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确信是美丽的
但犹疑不定更为美丽
—- Wislawa Szymborska

应该是2014年秋天吧！有天娟萍跟我说，曾大姊想要把永和的房子整理一下。后来我们找了一天，约曾大姊在永和见面。

这好像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那。上一次是伟凯当选县议员的2009年，当时初病的林先生在客厅和罗主席、娟萍、伟凯、汝兴以及我见了一面，时间不长。曾大姊在一旁静静陪着。那天落地窗外的暮色灰濛濛的。

和曾大姊约见面的那天，她早在楼下大门等我们好一会了。那裏是一栋很高大的住宅区，门禁是有人登记管制的。曾大姊领着我们搭电梯上了楼。到了门口曾大姊找钥匙开门之际，门前的感应照明灯突然忽明忽暗了一下，曾大姊还向我们道歉说灯坏了还没人来修。

我在团体工作的廿五年间，很少见到曾大姊，就算见到了，也只是礼貌地致意而已。2009年林先生初病之后，有时还是会想来办公室看看，会客谈话。这时候，曾大姊就会到旁边的办公室和我们闲聊，老实说，和曾大姊是那时候才开始比较孰悉的。记得初见面不久，曾大姊问我哪里人，我说新竹人，曾大姊又追问我新竹哪里人，我说竹东，这时曾大姊就用我既熟悉又已陌生的竹东客家话说：你竹东人哦！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客家人。于是我就反问她：「您也是竹东人吗？」，她回说她在新竹市长大。换我问她是新竹市哪里人。她说她家住在以前国民戏院旁的东门市场那边。那我就心里有数了。

新竹市虽说不大，但在我小时候城乡差距却是有的，像我妈出生的地方是香山牛埔，虽然号称也是新竹市，却是农田一片，连村庄三合院的地板都直接是黄土地，没有水泥敷石那一套。但新竹市的东门城就不一样了，它是商业重镇，也是旧的县政府所在地。在我小的时候，新竹县十三乡镇多是客家人，而新竹市却是一个以闽南人为主的城市，当时闽南人多称这些客家人居地是”客人仔庄”。曾大姊的家族能在东门城那边开家立市，在那个年代是特别的。

曾大姊说她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曾因此而中断了学业，但尽管如此，她竟然还考上新竹女中这种新竹县第一女校，可见曾大姊的资质。当年女孩如果有了这样的学历，毕业之后，如果是殷实人家，都会有人想结亲戚，摆个体面，曾大姊的一些同学属于此类。她的另一些竹女同学却是资质优异但却出身贫寒。对于前者，她的介绍大都会是她同学丈夫的职业，但对于后者，她则如数家珍地介绍她们进取的历程。曾大姊和她们都是感情很好的姊妹淘，曾经海外出游过很多次，但她似乎更欣赏胼手胝足、奋斗进取的人生。

然而，以她的家庭背景和资质，她却没有走上她同学的人生道路，而是选择到银行工作，从基层幹起。为什么呢？她不说，我也没问。

进了房门，房间里的摆设几乎和五年前没有两样。想来是这几年间曾大姊都忙着照顾林先生和送走林先生吧！尽管没有，她还是说家里没甚么整理，不好意思。然后她在闲谈之间，透过房间和傢俱的介绍，开始导览林先生的起居生活。

落地窗外的黄昏很艳，映在淡水河畔。

「我当初就是为了这样的景色，才选这里的。林先生办公室里放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落地窗前照的，照得很帅！」

「你现在坐的座位，林先生每天早上起来后，都坐在这里吃早餐和喝茶。」

「林先生梅尼尔氏症越来越严重后，我就换了这张特大号的床，你看这床架我特别作得低一点，方便林先生起来和躺下。」

「这是厕所，林先生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使用这里，您们知道的，坐牢让他的便秘非常严重。」

「林先生在这跌倒……」

「这是我蒐集的瓷器。这件是捷克的……这件法国……这件莫斯科……」

「这是书房。」曾大姊打开了房间走道左侧的门。

林先生的书房是长方形的，进门右侧摆着书桌，这张桌比林先生办公室那张来得大。房间边墙的书架内外两层，全是原色，没有上漆，是可以拖动的。书桌座椅的后面书架上堆放的是林先生生前写过的文字纸本。林先生会将他写过的纸稿按主题或时间用纸袋分装起来，他在办公室是如此，家中书房也是如此。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简体字套书当然不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有它们显眼的地位，表明了书房主人的政治立场； 一些政治专题的书籍放在书桌的左侧，书桌的右侧有一面落地玻璃窗，窗台可以坐，是个阅读的好角落，我们整理书房这一天，曾大姊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个角落，想来是她的习惯，会让人联想到两个人一个坐窗边、一个坐桌边的情景。

书房门的左侧这个区块算是日文书籍区，除了成排的日文《世界》杂志外，就是林先生读的、政治外的「闲书」：有赤川次郎和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而松本清张的数量却不见多，这让我有点失落。不过失落感还没完全消失前，推开第一层书架的后面，放着的是一部松本清张写的多卷本昭和史，这套书是袖珍本普及版，书衣已经发黄，但书页翻起来顺滑，没新书那种好像页页抱胸，不愿你读的倔强。曾大姊说林先生工作之余有读推理小说的嗜好，这我多少能体会，就是换个脑筋，锻鍊一下脑子。像列宁找人下棋一定会看对方的棋力而弃子开弈，是一个样吧？

「林先生还有一个兴趣」，曾大姊指着日文书籍区前的一个活动柜说：「这里原来放着一部电视机，林先生都用来看恐怖片，越恐怖越好！」

话听起来像笑话，但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并不喜欢恐怖片，总觉得这种影片要浪费掉许多的情绪和紧张……或者我应该说我受够了恐惧的折磨……也许，也许这是林先生的另一项锻鍊吧！让自己不被恐惧和恐怖击倒？史蒂芬金曾经亲描淡写地解释过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恐怖小说和恐怖片：因为人们的好奇心和罪恶感。真只有这样吗？也许商品式的恐怖是这样吧！毕竟这些恐怖迷在漫游恐怖的过程中，是安全的。苏珊桑塔格却发现一次大战大量恐怖骇人的战争伤亡和残疾士兵的照片展示，尽管引来关注和同情，但却没能用战争恐怖吓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她认为关键在于大量的恐怖展示会让人们麻木。难道林先生在那样漫长的生死存亡监禁之后，还有必要用恐怖来麻木自己挥之不去的恐惧吗？还是麻木之后就对恐惧无感了吗？还是从此变得无情？

从林先生出狱后长年来的举止和行为来看，他似乎并没有恐怖生活的后遗症，但，真的没有吗？或是，他「的胸膛里，如斗牛场，自由和恐惧在里面厮斗」着呢？我们热爱赞美勇敢，旁边巨大的恐惧被忽略得不成比例，变成了勇敢的装饰，被认为勇敢的人好像只要说出：「其实我也很害怕」，勇敢就会更健壮。但如果恐惧很巨大、很长久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无数次稍纵即逝的勇气都消灭不了它时，该如何呢？

记得整理书的那天，钧凯和孟祥一起来打包。林先生的书量比起其他我见过的许多爱书人，并不算多，整理起来也算明快。这些书后来都收进了南京西路劳动党中央党部的主席办公室，林先生最后七年办公的地方。

搬家公司那天迅速有效率地将不同的物品送到不同的目的地。曾大姊分给了我那张床板订做的大床和两个床边的抽屉柜。这件东西，我在台北的时候都没怎么能用得到。到了在高雄仁武落户之后，它变成了我女儿翻滚成长的地方，直到现在。

搬完永和的家后，曾大姊有段时间还是会来办公室和我们见见面。在这段时间，她的膝盖越来越不好，本是一个人来去的她，渐渐地也用上了拐杖、轮椅和看护。我曾几次劝她腿不舒服就在家里休息，但她还是常来，好像就是有那么点割捨不掉的牵挂吧！我想。尽管如此，每次我们到日本交流协会去抗议的时候，住在附近的她总是会一起参加活动。

之后，她真的不方便走路了，我去了几次她南京东路的家。那几次的见面，我有了比较多和曾大姊聊天的时间。也许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吧！曾大姊似乎为了安排身后的事，开始操烦。这时我开始对曾大姐的个性有了些体会。她是个办起事来会为对方着想的人，既求全又周到。也正因为这样的讲究，总让她的操烦多人一层。是不是怕坏了林先生的名声呢？我看是有的。林先生生前特别要求曾大姊不要管团体内部的事，她谨守分际。林先生过世后，她还是继续坚持着。亲族间的事、朋友们的事、团体的事，她无时无刻都挂心，担心自己处理得不好。在这些几近独白的谈话中，我发现了曾大姊被林先生传染了一种自我批评的习惯。这种习惯可贵到值得用层出不穷的忧烦来保卫。

她热爱阅读。常向我说她最近读了那些故事。她读完了茅盾文学奖的所有作品，她也常读小说月报。尽管她读的文学种类这么多，却从未和我分享过她阅读中的愉快和体会。问她为什么爱看这些东西，她留露出林先生才有的那股莫测微笑说：「因为好看」。不知她和林先生谁先有了这抹微笑，我只知道两个人那样的一笑，都很传神，如林先生说的：「很有味」。

曾大姊一天问我：「你知道林先生说日语有口音的吗？」关于这一点我无从理解，因为我真的不懂日语。不过我记得一件事。

那是1997年的深秋，劳动人权协会作为「全亚洲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宰制运动 ( AWC )成员团体，受国际事务局的请託，主办幹事会。这一年，南韩、日本、菲律宾以及印尼的一些代表来台湾。这些代表中有许多是政治犯。这次的主办使我们和这些团体结下了同志的友谊。之后1998年的反帝营、1999年印尼的亚洲反帝会议、2000年的AWC幹事会、2001年第二届反帝营、2003年反战运动国际会议等，都是在这些团体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在1997年定交的这一年，林先生应AWC国际事务局的要求，对台湾日据时期以来的殖民及反抗运动历史做介绍。由于事务局大多的代表多来自日本殖民或侵略佔领时的受灾区，所以林先生使用了日语作为演讲语言。我记得当时透过翻译，我听到了林先生在演讲一开始先拿他的日语口音做了开场白，他说日语并非他的母语，他是在日据时期学得日语，他说他不是日本人，所以讲日语自然会有口音，但口音已经形成了，就请大家听我的日语做介绍吧！当时我觉得林先生做这样的开场白让我有些困惑：学习外国语言不就很容易有口音的问题吗？这似乎无须解释。可事事沉稳持重的林先生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说呢？这个疑惑直到曾大姊那天提起，我才明白。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日语口音呢？」曾大姊又问。

「讲外语有口音应该正常吧？」我还是这么以为。

「你觉得他学不成一口字正腔圆的日语吗？」曾大姊这一问，我觉得有点意思。

「难道他是刻意要保留这样的口音吗？」

「是的。他是刻意地保留这样的口音，因为这个语言是日本殖民者的语言。他不愿意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日语，是因为他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

这种对殖民者语言的抵抗态度是很有引喻性的。林先生这种口音的保留，就像是 Aime Cesaire想用法文诗去摆脱扼制他的法文形式，寻找与殖民者法语诀别的黑人语言本质；就像 Jose Pepe Mujica 拒绝服用军政府给的抗幻象药物，宁愿用魔动的幻影来对抗恩施的清醒。这份执拗中有着耻辱的伤口，就像美国原住民苏族的OhiyeS’a ( Charles Eastman ) 为了要纠正殖民者扭曲小大角战史时，必须被强迫改名才有发言权；就像印尼小说家Pramoedya Anata Toer小说主角Minky，由于没能及时用英语拼出自己的名字，就被荷兰教师嘲笑为”Monkey”。这些伤口一直都渗着血，发疼的耻辱让他们更清醒地进行抵抗，直到最后。

曾大姊给了我两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主题：恐惧和殖民语言的口音。

2016年我离开台北前，去见了陈威佑先生一面，向他道别。他特别提起了曾大姊，由于瞭解她那处世求全的个性，我向陈先生说：就不惊动她了。于是，我怀着心中还想问曾大姊的一个问题，离开了我住了近30年的台北。两年后，她过世了。

放在心上的这个问题，我只能问自己了：「曾大姊，为什么妳用了一生，爱了政治犯两次呢？」

在台湾，政治犯的家族史之间，多少都会是相通的。这些白色恐怖政治犯尽管出狱了，返回的却是一个百般提防和歧视的社会，他们必须艰辛地生存下去。这也让这些政治犯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互助联繫。如果有政治犯在不堪摧磨后倒下，他的遗族也会得到政治犯们的照护，甚至也会有政治犯就接下这个照护遗族的责任。这种爱屋及乌的情操，在今天的台湾，恐怕快要变成一项失传的感情绝学了吧！

尽管如此，曾大姊却是个例外。

曾大姊的第一任丈夫是彭蕴炫先生，他是政治犯。我并不认识他。但有趣的是曾大姊曾问我：「你认识彭蕴藩吗？」可就这么巧，我竟然认识他。而且是在我国中的少年时期。

那时候我国中班上的同学，喜欢上同校的一个女孩。他知道那女孩在镇上中央市场旁的补习班补习，就一心一意地要我陪他去那补习。像我这样的国中生，学校里没几个好朋友。既然他苦苦拜託我去，我当然就答应了。这一答应不得了，我家有八口人要吃饭，只有我爸在赚钱，我继母对于我这样的要求非常不满，但我父亲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那时我需不需要补习呢？老实说还真需要。

我国小的前两年是在没人管教的旷课中度过的。直到学校通知了我爸，我爸在家里堵到我、毒打一顿之后，我才去学校上了课 ( 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花了两年才找到我爸 )。我记得第一年，学校新发下来的课本，我还不到暑假就全部撕光了。开学看到同学的书包都很整洁，我揹着早已被我涂得面目全非的胶皮黄书包，觉得有点丢脸。因为里面没有书，这书包挂在桌边老是不如同学的书包来得硬挺，由于怕老师发现我没有课本，所以我就借同学的书包打开来瞧瞧。我发现同学书包里都有一块轻薄的木板。于是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一本红绒面的硬本子，充作木板，体面地揹书包上学了。不幸的是，我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拿着藤条，叫我拿着我那个书包，站到讲台上。他叫我打开书包，然后问我为什么没有课本，那时我还不大会说谎，老实说全部撕光光拿去做玩具了。老师接着用藤条指着红绒布本子问我这是甚么，我说同学书包里都有一块木板，我的是这块。老师拿出来打开看了以后说：「这是你爸妈的结婚证书，你带来学校幹什么？」

「手伸出来！」

混着藤条的鞭声和疼痛，我听到了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从此我就不想再上学了。就算以后被逼着上学，我还是木然地对待我的小学生活。

随着我妈变成了小镇上一个精神失常的游荡风景后，我学会了说谎、偷窃和离我妈远远地、一样地游荡。身上口袋里总是揣着好几页从自修书上撕下来的阅读测验故事，读完一则就折它成一条船，放进没加盖的水沟，看它和垃圾一起漂流，然后向船上寥寥几笔的单格漫画，挥手再见，名符其实地变成了人们口中那个「疯子的小孩」。

如果你这么有耐心地读到这，那就请接受我的道歉，我说这么多题外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当时是多么没救了。

我的功课其实念了国中也没好多少，所以补习吗？是需要的，但并不必要。

可是我去了补习班后，却开始对学习产生了兴趣。首先是我每次去，彭先生都会发的讲义。我那个年代，老师要出讲义，就得自己刻油腊纸字油印。这种考卷或讲义，我在学校看到不少，但我没看过能把油蜡纸字刻写的这么好的讲义。这份讲义我收藏了好久，直到我离开小镇为止。再来是彭先生的教学。彭先生教的是数学。他的教法，让我终身对数学都抱持着一种成绩虽然永远不好、但却一直有兴趣的态度。而补习班另一位老师是他以前的学生，他负责教理化，他会提点课外的知识，对我很有启发。这些补习课对我同学有没有帮助呢？我不是很知道，但学期都快结束了，他连话都没跟那个美得像仙女一样的老师女儿说上一句。然后，我的成绩变得比较好，但不久我家开始缴不出补习费了，彭老师也就那样很「自然」地被我家欠着。

我不知道我那寅吃卯粮的继母是从哪里得来的灵感，竟然在欠了这么多补习费后，还叫我去向彭老师开口借钱！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我这种「疯子的小孩」本来就不怎么能得到小镇上人的信任，何况我还成绩不好、品行不良。我也早从他们眼中的歧视体悟到，别再向别人求助了，要就依靠不成材的自己。但我如果不向彭老师开口，回家又少不了一顿责骂。最后，还是只能吞吞吐吐地向彭师母开口。彭师母问了我要多少钱，我回了个数，她说她得问一下。

结果！我竟然借到了钱！而且后来还借了好几次，直到钱再也欠不下去，彭师母的还钱请求再也没法继续说出口了以后，我家才陆续的还了这笔钱。我再也没能到彭老师那补习。我对彭老师和师母有着很深的感谢和歉疚。但直到二十年后，我才从陈传枝先生那知道彭老师是政治犯。

这是我与彭老师的故事，我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曾大姊听。曾大姊听了之后，又露出了那一抹微笑。我问曾大姊您为什么问呢？她满意地点点头，没发一语。

我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彭蕴炫先生，据说他生前在狱中与林先生是好友。我想彭老师和蕴炫先生应该是亲兄弟或族兄弟的关系吧！彭老师都待我如此，我相信蕴炫先生必定也是一位温厚而有信念的政治犯前辈。

那嫁给了这样品德端正、胸怀解放之志的政治犯，曾大姊就从此幸福了吗？我想她和彭先生应该是相爱的，从她不离不弃地守在他身边直到过世，没有爱是办不到的。但这并不表示曾大姊从没有遇上麻烦。

曾大姊在银行工作，是从最基层的银行柜檯人员幹起的。我想她那举轻若重的周全细緻性格，多少是这份工作磨练出来的吧！她还没结婚就到银行工作，该她做的，她想得到的事，她都尽心尽力的完成，就是个工作勤恳的小螺丝钉。与彭先生结婚后，她仍然继续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多年的她，自然对业务的内容、工作的节奏和服务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经验。她工作的银行是按资历和工作表现升职的，她当然也按部就班地达到了升职的资格。但那次，银行竟然将比她资浅的同事升了职，而她却没有。她认为不公平，特别为这事找了主管，希望能知道为什么不能升职的理由。她的主管告诉她，他的确是依惯例提报她升职的，但银行上层却驳回了这个升职案，他们的理由是：曾大姊的丈夫彭蕴炫先生是政治犯。

由于政治犯身分而生存困难、拖累家属的情况，凡是政治犯的家庭都经历过，惨痛者何其多！曾大姊所面对的情况并非最严重，但那种因为政治思想不同而遭到排挤和打压的恐惧和愤怒心情，对这群政治异议者家庭来说都是一样的，最终只能是恐惧和愤怒谁克服了谁。曾大姊作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决定用茨木则子诗里那种「那时候我最美丽」的昂扬精神，辞职离去，回应那样的政治歧视。她的主动和政治犯们贫困生活里那种逆来顺受却不愿变节的被动，都有着坚毅的质地，因为唯有这样才能面对一般人生活里那早被彻底渗透的「反共」直觉。这样的「反共」直觉，到今天还玲瑯满目，只是包装得更精巧罢了！

那段时期台湾即将从「仿冒王国」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产业经济发展的规模扩张，金融资本的流动速度和范围也开始变大。银行的分行越开越多。像曾大姊这样的专业人士，不怕找不到新工作。既然断了升职的念头，曾大姊反而也就从容了，与彭蕴炫先生清静地生活着，直到彭先生去世。

1984年，林先生出狱。据其他的政治犯同学转述，当时林先生深居简出得几乎是自囚。他是怎样的心情呢？似乎从没人问过他，他也未曾提过。这个问题有这么重要吗？我觉得很重要。特别在台湾当前这个用政治来投机就能左右逢源、名利双收的时代。还好，像林先生这样的政治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多有人在。不难考证他们的心境。

著名的俄国民意党人薇拉․妃格念尔 ( Vera Figner ) 在被沙皇政权监禁二十二年之后出狱。她在《俄罗斯的暗夜》的序言里描写了出狱后的心情：

「在坐了二十二年监牢之后，出狱是生活中的一个巨变：身体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受到震动。神经系统已经习惯于安静、孤独和单调不变的环境，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新印象。不要说多少有点强烈的和突如其来的现象和见面，就连最普通的、自由的人根本不注意的事，也会引起我强烈的、近乎病态的反应：使我颤慄、痛苦。

我不得不重新训练自己，使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和条件—-二十年来它们已使我不习惯，由于不习惯而感到恐惧；在精神方面，我不得不痛苦地面对一些不能迴避的、由于生活的纷杂而毫不含煳地提出来的问题：我该怎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为什么生活？」

薇拉出狱之后有她的弟弟照料，到了瑞士，试图适应新生活，但却没能成功。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却丢失了一种语言，一种可以描述她自己的语言。1915年她回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她得到了她1883年所写的自白供词！就是这个丢失已久的语言，让她开始真正的面对自己，爬梳自己。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你会清楚地看到她在牢里的思想和勇气是和恐惧与焦虑铐在一起的，鲜活的自省，楚楚动人。

如果薇拉是如此，林先生必定也是如此。薇拉有弟弟在旁边扶持，还得辛苦地重寻自我，那离群索居的林先生，孤寂恐怕又多薇拉一层吧！何况他还比薇拉多关了十二年呢！

据许月里妈妈回忆，林先生出狱不久，便去拜访狱中的好友彭蕴炫先生，但当时彭先生已经过世。林先生后来便常去看曾大姊。许妈妈说，看着书扬这样去拜访，干脆就和周合源先生商量，当了两个人的媒人，撮合他们结了婚。至此，林先生才有了情感上的依靠。

那，对曾大姊来说呢？她有必要再结婚吗？她经济独立，有一群兴趣相投的朋友，也有自己的文艺爱好与品味，彭先生过世后，她大可从此了无牵挂的生活，没有家累，没有包袱，有的话，那就是一点独处的冷清而已。结果，她又再结婚了，对象不但是政治犯，还是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她有必要这样给自己找麻烦吗？还是，这是个已经爱上的麻烦呢？

若是这样，曾大姊，您告诉我，您前后两位政治犯伴侣，到底有甚么魅力？可以让您挚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