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因1944年湘桂戰役撤退到桂東，粵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一些同志，迅速結束了桂東、粵北的書店業務，趕赴剛剛光復的廣州，經過草草的籌建，1945年12月1日廣州三聯書店（對外稱兄弟圖書公司）就正式開業了。書店開業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但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和摧殘，終於在1946年6月21日被封閉。我們撤退到香港辦理穗店善後事宜，之後我調回上海工作。1946年年底前，三聯書店總負貴人黃洛峰派我和胡瑞儀去臺灣開設新店。他告訴我，臺灣有一位朋友叫黃榮燦，原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工作，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臺灣接收。他將接收的一家日本書店據為已有。那家書店賣的全是日文書籍，勝利後已無銷路，因此黃向三聯書店建議，願將他接收來的書店與三聯書店合作，改為出售新書的書店。
當時國共談判已經破裂，以周恩來剮主席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已由南京撤回延安。大規模的全面內戰即將爆發．在國民黨統治區以三聯書店為代表的党領導的進步出版事業，二方面向東北、蘇北解放區輸送大批人力和物力，開展解放醫的出版發行工作，另一方面以上海為主要據點開展出版發行工作；同時也開闢香港和海外主要是在南亞各國的出版發行業務。臺灣，這塊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達半個世紀的國土，光復才一年多。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大肆掠奪資源，推行奴化教育，因此在臺灣發行進步的出版物，就有著極為重要的政治意義。黃洛峰代表三聯書店同意了黃榮燦的建議。出發前，黃洛峰向我們詳細交代了工作任務和注意事項，並叮囑我們要注意隱蔽，爭取長期生存。同時我也向馮乃超（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在馮處，是單線聯繫）請示，他告訴我，鑒於臺灣光復不久，情況複雜，不必帶黨的關係，也不要和當地黨組織發生任何聯繫。
1947年1月，我與胡瑞儀帶了大量書刊前往臺北市。除我們三家的本版書外，還有上海各類出版社出版的大量書刊。到臺北後，我們將原書店裡的日文書籍收起來，門市的主要部分，陳列我們運去的新書刊。經過十多天的緊張籌備和佈置，一個由三聯書店總店領導的，取名「新創造出版社」的書店，1947年2月1日在臺北市開業了。當時，書店連同我倆共有4名工作人員。
書店設在臨近郊區的樺山町。儘管如此，開業以來，前來看書和買書的讀者很多，多數是中年知識分子。由於日寇長期的奴化教育，很多青年人不太認識漢字，但他們也來翻閱和購買以圖畫為主的書或連環畫。為了吸引各方面的讀者，也為了不使書店的政治色彩太強烈，我們運去的書刊中，除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我記得當時的書名是《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論聯合政府》等外，更多的是文藝書籍，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還有許多學習修養方面的書籍。這些書刊都是第一次在臺灣銷售，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許多書刊不幾天就售缺了，不得不要求上海迅速為我們補充貨源。記得當時銷路最好的是評論時局的書刊，如上海出版的《時代》，《文萃》等刊物。《文萃》被國民黨查封後，我們改用《文萃叢刊》繼續出版。有些政治性強的書籍（如毛澤東著作），我們不在門市公開出售，而是由可靠的讀者拿到他們所在單位出賣。當時在臺灣大學任教的許壽裳、李何林、雷石榆等先生，曾介紹學生取書到學校賣。我們還開展批發、郵購業務，在臺北市區內有不少書店代銷我們的書刊，在高雄、台中、嘉義等地也有我們的代銷點。
書店開業後沒多久，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暴政的「二二八」起義爆發了，群眾性的革命鬥爭風暴很快席捲全島，鬥爭矛頭直指國民黨統治集團和大大小小的「接收」官員。對這些從空中、從海上來的蝗蟲般的「接收」大員，臺灣人民恨透了。在鬥爭最激烈的那幾天，臺北從大陸來的人員曾受到衝擊，我們和當時在臺灣演出的「新中國劇社」（由歐陽予倩和瞿白音領導），不僅沒有因為來自大陸而受衝擊，而且得到臺灣人民的保護。我們還是每天照常營業。燒飯的女工告訴我們，群眾看到我們的簡樸生活與國民黨「接收」官員的揮霍腐化截然不同，對我們懷有好感，群眾在背後說我們是「好中國人」。
「二二八」起義爆發後，國民黨反動集團迅速調兵遣將，從大陸調來大批軍隊，分別從高雄和基隆登陸，分兩路殺向腹地，所到之處，屍骨成山，血流成河。大批起義者和無辜群眾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鎮壓，慘不忍睹！整個海島處於白色恐怖之中。
我去臺灣後曾更改姓名，可1947年5、6月間還是在臺北街頭被一個曾在廣州參加搗毀我們書店的特務認出並盯了梢，雖然這次盯梢被我甩掉了，但這個特務以後就經常到各書店去監視檢查。他可能估計我在臺灣仍搞書店工作，企圖在書店裡再次發現我的行蹤。為此，我也就不便經常去門市工作了。隨著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統治的加強，憲警和特務常到書店檢查、沒收書刊，外地寄來的和我們寄出的書刊常遭扣留，書店業務越來越難以開展，面臨隨時被強行封閉的危險。為了保存實力，避免無謂損失，我們遵照三聯書店總店的意見，決定「自行停業」。在臺北開辦了10個月的「新創造出版社」書店，不得不予1947年11月停業。
在結束書店業務的過程中，我們特別感謝臺北市開明書店經理章士敏（已逝世）。過去他在江西贛州和福建永安時，曾對新知書店在上述兩地從事地下出版發行工作的同志給予很多幫助，這次我們在臺灣也得到他不少幫助。在我們的書店停業後，他熱情地協助我們處理善後，接受原在我們書店的工作人員。更難能可貴的是臺北開明書店本來不經銷外版書，這次卻買下了我們的大批存書繼續在臺灣發行。章士敏同志離開我們已20多年了，在我撰寫這篇文章時，我不能不深切思念這位熱心助人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