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田謹二氏在其《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把臺灣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作為劃分這三個時期的基準，則主要的是在：（一）日本國內對於臺灣的興味的深淺；（二）住在臺灣的人的文化教養的程度；（三）一般讀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四）作品的發表園地和讀者的質與量；（五）作者的素質問題等等。依照這樣的基準劃分起來，則第一期是包括明治二十八年領有臺灣以後一直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在這一時期，因為明治初年臺灣還是一個生疏的地方，所以日本國內對於臺灣予以非常的注意。這期間本島人的漢詩文家中，有王松、吳德功、李望洋等人，而台中霧峰人的林朝崧著有《無悶草堂詩存》五卷，可以說是當時的第一流名家。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八年以後一直到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六年間。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確保了朝鮮和滿洲的權利，決定了大陸經營的重要國策，日本國民的目光也集中到北方。但是這一時期，「和前一時期不同，一方面漸漸缺乏了漢詩文的素養，代之而起的，是由於西洋風的思想而喚起了新文學的產生。」這時候本島也逐漸對於日語文感到學習的興味。但具有漢詩趣味的雜誌，通過大正時期卻也有幾個。這只要看《臺灣文藝書目》（《愛書》第十四輯）便可以知道。而《臺灣通史》的著者連雅堂的《臺灣詩薈》（大正十三年二月創刊）也是值得注意的期刊。又筆雅雄渾的《東寧革》，是林景仁在大正十二年歸返臺灣時所作，是一冊不能遺忘的詩集。這時候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漸漸地抬頭，也影響到了臺灣，特別在昭和初年，出了幾種機關雜誌。這一派的主張裡，也分成用北京語和臺灣語寫作的二派，他們的作品大抵出於模仿。優秀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期則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以至今日的十年間。由於日軍的進兵華南，頓使臺灣成為日本發展南洋的基地。於是由於過去和近幾年來的積極努力，臺灣的文化水準漸漸地提高，本島人對於日語的運用也漸漸地增加。值得在這裡特別提出的期刊，是：
（一）《Ucali》大正十年十月創刊，出版以迄勝利前夕。是俳句的刊物。
（二）《Aratama》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創刊，出版以迄勝利前夕。是短歌的刊物。
（三）《原生林》昭和十年六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四）《紅樹》昭和十四年四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五）《臺灣》昭和十五年四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六）《文藝臺灣》昭和十五年一月創刊，兼刊新詩和小說的文藝雜誌。
在島田謹二的這篇論文裡，所討論的顯然是廣義的臺灣文學。換句話說，他把日本作家的居住在臺灣的，以及用臺灣的風土人情作為小說題材的文藝作品，都搜集在他的論述範圍以內，反之，他把本島人的文藝作品置於附錄的地位，這是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固然，我們不能抹煞本島人以外的表現臺灣的文藝作家和文藝作品，因為這方面的努力已顯然形成了臺灣文學潮流中的一支，已是有力地影響到臺灣文學所發展的趨向。但是無疑的，臺灣文學的建立，以及臺灣文學的有生命的新的創造，卻還有待於臺灣本島作家們的努力。由於這些本島作家的努力，而且也唯有這樣地努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有生命的、足以代表臺灣本身的、具有臺灣性格的臺灣文學。外來作家的努力，只能使臺灣文學助長其完成，促使它能有豐腴的收穫。它決不能替代本島作家的地位。正像朝鮮文學的需要朝鮮本島作家們自身的努力、自身的創造一樣。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島田謹二的觀察是不適當的。這裡，我們要介紹亞夫氏的臺灣文學的四期說。他是根據臺灣本島作家們的文學活動而劃分的，大意是──第—期，是1924年以前的未開拓期。這時期的臺灣文人都是弄花玩月的君子，他們的作品以詩歌占大部分，「卿卿我我」地吟誦得一片「烏煙瘴氣」。第二期，是1924至1933年，是文學運動的醞釀期。因為1924年6月，受到中國的胡適陳獨秀諸人提倡文學革命的刺激，臺灣也引起了「白話文新文學」的論爭。力主此說的是張我軍、楊雲萍、賴和等。比較成功的創作有廖毓文的《一種榨取》、朱點人的《養鼠》、蔡德音的《老太婆》、守愚的《斷水之後》、吳長卿的《荒蕪的田園：》、薛玉龍的《死人的末路》等等。理論方面的論題，是集中在「臺灣文學」的建設。有主張建設臺灣話文以啟發臺灣文盲的黃石輝、郭秋生、莊遂性等人，有主張普及中國白話文而努力於思想文藝的大眾化的廖毓文、朱點人、林克夫、賴明弘、林越峰等人。第三期，是1933年至1937年的文學運動本格化時期。在1933年，由毓文、芥舟、克夫、點人、得時、逸生、德音、君玉等組織了「臺灣文藝協會」。1934年5月，由於「臺灣文藝協會」運動的刺激，張深切、賴明弘、賴慶、林越峰等又發起召集了了全島第一次的「文藝大會」於台中。同年11月5日，根據大會的決議，組成了「臺灣文藝聯盟」。這時期中最活躍的作家，日文創作有翁鬧、楊逵、張文環、呂赫若、巫永福、張星建等。白話文創作有張深切、朱點人、林越峰、王錦江、蔡愁桐等人。值得重視的作品有：翁鬧的《權爺》、賴明弘的《夏》、如洋的《赤土與鮮血》、毓文的《明兒的悲哀》、匡人也的《王爺猶》、張慶堂的《年關》、詩琅的《沒落》。第四期，是1937年中日事變發生以來的日台文化統一戰線的形成期。因為自此以後，白話文的出版物和各報的漢文欄都自動停刊，所以白話文作家失去了發表的園地，他們漸漸地陷於休息的狀態。同時，由於日文創作的被竭力提倡，臺灣文學在形式上便已完全改變了本來的面目。而在這方面比較活躍的作家，有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等。呂赫若曾在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牛車》，楊逵在《文學評論》上當選了一篇《郵便配達夫》，即（《送報夫》），都被目為短篇的傑作，中國已有胡風的翻譯。
貫穿這四個時期的比較重要的文藝性期刊，有——
第二期中：楊雲萍自費創辦雜誌《人人》，但僅出版兩期。此外有《明日》、《洪水報》、《伍人報》、《生活戰線》、《現代生活》、《赤道》、《南音》等。
第三期中：由臺灣文藝協會發行雜誌《先發部隊》，後改名為《第一線》。由臺灣文藝聯盟發刊機關雜誌《臺灣文藝》，後因內部意見問題，楊逵脫離《臺灣文藝》而另外創刊《臺灣新文學》。但這兩個刊物，在1937年中日事變爆發時即已停刊。
第四期中：日人西川滿創刊《文藝臺灣》，張文環創刊《臺灣文學季刊》，都是日文的期刊。
亞夫氏的四期說自然是比較精確的，他列舉的材料也很豐富。他的劃分的基準，主要的是根據於這些臺灣本島作家的活動。他比島田謹二氏的理論更加正確的地方，便是在於：他完全側重在本島作家的創作，以及這些本島作家們的活動。
但是在這裡，我們應當指出：臺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臺灣的脫離中國的政治關係，不過是四十八年而已。四十八年以前，流行於臺灣民間的一切文學的形式，無論是文字個別的形式乃至文體的形式，都是完完全全的漢文。四十八年以來，臺灣既然和日本的政治發生了關係，於是臺灣的文藝表現形式也漸漸地由於政治和社會的變質而變質了。先前是臺灣的文學者留戀於其古國的文華，但在政治革命的企圖完全絕望了以後，以及日本的文化侵略政策不斷地在臺灣有力地展開以後，臺灣的文化人顯然被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困難之中。他們一面依戀於古文字的優美，一面復被鋒芒畢露的新文字所激動。於是一部分人憧憬著古有的傳統而無援地寫作，一部分人則致力於新文字和新文體的學習了。等到中日事件爆發以後，政治的力量壓倒了古有的的傳統，新的文化政策使整個的臺灣文學，不得不統一在「日語的一元化運動」下。於是古有傳統的留戀為不可能，文學者由於政治的壓迫，不得不走上一條狹隘的路，那就是：日語文的創作！
所以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文學，完全是陷於形式的蛻變過程中，文學上的成就那是談不上的。但正因為表現形式的蛻變，而且因為這種蛻變是由於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所以臺灣文學的劃分必須同時顧到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才是使臺灣文學變質的基本的因素。
因此在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文學，正無異於從河的一邊走到河的另一邊的橋樑。換句話說，以目前為止的臺灣文學，不過是橋樑的文學，過渡期的文學，存在於這過渡期的橋樑文學，是不堅固的，不安定的，沒有純粹的個性。
基於這樣的理由來看臺灣文學的分期，那末免有多餘的感覺。因為，整個的四十八年來，臺灣文學始終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開始它的跋涉。一直到今天，臺灣文學還沒有完結這種初步跋涉時期。它不能自由地成長，政治的因素常常阻礙了它發育滋長的方向，它在不安的心情下摸索著它的前途，因此它的進步是遲緩的。最先，它因為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影響，醉心於中國文學，學習並模擬了中國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但是客觀的環境不適宜於這樣的芽苗成長，於是它遇到意料中的折磨，它苦悶，它彷徨，終於分出一部分的精力來接受另一種的表現形式。這時候，它嘗試了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的同時並存和運用。然而霹靂一聲，中日事變把臺灣文學的發展路線又予以主觀地改變了，那就是：消滅了漢文的創作，使漢文的作家沒有發表的可能和機會。這無異消滅了臺灣文學力量的一半，削弱了臺灣文學的一貫的創造力。臺灣文學經過這次的頓挫以後，自然又陷於單薄的衰弱狀態。要改善這樣的狀態，填補這樣的損失，以恢復和充實臺灣新文學的創造力，那—定是在今天以後的事吧。
所以臺灣文學始終在它的草創的時期。一直到今天，它還沒有超越了草創時期的界限。
如果把臺灣文學的草創時期作一時間上的劃分，則我們可以根據政治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革，並且配合臺灣本島作家的志願和活動，而區別出這樣兩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從1924年到1937年。
第二階段從1937年以至中國抗戰的勝利。
1924年以前，中國文學本身還沒有革新的意向和運動，因此流傳到臺灣的也只是陳舊腐敗的古文學。在創造臺灣新文學的見地上看來，我們盡可把1924年以前的時期劈開。1924年以後，臺灣文學接受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於是在臺灣文壇上跟著產生了類似的共鳴。臺灣文壇上有了嶄新的活力，臺灣新文學的芽苗便開始成長了起來。這樣，一直到1937年，臺灣文學始終受著中國文學的指導的力量。在這一階段，臺灣作家的運用漢文創作是相當普遍的，不但有漢文的雜誌，抑且有漢文的副刊。雖然日文的勢力一天一天地膨脹，但顯然的，漢文的文藝表現也是為大批的臺灣讀者所擁護，它是臺灣文學中的有力的一環。
1937年以後，由於日本文學者的竭力提倡，強調了日語的運動。這運動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一面是針對朝鮮和臺灣的「國語」運動，使日語替代了朝鮮語和臺灣語，使朝鮮和臺灣整個地接受「國語」教育，同時還使朝鮮和臺灣本島人改姓更名，使他們和日本的本島人完全打成了一片。這是「國語」運動對內的作用。另一方面，對於日軍在國外的佔領區域，他們提出了「日語的敵前上陸」的口號，於是在荷屬東印度、菲列賓一帶，加強了日本語的教育。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臺灣的漢文作家自然沒有立足的餘地了。一切漢文的副刊和雜誌都先後地停止發行，漢文的作家一部分開始學習日語的創作，一部分則從此改事其他的職業，這顯然是削弱了臺灣文學的潛力。這是一次重大的激烈的變革。這變革一直到勝利的前夕才算是告一段落。
臺灣文學好像經過一次重大的挫折，而重新抬起頭來，振作精神，走向為政治因素所支配的方向。但是這方面的文藝工作者，數量上卻是大大地減少了。比較活躍的作家是：龍瑛宗、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黃風姿、楊千鶴、陳逢源、楊雲萍、吳槐、蘇文石、江肖梅、江尚文、黃宗葵、劉頑椿、呂鵲城、孟甲生、黃啟木、連溫卿、朱鋒、黃連發、江文也、蘇維熊、黃廷煌、吳尊賢、周金波等等。其中尤以龍瑛宗、楊逵、黃鳳姿、楊千鶴、楊雲萍、江肖梅、江尚文、黃宗葵等人在各雜誌上屢屢發表作品。而自從1937年以來，用日文創作，在小說方面比較成功的是楊逵、龍瑛宗和周金波，楊逵也兼寫劇本。詩歌方面唯有楊雲萍氏獨當一面。散文方面比較受人注目的是楊千鶴和女作家黃風姿，劉頑椿則專門從事於翻譯介紹工作，已將小說《水滸傳》（全四卷）和《嶽飛》（全二卷）譯成日文，那《臺灣藝術》月刊的編輯和發行人，也翻譯了《木蘭從軍》（全一卷）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江文也的新著《上代支那正樂考》，分前後兩篇，簡述了中國孔子的音樂論，是發揮中國古代藝術的精心的作品。陳逢源的新著隨筆集《雨窗墨滴》，內收錄了梁啟超、林語堂、落華生等人的品題、傳說、評論、漢詩等。因此，從臺灣著作的性質來看，也不容否認：雖然表現形式有了變革，但是形式不能決定內容，臺灣文學依然是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依然被中國的文藝思潮統治著、支配著。
1937年以後在臺灣出版的日文刊物中，除了上面亞夫氏列舉的各種外，還有以下三種刊物，也影響到臺灣文學的滋長和發展的：
（一）《臺灣公論》，月刊，日人小石原勇編輯，是綜合的性質，但每期都刊有精選的文藝作品，如今年1月份裡就有楊逵的劇本。
（二）《臺灣藝術》，月刊，黃宗葵編輯，是一般性質的文藝期刊，同時刊載新舊的小說和詩歌，重於趣味，經常執筆的有楊逵、龍瑛宗和楊雲萍等，可見它是臺灣文學界的有力的刊物。
（三）《民俗臺灣》，月刊，日人金關丈夫編輯，主要的是記錄臺灣民族的風土習俗的，但亦不乏優秀的散文和隨筆，經常執筆的有黃風姿、楊雲萍等。
在這些刊物上的臺灣作家的作品，凡是描寫到臺灣農村以及臺灣民俗的時候，他們總是透露了中國農村和中國民俗的影子，他們沒有也不會遺忘掉這個古老國度裡的風物和文華。
因之，雖然臺灣文學在極端不安的動盪中被政治的因素左右著，決定著，但是改變的只是它的外表的形式，它的內在的性質，卻始終還帶有中國文學的遺留的血液。正好像—個到婆家去的媳婦一樣，雖然她住婆家的房子，穿婆家的衣服，但是她不能遺忘那生養她的娘家；而在她的口邊，還常常談起了娘家的可愛，在她的頭腦裡常常憧憬著兒時的天真。
文藝思潮正像黃河裡的水流，要它立刻改變不同的方向，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等待足以改變方向的客觀條件的具備，而且也只有待於它自然的變革，人力的武斷式的支配只能改變它的一部分的性質。所以純粹的臺灣氣派的臺灣文學，純粹的具有臺灣作風和臺灣個性的臺灣文學的產生，不是過去，也不是現在，而是在不久的將來。因為臺灣文學像一個久經磨難的基督一樣，他在不安的心情下，跋涉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而且至今還沒有抵達道路的終點。
我們相信在重入祖國懷抱以後的臺灣文學，將隨著大陸的教養而把自己融和到母土的文學的燦爛潮流裡。臺灣文學已堂堂地進入燦爛輝煌的建設期了。而且我們可以預言，正像中國的新文學一樣，建設期的臺灣文學會很迅速地超越，用急切的步伐走過歐洲的文藝思潮所經歷的各個階段，而進入完成的時期，和母土乃至世界文學並列的時期。
自然，臺灣文學和中國文學是不可分的，而且前者是屬於後者的一環。但總結上述的意見，我們對於過去的乃至今後的臺灣文學，卻可以歸納到這樣的三個時期：（一）草創時期，（二）建設時期，（三）完成時期。而第一期又分為這樣的兩個階段，即（一）中國文學的共鳴階段，（二）表現形式的改造階段。而現在的臺灣文學，則已進入建設時期的開端了。我們將眼看著臺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裡，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的古有的傳統，從而更建立起新時代和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新中國文學的臺灣新文學！
——原刊1946年1月上海《新文學》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