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二、排他主義在「反服貿運動」中的運作
二○一三年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廿四周年紀念活動上,林飛帆公開宣稱:「我叫做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5]當然,這是林飛帆的個人表態。但在反服貿運動中,作為主要領導人的林飛帆也並未隱藏他以及運動指導部的思想基調。三一八之後,林飛帆正是以這樣的語言鼓動集體性「恐慌」:「一旦服貿、貨貿通過,我們要面對的可能就是中國來的公安」。[6]
三二三傍晚群眾衝擊行政院前夕,林飛帆用相同的「恐慌」語調向現場群眾公開喊話:
「今天我們很清楚,各位!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所以!我們都不想,我們都不想。」之後不久,從林飛帆手中接過麥克風繼續喊話的另一位參與者接著說道:「希望說,讓現場這群五萬人,去讓二千三百萬還沒關注這個議題的[知道]:大家都一樣,都是都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當天下午近五點,立法院前)[7]──當這般煽動性的公開喊話出現在抗議現場,不但沒有遭到任何參與者的反彈,還獲得熱烈的掌聲,運動指導部給運動規制的基調便非常清楚了。
除此之外,台獨運動者前往議場聲援學生的舉動,也能從側面體現運動指導部到底依據怎樣的意識形態而運作著。首先是資深台獨運動者史明三月廿七日親自前往立法院議場同學生會面,獻唱《台灣獨立軍進行曲》、高喊「台灣人萬歲」,全場學生投以熱情地鼓掌。[8]其次則是少數台獨派政治犯同往議場慰問學生。──後者尤其特別值得注意。後者在此時此刻所做的「慰問」,實際上是向絕大多數都主張民族再統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一種示威,同時也是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強暴」和「收割」。
三三○反服貿運動上凱道的那天,陳為廷與林飛帆分別做了兩次較長的演講。前述基調緊扣著「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這個新訴求登上凱道舞台。陳為廷說:
「我們要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改變現在的制度,現在的制度完全無法約束行政權跟中國談判任何的協議。因此我們才會站出來,才會看到張慶忠三十秒通過服貿協議的荒謬的現象。正因為要制止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們要求,要立法。我們提出了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他不可以是一個行政命令。他應該經過國會,經過人民的審議,經過人民的同意,來創立一個法律來規範未來包括當下的服貿的談判以及審議。」「他真正的問題,他真正的害怕點,他所追求的,根本不是台灣人民共同的未來,否則他不會去阻礙人民的實質的參與。他真正追求的是,他跟中國政府的共謀。他所追求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他所追求的,是他跟中國談好的協議的時程裡面,要去通過貨貿協議。要去通過未來他們從二○一二年就一直在談的兩岸和平協議。一直在談這些事情。這才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根本的矛盾。也正因此,各位在這個地方,所對抗的,不只是服貿這個東西而已。我們要求訂定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我們除了要處理服貿,還要處理貨貿,還要處理未來他們跟中國簽訂的各式各樣的協議。我們沒有、沒有要拒絕跟中國往來,我們沒有拒絕要跟中國往來,可是我們要求是我們跟中國往來的過程當中,今天在場的所有人,所有的台灣人都可以實際地參與、共同決定,我們要怎麼往來對不對!(群眾:對!)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對不對!(群眾:對!)做自己的主人對不對!(群眾:對!)」[9]
林飛帆則說:
「從佔領國會那天起,我們已經寫下歷史,這歷史不是因為我們佔領國會,而是因為我們佔領國會行動中,對台灣現行憲政體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關係間,也做了新的定義,我們告訴政府,台灣未來屬於全台灣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台灣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提出四項訴求,第一退回服貿協議,第二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的是專法,而不是行政命令,要求先立法再審查,這項訴求從我們進佔國會第一天起,就一直堅持,沒有改過,任何輿論誤導,沒法分化、削弱我們。第三項訴求,希望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因為當前政府喪失根本統治正當性,只有由公民發起,邀請台灣各界政治、社會代表,才有能力在現在僵局中開創新歷史,解決新困境。第四項訴求,還是要回到國會,希望朝野立委跟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人民訴求。」[10]
陳林二人的演講,把重點擺在如何阻止「中國」對「台灣」的「併吞」。至此,關於服貿到底是不是「自由貿易」,關於自由貿易是否應該「一反到底」,關於台灣是否應該徹底拒絕服貿,甚至,關於參與此次運動的民眾為何過去默許WTO、米酒、美牛、台紐台星自貿協訂(而且將來未必繼續參與反對TPP的鬥爭)等問題,顯然早已不是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所關心的重點了。
當運動指導部用排他主義的基調統率一切問題,服貿實際上就在所有問題重置的過程中隱沒了。如同台獨運動者史明四月二日晚間再度進入立法院時對學生說的:「現在是路線的鬥爭,不再只是服貿通過不通過而已」、「現在就是要強調,我們是台灣人」──史明已經把話說得相當明白了。[11]換言之,即便運動嘴巴上喊「撤回服貿」,重點也不再是論證服貿如何絕對惡,而是要用一套「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來框住包括服貿等兩岸之間的協商。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這場反服貿運動正式演化成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12]實際上,在社會氣氛高度緊張、人際關係的撕裂已讓所有人都很疲憊的現在,在全民通過各種媒體與謠言耳語惡補各種服貿資訊的現在,甚至在民進黨根本就不反服貿的現在,到底還有多少人堅決徹底反對服貿?如果絕大多數人開始承認服貿的必要性,卻又不願意爽快使之通過,那末,這樣那樣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就可能成為多數民眾在情感或理智上給自己臺階下的理由。──即便這樣的理由可能在將來反噬我們自己。
當運動指導部在排他主義的基調上,將對岸的大陸「總體化」為敵人的時候,此岸的台灣也被他們「總體化」了──這似乎意味著台灣內部對於服貿議題只有鐵板一塊的意見。但我們也可以說,恰恰是因為這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前述基調上排除了從其他角度介入服貿議題的可能性,從而也把不願按著運動指導部的基調談論服貿的台灣人,排斥出去,甚至被迫噤聲。於是又強化了台灣島內似乎只有一種聲音的現象。即便服貿存在這樣那樣值得檢討的問題,但只要不按照運動指導部所規制的基調談論服貿,就沒有發言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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