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21)。〈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PDF]，《東方學刊》總第11期，页121-124。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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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而创立的“经济学说”。（2）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3）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4）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论文（5）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7）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9）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对陈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11）。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12）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本文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2)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3)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4)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5)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6)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7)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8)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9)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10)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12)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