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辜金良文化基金会。
本文原载于陈顺馨主编，《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在时代的浪涛中，人就像航行的船只，终究会沉没至海底的深处。而大部分的船只，即使风平浪静的时刻，也会无缘无故地浸水。但是有一些船，不但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而危险的巨浪反而会将他们推上人生的顶峰，甚至引领潮流，直至沉没也终生不悔。而跨越日据殖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时代的许金玉女士，便是其中的一个。
　　1921年，许金玉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北万华。简单说来，她的生命阶段，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是养女阶段，因为自身不幸的家庭命运，使她想成立一家孤儿院。第二个阶段是，在计梅真的影响下，使她的目光投射至改造社会运动，参与全省性的邮局抗争运动，最后并在监狱中度过15年。第三阶段是出狱后，与社会主义者辜金良先生结褵，共同对抗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并成功以社会主义的理念经营「浤良蛋场」企业。第四个阶段，她创设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运动。

一个养女的心愿

　　1921年，许金玉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许金玉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那个没有节育观念的年代里，她的母亲生了4男4女，一共8个小孩。为了维护家计，父亲只好将4女1男送给别人抚养，而许金玉便是这样到了养父母家。
　　许金玉的养父是一名当包工的水泥匠，因为没有小孩，便将许金玉接回家居住，并疼爱如己出。相对来说，养父母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富足，平日3餐饮食都相当营养。根据许金玉先生的回忆，她是一位幸福的养女，喝牛奶喝到九岁，后来怕同学笑，她才要求养父不要再送牛奶到学校了。从这点便可看出，养父母对许金玉相当照顾。
　　在传统的旧教育与日式的新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许金玉从小便是一位害羞的女孩。一方面，养母在家中教育她遵循封建的旧礼教。养母曾再三告诫她，女孩子即便是笑的时候也不能出声。一方面，金玉进入公学校念书后，教导她的日本老师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这位日籍老师按照日本的传统，要求女孩子的生活态度就是服从。在学校与家中教育的影响下，使少女许金玉内心害羞，看人的时候不敢正视，要她说话会脸红。
　　当时带给许金玉对现实世界有更辽阔的视野，是养父的另外一种教育。这位养父是一位反日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的「民众宣讲」。当时的这些宣讲人，往往会受到日警的监视与阻扰，并有牢狱之灾的惩罚，但他们仍然有骨气地继续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养父常将会场的情况及演讲内容讲给许金玉听，使她的反日民族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萌芽。这不但让她认识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不义，更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但是也因为民族意识，其养父并不允许许金玉继续在日人开设的学校就读。因此，许金玉在公学校毕业后，白天便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再去学习汉文。
　　在15岁时，许金玉的生母因为连续4次流产而过世，这带给她的人生观巨大的影响。后来她生父续弦，继母又不照顾家。这使得她的弟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早早便结束了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许金玉就认识到，家庭的不幸往往造成小孩的悲剧。因此，常常不开朗的她在心里立下了志愿，希望自己将来能办一个孤儿院，照顾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小孩。不过，当时单纯的她尚未有能力认识到孤儿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怎么样才能认识到从社会的根本来改造这个社会，这要等到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计梅真的出现。

生命的转折点

　　一个人生不顺遂的因素，却让许金玉从养女跃上台湾劳工运动的舞台。许金玉到了适婚年龄时，在其养父的要求下，她的婚姻不能自主，只能男方入赘女家。许金玉为报答养育之情，默默接受养父的安排；同时，她也为自己争取到社会工作的机会。1944年，在300、400个应征者只录取两名的考试中，许金玉顺利进入台北邮政局，担任保险科文书组的工作。而这正是她命运改变的开端。
　　一年之后，台湾光复，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处处被殖民者日本人欺压，因此光复后普遍洋溢着兴奋之情，但随即这份希望变成破灭。一开始，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许金玉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当她头一次听到陈仪[2]在广播的时候说了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那时候，她终于知道自已原来是那么深爱着祖国。
　　但是没几个月，许金玉的热情没几个月就冷却下来了，并对国民党政权相当失望。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生活与语言上的差异，二是本地与外来人差别待遇的问题。而这两者所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外省人自以为是统治者，而将本省人视为被统治者。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大批素质不良的人员占据台湾公家机关的上层，不但职位高于本省人，甚至薪水也是台湾人的数倍。目睹这种情状的许金玉，对这批人真是灰心透顶，但一位外地来的国语老师却改变了她这种想法。
　　1946年夏天，当时邮务工会理事长陆象贤聘请同样是江苏籍的计悔真和钱静芝，来台湾担任工会的国语补习班教员。陆象贤、计梅真与钱静芝，皆是中共地下党人，与当时台共领导人蔡孝乾一同发展邮局的组织工作。当时，计梅真看出许金玉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才，而不断邀请她来上课。这让许金玉对外省人的看法改观，并进一步认识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有一次，计梅真以「我的志愿」为题，要学生以中文来练习写作。计梅真看过许金玉想要开办孤儿院的心愿后，在赞赏之余，并告诉她孤儿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必须从社会的根本作改造的工作。从此之后，许金玉对计梅真更加亲近与尊敬，并被她引领逐渐走向改革社会的工作。
　　当时的请求「归班」运动，是邮局中本省员工人所发起的抗争，并由此组织台湾省邮务工会。由于国府接收以后，邮电部门从大陆调来的职员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计薪；而日据时代就进入邮电部门的所谓「留用台籍员工」，却仍然按照当年日本政府所订的低标准发薪。所以，同样职等的外省员工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最高的时候几乎达到10比1之多。这样的差别待遇不但令本省员工气愤，同时也无法忍受。在这样的不满情绪下，本省员工就推动「归班」运动，希望能早日从日本时代的制度回归到祖国的制度，使得本省员工也同外省员工一样，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来计薪。然而，本省员工却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动这个「归班」运动。当计梅真在课堂上讨论社会问题时，有人就向她提出该怎样推动归班运动？计梅真建议：「你们可以充份利用工会，通过工会争取发言权，并且争取你们应有的权益！」就这样，在计梅真的鼓励下，生性害羞与内向的许金玉，也像其它同事一样参与工会组织。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许金玉被选为工会代表之一，开始发挥她活跃的领导才华，逐步实践社会正义。在计梅真的鼓励以及许金玉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切实反映员工们的意见，也让工会其它代表的刮目相看，逐渐成为活跃分子。
　　1947年11月，台湾省邮务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工会的首任理事长陆象贤已经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决定要把他拉下马来。大会当天，国民党提出不能让陆象贤当大会主席。但经由许金玉等代表的团结努力，当着与会的警备司令部、社会处和省党部等「贵宾」的面，选举陆象贤当大会主席。大会选举了新的理监事，许金玉也被选为理事之一。而陆象贤在必要的妥协之下，没有连任理事长，改由军统方面的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陆京士派来的侯崇修继任。很快地，这个「归班」运动便得到全省员工的支持，纷纷发出早日「归班」的要求。这么一来，工会和局方都被震惊了。他们也动起来，用恫吓与分化的方式想要瓦解「归班」运动，但是仍然无效。后来，侯崇修被情势所逼，答应到南京总局去交涉，回台后却只带来「按照省政府标准加三成」的结果来安抚台湾员工。1948年底，全国邮务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工第五次代表大会。侯理事长率领台湾省邮务工会的20名代表前去，其中女性代表有4个人，许金玉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语言沟通问题以及侯理事的敷衍，使得解决「归班」问题的期望又落空了。
　　1949年3月24日的台北，许金玉等代表召集全省代表，举行争取归班的大会。他们向各地的代表说明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目的是为了要推动侯崇修在南京的交涉。全省各地的代表们想要了解结果，也都踊跃出席。在会议上，许金玉发言说：「关于归班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尤其是本省员工，自己一定要出力来做。要靠侯理事长他们是绝对不行的！」她并强调，「侯理事长也需要我们的响应才有后盾啊；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他又怎么有力量替我们交涉呢？」
　　接着，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全省邮务代表选出许金玉等10人，前往台北邮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长把意见向南京总局反映。但他们却面临了局长的欺骗，当场打假电话来安抚他们。10名代表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回到会场后，与会人士纷纷询问怎么了。在大家明白事情原委后，忽然有人大喊「游行！」结果，这股力量有如排山倒海，大家都冲出会场。准备游行到省政府，向当时的主席陈诚提出「归班」的要求。
　　这次游行，创造了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工人大规模游行的历史运动。原本实际开会人数只有400多人，但队伍出发时却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断有人参加，所以到了省府时，人数更多且声势浩众，更引来许多媒体的采访与观注。游行队伍一路走到了省政府，然后当场推选3个代表去见陈诚。这3位代表是许金玉、管理局的宋世兴与台北局邮务股长李万顺。陈诚接见他们时，充满官僚气息，开口便是要他们回去。这时，许金玉按捺不住质问：「啊！你没有话讲，怎么就叫我们回去!我们怎么回去告诉大家?」陈诚只好说：「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或许正因为许金玉的话，以及经过劳工团结的游行之后，「归班」的问题终于在1949年5月得到解决。全省的台籍员工一律通过半放水的孝试方式，正式归入邮政人员的等级，考试不及格者也留用再考。
　　归班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邮政当局却奉命演了一出「秋后算帐」的戏码。工会代表纷纷被调职到穷乡僻壤，减弱他们在工会的影响性。许金玉便被调职到彰化北斗，而工会的士气都受到打击而低落。此时，许金玉与计梅真筹划回到台北继续主持工会。但是在1950年2月初，计梅真因为被蔡孝乾供出邮电组织而被捕。接着在1950年3月17号，许金玉被捕，经由彰化县警察局转送保密局南所。1950年9月，移送军法局，处刑15年。在移监中，某次她与计梅真同房。根据许金玉的自述，计梅真看到许金玉时非常高兴地说：「许金玉，你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许金玉便问：「计老师，以后谁都认定我是共产党了，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呢？」计梅真听了这句话，便难过地说：「我没有资格回答你这句话。」不久后，计梅真在1950年10月11日被押到马场町枪毙。
　　虽然计梅真死了，不过许金玉至今还是非常怀念这位老师对她的教育与影响。计梅真让许金玉走上工运之路，彻底改变她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位计老师给了她坚强的信念与力量，才让她能够在寒冷漫长的15年监狱生涯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从零开始──经营蛋行　实践公正平等

　　1965年3月17日，许金玉坐满了15年牢狱，从板桥生教所回到社会，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了。在1965年11月，通过难友陈明忠与冯守娥夫妇的介绍，许金玉和同样是50年代政治受难人的辜金良结婚。这时，她面临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与辜金良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的企业。许金玉曾自言，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是计梅真老师，教导她如何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但真正引领她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与辜金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辜金良坐满17年的牢狱后，于1964年从小琉球重新回到社会，并开始和一些出狱的难友合伙在屏东开「浤良蛋行」。可后来蛋行做失败了，赔了一笔巨款。结果，许金玉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辜先生一起收拾残局，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当时，许金玉本想改作其它行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爪牙警察却屡屡骚扰，使得他们求职不易。面对这种「小牢换大牢」（从监狱到社会）的困境，许金玉便毅然决定留在屏东从事蛋行工作。
　　一开始，辜金良教导许金玉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因此，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是：鸭农与蛋商的关系与土地改革前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有些相似：地主提供土地收田租，而蛋商提供周转金收购鸭农的产蛋，鸭农依然是被剥削者。大多数鸭农因此背负蛋商的一大笔债务，为了还债又不能不继续养下去，成了实质上的农奴。辜金良自然不愿当农奴，便盘算要使自己与鸭农摆脱这种恶性剥削。方法就是自己来办工厂。辜金良深信，如果管理得当、质量好、生产符合消费者的嗜好，即使不剥削农民，也能办好一个企业。
　　辜金良把办企业的构想，马上取得许金玉坚决的支持。辜金良因此兴奋的说，我们可以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在我们的小天地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的世界。这时却发生了皮蛋含铅金属的风波，皮蛋生意面临严重的危机。同业无不彷徨不安时，辜金良却洞烛先机，体认危机也就是转机的辩证观点。他认为谁能制造出无铅而风味特佳的健康皮蛋，谁就是明天的皮蛋王。于是辜金良加紧努力研究，并专程拜访请教食品专家与大学教授，千辛万苦探究最好配方，试验又试验、一点一滴累积经验，逐步改良质量，终于获得重大突破。1972年，一位同业来电话报喜说，「浤良」的皮蛋，被卫生署检验局评定质量全省第一名。听了消息时夫妻两人相拥而泣。从此「浤良」的皮蛋身价陡升，销路也好起来，企业因而稳固下来。
　　两人秉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从事企业经营，提倡平等互惠原则，并首创鸭农和蛋商共同创立公会。在养鸭之初，辜金良体认到蛋商往往剥削鸭农的辛苦钱。所以「浤良蛋商」成立后，在收购鸭蛋的价钱，都按照当天报纸上的行价结帐。如果鸭农真有困难，便慷慨借钱从不另取利息，没有亏待过鸭农。辜金良也希望所有的蛋商，都这样善待鸭农，于是提议组织「蛋公会」。最后，「蛋公会」成立了，大家协议按照当天报纸上的批发价，定出收购价格。从此鸭农的收入增加，生产力也提升了，以前只养数百只的扩大到数千只，有的甚至养了上万只，更带动屏东地区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对待自家员工方面，「浤良」的劳资关系非常圆满。许金玉与辜金良都很尊重员工的人格，虽然对工作要求很严，但从来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待之如一家人。「浤良」的工资是同业中最高的，并且供应午餐，下午还有点心。整天与员工一起工作的许金玉就屡屡告诉员工说：「我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你们的健康就是浤良企业的健康。」两人用实践来证明，企业不靠剥削劳动者，也可以获利。合理、科学以及善待劳动者的管理，才能带来正当的利润。
　　但辜金良与许金玉并没有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为了生存以及为群众做一点事。因此，两人常将利润捐给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当经济稳固后，两人更积极关注国家社会之前途。1987年台湾解严后，辜金良积极推动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并大力支持为社会改革与中国统一而努力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等新生的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社会改革运动。
　　随着时局变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辜金良却因不慎跌倒，造成重大伤害，导致中风卧床，惟仍挂念国家社会。许金玉为完成先生的重大使命，遂将工厂让出，设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盼能继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在2005年寒冷的冬夜里，辜金良终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许金玉虽然非常痛苦，但她仍将悲伤化为力量，希望能以基金会的力量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工作。她始终相信，唯有中国的统一，才能给两岸两人民自由与幸福，但这无疑是条漫长的道路。

实践和平──一条漫长的道路

　　许金玉生命历程的最新的一个阶段，是她在2002年创立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而那时她已高龄82岁了。虽然处于创办初期，在经费的募款以及组织运作上常出现一些艰难的问题，但老而弥坚的许金玉却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简单来说，这个基金会是许金玉的精神的具体化身。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中国的和平统一以及关怀弱势团体。虽然各方面的资源缺乏，但在许金玉以及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基金会却有许多实质的具体成绩，分别从历史、影像、文学以及两岸文化交流等不同面向的方式，一步步朝向关怀社会弱势社群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首先，以文化交流来推动和平统一的工作方面。基金会从2002年至今，一共有8次（每年两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团。这些交流团的成员以大专院校的学生与教师为主，每次约15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云南、成都、秦皇岛、青岛……等各地区。这些旅游经验带给成员们对大陆近期发展的新认识，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台湾的朋友，有形与无形中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
　　2006年，许金玉已经85岁，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也迈入第四年。虽然基金会的具体成绩颇多，但为了实现志愿，许金玉的脚步却无法停下。她的志愿已从养女时代的开办孤儿院，转变成如今的关怀社会弱势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对于这个漫长的目标，她依然会艰辛地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

附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導演曾文珍對影片上映時引發島內爭議的一些回憶

曾文珍：像有一件事情，《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去申請新聞局的准演執照是保護級的。電影，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要上戲院去放映，有特別去申請准演執照。製片有特別去問為什麼是保護級。應該是普級吧！然後新聞局就說，因為你們裡面有一些內容牽涉到國家政策，還有罵到……。因為許金玉那時候有罵陳水扁，但其實她是質疑陳水扁上任之後，現在經濟有變好一點嗎？她並沒有說陳水扁你怎樣、怎樣，沒有罵人。然後我們問新聞局那邊說是，學者說要保護級，如果我們不服的話可以去申請複審。後來我就跟製片說沒關係，就把這個准演執照保留下來紀念2006年台灣的民主，這其實是很扭曲的。（紀工報‧第四十五期）

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