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吳克泰當時看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小說由梅益所譯］，深深地被保爾的堅韌精神所感動，於是全然不顧我是一個女孩，決定我以後的名字就叫保爾。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梅伯伯時，梅伯伯說：“小說沒有提保爾的父親。”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書裡沒提到保爾的父親，便不能肯定保爾的名字一定是他父親為他取的，所以父親的做法在書裡是找不到根據的。更何況保爾後來成為英雄，同他當初被取名保爾不能說有任何一點因果關係。可是，梅伯伯的婉言規勸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根本動搖不了父親要長女成為保爾的決心。保爾終於成了我的名字。
那時，我們兩家住在麻花胡同宿舍的前後院。在前院，我們家和幾家日本專家住在一起。後院是梅伯伯一家人。因為梅伯伯是潮汕人(潮汕原隸屬福建省，當地方言屬閩南語系，不知哪朝的昏頭皇帝把潮汕劃到了廣東省)，他的母親和我父母語言相通，生活習慣有許多相同之處，母親一去梅伯伯家就和老人家聊一會天。當時，我在幼兒園，所以不記得梅伯伯。
搬到真武廟的“老302”(工地代號)宿舍以後，梅伯伯家住在正中間的一座樓內，因此，他每天的出出進進都在人們的注視之中。1964年，梅伯伯力排眾議，把父親的名字列入訪日代表團的名單。當時，中日不通航，梅伯伯和父親一行要從香港轉機去日本。飛機飛過臺灣上空時，父親眼含熱淚，看著舷窗外那片已經十幾年沒有回去過的生他養他的土地。當時，組織上已經通知了父親祖父去世的消息。父親來大陸後，祖父曾被抓進監獄，受盡折磨，放出來後，年事已高，不知是如何度過那些年的，也不知去世後有沒有人給他下葬。父親是祖父唯一的兒子。父親熱淚盈眶，浮想聯翩，梅伯伯很理解父親，在一旁勸他：“別再看了。”一次，母親去梅伯伯家，梅伯伯問母親：“你家的廁所堵住了怎麼辦？”母親說：“叫工人來修理呀。”梅伯伯說：“我自己通廁所。”梅伯伯工作那樣忙，對於家裡的麻煩事，他還會自己動手，真讓人想不到。
60年代，我的小朋友的父親去世，梅伯伯親自去她家慰問。我朋友的父親是湖南土家族的一個一般幹部，他的去世對他的家人來說本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可他們一家卻逢人便說，把梅伯伯的親自登門看成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梅伯伯和父親先後被打成“走資派”、漢奸。那時，學校都已經停課了，我們幾個孩子在家裡睡懶覺。忽然一陣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梅伯伯，他奉命把“走資派”“黑幫”家的沙發抬走，我家住四樓，梅伯伯當時已經50多歲了，穿著一件舊中山裝，把沙發一件一件地抬走。我想：他老年後腰直不起來，是否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
又過了一段時間，梅伯伯和父親都被關進了“牛棚”，每天他們幾個廣播局頂尖的“黑幫”排隊出來，由“專政隊”看著去食堂吃飯。一天，排隊吃飯時，梅伯伯乘看守不注意，和父親說：“人家說你什麼，你都先認著。”父親悟性較差，回去獨自一人想了很久也不明白。梅伯伯挨鬥時，人家說他是“走資派”，他說是，說他是“反革命”，他也承認。後來，形勢有所好轉，梅伯伯說：“以前說的都不算了，從今天開始我說真的。”(大意如此)父親才明白，為了保存實力，還有這樣的鬥爭策略呀。
我大學畢業後，先分配到廣播科研所，後又被調到中央電視臺工作。在那裡我接觸到一些50年代就在電視臺工作的老同志，他們不時談起梅益老局長過去逢年過節，總是在重要部門督促工作。他到演播室看直播節目時，總會和在場的工作人員說：“同志們辛苦了。”這些老同志說，那時沒有加班費，沒有獎金，但這樣一句話，是很溫暖人心的，因為老局長？也沒有在家，而是和他們一起忙碌，而且他身上的責任還那麼大。每當老同志們回憶起老局長作報告時，都很佩服他講話言簡意賅，非常精練，沒有噦唆話、車軲轆話。
“文革”後，我們家裡又搬進了一家人，是蘇東部的俄語播音員李振興。我父親去世之後，他家約好和我們一起去給我父親掃墓。給父親鞠完躬之後，我說：“梅伯伯也在這室，在正面31號。”我們一起來到梅伯伯像前，李振興夫人史阿姨說：“給老首長三鞠躬。”我們排成一列，給梅伯伯鞠了三個躬。從八寶山公墓出來，李振興對我們說：“我剛從蘇聯回來時才十幾歲，是個高中畢業生，是梅局長親自批示讓我在中灶吃飯，對我太愛護了。”
梅伯伯為了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說是新中國廣播電視事業的奠基人。在歷次運動中，他保護了許多幹部，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狀，他也因此挨鬥受罰。當年我還是一個孩子，從心裡敬畏梅伯伯，更不敢打擾他，他也總是忙忙碌碌沒有時間，所以從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但我會永遠記住他的。
200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