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濟難運動

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陈明忠的思想轨迹 (邱士杰)

邱士杰(2021)。〈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PDF],《東方學刊》總第11期,页121-124。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而创立的“经济学说”。(2)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3)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4)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论文(5)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7)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9)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对陈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11)。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12)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本文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2)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3)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4)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5)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6)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7)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8)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9)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10)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12)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规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繼續閱讀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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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幾點問題意識 ——在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致詞(林書揚)

1997年2月
各位女士先生們,諸位今天從韓國、從日本、甚至遠從美國等地,不辭千里,來到台灣參加97 年台北國際研討會,本人代表台灣的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同仁,及所有關聯團體的同仁,向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由衷的歡迎和謝意。我們中國的儒教經典之一《論語》,開卷有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本人雖然萬萬不敢自比孔夫子,但這麼多的遠方異國朋友,因為志同道合而會聚台北,當然是一件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快事。更何況來賓都是極為難得的貴客,有名聞全球學界泰斗的權威學者,有少壯氣銳業蹟輝煌的研究者,有以匡世正風為志業的社會運動界的傑出人士,甚至宗教文化界的主要領導人士等,做為本地接待的一方,我們的興奮喜悅有多高、有多深,相知各位女士先生們都能體會得出。世紀末的台灣竟然出現這樣的盛事,是主客雙方共同努力的成就,實在值得同樂一番的。
其次,做為大會第一位發言者,本人認為首先應該針對本次研討會的由來和宗旨和各位與會者提出報告。不過有關這方面等一會將由籌備處的負責同仁再向大家做比較周嚴的報告,這裡暫且省略,本人將直接提出關於研討會的主題內涵的幾點意見,還請與會女士先生們多多指正。
本研討會的總題目是「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在題目上冠以「東亞」一詞的用意不在突出地理空間上的特定區域,而是要指出這是世界現代史中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受災區的基本事實。除了日本曾經一度以「中進資本主義」的籠統定位接受過經濟史家的理論審評外,韓國和台灣都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且同樣由雛型殖民地資本主義出發,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遞進中,因為有關要素的複合效果而定型為所謂的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種由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的演變過程,超越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傳統和國情上的差異因素,變成了傳統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解構性危機的伴隨現象,實際上則產生了維繫資本帝國主義在全球性主控體系的延命手段的作用。然則,這種二戰後的所謂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質究竟包括哪些特徵呢?下面請容許本人表示幾點個人意見。
首先,是形式上尚擁有虛化了的獨立主權,但實質上則是一個依附外國強權的附庸地位。其次,是依賴境外經濟強權的掠奪性投資,在資本循環、擴大再生產的總過程中必須在幾項關鍵性環節上忍受不平等交換。最後,因上述政治經濟領域的被動和受制關係而在內部結構上產生了畸形扭變,在整體發展上持續著落後位置。質言之,附屬性、畸形性、落後性,正是新殖民地社會的歷史性格。我們也想像得到,如此的歷史性格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權結構或政權本質。本人認為,最大的關鍵恐怕是落後地區的有限近代化,非如先進國家那般的自主性—亦即正常性的發展結果,而是在外來的強勢壓力下的被動性的變革。它的內在結構的變化非出於內在機制完整的揚棄過程。如此則,資本主義原有的發展原理已經喪失了活力,對前資本主義的舊經濟因素或封建性土地關係的遺留物的消除方面顯得力有未逮,新生的經濟關係多屬移植型性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表現在社會構造上,階級分化遲緩不明,新舊關係雜陳,社會心理混沌,政權基礎危弱,政權本質易趨反動。這種政權,是脆弱性和高壓性的惡性混合。因其基礎不穩,唯有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而因其施政手段高壓橫暴,民心愈行遠離、愈見脆弱。國家權力一旦掌握在這樣的政權手中,在缺少正規的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乃變成世上最大的恐怖實體。凡批評者反對者,都會變成恐怖政治下的犧牲品。
自1950 年代到90 年代,歷經半個世紀的動亂激盪,台灣也好,韓國也好,其他國家區域也一樣,「東亞」這個地理空間,何嘗不是這一類歷史性的苦難和傷痛的象徵地,甚至同義語呢!回顧50 年代至60 年代之間,韓國李承晚政權、台灣蔣介石政權、菲律賓麥格塞塞政權、越南吳廷琰政權、高棉龍諾政權、泰國他農政權等等,這些統治者無一能真正代表人民,無一能為國家的前途去清除進步的障礙,扶育進步的種子,他們始終堅持的是一己一黨的利益權益,始終反對的是人民自發的革新運動。尤其韓國和台灣,反動政權在內戰中本已瀕臨潰滅,革新卻投身為美國的反共馬前卒,不惜分裂祖國,藉外力蹂躪同胞,把反內戰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視為寇讎,連連發動軍事肅清。在那種恐怖風暴席捲千萬人民的身家生命的時期中,除了不計其數的懷有理想目標的人民身受摧殘外,有時也出現受激發的民怨的怒濤淹沒了一個權力結構體的事例。說得上同胞相殘以血洗血的慘劇,令人不忍回首。
然則,所謂基礎手段高壓的落後地區政權,何以尚有多數竟能渡過人民抗暴的衝擊而茍延下去?理由不外這些極端缺乏民意基礎的政權,大都已經被收編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性冷戰戰略布置圖中的某一據點地位,而能享受到一定實效的被保護權。至此,我們應該對研討會總題目中繼「東亞」一詞出現的「冷戰」兩個字稍加審視。這一句二戰後的造語,其所內含的意義不外指不以通常的攻防武器實際交火,而只在政略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思想戰的總稱。這種冷戰態勢的形成有如下的一些因素—二戰戰況的慘痛記憶猶新,厭戰心理普遍,新出現的核武的破壞力帶來的世界末日的濃重恐懼感等,都產生了阻擋大規模熱戰的強烈戒心。再加上美蘇兩超強通過連年的核武競賽而達成的所謂的「恐怖平衡」概念,促成了不以主動出擊,而以承受攻擊後的反擊系統為主的戰爭指導觀念等,尚能抑制大規模熱戰的爆發。
然而如此深重的厭戰避戰心理下,為何全球各地多次的反戰和平運動還不能從根拔除所有的對抗因子,連冷戰的對立結構也從根克除,走向永世和平呢?至此我們發現,那些國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的矛盾,有的可以透過「談判代替對抗」加以解除,而有的則很難消除。那些政治領域或經濟領域的衝突因子,若單純屬於歷史遺留的糾紛或局部利益的一時相背等,還能經歷耐心的努力找出妥協點來解決。但若事關美蘇國家利益的衝突或東西兩大集團的共同衝擊上的矛盾,則往往變成了永續性的懸案甚至時而引發出外緣部分的短暫的軍事衝突。其實冷戰並非所有熱戰的否定,而只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由於安全和發展策略的針鋒相對性所帶動出來的持續性對抗局面,被抑制在全面武力衝突的極限以下的,所謂的「爭而不戰」的狀態。美國為了圍堵歐亞心臟部分的擴張聲勢,自50 年代起廣建區域性反共聯盟,而在創建過程中為了充實聯盟力量,常常對各區域的執政當權派施以籠絡。美國要求於加盟國家者並非該政權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是執政的實際能力和效果。而就各該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在美國保護下無異取得了最強大的支持力量,似乎足以彌補原來的脆弱體質。但犧牲了國家民族的主體性或自主權換來了受保護權後,那些原本就具有反動保守性的政權對治下人民往往更加地有恃無恐,一味加強片面高壓,甚至不顧最低的民主守則,非法對內發動國家強權。一個政府敢於以非法手段對付人民:它必須具備著相當的情況把握力,否則那種赤裸裸的暴舉無異於政權的自殺行為。但一個加盟國或在雙邊安全協定下的國家,只要妥為遵守或配合美國政
策,善盡條約義務,其對內暴舉也能受到美國的免責對待。甚至在內部政情緊張的時刻還可以受到及時的援助。如此則,一個不義而有力的政權,慣於接受美國式的反共價值觀,遵奉「反共有理殺戮無罪」的帝國主義戰爭原則,視人民為敵人,施以恐怖攻擊,濫用國家安全的名義逕行蹂躪人民的基本人權。我們發現,冷戰中在東亞區域多處出現的,政府殘民的大量慘案,在背後因素方面可以說如出一轍,總不外潛藏的美國立場的,或直接或間接的默契和影響。
推論至此,本人認為對國家暴力和基本人權的關係問題,也應該做一點深入的追究。所謂的國家暴力,是國家權力的最後憑據,也是國家組織體的最後本質。我們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組織中擁有特定的成員位置,日常承受著各種名稱的外在強制或壓力。其中最大最強的一項便是來自國家公權的政治性強制。它的極致性發揮,足以直接否定或抹殺一個或一群人的生存權。國家聚合個體形成具有一定內在關係的群體,在建構和維繫的過程中,它具有至高的統制和操控力,是非情的,甚至是絕情的。從這個側面來看,國家說得上是個人最大的壓力源。然而我們若以歷史演進的觀點,而不是從超歷史的純理念觀點來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我們可能會達到幾點基本性認識。首先,做為國家社會的成員的個人,不是生物學範疇的自然人。而是群體內在關係的多重匯聚者,也就是社會人。因而我們視為附屬於個人的所謂的基本人權,也不單是自然人的本能層次的慾求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人在社會關係中應該自我肯定,相互尊重,以集體意志來加以保障的基本權。論其實質不外個人在群體中的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唯有這種保障才是歷史進化中國家存立的道德要件。也唯有這種保障功能的堅持,才能使國家的存在免於被認定為絕對惡。
然而,歷史地看國家和人權問題,當群體組織中因含有階級矛盾而人民處在由不同的階級地位所產生的,個人生活基本條件上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即使在法理形式上有平等的人權規定,那也不過是內容空洞的,名目上的人權而已。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內在結構中包含著階級對立的制度後,優位階級對劣位階級的機能性剝削和政治性掠奪,根本上就否定了任何具有實質內涵的人權的存在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中出現的人權宣言十七條中,有經濟性訴求,有政治性訴求,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的訴求。但顯然以屬於經濟權方面的財產權為重心。實際上我們不難想像,一位不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社會成員能享受多少人權保障。
從同樣的視角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倘若是一種強國主控的情況,亦即帝國主義霸權的支配體制下,受制的弱國連主權獨立都遭到侵犯,其人民的基本人權云,無異是一片癡說而已。總之,國家內部的階級剝削機制和出現其延長線上的國際間的侵略行為,是一切政治悲劇的主要源頭。而國家的暴力機器便是剝削和侵略的最後手段。
當國家機器掌握在一己一家一黨一階級的私利追求者的手中時,國家權力將是一項極為可怕的反動事物。人民的自衛行為也常常遭到懲罰,甚至任意的摧殘。為了避免如此的悲劇叢生,一般的民主國家都規定,任何一項國家功能都必須在廣泛的人民授權基礎上進行。當然,世界上的絕對君主國早已絕跡,所謂主權在民的國家觀已經是一項普遍性通則。但徒具形式的虛假的人民授權,短視的利益交換式的人民授權,威嚇下煽動下的人民授權,金權連作下的人民授權等,何其風行,何其暢行!而通過這種「形式民主」的授權過程取得執政機會的政府,在其深層的意識結構中還存有幾分為人民為社會的真誠意願?一旦政權基礎搖動,權柄發生危機,當尋常的議會民主的政黨制度已不足以穩住局勢時,將是國家暴力的超法令超規章的發動,則所謂的白色恐怖全面展開的時期。這是曾經襲擊過30 年代德、日、意等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大風潮,以及數十年來亞、非、拉後進地區接連不斷的政情激盪衝突不停,人民流離的結構性原因所在。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沈痛指出。一個隨時準備動用國家暴力的最後手段的政權,平日除了壓制機器外另有思想意識領域的控制系統,對部分群眾的認識態度產生一定的影響。如人民反暴政的舉發和批判運動,往往遇到來自民間反共心理的抵制,或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反諷。部分「輿論」還會提一些道德相對論來混淆是非。針對諸如要求追究歷史真相,剖析壓迫實態,呼籲民眾多關心被掩埋的政府罪惡記錄,提高人民對手握國家權力者的戒心等人民自發性運動,常常造成阻礙。我們只有以耐心、毅力和超越國界的人民連帶,來逐漸建立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批判制度。像經常性的舉發惡質化的國家權力裝置,特別對人民現實生活中所造成的具體惡果不斷加以揭發,這些都是運動的初步目標。只要我們各自在生活中維持清晰的問題意識而勤於互相交換互相支援聯合行動共同努力,不日提昇運動的層次,還是做得到,並非夢想。本屆台北「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舉辦意義在此。謝謝各位長時間的聆聽。希望各位異國來賓有一趟愉快的台北之旅!
出處:《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p.155。人間出版社,2010。

五○年代白色恐怖原住民受難者代表Watan Tagna[林昭明]在2013年馬場町秋祭上的致辭

Watan Tagna,台灣泰雅族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顧問。1952年8月16日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被捕,遭判15年。

林昭明先生(圖右)與韓國政治受難人徐勝先生(圖左)在2013年馬場町秋祭上的合影。

林昭明先生(圖右)與韓國政治受難人徐勝先生(圖左)在2013年馬場町秋祭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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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諜 』的女兒: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許孟祥)

2012年8月5日,時令正值農民曆上說的季夏荔月。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的台北盆地,一如常年地活像火爐那般炎熱、暑溽難耐。
而就在這麼一個平凡不過的星期天下午,一通彷如穿越時空60年的電話,打到了小楊位於台北永和的家中。電話那頭輾轉從彼岸大陸捎來的信息讓她訝然地怎麼也不敢輕易相信。
這通來自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電話,告訴了小楊,有關他身世中的未解之謎──一個他從未回到過的「故鄉」,以及彼此尋訪數十年無所獲的哥哥,終於在多年的苦尋下,輾轉託人從廣東、香港一路找到了位在台灣台北近郊六張犁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墳塚。 繼續閱讀

郭明哲:不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沒有良心的人

民族〔解放〕之外,一定要打倒資本主義,人才可以得到解放。而且念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有一種狂妄的想法:不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沒有良心的人。

──郭明哲

藍博洲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郭明哲。郭明哲,一九二三年生,一九五零年被捕,判刑十五年。

青春,燃燒在戰鬥的原野

青年時代的馮守娥老師

青年時代的馮守娥老師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

如果说歌如人生,那么属于冯守娥的主题歌不只一首,有时是独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重唱,每一首都是以生命的音符串成……
启蒙
冯守娥出生于1930年台湾省宜兰县冬山乡旧称奇武荖的小农村,幸父亲坚持无论男孩女孩都要自己养育,并一视同仁地细心教导,父亲改变了冯守娥的命运,也成为她生命的启蒙者。 繼續閱讀

台灣糖的滋味:一個外省學生的台灣經驗(路統信口述,藍博洲記錄)

〈前言:苦澀的糖〉
藍博洲
幾百年來,中國大陸的漢族農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一波又一波地從閩、粵沿海移民來台,譜寫了一頁頁血淚交纖的台灣開發史。一九四九年,隨非國民黨政府內戰的失敗,最後一批大陸移民集體來台:台灣社會的族群構造於是有了更為複雜的內容,並且人為地產生新的族群間題,至今未能合理地解決。
然而,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隨著殖民地台灣的復歸中國,已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各省青年,慕「寶島」之名,隻身渡海來台求學;並且在兩岸對斷的歷史大變局下,成為台灣的「新住民」。他們的歷史經驗也為「唐山過台灣」的台灣史,增添了新的內容。
路統信,河南人,因為小學課本上─篇〈台灣糖〉的課文而認識到殖民地台灣的存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他無懼於「二二八事件」後本省民眾可能「排外」的心理威脅,毅然隻身來台,投考台大哲學系。一九五○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席捲全島各地,他因為曾經參加學生社團「耕耘社」,而於暑假時期的七月卄八日,在台大學生宿舍被捕,處刑十年。
對他來說,原本「甜津津」的台灣糖的滋味.竟是苦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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