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2期

李純青:無法投遞的訃文——悼念臺灣老人蘇新

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我尋尋覓覓,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個人,那就是蘇新同志。一片淒涼的氣氛,彌漫在周遭空間。我這垂暮之年,已經飽嘗死別的滋味,但沒有象這回打擊之深。因為失去一位知己,世界顯得十分落寞。
一個傍午天,朔風凜冽。我在電話中聽得通知:「今天淩晨,蘇新同志故去了。」當時,我並沒有太震動,放下話筒,才從心底湧上一股淚水。
蘇新身體欠佳,大家知道但同時大家又執信:他的堅強意志必將戰勝病魔。機關沒有給他分配什麼工作,希望他悉心養病。他眨一下善良的眼睛,對我說:「我一定要再活五年。」實際上,他是很少休息的,臥病不起也在開動腦筋。他像一位機警的年輕哨兵。豎起耳朵,盯住前方,日夜都在研究著臺灣的動靜。他給機關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寶貴材料。近半年來,蘇新患了青光眼,一隻眼睛已經失明,看書和寫字全感困難。他晚年有一樁心願,就是要把臺灣人民革命史整理出來,獻給家鄉父老兄弟。機關派人替他錄音,他搖搖頭說:「我沒有這個習慣,只能自己動手。」他無力擺動手勢,頭低下來,看一看大地。
蘇新的生命力旺盛得驚人。舉一個例,他研究閩南方言,著作四五十萬言。從發音文法到諺語,和中古漢語比較,內容浩瀚,無所不包。「我研究閩南話,是為了愛國。我在臺灣監獄12年,傾注精力於這個問題。」他說這話時,露出沉重的表情。事有湊巧,在「四人幫」猖獗的十年,他受盡折磨,別的工作不能做,他又專心致志於閩南話研究。任何時候,他都不浪費時間,孜孜不倦。——閩南話是中古漢語,當時流行於河南、陝西,這就是結論。
黃花時節,今年10月,臺灣省民會宴請在京臺胞,蘇新也應邀參與。見到臺灣親人,他如魚得水,生機活潑。宴罷歸途,在車座上,我捏一捏蘇新的胳膊,「哎呀,蘇老,你真剩下一重皮包骨頭了!」我吃驚地呼叫。如此瘦骨嶙峋,令人心痛。但是他似乎無動於衷,連連答應:「不要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蘇新同志埋頭工作。自奉甚儉,從未有過特殊要求,去年曾提議要給他加薪一級,他堅決拒絕。
想不到,這就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他走了,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蘇新同志謝世後,我到他家弔唁,得悉病逝的經過。早晨醒來,他似乎略感不適,請家人替他墊高被褥,幾分鐘後,嘴唇慘白,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過了20分鐘,救急車趕到,醫生無情地宣佈:沒有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亡,無痛苦地越過陰陽界。他沒有留下遺言。他像平時進入夢鄉,惟雙眼不願瞑閉。
蘇新有各種疾病,得過胃穿孔,做過手術,食欲缺如,營養不能吸收。十多年來,每日只啃一兩個饅頭,靠一杯牛奶維持生命。他的死亡實際是油幹燈盡,心肌衰竭。
第二天,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發出了蘇新逝世的消息,成立了治喪辦公室。遺憾的是,電波電文通不過台灣海峽,無法告訴他在臺灣的親屬。蘇新十分懷念他的女兒,離開臺灣時,女兒尚在繈褓中。30多年來,他無時不想看看,女兒面上有無父親的影子?可憐他埋藏在心底的願望終不得實現。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天譴之,天譴之!在住進賓館開會之前,我們去看望陳文彬先生。一見面,他便嚎啕大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陳老臥床經年,思鄉之病比他生理之病更入膏肓。其家人雲:聞知蘇新噩耗後,陳老說:「請蘇新詈弟在那邊等我,不要走遠i」溟溟陰路,回顧茫茫,誰知那邊有無候客的長亭短亭?為什麼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不給兩岸同胞探親開放綠燈?他們硬是不願正視可畏的人心。
日常交談中,蘇新一一念及每一位故舊,拳拳之情,如和煦春風。儘管政見可能不同,在個人關係上,蘇新沒有一個敵人。我說:「蘇老啊,你是鬥士與書生渾然一身。」他微微頷首。願以此文訃告蘇新所有的朋友.
臺灣是一部任寫不完的故事。蘇新一生就是這個故事的縮影之一。蘇新終生為臺灣尋找出路,為臺灣人謀幸福。他在世時一再說:「我的家庭恐怕不能團圓,但是中華民族一定會團圓。」茲以無法投遞的訃文,廣寄讀者。願臺灣親友記取斯人斯言。
悵望海天,哀哉尚饗。(載《中國新聞》,1981年12月17日)

范泉:論臺灣文學

島田謹二氏在其《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把臺灣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作為劃分這三個時期的基準,則主要的是在:(一)日本國內對於臺灣的興味的深淺;(二)住在臺灣的人的文化教養的程度;(三)一般讀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四)作品的發表園地和讀者的質與量;(五)作者的素質問題等等。依照這樣的基準劃分起來,則第一期是包括明治二十八年領有臺灣以後一直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在這一時期,因為明治初年臺灣還是一個生疏的地方,所以日本國內對於臺灣予以非常的注意。這期間本島人的漢詩文家中,有王松、吳德功、李望洋等人,而台中霧峰人的林朝崧著有《無悶草堂詩存》五卷,可以說是當時的第一流名家。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八年以後一直到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六年間。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確保了朝鮮和滿洲的權利,決定了大陸經營的重要國策,日本國民的目光也集中到北方。但是這一時期,「和前一時期不同,一方面漸漸缺乏了漢詩文的素養,代之而起的,是由於西洋風的思想而喚起了新文學的產生。」這時候本島也逐漸對於日語文感到學習的興味。但具有漢詩趣味的雜誌,通過大正時期卻也有幾個。這只要看《臺灣文藝書目》(《愛書》第十四輯)便可以知道。而《臺灣通史》的著者連雅堂的《臺灣詩薈》(大正十三年二月創刊)也是值得注意的期刊。又筆雅雄渾的《東寧革》,是林景仁在大正十二年歸返臺灣時所作,是一冊不能遺忘的詩集。這時候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漸漸地抬頭,也影響到了臺灣,特別在昭和初年,出了幾種機關雜誌。這一派的主張裡,也分成用北京語和臺灣語寫作的二派,他們的作品大抵出於模仿。優秀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期則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以至今日的十年間。由於日軍的進兵華南,頓使臺灣成為日本發展南洋的基地。於是由於過去和近幾年來的積極努力,臺灣的文化水準漸漸地提高,本島人對於日語的運用也漸漸地增加。值得在這裡特別提出的期刊,是: 繼續閱讀

葉紀東:對歷史作出解釋,促進民族團結——為「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而作

為什麼爆發了「二·二八」起義?滿腔熱情、敲鑼打鼓歡迎過國民黨的臺灣黎民百姓,為什麼在短短一年半之後,滿腔怒火,在全島範圍裡,以暴力反對國民黨?按國民黨過去的解釋,是因為「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中毒太深,心胸狹窄,排斥外省人」,是因為「共黨煽動」等等。這些說法未免太離譜,不值一駁,但它深深地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臺灣長期以來的省籍矛盾,對臺灣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民族的和睦團結,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繼續閱讀

臧克家〈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乾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文匯報》,1947年3月8日

李韶東:懷念臺盟創始人謝雪紅

1947年11月12日臺盟在香港成立。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肝膽相照,互相監督,已經走過了55年的歷程。在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我們以崇敬的心情深切懷念臺盟的創始人謝雪紅。謝雪紅不僅是一位極為熱愛祖國的愛國者,而且是敢於反抗和衝破舊社會的種種束縛,參加革命,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共產黨人,是臺胞婦女中少有的傑出代表。 繼續閱讀

1973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

【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座談會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
周建人、傅作義、許德珩、廖承志、羅青長等以及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灣同胞代表出席
廖承志同志和傅作義副主席等講話,會上講話的人一致指出,台灣同胞和祖國大陸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奮鬥,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事業一定會實現
新華社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訊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座談會,紀念台灣同胞這一愛國反帝革命鬥爭的日子。
中共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許德珩,廖承志同志,羅青長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台灣同胞代表共一百多人出席了座談會。 繼續閱讀

[史料]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號召台胞英勇鬥爭,準備配合解放台灣

【新華社上海二十七日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本日發表紀念“二、二八”告台灣同胞書,全文如下: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
今天是我們全台灣省人民一致起來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台灣統治的“二、二八”三週年紀念日。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才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裡收回了台灣,台灣人民也因此才回到祖國的懷抱。然而國民黨反動政府自劫收了台灣以後,即對台灣人民施行苛斂誅求、橫暴殘酷的虐政。這樣,迫得台灣人民生活在極端黑暗、恐怖、飢餓的絕境。“二、二八”這一天,我們台灣人民為了生存和民主自由,即團結起來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轟轟烈烈的鬥爭。當時,反動派由內地抽調大批援軍來鎮壓我們,並欺騙一部分省民,以致“二、二八”的鬥爭遭受了慘痛的失敗,一萬多的英勇烈士在敵人的屠刀下犧牲了。“二、二八”的失敗,教訓我們必須全省人民緊密團結,和全國人民在一起,才能戰勝敵人;而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動搖妥協,對敵人抱幻想,那麼不僅鬥爭一定要失敗,而且還會遭受到更慘痛的犧牲。這是“二、二八”的血的教訓。
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美帝挽救不了蔣匪的滅亡
三年來,我國歷史已經起了空前的變化。中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殲滅了七百四十四萬餘的武裝敵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陸,推翻了美帝國主義所全力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蔣介石殘餘匪幫已在大陸上遭到徹底的失敗。蔣匪幫所剩下來的殘兵敗將,只能龜縮在台灣和其他幾個小島上,並且把台灣出賣給美帝國主義者,勾引美帝國主義者繼續支持他們作垂死的掙扎。美帝國主義者也利用這個機會,加緊對台灣的侵略和控制,同時又利用其走狗進行要求“託管”或“獨立”的陰謀,企圖把台灣完全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是,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陰謀,是絕對不能挽救他們最後滅亡的命運的。今天,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已空前強大,中國人民有著一支英勇無比、百戰百勝的人民解放軍,有著全國人民所熱烈擁護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以蘇聯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援助。全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已經決心把解放台灣統一全中國作為今年的第一個重大任務,準備集中一切力量,渡海殲滅蔣匪幫的殘餘勢力,解放台灣。
台灣解放的日子已迫近了 台胞應團結粉碎蔣美陰謀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我們台灣人民有著數十年間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傳統,尤其我們在“二、二八”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的英雄氣概,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再發揮這種光榮的革命傳統和“二、二八”英勇鬥爭的經驗,來粉碎蔣匪幫和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在解放台灣的戰爭中,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軍。台灣的解放是必定要實現的,而解放的日子是迫近了。所以我們必須利用每個機會和一切的可能條件,想盡一切的辦法去削弱和瓦解蔣匪幫的力量。我們必須記取“二、二八”的教訓,一致團結起來,反對蔣匪在台灣抽兵、徵糧、徵稅,同時還要善於採取一切辦法,保存我們的力量,壯大我們的力量,準備配合人民解放軍,共同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
“二、二八”鬥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人民解放軍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橫地剛:想念范泉先生

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
范泉先生逝世快一年了,這一年以來,每想起他心裡便充滿傷痛。他在最後的信裡全不顧生者的情感,寫下「永別了」幾個字即離我們而去。《遙念臺灣》(臺灣人問出版社2000年2月)的出版通知和訃告幾乎同時送到我這裡,一時問無限的遺恨湧上心頭,令人好不憂傷。過了幾日,書寄來了,想到把這對臺灣的無限遙念公之於眾應是對死者的最大慰藉,心裡才多少也有了些釋然。
從1945年到1949年臺灣與大陸處在相同的歷史潮流之中。這是從臺灣復歸那一天開始到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為止四年問的事。在上述時期,民眾均投身於建設「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國家的熱烈討論之中。討論所涉及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了目前的現實結果,至少也包括兩岸不分裂的可能,但不幸的是兩岸的統一被阻隔了,在大陸,「反右」「文革」等運動接連不斷,而在臺灣,白色恐怖橫行。兩岸之間的溝壑變得更寬了,即使當初的討論也早已為歷史所「湮滅」。眾多的知識人士不得不「一直在生死攸關的硝煙中拼搏」。范泉先生的一生,我想不必在此作更多的陳述,他與臺灣的關係、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他的著作和言行也自然不例外地均在上述過程中遭到「湮滅」。
八十年代以來,臺灣解除了戒嚴令,大陸開始推行開放政策,被「湮滅」的討論得以再見天日。我有幸結識的范泉先生似乎並沒有看重那些羅列給他的「罪行」,而是著眼於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留給我的是只有追從信念而生的人才具有的從容與自信。大概是前年6月,我通過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先生的介紹,得知他仍然在世,便給他寫了信。最初的回信是由吳嶠夫人代筆寫的。接著複印並寄來了我所要的著作。本來說好資料的出處請朋友代勞,可結果都是由他親自一一注明的。隨資料還有他的一封親筆書信。從那顫抖的筆跡我看出他病重的程度,我為自己給他帶來的麻煩追悔不已。
9月,我與臺灣的藍博洲先生在上海機場匯合後,於次日到范泉家拜訪。他們夫婦二人滿面笑容迎至門前,宛如自己的兩個孩子歸來般地欣喜,那笑容至今猶在眼前。隨著談笑進入正題,我們又看到了范泉先生作為職業編輯的另一面。他手裡拿起放大鏡,一面斟酌資料一面苦苦地在記憶裡搜尋,把手放在耳朵上生怕聽漏了一個字,右手拿著筆又用左手按住顫抖不已的右手訂正一個個錯字。我的眼睛模糊起來,他竟是以這樣不便的身體來整理資料的嗎?當我返回自我,再次面對范泉先生時,有的只是愧疚和崇敬。
是黃榮燦的靈魂的指引,我們見到了范泉先生。據說黃在1945年11月離開上海時,是范為他送的行。從此,一個在臺北,一個在上海開的出版物介紹臺灣文化,黃榮燦在《臺灣文化》等臺灣的報刊上介紹大陸文化。連接《文藝春秋》和《臺灣文化》的橋樑的正是他們二人。此後兩雜誌開始相互轉載文章。1946年1月范泉先生發表了《論臺灣文學》,該論文經黃的手開始在臺灣流傳,並以此為發端,在臺灣的《新生報》副刊《橋》展開了由兩岸文藝界人士參加的「臺灣新文學議論」。這場持續長久的「議論」又把《文藝春秋》與《新生報》聯繫在了一起。《文藝春秋》、《臺灣文化》、《新生報》副刊《橋》攜手促進了兩岸的理解。
范泉先生著重介紹了楊逵、呂赫若、楊雲萍、龍瑛宗等臺灣作家,翻譯了龍瑛宗的《白色的山脈》和楊雲萍的數十首詩歌,他從中領會到了日本統治下臺灣民眾的「寂寞與悲哀」以及藏在其後面的「反抗的呐喊」,得出臺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之一環」的結論。以此為基礎,他又通過黃榮燦、朱嗚岡、黃永玉的作品,向大陸的人們介紹臺灣民眾的「現實」生活,通過原住民的傳說傳達生活在臺灣的人們的心靈。他在臺灣原住民傳說《神燈》的後記中提到,讀者應該加深對「臺灣和大陸的地理和歷史關係、高山族的民族和特質」的理解,面對五十年被相互隔絕的「現實」,必須從真實徹底的理解開始。從中可以看出范泉先生對臺灣的深刻理解和從未把目光離開「現實」的真摯態度。
范泉先生雖然是專門討論臺灣文化,但歸根到底他提出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關於殖民地統治時代的文化,另一個是關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新中國的民主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臺灣文化重建的出發點,第二個問題是其方向。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認為「臺灣沒有文化」、「臺灣人被奴化」了,從而推行以廓清「奴化教育」之「遺毒」、「增強民族意識」為目的的中國化政策。對此,范泉先生表示臺灣不僅有優秀的文化,而且具有未被奴化的強韌精神。楊逵、吳濁流、王白淵、蘇新等臺灣文化人也紛紛列舉了臺灣人從未放棄抵抗的事實對此進行反駁。隨之,兩岸文化人的交流得以進一步深化,一致認識到「奴化」批判的本質在於拒絕台灣人參與政治,撤回《和平建國綱領》,強迫民眾做「國民黨統治下的奴隸」(《評壇(二中全會)》,《週報》1946年3月16日)。看清了「奴化」批判旨在推進他們自己的奴化政策這一伎倆的文化界人士分別在《政經報》(1946年5月)、《臺灣評論》(1946年7日)相繼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特輯。在詳細介紹會議經過和內容的同時,呼籲展開對會議採納的《和平建國綱領》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的討論。此後,掀起了與「奴化」批判針鋒相對的「地方自治」、「修改憲法」、「普通選舉」等的討論。
在兩岸文化人的相互理解不斷加深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事件的三天后,3月3日,范泉先生寫下了《記臺灣的憤怒》,6日由文藝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總發行商是永祥印書館和兄弟圖書公司。《文匯報》在6日以刊頭廣告對該書的出版作了宣傳。黃在事件中,一直作為歐陽予倩率領的新中國劇社的護衛而奔勞。直至把他們送回上海後,黃創作了版畫《恐怖的檢查——臺灣二二八事件》。4月13日,他攜帶作品從基隆港出發,15日到達上海。不巧的是,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在三天前的12日閉幕。但作品經他與范泉先生的友人陳煙橋、王琦等畫家之手發表在《文匯報》的《筆會》副刊(1947年4月28日)。二人均迅速行動,及時地把事件的真相傳達給大陸民眾。
《文匯報》自光復以來,一直連續報道臺灣。同時,它也是大陸文化人士與民眾意見的代言人,直到1947年5月25日停刊為止的一年零九個月中,有關臺灣的署名記事與社論達六十餘篇。報道記事的篇數更是數倍於此。評論事件的第三篇社論(1947年3月16日)表明了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改革方案的贊同意向,對臺灣民眾寄予了深切的理解與同情,
沒過多久,《新生報》副刊《橋》誕生了,兩岸的文化界人士再次展開了從再議殖民地時代到臺灣新文學議淪的長久討論。《文藝春秋》也再次與他們相攜而動。范泉先生在《文藝春秋》(1947年11月)刊載了歐坦生的小說《沉醉》,開始探求事件深層的東兩。他曾經提出的以理解臺灣與大陸的「地理及歷史關係」為出發點的要求也是在事件後。於是他詩歌,接連不斷地向大陸人傳達臺灣人的心靈。黃榮燦三次到紅頭嶼、火燒島,一次到小琉球島,最後隨臺灣大學麥浪歌詠隊進行「環島公演旅行」,投身於臺灣的現實之中。
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他們的進程被再次阻攔。楊逵以《和平宣言》一文被問罪,和學生一起被逮捕,《新生報》副刊《橋》也隨之告終,後來兩岸關係也被完全隔絕,主張「和平、民主、自由、團結、統一」的民意也被完全踐踏,白色恐怖之風橫掃全島。1951年黃榮燦被捕,1952年被處刑,范泉先生直到見到我們時竟對這一事實全然不知。當然也不會想到黃的靈魂至今仍徘徊於橫跨臺灣海峽的「南天的虹」上。
范泉先生在重病之中,苦苦地追求已經變得淡薄的記憶,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證言,並囑咐我們一定核實「記得不太清」的事情。說到這些時,范泉先生臉上充滿了遺憾。儘管如此,從那越過漫長的寒冬的僅存的記憶和遺留的著作中,我們還是聽到了衝破四十餘年黑暗的青年們的呐喊聲。黃榮燦、吳忠翰、朱鳴岡、黃永玉等來臺灣的版畫家,楊逵、楊雲萍、賴明弘、藍明谷、郭秋生、林曙光等臺灣作家,許壽裳、黎烈文、田漢、歐陽予倩、李何林、馬思聰、雷石榆、歐坦生(丁樹南)、歌雷(史習枚)、駱駝英(羅鐵鷹)、揚風、吳乃光(林基)等來台文化人士,還有不知真名的歐陽明、亞夫兩人,以及無法詳盡的名字。如果把這個範圍再加大一些的話,還會有更多的無名青年。正是他們促進了兩岸文化的交流,為新中國和臺灣的文化再建做出了貢獻。今天,我們說「發現」了他們,但又時時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解」。雖然從范泉先生撬開的窗子中透過的幾縷光線照在那個時代上,然而我們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入口的地方。日前我們還曾把歐坦生和藍明谷混淆了。這雖然可以說明「湮滅」程度之深,但也暴露了我們認識的不足。
兩岸的分裂與「湮滅」抹消了對謀求大陸和臺灣一體化的摸索,也抹消了兩岸共同推進民主革命的事實。同時還抹消了臺灣民眾以自己的智慧爭取擺脫殖民地社會的事實。臺灣與日本在戰後不久均成為將其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的責任曖昧化,致使甲午戰爭以來侵略中國的責任也都不了了之。范泉先生的出現正是要迫使我們澄清這一段被「湮滅」的歷史。
2001年1月22日於日本
(翻譯:陸平舟)
編者按:橫地先生在近日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此文的寫作背景:

在執筆過程中曾有過這樣一個插曲。就是在史料挖掘中,我發現了范泉的影子,於是我放下筆,立刻與藍博洲二人飛到上海去拜訪他,並從他那裡瞭解了很多史實。但沒多久,范泉先生就去世了。於是《范泉紀念集》的編輯出版被列入計畫。我應邀寫了“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但不久稿件被編輯退回,要求大幅刪減和改寫。編輯在退還的原稿上用紅筆塗蓋了要刪除的部分,其餘部分也用紅筆做了修改。在附信中寫到,不這樣修改,恕不能刊發,請您理解。我隨即回信表示拒絕刊發。陳映真先生聽說後也非常氣憤,直接給編輯打電話表示抗議,得知對方不肯接受他的意見後,他也拒絕刊發自己的文章。但問題並未就此了結,范泉夫人聞知後,希望大家彼此通融。因此,我表示同意將後面部分全文刪除,標題改為“想念范泉先生”,但需附加註腳“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陳映真先生表示雖憤懣難平,但姑且同意,並代編輯連稱“慚愧!慚愧!”。此後不久,《范泉先生的遺願》由北京發行的《台聲》原文全文刊載。這是陳映真先生反擊的結果。

 

張海鵬: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正確判斷「二二八事件」的性質

  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民爆發的起義事件,已經過去了六十周年。我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和臺灣史的學者,今天在這裡出席座談會,回顧六十年前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感慨萬千。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臺北市取締走私香煙,引起流血的突發事件。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要求長官公署接受他們改革政治的要求。
  國民黨政府當局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叛亂行為,用暴力把這次官逼民反的事件鎮壓下去。國民黨政府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依據各種資料估計:在二二八事件中,臺胞死傷大約兩千人,大陸軍公教人員死傷約一千二百人。二二八平反後,迄今為止,領取補償金的死者遺屬近八百人。
  二二八起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過去了六十年,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臺灣內部和海峽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了弭平歷史的創傷,我們今天可以依據歷史資料冷靜地看待六十年前發生的這次事件了。
  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宣佈廢除1895年中日之間簽訂的《馬關條約》。1945年8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根據1943年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美英蘇發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國政府於1945年10月正式從日本佔領者手中收回臺灣,並宣佈臺灣從此回到祖國懷抱。臺灣光復後不過一年半,就爆發了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二二八起義,成為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這次事件的突然爆發,是日據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從整個中國來說,二二八事件則是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大浪濤中的一朵浪花。
  二二八事件有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個歷史原因,可以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也可以從亞洲歷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留下了深刻的社會矛盾,一個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了劇烈的震盪時期。
  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和日本戰敗在臺灣積累下來的社會矛盾通過1947年2月27日的「緝私血案」突然爆發。國民政府派出的臺灣統治者,面對這樣的歷史包袱,措手不及,應對失策。這些社會矛盾,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諸方面。
  政治方面的矛盾,主要指殖民統治與臺灣人民參與社會管理的要求與自治主張。長達五十年的日據時期,日本在臺灣建立了以臺灣總督府為代表的殖民統治體制,這種殖民統治以警察政治為特點。在那種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是所謂二等公民,完全喪失民主權利。像中國人民歷來不屈服於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一樣,臺灣人民不僅具有武裝反抗日本佔領的傳統,而且具有開展反對專制統治、爭取地方自治鬥爭的傳統。殖民統治的歷史和臺灣人民的鬥爭傳統,形成了臺灣人民「出頭天」的思想。回到祖國懷抱後建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基本上沿襲了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行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雖然中下層官員已經大多為臺灣本地人擔任,這與日據時期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是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仍然由陳儀從大陸帶來的人員擔任,這與臺灣人的「出頭天」思想發生了衝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事件真相與處理大綱》,要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明確傳達了這種「出頭天」思想;這樣的要求也暗含了反對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派人來台壟斷高級官員的意思。經歷了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民產生這種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臺灣社會精英的這種要求,不顧歷史條件,要求在回歸不久的臺灣政治體制下立即實現這種思想,是不現實的。在政治條件和人才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急於實現這一要求,對臺灣社會未必會有好處。
  經濟方面主要表現為由於戰爭的原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對臺灣的轟炸),使得臺灣的生產能力萎縮,化肥減產,稻作減收,百物騰貴,造成了臺灣人民生活的壓力。光復初期臺灣經濟的困境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造成的,臺灣人民把對生活的壓力的痛恨轉移到統治者身上,作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最高領導人陳儀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包袱。1945年臺灣米糧總產較1944年減產40%,雖然早在1940年臺灣就實行米糧配給制度,但到1946年就出現米糧供應嚴重惡化,加重了人民對陳儀主政的不滿。
  經濟生活的困難,失業人口的增加,前臺籍日本兵大量(大約二十萬之眾)返回臺灣,加重了就業困難,造成了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擴大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體現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這種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使得一部分臺灣人產生了與祖國文化的生疏感和隔離感。
  簡單來說,日本殖民統治,扭曲了臺灣社會面貌,極大地增加了陳儀當局處理事變的困難,影響了當局處理事變的能力。
  換一個角度,如果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變化來看,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同的歷史跡象。
  20世紀40年代,正是中國歷史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但是國內政局並未因此好轉,反而出現了空前的動盪。這個動盪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展開,最終形成了國共兩黨空前的戰場搏鬥。就在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國民黨政府下令中共駐京、滬、渝三地人員全部撤離,3月7日,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董必武一行最後告別南京。這一天象徵著延續十年的國共兩黨關係完全破裂;國民黨正在計劃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國的內戰愈演愈烈,且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屢遭敗績,僅僅2月下旬的魯南萊蕪戰役中,國民黨軍一次就損失了七個師五萬多人。這個時候,蔣介石,國民黨中央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內戰的部署上,無暇顧及臺灣的事情。
  在此前,因抗戰勝利,國民黨大小官員從重慶下山,來到江浙、上海各地接收敵產,卻演出了接收就是「劫收」的醜劇,所謂「五子登科」,造成人民群眾更大的苦難,民間有所謂「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口頭禪。國民黨統治區到處掀起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這一運動大大動搖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陳儀本人儘管比較清廉,也有一定理想,願意把臺灣治理好,但是他率領到臺灣組織政府的團隊,免不了把大陸官員貪腐的作風帶進了臺灣。在臺灣接收敵產的過程中,同樣演出了「劫收」的醜劇。這是引起臺灣人民反感的重要原因。
  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劇轉型,臺灣戰後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政治腐敗,貪污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大規模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臺灣竟發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觀察週刊》當時發表文章驚呼:「今日臺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在上述背景下,通過「緝私血案」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其主流是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正好融人了蔣管區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漩渦。從這個角度說,二二八事件所反映的臺灣人民的意願與整個中國人民的意願是吻合的。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早有不同的認識。當時南京政府認為是「顛覆政府」、「背叛國家」,是「暴民暴亂」事件,受「奸党利用」,要求「取消非法組織」。今天的台獨勢力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野蠻的中國人屠殺文明的臺灣人」,是族群衝突和文化衝突。這些說法都是站不住的。二二八事件雖然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但它卻是因為「緝私血案」處置不當而突然發作的群眾街頭行動,演變而為群眾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民主運動,不是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這次事件雖然可能受到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反蔣形勢的影響,但不是共產黨策劃與領導的。個別曾是日共黨員的臺灣人作為個人也在這次事件發揮了作用。這次臺灣群眾自發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義舉,與祖國大陸人民在各地開展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所以中國共產黨1947年3月在延安發表聲明,支持了臺灣人民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鬥爭。
  台獨勢力把二二八事件當作臺灣人民要求臺灣獨立的事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群眾組織都沒有提出臺灣獨立的訴求。處於全省領導核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它的組織大綱中明確規定:本會「以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為宗旨」;在3月6日發表的《告全省同胞書》中也明確聲明:「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書》還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臺灣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則是「培養自治精神,遵守國父遺囑,擁護蔣主席,實行三民主義,協助政府建設新臺灣。」台中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宣言,也提出「建設新中華民國,確立民族主義,擁護中央政府,剷除貪官污吏,即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反對內戰,反對專制。」這些表明二二八事件不是謀求臺灣獨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衝突。這些活躍在臺灣各地的主要政治組織提出的宗旨,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為普遍的要求,也體現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臺北、花蓮、台南地方個別人提出過「臺灣獨立」、「國際共管」的口號,是極個別的現象,完全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方向。
  二二八事件初期,由於局面混亂,一時曾出現打外省人的現象。因為「緝私血案」的當事人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都是從大陸派來的,他們的行為引起臺灣群眾的憤怒,情急之下喊出打外省人的口號,這是不難理解的。但在運動的進展之中,許多正直的人士,都提出了停止毆打外省人的要求。例如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林日高等組織「服務隊」,勸阻不要毆打外省人;臺灣民主聯盟在告同胞書中指出,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要求切不要亂打外省人;許多臺北市民偷偷地或公開地救護外省同胞,不是出於私誼,而是出於正義。這些都說明一時出現的盲目毆打外省人的現象,是自發的、暫時的現象,絕不是事件的主流。說二二八事件是抵抗外省人的事件,是「反抗中國人壓迫的開端」,是缺乏歷史根據的。
  回顧二二八起義的歷史,不是要增加歷史的創傷,而是要撫平這一創傷。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為反對台獨,促進祖國統一開創新的局面而努力。
*本文是在2007年2月27日由臺盟中央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三聯書店在臺灣:回憶臺北的新創造出版社(曹健飛)

抗戰勝利後,因1944年湘桂戰役撤退到桂東,粵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一些同志,迅速結束了桂東、粵北的書店業務,趕赴剛剛光復的廣州,經過草草的籌建,1945年12月1日廣州三聯書店(對外稱兄弟圖書公司)就正式開業了。書店開業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但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和摧殘,終於在1946年6月21日被封閉。我們撤退到香港辦理穗店善後事宜,之後我調回上海工作。1946年年底前,三聯書店總負貴人黃洛峰派我和胡瑞儀去臺灣開設新店。他告訴我,臺灣有一位朋友叫黃榮燦,原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工作,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臺灣接收。他將接收的一家日本書店據為已有。那家書店賣的全是日文書籍,勝利後已無銷路,因此黃向三聯書店建議,願將他接收來的書店與三聯書店合作,改為出售新書的書店。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