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47年的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我曾親身經歷過。它使我終生難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當時國民黨政府委派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接受日軍駐台最高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被日本佔領了長達50年之久的臺灣和澎湖列島便又正式歸人中國的版圖。
1946年2月，我隨父親東渡臺灣謀生。我的家鄉是福建泉州。臺灣人民的祖籍也多為福建閩南一帶，因而其風俗、民情、語言等，與我家鄉完全相同。初到臺灣，父親和我即臨時寄居在台南市一家姓莊的同鄉家裡。莊家是木匠世家，老木匠有四個子女。大兒子也是木匠，不善言談。大女兒名叫阿金，在讀高中。阿金給我的印象最深，也和我最接近。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我幫她辨認漢字和學習普通話，她也經常給我講述臺灣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故事，如北埔起義、西來庵起義、霧社起義等。有一次，她還拿出家裡珍藏的一紙手抄的聲討李鴻章等人出賣臺灣罪行的告示給我看。阿金告訴我，這紙手抄告示是她祖父留下來的。
在台南市莊家住了一個多月，我即到高雄市《國聲報》社編輯部當雜工；不到半年，又轉到布袋港一家船務行當學徒工。從台南到高雄，再從高雄到布袋港，這是我這個15歲少年開始走上社會進而認識社會的一段不平常的日子。在這段日子裡，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臺灣人民的情緒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我剛到臺灣時，人們的那種因臺灣光復而發自內心的狂喜之情還沒有完全消退。但不久，在看到來台的國民黨官吏個個惟以「劫收」為能事的貪污腐敗本性時，便大失所望。對於這些貪婪而又無能的官屯老百姓則極富創造性地嗤之為「豬肝」(閩南話「豬肝」與「豬官」同音)。由此，「豬官」們住所的門前，常被一些大膽的群眾掛上一串串豬肝。還有一首流行的民謠這樣唱道：「臺灣光復，歡天喜地；陳儀發財，搶天劫地；豬玀享樂，花天酒地；百姓受苦，烏天暗地。」而此後，隨著特務、警察和憲兵隊的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摧殘人權，扼殺人命，臺灣人民的情緒便從一個頂點轉到另一個頂點，也就是說，以陳儀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一年前還是備受歡迎的對象，一年後卻成了萬眾憎恨的角色。
1947年2月27日晚，臺灣專賣局的武裝緝私隊在臺北市街頭毆打一個賣香煙的攤販老太。這事引起路人的嚴厲斥責，而緝私隊竟又開槍打死了一個圍觀群眾。國民黨政府的這種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待的兇殘行徑，在當晚立即激起全市人民的憤慨。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擁集到憲兵隊和警察局請願，強烈要求懲辦兇手，但始終沒有結果。
次日，即2月28日，臺北市全市罷市、罷工、罷課，集隊遊行，要求臺灣最高當局懲凶、賠償和撤銷專賣局，而這些徒手遊行的人群卻又遭到陳儀衛兵隊的開槍射殺，當場死傷六人。於是，人們不得不被迫進行實質性的反抗，佔領廣播電臺，展開大規模的武裝自衛進攻。
從臺北市引發的這場流血鬥爭，很快就波及全臺灣。只幾天，北部的基隆、新竹，中部的台中、嘉義，南部的台南、高雄，以及東部的花蓮、台東，都相繼爆發了向國民黨政府及其軍警機關的進攻。其中，聲勢最大和鬥爭最激烈的，主要發生在中部地區的台中、嘉義一帶。3月2日，台中市人民一舉搗毀了市政各機關，抓捕了除市長(事先化裝潛逃)外的其他黨政軍警要員3百餘人，繳獲了大批槍枝彈藥，從而完全控制著台中市。與台中市相比，嘉義市的鬥爭要艱苦得多，卓絕得多。嘉義市是國民黨的軍事重鎮，嘉義人民雖然也訴諸武裝奪取了國民黨的軍政機關，但戰鬥很激烈。在人民付出了一定代價之後，才把敵人的殘兵趕出市區，圍困在郊外飛機場周圍。只因缺乏重武器，而未能將其及時消滅。
我所在的布袋港，在行政區域上隸屬於台南，在地理位置上則毗鄰著嘉義。布袋港是一個小鎮，鎮上有一條南北走向的約三裡長的大街，街北的小火車直通嘉義，交通便利。這裡開設了幾家船務行，其業務都是辦理對福建廈門、泉州一帶的貨物進出口。在嘉義爆發了起義的第二天，這個小鎮也有相應的行動。這一天清晨，大街上人聲鼎沸，只見一波一波的人群都朝著街南頭湧去。我知道，那是湧向派出所的。不久前，我曾平白無故地遭到「黑狗」的打罵而懷恨在心，就在這憤恨之情的驅使下，我也不由得跟在人群的後頭。真沒有想到，當我跟到派出所附近時，戰鬥卻已經結束了。大概是懾於群眾的浩大聲勢吧，那平時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黑狗」們並沒有進行什麼反抗，便一個個被繳了械，被押解出派出所示眾。這時，忽然從派出所樓上的窗口扔下了一張大紙頭來．紙頭飄忽著落到地上，隨即引起一陣騷動，人們都在爭著擠過去踩它一腳。我站在遠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及至人群開始散去後，我走近一看，才發現那原來是一張身著戎裝的蔣介石畫像，它已經被人踩成污穢破爛的碎片了。臺灣人民的這次起義，不但是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內戰的偏遠後方發生的，而且是與祖國大陸人民的解放運動相呼應的，它同樣提出「反內戰」、「反饑餓」和「美國兵滾出中國去」的口號。對此，以陳儀為首的臺灣國民黨統治集團事先並無思想上、軍事上的準備，因而當其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浩大聲勢時，不免顯得驚慌失措，狼狽不堪。但隨後卻處心積慮地玩弄起反革命兩面策略：一方面，即假惺惺地表示願意傾聽人民的呼聲，對人民的要求一應做出了所謂「言必有信」的「承諾」；而另一方面，則又借此虛假的「承諾」來拖延時間，以等待其大批援軍的到來。
3月8日，進行血腥大屠殺的日子開始了!國民黨把原在徐州一帶打內戰的兩個師緊急調到臺灣，8日下午從基隆登陸，在大殺一陣之後，便連夜殺進臺北市。繼而又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在全省進行大屠殺。據報，從8日至13日，只短短的6天就有近4萬人被公開屠殺。14日，臺灣警備司令部發表公告說，「全省已告平定」，自即日起進入「綏靖階段」。所謂「綏靖」，也就是緊跟著公開大屠殺的大逮捕。我所在的布袋港小鎮，也有人被逮捕。大逮捕的實質，仍然是大屠殺，不同的只是從大街上的公開屠殺，改為暗中處置，即或活埋，或裝入麻袋拋進大海，……
這就是我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的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始末。
3月底，形勢稍有緩和，父親從台南市趕到布袋港來看我。當晚，父親悄悄告訴我，台南市莊家老木匠的大女兒阿金，因為是當地起義的小頭頭，已經被國民黨殺害了。聽到這消息，我一夜未眠，阿金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出現。我雖然無法想像出她在這次起義過程的具體作為，但從一年前她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中，我敢肯定，她是一位出色的進步學生的領袖，是一位真誠的中華民族的愛國者。阿金的犧牲，令我悲傷，更令我崇敬。
1947年4月，由於一時謀生困難，我又隨父親離開臺灣返回家鄉。這年秋天，我到漳州就讀於龍溪師範學校。漳州地區緊連閩西老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曾進駐過這裡，群眾的思想覺悟普遍較高。龍溪師範學校是漳州地區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堅，而在我就讀期間，又正值「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處於高潮之際。於是，有了在臺灣經歷的認識，再加之這周圍大環境的影響，便很自然地促使我投身到愛國學生的運動中。如此經過一年多的鍛煉和提高，我就在1949年4月正式參加了党領導的地下革命工作。
總結我這一生，如果說，1949年4月是我在組織上加入革命隊伍的開始，那麼，在臺灣一年的經歷則是我在思想上明辨人生道路的起點，因而它使我終生難忘。
作者簡介：
黃政樞，男，1931年出生，福建泉州人。1949年4月參加革命工作，1980年調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教授，1992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