬥的大陸作家。這三位大陸作家，歌雷無幸結緣，卻是我老鄉。雖然我不可能，更無意去比他對此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但我們兩個江西老表，一個半世紀前，一個半世紀後，在不同的時空下談著同一個課題，這種情懷的延續，從一個側面，也怕多少反映出我們所說的「台灣文學」之台灣、之文學的意義。我本人也為我的老鄉歌雷先行於這條道上而驕傲。另兩位前輩，雷石榆和羅鐵鷹，有幸在他們生前還有些往來。可惜的是，20世紀50年代，自己對新文學的歷史，基本處於無知的狀態。沒有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從二位前輩身上學習、瞭解到他們當年在「台灣文學論爭」中第一手，甚至至今並未完全明瞭的實情之類的寶貴資料。從羅鐵鷹20世紀80年代為《中國文學家辭典》寫的辭條中特別提到「1948年秋，長篇論文《論『台灣文學』（問題）諸論爭》連載於台北《新生日報》」看，他手頭已找不到有關資料，才在論文的標題上加了「問題」二字。可又絕對無法忘記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才作為他人生里程的一個重要記程標誌寫在自己的《辭條》中。他是位很詩人氣質的作家，1917年生於雲南洱源。抗戰前，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時就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中國詩歌會」，抗戰後回到雲南，1938年8月與徐嘉瑞、雷濺波共同創辦了大型詩刊《戰歌》。抗戰勝利後，苛政慘烈，他又創辦了《真理週刊》。歷任「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常務理事，並兼編輯部長，是大後方很活躍的一位詩人。他將自己的詩送往前線參加戰鬥，在廣場朗誦沸騰戰鬥的熱情。剛解放時，我們入城不久，他從上海軍管會文藝處調回昆明。聽一些過來人講，聞一多先生聽了他的詩在朗誦現場的轟動效應，很贊賞地說它是「野獸的嚎叫」。近日，老詩人蕭荻同志告訴我，他當年是在現場親自聽見聞先生說這話的。這，除了能證實這句無法在聞先生的《全集》上查找的話，也提醒我們，先生生前對現代文學中的許多人與事的看法，以及對它獨特的表述方式與語態，實際上也因這些資料的不全而成了我們對聞先生的研究中的盲點。初聽「野獸的嚎叫」這一說法，並不那麼理解，痴長幾歲，多經世事之後。才明白當時前方將士流血犧牲，後方的貪官荒淫無恥之際，詩人淒厲、悲壯的吶喊於文明的荒漠所予人的一·種特殊心境的景況。詩人一生淡泊名利，安於清貧，在反動統治下。在趨於媚俗的世風中，他那太不隨俗，性格幾乎有種近乎天性的叛逆、狂放所作的「野獸的嚎叫」，可能也是他心靈某種孤寂的呼聲。這也似乎注定了他一生很少順境，也更激發他投人現實鬥爭的勇敢和熱情。1947年秋，經過聞一多、李公樸慘案和「一二、一」學生運動之後的昆明，反動當局隨內戰爆發更露出其凶殘面目要緝拿羅鐵鷹時，是台灣人民保護了他。他逃亡台灣，在台北的名牌學校「建國中學」任教，當今世界著名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就是他當年的得意門生。僅從他故事的這麼一個片段看，同樣也在呈現兩岸關係的歷史本來面目。從羅鐵鷹參與「台灣文學」所「論爭」的「文學」和「台灣」看，其文本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他是以血肉情作為同胞中的一員參與這場論爭的。那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下隨「二戰」勝利而光復回歸。羅鐵鷹說到這段沈痛的歷史時就說，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台灣和大陸的進犯欺凌，雖然有時間的先後，但命運是一樣的，遭受欺凌的血淚是一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由於歷史條件而形成的相異之處，都變不了兩岸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這是對楊逵「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與國內並無二致」的意見之積極呼應。由此，是否需要簡單地再從表面來強調台灣的「特殊性」與提出「台灣文學」這一口號的對或錯，已非重要原則。羅鐵鷹以光復後台灣土地全為「公有」為例，說：「誰敢否認這不特殊？但我們不要忽略這『特殊』正表現著半個中國的『一般』──耕者無其田，封建的榨取等複雜的『一般』。」『忽略了具體的特殊性，根本就無從認識現實；忽略了特殊中所體現的一般，亦是曲解了，現實，我們不能以特殊性而抹殺一般性；同時亦不能以一般性而否認特殊性。我們應該肯定特殊與一般是形成矛盾的統一，而且一般是決定因素』。這裡，羅鐵鷹將矛盾統一的法則與認識論的辨證法，成功地校正了「論爭」中的偏激與誤羞。羅鐵鷹特別強調「特殊」與「一般」同藝術創作的典型化的關係，他認為若不能「從矛盾的統一中攝取題材，鑄造典型」，「便是歪曲現實。失去教育意義的、虛偽的藝術。我們要『分析台灣現階段的社會特殊性，而從這個別的、特殊的因素裡找出一般性，來配合現今全國性的新文學的總方向』（這是綜合第三期上田曲先生的正確的結論）。至於用不用『台灣文學』四個字，那不是甚麼大問題。因為凡是成功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地方的、同時又是民族的、世界的（《阿Q正傳》就是這樣）。那種純自然的寫景文，或被絕對特殊化了的『鄉土文學』是沒多大價值的『文學』，是與中國革命脫節的東西」。羅鐵鷹的這席話，半個多世紀後聽來，叫人仍有肅然於先行者的預言之敬意。他若地下有知，看到幾年前為紀念「鄉土文學論爭」20週年時，有人借「鄉土文學」之名而將它「絕對特珠化」成「台獨」文學旗幟之狀況，定會拍案而起。這完全篡改了當年為反對「西化」而提出「鄉土文學」論爭的本意，也應驗了羅鐵鷹當年對它「絕對特殊化」之憂。由此引起新一輪、規模雖然不大的」論爭」，但兩岸關係由於「台獨」、「兩國論」的干擾而難於穩定和平靜時，那場原來規模不大的「論爭」，實際上還在或隱或顯地繼續著。此時，當年羅鐵鷹要形成文化統一戰線的意見，對於組織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衝破文化的「台獨」壁壘，仍有十分現實的意義。看到這樣的情況，對於這位去世多年的內地詩人，我也看到他仍然活生生地生在今日「台灣文學」的論爭中，這並不是有些生前可能很風光、紅火的作家在身後都能獲得的文學生命。這，對詩人的鄉親都是極大的安慰。
20世紀50年代初，蔣介石還在台灣派飛機來轟炸，組織盤踞大陸的殘部武裝騷擾內陸時，對羅鐵鷹在台灣的這段經歷。審幹時要作審查，是不難理解的，而他本人在此中有被誤解的委屈，也在情理之中。詩人當年在台灣論及個性與群眾性的關係時曾說：「認為人類會絕滅個性，成為群眾性的血肉的機器，是非常危險的見解，它的作用在於消解人類對於幸福自由的未來的渴望和戰鬥熱情。」並告誡別人不要只盯著「群眾性而發生的無意間的錯誤」。我知道，當時審幹是組織同他個人之間的查詢並結合在外的查證而進行的，所有的問題都不跟群眾公開見面。這樣，是否有「群眾性而發生的無意間的錯誤」都很難說。但他詩人個性的情緒化，以跳樓自殺而留下的終生殘疾是個太大的遺憾，由此認為他「不滿」而錯劃為「右派」，更讓他長期遭罪。
他是被送往農村老家監督勞動的，鄉里善良的同鄉看他年邁體衰，就照顧他在自己家編織蔑活，將賣下的錢交生產隊換取口糧工分。詩人認真做這份工作，將自己的審美趣味融入其中，使工藝成之為藝術，出手的產品在農村集市全成搶手貨。「文革」期間，他對抑杜（甫）揚李（白），以及批《水滸》中的論調憤憤不平，勞動一天，累得不行，窮得油燈的菜油部沒著落時，還點著松明熬夜憤寫長文。稿子還沒寄出去，就破在這窮鄉找不到多少事好鬧的「造反派」抓住，成了他們又驚又喜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將他定為「現行反革命活動」的「右派」往死裡批鬥。他活得更艱難了，全靠鄉親偷偷地送點吃的，送點用的，總算把他這條命拖到有幸看到「四人幫」垮台，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日子。但過去的災難已把他的身體基本摧垮了。可他「無一言自道其不幸遭遇」，仍埋頭寫他的新作，編選了《雲南抗戰詩選》、《雲南民主運動詩選》等反映雲南歷史風雲的作品。可惜，他與文化界久隔多年，加以許多部門的市場化，出版無門，後來，這些很難蒐集的寶貴資料也散失了。但他拿到不足千元的補給，卻急急趕回家鄉，將錢全部買成禮品，送給村裡在他「糧無繼日」時對他幫助過的鄉鄰。最後，「書未成而力先竭矣，竟病餓虛脫」，對於他碑文上「竟病餓虛脫」五字，別人都感到無法明白，羅鐵鷹去世的日子，並非短糧缺食的年月，何至於此？然而，又確實如此。這位詩人，在他獨個住在昆明師範學院宿舍時。舊病一發，臥病在床，睡了兩天，感到腹空，想爬起來找人弄點吃的，又不願麻煩別人，想著還是自己忍一忍，等病痛一抗過去，就沒事了。不想，病沒抗過去，飢餓反而與病痛惡性循環，不僅爬不起來，連說話叫人的氣力都沒有了。待人發現，搶送醫院，搶救性的輸液對他的「病餓虛脫」，已無濟於事了。這事，也很能反映他的個性，從另一角度看。還有他湊書人的弱點。照他生前之願，默默葬他在地窮人親的故鄉。他的作品，自然也默默消聲在文化市場「炒」作的喧嘩中。他是個好人，是位好作家。人品、文品，都值得我們學習。至於個人在文壇的沈浮，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是難免的。就是被永遠埋沒，也不為怪。值得慶幸的，是他身後畢竟被台灣的同仁在文化的歷史隧道裡重新發現而又再崛起。最近，內地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就將台灣朋友對羅鐵鷹的介紹再介紹給內地讀者。這，不僅對那些離他太遙遠的年輕人，就是對他過去的熟人，對於他也能有個再認識。這位內地作家僅在「台灣文學」論爭中所聯結著兩岸人民心意的光環，已長青了他文學的生命，這是現時許多「炒」得很熱鬧的人物所無法相比的。為此，不能不再說一遍，我非常非常地感謝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和人間出版社的朋友！
周良沛
2000年8月18日於蘇州
本文收錄於趙寅松主編、羅鐵鷹著，《情繫大理》「羅鐵鷹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