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3期

大江健三郎演講:始自於絕望的希望——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9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演全文(李薇譯)

 原载于2006年09月11日《人民网》

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 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繼續閱讀

狂風•清晨•林書揚(唐曙)

文/唐曙

(本文經作者授權後轉載,並對標題略有改動)

愛,是我的另一個祖國,
最重要的祖國。
不是那個我引以為傲的,
而是傷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書揚、巴勒斯坦、「恐怖主義」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雙子星大樓和國防部五角大廈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機衝擊。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即刻發表聲明為攻擊事件負責,可是美國很快地將矛頭指向了駐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然而基地組織的首領賓拉登卻在9月16日透過半島電視台發表聲明,否認參與了攻擊行動。但美國在不理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擊證據的情況下,指責塔利班窩藏賓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時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強力報導下,幾乎都處在九一一攻擊事件之後所營造出來的恐懼、哀傷和憤怒之中,所以對於美國侵略阿富汗的行動,雖然經過民意調查,世界上多數民意反對對阿富汗進行轟炸,但許多國家大都默視這樣的侵略發生。很少人還會記得,一年前的此時,在巴勒斯坦爆發了第二次人民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從1973年以來推動的「以土地換和平」方案,因夏隆為選舉造勢進入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徹底破壞。1993年在美國總統柯林頓見證下、為落實「土地換和平」所簽訂的奧斯陸協定,讓以色列總理拉賓和阿拉法特得了諾貝爾獎,但和平並未得到任何獎賞,起義之後的八年間,巴勒斯坦人先後死去了4789人。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臺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臺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林書揚先生在勞動人權協會的機關刊物《勞動前線》第36期,發表了《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導語」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發的原因: 繼續閱讀

狂风•清晨•林书扬(唐曙)

文/唐曙

(本文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并对标题略有改动)

爱,是我的另一个祖国,
最重要的祖国。
不是那个我引以为傲的,
而是伤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书扬、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和国防部五角大厦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机冲击。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即刻发表声明为攻击事件负责,可是美国很快地将矛头指向了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然而基地组织的首领宾拉登却在9月16日透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否认参与了攻击行动。但美国在不理会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击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塔利班窝藏宾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时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强力报导下,几乎都处在九一一攻击事件之后所营造出来的恐惧、哀伤和愤怒之中,所以对于美国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虽然经过民意调查,世界上多数民意反对对阿富汗进行轰炸,但许多国家大都默视这样的侵略发生。很少人还会记得,一年前的此时,在巴勒斯坦爆发了第二次人民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从1973年以来推动的“以土地换和平”方案,因夏隆为选举造势进入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彻底破坏。1993年在美国总统柯林顿见证下、为落实「土地换和平”所签订的奥斯陆协定,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得了诺贝尔奖,但和平并未得到任何奖赏,起义之后的八年间,巴勒斯坦人先后死去了4789人。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林书扬先生在劳动人权协会的机关刊物《劳动前线》第36期,发表了《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导语”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发的原因: 繼續閱讀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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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簡論(林書揚)

一.語原與歷史;“帝國主義“一辭,出自古代史中帝制羅馬的“皇帝國家“(“imperium“)。指在羅馬軍團的武力征服下以羅馬法為基礎建制而成的統治領域稱為皇帝國家。而以組織,維持,並強化此等往往包括多種異民族異疆域的“皇帝國家“為目的的國家活動,當時被概稱為“帝國主義“。 繼續閱讀

美國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的本質(이수갑李壽甲)

AWC韓國實行委員會共同代表 李壽甲先生
「美‧日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及配套法案於1999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日本國會立法通過。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者於1997年九月二十三日簽署的條約,主要目的在於計劃性地製造、擴大韓半島與台灣海峽事態,促發戰爭,進而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並透過戰爭在以中國為首的全亞洲地區建立經濟的、軍事的支配霸權,在亞洲建立類似NATO的武力支配。
過去帝國主義發動大東亞戰爭,並將之擴大為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慘禍,如此的歷史事實,正是理解新安保合作指針的本質的重要參考。
1905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Daft–桂太郎秘密協定中約定,美國侵略佔領菲律賓;日本佔領朝鮮,實施殖民統治。在此秘密協定的計劃性的戰爭策動下,戰爭擴大到整個亞洲。而現今的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正是昔日的翻版。這次的合作指針在日本國會立法化的過程中,日本極右侵略主義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即用簡單一句話明白指出合作指針的要旨:日本自衛隊不應只負責防衛,更應該直接介入戰爭。此話的意思內含著只要日本認為有必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發動戰爭。
美國與日本可以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基準,隨意惡化周邊情勢。而且,已經從各方面證實美日帝國主義只要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隨時都有可能發動主動攻擊。
另外,美日帝國主義無視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以軍事力量強制禁止北韓製造飛彈。
美帝擬定的「5027作戰計劃」正是壓迫北韓的手段,一旦北韓不順應美帝的要求,美帝即可能展開軍事攻擊。
美國為了執行其「5027作戰計劃」,需要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而此時需要的一連措失即是日本的周邊事態法的立法化、加強韓美日軍事共助體制,成立戰時聯合心理戰司令部(CPOTF)、建立地區飛彈防禦體制(TMD)等。
另外,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的計劃,還包括99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四日止的RS01戰爭訓練–第二「團隊訓練」。
其第一階段就是,將美軍武力結集於南北韓的周邊地帶,封鎖北韓的上空、海域國境等,正式展開對北韓的制裁。
第二階段:武力打擊階段。利用龐大的野戰炮兵、戰鬥機、巡航艦隊、誘導武器等,在北韓全區進行武力壓制。
第三階段:地面攻擊作戰階段。在北韓的東西海岸進行大規模的登陸計劃,在陸地方面,實行對平壤的包圍計劃,並佔領至清川江境界。
第四階段:擴大戰爭成果階段。佔領清川江以北的北韓全域,完成滅共統一,置北韓於南韓支配之下。以上即是作為美帝戰爭策動計劃、先制攻擊的「5027計劃」先發攻擊。而且,這也是在南韓公然提出的四–五月危機的依據。
在美軍如此的韓半島支配軍事計劃中,日本自衛隊將會提供積極的支援。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選定了距離韓半島最近的日本九州基地(岩國、熊本),測定國內假想距離,據此在沖繩基地進行了數次海軍陸戰隊訓練與登陸作戰訓練。
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與其相關法案的要旨,一是將日本軍隊的活動範圍延伸到日本領土外圍,另一是讓民間企業、機場、港口等設施在必要時得隨時提供軍事作戰之用,並讓地方自治政府在周邊事態發生時也支援軍事行動。
事實上自衛隊已經不再是自衛的軍隊,我們應該將之規定為侵略軍,才能正確地掌握其本質。
日本防衛廳定義的六種周邊事態類型如下:一、日本周邊發生武力紛爭時。二、周邊地區即將面臨武力紛爭時。三、因政治體制的混亂可能會造成難民潮湧入日本的現象時。四、某國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破壞和平而需採取制裁手段時。五、周邊國的內亂、內戰對外擴大之時。六、周邊地區的武力紛爭雖已平息,但無法恢復秩序時,等等。
另外,日本外長高村正彥曾於二月十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表示,周邊國的內戰、軍事政變、政變等,也可以列入「周邊事態」。
根據駐韓美軍作戰計劃,「5027計劃」是明白的先發攻擊計劃。但在日本的周邊事態例示項目中,可以發現它竟被列為可發展為對日本的直接武力攻擊的項目,也就是被視為有事事態,因而日本軍的動員被視為理所當然。
若根據上述的有事事態的概念,日本無視於周邊國的主權,直接干預周邊國內政的侵略行為,在日本國內被合理化、合法化。而且,日本可以計劃性的製造所謂的周邊事態。而周邊的第一優先目標就是韓半島。美日帝國主義又無視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即台灣屬於中國之一部份,干涉中國內政,製造紛爭等,從而將中國也納入其周邊事態的對象。
對於上述美日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企圖以武力支配韓半島、中國以致整個亞洲的計劃,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全亞洲的人民必需團結一體,揭穿陰謀,追求平和,才是全球人民真正的使命。
而當前的實踐課題,即是驅逐所有駐屯在亞洲的美軍、逼使日本廢除周邊事態法、加強要求日本地方自治政府拒絕合作的運動、加強日本的和平憲法守護運動、加強大東亞戰爭犯罪行為全面公開運動、加強日本的戰犯處理促求運動、加強韓國內的美日軍事合作反對運動、要求韓國將停戰協定改為平和協定並加強美軍撤離運動、推動南北韓民族和解並加強民族統一運動、展開南北韓民族共同參與的要求戰犯處理、戰後處理的抗日鬥爭等。最後,懇切期望全亞洲的人民,團結一體,加強反帝國主義鬥爭。

關於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幾點問題意識 ——在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致詞(林書揚)

1997年2月
各位女士先生們,諸位今天從韓國、從日本、甚至遠從美國等地,不辭千里,來到台灣參加97 年台北國際研討會,本人代表台灣的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同仁,及所有關聯團體的同仁,向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由衷的歡迎和謝意。我們中國的儒教經典之一《論語》,開卷有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本人雖然萬萬不敢自比孔夫子,但這麼多的遠方異國朋友,因為志同道合而會聚台北,當然是一件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快事。更何況來賓都是極為難得的貴客,有名聞全球學界泰斗的權威學者,有少壯氣銳業蹟輝煌的研究者,有以匡世正風為志業的社會運動界的傑出人士,甚至宗教文化界的主要領導人士等,做為本地接待的一方,我們的興奮喜悅有多高、有多深,相知各位女士先生們都能體會得出。世紀末的台灣竟然出現這樣的盛事,是主客雙方共同努力的成就,實在值得同樂一番的。
其次,做為大會第一位發言者,本人認為首先應該針對本次研討會的由來和宗旨和各位與會者提出報告。不過有關這方面等一會將由籌備處的負責同仁再向大家做比較周嚴的報告,這裡暫且省略,本人將直接提出關於研討會的主題內涵的幾點意見,還請與會女士先生們多多指正。
本研討會的總題目是「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在題目上冠以「東亞」一詞的用意不在突出地理空間上的特定區域,而是要指出這是世界現代史中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受災區的基本事實。除了日本曾經一度以「中進資本主義」的籠統定位接受過經濟史家的理論審評外,韓國和台灣都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且同樣由雛型殖民地資本主義出發,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遞進中,因為有關要素的複合效果而定型為所謂的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種由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的演變過程,超越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傳統和國情上的差異因素,變成了傳統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解構性危機的伴隨現象,實際上則產生了維繫資本帝國主義在全球性主控體系的延命手段的作用。然則,這種二戰後的所謂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質究竟包括哪些特徵呢?下面請容許本人表示幾點個人意見。
首先,是形式上尚擁有虛化了的獨立主權,但實質上則是一個依附外國強權的附庸地位。其次,是依賴境外經濟強權的掠奪性投資,在資本循環、擴大再生產的總過程中必須在幾項關鍵性環節上忍受不平等交換。最後,因上述政治經濟領域的被動和受制關係而在內部結構上產生了畸形扭變,在整體發展上持續著落後位置。質言之,附屬性、畸形性、落後性,正是新殖民地社會的歷史性格。我們也想像得到,如此的歷史性格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權結構或政權本質。本人認為,最大的關鍵恐怕是落後地區的有限近代化,非如先進國家那般的自主性—亦即正常性的發展結果,而是在外來的強勢壓力下的被動性的變革。它的內在結構的變化非出於內在機制完整的揚棄過程。如此則,資本主義原有的發展原理已經喪失了活力,對前資本主義的舊經濟因素或封建性土地關係的遺留物的消除方面顯得力有未逮,新生的經濟關係多屬移植型性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表現在社會構造上,階級分化遲緩不明,新舊關係雜陳,社會心理混沌,政權基礎危弱,政權本質易趨反動。這種政權,是脆弱性和高壓性的惡性混合。因其基礎不穩,唯有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而因其施政手段高壓橫暴,民心愈行遠離、愈見脆弱。國家權力一旦掌握在這樣的政權手中,在缺少正規的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乃變成世上最大的恐怖實體。凡批評者反對者,都會變成恐怖政治下的犧牲品。
自1950 年代到90 年代,歷經半個世紀的動亂激盪,台灣也好,韓國也好,其他國家區域也一樣,「東亞」這個地理空間,何嘗不是這一類歷史性的苦難和傷痛的象徵地,甚至同義語呢!回顧50 年代至60 年代之間,韓國李承晚政權、台灣蔣介石政權、菲律賓麥格塞塞政權、越南吳廷琰政權、高棉龍諾政權、泰國他農政權等等,這些統治者無一能真正代表人民,無一能為國家的前途去清除進步的障礙,扶育進步的種子,他們始終堅持的是一己一黨的利益權益,始終反對的是人民自發的革新運動。尤其韓國和台灣,反動政權在內戰中本已瀕臨潰滅,革新卻投身為美國的反共馬前卒,不惜分裂祖國,藉外力蹂躪同胞,把反內戰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視為寇讎,連連發動軍事肅清。在那種恐怖風暴席捲千萬人民的身家生命的時期中,除了不計其數的懷有理想目標的人民身受摧殘外,有時也出現受激發的民怨的怒濤淹沒了一個權力結構體的事例。說得上同胞相殘以血洗血的慘劇,令人不忍回首。
然則,所謂基礎手段高壓的落後地區政權,何以尚有多數竟能渡過人民抗暴的衝擊而茍延下去?理由不外這些極端缺乏民意基礎的政權,大都已經被收編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性冷戰戰略布置圖中的某一據點地位,而能享受到一定實效的被保護權。至此,我們應該對研討會總題目中繼「東亞」一詞出現的「冷戰」兩個字稍加審視。這一句二戰後的造語,其所內含的意義不外指不以通常的攻防武器實際交火,而只在政略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思想戰的總稱。這種冷戰態勢的形成有如下的一些因素—二戰戰況的慘痛記憶猶新,厭戰心理普遍,新出現的核武的破壞力帶來的世界末日的濃重恐懼感等,都產生了阻擋大規模熱戰的強烈戒心。再加上美蘇兩超強通過連年的核武競賽而達成的所謂的「恐怖平衡」概念,促成了不以主動出擊,而以承受攻擊後的反擊系統為主的戰爭指導觀念等,尚能抑制大規模熱戰的爆發。
然而如此深重的厭戰避戰心理下,為何全球各地多次的反戰和平運動還不能從根拔除所有的對抗因子,連冷戰的對立結構也從根克除,走向永世和平呢?至此我們發現,那些國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的矛盾,有的可以透過「談判代替對抗」加以解除,而有的則很難消除。那些政治領域或經濟領域的衝突因子,若單純屬於歷史遺留的糾紛或局部利益的一時相背等,還能經歷耐心的努力找出妥協點來解決。但若事關美蘇國家利益的衝突或東西兩大集團的共同衝擊上的矛盾,則往往變成了永續性的懸案甚至時而引發出外緣部分的短暫的軍事衝突。其實冷戰並非所有熱戰的否定,而只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由於安全和發展策略的針鋒相對性所帶動出來的持續性對抗局面,被抑制在全面武力衝突的極限以下的,所謂的「爭而不戰」的狀態。美國為了圍堵歐亞心臟部分的擴張聲勢,自50 年代起廣建區域性反共聯盟,而在創建過程中為了充實聯盟力量,常常對各區域的執政當權派施以籠絡。美國要求於加盟國家者並非該政權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是執政的實際能力和效果。而就各該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在美國保護下無異取得了最強大的支持力量,似乎足以彌補原來的脆弱體質。但犧牲了國家民族的主體性或自主權換來了受保護權後,那些原本就具有反動保守性的政權對治下人民往往更加地有恃無恐,一味加強片面高壓,甚至不顧最低的民主守則,非法對內發動國家強權。一個政府敢於以非法手段對付人民:它必須具備著相當的情況把握力,否則那種赤裸裸的暴舉無異於政權的自殺行為。但一個加盟國或在雙邊安全協定下的國家,只要妥為遵守或配合美國政
策,善盡條約義務,其對內暴舉也能受到美國的免責對待。甚至在內部政情緊張的時刻還可以受到及時的援助。如此則,一個不義而有力的政權,慣於接受美國式的反共價值觀,遵奉「反共有理殺戮無罪」的帝國主義戰爭原則,視人民為敵人,施以恐怖攻擊,濫用國家安全的名義逕行蹂躪人民的基本人權。我們發現,冷戰中在東亞區域多處出現的,政府殘民的大量慘案,在背後因素方面可以說如出一轍,總不外潛藏的美國立場的,或直接或間接的默契和影響。
推論至此,本人認為對國家暴力和基本人權的關係問題,也應該做一點深入的追究。所謂的國家暴力,是國家權力的最後憑據,也是國家組織體的最後本質。我們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組織中擁有特定的成員位置,日常承受著各種名稱的外在強制或壓力。其中最大最強的一項便是來自國家公權的政治性強制。它的極致性發揮,足以直接否定或抹殺一個或一群人的生存權。國家聚合個體形成具有一定內在關係的群體,在建構和維繫的過程中,它具有至高的統制和操控力,是非情的,甚至是絕情的。從這個側面來看,國家說得上是個人最大的壓力源。然而我們若以歷史演進的觀點,而不是從超歷史的純理念觀點來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我們可能會達到幾點基本性認識。首先,做為國家社會的成員的個人,不是生物學範疇的自然人。而是群體內在關係的多重匯聚者,也就是社會人。因而我們視為附屬於個人的所謂的基本人權,也不單是自然人的本能層次的慾求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人在社會關係中應該自我肯定,相互尊重,以集體意志來加以保障的基本權。論其實質不外個人在群體中的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唯有這種保障才是歷史進化中國家存立的道德要件。也唯有這種保障功能的堅持,才能使國家的存在免於被認定為絕對惡。
然而,歷史地看國家和人權問題,當群體組織中因含有階級矛盾而人民處在由不同的階級地位所產生的,個人生活基本條件上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即使在法理形式上有平等的人權規定,那也不過是內容空洞的,名目上的人權而已。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內在結構中包含著階級對立的制度後,優位階級對劣位階級的機能性剝削和政治性掠奪,根本上就否定了任何具有實質內涵的人權的存在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中出現的人權宣言十七條中,有經濟性訴求,有政治性訴求,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的訴求。但顯然以屬於經濟權方面的財產權為重心。實際上我們不難想像,一位不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社會成員能享受多少人權保障。
從同樣的視角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倘若是一種強國主控的情況,亦即帝國主義霸權的支配體制下,受制的弱國連主權獨立都遭到侵犯,其人民的基本人權云,無異是一片癡說而已。總之,國家內部的階級剝削機制和出現其延長線上的國際間的侵略行為,是一切政治悲劇的主要源頭。而國家的暴力機器便是剝削和侵略的最後手段。
當國家機器掌握在一己一家一黨一階級的私利追求者的手中時,國家權力將是一項極為可怕的反動事物。人民的自衛行為也常常遭到懲罰,甚至任意的摧殘。為了避免如此的悲劇叢生,一般的民主國家都規定,任何一項國家功能都必須在廣泛的人民授權基礎上進行。當然,世界上的絕對君主國早已絕跡,所謂主權在民的國家觀已經是一項普遍性通則。但徒具形式的虛假的人民授權,短視的利益交換式的人民授權,威嚇下煽動下的人民授權,金權連作下的人民授權等,何其風行,何其暢行!而通過這種「形式民主」的授權過程取得執政機會的政府,在其深層的意識結構中還存有幾分為人民為社會的真誠意願?一旦政權基礎搖動,權柄發生危機,當尋常的議會民主的政黨制度已不足以穩住局勢時,將是國家暴力的超法令超規章的發動,則所謂的白色恐怖全面展開的時期。這是曾經襲擊過30 年代德、日、意等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大風潮,以及數十年來亞、非、拉後進地區接連不斷的政情激盪衝突不停,人民流離的結構性原因所在。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沈痛指出。一個隨時準備動用國家暴力的最後手段的政權,平日除了壓制機器外另有思想意識領域的控制系統,對部分群眾的認識態度產生一定的影響。如人民反暴政的舉發和批判運動,往往遇到來自民間反共心理的抵制,或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反諷。部分「輿論」還會提一些道德相對論來混淆是非。針對諸如要求追究歷史真相,剖析壓迫實態,呼籲民眾多關心被掩埋的政府罪惡記錄,提高人民對手握國家權力者的戒心等人民自發性運動,常常造成阻礙。我們只有以耐心、毅力和超越國界的人民連帶,來逐漸建立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批判制度。像經常性的舉發惡質化的國家權力裝置,特別對人民現實生活中所造成的具體惡果不斷加以揭發,這些都是運動的初步目標。只要我們各自在生活中維持清晰的問題意識而勤於互相交換互相支援聯合行動共同努力,不日提昇運動的層次,還是做得到,並非夢想。本屆台北「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舉辦意義在此。謝謝各位長時間的聆聽。希望各位異國來賓有一趟愉快的台北之旅!
出處:《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p.155。人間出版社,2010。

工時鬥爭的意義(林書揚)

「法定工時鬥爭」最能展顯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最能暴露出資本家的剝削機制—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合法剝奪」的真相。
因為社會總生產中的總工時,不僅和總分配直接有關,進而和總消費有關,更和收奪者資本家的再投資比率有關。因此,在景氣循環中,圍繞在工時問題周邊的各種經濟性或政治性的爭議必然相當繁雜。有時候甚至引發規模不等的工潮政爭,並不罕見。
一個工運團體當其與資本家,及為資本家籌謀護航的政府機關進行各種鬥爭時,除了力爭主動,鬥智鬥力外,對有關鬥爭主題的一些原則性觀念,也要適時理清,妥加把握。否則難免產生一時間的認識混淆和運動步驟上的混亂。一般而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法定工時鬥爭中,勞方應該堅守下面幾點認識。
一、這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性矛盾」之一。但是否做為該社會在任何時空背景下的「主要矛盾」,需要按照社會整體的總形勢來加以考察。
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力的勞工之間,對於工資與工時的具體規定,總是往相反方向拉鋸—資本家往低工資長工時方向,勞工則往昇工資縮工時方向。但這不是單純的、物理的作用反作用現象。而是兩個對抗性階級之間,事關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力現象。資本家的貪婪將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枯萎,但勞工的自衛,反而具有維護勞動生產性的客觀意義,及保持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前提的意義。
三、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時期,經常會出現勞資協調論、共生體論等階級休戰的聲音。其實,在市場機制下資本家的「費用結構」愈來愈複雜。除了成本要素中的一些基本項目,像工資、原材料費、機械折舊,能源費、販賣費、利息、稅負等外,還有研發費用、市場化費用、技術報酬、供需變化、經營管理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收入。而這些有關因素中,的確有多種項目不在資本家能逕自決定的範圍內。只有屬於勞動條件的工資、工時等,原來就在資本家的階級優勢下所訂。這部分可透過政治領域的立法操控,把一切不利因素全數轉嫁在勞工身上,以提高剝削度來彌補所有的利空因素。這是資本家常用的策略。特別在不景氣時期,雇主更可以利用一般消費大眾的不安心理,提出共體時艱的論調。因此勞工必須平時留意,對有關經濟大環境的重點理解和個別企業的經營實況,都要經過工會勞教有所掌握。這樣才不致於受資本家的偽善歪論所混淆,堅持鬥爭主題的合理性的信心。
四、法定工時鬥爭雖然是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的表面化,但還不是一切社會衝突中最重大的關鍵要素。一項工時規定對勞工的現實生活有多方的影響,固然不言可喻,且對經濟總形勢的決定性作用,也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如果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出現一種外在因素,甚至非經濟或超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另一類問題或情況,當它的嚴重性、迫切性和涵蓋範圍超過了恆常性、結構性的基本矛盾時,顯然該項問題已經形成了一時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凌駕於基本矛盾之上。生產關係中的階級衝突—這是基本矛盾,此時必須為了涵蓋面更廣大的一時性的主要矛盾,讓出它的運動場域。舉例說,像戰爭或持續性全面性的自然災害等,一旦來襲,則全面的抗戰或抗災將頓時變成全社會的首要共同任務。那些經濟生活中的內部衝突,也只得暫時擱置,除非一種基本矛盾彼時已經提昇到主要矛盾的位置。
五、台灣的工會向有「三低」特性—組織率低、凝結力低、運動目標低。面對著形勢複雜的當前工時鬥爭,不僅要抗拒政府和資方的政治性、經濟性壓力,同時還要承擔來自部份群眾、市民、小經營者出於本位立場的指責。在這樣的運動條件下要期待所謂原則的堅定性、方法的靈活性,委實相當困難。要把呈現在眼前的多種問題,從執政與在野之間的政策對抗、官商複合體與工運聯盟在宣傳造勢上的交手,從會議室內的爭理到街頭上的爭勢,其中衍生的實際問題有多少,不難想像。而針對著每一個問題,按其性質作出輕重先後的判斷且取得多數的共識,更需要一種戰略性的衡量視野。這樣才能避免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微妙關係上建立起來的工時大聯盟發生離心分裂,才能在艱困的共同戰線上維繫著有效的攻防進退。
六、最後,目前台灣的勞資雙方共同面對的,其實不止於是一種慣有的景氣危機,也不止於是一種習見的政情危機。而是政治的異常脫軌和經濟的衰退慌亂互相轉化、互相激盪,說得上是形態怪異的總危機。以全球經濟的嚴峻衰退為大背景,台灣NIES體制的先天弱質,兩岸關係中的自閉和自戕立場等,台灣的社會沉淪恐怕還未到谷底。而層層困境中的勞資對立,此時激射出一場法定工時鬥爭,自有其迴避不了的客觀因素。
在這樣的巨輻動盪中,勞工們雖然也積極應戰了,但受限於基礎條件的薄弱,即使上千上萬飆上街頭,甚至趁著朝野黨爭,守住了兩週八十四小時制,仍然未能佔到策略的制高點。面對著政企聯合的後續反制,此刻工運聯盟如何強化實質的組織紐帶,應該是不容置疑的急務。總之,羅馬非一日之成,只要滿街的勞動者經過工廠外的火熱推擠和吶喊,而領會出使他們的勞動「異化」的社會體系確然存在,從而奮發鬥志、加強團結,那種意義絕對是無可抹消的。不論一時間的戰果大小如何!

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1987年8月)

有關台灣政治前途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應該和大陸「統一」、抑或由島上住民「自決」,幾乎成為幾十年來的首要懸案,沉重地壓在人們的胸口。「統一」和「自決」,原來也不是邏輯上的矛盾觀念,卻已隱含著多少人的嚮往、憧憬、信心;和相對一方的疑懼、憂憤、和決絕。在部分執意人士眼裏,似乎「統一」就不可能「自決」;「自決」就必須排除「統一」。但這顯然是帶情緒的自囿心態,而應該不是冷靜思考的結果。有理有利的民族統一運動與分裂分離的台灣的悲劇性我們無可否認:台灣一地之與大陸割裂,從來就不是一種社會正常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由於外國侵略;二、由於民族內戰。
然而,台灣與大陸之間,雖然在一個世紀以來實質上的聚少分多,但在近現代的國際社會中,台灣之為中國的「多變故」的部分版圖,已是公認的歷史事實。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其所以在國際間起不了實際作用,乃表示「事實重於形式」的共識尚存在於國際間。大陸—台灣之間的分裂的「非常態」形成要因消失之後,理應結束分裂,重回統一。這個「理」是一種自然的運動規律,是做為現實群體的民族社會,以一定的「內在關係」(以經濟的結構型態為原型)不斷調適其「外在關係」,以求群體的更適正的發展軌跡。因此,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民族統一運動,不但「有理」,而且「有利」。具體地說,兩地間的不平衡因素,如經濟政治有形資源或生活文化心理上的距離,應能據其「內在關係」的合理趨向而獲得妥善處理,必不致產生所謂的「以大吞小」、「以強凌弱」的唯力主義的「一統」(故楊逵語)局面。總之,中國的再統一乃二次大戰後民族自存和發展中的一大課題。也可以說,在現有的二超強和諸強權權力關係中,求更高發展的態勢保障和體制確立為目的。這一點,當我們虛心設想未來時勢的種種變化、台灣棲身在舊體制世界中延續分裂局面的種種後果,尤其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虛弱經濟體制和政治上的從屬性格,總不免讓人覺得終有破綻的一天。當現有體制負荷不了外來壓力和內部緊張時,不論是「分裂的」台灣抑或「分離的」台灣,均將是可預見的「悲劇性」台灣。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走進那悲慘的困境。
■「自決」與「他決」的辯證過程
其次,在目前台灣社會中的部分人士中間,「自決」兩字似乎帶有某種激情性,因而易被運用為群眾反抗運動中的口號。原來的「自決」,只是「自我決定」的字義,在政治領域中卻被界說為對諸如主權、國體或政體等高位範疇的對外自主原則。換句話說,政治上的自決原則,乃一個受不當待遇的政治實體的「主體性」表現,讓人有一種不言自明的感覺。但環顧世界,我們將發現每一時代都出現過極其複雜,長年紛亂難見平息的「自決」鬥爭。為何一項在理念上應屬於自明的原則,在現實政治中會突顯出那麼多的爭議性格呢?那是因為如下的幾點理由:一、既倡「自決」,必有「他決」壓力之存在。如果「他決」壓力單一而明顯,自然是同仇敵愾,不至有爭議之餘地。但如其外來壓迫因素不一,或較不突顯時,在認定對象時意見不易一致。二、倡「自決」的主體本身,並非純粹的「利益共同體」;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階級或集團利益,致使在認定對象時產生了分歧。
以上這些分歧現象,不但在確立一項自決權或自決運動時是障礙,在運動發展的同時,還會遇到其他複雜的實際問題。因為「自決」為一項排除「他決」因素的鬥爭過程(或武力或非武力、或兩者混用),且事實上要求自決者往往比那外在壓力居於明顯的劣勢(否則也不至於發生不當待遇)。策略上的困難自然不少。
有關「自決」問題的實際情況,80 年代的今天也能舉出多項實例來。例如:西伊利安、東帝汶、北愛爾蘭等,都是因為種族或階級的內部紛爭使「自決」目標的設定、手段的採擇,發生了極大紛擾。
有時由於一項自決運動而產生出新的分裂。如愛爾蘭對英自決運動產生了北部厄爾多斯塔地方的分離。再由厄爾斯塔(北愛爾蘭)的部分人民對再自決的要求(天主教系親愛爾蘭共和國的中下階層),引出了右派新教親英勢力的反自決恐怖,自 1968 年開始展開流血鬥爭,至今未得解決。
西伊利安問題中的少數印尼工商業者和多數美拉尼亞人的貧農庸工;東帝汶問題中的帝汶原住民和印尼移民,都已進入武力鬥爭的階段,多年來不斷傳出流血慘劇的消息。著名者如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自 1974 年在聯合國 3236號決議中受到確認後,屢次的決議案中都一再被提及,但至今還是在多因素的糾葛中慘劇連連。
菲律賓岷答那峨島和泰國南部的回教分離運動、伊朗/伊拉克邊界地方的庫爾托族自決運動、斯里蘭卡的塔米爾問題等,莫不長期糾紛,幾無寧日。自決運動和反制運動雙方的生命財產的損耗更不可數。
這些悲劇之由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一個社會內部的政治及經濟利害的對立。鑑於人類社會的結構原理,尚未能徹底揚棄不同階級、種族、或地區之間的內部矛盾,則遇到重大的政治抉擇時,會產生迥然相異的態度,仍屬不可避免。在分歧之間尋出共同的立場為解決這一類的紛爭,唯有有關方面發揮高度的理智判斷,在分歧的立場之間尋出一共同立場。這個共同立場,簡言之,乃由「不同利益的折衝」到「共同利益的確定」。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除了「對立面」外,應該還有「共同的一面」。因為所謂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收穫」外,尚有「間接的收穫」;甚至,「避免可預見的災禍」,也應該算是「消極的獲益」。
如果再以嚴肅的社會倫理而言,也應該要以佔人口中的最大多數,對社會全體生活的貢獻也最直接、最巨大的勤勞大眾利益為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共同利益」。
因為,勤勞大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分配地位和消費能力與其所付出的生產性奉獻,基本上不成比例。他們只被視為經濟上的勞力源和政制上的選票源,只許擁有虛設的形式公權和貧乏的私權。
其實,社會上這一部分人的受壓、受騙,正是社會正常發展的一大障礙。倘若認真考慮長程的社會發展,首先應該以勤勞大眾的利益為指標,而不應該僅以目前資本主義結構下的不均衡經濟增長為目標。
一項政治選擇若對這個社會的勤勞大眾無益有害,或小利大害,即使在上層階級的利益觀點上屬於有利可行,也必不可取。因為少數上層階級的利益多和大眾利益相對立,絕不能把它做為全體社會的共同利益,使其有機會假借「全體人民」的名義,驅使大眾去實現它的政治目標。勤勞大眾雖為社會「有用性」活動的最大來源,但在生活條件限制下受教育的機會不多,認知能力較差,若所謂的「精英」階層憑其高水平知識建立一套「理論」,敘述描繪美好的「自由民主時代」,往往足以使其油然產生模糊的期待心理。如此製造出來的輿論,是會發生誤導作用的。尤其在像島民「自決」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上,將導致嚴重的認識混淆。
■「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自決」
其實,在維持「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現有社會基礎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任何表面堂皇的選擇都有欺矇大眾之嫌。除非有一「確實的保障」,使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得以走向根本改觀;否則,不論表面用的是如何動聽的名詞,大眾可以視其為既得利益者的另一場角逐而拒絕認同!
就以島民「自決」的口號而言,在當前「現代身分制度」(經濟收益不必反映工作奉獻卻能決定社會能力)下的「自決」,究竟符不符合社會公義呢?在台灣與中國的現實關係中,台灣的「自決」代表甚麼樣的實際意義?可能導致如何的情況?為甚麼要「自決」?「自決」的目標和手段應該如何?—凡此種種,主張者雖然已經建立了一套「說辭」,但他們也只圖利用大眾的「激越感性」,卻不圖與大眾一起真誠地討論經濟結構中,超乎政治制度的不義性。他們口中的「自決」,顯然只限於更改「上層」的一些政治現狀:如權力的重新分配和定位等,並不觸及「社會基礎」!因此,我們似可斷定:目前的自決論者的立場下限,多和執政黨重疊的,並不比執政黨更靠近勤勞大眾。
在法理上爭「理」,並不是嚴酷的國際政治中的必要條件;一方可以提萬言的「自決有理論」,另一方也可以反提萬言的「自決無理論」。而理論能不能圓說,也沒有決定性作用。至於在形勢中爭「勢」,即使外表上的對峙都談不上。自決論者即使把所有的無形因素都納進去,還是奈何不了無情的現實!
■合理解決中國民族內部的對抗
然則,頂著清廷二百數十年、日本五十年、國府四十年的君臨歲月的台灣人,有人願望自決是罪嗎?當然不是!自決的願望確有其來由,因而不可忽視。但按史實和現實,再按前面所提的「成案」條件,此時在台灣設定「以中國為對象」的自決運動,明顯是一種錯誤。可能是上述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雙重錯誤。還有,在長期的抑鬱情態下,自決的口號雖富吸引力,但按理自決還不算是一個群體的最高善。這一點,執意者不應該把它刻意提昇過高。「自決」只是一種「過程」,一種「途徑」。自決的走向和群體的發展是否同步,這一點才是關鍵。當然,一個群體在無力自決的虛脫狀態下,將得不到任何發展的機會和發展的態勢,這也是真確的道理。
那麼,為台灣進步發展要通過甚麼樣的歷程才能獲得實現,取得其體展開的機會呢?愚意以為,按現實的有關諸項要件,唯有透過中國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合理解決。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
當人們平心靜氣檢討問題趨向時,相信都會達到一種共同的答案—中國必須統一!而當數百年來屢屢受過殘傷的台灣人民,做出這樣超脫性的智慧抉擇時,那將是我們民族史上叫人震撼的一刻,也將是千秋萬世後的人們所樂道的歷史光明的一項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