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缘到京台两地的告别与追思现场，只是遥遥向林书扬前辈致哀，在家抄录台湾马场町秋祭时常被咏诵的一首诗，作为对他的怀念。－——《献给那永远年轻的同志》（2005年10月）：“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为更多的人尤其生活在大陆的人们能了解台湾曾经有这样一位高举爱国旗帜、一生坚定前行的老人家，笔者依据上述文稿及相关图片，加上自己对前辈的肤浅认识，整理出此文以作悼念。
2012年10月12日凌晨，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台湾“80后”邱士杰写的：“林书扬同志两小时前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哀思由心起。之后是我们和海峡两岸的其他网友联手写博，自发编撰感念文字、转发历史图片，以不同形式来共同悼念这位一生坚持信仰、恪守理想、以命实践、献身祖国的前辈。
他的坚定受世人敬仰

图1，“林书扬同志纪念海报”第一种，邱士杰提供

图2，1991年林书扬和陈映真走在“五一”游行前列，李文吉拍摄
林书扬走了。“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旗下的多个团体所组成“林书扬先生追思筹备会”，他们以《林老 书扬同志 行谊 》（劳动党网页 http：／／www．taiwanlaborparty．com）为题，发表了生平简介，并迅速张贴出纪念海报（见图1）。香港的文汇报、中通社和台湾的联合晚报、立报等港台媒体迅速作了报道。林书扬去世后，前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以“社会主义的圣人”来赞誉林书扬，说“他是用生命实践左派理想，不仅关心国家大事，更关怀世界大事…”。岛内评论说“台湾现代史中一个最崇高的灵魂离开了人世”，称他是“与陈映真并列为人格备受推崇的台湾左派思想家”。海外友人“AWC日本联络会议”在唁电中表示“我们对他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对他长期坚持站在斗争第一线的身姿；以及他对社会，历史敏锐的洞察力，一直怀着尊敬之念。” 甚至台湾“独派”作家、曾为陈水扁“就职”演说稿执笔的江春男（笔名：司马文武），也在苹果日报的【司马观点】专栏中，以《台湾最后的战士》为题，追思林书扬。他写道：“在台湾坐牢34年多的林书扬，5天前病逝于北京，享寿86岁，他从1950年关到1985年，从25岁关到60岁，这位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信徒，他一生坚持以无产阶级战士自居，被台湾左翼人士称为社会主义的圣人。”

图3，林书扬同志追思告别式现场，左富莲拍摄
10月21日，“林书扬同志追思告别式”在他的故乡台湾举行。据当地的世新大学研究生左富莲介绍，现场摆放一张大幅黑白照片，画面上的林老自然地撑着脸颊，从容地看着来送行的他老同学、旧识、同志与后辈，彷佛在说：“同志们，我走了！但再也没有人能熄灭，我所点燃的火炬！”（见图3）。这照片是由台湾著名摄影家何经泰拍摄，他在21年前出版过《白色档案－何经泰摄影集》（台北：中时文化／1991年6月），通过镜头让大众认识了台湾左翼运动与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
11月17日，在台湾大学集思会议中心，林书扬先生追思筹备委员会以“不屈的斗魂、思想巨擘、战斗旗手”为主题，举办“追思纪念暨《林书扬文集》发表会”，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等300多名各界社团代表出席，包括从日、韩、菲专程赶来的海外友人。记者报道说，看到现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更有女性抱着年幼的孩子。追思活动中，除了同为“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陈明忠讲述林书扬生平、与会团体代表讲话之外，还通过播放影片、文章朗诵、歌曲演唱、文集发表的方式，阐述林书扬一生的思想与实践。纪欣表示：“2008年5月两岸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迎来和平发展阶段之际，林书扬提出‘促和谈、促和议、促和统’的新阶段运动号召，令人感佩。”吴荣元表示：“林书扬创造性提出的统左纲领运动理论，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须以推动中国的完全统一为使命；民间统运是承继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反帝反殖的中华民族解放历史；因此中国只能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即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中国新闻社、香港中通社2012年11月17日电）会议结束时，全场一同高唱《国际歌》。
但，这些似乎不足以表达人们的不尽哀思。一些悼念文章也相继发表，缅怀这位用生命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前辈：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学院荣誉教授关晓荣首先以《为了面对的告别──敬悼林书扬先生》为题发表悼文（人文与社会网站http：／／wen．org．cn 2012年10月17日），他写道：“谨以面对向林书扬先生致敬与告别：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生命史中”。关晓荣曾执导电影《我们为什么不歌唱》，这是一部通过访谈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真实还原历史场景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书扬讲述狱中那些即将被枪决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如何视死如归的情景。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称其为“台湾战后第一支以五○年代肃清共产党人的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在清理台湾的战后史上，意义重大，在台湾纪录电影史上，有重大地位。”（《白色恐怖纪实影片座谈会》／台北：《电影欣赏》第73期，1995年11月）
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以《最崇高的灵魂──悼林书扬先生》为题发表悼文，说：“林书扬先生（1926～2012）走完了他不屈的气宇轩昂的一生，留下了高大的典范。…从思想的启蒙批判到街头运动，从组织政治受难者团体到组织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他带领着大家树起了台湾左翼民族统一运动的旗帜。”（《台湾立报》－【言论广场】－【瞭望台】2012年10月18日）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统一委员会）的悼文《悼念劳动党名誉主席林书扬同志》在台湾发表，他们说：“对于日本的我们来说，林书扬同志也是一位给日本及亚洲人民解放运动指引道路的巨星。战后，在日本革命运动失败的形势下，对于我们这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出发的日本共产主义者们，林书扬同志亲身引导我们，从战前的运动转继为东亚人民的反日帝斗争。另外，他还指导我们，作为在日帝统治下的运动，要为亚洲人民的解放运动肩负重大的责任。不仅是我们，所有与林书杨同志相见过的日本工人、学生，都对这位在反帝、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老前辈怀有深深地敬意。”（《台湾立报》，2012年10月26日综合版）
台湾大学博士生邱士杰以《“他终于全都是革命”：记林书扬先生 》为题发表悼文（人文与社会网站http：／／wen．org．cn 2012年10月30日），他写道：“在追悼会上凝视着我们的林书扬，不亦以其毕生的实践，教育我们要能仰望光明、仰望那丝指向社会主义与人类解放的曙光？”。他还在微博上悲恸地发自内心提出：“要怎样纪念林书扬同志才能表达我的哀思呢？”。我看到后不禁回应：“纪念就是发扬他的精神和传承他的理想。”
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台湾著名媒体人、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的悼文《远行的林书扬》（《南方周末》－【小档案】2012年11月2日）。
全国台联（全称：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旗下的《台声》杂志发表了台湾著名作家、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的专稿《追悼台湾社会的良心——林书扬》，文章结语写道“林书扬先生是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良心犯。他不但成就了台湾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他的文论更为被挖去左眼视角的台湾社会留下了难得的知识良心。”（北京：《台声》2012年第11期第72页）。蓝博洲是第一位通过田野调查、历史寻访，用文学形式，让大众了解林书扬等岛内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坐牢的“老政治犯”。20年过去，蓝博洲还是笔耕不辍，，他说要不断地写下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
一些年轻网友感慨而言：“对于最近才知晓和了解林书扬前辈的我来说，惊奇、敬佩和遗憾、悲痛俱存。”；“虽然林书扬是左翼，但真的左翼和真的右翼，都是让人钦佩的，因为他们是真的在相信一些东西……”；“林书扬可以说是坐了一辈子牢，但是，两岸统一的思想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湮灭。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推动两岸统一运动。堪称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建议，两岸电影工作者应该合作，将林书扬的事迹搬上银幕，以传颂两岸。”
我无缘到京台两地的告别与追思现场，只是遥遥向林书扬前辈致哀，在家抄录台湾马场町秋祭时常被咏诵的一首诗，作为对他的怀念。－——《献给那永远年轻的同志》（2005年10月）：“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为更多的人尤其生活在大陆的人们能了解台湾曾经有这样一位高举爱国旗帜、一生坚定前行的老人家，笔者依据上述文稿及相关图片，加上自己对前辈的肤浅认识，整理出此文以作悼念。
他的坚贞无人不折服
林书扬的同志们和“老同学”（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之间的互称习惯）称呼他为“林桑”。桑，本来在日语里是“君”，即对男人的礼貌用语，相当于“先生”。也许他们觉得，这是对这位生长在日据时期、为祖国统一而坚忍不拔的林书扬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我起初依礼貌称“林先生”，后不知不觉亦从之。
爱国主义者林书扬的一生是无可复制的，尽管遭遇前所未有的坎坷，却始终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过去。就是在今天，当我梳理以下资料时，都感到异常的枯燥和沉闷，无法想象他怎么一步一步走的。也许两年前关晓荣到台大医院探视时先生的直白回答就是最真实诠释：“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法度生活下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为了面对的告别──敬悼林书扬先生》／关晓荣，2012年10月17日）
1926年，林书扬出生在台南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麻豆林家”在清末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有所谓“台湾三大林”之称，先祖林文敏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从福建安溪渡海来台，在嘉南平原的麻豆地区打拼。他白手起家，后经营糖业而致富。其第二代共七房，各自兴建宅院（当地人称之为“大厝”）。其中的“新四房祖厝”（半边厝），位于现台南县麻豆镇兴农里和平路20号，建于光绪元年（1875年），原为“三进四合院”，堪称“南台湾之最”，已被纳入当地“历史建筑宅第”之列，成为岛内著名的观光景点。林书扬就出身于四房，他的父亲在属于“麻豆林家”四房的第四代，是一个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意识的地方士绅，虽说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但终其一生坚持不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这样的时代气氛与家庭背景，对林书扬以后的学习方向、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养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响。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前夕，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汉文，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此彻底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在这样的处境下，林书扬受到大表哥庄孟侯的启蒙，自觉地抵抗学校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他在庄孟侯的藏书里找到了左派理论的经典、“新文协”（1927年10月－1931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的一派，主张“台湾解放运动应该使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的运动传单；并且在家乡跟村子里的老农学会了他们当年所唱的农组的战歌与共产党员所唱的劳动歌曲。通过这样的秘密阅读，他与台湾反帝左翼运动的传统接上了继承关系。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人民兴高采烈迎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林书扬投入台南地区“还中会”的复归祖国宣传活动，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斗争经验。2005年纪念台湾光复60年之际，他曾回忆说：“日本投降，过去殖民地生活的苦痛转变成期待尽快回到祖国。那种怀着一份祈求解放的心几乎全岛都在沸腾！”（《海峡两岸共纪念 台湾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光荣》／中华网2005年10月25日）
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随即针对以地下党为核心的台湾左翼运动，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红色肃清与逮捕行动。
1950年5月31日半夜，组织读书会的林书扬在家里被秘密逮捕，起因是他的同学、医生谢瑞仁刚当选麻豆农会理事长就被控成立中共“麻豆支部”。与此同时，麻豆地区共有36人遭捕。9月26日，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建立叛乱组织、发动民众运动、鼓动业佃斗争等罪名判决，谢瑞仁、蔡国礼、张木火等3人判处死刑；孙清诰、李国民、林书扬、钟益、陈水泉、黄阿华、王金辉、李金木、蔡荣守等9人判处无期徒刑；郭天生柯士密等6人判刑15年；李铁丁等7人判12年；王清波等5人判10年；胡图等6人判1年。9月30日，谢瑞仁等同案3人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这就是台湾人民既熟悉又陌生的“麻豆案”。
林书扬坐牢长达34年又7个月，是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期间，他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与母亲相继过世。面对家里一连串变故却不能回家奔丧的林书扬，无论是在绿岛集中营还是在泰源监狱，依然一贯地严肃而认真的面对自己那漫无终结的囚人生涯。他在追记了这段经历时写道：“绿岛方圆16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拼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相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1984年12月17日，林书扬与同案人李金木被“假释”。出狱后，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进步思潮与政论的同时；开始发表自己的论点、建构台湾统派左翼纲领和运动理论，串连散居全岛各地的政治难友和志士同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全力支持台湾统派左翼的组织活动。正如他所自述的“本人假释出狱。初靠翻译赚稿费维生，后来开始自写。陆陆续续，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论所写文章的题目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识立场和思想脉络是贯穿的。读者一读便知（有朋友担心因其如此，书可能卖不好）。但那是本人在三十四年七个月的长期狱囚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经证明了它。”
1986年，林书扬发起成立了促进中国统一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员上千人，多为服刑10年以上的政治犯，“多数的成员是二战结束后中国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的两岸的关系者”，“几乎都是‘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时期总动员法’、的罪名下服刑者”。他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面临很大困境。林书扬以其卓越丰富的理论素养，高度修养的人格特质，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得到“老同学”们的尊敬，并被推举为总会的第一届会长。林书扬与曾玉娴（政治受难人遗孀，原名曾玉娇）结婚时，400多位政治犯集聚一堂，“老同学”陈其昌创办的《远望》杂志还以婚礼作封面，题为《超过一万年的祝福》（台北：《远望》创刊第四集，1987年3月）。1987年，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制统治下，林书扬创办党外运动刊物《前方》。该刊基于以工农两阶级为基础的阶级立场，对当时试图抹煞社会内部阶级差异的“民间社会论”展开了最早的批判。
1988年，在岛内“台独”势力嚣张、众声噤若寒蝉的时刻，林书扬参与推动“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与成立，担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中国统一联盟”是1988年在台湾正式成立的政治团体，也是台湾第一个公开主张祖国和平统一的群众性团体。邓颖超、江泽民等领导人先后会见过“中国统一联盟”大陆参访团。
1989年3月，林书扬发起组织“劳动党”，公开声明劳动党“是以争取劳动权益所结合的政党”，“主张社会主义，伸张社会正义”，“期望用参政的方式，直接改善劳工的福利”。为鼓舞同志士气，花甲老人亲任副主席。与此同时，他发起组织翻译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史）五卷正式出版；为重建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与批判“台独”史观，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材料。

图4，200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举办“还原二二八座谈会”，党主席马英九（右）出席致词，并向政治者受难者林书扬［中］、陈明忠［左］鞠躬致歉，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图5，现名：马场町纪念公园；2001年3月18日返乡探亲的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参加春祭后与林书扬（戴帽并穿风衣者）等合影留念，陈炳基提供

图6，现名：台北市示范公墓·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位于六张犁的纪念碑石，李文吉拍摄，吴小珊提供
1991年2月28日，林书扬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及牺牲者家属，在台北青年公园旁的马场町刑场，首次公开举行追思纪念会。1993年起，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季的“追悼大会”。春祭在马场町刑场（现名：马场町纪念公园；图5，2001年3月18日返乡探亲的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参加春祭后与林书扬［戴帽并穿风衣者］等合影留念，陈炳基提供），秋祭则在六张犁公墓（现名：台北市示范公墓·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图6，位于六张犁的纪念碑石，李文吉拍摄，吴小珊提供）。
1991年4月21日，劳动党于台北市召开第二届全党党员代表大会，林书扬被选举为副主席，负责起草劳动党党纲的修订草案，并对修订的内容做了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台湾劳动人民要寻求解放，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除了通过国家统一之外，别无他途，也只有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内，台湾的勤劳大众才能免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我党认为，国家统一是台湾劳动人民获得阶级与民族双重解放的具体保证。为了台湾勤劳大众的利益，我党无畏地提出国家统一的政治要求，并明确地写入党纲之中。”
1992年，林书扬被选为“中国统一联盟”第五届主席（1992－1993）。同年，《从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一书，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对台湾文化思想界起到重要的思想影响。
1992年，林书扬发起与日、韩、菲、印尼等亚洲进步人民团体的同志为了反对美国支持日本派兵海外，共同发起创立“全亚洲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及日本派兵海外运动联盟”（1995年正式名为“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运动联盟”，Asia－Wide Campaign against the U．S．－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omination of Asia，简称AWC）。这个组织多年来致力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以及美日军事基地的扩大及再编成。后又与东亚地区进步学者、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国际论坛，旨在促进东亚的和平、中国统一与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展开国际团结。
1993年，因“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员曾梅兰在台北市郊乱葬岗里发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墓群，林书扬随即团结社会各界领袖，共同开展“五○年代白色恐怖平反运动”。台湾当局于1998年 6月17日公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林书扬将自己所获得的近千万元补偿金全数捐出。（图4，200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举办“还原二二八座谈会”，党主席马英九（右）出席致词，并向政治者受难者林书扬［中］、陈明忠［左］鞠躬致歉，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1997年2月22日，第一届“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此后由“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国际论坛在日、韩等地的秘书处轮流筹办。
2000年，林书扬担任台湾劳动人权协会（简称：劳权会）会长、劳动党荣誉主席。劳权会出版《劳动前线》双周刊和一个年度的《台湾劳动人权报告》，“期望可以书籍来灌输劳工更多的观念，让劳工有更多的思考方向”。比如《劳动前线》第32期（2000年5－8月合刊号），既有对台湾当局劳动政策的批评，又有对国际工运的注视；既有对台湾当局“台独”新布局的批判，又有对G8冲绳高峰会的观察。全刊大大小小总共17篇稿件，署名林书扬的就有两篇，他在文中一针见血指出：“一个时代的阶级运动有前进性的，也有逆向性的。阶级利益在一定历史时空条件下能否升华到合乎整体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它的正当性的唯一标准。也是决定该阶级的历史性存亡命运的唯一标准。”
2001年8月24日，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台北市召开“经发会”，讨论焦点是调整“戒急用忍”政策、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动员百余名群众、基层工会干部前往会场外抗议并组织游行，林书扬强调“台湾定位问题不仅关系到营造两岸和平，再造台湾经济，改善岛内就业环境的迫切需要；更能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抛弃敌对大陆的做法，把用在军备预算、金援外交所浪费掉的大笔人民血汗钱，改用在社会福利、促进就业和就业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照顾多数的劳动人民”（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5日第2版）。同年10月20日，民进党在高雄市召开第九届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林书扬等“中国统一联盟”会员率同200人在会场外集会，现场拉起写有“一个中国、两岸和平”的横幅，大声疾呼要求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并高喊“振兴台湾经济、实现福利社会”的口号。他们表示，民进党应该取消“台独”党纲，抛弃错乱的国家定位，真正给台湾一个机会，让台湾人民心里安定。（北京：《环球时报》 2001年11月6日）
2002年2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研讨会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馆隆重举行，会议就“日美安保条约”、“教课书问题”、“朝鲜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讲演，近20多名大学教授、学者参与专题讨论，这次会议受到日本各界广泛的注目，林书扬率台湾代表团出席。他在京都、大阪、神户华侨总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讲演时说，“祖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治安良好，是近百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太平盛世。相比之下，台湾经济萧条，治安败坏，台独势力猖狂，人民十分不满。作为台湾人，我们希望祖国尽快实现统一，我们认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选择，再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人民网2002年2月24日本大阪24日专电）
2002年起，林书扬推动长达6年的“新民主论坛”运动（“两岸和平发展·新民主·联合论坛”）。对此，他曾表示，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两岸统一；但作为台湾人，他充分理解到，两岸能够和平统一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只要统一运动有新一代接棒，不担心人少，就表示和平统一仍有希望。（《台湾本省人高呼要统一》／香港：《明报》2002年10月2日）
2005年3月21日，林书扬应全国台联之邀，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情况的座谈。他在日后的讲话中就此指出：“不论台独论者如何反对，去年对岸公布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鉴于战后台湾问题的种种纠葛，主要缘自内战与冷战的残留因素，对岸从酝酿、研究、立法过程中便显得十分谨慎，对国际的先行沟通作业也足够。其正式成案公告之日，除了台湾岛上的抗议活动外，国际上并未出现异议声音。可见有关‘一个中国’的法理认定已经是国际公认的事态了。”（《台湾六十年──探索分离运动社会内因之一端》－林书扬在夏潮联合会会员大会的讲话／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6、秋季号）
2010年起，《林书扬文集》全套四辑陆续在台北出版，即《林书扬文集（一）回首海天相接处、《林书扬文集（二）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文集（三）有了统一才能自决》、《林书扬文集（四）劳动者，团结起来》（人间出版社／2012）。林书扬在自序上坚定的表示，“不论所写文章的题目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识立场和思想脉络是贯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个月的长期欲求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经证明了它。”
2010年，林书扬晚年因眼疾、免疫系统等身体问题，由妻子陪同赴北京接受治疗。
2012年，林书扬被所有“老同学”推举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荣誉会长。10月11日深夜，林书扬终于因为长期系狱而积累体内的黄曲毒素所引致的肝癌而逝世于北京。他的家属及同志们随即遵嘱将他火化后的骨灰护送回到他一生战斗的家乡。
他的坚守待后人传承
1980年代后期，我调入北京市的对台工作部门，工作需要我们每天大量阅读台湾报刊书籍。于是，我们了解到台湾有这样一批坚贞不渝的爱国志士，林书扬的传奇故事让我们对他的景仰之心油然而起。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被岛内民间誉为“台湾的曼德拉”的英雄人物。
直到1994年9月，我们才第一次机缘巧合地接触到这些 “老同学”。那年，劳权会组织了由执行长王娟萍率领的“大陆十一庆典访问团”来北京，全国台联负责全程接待。时任全国台联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延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安排拜访工会系统。我迅速找到市总工会联络部干部蒋文阁，虽说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还是给安排得妥妥当当，双方见面亲如兄弟，座谈很成功。我和他们交谈时，了解此团里就有坐牢十年的“老同学”，感到非常讶异，也由衷敬佩他们。
而最早接待大名鼎鼎“老同学”林书扬是在1998年3月。那天，率岛内劳动党青年骨干来京参访的林先生，由他的好友、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引见和陪同，应邀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叙谈，副主任赵华兴热情接待这位声名远播的 “统派”旗帜人物。林先生说话语气温和，与我们交流对形势的看法，即使说到惊天大事也出奇地平静，反而衬托出老人的铮铮铁骨和坦荡胸怀，在座者无不感叹老人家的坚毅。
以后，我又几次见过林先生，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林书扬应邀来京观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陈炳基约我去看望他。我是下午去的，林先生谈兴很高，晚餐时间到了，他意犹未尽，邀我随团进餐，餐后接着聊，听了我有关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情、全球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分析后，鼓励我坚持做下去。后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局局长乐美真也来看他，话题从国庆盛典、港澳回归自然而然地转到对祖国完全统一的期盼。谈及对台湾爱国志士的纪念，林先生由衷希望在大陆能为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牺牲者立碑或设置相关纪念标志物。我们表示会向组织上反映，同时也表示个人有机会赴台时一定会去祭悼英灵。几年后，我们也确实分别履行了对前辈的这个承诺。
前几年，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专题征文中，我读到乐美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接待了一位曾在绿岛坐牢多年的台胞，他出狱后从台湾辗转到北京，当他看见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时激动得落泪。”（《于无声处有英豪——缘自<潜伏>的话题》／镇海新闻网 2009年9月17日）。读到此处，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这或许说的是林桑”。
记得是在2000年10月，我突然接到全国台联联络部的传真，邀我参加他们与劳权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我高兴之余也有些纳闷。上会后，副会长兼部长的郑东宁揭开谜底：“林先生让我务必通知你参加…”，直到今天，那份关怀带来的温暖还存在心底。因为在以往的交谈中，林先生了解我对台湾社会知之甚少，他就借会议给我创造多角度、多层面认识台湾的条件。
那天的研讨一结束，我和几位与会台胞陪着林书扬匆匆吃过晚饭，径直赶往北京大学。北大校内社团马克思学会邀请他到作专题报告，题目是“五○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当林先生走向校园时，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卢咸池部长（在京台胞、北京市台联会长）已在大门外等候。走进教室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有学生也有老师，不少人没有座位，站在门口、墙边听课。课堂里安静得出奇，只有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先生的板书，但见他写下三个大字——“马场町”。林先生从基础知识讲起，讲到白色恐怖的由来。他说，这不是法律用语，而是传媒用语；白色代表保守、反动，相对于白色的是红色，代表激进、革新。他还讲到在马场町殉难的战友们，他说：“不必讳言，五○年代政治案件的涉案人，多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为信条”。

图7，林书扬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同学们交谈，吴小珊拍摄
演讲刚刚完毕，青年学生就拥到讲台前，围着林书扬问这问那（图7，林书扬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同学们交谈，吴小珊拍摄）。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问得相当大胆：“我有些迷惑，请问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比，哪一个更恐怖？”、“你对魏京生出狱作何感想？”、“你对李敖竞选台湾领导人怎么看？”、“你对陈水扁怎么看，他是代表谁的利益？”、“林先生作为本省人，当统一联盟主席，会不会被骂作台奸？”、“本省人有多少人留恋日本统治？”，甚至问到“你究竟拿了共产党多少钱？”、“你坐牢34年有政治上的灰心吗？”、“出来后看到台湾的变化有何感触？祝您健康！”林书扬不急不火，一一作答，让我们看到他对未经世故年轻人的体谅和包容。至今我相信，他的那番结语会永远在未名湖畔回荡：“我一会儿没有过后悔。内心支持我的是——进步必须有代价，代价必须有人承担，那就由我们承担！”
等待林书扬答疑结束，我们陪老人家缓缓地走出已然寂静的校园。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台生、劳动党员林哲元为前辈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目送那裹着单薄风衣的瘦弱身形上车远去。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几年后写入我的台湾纪行散文《血溅马场町》里。
由于那场研讨会，我认识了郑东宁，而且在以后不长的日子里成了配合默契的好朋友。说“默契”是因为他会在半夜两三点打电话给我，讲某台胞遇到麻烦亟待解决。说“不长”是因为相识只有两年他就走了，走时才54岁，令人扼腕叹息。他病逝的消息传到岛内后，林书扬立即让还在京读书的林哲元代送奠仪。哲元与我商量，我说：“其实可以不必啦，政府和单位都会照顾好的。”他说前辈执意要办的。
回想起来，与林书扬的相识时间不长、相见机会不多，但每次都让我难以忘怀。比如，他率团来京交流时，总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各方关注、交流看法，即使在我接送他时的车上聊天也从不空谈。发现我有长进，他不仅及时肯定、热情鼓励，还用探讨的方式指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说到我生疏的事情，他会把他手头有的相关文稿送给我。再如，我随团赴台交流时，虽有林先生的电话号码，可从未主动去拨过。主要考虑自己的行程很紧，会亲访友很难约定且多在夜里，而前辈年事已高，不好随便打扰，所以仅仅托好友捎口信问候。他知道我来了很高兴，嘱咐年轻同仁，我有什么愿望要尽量满足。其实，我没别的愿望，就是想去马场町、六张犁。2003年底，我再次随团赴台交流，通过蓝博洲和李文吉的帮助，我终于实现了这一久有的心愿，回到北京写下了《血溅马场町》、《走出六张犁》两篇纪行，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包括一些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在大陆的亲友，为烈士“魂归故里”做出了应尽的努力，也算完成自己对前辈的承诺。
回想起来，前辈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在一路征程上的坚定、坚强、坚毅、坚贞、坚实、坚守……，还有对“老同学”、小同志们的温暖深情。思往事，亦如王津平所言：“他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青年导师、精神领袖”，而他对海峡两岸晚辈后生的鼓励，可谓“今君虽终，言犹在耳”，激励大家勇敢担当、奋进向前，让爱国爱乡爱人民的薪火不断传下去。
（感謝本文作者吴小珊女士供稿！，本文原載於中國台灣網：http://www.chinataiwan.org/plzhx/zhjzhl/zhjlw/201302/t20130201_37368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