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下午七時，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接近台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等地區去的內戰形勢下，代表全中國所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的六百多位代表，齊集北平，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在香港成立的台灣革命團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派出謝雪紅（女性）、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高山族）等五位正式代表及一名候補代表，參加了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開國盛會。

中國人民政協籌備會主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向大會致開幕詞時生動扼要地敘述了會議召集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同時宣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自己的議程中將要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法，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的所在地以及採取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的年號。」
大會第二天，由各單位代表八十九人組成的大會主席團通過了設立六個委員會，負責整理三大草案，起草大會宣言，審查國旗國徽國都及大會提案等。結果，來自台灣的高山族田富達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起草委員會」五十三名委員之一，在召集人郭沫若的主持下，與夏衍、艾思奇、胡喬木、馮雪峰、喬冠華、劉白羽、陸定一、雷潔瓊……等全中國著名的文化、政治界人士，共同負責大會宣言起草事宜。當天的最後一項重要議程由籌備會第三組組長周恩來，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其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民族政策問題」，周恩來說「其基本精神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必須反對各民族內部的公敵和外部的帝國主義，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須經常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各少數民族的區域自治、武裝權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條文中加以明確的規定。」
針對周恩來報告中關於民族政策問題的講話，田富達在大會進行到第六天，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高山族代表」的身份作大會發言的時候，做出了相應的回應。他首先強調：「中國人民政協的召開，給我們將要得到解放的台灣高山族人民帶來了各民族平等合作新的生活。從此，我們將向文明的科學道路前進!脫離那被帝國主義與異民族統治者所侵略、壓迫、侮辱、分化、挑撥、和不文明的、落後的、原始的、甚至野蠻的、黑暗的舊生活。」接著，他說明道：「高山族人民是台灣的原來的住民，三百多年來曾受過荷蘭、西班牙、滿清、日本等侵略者的無情的壓榨和屠殺；高山族人民曾不斷和這些侵略者作鬥爭。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台灣以後，依然對我們高山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施行壓迫，剝削和屠殺，因此教育了我們必須和全台灣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向這個美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鬥爭，才能得到解放。『二二八』民變就是我們和全台灣人民聯合起來向它作鬥爭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認為：「這次人民政協所要通過的三大文件，尤其是共同綱領草案關於民族政策的條文，不但為我們所完全同意，而且是比我們在長期鬥爭中所要求的目標，更加理想，更加完善。」因此，他宣稱：「我們將不怕任何犧牲，為這個綱領的完全實現鬥爭到底。」同時，最後他也代表台灣高山族「要求全國人民和即將成立的人民中央政府趕快解放台灣人民，並在解放後，積極幫助我們發展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的建設事業。」
周恩來的報告和田富達的發言，當時正在台灣從事「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運動的原住民進步青年顯然都聽到了；也因此，日後當他們被捕判刑時的罪狀就有一條是：「宣傳偽人民政府成立時，曾有台灣少數民族代表田富達參加，強調共匪係贊成及鼓勵高山族之自治與自決。」
關於「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歷史事實，事件核心當事人之一的林昭明先生已經做過詳細的說明了，我們暫且不加討論；這裡，我們感到好奇的是：究竟田富達是怎樣一個台灣原住民？他為什麼會到大陸？並且是在什麼情況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典的「台灣高山族代表」的……？
一九九0年春天，為了採集二二八民眾史，我開始前往北京採訪那些在事件後被迫流亡大陸的台籍志士們的歷史證言，因為這樣，有機會認識了久聞其名的田富達先生；並且向他作了幾次正式與非正式的訪問。以下便是根據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七日的訪談錄音所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地點在北京萬壽路翠微西里田先生家的客廳。

（一）來自新竹縣馬武督的泰雅族人

藍：田先生，首先，可不可以請您大略介紹您的出身背景？
田：行!一九二九年，我出生於新竹關西再進去一個教馬武督的泰雅族部落；屬於馬力光番。我的泰雅名字叫做游明.巴杜（Yumi-Badu），意思是小盆地的……。馬武督在石門水庫的南面，東邊是尖石鄉，往西是龍潭、平鎮；從新竹關西到我那村莊是丘陵地帶，到山腳上去是高山。我那地方剛好是山腳，是龍潭和泰雅交界之地，是唯一在平地的泰雅村莊。前面是客家人，產樟腦的地方，此地是日本封鎖泰雅的重地；過去，日本警察當局設有山地檢查哨，分成管理高山族和管理漢族的。那一帶都是政府所有的保安林地，所以當地還有個農林會社。
我家的階級屬性是自耕農。在我爺爺的時代，就已經過著打獵為主，做農為輔的半獵半耕生活了。我爸爸同樣也以打獵為主，做農為輔；他自己種了八分地的水田。我媽則種了一些苧麻來貼補家用。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因為怕泰雅族造反，不敢向高山族課那麼多稅，因此就通過買賣的方式來剝削我們。我記得，我爸每年要繳交十圓田租，至於我媽種的苧麻，按照政府的規定，每一分地也要上繳收成的２０%。所以，在日本統治時期的生活，真的很苦!我爸和我媽一共生了八個孩子，五男三女，結果卻有四個夭折；我媽也只活到三十六歲，就過世了。
藍：那麼，您後來會去當國軍想必跟這樣的經濟條件有關囉!
田：就是。我媽是在我九歲的時候逝世的；死前兩個月，她才生下我最小的弟弟，產後第三天，為了生活所迫，她就上山工作去了；就因為勞累過度、營養不良吧!不到兩個月，她就吐血而死了。那年，我記得是一九三八年。兩年後，也就是一九四0年，我爸也同樣病逝了。接著，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我哥又在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殖民當局強徵到南洋打仗；一直到我離開台灣前往大陸戰場時，他都還沒有回來；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正式通知他的死訊，可我想他一定死了。我哥走了以後，十五歲的我就成為家裡年紀最大的人；那時，我在農林會社勞動，跟客家人住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但是，馬武督的泰雅族知道消息卻是二十號左右。戰爭結束後，社會也開始動盪。不久，農林會社停了；我的生活立即陷於沒有出路的困境。為了要撫養弟弟，十月份，我就跟部落的兩個泰雅青年一起去台北，找工作。當時，在馬武督有兩家民營公司所屬的農產與礦場；一家姓羅的，搞茶葉買賣；另一家姓陳的，搞煤炭；他們都是客家人。到了台北，我就去找煤炭公司姓陳的老闆，向他表示我想到煤炭礦場打工；他口頭答應讓我去他公司工作，但什麼時候開始卻沒有確定。
我們三個人於是就從台北回馬武督；在龍潭等公車的時候，我們看到公車站旁的布告欄貼了一張國民黨的招兵廣告，就好奇地一起走前去看看……

（二）為了養家活口志願當了台籍國軍

藍：公告怎麼寫？條件如何？
田：公告的內容大概有四個重點，那就是：參加國軍，保衛台灣，學習國語，月薪三千元。
藍：舊台幣？
田：究竟是什麼幣，我也不知道。日據時期，我在農林會社的工資才３５元，還不算低。因此，三千元，對我的吸引力實在很大。藍：所以，您就決定去當兵了？
田：我記得，招兵廣告上除了剛剛所提的「學習國語」和「月薪三千元」之外，還有一個「退役後保證安排就業」的優惠條件。所以，它對像我們這樣的失業工人是有很難抗拒的吸引力的。當場，另外兩個人的其中一個就決定去報名。我考慮到家裡還有兩個弟弟要撫養，也決定一起去報名。
我們回去馬武督待了兩天，第三天，就出來關西報名。報名以後，大陸過來的老兵就幫我們改名字。日據末期，日本殖民當局在搞改姓名運動時，我的名字改為「拼田大富」，所以，他們就把我的名字改為田復達；本來是光復的「復」，後來不知怎麼就搞成富貴的「富」了。所以，從那以後，我就叫田富達，另外那個同伴就叫田光榮。
後來，我們就被送到苗栗的苗栗國小集訓。我記得，那所國小的中間有一座大操場，北邊一排平房，就是我們的營區。我們在那裡訓練了三個月，春節一過，訓練就結束了；然後又再送到新竹飛機場附近，往海邊方向的一處原日本兵營，正式編為國軍整編７０師１４０旅２８０團步兵。在新竹待了一個時期，一九四六年春天，又再調到嘉義東邊一個關過美軍俘虜的村子。
然而，我們雖然受了三個月訓練，當了國軍二等兵，但是公告上所說的三千元月薪，卻始終一塊錢都沒給我們。再加上，我們看到或聽到：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在許多地方，把好多工廠（包括苗栗糖廠）的馬達都拆去賣了……；因此，就有人開始不滿，發牢騷，然後就偷偷地逃離部隊了。到嘉義不久，剛好就是清明節，一個姓林的苗栗人就帶頭向部隊提出回家掃墓的要求，可那些軍官大概是怕我們一去不回，就不讓我們回去。因為這樣，就有很多台灣兵開始逃跑；結果，有一些人就這樣偷跑了，大部份人卻因為事機洩露被回來；最慘的是那個姓林的苗栗人和另外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為了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他們被當眾打了１５０大板，打到屁股都出血了……。這樣，逃兵的現象才暫時停下來。
藍：您呢？您也逃了吧!
田：沒有，那次我還沒有。清明節過後，我向部隊請假，我說我得回去照顧一下兩個年幼的弟弟，但是他們卻不准。因此，我也開始想要逃跑了。就我所知，我們部隊的山地人不到十個；當時，我那一連隊包括我和田光榮在內，一共只有四個泰雅族；另外兩個是苗栗大湖人。我們四個商量以後就決定一起逃跑。結果，他們倆個成功地跑走了，一直到我們調離台灣時都還抓不回來；可我和田光榮卻沒有成功。他們兩人先走以後，我就回去寢室拿衣服，但是，我還沒走出路口就挨了一刀，然後又被抓了回去。
到了九月中秋節的時候，部隊才放我們一個星期的探親假。這次，我們下定決心再也不回部隊了，於是就一起逃到田光榮老家再進去的山區。國民黨一直抓不到我們。他們派了兩次軍人去抓我們，都抓不到；後來就改派鄉公所的職員到山上，想要把我們騙下山。當時，我舅舅還在，他是村裡的老人，他們就通過他向我轉達說，我有什麼要求，可以好好談，一直躲在山上也不是辦法!我說，我家有兩個弟弟，小的六歲半，大的才九歲，生活都還無法自立，所以要我下山的條件是允許我退伍。那時，已經是十月份快十一月了，有一天，我舅舅就穿著泰雅族全副武裝，前往關西的山地檢查哨，跟部隊派來的一個班長和一個同是報名參軍的漢族兵進行談判。他們表示，部隊已經派人去過我家，瞭解真實的情況，所以同意讓我退伍；但是，還是要我回部隊去辦手續，才能真正退伍。
這樣，十一月底快要十二月的時候，我就被騙回部隊去了。

（三）糊裡糊塗被送往大陸打內戰

藍：回去以後有沒有被打屁股？
田：這倒沒有。但是，回到嘉義以後，一進去部隊，我就感覺到跟先前不同的緊張氣氛。所有的兵都換了新的軍服，槍也換了一套日本式的新武器；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是要做什麼用的。到了十二月，部隊就開始進入全面警戒的狀態，為了預防有人逃兵，晚上睡覺一定要我們脫衣服睡；有兩個晚上，還把抓回來的逃兵當場槍斃。到了二十幾號吧!部隊開始移防，說是要到外地去演習。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連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也不知道，所以就一點都不在意地坐在火車上，一路睡到基隆港才醒來。到了基隆，部隊還是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很多漢人雖然並不知道我們要被送去大陸打內戰，當砲灰，但是，他們卻知道，到了基隆港肯定就要遠離家鄉，於是就乘著等船的空隙偷跑了。
我們這些來不及逃跑的人，坐了三天三夜的船，終於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九號抵達上海；然後又換搭火車，一路北上。一上火車，部隊的那些軍官才告訴我們，說是要去打八路……。
藍：當時，您知道八路是什麼嗎？
田：不知道。當兵以後，聽那些老兵講，我才知道蔣介石，毛澤東就沒聽過了。當火車駛抵徐州已是一九四七年元旦的晚上了。那時，我們才第一次領到薪餉──一個月給官幣２００塊。我肚子餓，就下車買了一個小豆包吃；這樣，就花掉了５０塊。我算了一下才知道當兵的薪水原來是那麼不值錢。
到了徐州以後，我們就開始走路前進。由於當地國民黨的兵穿黃衣服，我們這些台灣兵穿的是灰衣服，他們看我們穿的不像樣，就開槍打我們，我們也立刻還擊。這就是我們到了大陸以後第一次碰到的情況──自己打自己。其實完全是誤會。我們又往北走了七天七夜，沿途的村莊都破破爛爛的；那些大陸老兵有經驗，知道要去找雞啊什麼的燒來吃，我們台灣來的兵沒打過仗，都不懂，有得吃就吃，沒得吃就拉倒。
第八天早上，我們進入國共兩方拉鋸的前線地帶，氣氛就開始緊張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到處都有「八路」的標語──耕者有其田，打到南方去，打倒土豪分田地以及南方的兄弟不要到這裡送死……等等。我是山地人啊，聽那些客家人講政治什麼的，我都聽不懂；可我覺得，有些標語寫得也對。到了下午五點，我們就和「八路」開始打起來了。我們穿灰衣服，戴的帽子是國民黨的，八路軍一看就知道；結果，八路軍一打過來，國民黨兵一下就倒了!我只聽到有人喊了聲「撤」，就沒頭沒腦地跟著人家在高粱田裡跑了兩個多小時，逃到一個叫魚台（魯西南）的地方。第二天，應該是１月９日吧，早上４點多就掛白旗投降了；五點，八路軍就來繳我們的械了。結果，我連一槍都還沒打到。
藍：您就這樣被俘虜了。
田：沒錯。我連一槍都還沒打出去就被俘虜了。

（四）被八路俘虜以後的遭遇

藍：被俘以後呢？您就參加了八路？
田：我們被八路軍俘虜以後，走了一天多的路，大概是走到河北與河南交界地帶，才停下來。看起來，那兒很窮；我想應該是八路軍的根據地。到了那邊，八路軍才對我們展開個別問話，想要搞清楚我們的背景。他們首先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回答說：「我的名字是田富達。」他們又問：「從哪裡來的？」我就說：「我是台灣來的。」他們接著又問：「你為什麼要來這裡打仗？台灣的生活怎樣？……」當時，我的政治水平雖然並不高，可這種問題我還是答得出來。我告訴他們說：「國民黨叫我來打仗，至於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他們於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種種問題要我去想，這樣，我原本一片模糊的腦袋也開始會想：「我們為什麼要來打仗呢？」
藍：後來就想通了？
田：當然不是馬上就可以想得通的。那時候，他們還叫八路軍，不叫解放軍；八路軍給我們這些台灣兵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官兵之間完全平等，不像我們這些國軍二等兵還要幫軍官打飯、打菜的。在八路軍部隊，即使是營長，也跟我們生活在一起；要是國民黨的營長，那可不得了。我在國軍部隊時的營長是一個少校，穿著漂漂亮亮的制服，頭髮隨時都梳得油油亮亮的，全身上下都讓你感到閃閃亮亮的；不但有老婆還有姨太太，而且還有專屬的馬夫（當時沒車）……；反正，特權很多啦!相反地，八路軍的營長就沒有什麼特權，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都跟我們一樣；只是穿得比我們好一點。我們都是穿著不合身的國軍衣服被俘虜的，到了那裡以後，他們馬上給我們換了；換給我們較長、較暖的褲子和衣服穿；那時候，我真的很感動，覺得他們還不錯。另外，我們在國軍部隊時常被打，老兵只要看我們不順眼就打；可八路軍就沒這種官壓兵的情況，那些軍官和老兵都很隨和，看到我時都很親切地問我：「小鬼，你打那兒來的啊？」因為這樣，我對他們的印象就很好。
藍：所以您就決定留下來當八路了？
田：事情的發展是有個過程的。在那裡大概訓練了十天左右，他們就告訴我們說：「你們要留下來參加八路軍也可以，要回老家也可以，全看你們自己的意思。」對那些決定要回台灣的人，他們除了打路條給他們之外，還每人發給三十塊港幣。在當時，三十塊港幣算是很多錢了。那時候，我基於三個考慮就決定留下來。第一，這裡的官兵關係很不錯。第二，我是山地人，國語不會，閩南語也不會，話講不通，而且台灣在哪個方向也沒有一點概念；因此，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台灣？就算能，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第三個原因是，有了那次跟八路軍打戰的經驗之後， 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國民黨已經不行了。我想，八路軍遲早要打回台灣去的，所以我就乾脆留下來。
藍：當時，留下來的人大概佔多少比例？
田：80%留下來，只有少數人回去，大致上情況就是這樣子。
藍：談一談你們後來的情況。
田：有一天，我們正在練兵時，部隊把所有台灣來的戰士都集中在一起，向我們傳達台灣發生二二八的消息，並且把延安解放日報三月二十日的社論──《台灣自治運動》──全文唸給我們聽。接著，我們又以「人民解放軍台籍軍人」的名義，發表了一份「告台灣同胞書」。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以後，我們這些留下來的原台籍國軍就被分配到部隊裡面去了。進了八路的部隊以後，我才真正理解：為什麼八路軍的兵打仗會那麼勇敢。以前，在國民黨當兵時，他們不會給我們什麼戰爭教育的；他們把你從台灣抓來大陸，然後又從上海帶到徐州，可他們只知道不聽話就打我們，從頭到尾什麼也沒告訴我們；所以我們一直到被八路俘虜以後都還不知道為什麼要打仗。可是，八路軍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會告訴戰士們說，八路軍都是農民的子弟兵，要起來反抗地主的剝削，實行耕者有其田，解放被壓迫的人民。他們說，我們要推翻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三座大山，解放生產力。不打仗，你就沒辦法把地要回來……。所以，八路軍的戰士打仗都很英勇。
藍：您個人後來打過哪幾個較大的戰役？
田：我參加的戰役不多，主要在安徽、河南這一帶，參加了一些小的、零散的戰役。我所屬的那個團，主要的任務是圍堵杜聿明集團的74和75軍，沒有實際的戰鬥。後來，我們就到了河南北部的安陽一帶。當時，從北京到保定這一帶是國民黨的統治區；從石家莊到邯鄲這一帶則是解放軍的解放區。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要消滅那一帶的國民黨兵。這時候，已經是一九四七年的十月底了。
後來，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開辦了一個「華北軍政大學」，裡頭特別為我們這些原台籍國軍設了一個「台灣隊」，把我們這些台灣來的兵，從前線送到後方去讀書。
藍：我聽說，那時候台灣隊還鬧過族群的問題，那是怎麼回事？
田：喔，那開頭是件很小的事。這個事件純粹是一個叫林斗的知識份子引起的。你知道，日據時代，台灣的農民子弟占大多數，知識份子很少；少數人才有條件讀到高中以上。這個林斗，聽說卻是東京帝大畢業的。那個時候，我們正在接受階級教育；由於我們這些會去當兵的台灣人主要都家境貧困的工農子弟，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這樣的階級教育。然而，這個林斗，原是剝削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照理說，我們應該要團結他，改造他才對。可我們這些階級意識覺醒了的工農子弟，卻因為他那種出身而對他很反感，跟他格格不入。他因為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感受不到這樣的階級問題，情感上也格格不入，而且對八路軍的民主集中制也看不慣，經常搞一些小動作……。我們批評了他，事情就是這樣子。其實也只是跟個人的生活、情感有關的私人事情。我聽說，他現在在台灣，改名叫史明，就是那個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台獨的那個史明；這點，我也不是很清楚。
藍：史明自己說過，他之所以離開解放軍，是因為看到共產黨利用閩南人、客家人、高山族的族群問題進行分化來而統治他們？
田：這是無稽之談，沒有這種事。我們高山族和閩南人或客家人之間有沒有族群矛盾？有。可我不認為這是多麼嚴重的矛盾。我想，一般農民的日常生活裡幾乎沒有這種問題。像我們馬武督的泰雅人和客家人生活在一起，當然也有生活上的矛盾，你比如說，他們如果要上山來，好像侵犯了我們，可是這種問題很容易解決；像他們編的竹製品，我們要用，不買就不行。當然，他們也有那種拿一根針跟我們換一隻雞的壞人，可是被騙久了，我們也會知道，其實一隻雞可以換一大包針……。我的意思是，不同族群之間的相處總免不了要經過這種互相佔便宜到互相了解的過程。但是，這並不是什麼不可化解的階級矛盾，我覺得。

（五）政協會議的台灣高山族代表

藍：在這麼多國軍俘虜裡，為什麼你後來會被選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田：我其實根本也沒什麼神通廣大的本事……。共產黨他們講一條：各民族平等，每個民族要有一個代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原則。當時，華北軍大台灣隊裡頭一共有十六個山地人，其他的多半在華東；因為考慮到交通的因素吧，所以代表就在華北軍大裡頭選。結果，選來選去，就選到我了。其實，我本事不大，只是學習的時候還蠻用腦筋的。軍事、政治方面，學習得比別人好些。我想，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就推舉我了。
藍：這樣看來，您糊裡糊塗地去當國軍卻改變了您的一生；也可以說是因禍得福吧？
田：開個玩笑，其實我該感謝蔣介石，他是最好的運輸大隊長（笑）…….。他不但把台灣騙來的兵送給八路軍，而且也把最好的武器送給八路軍。國軍整編七十師的編制是二萬五千人，實際上來大陸打內戰的大概有二萬人左右吧!據國軍整編七十師師長估算，新中國建立時，原七十師的台灣兵大概有七、八千人在大陸；據我所知，二八兵團就有60%是原七十師的台灣兵。目前， 像我們這種還在大陸的不多了，大概只剩一千人了吧!
藍：像您這樣留下來的高山族，後來的情況怎樣？
田：我們高山族有很多人後來去北京民族學院學習，歷年來包括大專班畢業的一共有163人。
藍：在那裡都學些什麼？
田：民族學院有歷史、少數民族語言、哲學、幹部培訓等四個系；看你是考哪個系就學什麼專業。像語言就是學「語言學理論」與「少數民族語言專業研究」。歷史系學的則是中國各民族間的關係、古代史、近代史等。……對，還有一個是中文系，專門研究少數民族的文藝。所以，一共有五個系。
藍：你們有固定聚會嗎？
田：每年一次，十月份左右，我們高山族都會固定聚會，紀念霧社事件。
藍：台灣家裡還有什麼親人？想不想家？
田：想啊!哪有人不想家的!我現在已經快七十歲了，父母早就過世了，離家時兩個年幼的弟弟，一個已經在一九九二年過世了，現在就只剩一個小我七歲的弟弟。我已經老了，就是讓我回台灣，我也不能幹什麼!（苦笑）可我申請過幾次，台灣當局就是不讓我回去。今年總算答應了，可是又說探親不行，要探病才可以；可我弟弟又沒生病。真是莫名其妙!不過，沒關係，我想只要能回去給父母掃個墓，用什麼理由都沒關係。
藍：最後，我要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也預祝您今年能夠完成返鄉探親掃墓心願。
田：我也希望你有機會常來北京。下次多帶一些原住民朋友來，我們再一起痛快地喝幾瓶二鍋頭。

後記

就在這次專訪之後的一九九七年四月，田富達先生終於能夠返鄉探親掃墓了；這個時候，距離他當年離台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之久；當年，他還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年輕小伙子，可此時，他卻已經是年近七十的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了。正是唐詩所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真實反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