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民爆發的起義事件，已經過去了六十周年。我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和臺灣史的學者，今天在這裡出席座談會，回顧六十年前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感慨萬千。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臺北市取締走私香煙，引起流血的突發事件。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要求長官公署接受他們改革政治的要求。
　　國民黨政府當局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叛亂行為，用暴力把這次官逼民反的事件鎮壓下去。國民黨政府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依據各種資料估計：在二二八事件中，臺胞死傷大約兩千人，大陸軍公教人員死傷約一千二百人。二二八平反後，迄今為止，領取補償金的死者遺屬近八百人。
　　二二八起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過去了六十年，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臺灣內部和海峽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了弭平歷史的創傷，我們今天可以依據歷史資料冷靜地看待六十年前發生的這次事件了。
　　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宣佈廢除1895年中日之間簽訂的《馬關條約》。1945年8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根據1943年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美英蘇發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國政府於1945年10月正式從日本佔領者手中收回臺灣，並宣佈臺灣從此回到祖國懷抱。臺灣光復後不過一年半，就爆發了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二二八起義，成為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這次事件的突然爆發，是日據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從整個中國來說，二二八事件則是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大浪濤中的一朵浪花。
　　二二八事件有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個歷史原因，可以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也可以從亞洲歷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留下了深刻的社會矛盾，一個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了劇烈的震盪時期。
　　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和日本戰敗在臺灣積累下來的社會矛盾通過1947年2月27日的「緝私血案」突然爆發。國民政府派出的臺灣統治者，面對這樣的歷史包袱，措手不及，應對失策。這些社會矛盾，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諸方面。
　　政治方面的矛盾，主要指殖民統治與臺灣人民參與社會管理的要求與自治主張。長達五十年的日據時期，日本在臺灣建立了以臺灣總督府為代表的殖民統治體制，這種殖民統治以警察政治為特點。在那種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是所謂二等公民，完全喪失民主權利。像中國人民歷來不屈服於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一樣，臺灣人民不僅具有武裝反抗日本佔領的傳統，而且具有開展反對專制統治、爭取地方自治鬥爭的傳統。殖民統治的歷史和臺灣人民的鬥爭傳統，形成了臺灣人民「出頭天」的思想。回到祖國懷抱後建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基本上沿襲了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行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雖然中下層官員已經大多為臺灣本地人擔任，這與日據時期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是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仍然由陳儀從大陸帶來的人員擔任，這與臺灣人的「出頭天」思想發生了衝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事件真相與處理大綱》，要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明確傳達了這種「出頭天」思想；這樣的要求也暗含了反對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派人來台壟斷高級官員的意思。經歷了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民產生這種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臺灣社會精英的這種要求，不顧歷史條件，要求在回歸不久的臺灣政治體制下立即實現這種思想，是不現實的。在政治條件和人才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急於實現這一要求，對臺灣社會未必會有好處。
　　經濟方面主要表現為由於戰爭的原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對臺灣的轟炸），使得臺灣的生產能力萎縮，化肥減產，稻作減收，百物騰貴，造成了臺灣人民生活的壓力。光復初期臺灣經濟的困境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造成的，臺灣人民把對生活的壓力的痛恨轉移到統治者身上，作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最高領導人陳儀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包袱。1945年臺灣米糧總產較1944年減產40％，雖然早在1940年臺灣就實行米糧配給制度，但到1946年就出現米糧供應嚴重惡化，加重了人民對陳儀主政的不滿。
　　經濟生活的困難，失業人口的增加，前臺籍日本兵大量（大約二十萬之眾）返回臺灣，加重了就業困難，造成了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擴大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體現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這種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使得一部分臺灣人產生了與祖國文化的生疏感和隔離感。
　　簡單來說，日本殖民統治，扭曲了臺灣社會面貌，極大地增加了陳儀當局處理事變的困難，影響了當局處理事變的能力。
　　換一個角度，如果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變化來看，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同的歷史跡象。
　　20世紀40年代，正是中國歷史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但是國內政局並未因此好轉，反而出現了空前的動盪。這個動盪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展開，最終形成了國共兩黨空前的戰場搏鬥。就在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國民黨政府下令中共駐京、滬、渝三地人員全部撤離，3月7日，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董必武一行最後告別南京。這一天象徵著延續十年的國共兩黨關係完全破裂；國民黨正在計劃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國的內戰愈演愈烈，且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屢遭敗績，僅僅2月下旬的魯南萊蕪戰役中，國民黨軍一次就損失了七個師五萬多人。這個時候，蔣介石，國民黨中央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內戰的部署上，無暇顧及臺灣的事情。
　　在此前，因抗戰勝利，國民黨大小官員從重慶下山，來到江浙、上海各地接收敵產，卻演出了接收就是「劫收」的醜劇，所謂「五子登科」，造成人民群眾更大的苦難，民間有所謂「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口頭禪。國民黨統治區到處掀起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這一運動大大動搖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陳儀本人儘管比較清廉，也有一定理想，願意把臺灣治理好，但是他率領到臺灣組織政府的團隊，免不了把大陸官員貪腐的作風帶進了臺灣。在臺灣接收敵產的過程中，同樣演出了「劫收」的醜劇。這是引起臺灣人民反感的重要原因。
　　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劇轉型，臺灣戰後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政治腐敗，貪污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大規模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臺灣竟發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觀察週刊》當時發表文章驚呼：「今日臺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在上述背景下，通過「緝私血案」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其主流是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正好融人了蔣管區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漩渦。從這個角度說，二二八事件所反映的臺灣人民的意願與整個中國人民的意願是吻合的。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早有不同的認識。當時南京政府認為是「顛覆政府」、「背叛國家」，是「暴民暴亂」事件，受「奸党利用」，要求「取消非法組織」。今天的台獨勢力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野蠻的中國人屠殺文明的臺灣人」，是族群衝突和文化衝突。這些說法都是站不住的。二二八事件雖然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但它卻是因為「緝私血案」處置不當而突然發作的群眾街頭行動，演變而為群眾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民主運動，不是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這次事件雖然可能受到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反蔣形勢的影響，但不是共產黨策劃與領導的。個別曾是日共黨員的臺灣人作為個人也在這次事件發揮了作用。這次臺灣群眾自發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義舉，與祖國大陸人民在各地開展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所以中國共產黨1947年3月在延安發表聲明，支持了臺灣人民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鬥爭。
　　台獨勢力把二二八事件當作臺灣人民要求臺灣獨立的事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群眾組織都沒有提出臺灣獨立的訴求。處於全省領導核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它的組織大綱中明確規定：本會「以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為宗旨」；在3月6日發表的《告全省同胞書》中也明確聲明：「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書》還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臺灣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則是「培養自治精神，遵守國父遺囑，擁護蔣主席，實行三民主義，協助政府建設新臺灣。」台中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宣言，也提出「建設新中華民國，確立民族主義，擁護中央政府，剷除貪官污吏，即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反對內戰，反對專制。」這些表明二二八事件不是謀求臺灣獨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衝突。這些活躍在臺灣各地的主要政治組織提出的宗旨，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為普遍的要求，也體現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臺北、花蓮、台南地方個別人提出過「臺灣獨立」、「國際共管」的口號，是極個別的現象，完全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方向。
　　二二八事件初期，由於局面混亂，一時曾出現打外省人的現象。因為「緝私血案」的當事人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都是從大陸派來的，他們的行為引起臺灣群眾的憤怒，情急之下喊出打外省人的口號，這是不難理解的。但在運動的進展之中，許多正直的人士，都提出了停止毆打外省人的要求。例如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林日高等組織「服務隊」，勸阻不要毆打外省人；臺灣民主聯盟在告同胞書中指出，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要求切不要亂打外省人；許多臺北市民偷偷地或公開地救護外省同胞，不是出於私誼，而是出於正義。這些都說明一時出現的盲目毆打外省人的現象，是自發的、暫時的現象，絕不是事件的主流。說二二八事件是抵抗外省人的事件，是「反抗中國人壓迫的開端」，是缺乏歷史根據的。
　　回顧二二八起義的歷史，不是要增加歷史的創傷，而是要撫平這一創傷。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為反對台獨，促進祖國統一開創新的局面而努力。
＊本文是在2007年2月27日由臺盟中央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