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發表於1987年4月《人間雜誌》。
1986年以來，臺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四十年戒嚴體制和報禁的解除，進入了具體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進黨打破了臺灣向來最大的禁忌，開了「二二八和平日」，來紀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連體制派的大報，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三、四十年來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歷史問題。
對於這個「新現象」，國民黨沒有用抓人和鎮壓來反應，相對於它過去的行為法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容忍與成熟。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決心今天去面對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從而找出一條民族和平與團結的途徑，而不僅是去清算國民黨要不要為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負責」。有人把公開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極為可貴，從而主張當時在南京的國府不必為這不幸的事件負責，或者主張不應因討論「犯罪責任」而錯失了公開究明「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機會與可能性。
＃事變的中國現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顯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陳儀政府」，就是主張「蔣介石政府不必負責」，而加以強烈的批評。
我們以為，做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不幸事件的發生，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在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之外，國府和下屬的陳儀政府所負的具體責任，也許還有一個依什麼比率去看的問題。
就縱的歷史層和橫的社會面兩方面看「二二八」事變雖起因於單純的緝查私煙事件，但是這個事件所處的環境，卻植基於一個更深刻、廣大的人文與物質結構之上。
從社會和經濟上來說，戰後臺灣社會經濟的凋蔽；因復員的「臺灣軍屬」而益形惡化的失業；臺灣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而受到大陸財政崩潰的拖累，和一個在大陸瀕臨瓦解的政權對臺灣政風的影響，都是事變的結構性原因。但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還有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紀以來東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淩；是日清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次大戰和中國的內戰等等。在這些現代史的背景下，百年來，中國在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被侵略與抵抗侵略……這些複雜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邊緣掙扎不已。因此，做為中央政府，不論名實如何，國府固然要為「二二八」和其它動亂「負責」，但在現實上，只說清廷或國府該不該對近代中國內外交煎的苦難負責，恐怕不足以全域性地討論問題了。
＃全民族的損害與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萬方無罪，罪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的葛藤」，從而「進一步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但我們也絕不同意「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二二八」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但是，我們深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中，不只善良、無辜的臺灣人遭受了「損害與創傷」，也有不少善良、無辜的外省人受到「損害與創傷」，四十年來，由於一直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可以公開討論這段歷史公案的機會，加上五十年代的戰後冷戰構造中，臺灣分離主義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卵翼下發展，使臺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受到破壞，使得多數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臺灣人，四十年來同樣生活在「二二八」事變所殘留未決的歷史問題的陰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個民族的「損害與創傷」；「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淚，其實是中華全民族的血淚！在討論當前臺灣公害、雛妓、農業和勞工問題時，尚且已經不能用「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來探究問題的根源；尚且必須從造成公害、雛妓……的臺灣內外因素所組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去看問題，像「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具有深刻中國現代史和世界史性質的問題，惟「國民黨有罪論」當然尤不足用以討論了。
＃從史的全域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這奇跡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二二八」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歸納為「台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臺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後、膚淺尚是餘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
因此，我們不但要從陳儀接收體制的專權、跋扈、貪瀆、腐敗、驕悍、劫掠和獨佔去看「二二八」事變的起因，來討論國府的責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師登陸後的血腥鎮壓、殺戮、暗殺的歷史，並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見瀕臨1949年全面崩潰的整個中國內戰下社會、政治的急速解體與新生所造成的痛苦與混亂，從而善於看見這內戰、社會各階級間的劇烈軋鑠所帶來的「全面屠殺」、「征服者心態」、「官逼民反」……為全體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
也許中國只有在這個全域的觀照下，仔細研究分析以下諸事項：(一)國府來台接收結構中的CC派、政學系、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和傾軋；(二)臺灣民眾蜂起隊伍中的士紳、日本臺灣兵復員分子、自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勢力，和一般失業的市民與城市流氓無產者各勢力間的對此與關係；(三)二十一師與臺灣民眾武力間的對峙；(四)美國領事館與「二二八」事變之關聯；(五)丘念台、林獻堂、白崇禧、陳儀、柯遠芬和謝雪紅……這些人物爭變之間的內在與外在的邏輯關係，才能顯出更完整的意義。
＃帝國主義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是「島嶼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接觸過程」所必生的矛盾。他們說，經過五十年代日本現代殖民地資本主義改造，使臺灣社會的文明開化，遠高於大陸本部。因而，落後、野蠻的「大陸文化」強行對文明開化的臺灣「島嶼文化」進行支配的結果，「二二八」事變，就不可避免了。臺灣分離主義的學者王育德就讚揚日本對臺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日本的對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願意與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55)。日據時代日帝體制派臺灣人辜顯榮也有這樣的讚歌：「……觀察(日本)帝國佔領臺灣以後而至今三十年間之治績，我臺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試觀對岸之支那(編按：日人對中國之蔑稱)則明其故」。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支那動亂相繼……實則……各自為政，……互爭權勢，橫徵暴斂」。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後，「全島土匪一舉廓清迄今二十餘年……島內和氣洋洋．一片升平氣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祖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可以區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買辦知識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視和仇視自己的社會、文化，仇恨祖國的落後，必欲切斷自己的祖國的臍帶，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後舒暢、自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為民族的出路而新舊軋鑠的中國「大陸文化」，與經過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文化的臺灣「島嶼文化」「接觸」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從整個當時中國內戰的「歷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將一切責任推給所謂「中國人」或「大陸文化」的「野蠻」，從而力言臺灣和臺灣人之必須與中國、中國人分離；另一種看法是從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域的觀點，以臺灣人的中國的自主性，為反對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終於使臺灣人從中國祖國之夢蘇醒過來。臺灣和臺灣人向中國與中國人訣別。但事實似乎不是這樣的。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內戰的局勢有迅速的變化。1949年，國府全面退守臺灣。相應於中國局勢的變化，經過了「二二八」洗禮的臺灣革新、進步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青年、學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沒有因「二二八」事變而奔向分離主義，恰恰相反，1947年以後的數年間，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臺灣左翼思想和組織，有急速的發展。1950年，韓戰爆發，國府展開了斷然的、徹底的政治肅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問、處決、監禁，在臺灣土地上不只進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和工人與農民，而其中曾經參與「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數。這當中的慘烈與恐怖，豈是「二二八」事變可以比擬？但是，這批人當中少數脫逃離開臺灣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國，另外少數刑餘倖存下來的人，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秉持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人!這次《人間》「二二八的民眾史」特集，用證言採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生動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韓戰爆發以後，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兩個不同體制間的對立結構。在這兩個不同體制的對立線上，有四個國家的國土分裂，中國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整個冷戰的全球戰略，早在1949年開始，美國就有使臺灣託管和獨立之意。前揭《被出賣的臺灣》一書的作者柯爾，則早在「二二八」事變之前，就向白宮當局力言美國控制和支配臺灣之必要，而主張以國際共管與陰促獨立的形式支配臺灣。在國際法上，美國炮製了「臺灣地位未定」論，至今猶為臺灣分離主義者所樂道。和柯爾、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有複雜關係之廖文毅所領導的臺灣分離主義運動，不管它後來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基本上是戰後世界冷戰構造下的產物。因此，臺灣分離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輕蔑、厭惡與仇恨，而對於美國和日本，則有百般溫柔和千萬種溫存。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二二八」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事變發生當時，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記者、詩人、木刻家對這發生在臺灣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責、抗議和憤怒。四十年來，特別是在臺灣，它成為雖然逐漸痊癒，卻一直具體存在的民族內部的傷痛。
今年二月，臺灣以民進黨為主的人士展開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會」，提出了正確的「和平、寬容、團結、平反和賠償」這些口號。這是繼解除黨禁和軍事戒嚴後，臺灣戰後史的大事。
而國府當局，在仍然擁有絕對強大的強制力的體制下，對於民進黨提出的這項高度敏感的議題，表現出不能不令人頷首的自我節制和基本上理性的反應。有論者認為，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和1950年後數年間的政治肅清，國府用武力和在臺灣確立了絕對、獨佔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使一個在臺灣本地社會沒有階級代表性和物質基礎的政權，在美國對台協防、遠東反共、防共大戰略的冷戰構造中，世間難以一見地、反社會科學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並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階級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取得了「依賴性、出口導向經濟」型的發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資產者、買辦資本家的黨，到了1987年，逐漸蛻化成臺灣獨佔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和廣大的地方體制派中產階級的政黨。這相應於臺灣高成長經濟而現代化了的國民黨，從1986年開始，又由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驚人的臺灣社會力再編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自由化、開明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凍「二二八」歷史問題禁忌，要求我們以更有生產性的、更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這歷史遺留的問題。在千頭．萬緒中，分別批判「二二八」事件的「臺灣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響、中共煽動」論，和「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劇」、「中國人殺臺灣人」論，是最基本的工作。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補綴歷史的真象，似乎應該先從史實的採集著手，然後在來日期待能從新的史實中，找出新的意義。只有透過公開、嚴肅、認真的「二二八」歷史研究，重新認識歷史，才能解決「二二八」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我們強烈要求國府能率先公佈「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象，鼓勵民間對「二二八」史實的再研究，從而有決心、有計劃地對「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鍺案、假案進行嚴肅．、誠懇的平反與名譽恢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並做一定的物質補償。從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出發，厘清歷史的公案。我們期待政府和民間對待「二二八」研究，都有這樣的態度。
本期《人間》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對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的葛藤、「二七部隊」、烏牛欄溪畔的戰鬥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城的資料。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旅日立教大學戴國煇教授特為《人間》訪問了丘念台先生的秘書林憲先生，對「二二八」事變前後的臺灣形勢，和這形勢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允為「二二八」歷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獨家刊出，至為榮幸，特筆在此向戴國輝教授和林憲先生致最大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