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筆者在台北馬場町主持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秋祭發言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著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規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分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著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決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著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著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馀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徵。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舊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著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著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著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空间相对扩大，几十年间的白色恐怖历史开始出现「平反」、「翻案」的可能。八十年代中，政治受难人组成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主轴，展开了受难人自己的平反历程。但平反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受难人内部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据受难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七十年代「泰源暴动」就曾經出现台独暴动者欲杀外省人与「红帽子」受难人，意图藉此取信美国的险境。「解严」後，由于冤假错案确实存在，加上「统独」问题在台湾社会日渐渲染，受难者内部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化。比方部分冤假错案者確實希望得到官方「平反」，但对真案或通过狱中斗争而实现思想觉悟的受难者而言，这种「平反」却沒有直接意義。
总体而言，台湾许多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遗迹或纪念碑，都有官方或深或浅的介入；台北景美与台东绿岛的两个官设的「人权文化园区」则是典型作品。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是在作家柏杨的催生下实现的。遭构陷入狱关在绿岛的柏杨，先于1996年在当地筹建人权纪念公园，后于1999年设立「绿岛垂泪碑」。随后在官方的推动下，正式实现人权园区的设置，并在2008年以后复建新生训导处部份建筑。
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更是这类争夺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难人的抗议，园区也许不会包括新生训导处旧址。而垂泪碑旁的石墙虽然镌刻了许多受难人的姓名，却有更多受难人为避免被官方利用而婉拒列名（因此上面的姓名不全是当地服刑的受难人，比方吕秀莲。此举多少有凑人数之嫌）。马场町与六张犁等遗址的整修状况也一样。发轫于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的计划虽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完成，代价却是原方案的缩水。而民进党甚至直到执政第七年才在「总统大选」前夕忽然為六張犁死難者舉辦「普渡祭」，此亦充分体现为政者企图藉此骗取选票的功利心态。然而接替民进党政府的马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出名的事件自然是当局「文建会」意图删去「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人权」二字，文過飾非，后因招致严重抗议才罢手。虽然前阵子的「文化部」官员龙应台曾为泰源暴动牺牲者遗书而在相机前流下眼泪，但谁还记得，正是龙应台曾在1994年声言「蓋棺論定的忠奸」不能翻案，从而严厉指责为六张犁死难者平反的陈映真？又有谁能够直面，台湾当局迄今仍只愿意「平反」那些不会撼动当局合法性──无论是死是活──的受难人？而此不正是所谓「转型正义」的真实底线？
为了让下一代知道真实的历史，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决定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于是，互助会在今年四月组团重返绿岛，随景口述。行后，互助会秘书孟祥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园区复建的新生训导处第三大队营舍摆设许多栩栩如生的蜡像以模拟受难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拉著自制小提琴自娱，看书，睡觉，甚至上厕所──但当时的狱中斗争和思想状况，却因为这种叙事而被全面掏空，整个展示成为反共陈窠深重的台湾社会所易于接受的空心商品。在观看的消费中，民众得以换取疑似的良心。正如林书扬所言：「像五十年前政治受难人的狱中经验谈，在刊物上有没有市场，令人不无怀疑。不过在日趋虚矫的社会风气下，只要经营得当，似乎很多东西都可以商品化，包括陈年的政治事件。」至于解说员讲述著与当事人认知全然相反，却又能迎合大众心理的价值判断，就更不足奇了。
遗迹与遗迹之间，也存在多种历史诠释的竞逐。由于六张犁与马场町历来是受难者最常集会悼念的遗址，受难人对于这两个地方的诠释权几乎不可动摇，因此诸如人权园区之类的设置，不过是在抵消多数受难者希望通过六张犁与马场町而传达给民众知道的历史信息。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中，受难人所树起的大理石纪念碑镌以「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两句铭言；尽显受难人心愿。今年的马场町「秋祭」，受难人更在重重压力中以临时搭建的钢架树成宏伟的黑色「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死难在台湾岛上的两岸先烈致敬。如果有所谓「转型正义」，对于这些受难人而言绝非一岛所能设想乃至完成的事情；这必须是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前提，才能在两岸社会的携手进步中展开的工作。
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伤口，是在分裂的克服中才能得到抚平。正如大众文教基金会──这是知名台籍地下党员简吉先生哲嗣所创立的文化团体──近期的展览文宣所言：「两岸政治与民族的和解，使得过去的台籍中共党员陆续得以返乡，台湾的左翼历史也获得重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谨以这段话，代为本文的结语。
新年等在窗外,一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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