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中國革命

懷念慶黎(汪立峽)

蘇慶黎70年代我還在軍中時,以筆名或本名為《夏潮》寫稿,結識了蘇慶黎。當時她是《夏潮》的總編輯,身邊還有些年輕朋友作她的助手,像吳福成、福蜀濤等人。從那以後,我被她視為戰友。慶黎略為大我一些,從來叫我小汪,一向對我器重,也很照顧,是我一生中難得碰到的知己之一。
高雄事件前,夏潮的同志另外搞了一個刊物《春風》,我也應慶黎和王拓之邀加入編輯行列,並兼記者。記得那時,唐文標、張富忠、陳忠信等人,常到《春風》來串門子,意氣風發,高談闊論,不知大難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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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的歐巴桑—許月里女士的道路(1912-2008)(藍博洲)

許月里窮苦人家的女兒
許月里的祖先從大陸遷到臺灣之後,一直住在新店赤皮湖偏僻的山上。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國一年,許月里在家裡的經濟正處於艱難貧困的情況下,在那片地瘠人稀的山上誕生人世。
許月里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流著父親那股敢於反抗不義的血。在她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人。他父親小時候就有很強烈的學習漢文的欲望,為了讀漢文,淩晨四點,天還沒亮時,他就會在穿好衣服,帶著書本,跋山涉水,走上三四個小時的路程,開開心心地趕到位於新店街上的私塾上課。婚後,他仍然留在赤皮湖山上,以耕地種茶維生;後來,因為手指受傷,不能再耕作,才搬到臺北上奎府町(今鄭州路、華陰街、太原路、承德路、重慶北路一段一帶),做販賣點心的小生意。 繼續閱讀

白色恐怖政治下之台灣政治犯(吳澍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重歸中國,台灣人民無不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的慶祝台灣的光復。從此台灣人民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再是日本的次等國民,重新成為有尊嚴的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然而,高興的心情與對祖國的熱望,很快地便消失了。由於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顢頇無能、貪汙腐敗、欺壓人民,加上戰時的廢產廢耕尚難復元,物資缺乏,物價飛漲,民怨四起。人民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尤其是窮困的人家,簡直到難以活下去的悲慘地步。 繼續閱讀

在白色恐怖歷史的證人席上發言:序王歡先生《烈火的青春》(陳映真)

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
站在世紀的末尾回顧整個二十世紀,自然會因為作回顧的不同動機和方向,回顧者不同立場和生命的體驗,而有分殊多樣的結論。
但是,如果從整個世紀的人權歷史看來,人們不能不驚異地發現,把民主、自由和人權吶喊得漫天價響的二十世紀,恰恰是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一個由國家機關發動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人權蹂躪的世紀。
歸結起來,二十世紀的殺戮和苛虐,概括地分為三類︰ 繼續閱讀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未修改版](邱士杰)

作者按:本文應香港《跨時》雜誌所邀而撰寫,並登載於該刊創刊號。但在該刊編輯過程中,該刊某泛民派編者未經其他編者以及作者的同意,擅自竄改這篇文章、任意修改本文許多關鍵字句(其中包括把正確的漢字改成錯誤的漢字,還不以為誤)。直到刊物印出,才被作者發現此種惡質狀況。經本文作者抗議與「退讓」,該刊願意對部分被竄改字句進行修改並道歉(具體修改方式是:在紙本刊物以浮貼透明紙,印上應當更正的段落;網路版則直接修改這些段落),而本文作者則願意暫時接受保留其他已經被改動的字句。但由於更改幅度實在不少,因此本文作者特在此重新貼出未被竄改的原版本,以及《跨時》的更正啟示,供讀者參考。 繼續閱讀

向民族與階級雙重解放的道路前進:勞動黨第二屆全代會宣言

勞動黨建黨至今,已經屆滿兩年。在這兩年之中,不論是在台灣內部,或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發生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鉅大變化。
在台灣內部,四十年來經濟、政治的發展,已由量的累積逐漸向質的突變移行、接近,界臨質變點的緊張狀態,表現為社會的各種亂象。勞動黨認為台灣社會的混亂,有以下三個根源:  繼續閱讀

2002年《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邱士杰)

“歷史卻要新的現實主義的美術在中國茂盛,因為我們應該非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個健壯的全體不可”

--黃榮燦《新現實主義美術在中國》一九四六年

〔2002年〕三月二日上午,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在台北市的清華大學月涵堂舉行了題為《黃榮燦與他的時代》的紀念座談會,除了邀請到正在台灣訪問並作《南天之虹》新書發表的橫地剛先生之外,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彰師梅丁衍教授也應邀出席。座談會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曾健民先生主持,同與會的來賓與青年學子展開了深刻而饒富興味的對談。 繼續閱讀

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邱士杰)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場慘案

1945年,抗戰勝利,理應是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迎向和平建國時代的開端。然而普遍民眾對於國共兩黨和平建國的盼望,卻很快在此後近五年的漫天硝煙中,成為次次熄滅而終究未果的悲願。
勝利之際的昆明,在當時的全國政治中起著特別作用。不僅是因為昆明鄰近重慶,更因為當地在許多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開始成為民主運動中心。聞一多回憶,勝利前夕,1944年的昆明便率全國之先而發表了雙十節「國是宣言」,並先後發動了同年的護國紀念大遊行和1945年的五四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他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著多少欣羨,寄託著多少期望。」[1]
聞一多所說的「欣羨」與「期望」,很快就在1945年墨跡未乾的重慶「雙十協定」之後,成為以鮮血寄託的導火線。 繼續閱讀

我的台灣地下黨經歷(劉青石口述.吳國禎整理)

我本名是劉英昌,台灣八堵人。日據時代,我在台北工業學校就讀(後改名為台北工專,現為台北科技大學),由於父親曾被日本憲兵抓過,我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討論回大陸參加抗日的事。後經友人謝賢益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台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與我有同樣想法的還有陳炳基、郭宗清(以後李登輝時代,當過台灣駐南美烏拉圭的大使)、黃雨生、傅賴會(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學,他的民族意識很強,後參加了地下黨,被捕後在綠島被關了15年)。謝娥勸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陸,但該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紀輕者被關了短暫時間即被釋放,我和唐志堂、謝娥則被關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出來。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