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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道路(邱士杰)

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乃慈、小胖、小關、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2017.1.3)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邱士杰)

2013年10月,筆者在台北馬場町主持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秋祭發言

2013年10月,筆者在台北馬場町主持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秋祭發言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著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規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分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著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決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著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著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馀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徵。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舊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著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著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著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空间相对扩大,几十年间的白色恐怖历史开始出现「平反」、「翻案」的可能。八十年代中,政治受难人组成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主轴,展开了受难人自己的平反历程。但平反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受难人内部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据受难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七十年代「泰源暴动」就曾經出现台独暴动者欲杀外省人与「红帽子」受难人,意图藉此取信美国的险境。「解严」後,由于冤假错案确实存在,加上「统独」问题在台湾社会日渐渲染,受难者内部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化。比方部分冤假错案者確實希望得到官方「平反」,但对真案或通过狱中斗争而实现思想觉悟的受难者而言,这种「平反」却沒有直接意義。

总体而言,台湾许多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遗迹或纪念碑,都有官方或深或浅的介入;台北景美与台东绿岛的两个官设的「人权文化园区」则是典型作品。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是在作家柏杨的催生下实现的。遭构陷入狱关在绿岛的柏杨,先于1996年在当地筹建人权纪念公园,后于1999年设立「绿岛垂泪碑」。随后在官方的推动下,正式实现人权园区的设置,并在2008年以后复建新生训导处部份建筑。

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更是这类争夺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难人的抗议,园区也许不会包括新生训导处旧址。而垂泪碑旁的石墙虽然镌刻了许多受难人的姓名,却有更多受难人为避免被官方利用而婉拒列名(因此上面的姓名不全是当地服刑的受难人,比方吕秀莲。此举多少有凑人数之嫌)。马场町与六张犁等遗址的整修状况也一样。发轫于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的计划虽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完成,代价却是原方案的缩水。而民进党甚至直到执政第七年才在「总统大选」前夕忽然為六張犁死難者舉辦「普渡祭」,此亦充分体现为政者企图藉此骗取选票的功利心态。然而接替民进党政府的马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出名的事件自然是当局「文建会」意图删去「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人权」二字,文過飾非,后因招致严重抗议才罢手。虽然前阵子的「文化部」官员龙应台曾为泰源暴动牺牲者遗书而在相机前流下眼泪,但谁还记得,正是龙应台曾在1994年声言「蓋棺論定的忠奸」不能翻案,从而严厉指责为六张犁死难者平反的陈映真?又有谁能够直面,台湾当局迄今仍只愿意「平反」那些不会撼动当局合法性──无论是死是活──的受难人?而此不正是所谓「转型正义」的真实底线?

为了让下一代知道真实的历史,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决定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于是,互助会在今年四月组团重返绿岛,随景口述。行后,互助会秘书孟祥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园区复建的新生训导处第三大队营舍摆设许多栩栩如生的蜡像以模拟受难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拉著自制小提琴自娱,看书,睡觉,甚至上厕所──但当时的狱中斗争和思想状况,却因为这种叙事而被全面掏空,整个展示成为反共陈窠深重的台湾社会所易于接受的空心商品。在观看的消费中,民众得以换取疑似的良心。正如林书扬所言:「像五十年前政治受难人的狱中经验谈,在刊物上有没有市场,令人不无怀疑。不过在日趋虚矫的社会风气下,只要经营得当,似乎很多东西都可以商品化,包括陈年的政治事件。」至于解说员讲述著与当事人认知全然相反,却又能迎合大众心理的价值判断,就更不足奇了。

遗迹与遗迹之间,也存在多种历史诠释的竞逐。由于六张犁与马场町历来是受难者最常集会悼念的遗址,受难人对于这两个地方的诠释权几乎不可动摇,因此诸如人权园区之类的设置,不过是在抵消多数受难者希望通过六张犁与马场町而传达给民众知道的历史信息。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中,受难人所树起的大理石纪念碑镌以「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两句铭言;尽显受难人心愿。今年的马场町「秋祭」,受难人更在重重压力中以临时搭建的钢架树成宏伟的黑色「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死难在台湾岛上的两岸先烈致敬。如果有所谓「转型正义」,对于这些受难人而言绝非一岛所能设想乃至完成的事情;这必须是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前提,才能在两岸社会的携手进步中展开的工作。

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伤口,是在分裂的克服中才能得到抚平。正如大众文教基金会──这是知名台籍地下党员简吉先生哲嗣所创立的文化团体──近期的展览文宣所言:「两岸政治与民族的和解,使得过去的台籍中共党员陆续得以返乡,台湾的左翼历史也获得重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谨以这段话,代为本文的结语。

邱士杰:试论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化――以台共党内斗争为线索的考察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

摘要

存在于1928至1931年间的台湾共产党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和中国革命相接轨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首次的政治集结。虽然台共史可供讨论的议题甚多,但台湾岛内历史学界关注最多的却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并将台共党内斗争简化成岛外左倾路线尤其是中共左倾路线及其台湾代理人造成的后果。本文则认为日共是左倾路线从岛外传入岛内的关键源头,而且岛外左倾路线除了影响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后出现左右分化的岛内各抗日团体也向左倾斜或更倾斜,进而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台共感到竞争压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态争夺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但由于党内成员无法形成一致的态度去回应竞争压力带来的困境,遂诱发党内冲突,并埋下台共瓦解的内因。

关键词:台湾共产党 统一战线 左倾路线 左翼间的竞争压力 台湾民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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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在兩岸(邱士杰)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為了黎明的國度:憶曾健民醫師(邱士杰)

邱士杰(2020)。〈為了黎明的國度──悼念曾健民醫師〉,《海峽評論》358期(2020年10月,台北),頁67-69。

開完2020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等一週?」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也瞎聊了許多軼事。由於全台連日陰雨、天候不穩,因此我們並不想在天候不佳的時候前往花蓮。此外,我馬上就得回大陸準備開學,因此離台前的每一天都得精打細算。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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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

邱士杰(2013)。〈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5卷第6期(上海),頁48-67。本文初稿宣讀於2013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

引言: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而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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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史的“法权分析”阶段――以“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析为中心(1927-1930)

邱士杰(2020)。〈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史的法權分析階段〉,《經濟思想史研究》第2期,頁42-60。同文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反思:慶賀張海鵬先生八十華誕暨史學研究55周年》上冊(頁163-18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本文初稿以〈「近代中國」的自我批判和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形成史的片斷考察(1927-1930)〉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与學術反思研討會」(2018年5月5日至5月6日)。

邱士杰[1]

摘要:

封建(feudalism)和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将农民设定为被剥削者的著名概念。由于1920年代中国革命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曾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解释昙花一现,却意外引进以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中心的法权分析并据此在1928年形成“资本主义商品买卖(土地所有权)+封建剥削(土地使用权)=半封建”的定义。但因这个定义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和封建两种因素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有机联系,导致李立三和王明往往过度强调某一单个因素的支配性地位。直到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揭示了两种因素的有机联系,半封建概念才终于取得有效且持久的定义。

关键词:社会性质 半封建 亚细亚生产方式 法权分析 所有权与使用权 繼續閱讀

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摘要: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6a)。〈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秋季號(台北)﹐197-208。同文並曾節選發表於《新國際》。


「『這是雄劍。』他說。『你收著。明天,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在人間了。你不是懷孕已經五六個月了麼?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扶養。一到成人之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給我報讎!』」

「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眉間尺趕緊問。

「沒有回來!」她冷靜地說。「我四處打聽,也杳無消息。後來聽得人說,第一個用血來飼你父親自己練成的劍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親。還怕他鬼魂作怪,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了!」

—魯迅,〈鑄劍〉,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訖

一、南下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二七年是個關鍵的年份。就在這年,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狂潮從南方的廣州北上迫近長江。原來的廣州國民政府隨行移轉,告別了孫中山的故鄉,在辛亥首義之處建立起武漢國民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史上首次由工人武裝所發動的城市暴動,也終於在上海的第三次起義中取得勝利,占領上海、震動全國。假使從當時中國的天空向下俯瞰這片熱土,那末珠江畔的廣州、長江中游的武漢、黃浦江邊的上海,就像是脫離了一維限制的三個亮點,在中國大地上空前地鋪成了一個沸騰著的平面。熱血流淌著、赤旗飛舞著,彷彿殘破的山河就將被翻轉過來,彷彿被蹂躪的人民就將粉碎一切苦難。倘若時間就這樣在這一年的四月之前停下腳步,中國革命在快門之間所留下的歷史影像,大概就將如此定格。自然,當時絕大多數的人們並未估計到,這樣的歷史影像最終也只能是歷史影像、最終卻被惡火焚毀在快門之內。

正當武漢和上海成為革命前哨的時候,將子弟兵送出黃埔的廣州似乎寧靜了許多。與此相反,在封建勢力盤據下的北京待了十多年的魯迅,卻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而被迫離京,並於一九二六下半年抵達廈門。隔年一月,魯迅搭上了更往南方的「蘇州輪」,在國民政府北上的同時,南下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魯迅選擇了南下、更南下。他選擇了反潮流,他選擇了向著革命策源地的貼近而前進,他要在廣州親自檢驗這場革命 ——雖然開端便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魯迅,〈通信〉,《而已集》)

或許,魯迅的那番話仍是對於「戰士」、「革命家」之類恭維的戰鬥;或許,自稱不是戰士的魯迅也確實不是個戰士,只是他仍然舉起了投槍—包括對於這場歡迎會。顯而易見,魯迅南下後的難局實已隱然而生;日後的發展並超出了歡迎會的僵局更多。至二月,廣州出現公開批評南下之魯迅的聲音。這次不是從正面恭維魯迅來南方當「戰士」,而是直接批評魯迅是個逃避者、旁觀者:

魯迅先生!廣州沒有什麼「紙冠」給你戴,只希望你不願作「旁觀者」,繼續「吶喊」,喊破了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也許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那裡去躲?(宋雲彬,〈魯迅先生往那裡躲〉)

這批評就像是把魯迅在中山大學所演說的內容朝著反面打,把表面上的話語打成本質性的退卻。只是,已然以行動作出如此選擇的魯迅並未直面回答。許廣平卻代替魯迅做出這樣的回應:

他是需要「輾轉」的生活的,他是要尋找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著有終竟到來的機會。(許廣平,〈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請讓我們記住這段話。

二、預見

二月上旬,日本記者山上正義前訪甫到廣州的魯迅。魯迅一時興起,兩人便同往當時的英法租界,沙面,覓了久違的日本點心吃:

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樹蔭裡一面吃著,一面聽魯迅的中國文學論和中國革命觀。聽著到此以後還不上十天的魯迅痛罵廣州的那種辛辣刺骨的言論,筆者立刻就想到:「這樣,他是不會在廣州長久呆下去吧。……(山上正義,〈魯迅的死和廣州的回憶〉;另見唐弢,〈友誼的選擇〉)

山上後來成為魯迅的好友,是《阿Q正傳》的日語版譯者。他曾積極參與中日兩國在二、三零年代的進步運動。山上回憶道:

那是正逢逐漸開始聽到青年們對魯迅失望和不滿的呼聲之時,我見到魯迅,也正是魯迅也逐漸對廣州、特別是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開始感到幻滅之時。

學生和青年們為什麼對魯迅感到失望了呢?

青年學生們所期待於魯迅的,是要他作一個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大聲地議論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戀愛,有時又和群眾一起搖晃紅旗的實際運動的領導者。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魯迅,卻是位有了北京十五年的經驗,因而立刻就發現了在這高唱三民主義的廣州,存在著產生新軍閥的萌芽的嚴峻的人。他是一個既如飢如渴地追求著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學生們輕率的鼓譟中預感到未來的黑暗和壓迫的懷疑家。他是一個既不叫又不跳,不得不冷靜地觀察,發出輕輕嘆息的悲觀論者。

當我問到先生對廣州的看法時,魯迅回答說,「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正受著過分的嬌寵,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毋寧說倒是從經常處在壓迫和摧殘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學生那裡,可以看到嚴肅認真的態度。

「在廣州,儘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儘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語氣大體上是這樣的。(山上正義,〈談魯迅〉)

其實,就在前面所提到的歡迎會上,魯迅已經點出他對廣州的疑慮:

……〔魯迅〕還講到因為聽說廣東很革命,赤化了,所以決心到廣州來看看,來到後果然滿街都是紅標語,但仔細一看,那些標語卻是用白粉寫在紅布上的,「紅中帶白」,有點可怕!(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

即便南京、上海分別在三月為北伐軍所克復,勝利消息使廣州沉於一片陶醉,魯迅仍然憂心忡忡。他在四月十日寫下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說,這一關於勝利的歡慶「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致於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復舊!」——白色的反動勢力確實在各地蠢動著。但最大的問題並非潛在的白色恐怖與反動,而是青年們對待革命乃至文學的態度,這才是魯迅最關心的。這一態度不但決定了青年們如何看待魯迅南下,更最終決定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魯迅南下之前,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發生了段祺瑞鎮壓北京的請願學生的慘案。在子彈與棍棒的鎮壓中,數十名學生死傷於段祺瑞執政府前。其中,女學生的從容赴死,震動了魯迅: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軍閥壓迫下的北京青年,用生命的結束作為最後的反抗;裡面包括了魯迅自己的學生——劉和珍。但魯迅還是由此見著那一絲光明。「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至於廣州,雖然也許是個「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已然有所警覺的魯迅,也必定不願意痛切的悲劇再次於此發生;只是許廣平所言卻最終成讖:「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

倘若一九二七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那末這年的四月十二日,便必然是其中最重要、也最血腥的日子。就在這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流氓、特務、別動隊,將共產黨員與大批工人解除武裝;大街小巷不斷上演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知有多少的工人與青年慘死槍下,棄屍荒野。這是中國革命的轉捩點。原來在共產國際支援之下的國民黨,竟將槍口反過來對準了共產黨,不能不說是對國共合作策略與共產國際的一大諷刺。而陣容最壯盛、甫奪得起義勝利的上海工人階級,就在反革命的撲殺中潰散。至於廣州,這個誕生了黃埔軍校的「革命後方」,隨即迎來了與黃浦江畔同樣的悲劇。這天是四月十五日。

三、前夜

上海的「清黨」始於十二日清晨;在拂曉及拂曉之後血染上海。雖然魯迅已然預感到反革命的危險,身處廣州的他仍至十五日才親見此一血腥於「三.一八」千百倍的慘案。就在腥風披靡上海的前一天,廣州的魯迅在十一日寫下了這樣一篇文字: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台灣的同志,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

張君月澄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國際勞動問題》的書藉〔籍〕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國際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英三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游學中尚且為中國和台灣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魯迅識于廣州中山大學。
(轉引自韋工,〈關於《國際勞動問題》的內容、譯者及小引〉)

雖然四月之間的《魯迅日記》幾乎沒有一天不可查考,但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間卻只有乏善可陳的材料,這導致了許多版本的《魯迅年譜》多選擇略過這三天的記事,直接從十一日跳到十五日。(註一)十五日那天,魯迅冒著午後大雨前往中山大學參與關於廣州形勢的緊急會議;這天是魯迅在廣州最關鍵的一次轉折。如此看來,上面這段引文,幾乎可說是魯迅在全國陷入四月反動之前的最後一篇文章;魯迅獻給了台灣青年。

魯迅抵達廣州之後,自二月至三月之間,曾有台灣青年六次來訪。他們是上述引文所提到的「張君月澄」(張秀哲),以及後來的名作家張深切和老台共郭德金。這些台灣青年在當時的廣州組成了「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台灣共產黨在一九二八年成立於上海之前,台灣青年在大陸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組織化行動。在魯迅失望於廣州及廣州青年之時,那麼頻繁地與台灣青年接觸,很不尋常。或許恰恰反映了魯迅對於台灣青年的某種特殊觀點或情感。就在廣州的「四.一五」前兩周,「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四月一日發行了機關刊物《台灣先鋒》。據張深切回憶,當時也曾向魯迅邀稿,只是事不湊巧沒約到。不過魯迅仍在十一日為張秀哲的譯書寫下了小引。據秦賢次的研究,魯迅此前還為這些台灣學生轉入中山大學的事宜而奔走,希望能從寬保送他們免費入學。(秦賢次,〈魯迅與台灣青年〉)至於魯迅在前引文中所提到的「一位台灣的同志」,則是魯迅在北京所認識的台灣青年張我軍。張我軍拜訪魯迅時,曾將連載有自己譯稿 ——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的四期《台灣民報》致贈給他。或許正是這次的會面,讓魯迅對於台灣人民被壓迫的景況有了新一層次的認識。

四、錯身

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據許廣平回憶,十五日後的中山大學,曾貼出「叫老周〔魯迅〕快逃走吧!」的標語。然而魯迅堅持了下來。甚至就連魯迅最終之離開廣州,也是朝著更險惡的上海而去。

地火仍在地下運行!

魯迅離開廣州之後,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廣州再次翻為赤紅。十二月十二日,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廣州公社 ——成立。北上的魯迅,彷彿再次與革命錯身而過,但革命卻確起來了。這次不止遍燃大江南北,甚至延燒到了海峽彼岸。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台灣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時(化名彭榮)的指導下成立,台灣抗日運動進入了新階段。

無論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或是一九二七年的上海與廣州;無論是三一八、四一二、或者四一五。當流血與虐殺成為全民族的經驗時,中國青年運動也將向著更深刻的層次移行。或許這算不上中國革命的規律,卻是實在的血的淀積。

魯迅同山上所說的那段話,迄今看來亦未疏遠——嬌寵、輕浮、不真摯、沒有思索、沒有悲哀,這是我們仍須不斷清洗、再清洗的部份。但當終至淡去的血痕連緋紅都不剩的時候,今日的我們當能有所警醒嗎?

「你從此要改變你的優柔的性情,用這劍報讎去!」他的母親說。
「我已經改變了我的優柔的性情,要用這劍報讎去!」

註釋

註一:在筆者蒐集到的《魯迅年譜》中,只有鮑昌、邱文治所編的年譜多錄下了十三日的記事,原因是魯迅捐錢給中共影響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見:鮑昌、邱文治編,《魯迅年譜》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六零。筆者所參考的其他年譜分別是:王觀泉編,《魯迅年譜》(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八五;蒙樹宏編著,《魯迅年譜稿》(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二零九~二一零;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魯迅年譜》(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四三;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三八九。

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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