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案：这是一篇旧的论文，很多年以前写的。正因写作时间太久，因此内容都需要再行修改、增补。但由于「湾生」（日据时期出生在台湾岛内的日本人）问题而折射出的台湾人亲日情节刚好在最近岛内上演，所以我也藉着这篇旧文加映「湾生」的另一种人生历程。这位湾生就是台湾岛内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期的运动者，山口小静。－－邱士杰

午后，又单独到海边，这次才看到蔚蓝而灿然的海。一个人真想跳起舞来。好多裸体的人在拖着翻覆的船只上岸。躺在沙滩上读《俊宽》。七点左右回到家里，山口小姐已经早一步先走了。

──永仓照子日记，1920年2月18日[1]

能回去更好，不能回去，也算了。共产主义者，到处都是家。祝你健康。

——苏新，1978年11月17日

1.皇国氛围的台北与社会主义的东京
山口小静生于一个全然与社会主义思想捍格不入的保守家庭，同时也生长在日本殖民压迫之下的台湾。小静的父亲山口透（1856-1938），曾在甲午战争之际担任近卫师团的从军记者，随着最终死于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行走各地。后来则担任起供奉北白川宫之台湾神社的神官。小静的祖父、父亲、母亲，均有深厚的汉学或国学背景，祖父并在台北各校教伦理。小静的大哥也是神官，二哥则毕业于东大法学院，是右翼团体「兴国同志会」的一员。对于少女时代就被视为才女的小静，山口家也进行了有计划的培养，1916年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女学校（今北一女）之后，便送至东京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科。[2]她父亲准备让她在女高师毕业后当上女子学习院的教授，期待有朝一日能成为皇族公主的恩师。[3]
小静十岁时，发生以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为主角的「大逆事件」。当局宣称幸德等人意图以炸弹暗杀当时的明治天皇。在一次饭后聊天里，对着小静及其母亲，山口透以此事问她们两人的感想。小静的母亲赞同山口透的判断，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坏人。然而小静却语出惊人表示不以为然的看法。其言一出，不但极大地激怒其父亲，她母亲也将小静拉至另处，看着她，悲愤欲绝流着眼泪说：[4]

生出会说这种大逆不道之言的女儿，是我的耻辱，我对不起妳父亲、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供奉在神社的北白川宫。我要把妳抓起来刺死，我也要切腹谢罪。

小静幼年的这番经历，彷若是种预示。
小静年长之后遂前往东京女高师学习。1919年前后，小静结识了两位成为终生友人的女同学：永仓照子（永仓てる｛子｝、林てる｛子｝，1900-1923）与贝原泰子（贝原たい｛子｝、西たい｛子｝，1894-1930）。永仓照子曾在其日记中记下了她与小静当年的苦闷：[5]

｛1920年2月17日。｝终于下雪了，一天中翻翻杂志，在床上翻来覆去，吃着纳豆，与山口小姐聊天，感觉到人类被安排的境遇是很重要的，田园的土味，无论如何是拿不掉的，我们会反抗环境，最终还是会被环境所征服。山口小姐是个怀疑家，因为动弹不得的处境而感到被囚锢。但她却是一个不能不动的人。｛1920年2月18日。｝如雪国的阳光那般蒙眬的太阳出现于松林之间，仰首看了几次，会是好天气吧。很想看蓝色的海，真是不看就不想回来，早餐后，两人相伴到海边，浅绿色的海，漆黑的天空，山口小姐在冷风中静默地伫立着。我将头缩在风衣里独自走着，真受不了这么忧郁的海，我满心渴望着光明。

被禁锢的、在冷风中凝望着海面的小静，当时想到了什么？
1919年秋，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在东京女子大学发表演讲，小静起而提出挑战性发言，在女学生中造成轰动。[6]不久，小静等三个女学生前往著名的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运动家山川菊荣（1890-1980）居所拜访。[7]山川菊荣的爱人即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先驱及领导人，也是日本共产党创党期的关键人物。对于始终感到思想受到束缚的小静来说，她与山川夫妇的接触是其急剧激进化的契机。小静自此开始参加山川均所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水曜会」。[8]1920年夏天，小静并与永仓、贝原等女学生进一步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团体，也集会于山川家中（东京府荏原郡大森新井宿六八二番地[9]）。山川均回忆：[10]

好像是1920年的夏天，有五六位女性说要开研究会而来使用了我的住家。就在这研究会上，我首次认识了山口小静氏。在这会上，我也讲过一二次话，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位难得的、思路明晰的人。

山川菊荣则云：[11]

这一没有正式名称的女学生团体，每周或隔周到我在大森新井宿的家里集会，有时我作讲话，山川先生也来讲过。记得当时是好像不以妇女问题而以社会主义的原则论为主题。因时际会，常提起俄国革命，刚好罗素也到中国访问，改造社的山本实彦就顺便请他到日本，这位罗素以纯然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提出猛烈批判，当时正值堺利彦与山川进行反击的时候，当然这些也会被提出来讨论。

不久，与会同学希望能进一步与女性劳动者交流。于是山川菊荣便至劳动总同盟本部与铃木文治（1885-1946）等人会面。恰巧有一《日日新闻》记者在场，菊荣本不欲明言。但因铃木与那位记者的保证，菊荣便将女学生们的希望说了出来。同年5月便与富士瓦斯纺织会社几位热心的女工在铃木家进行了半天愉快的座谈。本来还想每月进行一次，然而女工旋因罢工失败而被解雇，而且那名记者竟将座谈会写成同月28日《日日新闻》的头条，导致警察冲到东京女大恐吓校长安井哲子。没有面对过警察的校长便在惊慌中开除了永仓照子与贝原泰子。[12]
2.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活斗争
由于小静自十七、八岁便肺病缠身、又想专心于社会运动，早先即曾自请退学。但校方爱惜她的才华，便劝她保留学籍；只要接受形式上的考试，便能于次年（1921）3月毕业。然而《日日新闻》的报导扭转了一切。女高师一反态度，竟将小静无预警退学。[13]
永仓与贝原，后来分别与新人会的指导者林要（1894-1991）以及《社会主义研究》的编辑西雅雄（1896-1944）结婚。只身离家的小静，则因愈发严重的肺病而决定离京疗养。永仓照子写给林要的信中提到：[14]

｛1920年12月11日。关于结婚之事，｝也有山口小姐的恭喜。但她还是要独行，感觉路是要一个人独行的。山口小姐与菊荣夫人，可能对我有所不满。但就积极面而言，大概也不至于放弃我。山口小姐说：「我将暂时对付病魔，等着您重新出发的日子。」

小静自1920年9月起，连续有38、39度的高烧，10月11日更住进医院。[15]与此同时，山川均也因重病而被医师要求暂离东京去静养，遂于10月转移到茅崎西海岸暂住。[16]小静拜托山川菊荣，在山川均居所附近找处套房给她。被退学的贝原泰子也受山川菊荣的拜托而至当地照顾山川均。小静于12月到茅崎海岸。[17]在茅崎的这段期间里，山川均与小静有了更多的往来，山川均回忆道：[18]

那年冬天，在我转地疗养的地方，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和山口氏有谈话的机会。同志山口小静氏是我所认识的许多同志中，能最切题提问的人。而且对我前日所讲过的话，还能在次日反覆思考的人。几个月之后回来，她已成为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一位热烈的革命家。直到同志山口小静氏死后，才听到她为决心投入实际运动而放弃与爱人结婚的悲壮传言，当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她爱无产阶级革命更甚于爱其爱人，[19]我不仅以称呼其同志为荣，更以称呼其勇敢的同志、尊敬的同志为荣。
1920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在茅崎海岸进行转地疗养，当时也正如现在过着自炊自食的生活，不久，山口氏离开了大阪的医院，搬到我居处的附近来，其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我住处生活。午饭的时候，她就提着加热便可食用的牛肉锅，到我这里一起吃饭。天气好的时候，就扛着那块灰色的毛毯，邀我一起去海边晒太阳，一起躺在那里互相朗诵着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在茅崎疗养期间，小静说要做点事情，所以山川均让她研究匈牙利工农革命。成果则在1921年9月底的水曜会例会上发表。[20]
1921年春，小静从茅琦转到鹄沼的农民家庭疗养。因拒家中接济，上京寻职；但由于有病在身，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那年夏天只好暂时到大森海边，找个管家兼女佣的工作而住下。然而：[21]

但是到底是从不知劳苦的学生生活过来的女学生，就算在自由自在的人家里面，要当女佣还是无法胜任。有次主人要她烤面包，她竟来信告诉我｛山川菊荣｝，「这实在是一大侮辱。」有天下雨，主人站在门口不动，闻其所以，说是要她拿出他的雨鞋；取出之后，竟以不高兴的口气要她擦干净。这时她隐忍已久的满腹怨气爆发了，她举出那男主人的无理之后，还诘问为何他还扣留前任女佣的工资不发。（前任女佣是她的朋友，也是推荐她来工作的人）当天晚上主人就带了一个继任者回来，说：如果还找不到地方去，暂时可以住到找到工作，但是立即宣布解雇。

离职之后，小静母校的学姊、也是东京女大教师的河崎夏（河崎なつ，1889-1966）暂时收留了她，给她零用钱，也劝她再就学。小静觉得语言学（语学）很必要，便去拜访留美归国的语言学家山田嘉吉（1865-1934）。山田的妻子即是发表母性保护论于《青鞜》杂志的山田若（山田わか，1879-1957），夫妻均是保守学者。而小静竟带着社会主义书籍要学英语。由于山田本就敌视社会主义，又认为对方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子，便抛开语言学而大谈其社会主义亡国论。初遇失望的小静，到了第二次就爆起无名火，「你就去为你的国家策划永远的道路吧！」于是，学生开除了老师。[22]
3.马克思主义者小静
1921年4月，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运动团体「赤澜会」结成。小静也是创会会员之一。在赤澜会的例会上，小静不改其好问锐进的脾气，与无政府主义女性运动家伊藤野枝（1895-1923，大杉荣的爱人兼同志）发生争论。[23]山川菊荣回忆云：[24]

当听说赤澜会因不易请到演讲者而有点意气消沉之时，她｛小静｝很不服气的说：「一个月只两次，我可以努力试试。」可惜由于多病而无法实现。不过有一次出席例会，适逢伊藤野枝的演讲，她笑着说：「我提出问题时，野枝先生竟不应答而发脾气！哈哈哈！」彷佛可以看到始终贯彻热情却不谈理论的野枝先生的真面目。

据连温卿（1895-1957）的回忆，小静激怒伊藤野枝的争论点，在于「政治机关」（如国家政权）除是社会运动的敌人之外、是否也是社会运动应当夺取利用的对象。对于伊藤野枝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政治机关」全然不需要；与此相比，小静的「马克思」丰采则格外显著──社会主义运动须以夺取「政治机关」为目标。连温卿忆云：[25]

社会上一切政治机关现在都被少数阶级独占，所以生出不平均的事实，以此不平均的事实，来否认政治机关是无益于民众，这个观念明白是不当的，现在日本的社会运动，皆由经济上转向政治上去争斗，就是要用这机关去利用罢。女史滞京时候，曾在水曜会例会听了伊藤野枝女史讲演，因他的讲演有误解此点，向他质问，反被他怒骂，ｌ［Ｊ］女史曾说过此事，这记忆此时也冲出来。

1921年9月底，为在水曜会例会发表她对匈牙利工农革命的研究，小静冒着漏夜大雨从千駄谷赶至大森。山川菊荣评价道，「虽然当时的水曜会可以看到女性的面孔，但是男性仍为压倒性多数，而且当时尚无男女同校制度。所以她在年长的男性中间发表报告和应答提问实是需要胆量的，山口小静不但勇于承担、而且潇洒地完成了。」[26]不久，这篇文稿便以〈匈牙利的工农革命〉（匈牙利の劳农革命）为题、并以吉田梅子为笔名，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二年后以水曜会小册子的形式，附上其友人知己的悼文而出版。
小静也协助山川菊荣的翻译工作。正当山川菊荣拖着病体、抱着婴儿一点一点地翻译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妇人与社会主义》以及拉帕波（Philip Rappaport）的《社会进化与妇人的地位》[27]时，小静与永仓照子自告奋勇去山川家里帮忙菊荣，并分别协助了后一本书的翻译工作。[28]
由于小静的病，她的家庭始终要她回家疗养；水曜会的同志为了珍惜人才，也不得不让她回去。这次报告之后，小静便返回台北，永远地告别了东京。[29]
4.连温卿与山口小静的相遇
关于小静的返台，《台湾社会运动史》有着如下的记载。首先：[30]

台北市大宫町山口小静（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学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产主义，大正十年｛1921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学而回来台湾。回台后和连温卿等相识，尽力于主义的宣传，并介绍连温卿予山川均。

对于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来说，小静与连温卿的相识，可谓岛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静、如果不是连温卿，在岛内社会矛盾因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渗透而愈发尖锐的情况下，岛外（大陆以及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或迟或早一样会进入岛内。但就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向岛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当以小静与连温卿的相遇为转戾点。以一转戾点系于二人之相遇，说来很具戏剧性；但也恰恰是这般戏剧性的相遇，才使连温卿进而寻得与殖民母国社会主义运动家相连系的管道。
《台湾社会运动史》又云：[31]

连氏早年研究Esperanto语｛世界语｝，经此逐渐倾向社会主义，并于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岁末与山川均相识，受该氏的指导进行共产主义研究。

倘若上述二则《台湾社会运动史》的记载不误，那末连温卿几乎是在小静返台之后不久，便在小静的介绍下联系上山川均。连温卿本名连嘴，只有公学校学历，算是自学成才之人。目前尚无史料或研究能说明连温卿参与社会运动之前的事迹。但在连温卿参与创立台湾文化协会之前，便已参与由日人儿玉四郎引入台湾的世界语运动。并在儿玉离开之后将日本世界语学会（Japana Esperanto-Instituto）台湾支部改组为台湾ESP学会，担任《绿荫》（La Verda Ombro）月刊的主编，成为当时日本境内三大世界语刊物之一。连温卿认为，世界语运动「恰好为从嫌恶政治逃避出来的台湾人准备了一条出路」。但对连温卿来说，即便他已由参与文化协会的斗争而超越「完全与现实的政治游离」的世界语学习，然与社会主义活动家山川均之间的联系，才是真正的超越。[32]
连温卿因为认识小静而打开了一条连系殖民母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而小静也以其热情与诚心而被毫无隔阂地接纳于台湾人的运动阵营。此时，她在台北的静修女学校（今静修女中）觅得一个教职。[33]
山川菊荣回忆：[34]

后来却惊闻，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于次年春天四月到当地的教会学校任教，不得不使我们担心，其本人与双亲也因没有认清其患病的性质而太过乐观，尤其医生也难免其责。她不单单在女学校教书，还在台湾青年中组织社会主义团体共同研究，并加入了进步的思想团体──台湾文化协会──融入台湾人的社会之中。当然，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日本人是被疑虑的眼光看待着的，绝对不会被当作同志朋友来对待。但只有她，以其纯真诚实的为人，加上警察对她的监控，她便与一般日本人不一样地被接纳为真实的台湾人的朋友与战友。这是文化协会的连温卿先生所说的。

虽然小静如此热切地投入运动与生活，但其逐渐恶化的肺病，却又迫使她于同年夏天住院达两个月。[35]即便病情严重，小静仍然为了响应日本内地由左翼所推动的俄罗斯饥荒救济募捐，与她的高中校友们于9月22、23日举办赈灾音乐会于台北铁道旅馆（原址即今日台北火车站对面）。举办救济外国的赈灾活动，于情未有不合。但对日本当局而言，苏维埃政权及其日本境内的同路人却是威胁其统治的危险存在，而且这一赈灾活动还有为促使日本承认苏联一事营造舆论的意味，因此日本当局不可能随意放任其活动的进行。就台湾而言，恰巧此时大陆汕头发生风灾，总督府当局遂顺水推舟，除在御用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大炒汕头风灾消息之外，[36]更要求小静等主办人应将汕头风灾纳入音乐会的主题，稀释其本来诉求。连温卿回忆：[37]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短促期间中，台湾社会之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样情势必然的影响到各方面所发生之事件，在印刷工第一次罢工[38]之翌年为募集救济俄罗斯大饥饿之义捐，曾在铁道旅馆余兴场举办音乐会，连续二日，该会之主办人全部属于第一高等女学校出身之日人高级官吏及豪绅的子女，例如山口宫司、新元铁道部长、田效吉之爱女。唯警察方面则以为专为救济俄罗斯饥饿，是不宜于国际情势，当时汕头亦曾发生大水灾，损害甚钜，应兼行救济，方能获得社会人士的赞誉的，其结果，反响果然不错，出演者全部是日人业余的青年音乐家，入场者十之八九亦为日人，于此可见当时日人尚未离脱自由主义之传统。

《台湾日日新报》曾有报导云：[39]

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同窗会。此回为欲醵［聚］集汕头灾害及俄国救饥义捐金。订来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会场假台北铁道旅馆。开慈善音乐会。目下正禀请许可中。据闻入场料学生券五十钱一千枚。普通券一圆者三百枚。特别券二圆者百枚。计欲得金千圆。内四百金寄往汕头。四百圆寄往俄国救饥。其余二百圆充慈善音乐会开催之一切费用云。

山川菊荣则回忆：[40]

就在这年夏天，在日本本土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组织联手发起了俄罗斯饥荒救济运动，在妇女运动这方面，当时首次广泛地得到活跃于文化活动的与谢野晶子、深尾须磨子等知名女性的支持，以全国性的音乐会、演讲会，以及卖明信片等方式来募款送到苏联。在台湾，因病住院的山口小静也动员同志朋友进行全岛性的运动，募到相当于今天几十万元的六、七百元捐款，送往苏联。为了协力此一运动，我曾到骏河台的文化学院拜访与谢野晶子，当时她很爽快地答应援助，但说：「我对事务一窍不通，这方面要请河崎夏小姐帮忙，学校里面的实务工作都是她在执行」，于是介绍了河崎小姐和我见面。还没寒喧，她一见面就提到山口小静的名字说：「十年来教过各个学校，从没教过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是你们的宝，要多加照顾、珍惜。」在小静小姐归乡之前，能让小静以失业之身而无忧无虑地度过一个夏天来静养与研究，这都应该归功于河崎小姐的善意。但也恰恰为了这样的原因，使得河崎小姐受到警方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家。

5.白色恐怖下的岛内秘密读书会：马克斯研究会
在岛内推动与日本内地同步且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活动，在台湾史上大概也属先驱；但在先驱性之外，岛内外社会主义所交织建立起的联系也许更值得注意。在联系渐次丰富起来的过程中，原来被连温卿视为「完全与现实的政治游离」的世界语，也成为这些联系的良好媒介。除了连温卿是岛内世界语运动的积极份子之外，原来在东京便开始学习世界语的小静，也在返台之后展现出空前的进步。山川菊荣云：[41]

由于我的姊姊热中于世界语，从而影响了河崎小姐也开始学习，由于小静从河崎这位宣传高手那里听到了世界语的妙用，便以其本有之热心，深入研习，不久有空便能做翻译，颇能在与外国同志的通信里忙中作乐，同时也进入英译资本论的研习。

但在总督府当局眼中，世界语却是极其「不稳」的危险对象，当局的民族歧视与差别统治甚也反映其中。小静曾被兼任警务局保安课勤务的「色魔的教育课长」田代彦二叫去问话；在小静写给连温卿的信中说：[42]

我最近有机会和台湾当局的某一高等刑事就世界语的事情做了两三次问答。他说：「通常日本人和台湾人所做的同样的行为，必须以颇不相同的解释来区分。例如在信函中的纪元写为1922年的时候，写的人如果是日本人，我们会认为他不过是使用了世界通用的年号；但若同样的字眼出现在台湾人所写的信函上，这就不得不认为他忽视甚至是敌视日本大正十一年这个年号。同理，都是在学习世界语，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在学习全世界所共同使用的语言；然若是台湾人在学，那就充分表示了他对日本语的排斥。……日本的殖民政策，绝不会容许这种叛逆行为……。」……这就是在台湾的日本统治者的态度与心态。……听到这里，台湾人诸君又将作何感想？……诸君先为民族战争来战斗以前，一定要先从不公平的迫害和压迫中得到解放。所有被迫害者奋起的时机已经到了。让我们跃入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时代的波澜必将诸君送往成功的彼岸。

然而民族歧视并不止如此。举凡前面提到的音乐会，[43]乃至特殊的名词用语，[44]都能从中闻得总督府当局鲜明的差别态度，连温卿曾有精采的说明。但无论是日本人或台湾人，只要涉及社会主义运动，同样都会成为当局严密监控的对象。当连温卿于1924年前往日本之时，他在船上回想起他与小静之间的通信：[45]

去到洗面室洗了脸后，又躺在吊床上，读一本山川均氏着的书「由井底所看见的日本」，[46]书后有一篇著者的感想，谓自东京至垂水，二日间能得到的书信，因为是他的，经过一周间后，能得被配达着，要算是很早的，我看了后，回忆我的经验起来了。ｌ［Ｊ］女史和我是同住在一个市内，若是书信，朝发而夕可到的地方，他寄给我的信，一周间才到，我寄给他的信，是要二周间后，才能得到。

在连温卿与小静的努力下，他们秘密成立了「马克斯研究会（マルクス研究会）」，[47]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学习对象。连温卿首先取得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意欲以此为讲义；但小静却需要日译本，她便写信向山川菊荣索取：[48]

文化协会的连温卿先生拿到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本想在成立马克斯研究会时以此为讲义，但因会内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译本的需求。于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时代的译本已然绝版，无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更糟糕的却是，警察扣下了这封回信，以此恐吓山口小姐的父亲，加上她近日在台北的活动，使她和她的家庭之关系更加恶化。

而且：[49]

归乡后的小静顾虑到警察，同时认为迟早要上京，所以暂时少作通信。但有关《共产党宣言》的事情，虽然我在改名寄出的信件中连书名也改变了，但落到警察手里，事情还是会变大。

最后：[50]

……想不到我的回信和同时送给她的参考书小包裹，竟然被警察扣留没收，致使她遭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年｝春天，她的父亲也不得不准备辞职，要把她送到东京来。

虽然连温卿曾先后在不同文章中或详或略、或明或暗地提及「马克斯研究会」，但目前并不清楚该组织的详细经纬。但能确定，它是公开于岛内成立之「社会问题研究会」（1923.7.23成立）的母体，而「社会问题研究会」恰恰是《台湾社会运动史》认定的岛内共产主义运动之嚆矢。由此来看，「马克斯研究会」的意义实是空前的。只是，小静最终并无以亲见「社会问题研究会」的诞生，便因日趋恶化的肺病而谢世了。
6.花蕾落地
小静的病竟致于死，这是山川菊荣等人所原无预想的。1923年2月，贝原泰子、永仓照子与山川菊荣再次相聚于大森的山川家：[51]

三个人围着暖炉，做了一番四年来的话旧畅谈。当时山口小姐已回乡里养病，不过我们各自提起她在东京时的许多天真趣事而笑成一团，大家并都热切期待曾说三月必回的小静返京。

但小静毕竟是死了，正是死于3月、死于母丧的打击与裕仁皇太子访台引起的风潮之中。山川菊荣回忆：[52]

最后，她父亲决定要带她到东京，但在启程前的大正十一年｛1922年｝底，卧病已久的母亲就先逝世了。「昨｛1922年12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母亲永眠。在落寞的心情里，思念及我们许多同志的苦难。现在只有暂时作为有生者的呻吟而继续下去。」这是次日小静小姐写给连温卿信中的话。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台湾因那被称为「摄政宫」的现任天皇之渡台而全岛沸腾，「台湾各城市的警察拘留所已然满员，台北甚至因为无法再收容，就把人铐上手铐，幽禁于个人自宅。各学校的入学考试，奉命延期，困惑着数万小学生。」连温卿给我的信中这样说着。

3月16日，小静再次住进了医院。在连温卿给山川菊荣的信中写道：[53]

三月十五日的信里说，她吐了三次血，身体非常衰弱，虽不发烧，但须绝对的安静。四月底应该可以治好，所以最近要住院，而入院是十六日……乐观的预期四月底就能治愈的她，已作不归之旅。……但这并非无意义的死。这是深入战场提供枪弹而殉职的，战斗正炽猛着，啊！何等悲壮！听说临终之日的早晨，虽然拿起钢笔，但因不能书写，竟不出一语而叹息绝望……。……当地的人都悼念着山口小姐。但运动还是照常进行。甚至寄予重望而努力着。……比方昨天，听说那个□□□□［摄政之宫］的□□［行启］要从我们的文化协会门口经过，一大早就来个家宅大搜索，出入之人不问男女老幼全都先作身体检查；加上宪兵、便衣警察约一百五、六十人，在四周围站岗、警戒、巡视，过路的人只要被认为可疑就一个个拦下盘问……要之台湾的人民还是徘徊于民族范围内的底层，有时会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帜，但其颜色仍是粉红色［桃色］的。（连温卿氏）

为了迎接裕仁到神社参拜、为了担任先导的光荣任务，山口透拖延了带小静上京的日期。[54]正当他陶醉于即将到来的荣耀时，小静走了，时间是3月26日晚上9点40分。小静以着自己的死，给予父亲的皇国狂热以最后的反叛。此时恰恰是母亲逝世于同医院的百日。28日，小静于台北三枚［板］桥火葬场火化。为了「摄政宫」的渡台，没有公开的仪式，骨灰则暂存于斯。[55]对于小静的死，山川均写道：[56]

明年的劳动节一定要在东京举行──山口氏留此一言便回去家乡了。去年的劳动节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今年则有五千名工人阶级的先锋参与。在倾盆大雨中踢溅着泥泞而前进，这样无产阶级军队壮烈的情境！红色的工会旗帜之上，则滴着如血的雨水！「高高举起啊，血红的旗；在这面旗帜之下发誓……我们坚决死守保卫红旗！──」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更高唱着这首歌！[57]我真希望能让山口氏看到今年劳动节的场面，不过无产阶级要得到胜利之前，我们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我们所尊敬的许多同志和我们敬爱的同僚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向左向右地倒下。我不得不咬紧牙关，跨过我们同志、兄弟、战友的尸体前进，再前进！

堺利彦（1870-1933）赋悼诗云：[58]

又见一颗花蕾落地停下来回头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无暇惋惜

永仓照子则在日记中写道：[59]

｛1923年4月24日。｝得知山口小姐于三月二十六日过世。真是被夺去应该珍惜的人。再怎么想，失去了她，对我们妇女是一件憾事。纵使不是从那么广泛的范围来痛惜，对我而言也是失去了一位很有助力的朋友，在我而言，这是最大的悲哀。山口小姐是存在着，在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平常这种念头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力的慰勉，然而直到失去了她，我才痛切地感受到。现在，没有知心朋友这件事也是寂寞之一。知心的朋友、同一思想的朋友，能够兼而有之自是很高兴的事情，不然，我还是喜欢知心的朋友。……我要使我的生命能完全燃烧的东西。我好像希望要用我的全身去扑击某些东西。我正衷心地祈求着紧张和燃烧。

同年7月，照子拜访了山川菊荣，并将小静未能译完的《社会进化与妇人的地位》带回翻译。然而同年年底，照子也病逝了。[60]
小静死后不久，山川菊荣在《前进》（进め）杂志6月号发表了〈给将投入社会运动的年轻女性〉一文。山川菊荣将女性参与社会运动所必须面对的苦痛、危险，以及各种最终退缩转向的实例写于文中，提醒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投入实践的决心。这封信，无论就过去或现在、无论是女性或男性，只要愿意投身社会运动，都是一篇非常值得参考与反思的学习文献。山川菊荣在全文的最后写道：[61]

在您心中是否燃烧着可以忍受任何艰苦、任何牺牲、对任何工作都可以承担而有准备奉献此一生的强烈信念？您会抛弃一己的安息、平稳的家庭生活、兄弟情谊，以及以前所受教育的价值观，而自告奋勇的投入惨烈的斗争中，并甘于一生当一名痛苦的无名小卒吗？您能放弃资产阶级女儿的安稳地位与温暖的卧榻，毫不后悔地中弹横尸、饿倒路旁、甚至刑死狱中，成为阶级战争之中的一名战斗员吗？在现在直接刺激您、鼓舞您的事情与现象过去之后，您确定能以冷静的理智与坚定的意志，继续在我们道路上迈进吗？社会运动不是玩游戏，也不是戏剧，这是惨烈的战争。此战争所要求的是极大的牺牲，经得起考验的坚定意志。这是通向未来新社会的阶梯与基石。您有这份充当阶梯基石的觉悟吗？

据《台湾社会运动史》记载，连温卿于1924年联系上正在台湾当兵的《前进》社同人奥野直义，从而将《前进》带进岛内，分送给连指导下的台湾无产青年们购读。[62]倘若连温卿在《前进》读到这篇文章，会否想起小静？
在通向1924年的道路上，小静先着连温卿而逝去，在同志们的心中留下了纯洁光辉的形象，但毕竟未能继续接受时间的考验；在通向1924年的道路上，连温卿承继着小静未酬的遗志而前进──既是1923年所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也是1924年与山川夫妇的会面，甚至更是1927年文化协会的左转──这是连温卿即将踏上的革命旅行。
历史对于连温卿──乃至所有台湾社会主义者──的考验、一场以集体力量超克过早耗尽「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之命运的试炼，即将来到。
注释：
[1] 林てる子（1995: 273）。
[2] 此处关于小静生平的说明，俱来自山川菊栄（1972: 344）。关于山川菊荣对小静的回忆，多已收入其文集《山川菊栄集》。其中内容有不少重复，而平凡社版的《おんな二代の记》可同时覆盖散见于《山川菊栄集》各卷的大部分记载，故本研究将以平凡社版《おんな二代の记》作为研究的底本。《山川菊栄集》中涉及山口小静的部份可见：山川菊栄（1982a: 14-20、67-86; 1982b: 260-272、290-293）。关于小静就学的详细资料，则来自竹中信子的记载。竹中信子（1996: 244）并云之就读「台湾总督府高等女学校」期间，属于第十期生中组。但当时校名应为「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女学校」。
[3] 1916年至1917年间，小静及其家人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许多和歌，小静自己创作的有两首（山口小静, 1916, 1917），其中一首收录在其父亲为了恭贺裕仁立为储君而安排的祝贺专栏。由此可见其家庭的皇国气氛。
[4] 河崎なつ（1923: 附录页8）；山川菊栄（1972: 226）。
[5] 林てる子（1995: 272-273）；林てる（1923: 附录页6）。
[6] 贝原たい（1923: 附录页4）、山川菊栄（1972: 225-225、343-344）。
[7] 山川菊栄（1972: 224、343）。山川菊荣对于山口小静等人初次拜访的时间分别有1919年夏天与1920年初夏两种记载。
[8] 山川菊栄（1972: 346）。
[9] 山川振作（1976: 449）。
[10] 山川均（1923: 附录页1）。该文并收录于山川均（1976b）。
[11] 山川菊栄（1972: 344）。
[12] 山川菊栄（1972: 344-345）、山川菊栄（1995）、江刺昭子（1995）。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说明还可见林てる子（1995: 372-373）。
[13] 山川菊栄（1972: 346）。
[14] 林てる子（1995: 422）。
[15] 山川菊栄（1972: 347）。
[16] 山川振作（1976: 449）。
[17] 山川菊栄（1972: 347、349）。
[18] 山川均（1923: 附录页1-2）。
[19] 其爱人叫做沟口义男。小静认为，虽然沟口对社会主义思想能有共鸣，对于实际运动却缺乏动机。两人遂因此分手（山川菊栄, 1923: 附录页21-22）。
[20] 山川菊栄（1972: 349）。
[21] 山川菊栄（1972: 347）。
[22] 河崎なつ（1923: 附录页9-11）、山川菊栄（1972: 347-348）。
[23] 伊藤野枝即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1885-1923）的妻子，经常发表文章于妇女解放运动刊物《青鞜》。后与大杉共同惨死于1923年关东震灾的蓄意虐杀中。
[24] 山川菊栄（1972: 350）。
[25] 越无［连温卿］（1924: 第九回）。值得注意的是，连温卿将小静与伊藤野枝的争论场合记为「水曜会」，而非「赤澜会」。孰者为是，尚待核实。连温卿曾将小静称为「J女史」（越无［连温卿］, 1924），并在另一篇文章中将小静称为「K．J」（连温卿, 1926），亦有「J」字。故此处将「l女史」校订为「J女史」。
[26] 山川菊栄（1972: 349）。
[27] Rappaport（1913）。
[28] 小静与永仓的协助可见山川菊栄（1929: 5; 1995）的记述。《社会进化与妇人的地位》日后另以节译方式发表汉译本于台湾民报（1924i），但未署名译者。
[29] 山川菊栄（1972: 350）。
[30]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a: 244）。
[31]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c: 4）。
[32] 关于连温卿与台湾的世界语运动，连温卿（1954: 91-93）与戴国煇（1975: 57-60）均有概略说明。另外，日本已有专题讨论台湾世界语运动的论文（松田はるひ, 1977-1978），但笔者目前无法获得。
[33] 关于小静进入静修教书的资讯，来自于竹中信子（1996: 246）。
[34] 山川菊栄（1972: 350-351）。
[35] 山川菊栄（1972: 351）。
[36] 倘若翻开9月前后的《台湾日日新报》，会发现汕头风灾的新闻远远多于俄国灾情，甚至每日都有为汕头风灾募捐的新闻。
[37] 连温卿（1954a: 41）。
[38] 连温卿此处回忆有误。连温卿所谓的「印刷工第一次罢工」发生于1923年8月。台湾印刷制本业者同盟组合以战后物价跌落为由，联合降低旗下各工厂的工资，旋引起印刷工人罢工，直至9月才抗争胜利。除连温卿在〈城内的政治发展〉的叙述外，此事件还可另见台湾日日新报（1923h）。
[39] 台湾日日新报（1922: 4）。
[40] 山川菊栄（1972: 351）。
[41] 山川菊栄（1972: 352）。
[42] 山口小静（1923: 32-34）、山川菊栄（1972: 249）。连温卿（1926）后来回忆起禁止台湾人使用世界语之事例时指出，「说日本人和台湾人学了世界语，然其意义总不能看做相同，因为怎么呢？譬如日本人读了世界语用着西历的年号，这是日本人不过以国际上的惯例用的年号而已。但若是台湾人用了西历的年号，这可以看做一种的叛逆，因为日本国家有固有的年号『大正○○年』而不用之，而却用西历，是一种排斥日本固有的年号的行为。当局应难允容之，这是我的友人Ｋ．Ｊ．由所谓『色魔的教育课长田代』闻及着，那时候他是兼任警务局保安课勤务的。」关于田代彦二，可见：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39a: 978-983）、（旧植民地人事総覧, 1997: 445）。
[43] 连温卿（1954a: 41）云：「但是那［俄罗斯饥荒救济募捐］音乐会是属于日人对日人之对外的行动，自然没有直接的政治性，倘若是日人对台湾人，或台湾人对外的行动，那么却就不简单。」
[44] 连温卿（1954d: 106）云：「记得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日当局鉴于本省人之思想发达，不得不筑建一道防线，令全台的新闻杂志切实遵守从来之内训，把日本写作内地，日本人写作内地人，台湾写作本岛，台湾人写作本岛人，其用心是不要使本省人感觉着，台湾之政治是与日本内地有差别的，进一步，公开场所若说一句『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无产大众』、『劳働阶级』、『资本主义』、『榨取』等等，在讲演会即被终止、注意，若在个人谈话，任公职者会被撤职，或被训责，而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战前后，情势就一变了。这些视为危险的单语，就是不受教育的人也得冲口而出，视为日常的常识了。由此可以知道本省人受思想观念的洗礼已有隔世之感。」
[45] 越无［连温卿］（1924: 第九回）。
[46] 山川均（1924）。这本书收录了山川均自1921年2月至1923年12月间所发表的四十篇时评。并于1924年2月27日发行（山川均, 1976a: 445）。
[47] 「『马克斯』研究会」之名乃连温卿（1927: 12）所明确提及者，故此处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译名「马克思」替代「马克斯」。
[48] 山川菊栄（1972: 352）。山川菊荣并另于书中248-249页提及此事。此事可见A氏（1923b: 附录页15）。
[49] 山川菊栄（1972: 353）。
[50] 山川菊栄（1972: 248-249）。
[51] 林てる（1923: 附录页6）、山川菊栄（1995）。
[52] 山川菊栄（1972: 352）。山川菊荣所引史料原自B氏（1923: 附录页16）。
[53] 山川菊栄（1972: 353-354）。山川菊荣所引史料原自A氏（1923a: 附录页14; 1923b: 附录页15）。
[54] A氏（1923a: 附录页13）。
[55] B氏（1923: 附录页16）。
[56] 山川均（1923: 附录页3）。
[57] 此即改编自德国民谣的革命歌曲《赤旗》歌，此处中译依据中文版歌词再行改译。
[58] 堺利彦（1923: 44）。
[59] 林てる子（1995: 342-343）。
[60] 山川菊栄（1995）。
[61] 山川菊栄（1984: 70）。
[62]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89a: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