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分離主義批判

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杜繼平）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批判與再造》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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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的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自3月18日晚一些學生社團與社會團體佔領立法院，到3月30日發動十幾萬群眾遊行集會，與馬英九政權較量了十三天，仍陷於雙方僵持不下的狀態，暫時還無法落幕，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涵義已可判定。
反服貿運動之引起廣泛的注目，一是採取了看似激進的突襲攻佔立法院、行政院的手段，為舉世所罕見，一時之間，轟動台灣島內外；二是他們提出的主要訴求觸及了台灣政治、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三是站在第一線充當檯面人物的青年學生用清新的形象，妄自以代表台灣人民之姿發言，雖然這個運動背後有著龐大的社會與政治勢力的支持，他們只是馬前卒。
反服貿運動提出的主要口號是「退回服貿，捍衛民主」，把關乎經濟的服貿協議與屬於政治的民主問題掛鉤起來，在他們發表的「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中透露了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也附加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語言，企圖給自己塗抹上看似左翼的色彩，令不少人目眩神迷，或困惑，或附隨，然而，稍加追索，便可洞悉隱藏其後的是恐中、反中的非理性心理，主導整個運動的動因是反對兩岸統一的台灣自決意識。究其實際，這個運動既無知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也沒認清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這場抗爭與附從者的反應，可謂充分反映了台灣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集體心理與意識，很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探究竟，以揭露其貌似進步實則保守反動的本質。
以下就反服貿運動所涉及的經濟、政治、兩岸關係三個方面，分別評論。 繼續閱讀 →

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陳映真）

孫中山所奠定的國共合作體制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扶助中國工農階級，振興中華的政策，在1927年由國民黨聯合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軍事恐怖政變中破裂，屠殺、酷刑和囚禁了大量愛國知識份子、學生和共產黨人，並從此展開了長期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隨著世界抵抗法西斯軸心的戰爭之發展，迅速伸向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轉烈，美國在軍事、警察、反共情報作戰等方面和國民黨進行密切的合作，協助國民黨對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進行殘酷的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四川紅岩監獄，就是由美國與國民黨在特務、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組織——惡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問、囚禁和屠殺共產黨人、民主人士、愛國份子的大本營。 繼續閱讀 →

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年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陳映真）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銀正雄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了《墳地那裡來的鐘聲》﹐針對王拓的小說《墳地鐘聲》提出鄉土文學從“清新可人 ”﹑“純真”和“悲天憫人”“變質”為“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危險”﹐打響了從政治上﹑思想開攻擊鄉土文學的第一聲 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寧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諷刺鄉土文學“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其成氣候”。同月﹐王拓發表《是現實主義 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五月﹐王拓﹙以李拙為筆名﹚又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動向》﹐為台灣鄉土文學發展歷程和性質做了一番整理。同月﹐葉石濤發表《台 灣鄉土文學導論》﹐提出了他的日據台灣文學性質論。六月﹐陳映真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就教於葉石濤。七月﹐彭歌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連續專欄‘三三 草’中﹐刊出要儆戒“赤色思想滲透”的雜文多篇。同月﹐陳映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對戰後台灣當代文學的政治經濟學背景﹑性質和發展做了概 括。八月十七日開始﹐彭歌一連三天發表了對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長篇公開點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控訴台灣有人提倡中共的 “工農兵”文學﹐一時風聲鶴戾﹐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鎮壓達到了高潮。 繼續閱讀 →

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蓋棺論定葉石濤（曾健民）

在二○○八年，不管是對世界或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激變之年。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搖撼著戰後以來的美國霸權秩序，並繼續深遠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大陸則在川震後以及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包圍中，成功地舉辦了京奧，同時近三十年來急馳的開放改革列車也正面臨世界金融風暴的大考驗。而處於美中歷史巨浪交匯的蕞爾小島台灣，更處於動盪與激變之中，金融經濟問題自不待言，政治層面的變動更是二十年來未曾有過；上半年經歷了有驚無險的政黨輪替，接著下半年，貪腐的扁一家遭到偵辦和起訴，同時圍繞著兩岸和平與交流問題上前進與保守兩勢力爆發了嚴重的衝突，終至兩岸大三通實現。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分離主義的時代將步入歷史；兩岸關係將脫去六十年來世界冷戰的枷鎖。基本上，台灣將回到一九四九年的真實面貌。對台灣而言，二○○八年的重大歷史意義，就像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一九五○年是內戰和冷戰「雙戰年代」的起點、以及一九八七年是「解嚴和民主化」的開始一樣，它將是一個巨大變革時代的開端，新的歷史列車正開動著巨輪。然而，另一面，新舊時代的鬥爭也是激烈的，特別在意識型態文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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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面從腹背」還是機會主義？（石家駒[陳映真]）

邱士杰按：本文首先發表在2003年10月10日的《人間網》，並登載於人間出版社於同年12月出版的《告別革命文學？：兩岸文論史的反思》（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六）。

葉石濤有關台灣文學的議論﹐長期以來一貫自相矛盾﹐前言反對後語﹐論旨返覆無常﹐莫衷一是﹐從來沒有過始終貫通統一的主張﹑立場﹑觀點和思想。這些白字黑字﹑文獻皆在的論說﹐本來只能當兒戲文章﹐不值得研究推敲。無如由於兩個原因—即葉石濤當前已經成為既受台獨派權力的榮寵﹐儼然被台獨派台灣文學研究界奉為宗師﹐插旗成幟﹐更為日本右派支持台獨文論的學界百般獎掖。另一方面﹐開始於一九八○年初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新文學蔚然成風﹐長年以來﹐由於海峽隔斷﹐資料的蒐集不能全面﹐很容易受到葉石濤陽為“愛國主義”的許多說法所蒙蔽﹐再加上由於近年來大陸年輕學界自八○年代以來“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特殊學風的影響﹐少數一些不乏認真治學的學者﹐有意迴避“反對文學台獨”的“政策”﹐力圖在論說上另闢“自主”的研究蹊徑﹐馴至為反撥而反撥﹐在一定程度上揚喻葉石濤。 繼續閱讀 →

駁陳芳明再論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陳映真）

一﹑陳芳明台灣社會性質三階段論的破產

我和陳芳明論爭的緣起﹐是我針對陳芳明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一七八期﹐一九九九年八月﹚﹐就其“社會性質”論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期”﹐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即各階段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合﹐亦即社會生產方式﹙模式﹚的性質理論﹐提出徹底﹑系統的批評﹐是直到今日陳芳明所無力於提出系統性的回答的。而這是因為陳芳明完全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的知識之必然的結果。
我們一再說﹐陳芳明說的日據台灣社會性質是“殖民地社會”是不通之論﹐因為“殖民地”不是一種人類社會演化必由的一種生產方式。一個被殖民的社會﹐必須和其在殖民統治下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性質﹐例如封建或半封建經濟合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才能正確表述一個被殖民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即“社會性質”。陳芳明的回答是指責我“居然”不承認有“殖民地社會”﹐說我對日據台灣社會的性質規定“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由於我的“統派立場”﹐強以台灣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便使台灣社會和當時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中國大陸拉到一起﹗夾纏胡說﹐充份曝露了陳芳明對社會性質理論驚人的無知。 繼續閱讀 →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陳映真）

作者簡介：陈映真，男。原名陈永善，笔名陳映真、许南村，台湾省台北县莺歌镇人，台灣日據時期1937年11月8日生。知名作家、理論家，曾擔任人間雜誌發行人、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 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一、離奇的社會性質論

去秋，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發表了〈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月刊，一九九九年八月號），宣告他要以「後殖民史觀」去「建構台灣新文學史」，並進行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他主張「要建構一部台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他並且說，他在「建構」這部新的台灣新文學史時，要以「對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的性質」的問題之究明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陳芳明於是把結論說在前面。他認為台灣社會的總的性質是「殖民地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字，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

這就牽涉到關於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和殖民地社會理論了。小論的目的，只限於審視和批評陳芳明據以為台灣新文學「分期」之基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至於陳芳明依其台灣社會性質說所造成的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全面錯謬，則等待以後的機會加以批評。 繼續閱讀 →

台獨運動和新皇民主義──馬關割台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陳映真）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兒相聚，共同紀念百年前一場羞辱的戰敗後割台的慘痛與悲憤。但也是在今天，台北市有一群教授們、政客們和民族分裂主義者們，公開示威遊行，名目叫「馬關百年，告別中國」。這是日據下「皇民化運動」以來第一次公開的反華辱華，棄絕自己中國種姓的活動。它已經深刻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情感，彰明昭著地表現了台灣朝野反共、反華運動可恥的本質。
然而，這也絕不只是一小撮個別團體、組織的思想感情。歷史地看來，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各家各派，對待台灣日統下殖民地歷史、對於日、美帝國主義，素來是謳歌讚頌的。而這謳歌讚頌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占有台灣，使台灣得以和祖國分離。對於他們，凡是使台灣與中國分離的歷史過程及結果都是善的，反之則惡。 繼續閱讀 →

美夢與悲劇──懷念王育德兄兼憶二‧二八（林書揚）

1987年3月

1984年底我回台灣時，有位朋友說要給我接風，邀我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去吃飯。
三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重逢時彼此都已兩鬢飛霜，不覺相視默然，竟忘了寒暄。落座後才各問別後遭逢，人事滄桑，
以及一些共同朋友的近況。話到半途，他突然想起，說數月前去過一趟日本，見了王育德兄。
聽到這個名字，我一時覺得好感慨，我和育德兄已經近四十年沒見面了。他那白皙長身，一派斯文的形象，立刻浮現在眼前。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