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曙

（本文經作者授權後轉載，並對標題略有改動）

愛，是我的另一個祖國，
最重要的祖國。
不是那個我引以為傲的，
而是傷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書揚、巴勒斯坦、｢恐怖主義｣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雙子星大樓和國防部五角大廈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機衝擊。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即刻發表聲明為攻擊事件負責，可是美國很快地將矛頭指向了駐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然而基地組織的首領賓拉登卻在9月16日透過半島電視台發表聲明，否認參與了攻擊行動。但美國在不理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擊證據的情況下，指責塔利班窩藏賓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時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強力報導下，幾乎都處在九一一攻擊事件之後所營造出來的恐懼、哀傷和憤怒之中，所以對於美國侵略阿富汗的行動，雖然經過民意調查，世界上多數民意反對對阿富汗進行轟炸，但許多國家大都默視這樣的侵略發生。很少人還會記得，一年前的此時，在巴勒斯坦爆發了第二次人民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從1973年以來推動的「以土地換和平」方案，因夏隆為選舉造勢進入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徹底破壞。1993年在美國總統柯林頓見證下、為落實｢土地換和平」所簽訂的奧斯陸協定，讓以色列總理拉賓和阿拉法特得了諾貝爾獎，但和平並未得到任何獎賞，起義之後的八年間，巴勒斯坦人先後死去了4789人。

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林書揚先生在勞動人權協會的機關刊物《勞動前線》第36期，發表了《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導語」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發的原因：
｢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襲擊事件及後續的美英「世界反恐」政、軍風潮的發展形勢，表現出該項民族紛爭在西方帝國主義宰制下的全球權力結構中，是處在嚴重被扭曲、被絞搾、被工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狀態中。｣

這項民族糾紛就是「植根於”聖域”巴勒斯坦歸屬問題的兩個民族主義—-猶太民族主義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是現代史中一項被認為對立最深、解決最困難的民族紛爭」。

林先生否定了當時世界主流媒體那種「被攻擊•自衛•反恐」的三段論宣傳，點出九一一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那個「對立最深、解決最困難的民族紛爭」。這樣的見解，其實和當時媒體報導所激發出來的那種恐懼、哀傷和憤怒的情緒是非常牴觸的，但林先生還是本於反帝史觀和階級立場，指出了問題的核心。之所以有這樣的牴觸，其實是長年來一般人無視巴勒斯坦人的問題與處境。這種無視當然是西方帝國主義宰制的世界主流媒體透過報導操縱出來的，但這種操縱並不只是影響了「無視」的人，其實也影響了倍受壓迫宰制、卻無法被看見的巴勒斯坦人。林書楊先生描寫了巴勒斯坦人的處境：

｢經歷半個世紀的連年烽火，我們常看到岩屑和屍塊混雜一堆，血染黃沙，礫土掩骨的慘景。正如一位猶太裔的哲學者所言：「當死亡正常化了之後，我們還會有哲學嗎？」。但哲人面對的生死極限的虛無主義，現實上還是虛化不了場場鏖戰（六次中東以阿戰爭）後勝利者的昂奮和敗北者的刻骨銘心。以及，在距離戰場很遠的繁華國度裡的石油大亨門的低語私議。｣
林先生所談到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斷敗戰的慘烈與刻骨銘心和世界大多數人對他們苦難的視若無睹，能不讓巴勒斯坦人「處在嚴重被扭曲、被絞搾、被工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狀態中」嗎？所以，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面對以色列和在外交、政治和經濟上全力支持它的西方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沒有勝利只有抵抗，沒有尊嚴只有死亡，「因此，當死亡日常化之後，遭到捨棄的固然是個個生命體，但遭到揚棄的卻是死亡本身」，於是死亡便成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擺脫悲傷、擺脫屈辱、對抗宰制、對抗壓迫、絕望卻鋒利的最後武器。林先生引用了「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鬥士丹頓，常在（演講）結尾中喊出一句話—-諸君！死亡是永生之始！」，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做了一個壯烈卻悲涼的哲學詮釋。

魂歸雅法

1971年夏天，約旦國王侯賽因終於得到了支持。以色列出動了空軍進行轟炸，美國第六艦隊在海灣砲擊，配備精良的約旦五萬大軍，浩浩蕩蕩地開向約旦北部，掃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游擊隊。阿拉法特、喬治•哈巴什以及其他巴解派系的領導人經過寡不敵眾的較量後，在阿拉伯各國的強迫下退出約旦，所剩無幾的有生力量轉進到黎巴嫩南部。但是，駐守在約旦北部阿吉隆與杰拉許（Ajlun & Jerash）山丘的指揮官阿布•阿里•伊亞德（Abu Ali Iyad）卻拒絕撤退。

將近一年前，當侯賽因國王即將要對約旦安曼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發動史稱｢黑色九月｣的進攻前夕，巴解組織各派系在緊急會議上大多主張應和侯賽因國王對決，他們相信伊拉克和敘利亞將會支持他們，推翻封建的哈希姆王朝。但阿布•阿里•伊亞德反對，他認為巴解的游擊隊應該轉入約旦北部與以色列鄰近的山區活動，千萬不要打城市游擊戰，也不要指望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承諾。要不是阿布•阿里•伊亞德1968年在卡拉瑪戰鬥中頑強抵抗的戰鬥聲望，很多人一定會譏笑他怯戰。得不到認同的阿布•阿里•伊亞德最後不得不孤軍轉進阿吉隆．杰拉許山丘。1970年九月那場鏖戰，留在安曼進行城市游擊的各派力量，在約旦、以色列和美國的聯手壓制下果然潰不成軍，最終還是倉皇地撤退到了阿吉隆．杰拉許山丘。阿布•阿里•伊亞德力主將部隊修整，利用跨邊界山區的條件與來敵周旋，但卻得不到積極的回應。1971年4月，從安曼北轍的游擊隊殘部指揮官們在阿拉伯一些國家的施壓下，反而勸阿布•阿里•伊亞德隨軍轉進黎巴嫩南部，保存有生力量，伺機再戰。約旦國王侯賽因也放話，只要阿布•阿里•伊亞德放下武器，離開游擊隊所在的山區，國王可以饒他不死。然而阿布•阿里•伊亞德不願再撤退。1971年7月，約旦出動一個步兵師和一萬名貝督因族士兵殺進杰拉許山丘，很快地打敗了孤立無援的山區游擊隊，阿布•阿里•伊亞德被約旦軍隊擒獲並處決。貝督因士兵將阿布•阿里•伊亞德的屍體綁在坦克車後面，拖屍遊遍了約旦北部的巴勒斯坦人村莊。

阿布•阿里•伊亞德犧牲之後，身處佔領區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寫了《魂歸雅法》的詩悼念他。

詩歌開頭說道：阿布•阿里•伊亞德的屍骨回到他所熟悉的雅法，他那無與倫比、像綠色平野般的眼界，無數的讚歌都只能模仿。達爾維什用「絞刑架上新長的松枝」，比喻阿布•阿里•伊亞德的( 1939 – 2014) سميح القاسم，薩密赫．卡西姆新生，他說：｢就像蓮花上新生的火焰｣那樣，阿布•阿里•伊亞德宣讀了他的故事。接著達爾維什提到了｢我們｣，這些以色列占領下被宰制的巴勒斯坦人及流離失所的幾百萬難民，卻距離雅法這個｢香橙海港｣如此遙遠，遙遠地就像遺忘在機場的行李。

｢我們的相片留在女人們的口袋裡和報紙的版面間，/我們每天宣讀我們的故事，/為了贏得一個風鎖，一記火吻。/我們遠遠地離開了他，/要求他走向自己的死亡。/我們用現代詩歌撰寫了滔滔的訃告，/我們在咖啡館的路旁拋卻自己的哀傷，/我們抗議在這個城市沒有家，/然而我們卻遠離了他。/我們在葬禮上擁抱著謀殺者，/我們偷走他傷口上的棉絮來炫耀。/得到了耐心和等待的勳章｣。達爾維什形容了以色列占領區巴勒斯坦人民和難民們徒勞、負罪、哀傷和失落的複雜的心情。

而死去的阿布•阿里•伊亞德呢？達爾維什在詩的後段中描寫他卻在巴勒斯坦人之間升起，｢他再也不知道罪惡間的界線，因為這些罪惡變成了權利。而在正義之間，他不再確認，也不再反駁。他離開了成為烈士，我們留下來變成了難民。他沉沉睡去，不再在帳棚和海港避難，他已無言、無感，也不再是難民，只有那片故土才是他傷痕裡的難民，而他已經將它帶回來了｣。詩人最後向難民們喊話：

所以現在難民們的手已可以高舉，像狂風，像狂風， 所以現在他們的軀體已可以引爆，像清晨，像清晨。 這樣，被伊亞德召喚回來的故土才能在我們之間發現故土。

這就是鏖戰後，敗北者的刻骨銘心。達爾維什要從毀滅中奪取新生的意義，鼓勵悲慟徬徨的難民們像狂風和清晨一般，直接行動起來，揚棄死亡！

面對這樣視死如歸的絕望，林先生希望：

｢但願911事件，以及前前後後後的所謂「以血洗血」的恐怖事件中那些受族群的哀誓叫喚投入自我捨棄的年輕人，及受累而犧牲的無數生命體，能及早喚起世界深切的共同關切，儘速消除現代世界關係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蠻主義—亦即現代帝國主義，好讓世界進入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新紀元。果能如此，死是永生之始，這一句話才能取得這一代歷史的新的驗證。｣

車票

面對著以色列人每天荷槍實彈的野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血洗血｣的反擊，只得到主流媒體｢恐怖主義｣心理變態的扭曲描寫，卻幾乎不提他們的遭遇、憤怒和絕望，當然，更不用說這些犧牲者自毀的願望。曾經寫信給以色列總理本．古里昂說他：｢生而為詩，而不是生而為槍｣、因拒絕服兵役而坐牢的的巴勒斯坦詩人薩密赫．卡西姆 ( سميح القاسم， 1939 – 2014) 在他的詩《車票》中，說出了那些自毀青年的悲願：

你殺死我的那天
搜遍了我的口袋
找到這幾張車票
一張前往和平
一張前往田野和雨水
還有一張
前往人類的良知
親愛的殺人犯，我請求你：
別留在這浪費它們
拿著去旅行吧！

對卡西姆來說，巴勒斯坦的抵抗者哪怕已經被殺，都要把死亡本身當成最後的反擊，向殺戮者索求和平。卡希姆說：｢種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能擊敗我們的唯一條件，就是要讓我們放棄人性！我絕不允許任何人從我身邊奪走人性，…它是我的戰壕！我絕不讓任何人從我手中奪下這個街壘！｣卡西姆｢一個國家，一個語言，一個文化，一個歷史｣，一個統一的阿拉伯世界信念，只能是在對帝國主義和佔領者的抵抗中摧毀侵略佔領、獨裁和腐敗之後，才能真正和平地建成。

林先生在《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一文中，首先在｢導語｣探討的並不是現代中東歷史的是非曲折，而是描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倍受以色列和帝國主壓迫後的抵抗鏖戰與敗北，和在刻骨銘心的｢哀誓叫喚｣下，前仆後繼、｢以血洗血｣的自我捨棄。他強調：｢哲人面對的生死極限的虛無主義，現實上還是虛化不了場場鏖戰｣。這種首先對被壓迫民族抵抗鏖戰的集體情感考察，豐富了文本考證的歷史紀錄，為辨析恐怖主義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林先生希望透過這樣的情感考察角度，｢及早喚起世界深切的共同關切，儘速消除現代世界關係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蠻主義—亦即現代帝國主義｣，只有這樣才能｢讓世界進入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新紀元｣。

在《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一文第二部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何憎恨英美｣的段落中，林書揚先生概略簡述了以阿民族的歷史糾紛中，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軍事干涉和政治介入。林先生回顧了英國委任統治的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庇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殘酷打壓和驅逐；二戰結束後美英兩國催動聯合國通過的不利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181號決議，以及以色列違反聯合國決議所發動的戰爭；1947-1993年間六次大規模以巴戰爭和流離失所的420萬難民；1993年的奧士陸協定以及協定的失敗。在這段簡介中，不難看出林先生鮮明的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場，這符合他向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原則與史觀。

林先生在這個段落的最後，特別突出提到了奧士陸協定。他認為奧士陸協定的簽訂，是｢長達半世紀的紛爭中，巴勒斯坦人終於不得不向國際政治現實低頭｣的結果，他強調這項協定是｢巴方忍痛暫時接受｣的，然而這項協定也｢因以方…的無理要求，瀕臨破滅｣，這些無理要求是：三百多萬巴勒斯坦難民不得返鄉以及巴勒斯坦首都東耶路撒冷的不完全主權等問題。
林先生把奧士路協定的簽訂視為巴勒斯坦人忍痛暫時接受的｢國際政治現實｣，這種｢暫時接受｣說的見解耐人尋味。而指出難民返鄉權利議題和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其實已經點出以色列要藉著上述問題攻擊和分化巴勒斯坦解放運動。

儘管聯合國在1967年針對以色列｢六日戰爭｣後軍事佔領東耶路撒冷，於同年7月4日的大會做出2253號決議，指出以色列的佔領違反國際法。但在帝國主義強權的支持下，以色列一直無視聯合國的主張，持續利用｢不完全主權論｣作為他們主動攻擊巴勒斯坦的｢依據｣，這種作法就算在奧士陸協定簽訂後也未曾停止。2000年以色列總理夏隆在層層戒護下侵入東耶路撒冷的阿克沙清真寺、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片面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都是將這種｢不完全主權論｣的強權論述強加在聯合國的國際共識之上，並且從未因此受到制裁。

林先生當然知道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不同派系間對解放巴勒斯坦的不同主張，但他在追求反帝解放的共同前提上，求同存異地擱置了這個差異，但並沒有抹煞這個差異。至於未被提及的以色列屯墾區擴大和檢查哨日常箝制等問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了日常的抵抗作出回應，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抵抗的心路歷程，林先生已在｢導語｣部分描述過了。

烈士花園

2002年3月底，以色列總理夏隆發動｢防衛之盾｣行動，率軍侵入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區的拉馬拉、土卡列姆、卡奇亞、伯利恆、傑寧和納布魯斯等地。以色列方面入侵的理由是巴勒斯坦人一直對以色列進行自殺炸彈的恐怖攻擊，所以必須以軍事行動打擊恐怖攻擊。以色列沒有說的是：自從1993年奧士陸協定簽訂以來，巴勒斯坦自治區受到以色列嚴厲地軍事管制，失去了生活和行動的自由，連自治政府議會的日常運作都因以色列百般刁難的邊境檢查而無法開會，西方世界則指責阿拉法特專斷獨裁，不懂民主。更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無法忍受的是，以色列人仍然繼續的越境擴張他們的屯墾區和定居點，快速侵蝕著原已破碎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自治區土地。那些失去家園的人們在得不到自治政府有效協助（連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都被以色列的砲火和坦克圍困在拉馬拉自治政府的地下室裡）的情況下，紛紛走向玉石俱焚的抵死抗爭！在這些抵抗中，傑寧難民營最為特殊。

傑寧（جنين），阿拉伯語的意思是｢花園｣，這個被稱為花園的小鎮，在巴勒斯坦的抵抗歷史上卻被稱為｢烈士之都｣。193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發動大罷工，傑寧成為運動重鎮。罷工失敗後，1937年，巴勒斯坦農民組成反抗軍，武裝對抗英國殖民當局，遭到血腥鎮壓。1938年，英國殖民軍攻入傑寧，摧毀了這座小鎮的四分之一。1948年，阿拉伯解放軍以傑寧為基地，和兇狠的以色列軍隊對抗，反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建國。巴勒斯坦戰爭失敗後，小鎮傑寧湧入大量難民，1953年聯合國在這個小鎮設置了難民營，收容了約1.6萬人。

根據以色列的統計，2000-2003年間，從傑寧難民營至少發動了28起自殺炸彈攻擊，因此以色列把這個難民營視為恐怖主義的大本營，派出一個後備步兵旅、兩個正規步兵營、突擊隊和12部D9的裝甲推土機侵入難民營。難民營這邊只有由阿布．江達爾（أبو جندل, Abu Jandal）所聯合指揮的數百名各派戰士。以色列這次攻擊進行了十天，以色列方面受傷52人，死亡23人，但難民營的死傷人數一直成謎，數據從幾十人到幾百人都有，各執一詞。依據媒體的報導和難民營倖存者的描述，以色列在攻陷難民營之後就開始清運屍體，針對以色列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聯合國為此決定派出調查團進行調查，但卻遭到以色列總理夏隆的悍然拒絕，聯合國後來不得不解散調查團。之後，主流的國際輿論只把傑寧慘案當作一樁懸疑的謎團，沒甚麼人還在乎傑寧難民的傷痛。
那難民營裡倖存的人呢？

傑寧慘案發生後不久，由於以色列拒絕聯合國的調查，巴勒斯坦導演莫哈茂德．巴克理（Mohammad Bakri）就實地採訪了難民營，在2002年拍攝了名為｢傑寧傑寧｣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透過慘案後的現場紀錄以及與難民營倖存者的訪談，試圖還原慘案發生的經過。由於紀錄片是在慘案發生不久之後就即刻進行拍攝，所以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發行之後，獲得了國際的重視。在這部紀錄片裡有一個受訪的女孩，年紀最多不會超過十二歲，但卻在訪談中，顯露出在難民營成長的第四代人如何重新理解自身的命運。這些難民營的家庭，當年有許多人帶著地契和家門的鑰匙，離散到中東、甚至世界各地。對他們而言，那個被以色列人強佔的土地和摧毀的房子，才是家，難民營只是一個暫時的居所。但隨著歸鄉無期，難民營的艱難生活以及與在地住民間微妙的關係，難民後代的生活和困境都與難民營息息相關，這些後代年輕人於是對難民營產生了一種憤慨的歸屬感。

那個傑寧女孩是這樣形容難民營的：｢難民營？我發誓我會為難民營犧牲生命！難民營對我和所有的居民來講就是一切。這個難民營就是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生命。它會一直巍峨驕傲地矗立著。…我們不會放棄的。對，他們摧毀了所有的東西，但我們一定會在抵抗的基礎上重建一切的，夏隆終其一身都會知道傑寧難民營的抵抗。｣

女孩提到當他聽到夏隆的軍隊要殺進難民營時，她憤怒地哭了。她如此弱小，卻揚言她一定可以擊敗夏隆，而她賴以抵抗的唯一力量，竟只有她的意志！面對親人的死亡，她表示絕不與以色列人談和，她說她是女人：｢我們會一直生孩子，而他們將會前所無比地強壯和勇敢｣，去和以色列人對抗。她相信以色列人只要經歷她們所遭遇的轟炸、攻擊和苦難哪怕只一天，他們就會拋棄那個殘暴的大以色列主義。女孩為她的生活做了結論：｢我看著的都是死屍、被摧毀的房子，和難以形容的暴行。在我經歷這些後，我的生活會變成甚麼樣？在他們粉碎了我的夢想後，我還能有甚麼可說的呢？這裡已經沒有生活了｣。最後，她把她絕望的生活寄託給難民營：

這個難民營就像一棵高聳壯美的大樹，
這棵樹上有葉子，每片葉子都承載著一個烈士的名字
我要告訴猶太人，就算他們能折斷了一些枝條，
其他的枝葉還是會生長，他們永遠都無法攀登到這座大樹的頂端

而這個難民營無法讓以色列人企及的壯美高聳之處，竟然是前仆後繼的犧牲！｢每片葉子都承載著一個烈士的名字｣，女孩熱情的引喻後面，無意間隱含著：在這個名為花園的傑寧小鎮裡，難民營裡有的只是開支散葉的死亡，卻沒有開花結果的夢想。

林先生有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奧士陸協定的｢暫時接受｣說，微妙之處並不在於｢接受｣，而是在於｢暫時｣。因為半世紀的民族紛爭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尋求解放的艱苦求索過程中，關於接不接受1973年以來｢以土地換和平｣的分治主張，早已涇渭分明。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阿拉法特所屬法塔赫的｢接受｣立場和喬治．哈巴什所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反對｣立場。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後來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內部發展成以阿拉法特為主的巴解｢接受｣立場，和以喬治．哈巴什為主的｢拒絕｣立場，之後又在阿拉伯地區的各國間進一步擴大為｢支持｣陣營和｢拒絕｣陣線。這種對立也決定了各自陣營的訴求與行動，影響深遠。

儘管圍繞著「土地換和平」和「一個世俗的（非伊斯蘭的）、共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及以色列人）國家」（｢拒絕）陣營的主張）的不同理念，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內部的政治派別各有堅持，但大多數的派別都同意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運作下，參與民主生活。當然，這樣的民主生活僅限於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近470萬人民，並未包括被以色列用軍事和占領手段恐嚇和驅離的數百萬難民及其後代，這對土地被以色列人佔領的難民而言是極不公平的，但在力量不成比例的長期對抗中，民族權力機構不得不暫時具有全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性。林先生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奧士陸協定的內涵及其衍生的具體問題。

何謂｢恐怖主義｣？

林先生做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和西方帝國主義聯合壓迫的情感和歷史描述之後，才開始定義「恐怖主義」。他認為：

｢恐怖主義是最直截的暴力主義。是以暴力攻擊為手段，以人身（包括非戰鬥員）、設施（包括非軍事用途的）為對象，以懾服敵人的抵抗意志，癱瘓敵方的抵抗機制為目的的政治謀略行為。因其高層次的政治目標，所引發的｢恐怖｣效應，往往帶有一定的複雜關聯性。｣

接著，林先生從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評價方面，區分了兩種恐怖主義：

｢因為｢恐怖主義｣只是一種手段，有關其道德性評價，來自於目的的性質。如果從此基準加以評定，則有（1）自衛的恐怖主義；及（2）反動的或侵略的恐怖主義。前一種恐怖主義往往同時是弱勢者的恐怖主義。……至於弱小民族或國家因與壓迫者相比力量懸殊，無法採行正面對抗時，有時也會出以自衛性恐怖手段。後一種反動或侵略政權所採行的恐怖主義，往往是強者的恐怖主義，那是歷史上最惡質的政治行為，至於受壓迫的一方所採行的恐怖主義除了直接的自我防衛的目的外，往往還帶有廣報效應的目的。亦即，引發外界或國際的廣泛注意導出有力的輿論壓力。｣

儘管林先生鑑別了弱者｢自衛的｣和強者｢反動的或侵略的｣恐怖主義，但他還是在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因為：

｢即使是為了自衛，不擇對象的暴力攻擊，也就是恐怖手段，還是會引起廣泛的反制效應，製造更多的新敵人，達不到原本是正當的目的。將導致手段汙染目的，使目的的正當性變質的現象。｣

不過在這個反對的前提下，他指出：

｢唯一在社會輿論上能受有條件支持的恐怖主義，大概只有被侵略者在被占領狀態下採行的反抗行為中的恐怖手段。｣

而有條件支持這種恐怖主義的理由是：

｢面對著力量懸殊的侵略軍隊所帶來的巨大的毀滅性災禍，為了早日擺脫肆無忌憚的殺戮和破壞，被征服者不得不採行恐怖反抗手段對付侵略者的軍政佔領機關，應屬不得已，對侵略者來說，是自食惡果。｣

｢帝國主義以新自由主義，強者的片面主義，宰制世界的權力關係，這一點正是各種名目下的恐怖主義的最大根源｣。｢只要強凌弱、大欺小的帝國主義體制橫行世界｣的源頭不根除，恐怖主義這樣的歷史悲劇就會一再重演。｣

林先生指出帝國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和｢強者的片面主義｣是恐怖主義的最大根源，是深刻的。帝國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對全球的後進經濟體、勞動者、社會福利和環境等所造成的巨大剝削、衝擊和破壞，人盡皆知。對於這樣惡質的經濟掠奪會產生甚麼樣的惡果，連帝國主義自己都預測得到。

2000年底，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出版了《全球趨勢報告2015》，提出預測：｢全球化的進程將是崎嶇曲折的;全球金融業將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經濟差距將日益增大｣。全球金融的不穩定，必然使得經濟增長遲緩，這又會使帝國主義所主導的所謂｢全球化｣進程更加新自由主義化，而受到損害的將只會是後進和貧窮國家。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接著指出：｢隨著這種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經濟發展緩慢、政治局勢動盪、文化差異加劇的現象，將引發種族、意識形態與宗教問題上的極端主義思想，暴力事件也將隨之產生｣，而大部分暴力事件針對的都會是美國。這份趨勢預測報告基本上沒有錯估，美國帝國主義完全知道自己的全球惡行會遇到甚麼樣的抵抗，事實證明它並不會因此而變得寬厚仁慈和利己利人，而是粗暴地武裝起來，用各種方式壓制各方的抵抗。然而出乎這本跨度15年預測報告預料的是：九個月後，九一一攻擊事件就發生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反恐戰爭｣因而一發就已15年！但這並不是美國發動的第一場反恐戰爭。

981年，美國總統雷根一上任就宣佈：反恐戰爭將是其對外政策的核心。圍繞在美國有關恐怖主義的定義和它在實際執行結果上的衝突，明白地呈現出林書揚先生所說的｢強者的片面主義｣。

美國軍隊手冊對恐怖主義的解釋是：｢通過恐嚇、強迫或煽動恐懼等手段實現某種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蓄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但美國並沒有對它所信誓旦旦要消滅的｢國際恐怖主義｣做出定義，以至於美國只要透過宣傳指稱哪些國家支持恐怖主義，就能巧妙地規避了｢侵略｣的指責而發動和它所定義的恐怖主義攻擊一模一樣、甚至更為激烈的｢反恐戰爭｣，然後再將他們的攻擊名之為｢低烈度衝突｣或｢平定叛亂｣。美國也不做出｢恐怖主義｣攻擊和抵抗的區別，以便於將它所敵視的抵抗運動，指為｢恐怖主義｣。雷根政府這樣對｢恐怖主義｣定義和｢反恐｣打擊的｢片面主義｣，終於在198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引發激烈的爭論。當年的12月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42/159號決議，在這項幾乎通篇反對恐怖主義攻擊的決議中，有這麼一段：

｢重申《聯合國憲章》所揭示的民族自決原則， 又重申按照《聯合國憲章》和《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國標法原則宣言》的宗旨和原則，一切處於殖民政權和種族主義政權以及其他形式外國統治下的人民都享有自決和獨立的不可剝奪權利，並確認他們所進行的鬥爭，特別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都是合法的，｣

這段決議引文的精神其實與林書揚先生支持｢有條件的恐怖主義｣見解是一致的。

當年這項聯合國大會決議有153票贊成，兩票反對，宏都拉斯投了棄權票。反對的兩票是美國和以色列。引文中所提到的｢殖民政權和種族主義政權｣明顯指向當時實施種族隔離的南非和占領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美國國務院為此還發表聲明說1987年是恐怖主義最囂張的一年。儘管聯合國透過決議肯定了南非的反種族隔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抵抗運動，但這毫不妨礙美國繼續將｢非洲民族議會｣指為｢恐怖主義組織｣，並繼續支持以色列鎮壓同年發生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起義運動。

面對恐怖主義根源的｢新自由主義｣和｢強者的片面主義｣，林先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因此反恐必須反帝｣。

林先生對恐怖主義的實況、背景和哲學的描寫和歸納過程，向我們呈現了歷史和邏輯的內在統一。他拒絕接受帝國主義及其附從那種片面界定、選擇性歸類的恐怖主義辨識模式，因為他知道脫離了對被帝國主義和被它壓迫的人民的考察，那種定義最終都只會得出手段汙染目的的、預謀式的哲學結論。

林先生有關恐怖主義的見解，源自於他對被壓迫民族和階級始終懷抱的友愛， 如果這份友愛如薩爾瓦多詩人 Roque Dalton所云，是林先生的另一個祖國的話，那帝國主義壓迫所造成的痛苦與抵抗，則是傷他至深的國際主義團結情感。這種情感在倍受帝國主義摧折時便會更加堅定。這種能跨越地區和民族、互通聲息的情感，無須依靠揣摩和想像，是他們反帝抵抗的共同經歷所促成的。

地底的星辰

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發動｢護刃行動｣猛攻加薩的42天後，再度停止談判，繼續轟炸加薩，這使得加薩的死亡人數突破了2000人。這天，27歲的薇達德．阿斯芙拉（وعدد عصفورة ，Widad Asfoura）和她七個月大兒子阿里的屍體被發現（兩天後三歲女兒莎拉的遺體被發現），她的身上帶著一封遺書。遺書是寫給她的丈夫。透過這封遺書，人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莫哈茂德．戴耶夫 （محمّد ضيف，Mohamed Deif），伊斯蘭抵抗運動（哈瑪斯）的軍事組織–卡桑旅的領導人。戴耶夫1965年生於加薩南部的坎尤尼斯（Kan Yunis）難民營，就在戴耶夫出生前十年的1956年，英法兩國為了抵制埃及從它們手裡收回蘇伊士運河，便與以色列密謀，由以色列出兵埃及的西奈半島，英法再以保護國際航道為由增兵占領運河，對抗埃及。以色列就在這樣情況下入侵了坎尤尼斯難民營，集體槍殺了難民營裡的成年男性，死亡人數至今未知。儘管官方歷史拒絕記載，但難民營卻絕不能忘記這樁慘案。戴耶夫就在這樣的血仇記憶和以色列人的日常壓迫下成長。1987年，以色列占領區爆發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第一次人民起義，戴耶夫開始參加起義行動。1994年開始，投入哈瑪斯陣營的戴耶夫展開了一系列的行動，對抗以色列人的屯墾區擴張，也因此，戴耶夫被以色列重金懸賞至今。

000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為了回應以色列的恐怖攻擊指控，逮捕了戴耶夫。戴耶夫被囚禁到2001年才被釋放，2002年接任了哈瑪斯卡桑旅的軍事領導人。戴耶夫行事低調，神出鬼沒，連以色列的情治當局都只能掌握到他1986年的檔案照片而已。戴耶夫因其負隅頑抗的精神和成效，在加薩地區享有極高的聲望。

作為這樣的指揮官妻子，阿斯芙拉所寫的遺書內容，並非淒轉婉切，反而是振奮昂揚。她在遺書中說：｢儘管我們的生活與眾不同，永遠都在搬家，但我很高興我死後，我們的故事終於可以公諸於世了｣。｢我的生前，丈夫待我如皇后；我的死去是為了讓我的丈夫能繼續領導他的軍隊，建立他的彈藥庫｣。｢真正的星辰並不屬於天空，而是隱居在地底，只要一旦發現了它們的光亮，世人就會看到這些星辰美麗的輝彩｣。她揶揄以色列軍隊始終只能追擊她丈夫的行動和影子，而這世上只有她才能如此近的看到他眼球的顏色和飽經風霜的容貌，聞到他迷彩軍服的氣味，知道他的身高，他牙刷的形狀和茶裡該放幾顆糖。儘管親戚批評這樁婚姻，阿斯芙拉拿的不是結婚證書而是死亡證書；儘管隱姓埋名、飄忽不定的移居生活，｢連大海都不認得我們｣；但她始終堅毅地帶著孩子過著聚少離多的地下生活，並支持戴耶夫以烈士自許的抵抗志願。在這次包圍加薩的激戰時刻，阿斯芙拉的小孩彼此擔心著安危，在砲火下互相尋找，她的小孩哈利瑪用水果和汽球布置的天堂模樣，留在難民營的家中，陪著阿斯芙拉和最年幼的弟妹安心的奔向死亡。

阿斯芙拉在遺書中提到了她和小孩死後，戴耶夫將會沉默的痛哭。她告訴戴耶夫：｢別忍住你的眼淚，用它們擦拭你步槍上的板機吧！面對屠殺的眼淚不會讓人軟弱，它會堅定地點燃戰鬥的火焰！你可以感到悲傷，但我求你別悲傷太久，不要怪怨八月的砲火奪走了你的至愛薇達德、阿里和莎拉的生命，你知道這個月份是我所愛的月份，因為光榮戰士如你，就生在八月。你生來就是為了引領那些真心信守對真主承諾的人們｣。

失去妻女的戴耶夫身受重傷，生死未卜。一周之後的8月26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達成無限期的停火協議，加薩哈瑪斯視其為一場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加薩死亡了2143人，其中有578名兒童。11100人受傷，傷亡人數的75%是平民。52萬人無家可歸，其中48萬人需要積極的糧食援助，27.3萬人收容在90所聯合國學校中。17200棟房子被摧毀，37650棟房子被破壞。在以色列51天的攻擊中，500個加薩工業及商業的經濟設施毀壞，加薩經濟能力損耗了60%，經濟重建經費至少4.4億美元，重建時間至少一年。以色列方面則有66名士兵和6名平民死亡，469名士兵和87名平民受傷。純就傷亡和破壞的數據比較來看，加薩的哈瑪斯宣布獲勝，不但離奇，甚至離譜！

但在那樣物質力量懸殊的較量下，勝敗的關鍵似乎已經不再是屍體和破壞的有形計算，而是抵抗者的意志了。2015年四月，以色列確認戴耶夫在他們的攻擊之下並沒有死亡，同年九月，美國當局就把他列入全球恐怖份子的名單之中。從以色列和美國這樣慎重其事的對待態度看來，加薩人民的意志並沒有因為那一場圍城殺戮而屈服。而他們這樣意志的勝利，並沒有得到掌聲、獎章或犒賞，而是要面對下一次帝國主義更猛烈地、粉碎的圖謀，並且再一次付出生離死別的代價。

林書楊先生在1991年慶祝周合源先生九十大壽的文章"他的愛心．他的鬥志"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這些人往往受一般世人的誤解，認為他們比較寡情，性格上具有某種冷傲性。說的通俗一點，搞運動的人有時候給別人一種｢不近人情｣的印象。其實這些人的感情是非常豐富，非常充沛的。只是在現實的運動生活中有時候不允許濫情，不能溫情。這是警惕所使然的不得已表象。可以這麼說，凡事以社會正義和歷史進步，大眾幸福為宗旨的人，他們都具有一種針對超過個人的、不確定多數的，稱之於一般人類或同胞的大愛，泛愛的崇高理想。如果沒有這一份豐富的人類愛，同胞愛，即是不配為一個社會改革的運動者。』

林先生還提到周先生本著這份愛，與乞丐同住同眠；在日本殖民時鼓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鬥爭；在白色恐怖年代一再繫獄。稱周先生為"世紀的旗手"。

當年林先生的｢社會改革的運動者論｣，不也正是他終身懷抱的情感信念嗎？他用反帝史觀所展現的被殖民壓迫者團結連帶的國際主義視野和他為民族解放追求祖國再統一的信念與行動，也是以這樣的情感作為基礎的。《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行文的處處，都閃動著這樣的情感。仔細回顧林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初有關中東的分析論見，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他思想與情感辯證統一的心路歷程。

｢你讀過《Spark of Life》嗎？｣

2009年五一勞動節前夕，當我們都忙於一年一度的勞動節遊行的組織和動員準備工作時，林先生透過撰寫、選錄和譯介，完成了名為《社會主義正是代案》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特刊。小冊子的內容主要是分析和介紹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的反抗回應。這本小冊子可以說是林先生的最後作品。勞動節後的5月9日，我為了即將動身前往布魯塞爾參加的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向林先生請示意見。那年研討會的報告主題是：青年與危機。這題目也是針對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歐美青年紛紛自發抗爭的情勢而設定的。

自從2003年我們投入反戰運動期間，勞動黨辦公室搬到延平南路的租處之後，林先生就一直在一間兩坪不到的邊間辦公。我向他請示意見的那天，他照例地擱下手邊的工作，用他那平靜的節奏，針對研討會主題，娓娓自道了他的看法。林先生的這段看法反映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與運動者的思考和工作見解。儘管他口頭的述說不如文論寫作那樣字句推敲的嚴謹，但卻表現出他在工作和運動思考中如何自我批評、堅持原則的本色。摘錄出來，很有意義。

「……歷史發展有其複雜的階段，運動發展中也無法馬上形成完整的理論。資訊發展的結果，使得組織與運動發展的成熟無法經歷完整的揚棄過程。這使得我們會很容易地以”機會主義”來定性或評論相關的運動，這是當代年輕人理解的實況。……這使我考慮了實際的問題。過去我們做了許多青年活動，但後來都失去興趣，當然都有理由。所以我把實驗當模型來推動，在模糊階段的觀察和實踐上，抓幾個重點，來考慮工作的將來性。簡單的說就是面對複雜的社會及工人運動，我們能有什麼特質是其他團體所沒有的，讓別人覺得與眾不同。可以讓無所適從的年輕人因而出來。這個團體的特色，是我們的重點，應該包括：

(1)國際連帶；(2)永久的目標性：超越當前目標現實性的更高的目標；(3)統獨對抗是主要矛盾，勞資對抗是基本矛盾，要同時面對，並且要注意二元對立的相互轉化問題。

這是我們應有的特色。有時講統運也要顧及勞運。……有人認為這兩種運動提法都別太突出，但這仍是機會主義，我們要想的是該如何克服這樣的矛盾，這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如果沒有策略性的主動立場，只是試探性地等待機會，恐怕無法避免機會主義的罵名，重點是我們有無想過突破這些難點，我知道實際上很難。群眾的生活觀點與階級立場的距離，只能是我們創造機會和氣氛來一一突破。

在國際上，他們所重視的恐怕還是如何在現實中堅持我們的觀點。我們必須簡要地提出對兩岸的基本立場，這也是我們在青年工作時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反對台灣獨立，要讓國際的左翼能夠理解，反台獨要統一基於三大理由：一為歷史事實；二為國際慣例；三為反帝史觀。

這是一種信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東方版的反帝史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史觀。這個革命因二戰而中斷，又發生冷戰。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行階段，是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的前行階段，是階級鬥爭及階級革命的先行階段，我們認定冷戰體制下的台灣問題是：一個中國，反動政權，勾結美帝，強佔台灣，抵抗革命。我們的運動是要：倒蔣去美，回歸祖國。如此，兩岸關係則是革命內戰的殘局和集體安全體制和在一起的難局。面對台獨我們推動統運，面對社會我們參與工運。工運的艱難性則在於如何將經濟鬥爭提升到先鋒性的政治鬥爭。用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來保障勞動者的利益，但不要只停在經濟鬥爭，要促使台灣勞工有更寬廣的國際觀。服務、了解、教育、組織和發動是我們群眾工作的方法，它也是勞工運動的組織論和方法論，服務與了解是組織論的主體。在統運方面要結束革命內戰的戰鬥敵對狀態，完成兩岸和平協定。」

林先生的這席話既自我批評和反省了我們的運動發展，也強調了「左統一體」並舉的戰略原則。他對台灣從日據殖民地到美國宰制的新殖民地的歷史概述，本是要我在布魯塞爾報告時著重讓國際共產左翼理解的特殊背景。記得那次共產主義研討會的第二天，當我做完了包括林先生意見的報告時，烏克蘭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女同志代表首先發言詢問：「你們接不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烏克蘭同志的這個詢問讓我不解，我不是剛才已經全面地報告了我們的歷史和立場了嗎？於是我再一次確認：「我們當然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之後，得到我口頭答復的女同志聳了一下肩膀，然後帶動在場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鼓掌。熱烈的鼓掌。到這時我才理解為什麼之前幾天各地的代表對我總是有禮貌的冷淡。會後聚餐時，烏克蘭的同志遞來了伏特加，各地的代表輪番的找我討論大陸和台灣的情勢，還熱心地提出了許多建議與憂慮。那一年的研討會議論熱點是希臘共產黨所領導的總罷工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所推動的拉美大陸「玻利瓦爾革命」，我聽到了許多針鋒相對論述，生動而活潑。主辦單位還在會間的一個晚上舉辦了一個有關歐巴馬的討論會，美國社會主義解放黨(PSL)的女代表當時為歐巴馬辯護的姿態，如今想來令人低迴不已。5月18日，我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的代表見面，這位代表是流亡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 於是我與他談起了納斯魯拉所領導的真主黨，也聽他分析了真主黨和迦薩哈瑪斯的差異，他十分推崇真主黨與基督教和平共存的政治路線，這與哈瑪斯的運動路線非常不同。我與這些代表們素昧平生，我們能尋找到的共通語言，是那種基於反帝史觀所形成的體會與認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史觀」將他們和我們聯合了起來。

當我會議結束返回台北做報告時，林先生仔細地聽著，並對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代表對中國及台灣議題的反應，感到欣慰。但四個月之後，林先生就病倒了。

依據我工作筆記的紀錄，林先生參加完2009年9月14日上午11點到下午1點的勞動黨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就生病住院了。在那所台灣首屈一指的大醫院裡，林先生艱難地度過了他生病的初期。在那段期間，他不斷地被轉換病房，而病房的條件也越來越不好，這讓病中的他倍受煎熬。記得有一次去看他，我問了他好，他卻用他在論理時常用的冷靜口氣回答我：｢唐曙，你很有想像力，你想像一下，你覺得我好嗎？｣我頓時因為驚訝而語塞，因為這並不是林先生常有的回應，平常他總是謙和自然，可見那病痛磨他很深。當然，他語出不久，又恢復了他以往的態度，打著精神應付訪客。這個過程刺痛著我。因此，我想今後應該讓他好好休息，別再無故打擾他了。可是不久之後，我為了一個關於國際事務的問題，不得不再去打擾為病所困的林先生。

那是一個冬天的午後，沒有下雨但天色陰沉，我進到了昏暗的病房，見到了皺眉閉眼躺在病床的林先生。在我說明來意後，林先生用著他那正被病痛摧磨的意志，告訴我：｢我對第一線具體的情況已經了解不多，這要由你來思考判斷，但不管怎麼做，不要破壞了反帝的統一戰線｣。說完，他又皺著眉閉上了眼睛。我告退之後，久久不能自已。林先生那時的處境和他簡短的意見，讓我體會到：為了一個戰略態度的正確表達和堅持，值得為它克制萬般磨難的軀體和心煩意亂的疼痛，那怕只是五分鐘。之後，我只在2010年的秋天北京，短短地再見到他一面。兩年後，他就去世了。我總認為，2009年他為國際事務所說的那些話，算是他的政治遺囑吧！

1993年，台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集體墳塚被發現後，林書楊先生就投入了為犧牲者｢平反賠償｣的運動中，由於反帝史觀及國際主義精神的驅使，他更在東亞奔走，擴大連結了這個區域的關切國家恐怖主義的人士，共同推動成立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論壇。記得當年在一次首爾的電車上，我問林先生，儘管這幾年有關白色恐怖平反賠償運動中對白色恐怖的史實介紹已經很豐富，但我總覺得自己在參與平反運動的過程中只能心追手摩，在情感上總隔了一層，無法真正體會政治犯先生們在牢裡的心境。林先生在吵雜的電車裡問了我一句：｢你讀過《Spark of Life》嗎？｣我愣了一下，而林先生卻也沒有再繼續說下去，但這一次極為簡短的對話，卻成為我一次重要的情感教育啟蒙。林先生給我指出了一條路：當您感到迷惑困頓時，何不從文藝中去尋找答案？

《生命的火花》(《Der Funken Leben》，英譯《Spark of Life》)，是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952年的作品，他將這部作品獻給了他被納粹處死的妹妹Elfriede。故事描寫的是經歷著日常死亡威脅的納粹集中營509號政治犯Friedrich Koller，如何在集中營缺乏資訊的情況下，判斷了納粹敗戰的局勢並組織反抗的過程。

雷馬克自1927年《西線無戰事》小說暢銷之後，就開始刻意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完全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和運動。這是他在二戰反法西斯運動中，廣為人詬病的一件事，如果以二戰後的局勢來看，作為一個知名作家的他是政治不正確的。但如果因此而拒絕閱讀他的著作，對於一個幾十年來都被囚禁的政治犯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那座監獄孤島中，所有政治正確的讀本都不存在，如何從尋常和反動的故事中提煉出困頓迷惑的解藥，讓自己清醒地對抗國家暴力和自己「精神上的怠惰—恐懼」，那就是要把握每個閱讀的自由，和自我批評的絕對勇氣。林先生讓我認識了這一點。另外，在這本小說中，描寫了那些瀕臨死亡的囚犯們在生活上的處境以及艱難時的友情，極為深刻。書中有關勇氣和反抗的描寫，並沒有好萊塢式的速食表現。509號政治犯對局勢的研判，讓集中營裡的囚犯對於生命產生了希望，因而產生了反抗的勇氣，但509號政治犯必須克制這種反抗的衝動，他向想要反抗的年輕囚犯布奇爾強調：反抗力量是他們唯一僅存的一點力量，要好好藏住不被發現，等必要的時候再使用它。這本小說很生動地向我描述了政治犯困囚猶鬥的氣概和情感變化，以及他們布署反抗的曲折過程，讓我深入體會到政治犯在集中營中的所思所想和不思不想。林先生介紹的這本書，讓我更接近了政治犯的心境，可惜我不再有機會與林先生分享閱讀心得，也沒能再向他請教當年推薦我閱讀此書的用意。

祕魯詩人巴列霍 (César Vallejo)有一首廣受喜愛的名詩《黑色使者》( Los heraldos negros )，格瓦拉熱愛到將這首詩朗誦錄音下來，並且抄寫在他玻利維亞行囊的綠色筆記本中。那詩中有這麼一段：

它們是你靈魂基督們深深的瀉槽，
是被命運褻瀆的某個漂亮的信仰。

巴列霍這首詩的主題描寫的是「我不知道」( yo no sé ) 的巨大痛苦。

去了解一個漂亮信仰遭到命運褻瀆後的巨大痛苦，是不是能讓後來者體會到那信念的美麗呢？我想是的。了解林先生這樣遭到長年囚禁的政治犯如何自處，更能用來檢視自己以為早已擁有的那個思想的真偽。

最後，這篇文章是在近兩年生活變動的過程中醞釀的。這篇文章陪著我度過在東莞西城和石排工業區工廠那段重當學徒的日子。它也陪著我經歷了颱風後廠房壞損的機器修理， 而今我用來寫作的小筆電鍵盤還滿是潤滑油漬。夜間趕貨加班的機器故障，經常打斷我構想這篇文章的思路，在思想跌跌撞撞的蹣跚節奏之後，硬是把一篇該紀念林先生90歲生日的文字，拖成了現在這篇逝世五周年的紀念。這是應該嚴厲自我批評的。

林書揚先生就這樣去世五年了。他終身所堅持的那些戰略原則得到發揚了嗎？林先生恐怕也無法置評了，但，就如烏拉圭詩人 Mario Benedetti 在”英雄”詩中所說的那樣：

誰又能避免他和他那些非法死去的同志們，繼續在他們那堅不可摧的地下密謀呢？

謹以此文紀念林書楊先生逝世五周年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成立五十周年。
2017.12.5

作者簡介：唐曙(1964-)，新竹人。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本站編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