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曙

（本文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并对标题略有改动）

爱，是我的另一个祖国，
最重要的祖国。
不是那个我引以为傲的，
而是伤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书扬、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和国防部五角大厦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机冲击。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即刻发表声明为攻击事件负责，可是美国很快地将矛头指向了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然而基地组织的首领宾拉登却在9月16日透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否认参与了攻击行动。但美国在不理会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击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塔利班窝藏宾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时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强力报导下，几乎都处在九一一攻击事件之后所营造出来的恐惧、哀伤和愤怒之中，所以对于美国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虽然经过民意调查，世界上多数民意反对对阿富汗进行轰炸，但许多国家大都默视这样的侵略发生。很少人还会记得，一年前的此时，在巴勒斯坦爆发了第二次人民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从1973年以来推动的“以土地换和平”方案，因夏隆为选举造势进入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彻底破坏。1993年在美国总统柯林顿见证下、为落实｢土地换和平”所签订的奥斯陆协定，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得了诺贝尔奖，但和平并未得到任何奖赏，起义之后的八年间，巴勒斯坦人先后死去了4789人。

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林书扬先生在劳动人权协会的机关刊物《劳动前线》第36期，发表了《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导语”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发的原因：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及后续的美英“世界反恐”政、军风潮的发展形势，表现出该项民族纷争在西方帝国主义宰制下的全球权力结构中，是处在严重被扭曲、被绞榨、被工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状态中。｣
这项民族纠纷就是“植根于”圣域”巴勒斯坦归属问题的两个民族主义—-犹太民族主义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史中一项被认为对立最深、解决最困难的民族纷争”。
林先生否定了当时世界主流媒体那种“被攻击•自卫•反恐”的三段论宣传，点出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个“对立最深、解决最困难的民族纷争”。这样的见解，其实和当时媒体报导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恐惧、哀伤和愤怒的情绪是非常抵触的，但林先生还是本于反帝史观和阶级立场，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之所以有这样的抵触，其实是长年来一般人无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与处境。这种无视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宰制的世界主流媒体透过报导操纵出来的，但这种操纵并不只是影响了“无视”的人，其实也影响了倍受压迫宰制、却无法被看见的巴勒斯坦人。林书杨先生描写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经历半个世纪的连年烽火，我们常看到岩屑和尸块混杂一堆，血染黄沙，砾土掩骨的惨景。正如一位犹太裔的哲学者所言：“当死亡正常化了之后，我们还会有哲学吗？”。但哲人面对的生死极限的虚无主义，现实上还是虚化不了场场鏖战（六次中东以阿战争）后胜利者的昂奋和败北者的刻骨铭心。以及，在距离战场很远的繁华国度里的石油大亨门的低语私议。｣
林先生所谈到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断败战的惨烈与刻骨铭心和世界大多数人对他们苦难的视若无睹，能不让巴勒斯坦人“处在严重被扭曲、被绞榨、被工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状态中”吗？所以，对巴勒斯坦人而言，面对以色列和在外交、政治和经济上全力支持它的西方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没有胜利只有抵抗，没有尊严只有死亡，“因此，当死亡日常化之后，遭到舍弃的固然是个个生命体，但遭到扬弃的却是死亡本身”，于是死亡便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摆脱悲伤、摆脱屈辱、对抗宰制、对抗压迫、绝望却锋利的最后武器。林先生引用了“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斗士丹顿，常在（演讲）结尾中喊出一句话—-诸君！死亡是永生之始！”，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做了一个壮烈却悲凉的哲学诠释。

魂归雅法

1971年夏天，约旦国王侯赛因终于得到了支持。以色列出动了空军进行轰炸，美国第六舰队在海湾炮击，配备精良的约旦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向约旦北部，扫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队。阿拉法特、乔治•哈巴什以及其他巴解派系的领导人经过寡不敌众的较量后，在阿拉伯各国的强迫下退出约旦，所剩无几的有生力量转进到黎巴嫩南部。但是，驻守在约旦北部阿吉隆与杰拉许（Ajlun & Jerash）山丘的指挥官阿布•阿里•伊亚德（Abu Ali Iyad）却拒绝撤退。

将近一年前，当侯赛因国王即将要对约旦安曼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史称｢黑色九月｣的进攻前夕，巴解组织各派系在紧急会议上大多主张应和侯赛因国王对决，他们相信伊拉克和叙利亚将会支持他们，推翻封建的哈希姆王朝。但阿布•阿里•伊亚德反对，他认为巴解的游击队应该转入约旦北部与以色列邻近的山区活动，千万不要打城市游击战，也不要指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承诺。要不是阿布•阿里•伊亚德1968年在卡拉玛战斗中顽强抵抗的战斗声望，很多人一定会讥笑他怯战。得不到认同的阿布•阿里•伊亚德最后不得不孤军转进阿吉隆．杰拉许山丘。1970年九月那场鏖战，留在安曼进行城市游击的各派力量，在约旦、以色列和美国的联手压制下果然溃不成军，最终还是仓皇地撤退到了阿吉隆．杰拉许山丘。阿布•阿里•伊亚德力主将部队修整，利用跨边界山区的条件与来敌周旋，但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1971年4月，从安曼北辙的游击队残部指挥官们在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施压下，反而劝阿布•阿里•伊亚德随军转进黎巴嫩南部，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再战。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放话，只要阿布•阿里•伊亚德放下武器，离开游击队所在的山区，国王可以饶他不死。然而阿布•阿里•伊亚德不愿再撤退。1971年7月，约旦出动一个步兵师和一万名贝督因族士兵杀进杰拉许山丘，很快地打败了孤立无援的山区游击队，阿布•阿里•伊亚德被约旦军队擒获并处决。贝督因士兵将阿布•阿里•伊亚德的尸体绑在坦克车后面，拖尸游遍了约旦北部的巴勒斯坦人村庄。

阿布•阿里•伊亚德牺牲之后，身处占领区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写了《魂归雅法》的诗悼念他。
诗歌开头说道：阿布•阿里•伊亚德的尸骨回到他所熟悉的雅法，他那无与伦比、像绿色平野般的眼界，无数的赞歌都只能模仿。达尔维什用“绞刑架上新长的松枝”，比喻阿布•阿里•伊亚德的( 1939 – 2014) سميح القاسم，萨密赫．卡西姆新生，他说：｢就像莲花上新生的火焰｣那样，阿布•阿里•伊亚德宣读了他的故事。接着达尔维什提到了｢我们｣，这些以色列占领下被宰制的巴勒斯坦人及流离失所的几百万难民，却距离雅法这个｢香橙海港｣如此遥远，遥远地就像遗忘在机场的行李。
｢我们的相片留在女人们的口袋里和报纸的版面间，/我们每天宣读我们的故事，/为了赢得一个风锁，一记火吻。/我们远远地离开了他，/要求他走向自己的死亡。/我们用现代诗歌撰写了滔滔的讣告，/我们在咖啡馆的路旁抛却自己的哀伤，/我们抗议在这个城市没有家，/然而我们却远离了他。/我们在葬礼上拥抱着谋杀者，/我们偷走他伤口上的棉絮来炫耀。/得到了耐心和等待的勋章｣。达尔维什形容了以色列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难民们徒劳、负罪、哀伤和失落的复杂的心情。
而死去的阿布•阿里•伊亚德呢？达尔维什在诗的后段中描写他却在巴勒斯坦人之间升起，｢他再也不知道罪恶间的界线，因为这些罪恶变成了权利。而在正义之间，他不再确认，也不再反驳。他离开了成为烈士，我们留下来变成了难民。他沉沉睡去，不再在帐棚和海港避难，他已无言、无感，也不再是难民，只有那片故土才是他伤痕里的难民，而他已经将它带回来了｣。诗人最后向难民们喊话：

所以现在难民们的手已可以高举，像狂风，像狂风， 所以现在他们的躯体已可以引爆，像清晨，像清晨。 这样，被伊亚德召唤回来的故土才能在我们之间发现故土。

这就是鏖战后，败北者的刻骨铭心。达尔维什要从毁灭中夺取新生的意义，鼓励悲恸旁徨的难民们像狂风和清晨一般，直接行动起来，扬弃死亡！
面对这样视死如归的绝望，林先生希望：
｢但愿911事件，以及前前后后后的所谓“以血洗血”的恐怖事件中那些受族群的哀誓叫唤投入自我舍弃的年轻人，及受累而牺牲的无数生命体，能及早唤起世界深切的共同关切，尽速消除现代世界关系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蛮主义—亦即现代帝国主义，好让世界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果能如此，死是永生之始，这一句话才能取得这一代历史的新的验证。｣

车票

面对着以色列人每天荷枪实弹的野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血洗血｣的反击，只得到主流媒体｢恐怖主义｣心理变态的扭曲描写，却几乎不提他们的遭遇、愤怒和绝望，当然，更不用说这些牺牲者自毁的愿望。曾经写信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昂说他：｢生而为诗，而不是生而为枪｣、因拒绝服兵役而坐牢的的巴勒斯坦诗人萨密赫．卡西姆 ( سميح القاسم， 1939 – 2014) 在他的诗《车票》中，说出了那些自毁青年的悲愿：

你杀死我的那天
搜遍了我的口袋
找到这几张车票
一张前往和平
一张前往田野和雨水
还有一张
前往人类的良知
亲爱的杀人犯，我请求你：
别留在这浪费它们
拿着去旅行吧！

对卡西姆来说，巴勒斯坦的抵抗者哪怕已经被杀，都要把死亡本身当成最后的反击，向杀戮者索求和平。卡希姆说：｢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能击败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要让我们放弃人性！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从我身边夺走人性，…它是我的战壕！我绝不让任何人从我手中夺下这个街垒！｣卡西姆｢一个国家，一个语言，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信念，只能是在对帝国主义和占领者的抵抗中摧毁侵略占领、独裁和腐败之后，才能真正和平地建成。
林先生在《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一文中，首先在｢导语｣探讨的并不是现代中东历史的是非曲折，而是描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倍受以色列和帝国主压迫后的抵抗鏖战与败北，和在刻骨铭心的｢哀誓叫唤｣下，前仆后继、｢以血洗血｣的自我舍弃。他强调：｢哲人面对的生死极限的虚无主义，现实上还是虚化不了场场鏖战｣。这种首先对被压迫民族抵抗鏖战的集体情感考察，丰富了文本考证的历史纪录，为辨析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林先生希望透过这样的情感考察角度，｢及早唤起世界深切的共同关切，尽速消除现代世界关系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蛮主义—亦即现代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
在《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一文第二部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何憎恨英美｣的段落中，林书扬先生概略简述了以阿民族的历史纠纷中，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军事干涉和政治介入。林先生回顾了英国委任统治的一次大战期间英国庇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残酷打压和驱逐；二战结束后美英两国催动联合国通过的不利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181号决议，以及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所发动的战争；1947-1993年间六次大规模以巴战争和流离失所的420万难民；1993年的奥士陆协定以及协定的失败。在这段简介中，不难看出林先生鲜明的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这符合他向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与史观。
林先生在这个段落的最后，特别突出提到了奥士陆协定。他认为奥士陆协定的签订，是｢长达半世纪的纷争中，巴勒斯坦人终于不得不向国际政治现实低头｣的结果，他强调这项协定是｢巴方忍痛暂时接受｣的，然而这项协定也｢因以方…的无理要求，濒临破灭｣，这些无理要求是：三百多万巴勒斯坦难民不得返乡以及巴勒斯坦首都东耶路撒冷的不完全主权等问题。
林先生把奥士路协定的签订视为巴勒斯坦人忍痛暂时接受的｢国际政治现实｣，这种｢暂时接受｣说的见解耐人寻味。而指出难民返乡权利议题和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其实已经点出以色列要藉着上述问题攻击和分化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尽管联合国在1967年针对以色列｢六日战争｣后军事占领东耶路撒冷，于同年7月4日的大会做出2253号决议，指出以色列的占领违反国际法。但在帝国主义强权的支持下，以色列一直无视联合国的主张，持续利用｢不完全主权论｣作为他们主动攻击巴勒斯坦的｢依据｣，这种作法就算在奥士陆协定签订后也未曾停止。2000年以色列总理夏隆在层层戒护下侵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沙清真寺、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片面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都是将这种｢不完全主权论｣的强权论述强加在联合国的国际共识之上，并且从未因此受到制裁。
林先生当然知道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不同派系间对解放巴勒斯坦的不同主张，但他在追求反帝解放的共同前提上，求同存异地搁置了这个差异，但并没有抹煞这个差异。至于未被提及的以色列屯垦区扩大和检查哨日常箝制等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了日常的抵抗作出回应，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抵抗的心路历程，林先生已在｢导语｣部分描述过了。

烈士花园

2002年3月底，以色列总理夏隆发动｢防卫之盾｣行动，率军侵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拉马拉、土卡列姆、卡奇亚、伯利恒、杰宁和纳布鲁斯等地。以色列方面入侵的理由是巴勒斯坦人一直对以色列进行自杀炸弹的恐怖攻击，所以必须以军事行动打击恐怖攻击。以色列没有说的是：自从1993年奥士陆协定签订以来，巴勒斯坦自治区受到以色列严厉地军事管制，失去了生活和行动的自由，连自治政府议会的日常运作都因以色列百般刁难的边境检查而无法开会，西方世界则指责阿拉法特专断独裁，不懂民主。更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忍受的是，以色列人仍然继续的越境扩张他们的屯垦区和定居点，快速侵蚀着原已破碎的约旦河西岸和加萨的自治区土地。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在得不到自治政府有效协助（连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都被以色列的炮火和坦克围困在拉马拉自治政府的地下室里）的情况下，纷纷走向玉石俱焚的抵死抗争！在这些抵抗中，杰宁难民营最为特殊。
杰宁（جنين），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花园｣，这个被称为花园的小镇，在巴勒斯坦的抵抗历史上却被称为｢烈士之都｣。193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发动大罢工，杰宁成为运动重镇。罢工失败后，1937年，巴勒斯坦农民组成反抗军，武装对抗英国殖民当局，遭到血腥镇压。1938年，英国殖民军攻入杰宁，摧毁了这座小镇的四分之一。1948年，阿拉伯解放军以杰宁为基地，和凶狠的以色列军队对抗，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建国。巴勒斯坦战争失败后，小镇杰宁涌入大量难民，1953年联合国在这个小镇设置了难民营，收容了约1.6万人。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2000-2003年间，从杰宁难民营至少发动了28起自杀炸弹攻击，因此以色列把这个难民营视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派出一个后备步兵旅、两个正规步兵营、突击队和12部D9的装甲推土机侵入难民营。难民营这边只有由阿布．江达尔（أبو جندل, Abu Jandal）所联合指挥的数百名各派战士。以色列这次攻击进行了十天，以色列方面受伤52人，死亡23人，但难民营的死伤人数一直成谜，数据从几十人到几百人都有，各执一词。依据媒体的报导和难民营幸存者的描述，以色列在攻陷难民营之后就开始清运尸体，针对以色列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联合国为此决定派出调查团进行调查，但却遭到以色列总理夏隆的悍然拒绝，联合国后来不得不解散调查团。之后，主流的国际舆论只把杰宁惨案当作一桩悬疑的谜团，没甚么人还在乎杰宁难民的伤痛。
那难民营里幸存的人呢？

杰宁惨案发生后不久，由于以色列拒绝联合国的调查，巴勒斯坦导演莫哈茂德．巴克理（Mohammad Bakri）就实地采访了难民营，在2002年拍摄了名为｢杰宁杰宁｣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透过惨案后的现场纪录以及与难民营幸存者的访谈，试图还原惨案发生的经过。由于纪录片是在惨案发生不久之后就即刻进行拍摄，所以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发行之后，获得了国际的重视。在这部纪录片里有一个受访的女孩，年纪最多不会超过十二岁，但却在访谈中，显露出在难民营成长的第四代人如何重新理解自身的命运。这些难民营的家庭，当年有许多人带着地契和家门的钥匙，离散到中东、甚至世界各地。对他们而言，那个被以色列人强占的土地和摧毁的房子，才是家，难民营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但随着归乡无期，难民营的艰难生活以及与在地住民间微妙的关系，难民后代的生活和困境都与难民营息息相关，这些后代年轻人于是对难民营产生了一种愤慨的归属感。
那个杰宁女孩是这样形容难民营的：｢难民营？我发誓我会为难民营牺牲生命！难民营对我和所有的居民来讲就是一切。这个难民营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它会一直巍峨骄傲地矗立着。…我们不会放弃的。对，他们摧毁了所有的东西，但我们一定会在抵抗的基础上重建一切的，夏隆终其一身都会知道杰宁难民营的抵抗。｣
女孩提到当他听到夏隆的军队要杀进难民营时，她愤怒地哭了。她如此弱小，却扬言她一定可以击败夏隆，而她赖以抵抗的唯一力量，竟只有她的意志！面对亲人的死亡，她表示绝不与以色列人谈和，她说她是女人：｢我们会一直生孩子，而他们将会前所无比地强壮和勇敢｣，去和以色列人对抗。她相信以色列人只要经历她们所遭遇的轰炸、攻击和苦难哪怕只一天，他们就会抛弃那个残暴的大以色列主义。女孩为她的生活做了结论：｢我看着的都是死尸、被摧毁的房子，和难以形容的暴行。在我经历这些后，我的生活会变成甚么样？在他们粉碎了我的梦想后，我还能有甚么可说的呢？这里已经没有生活了｣。最后，她把她绝望的生活寄托给难民营：

这个难民营就像一棵高耸壮美的大树，
这棵树上有叶子，每片叶子都承载着一个烈士的名字
我要告诉犹太人，就算他们能折断了一些枝条，
其他的枝叶还是会生长，他们永远都无法攀登到这座大树的顶端

而这个难民营无法让以色列人企及的壮美高耸之处，竟然是前仆后继的牺牲！｢每片叶子都承载着一个烈士的名字｣，女孩热情的引喻后面，无意间隐含着：在这个名为花园的杰宁小镇里，难民营里有的只是开支散叶的死亡，却没有开花结果的梦想。
林先生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奥士陆协定的｢暂时接受｣说，微妙之处并不在于｢接受｣，而是在于｢暂时｣。因为半世纪的民族纷争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寻求解放的艰苦求索过程中，关于接不接受1973年以来｢以土地换和平｣的分治主张，早已泾渭分明。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阿拉法特所属法塔赫的｢接受｣立场和乔治．哈巴什所属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反对｣立场。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后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发展成以阿拉法特为主的巴解｢接受｣立场，和以乔治．哈巴什为主的｢拒绝｣立场，之后又在阿拉伯地区的各国间进一步扩大为｢支持｣阵营和｢拒绝｣阵线。这种对立也决定了各自阵营的诉求与行动，影响深远。
尽管围绕着“土地换和平”和“一个世俗的（非伊斯兰的）、共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及以色列人）国家”（｢拒绝）阵营的主张）的不同理念，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内部的政治派别各有坚持，但大多数的派别都同意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运作下，参与民主生活。当然，这样的民主生活仅限于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的近470万人民，并未包括被以色列用军事和占领手段恐吓和驱离的数百万难民及其后代，这对土地被以色列人占领的难民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但在力量不成比例的长期对抗中，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暂时具有全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性。林先生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奥士陆协定的内涵及其衍生的具体问题。
何谓｢恐怖主义｣？
林先生做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和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压迫的情感和历史描述之后，才开始定义“恐怖主义”。他认为：
｢恐怖主义是最直截的暴力主义。是以暴力攻击为手段，以人身（包括非战斗员）、设施（包括非军事用途的）为对象，以慑服敌人的抵抗意志，瘫痪敌方的抵抗机制为目的的政治谋略行为。因其高层次的政治目标，所引发的｢恐怖｣效应，往往带有一定的复杂关联性。｣
接着，林先生从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评价方面，区分了两种恐怖主义：
｢因为｢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手段，有关其道德性评价，来自于目的的性质。如果从此基准加以评定，则有（1）自卫的恐怖主义；及（2）反动的或侵略的恐怖主义。前一种恐怖主义往往同时是弱势者的恐怖主义。……至于弱小民族或国家因与压迫者相比力量悬殊，无法采行正面对抗时，有时也会出以自卫性恐怖手段。后一种反动或侵略政权所采行的恐怖主义，往往是强者的恐怖主义，那是历史上最恶质的政治行为，至于受压迫的一方所采行的恐怖主义除了直接的自我防卫的目的外，往往还带有广报效应的目的。亦即，引发外界或国际的广泛注意导出有力的舆论压力。｣
尽管林先生鉴别了弱者｢自卫的｣和强者｢反动的或侵略的｣恐怖主义，但他还是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
｢即使是为了自卫，不择对象的暴力攻击，也就是恐怖手段，还是会引起广泛的反制效应，制造更多的新敌人，达不到原本是正当的目的。将导致手段污染目的，使目的的正当性变质的现象。｣
不过在这个反对的前提下，他指出：
｢唯一在社会舆论上能受有条件支持的恐怖主义，大概只有被侵略者在被占领状态下采行的反抗行为中的恐怖手段。｣
而有条件支持这种恐怖主义的理由是：
｢面对着力量悬殊的侵略军队所带来的巨大的毁灭性灾祸，为了早日摆脱肆无忌惮的杀戮和破坏，被征服者不得不采行恐怖反抗手段对付侵略者的军政占领机关，应属不得已，对侵略者来说，是自食恶果。｣
｢帝国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强者的片面主义，宰制世界的权力关系，这一点正是各种名目下的恐怖主义的最大根源｣。｢只要强凌弱、大欺小的帝国主义体制横行世界｣的源头不根除，恐怖主义这样的历史悲剧就会一再重演。｣
林先生指出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者的片面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最大根源，是深刻的。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对全球的后进经济体、劳动者、社会福利和环境等所造成的巨大剥削、冲击和破坏，人尽皆知。对于这样恶质的经济掠夺会产生甚么样的恶果，连帝国主义自己都预测得到。
2000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出版了《全球趋势报告2015》，提出预测：｢全球化的进程将是崎岖曲折的;全球金融业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经济差距将日益增大｣。全球金融的不稳定，必然使得经济增长迟缓，这又会使帝国主义所主导的所谓｢全球化｣进程更加新自由主义化，而受到损害的将只会是后进和贫穷国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接着指出：｢随着这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局势动荡、文化差异加剧的现象，将引发种族、意识形态与宗教问题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暴力事件也将随之产生｣，而大部分暴力事件针对的都会是美国。这份趋势预测报告基本上没有错估，美国帝国主义完全知道自己的全球恶行会遇到甚么样的抵抗，事实证明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宽厚仁慈和利己利人，而是粗暴地武装起来，用各种方式压制各方的抵抗。然而出乎这本跨度15年预测报告预料的是：九个月后，九一一攻击事件就发生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反恐战争｣因而一发就已15年！但这并不是美国发动的第一场反恐战争。
981年，美国总统雷根一上任就宣布：反恐战争将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围绕在美国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它在实际执行结果上的冲突，明白地呈现出林书扬先生所说的｢强者的片面主义｣。
美国军队手册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恐吓、强迫或煽动恐惧等手段实现某种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蓄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美国并没有对它所信誓旦旦要消灭的｢国际恐怖主义｣做出定义，以至于美国只要透过宣传指称哪些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就能巧妙地规避了｢侵略｣的指责而发动和它所定义的恐怖主义攻击一模一样、甚至更为激烈的｢反恐战争｣，然后再将他们的攻击名之为｢低烈度冲突｣或｢平定叛乱｣。美国也不做出｢恐怖主义｣攻击和抵抗的区别，以便于将它所敌视的抵抗运动，指为｢恐怖主义｣。雷根政府这样对｢恐怖主义｣定义和｢反恐｣打击的｢片面主义｣，终于在198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当年的12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2/159号决议，在这项几乎通篇反对恐怖主义攻击的决议中，有这么一段：
｢重申《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民族自决原则， 又重申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标法原则宣言》的宗旨和原则，一切处于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其他形式外国统治下的人民都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并确认他们所进行的斗争，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都是合法的，｣
这段决议引文的精神其实与林书扬先生支持｢有条件的恐怖主义｣见解是一致的。
当年这项联合国大会决议有153票赞成，两票反对，宏都拉斯投了弃权票。反对的两票是美国和以色列。引文中所提到的｢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明显指向当时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和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美国国务院为此还发表声明说1987年是恐怖主义最嚣张的一年。尽管联合国透过决议肯定了南非的反种族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但这毫不妨碍美国继续将｢非洲民族议会｣指为｢恐怖主义组织｣，并继续支持以色列镇压同年发生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起义运动。
面对恐怖主义根源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者的片面主义｣，林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反恐必须反帝｣。
林先生对恐怖主义的实况、背景和哲学的描写和归纳过程，向我们呈现了历史和逻辑的内在统一。他拒绝接受帝国主义及其附从那种片面界定、选择性归类的恐怖主义辨识模式，因为他知道脱离了对被帝国主义和被它压迫的人民的考察，那种定义最终都只会得出手段污染目的的、预谋式的哲学结论。
林先生有关恐怖主义的见解，源自于他对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始终怀抱的友爱， 如果这份友爱如萨尔瓦多诗人 Roque Dalton所云，是林先生的另一个祖国的话，那帝国主义压迫所造成的痛苦与抵抗，则是伤他至深的国际主义团结情感。这种情感在倍受帝国主义摧折时便会更加坚定。这种能跨越地区和民族、互通声息的情感，无须依靠揣摩和想像，是他们反帝抵抗的共同经历所促成的。

地底的星辰

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发动｢护刃行动｣猛攻加萨的42天后，再度停止谈判，继续轰炸加萨，这使得加萨的死亡人数突破了2000人。这天，27岁的薇达德．阿斯芙拉（وعدد عصفورة ，Widad Asfoura）和她七个月大儿子阿里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三岁女儿莎拉的遗体被发现），她的身上带着一封遗书。遗书是写给她的丈夫。透过这封遗书，人们才知道，她的丈夫是莫哈茂德．戴耶夫 （محمّد ضيف，Mohamed Deif），伊斯兰抵抗运动（哈玛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的领导人。戴耶夫1965年生于加萨南部的坎尤尼斯（Kan Yunis）难民营，就在戴耶夫出生前十年的1956年，英法两国为了抵制埃及从它们手里收回苏伊士运河，便与以色列密谋，由以色列出兵埃及的西奈半岛，英法再以保护国际航道为由增兵占领运河，对抗埃及。以色列就在这样情况下入侵了坎尤尼斯难民营，集体枪杀了难民营里的成年男性，死亡人数至今未知。尽管官方历史拒绝记载，但难民营却绝不能忘记这桩惨案。戴耶夫就在这样的血仇记忆和以色列人的日常压迫下成长。1987年，以色列占领区爆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第一次人民起义，戴耶夫开始参加起义行动。1994年开始，投入哈玛斯阵营的戴耶夫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对抗以色列人的屯垦区扩张，也因此，戴耶夫被以色列重金悬赏至今。2000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为了回应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指控，逮捕了戴耶夫。戴耶夫被囚禁到2001年才被释放，2002年接任了哈玛斯卡桑旅的军事领导人。戴耶夫行事低调，神出鬼没，连以色列的情治当局都只能掌握到他1986年的档案照片而已。戴耶夫因其负隅顽抗的精神和成效，在加萨地区享有极高的声望。
作为这样的指挥官妻子，阿斯芙拉所写的遗书内容，并非凄转婉切，反而是振奋昂扬。她在遗书中说：｢尽管我们的生活与众不同，永远都在搬家，但我很高兴我死后，我们的故事终于可以公诸于世了｣。｢我的生前，丈夫待我如皇后；我的死去是为了让我的丈夫能继续领导他的军队，建立他的弹药库｣。｢真正的星辰并不属于天空，而是隐居在地底，只要一旦发现了它们的光亮，世人就会看到这些星辰美丽的辉彩｣。她揶揄以色列军队始终只能追击她丈夫的行动和影子，而这世上只有她才能如此近的看到他眼球的颜色和饱经风霜的容貌，闻到他迷彩军服的气味，知道他的身高，他牙刷的形状和茶里该放几颗糖。尽管亲戚批评这桩婚姻，阿斯芙拉拿的不是结婚证书而是死亡证书；尽管隐姓埋名、飘忽不定的移居生活，｢连大海都不认得我们｣；但她始终坚毅地带着孩子过着聚少离多的地下生活，并支持戴耶夫以烈士自许的抵抗志愿。在这次包围加萨的激战时刻，阿斯芙拉的小孩彼此担心着安危，在炮火下互相寻找，她的小孩哈利玛用水果和汽球布置的天堂模样，留在难民营的家中，陪着阿斯芙拉和最年幼的弟妹安心的奔向死亡。

阿斯芙拉在遗书中提到了她和小孩死后，戴耶夫将会沉默的痛哭。她告诉戴耶夫：｢别忍住你的眼泪，用它们擦拭你步枪上的板机吧！面对屠杀的眼泪不会让人软弱，它会坚定地点燃战斗的火焰！你可以感到悲伤，但我求你别悲伤太久，不要怪怨八月的炮火夺走了你的至爱薇达德、阿里和莎拉的生命，你知道这个月份是我所爱的月份，因为光荣战士如你，就生在八月。你生来就是为了引领那些真心信守对真主承诺的人们｣。
失去妻女的戴耶夫身受重伤，生死未卜。一周之后的8月26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无限期的停火协议，加萨哈玛斯视其为一场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加萨死亡了2143人，其中有578名儿童。11100人受伤，伤亡人数的75%是平民。52万人无家可归，其中48万人需要积极的粮食援助，27.3万人收容在90所联合国学校中。17200栋房子被摧毁，37650栋房子被破坏。在以色列51天的攻击中，500个加萨工业及商业的经济设施毁坏，加萨经济能力损耗了60%，经济重建经费至少4.4亿美元，重建时间至少一年。以色列方面则有66名士兵和6名平民死亡，469名士兵和87名平民受伤。纯就伤亡和破坏的数据比较来看，加萨的哈玛斯宣布获胜，不但离奇，甚至离谱！
但在那样物质力量悬殊的较量下，胜败的关键似乎已经不再是尸体和破坏的有形计算，而是抵抗者的意志了。2015年四月，以色列确认戴耶夫在他们的攻击之下并没有死亡，同年九月，美国当局就把他列入全球恐怖份子的名单之中。从以色列和美国这样慎重其事的对待态度看来，加萨人民的意志并没有因为那一场围城杀戮而屈服。而他们这样意志的胜利，并没有得到掌声、奖章或犒赏，而是要面对下一次帝国主义更猛烈地、粉碎的图谋，并且再一次付出生离死别的代价。
林书杨先生在1991年庆祝周合源先生九十大寿的文章"他的爱心．他的斗志"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这些人往往受一般世人的误解，认为他们比较寡情，性格上具有某种冷傲性。说的通俗一点，搞运动的人有时候给别人一种｢不近人情｣的印象。其实这些人的感情是非常丰富，非常充沛的。只是在现实的运动生活中有时候不允许滥情，不能温情。这是警惕所使然的不得已表象。可以这么说，凡事以社会正义和历史进步，大众幸福为宗旨的人，他们都具有一种针对超过个人的、不确定多数的，称之于一般人类或同胞的大爱，泛爱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一份丰富的人类爱，同胞爱，即是不配为一个社会改革的运动者。’
林先生还提到周先生本着这份爱，与乞丐同住同眠；在日本殖民时鼓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在白色恐怖年代一再系狱。称周先生为"世纪的旗手"。
当年林先生的｢社会改革的运动者论｣，不也正是他终身怀抱的情感信念吗？他用反帝史观所展现的被殖民压迫者团结连带的国际主义视野和他为民族解放追求祖国再统一的信念与行动，也是以这样的情感作为基础的。《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行文的处处，都闪动着这样的情感。仔细回顾林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有关中东的分析论见，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他思想与情感辩证统一的心路历程。

｢你读过《Spark of Life》吗？｣

200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当我们都忙于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游行的组织和动员准备工作时，林先生透过撰写、选录和译介，完成了名为《社会主义正是代案》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刊。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和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反抗回应。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林先生的最后作品。劳动节后的5月9日，我为了即将动身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向林先生请示意见。那年研讨会的报告主题是：青年与危机。这题目也是针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欧美青年纷纷自发抗争的情势而设定的。
自从2003年我们投入反战运动期间，劳动党办公室搬到延平南路的租处之后，林先生就一直在一间两坪不到的边间办公。我向他请示意见的那天，他照例地搁下手边的工作，用他那平静的节奏，针对研讨会主题，娓娓自道了他的看法。林先生的这段看法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运动者的思考和工作见解。尽管他口头的述说不如文论写作那样字句推敲的严谨，但却表现出他在工作和运动思考中如何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的本色。摘录出来，很有意义。
“……历史发展有其复杂的阶段，运动发展中也无法马上形成完整的理论。资讯发展的结果，使得组织与运动发展的成熟无法经历完整的扬弃过程。这使得我们会很容易地以”机会主义”来定性或评论相关的运动，这是当代年轻人理解的实况。……这使我考虑了实际的问题。过去我们做了许多青年活动，但后来都失去兴趣，当然都有理由。所以我把实验当模型来推动，在模糊阶段的观察和实践上，抓几个重点，来考虑工作的将来性。简单的说就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及工人运动，我们能有什么特质是其他团体所没有的，让别人觉得与众不同。可以让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因而出来。这个团体的特色，是我们的重点，应该包括：
(1)国际连带；(2)永久的目标性：超越当前目标现实性的更高的目标；(3)统独对抗是主要矛盾，劳资对抗是基本矛盾，要同时面对，并且要注意二元对立的相互转化问题。
这是我们应有的特色。有时讲统运也要顾及劳运。……有人认为这两种运动提法都别太突出，但这仍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想的是该如何克服这样的矛盾，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如果没有策略性的主动立场，只是试探性地等待机会，恐怕无法避免机会主义的骂名，重点是我们有无想过突破这些难点，我知道实际上很难。群众的生活观点与阶级立场的距离，只能是我们创造机会和气氛来一一突破。
在国际上，他们所重视的恐怕还是如何在现实中坚持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简要地提出对两岸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我们在青年工作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反对台湾独立，要让国际的左翼能够理解，反台独要统一基于三大理由：一为历史事实；二为国际惯例；三为反帝史观。
这是一种信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东方版的反帝史观，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史观。这个革命因二战而中断，又发生冷战。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行阶段，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前行阶段，是阶级斗争及阶级革命的先行阶段，我们认定冷战体制下的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反动政权，勾结美帝，强占台湾，抵抗革命。我们的运动是要：倒蒋去美，回归祖国。如此，两岸关系则是革命内战的残局和集体安全体制和在一起的难局。面对台独我们推动统运，面对社会我们参与工运。工运的艰难性则在于如何将经济斗争提升到先锋性的政治斗争。用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但不要只停在经济斗争，要促使台湾劳工有更宽广的国际观。服务、了解、教育、组织和发动是我们群众工作的方法，它也是劳工运动的组织论和方法论，服务与了解是组织论的主体。在统运方面要结束革命内战的战斗敌对状态，完成两岸和平协定。”
林先生的这席话既自我批评和反省了我们的运动发展，也强调了“左统一体”并举的战略原则。他对台湾从日据殖民地到美国宰制的新殖民地的历史概述，本是要我在布鲁塞尔报告时着重让国际共产左翼理解的特殊背景。记得那次共产主义研讨会的第二天，当我做完了包括林先生意见的报告时，乌克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女同志代表首先发言询问：“你们接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乌克兰同志的这个询问让我不解，我不是刚才已经全面地报告了我们的历史和立场了吗？于是我再一次确认：“我们当然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之后，得到我口头答复的女同志耸了一下肩膀，然后带动在场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鼓掌。热烈的鼓掌。到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之前几天各地的代表对我总是有礼貌的冷淡。会后聚餐时，乌克兰的同志递来了伏特加，各地的代表轮番的找我讨论大陆和台湾的情势，还热心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与忧虑。那一年的研讨会议论热点是希腊共产党所领导的总罢工和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所推动的拉美大陆“玻利瓦尔革命”，我听到了许多针锋相对论述，生动而活泼。主办单位还在会间的一个晚上举办了一个有关欧巴马的讨论会，美国社会主义解放党(PSL)的女代表当时为欧巴马辩护的姿态，如今想来令人低回不已。5月18日，我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代表见面，这位代表是流亡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 于是我与他谈起了纳斯鲁拉所领导的真主党，也听他分析了真主党和迦萨哈玛斯的差异，他十分推崇真主党与基督教和平共存的政治路线，这与哈玛斯的运动路线非常不同。我与这些代表们素昧平生，我们能寻找到的共通语言，是那种基于反帝史观所形成的体会与认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史观”将他们和我们联合了起来。
当我会议结束返回台北做报告时，林先生仔细地听着，并对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代表对中国及台湾议题的反应，感到欣慰。但四个月之后，林先生就病倒了。
依据我工作笔记的纪录，林先生参加完2009年9月14日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的劳动党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就生病住院了。在那所台湾首屈一指的大医院里，林先生艰难地度过了他生病的初期。在那段期间，他不断地被转换病房，而病房的条件也越来越不好，这让病中的他倍受煎熬。记得有一次去看他，我问了他好，他却用他在论理时常用的冷静口气回答我：｢唐曙，你很有想像力，你想像一下，你觉得我好吗？｣我顿时因为惊讶而语塞，因为这并不是林先生常有的回应，平常他总是谦和自然，可见那病痛磨他很深。当然，他语出不久，又恢复了他以往的态度，打着精神应付访客。这个过程刺痛着我。因此，我想今后应该让他好好休息，别再无故打扰他了。可是不久之后，我为了一个关于国际事务的问题，不得不再去打扰为病所困的林先生。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没有下雨但天色阴沉，我进到了昏暗的病房，见到了皱眉闭眼躺在病床的林先生。在我说明来意后，林先生用着他那正被病痛摧磨的意志，告诉我：｢我对第一线具体的情况已经了解不多，这要由你来思考判断，但不管怎么做，不要破坏了反帝的统一战线｣。说完，他又皱着眉闭上了眼睛。我告退之后，久久不能自已。林先生那时的处境和他简短的意见，让我体会到：为了一个战略态度的正确表达和坚持，值得为它克制万般磨难的躯体和心烦意乱的疼痛，那怕只是五分钟。之后，我只在2010年的秋天北京，短短地再见到他一面。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我总认为，2009年他为国际事务所说的那些话，算是他的政治遗嘱吧！
1993年，台湾白色恐怖牺牲者的集体坟冢被发现后，林书杨先生就投入了为牺牲者｢平反赔偿｣的运动中，由于反帝史观及国际主义精神的驱使，他更在东亚奔走，扩大连结了这个区域的关切国家恐怖主义的人士，共同推动成立了"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论坛。记得当年在一次首尔的电车上，我问林先生，尽管这几年有关白色恐怖平反赔偿运动中对白色恐怖的史实介绍已经很丰富，但我总觉得自己在参与平反运动的过程中只能心追手摩，在情感上总隔了一层，无法真正体会政治犯先生们在牢里的心境。林先生在吵杂的电车里问了我一句：｢你读过《Spark of Life》吗？｣我愣了一下，而林先生却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但这一次极为简短的对话，却成为我一次重要的情感教育启蒙。林先生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当您感到迷惑困顿时，何不从文艺中去寻找答案？
《生命的火花》(《Der Funken Leben》，英译《Spark of Life》)，是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952年的作品，他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被纳粹处死的妹妹Elfriede。故事描写的是经历着日常死亡威胁的纳粹集中营509号政治犯Friedrich Koller，如何在集中营缺乏资讯的情况下，判断了纳粹败战的局势并组织反抗的过程。
雷马克自1927年《西线无战事》小说畅销之后，就开始刻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完全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和运动。这是他在二战反法西斯运动中，广为人诟病的一件事，如果以二战后的局势来看，作为一个知名作家的他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如果因此而拒绝阅读他的著作，对于一个几十年来都被囚禁的政治犯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那座监狱孤岛中，所有政治正确的读本都不存在，如何从寻常和反动的故事中提炼出困顿迷惑的解药，让自己清醒地对抗国家暴力和自己“精神上的怠惰—恐惧”，那就是要把握每个阅读的自由，和自我批评的绝对勇气。林先生让我认识了这一点。另外，在这本小说中，描写了那些濒临死亡的囚犯们在生活上的处境以及艰难时的友情，极为深刻。书中有关勇气和反抗的描写，并没有好莱坞式的速食表现。509号政治犯对局势的研判，让集中营里的囚犯对于生命产生了希望，因而产生了反抗的勇气，但509号政治犯必须克制这种反抗的冲动，他向想要反抗的年轻囚犯布奇尔强调：反抗力量是他们唯一仅存的一点力量，要好好藏住不被发现，等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它。这本小说很生动地向我描述了政治犯困囚犹斗的气概和情感变化，以及他们布署反抗的曲折过程，让我深入体会到政治犯在集中营中的所思所想和不思不想。林先生介绍的这本书，让我更接近了政治犯的心境，可惜我不再有机会与林先生分享阅读心得，也没能再向他请教当年推荐我阅读此书的用意。
祕鲁诗人巴列霍 (César Vallejo)有一首广受喜爱的名诗《黑色使者》( Los heraldos negros )，格瓦拉热爱到将这首诗朗诵录音下来，并且抄写在他玻利维亚行囊的绿色笔记本中。那诗中有这么一段：
它们是你灵魂基督们深深的泻槽，
是被命运亵渎的某个漂亮的信仰。
巴列霍这首诗的主题描写的是“我不知道”( yo no sé ) 的巨大痛苦。
去了解一个漂亮信仰遭到命运亵渎后的巨大痛苦，是不是能让后来者体会到那信念的美丽呢？我想是的。了解林先生这样遭到长年囚禁的政治犯如何自处，更能用来检视自己以为早已拥有的那个思想的真伪。
最后，这篇文章是在近两年生活变动的过程中酝酿的。这篇文章陪着我度过在东莞西城和石排工业区工厂那段重当学徒的日子。它也陪着我经历了台风后厂房坏损的机器修理， 而今我用来写作的小笔电键盘还满是润滑油渍。夜间赶货加班的机器故障，经常打断我构想这篇文章的思路，在思想跌跌撞撞的蹒跚节奏之后，硬是把一篇该纪念林先生90岁生日的文字，拖成了现在这篇逝世五周年的纪念。这是应该严厉自我批评的。
林书扬先生就这样去世五年了。他终身所坚持的那些战略原则得到发扬了吗？林先生恐怕也无法置评了，但，就如乌拉圭诗人 Mario Benedetti 在”英雄”诗中所说的那样：

谁又能避免他和他那些非法死去的同志们，继续在他们那坚不可摧的地下密谋呢？

谨以此文纪念林书杨先生逝世五周年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成立五十周年。

2017.12.5

作者简介：唐曙(1964-)，新竹人。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本站主編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