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3期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规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繼續閱讀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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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簡論(林書揚)

一.語原與歷史;“帝國主義“一辭,出自古代史中帝制羅馬的“皇帝國家“(“imperium“)。指在羅馬軍團的武力征服下以羅馬法為基礎建制而成的統治領域稱為皇帝國家。而以組織,維持,並強化此等往往包括多種異民族異疆域的“皇帝國家“為目的的國家活動,當時被概稱為“帝國主義“。 繼續閱讀

美國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的本質(이수갑李壽甲)

AWC韓國實行委員會共同代表 李壽甲先生
「美‧日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及配套法案於1999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日本國會立法通過。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者於1997年九月二十三日簽署的條約,主要目的在於計劃性地製造、擴大韓半島與台灣海峽事態,促發戰爭,進而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並透過戰爭在以中國為首的全亞洲地區建立經濟的、軍事的支配霸權,在亞洲建立類似NATO的武力支配。
過去帝國主義發動大東亞戰爭,並將之擴大為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慘禍,如此的歷史事實,正是理解新安保合作指針的本質的重要參考。
1905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Daft–桂太郎秘密協定中約定,美國侵略佔領菲律賓;日本佔領朝鮮,實施殖民統治。在此秘密協定的計劃性的戰爭策動下,戰爭擴大到整個亞洲。而現今的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正是昔日的翻版。這次的合作指針在日本國會立法化的過程中,日本極右侵略主義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即用簡單一句話明白指出合作指針的要旨:日本自衛隊不應只負責防衛,更應該直接介入戰爭。此話的意思內含著只要日本認為有必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發動戰爭。
美國與日本可以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基準,隨意惡化周邊情勢。而且,已經從各方面證實美日帝國主義只要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隨時都有可能發動主動攻擊。
另外,美日帝國主義無視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以軍事力量強制禁止北韓製造飛彈。
美帝擬定的「5027作戰計劃」正是壓迫北韓的手段,一旦北韓不順應美帝的要求,美帝即可能展開軍事攻擊。
美國為了執行其「5027作戰計劃」,需要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而此時需要的一連措失即是日本的周邊事態法的立法化、加強韓美日軍事共助體制,成立戰時聯合心理戰司令部(CPOTF)、建立地區飛彈防禦體制(TMD)等。
另外,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的計劃,還包括99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四日止的RS01戰爭訓練–第二「團隊訓練」。
其第一階段就是,將美軍武力結集於南北韓的周邊地帶,封鎖北韓的上空、海域國境等,正式展開對北韓的制裁。
第二階段:武力打擊階段。利用龐大的野戰炮兵、戰鬥機、巡航艦隊、誘導武器等,在北韓全區進行武力壓制。
第三階段:地面攻擊作戰階段。在北韓的東西海岸進行大規模的登陸計劃,在陸地方面,實行對平壤的包圍計劃,並佔領至清川江境界。
第四階段:擴大戰爭成果階段。佔領清川江以北的北韓全域,完成滅共統一,置北韓於南韓支配之下。以上即是作為美帝戰爭策動計劃、先制攻擊的「5027計劃」先發攻擊。而且,這也是在南韓公然提出的四–五月危機的依據。
在美軍如此的韓半島支配軍事計劃中,日本自衛隊將會提供積極的支援。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選定了距離韓半島最近的日本九州基地(岩國、熊本),測定國內假想距離,據此在沖繩基地進行了數次海軍陸戰隊訓練與登陸作戰訓練。
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與其相關法案的要旨,一是將日本軍隊的活動範圍延伸到日本領土外圍,另一是讓民間企業、機場、港口等設施在必要時得隨時提供軍事作戰之用,並讓地方自治政府在周邊事態發生時也支援軍事行動。
事實上自衛隊已經不再是自衛的軍隊,我們應該將之規定為侵略軍,才能正確地掌握其本質。
日本防衛廳定義的六種周邊事態類型如下:一、日本周邊發生武力紛爭時。二、周邊地區即將面臨武力紛爭時。三、因政治體制的混亂可能會造成難民潮湧入日本的現象時。四、某國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破壞和平而需採取制裁手段時。五、周邊國的內亂、內戰對外擴大之時。六、周邊地區的武力紛爭雖已平息,但無法恢復秩序時,等等。
另外,日本外長高村正彥曾於二月十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表示,周邊國的內戰、軍事政變、政變等,也可以列入「周邊事態」。
根據駐韓美軍作戰計劃,「5027計劃」是明白的先發攻擊計劃。但在日本的周邊事態例示項目中,可以發現它竟被列為可發展為對日本的直接武力攻擊的項目,也就是被視為有事事態,因而日本軍的動員被視為理所當然。
若根據上述的有事事態的概念,日本無視於周邊國的主權,直接干預周邊國內政的侵略行為,在日本國內被合理化、合法化。而且,日本可以計劃性的製造所謂的周邊事態。而周邊的第一優先目標就是韓半島。美日帝國主義又無視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即台灣屬於中國之一部份,干涉中國內政,製造紛爭等,從而將中國也納入其周邊事態的對象。
對於上述美日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企圖以武力支配韓半島、中國以致整個亞洲的計劃,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全亞洲的人民必需團結一體,揭穿陰謀,追求平和,才是全球人民真正的使命。
而當前的實踐課題,即是驅逐所有駐屯在亞洲的美軍、逼使日本廢除周邊事態法、加強要求日本地方自治政府拒絕合作的運動、加強日本的和平憲法守護運動、加強大東亞戰爭犯罪行為全面公開運動、加強日本的戰犯處理促求運動、加強韓國內的美日軍事合作反對運動、要求韓國將停戰協定改為平和協定並加強美軍撤離運動、推動南北韓民族和解並加強民族統一運動、展開南北韓民族共同參與的要求戰犯處理、戰後處理的抗日鬥爭等。最後,懇切期望全亞洲的人民,團結一體,加強反帝國主義鬥爭。

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行動共識

1999年7月26日到28日,台灣的勞動黨邀請了來自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同志們和朋友們,召開了「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來紀念她創立十週年之慶。
三天來熱情洋溢,真摯而認真的研討,會議對於(1)帝國主義全球化和亞洲金融危機問題;(2)美日新的、帝國主義的軍事同盟和擴張主義問題,特別是關於日美安保修訂及新指針、菲律賓軍事參訪協定以及東北亞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問題;(3)韓國和台灣海峽兩岸在帝國主義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的問題,以及(4) 反帝人民運動在各地成長的現況,進行了廣泛、深入而極富於啟發的討論和相互學習。
I. 會議的內容和成果
就帝國主義全球化和亞洲金融危機問題,會議思考了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帝國主義本質,理解到金融危機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包的矛盾向全球規模的擴大,批判地認識到西方「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論是造成經濟主權喪失,失業率上升,民族工業被國際獨占資本併購和私有化,貧富差距擴大化等苦難的根源。
就美國和美日新的、帝國主義軍事同盟和擴張政策,會議以高度的警覺,分析和批判了美國所炮製的「美菲軍事訪問協定」(VFA)將菲律賓重新變成戰爭基地,嚴重踐踏菲律賓政治、軍事、社會獨立的本質,分析和批判了「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和TMD體系的美日新軍事同盟,妄圖美日聯手制霸全亞洲的陰暗本質。會議深切認識到這些新的軍事協定,新的軍事同盟建立在煽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惡魔化」(demonization)宣傳和民族歧視、民族仇恨之上,並且企圖在後冷戰時代重新把亞洲變成美日帝國主義的戰爭基地。
就帝國主義干涉下的民族分斷的歷史,會議認識到韓國和臺海兩岸的民族分斷是美日帝國主義干涉的一個結果,幾十年來,造成兩地民族對峙,同胞相殘的悲劇;認識到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TMD體制,是對兩地民族和解與統一運動的粗暴、放膽的干預和威脅。會議認識到,韓國和中國的民族分斷,是美日帝國主義用來擴張其軍事體系,推銷昂貴武器裝備、壓抑境內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和追求公平與獨立的人民運動的藉口。
就印尼和馬來西亞成長中的人民運動,會議以無比的、同志的關切聽取了印尼和馬來西亞同志深入而富有教育意義的報告,對躍升中的印尼、馬來西亞的人民運動有了初步的理解,增進了對印尼和馬來西亞人民連帶和共同鬥爭的思想和感情。
II. 各國/地區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聲明
菲律賓
1. 拋棄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譴責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核准了這項可憎、片面、繁重且不平等的條約
VFA是美國軍械庫中新增的不平等協定,而此片面的聯盟,則意味著不只是在菲律賓,且總的來說,是在整個亞太平洋地區,強加其軍事霸權。
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是一可憎、片面、繁重且不平等的條約,它嘲弄了菲律賓的主權,且將菲律賓人民暴露在致命的危險之下。這項協定假借增強國家與美國間在防禦與安全上的聯盟為理由,事實上則是增強了美國遍及整個群島的霸權,並因而增強了其在亞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地位。這項協定以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為藉口,卻實際上用來增強新殖民政府的力量,使用一系列法西斯手段來對付反對帝國主義的團體及人民,以確保其反人民經濟計劃的執行。
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即便以「中國入侵」的威脅做幌子,但它其實只是美國帝國主義為保衛其在此地區經濟與政治利益所進行軍事部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允許壟斷公司與銀行完全榨乾當地經濟的狀況發生;只要對美日帝國主義的奇想唯命是從,即便是專制的政府它們也會視而不見。這就是我們人民不需要的,所謂的穩定。我們應該拋棄並廢除像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這種只強化不公及剝削的新世界秩序。
2. 堅決高舉菲律賓的人權,制止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惡質的軍事行動和鎮壓手段
美日軍國主義反映在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的軍事化傾向上。這個政權其實是恢復了馬可仕當年法西斯式的腐敗統治。密集的反暴亂軍事行動,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掃射、騷擾等行為,已造成菲律賓農村大量人民社區瓦解,流離失所。人民的政治和公民自由,如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遭到了打擊。一系列新的法令(即國民身分證制度、無搜索票逮捕權的擴大、反恐怖即及反犯罪條例)都在強化警察及軍隊對進步人民的鎮壓。
3.反對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和其他帝國主義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計劃,取消菲律賓的債務
帝國主義者通常透過國際金融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多邊貿易協定(即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會)來施行整套經濟政策,它造成了菲律賓及許多亞洲國家人民大量失業、降低了收入、購買力和生產力的破壞。特別是菲律賓所借的570億美元外債,大部分都不利於人民,只是繼續成為國家的巨大負擔,使國家更不發展,迭受壓迫。
4.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千禧年回合的帝國主義日程,將農業排除在世界貿易組織之外
世界貿易組織正在對現有的協定重新審查,一般將此稱為「千禧年回合」。這個重審將會產生新的法令,一般地強化跨國∕多國公司對各國經濟的支配力量。這些法令的剝削程度將甚於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因為它們將給予外國資本超越本土資本與資源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好處。受影響的範圍包括農業、智慧財產權、服務業(TRIPs/TRIMs)。基本上,帝國主義者要用世貿組織來把許多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所草擬的多邊投資協定(MAI)條款強加在全球經濟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協定所涉及到的農業方面對菲律賓的農民將造成很大的影響。
5. 加強菲律賓及亞洲的反帝人民運動
菲律賓和亞洲的人民反帝運動急需加強。為此,菲律賓同志必須努力針對工人、農民和所有進步的、民主的勢力進行鼓動、組織與動員,以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地合作者的民族解放奮戰。特別要加強各國及各地區學運與工運的進一步發展。這兩個部門在亞洲與世界的反帝及民族解放鬥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必須更有力地發展跨越國界的人民團結。
日本
1. 今天,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建立軍隊,剝奪工人的基本權利,鎮壓人民運動,強化它對教育制度的控制,並按美國的安全戰略路線所設想的侵略戰爭,有計劃地動員所有人民和物資。
2. 1998年5月日本國會在美日帝國主義的聯手推動下通過了新指針法案,這個法案使得日本軍隊可以和美國軍隊在包括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在內的亞太地區實行猖獗的聯合軍事行動。
3. 日本帝國主義也正計劃在這次國會會期間通過不利於人民的各種法案,如《組織犯罪法案》,它使得警察的電話錄音合法化;修改了《勞動基準法》和《公務人員法》以及《國旗與國歌法案》,這項法案將「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曲確定為日本的國旗和國歌。
4. 我們要在國會通過日美新指針的相關法案之後,在全國各地與自治團體聯合推動鬥爭去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美日帝國主義的強制軍事協力要求、強化軍事基地及軍事演習。我們要和亞洲人民團結起來停止日本對亞洲的再侵略。
韓國
1. 要求金大中政府
停止缺乏對北(韓)政策的統一政策;實行內含對北政策的統一政策。
停止與美日新帝國主義的合作,推動南北韓的合作互助。
向西海岸交戰中死亡的士兵表明遺憾之意,並建立一套可以防止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的制度,以及恢復包括金剛山旅遊在內的一切對北事業。
停止過度世界化與從屬性的新自由主義,推動自主、自立的政策。
廢除國家保安法,撤回(司法機構對)韓總聯、泛民聯的「利敵團體」界定,立即釋放被捕者,並給予赦免及復權。
加入「對人地雷禁止合約」。
2.要求美國、日本
廢除北韓殲滅計劃-「OPLAND-5027」,保障北韓的生存權。
完全履行1994年10月21日簽訂的「北(韓)美協定」,並簽訂和平協約以消除韓半島的緊張情勢。
還我戰時作戰指揮權,撤離駐韓美軍﹗
日本應立即撤回對北韓的敵對政策,進而與北韓建立邦交關係。日本應立即支付對北韓的正當賠償。
立即停止在韓半島進行所有軍事訓練﹗
印尼
美日帝國主義長年以來利用其強勢的文化意識型態分化印尼各民族的團結,擴大印尼各民族間的矛盾,以保障其在印尼的獨占利益。為此,印尼人民在開展人民運動的同時,應確立印尼文化的主體性,擺脫帝國主義的文化宰制,並應和亞洲各受壓迫、宰制和控制的民族透過召開亞洲人民反帝文化會議的方式,共同凝聚被壓迫人民的文化主體性。
支持東帝汶自決宣言(印尼、馬來西亞)
由於帝國主義延遲東帝汶的自決投票而使得情況變得不穩定。由印尼軍方(TNI)所支持的擁護統一的民兵一直在干擾這個在聯合國東帝汶援助使節團協調下的選舉。民兵還攻擊協助帝汶人民的人道派遣團。
軍方對擁統民兵的支持證明了他們害怕東帝汶萬一獨立,他們廿三年來在東帝汶的惡行就要被公諸於世。
考慮到東帝汶人民的自決權利及其反對1975年以來在美、英、德等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下軍方的鎮壓與印尼的殖民統治的抵抗與鬥爭,我們現在要求印尼軍方停止支持擁統民兵並解除武裝,並要求印尼軍方與政府尊重東帝汶人民的自決。
台灣
1. 我們認為: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支持和煽動的、在台灣的民族分裂主義,是當前台灣反帝運動最迫切、最核心的任務。台灣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運動,籲求亞洲各民族人民運動的理解與支持。
2. 我們認為: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菲美軍事訪問協定、美軍事基地和TMD體制,是美日帝國主義製造反中國、反北韓輿論基礎上,武裝威嚇亞洲人民,企圖制霸亞洲,干預韓半島和中國的民族統一的體制。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韓兩國人民,要和亞洲其他各國各民族人民形成反對美日帝國主義軍事措施的堅強連帶,共同奮鬥。
3. 我們反對把台灣變成美帝國主義附屬地的《台灣關係法》。美帝國主義進一步利用該法,恣意向台灣販售高額強殺傷破壞性武器,煽動兩岸軍事對立,製造兩岸民族相仇,並且從中獲取巨大利益。
4. 我們要求李登輝政府收回企圖使兩岸分裂永久化的「兩岸兩國論」,重新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恢復兩岸正常溝通機制,逐步增進民族和解,重建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
III. 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超國境的團結鬥爭
三天的會議在與會各國和地區的同志和朋友之間形成和發展了堅強而熱情的團結,進一步深化了對於美日帝國主義是亞洲人民共同之敵的認識;迫切感受到亞洲人民必須以堅強的連帶基礎上的共同行動,對美日帝國主義進行永不妥協的鬥爭。欲達到此目的,會議深切地認識到早日建立跨國界的團結,為亞洲的和平與發展,採取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而今年11月AWC的國際幹事會議(CCB)將全面參照這三天會議中各國和地區所提出的要求與提案,制定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共同行動綱領。

關於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幾點問題意識 ——在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致詞(林書揚)

1997年2月
各位女士先生們,諸位今天從韓國、從日本、甚至遠從美國等地,不辭千里,來到台灣參加97 年台北國際研討會,本人代表台灣的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同仁,及所有關聯團體的同仁,向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由衷的歡迎和謝意。我們中國的儒教經典之一《論語》,開卷有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本人雖然萬萬不敢自比孔夫子,但這麼多的遠方異國朋友,因為志同道合而會聚台北,當然是一件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快事。更何況來賓都是極為難得的貴客,有名聞全球學界泰斗的權威學者,有少壯氣銳業蹟輝煌的研究者,有以匡世正風為志業的社會運動界的傑出人士,甚至宗教文化界的主要領導人士等,做為本地接待的一方,我們的興奮喜悅有多高、有多深,相知各位女士先生們都能體會得出。世紀末的台灣竟然出現這樣的盛事,是主客雙方共同努力的成就,實在值得同樂一番的。
其次,做為大會第一位發言者,本人認為首先應該針對本次研討會的由來和宗旨和各位與會者提出報告。不過有關這方面等一會將由籌備處的負責同仁再向大家做比較周嚴的報告,這裡暫且省略,本人將直接提出關於研討會的主題內涵的幾點意見,還請與會女士先生們多多指正。
本研討會的總題目是「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在題目上冠以「東亞」一詞的用意不在突出地理空間上的特定區域,而是要指出這是世界現代史中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受災區的基本事實。除了日本曾經一度以「中進資本主義」的籠統定位接受過經濟史家的理論審評外,韓國和台灣都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且同樣由雛型殖民地資本主義出發,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遞進中,因為有關要素的複合效果而定型為所謂的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種由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的演變過程,超越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傳統和國情上的差異因素,變成了傳統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解構性危機的伴隨現象,實際上則產生了維繫資本帝國主義在全球性主控體系的延命手段的作用。然則,這種二戰後的所謂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質究竟包括哪些特徵呢?下面請容許本人表示幾點個人意見。
首先,是形式上尚擁有虛化了的獨立主權,但實質上則是一個依附外國強權的附庸地位。其次,是依賴境外經濟強權的掠奪性投資,在資本循環、擴大再生產的總過程中必須在幾項關鍵性環節上忍受不平等交換。最後,因上述政治經濟領域的被動和受制關係而在內部結構上產生了畸形扭變,在整體發展上持續著落後位置。質言之,附屬性、畸形性、落後性,正是新殖民地社會的歷史性格。我們也想像得到,如此的歷史性格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權結構或政權本質。本人認為,最大的關鍵恐怕是落後地區的有限近代化,非如先進國家那般的自主性—亦即正常性的發展結果,而是在外來的強勢壓力下的被動性的變革。它的內在結構的變化非出於內在機制完整的揚棄過程。如此則,資本主義原有的發展原理已經喪失了活力,對前資本主義的舊經濟因素或封建性土地關係的遺留物的消除方面顯得力有未逮,新生的經濟關係多屬移植型性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表現在社會構造上,階級分化遲緩不明,新舊關係雜陳,社會心理混沌,政權基礎危弱,政權本質易趨反動。這種政權,是脆弱性和高壓性的惡性混合。因其基礎不穩,唯有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而因其施政手段高壓橫暴,民心愈行遠離、愈見脆弱。國家權力一旦掌握在這樣的政權手中,在缺少正規的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乃變成世上最大的恐怖實體。凡批評者反對者,都會變成恐怖政治下的犧牲品。
自1950 年代到90 年代,歷經半個世紀的動亂激盪,台灣也好,韓國也好,其他國家區域也一樣,「東亞」這個地理空間,何嘗不是這一類歷史性的苦難和傷痛的象徵地,甚至同義語呢!回顧50 年代至60 年代之間,韓國李承晚政權、台灣蔣介石政權、菲律賓麥格塞塞政權、越南吳廷琰政權、高棉龍諾政權、泰國他農政權等等,這些統治者無一能真正代表人民,無一能為國家的前途去清除進步的障礙,扶育進步的種子,他們始終堅持的是一己一黨的利益權益,始終反對的是人民自發的革新運動。尤其韓國和台灣,反動政權在內戰中本已瀕臨潰滅,革新卻投身為美國的反共馬前卒,不惜分裂祖國,藉外力蹂躪同胞,把反內戰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視為寇讎,連連發動軍事肅清。在那種恐怖風暴席捲千萬人民的身家生命的時期中,除了不計其數的懷有理想目標的人民身受摧殘外,有時也出現受激發的民怨的怒濤淹沒了一個權力結構體的事例。說得上同胞相殘以血洗血的慘劇,令人不忍回首。
然則,所謂基礎手段高壓的落後地區政權,何以尚有多數竟能渡過人民抗暴的衝擊而茍延下去?理由不外這些極端缺乏民意基礎的政權,大都已經被收編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性冷戰戰略布置圖中的某一據點地位,而能享受到一定實效的被保護權。至此,我們應該對研討會總題目中繼「東亞」一詞出現的「冷戰」兩個字稍加審視。這一句二戰後的造語,其所內含的意義不外指不以通常的攻防武器實際交火,而只在政略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思想戰的總稱。這種冷戰態勢的形成有如下的一些因素—二戰戰況的慘痛記憶猶新,厭戰心理普遍,新出現的核武的破壞力帶來的世界末日的濃重恐懼感等,都產生了阻擋大規模熱戰的強烈戒心。再加上美蘇兩超強通過連年的核武競賽而達成的所謂的「恐怖平衡」概念,促成了不以主動出擊,而以承受攻擊後的反擊系統為主的戰爭指導觀念等,尚能抑制大規模熱戰的爆發。
然而如此深重的厭戰避戰心理下,為何全球各地多次的反戰和平運動還不能從根拔除所有的對抗因子,連冷戰的對立結構也從根克除,走向永世和平呢?至此我們發現,那些國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的矛盾,有的可以透過「談判代替對抗」加以解除,而有的則很難消除。那些政治領域或經濟領域的衝突因子,若單純屬於歷史遺留的糾紛或局部利益的一時相背等,還能經歷耐心的努力找出妥協點來解決。但若事關美蘇國家利益的衝突或東西兩大集團的共同衝擊上的矛盾,則往往變成了永續性的懸案甚至時而引發出外緣部分的短暫的軍事衝突。其實冷戰並非所有熱戰的否定,而只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由於安全和發展策略的針鋒相對性所帶動出來的持續性對抗局面,被抑制在全面武力衝突的極限以下的,所謂的「爭而不戰」的狀態。美國為了圍堵歐亞心臟部分的擴張聲勢,自50 年代起廣建區域性反共聯盟,而在創建過程中為了充實聯盟力量,常常對各區域的執政當權派施以籠絡。美國要求於加盟國家者並非該政權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是執政的實際能力和效果。而就各該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在美國保護下無異取得了最強大的支持力量,似乎足以彌補原來的脆弱體質。但犧牲了國家民族的主體性或自主權換來了受保護權後,那些原本就具有反動保守性的政權對治下人民往往更加地有恃無恐,一味加強片面高壓,甚至不顧最低的民主守則,非法對內發動國家強權。一個政府敢於以非法手段對付人民:它必須具備著相當的情況把握力,否則那種赤裸裸的暴舉無異於政權的自殺行為。但一個加盟國或在雙邊安全協定下的國家,只要妥為遵守或配合美國政
策,善盡條約義務,其對內暴舉也能受到美國的免責對待。甚至在內部政情緊張的時刻還可以受到及時的援助。如此則,一個不義而有力的政權,慣於接受美國式的反共價值觀,遵奉「反共有理殺戮無罪」的帝國主義戰爭原則,視人民為敵人,施以恐怖攻擊,濫用國家安全的名義逕行蹂躪人民的基本人權。我們發現,冷戰中在東亞區域多處出現的,政府殘民的大量慘案,在背後因素方面可以說如出一轍,總不外潛藏的美國立場的,或直接或間接的默契和影響。
推論至此,本人認為對國家暴力和基本人權的關係問題,也應該做一點深入的追究。所謂的國家暴力,是國家權力的最後憑據,也是國家組織體的最後本質。我們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組織中擁有特定的成員位置,日常承受著各種名稱的外在強制或壓力。其中最大最強的一項便是來自國家公權的政治性強制。它的極致性發揮,足以直接否定或抹殺一個或一群人的生存權。國家聚合個體形成具有一定內在關係的群體,在建構和維繫的過程中,它具有至高的統制和操控力,是非情的,甚至是絕情的。從這個側面來看,國家說得上是個人最大的壓力源。然而我們若以歷史演進的觀點,而不是從超歷史的純理念觀點來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我們可能會達到幾點基本性認識。首先,做為國家社會的成員的個人,不是生物學範疇的自然人。而是群體內在關係的多重匯聚者,也就是社會人。因而我們視為附屬於個人的所謂的基本人權,也不單是自然人的本能層次的慾求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人在社會關係中應該自我肯定,相互尊重,以集體意志來加以保障的基本權。論其實質不外個人在群體中的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唯有這種保障才是歷史進化中國家存立的道德要件。也唯有這種保障功能的堅持,才能使國家的存在免於被認定為絕對惡。
然而,歷史地看國家和人權問題,當群體組織中因含有階級矛盾而人民處在由不同的階級地位所產生的,個人生活基本條件上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即使在法理形式上有平等的人權規定,那也不過是內容空洞的,名目上的人權而已。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內在結構中包含著階級對立的制度後,優位階級對劣位階級的機能性剝削和政治性掠奪,根本上就否定了任何具有實質內涵的人權的存在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中出現的人權宣言十七條中,有經濟性訴求,有政治性訴求,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的訴求。但顯然以屬於經濟權方面的財產權為重心。實際上我們不難想像,一位不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社會成員能享受多少人權保障。
從同樣的視角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倘若是一種強國主控的情況,亦即帝國主義霸權的支配體制下,受制的弱國連主權獨立都遭到侵犯,其人民的基本人權云,無異是一片癡說而已。總之,國家內部的階級剝削機制和出現其延長線上的國際間的侵略行為,是一切政治悲劇的主要源頭。而國家的暴力機器便是剝削和侵略的最後手段。
當國家機器掌握在一己一家一黨一階級的私利追求者的手中時,國家權力將是一項極為可怕的反動事物。人民的自衛行為也常常遭到懲罰,甚至任意的摧殘。為了避免如此的悲劇叢生,一般的民主國家都規定,任何一項國家功能都必須在廣泛的人民授權基礎上進行。當然,世界上的絕對君主國早已絕跡,所謂主權在民的國家觀已經是一項普遍性通則。但徒具形式的虛假的人民授權,短視的利益交換式的人民授權,威嚇下煽動下的人民授權,金權連作下的人民授權等,何其風行,何其暢行!而通過這種「形式民主」的授權過程取得執政機會的政府,在其深層的意識結構中還存有幾分為人民為社會的真誠意願?一旦政權基礎搖動,權柄發生危機,當尋常的議會民主的政黨制度已不足以穩住局勢時,將是國家暴力的超法令超規章的發動,則所謂的白色恐怖全面展開的時期。這是曾經襲擊過30 年代德、日、意等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大風潮,以及數十年來亞、非、拉後進地區接連不斷的政情激盪衝突不停,人民流離的結構性原因所在。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沈痛指出。一個隨時準備動用國家暴力的最後手段的政權,平日除了壓制機器外另有思想意識領域的控制系統,對部分群眾的認識態度產生一定的影響。如人民反暴政的舉發和批判運動,往往遇到來自民間反共心理的抵制,或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反諷。部分「輿論」還會提一些道德相對論來混淆是非。針對諸如要求追究歷史真相,剖析壓迫實態,呼籲民眾多關心被掩埋的政府罪惡記錄,提高人民對手握國家權力者的戒心等人民自發性運動,常常造成阻礙。我們只有以耐心、毅力和超越國界的人民連帶,來逐漸建立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批判制度。像經常性的舉發惡質化的國家權力裝置,特別對人民現實生活中所造成的具體惡果不斷加以揭發,這些都是運動的初步目標。只要我們各自在生活中維持清晰的問題意識而勤於互相交換互相支援聯合行動共同努力,不日提昇運動的層次,還是做得到,並非夢想。本屆台北「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舉辦意義在此。謝謝各位長時間的聆聽。希望各位異國來賓有一趟愉快的台北之旅!
出處:《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p.155。人間出版社,2010。

工時鬥爭的意義(林書揚)

「法定工時鬥爭」最能展顯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最能暴露出資本家的剝削機制—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合法剝奪」的真相。
因為社會總生產中的總工時,不僅和總分配直接有關,進而和總消費有關,更和收奪者資本家的再投資比率有關。因此,在景氣循環中,圍繞在工時問題周邊的各種經濟性或政治性的爭議必然相當繁雜。有時候甚至引發規模不等的工潮政爭,並不罕見。
一個工運團體當其與資本家,及為資本家籌謀護航的政府機關進行各種鬥爭時,除了力爭主動,鬥智鬥力外,對有關鬥爭主題的一些原則性觀念,也要適時理清,妥加把握。否則難免產生一時間的認識混淆和運動步驟上的混亂。一般而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法定工時鬥爭中,勞方應該堅守下面幾點認識。
一、這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性矛盾」之一。但是否做為該社會在任何時空背景下的「主要矛盾」,需要按照社會整體的總形勢來加以考察。
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力的勞工之間,對於工資與工時的具體規定,總是往相反方向拉鋸—資本家往低工資長工時方向,勞工則往昇工資縮工時方向。但這不是單純的、物理的作用反作用現象。而是兩個對抗性階級之間,事關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力現象。資本家的貪婪將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枯萎,但勞工的自衛,反而具有維護勞動生產性的客觀意義,及保持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前提的意義。
三、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時期,經常會出現勞資協調論、共生體論等階級休戰的聲音。其實,在市場機制下資本家的「費用結構」愈來愈複雜。除了成本要素中的一些基本項目,像工資、原材料費、機械折舊,能源費、販賣費、利息、稅負等外,還有研發費用、市場化費用、技術報酬、供需變化、經營管理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收入。而這些有關因素中,的確有多種項目不在資本家能逕自決定的範圍內。只有屬於勞動條件的工資、工時等,原來就在資本家的階級優勢下所訂。這部分可透過政治領域的立法操控,把一切不利因素全數轉嫁在勞工身上,以提高剝削度來彌補所有的利空因素。這是資本家常用的策略。特別在不景氣時期,雇主更可以利用一般消費大眾的不安心理,提出共體時艱的論調。因此勞工必須平時留意,對有關經濟大環境的重點理解和個別企業的經營實況,都要經過工會勞教有所掌握。這樣才不致於受資本家的偽善歪論所混淆,堅持鬥爭主題的合理性的信心。
四、法定工時鬥爭雖然是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的表面化,但還不是一切社會衝突中最重大的關鍵要素。一項工時規定對勞工的現實生活有多方的影響,固然不言可喻,且對經濟總形勢的決定性作用,也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如果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出現一種外在因素,甚至非經濟或超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另一類問題或情況,當它的嚴重性、迫切性和涵蓋範圍超過了恆常性、結構性的基本矛盾時,顯然該項問題已經形成了一時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凌駕於基本矛盾之上。生產關係中的階級衝突—這是基本矛盾,此時必須為了涵蓋面更廣大的一時性的主要矛盾,讓出它的運動場域。舉例說,像戰爭或持續性全面性的自然災害等,一旦來襲,則全面的抗戰或抗災將頓時變成全社會的首要共同任務。那些經濟生活中的內部衝突,也只得暫時擱置,除非一種基本矛盾彼時已經提昇到主要矛盾的位置。
五、台灣的工會向有「三低」特性—組織率低、凝結力低、運動目標低。面對著形勢複雜的當前工時鬥爭,不僅要抗拒政府和資方的政治性、經濟性壓力,同時還要承擔來自部份群眾、市民、小經營者出於本位立場的指責。在這樣的運動條件下要期待所謂原則的堅定性、方法的靈活性,委實相當困難。要把呈現在眼前的多種問題,從執政與在野之間的政策對抗、官商複合體與工運聯盟在宣傳造勢上的交手,從會議室內的爭理到街頭上的爭勢,其中衍生的實際問題有多少,不難想像。而針對著每一個問題,按其性質作出輕重先後的判斷且取得多數的共識,更需要一種戰略性的衡量視野。這樣才能避免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微妙關係上建立起來的工時大聯盟發生離心分裂,才能在艱困的共同戰線上維繫著有效的攻防進退。
六、最後,目前台灣的勞資雙方共同面對的,其實不止於是一種慣有的景氣危機,也不止於是一種習見的政情危機。而是政治的異常脫軌和經濟的衰退慌亂互相轉化、互相激盪,說得上是形態怪異的總危機。以全球經濟的嚴峻衰退為大背景,台灣NIES體制的先天弱質,兩岸關係中的自閉和自戕立場等,台灣的社會沉淪恐怕還未到谷底。而層層困境中的勞資對立,此時激射出一場法定工時鬥爭,自有其迴避不了的客觀因素。
在這樣的巨輻動盪中,勞工們雖然也積極應戰了,但受限於基礎條件的薄弱,即使上千上萬飆上街頭,甚至趁著朝野黨爭,守住了兩週八十四小時制,仍然未能佔到策略的制高點。面對著政企聯合的後續反制,此刻工運聯盟如何強化實質的組織紐帶,應該是不容置疑的急務。總之,羅馬非一日之成,只要滿街的勞動者經過工廠外的火熱推擠和吶喊,而領會出使他們的勞動「異化」的社會體系確然存在,從而奮發鬥志、加強團結,那種意義絕對是無可抹消的。不論一時間的戰果大小如何!

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1987年8月)

有關台灣政治前途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應該和大陸「統一」、抑或由島上住民「自決」,幾乎成為幾十年來的首要懸案,沉重地壓在人們的胸口。「統一」和「自決」,原來也不是邏輯上的矛盾觀念,卻已隱含著多少人的嚮往、憧憬、信心;和相對一方的疑懼、憂憤、和決絕。在部分執意人士眼裏,似乎「統一」就不可能「自決」;「自決」就必須排除「統一」。但這顯然是帶情緒的自囿心態,而應該不是冷靜思考的結果。有理有利的民族統一運動與分裂分離的台灣的悲劇性我們無可否認:台灣一地之與大陸割裂,從來就不是一種社會正常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由於外國侵略;二、由於民族內戰。
然而,台灣與大陸之間,雖然在一個世紀以來實質上的聚少分多,但在近現代的國際社會中,台灣之為中國的「多變故」的部分版圖,已是公認的歷史事實。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其所以在國際間起不了實際作用,乃表示「事實重於形式」的共識尚存在於國際間。大陸—台灣之間的分裂的「非常態」形成要因消失之後,理應結束分裂,重回統一。這個「理」是一種自然的運動規律,是做為現實群體的民族社會,以一定的「內在關係」(以經濟的結構型態為原型)不斷調適其「外在關係」,以求群體的更適正的發展軌跡。因此,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民族統一運動,不但「有理」,而且「有利」。具體地說,兩地間的不平衡因素,如經濟政治有形資源或生活文化心理上的距離,應能據其「內在關係」的合理趨向而獲得妥善處理,必不致產生所謂的「以大吞小」、「以強凌弱」的唯力主義的「一統」(故楊逵語)局面。總之,中國的再統一乃二次大戰後民族自存和發展中的一大課題。也可以說,在現有的二超強和諸強權權力關係中,求更高發展的態勢保障和體制確立為目的。這一點,當我們虛心設想未來時勢的種種變化、台灣棲身在舊體制世界中延續分裂局面的種種後果,尤其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虛弱經濟體制和政治上的從屬性格,總不免讓人覺得終有破綻的一天。當現有體制負荷不了外來壓力和內部緊張時,不論是「分裂的」台灣抑或「分離的」台灣,均將是可預見的「悲劇性」台灣。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走進那悲慘的困境。
■「自決」與「他決」的辯證過程
其次,在目前台灣社會中的部分人士中間,「自決」兩字似乎帶有某種激情性,因而易被運用為群眾反抗運動中的口號。原來的「自決」,只是「自我決定」的字義,在政治領域中卻被界說為對諸如主權、國體或政體等高位範疇的對外自主原則。換句話說,政治上的自決原則,乃一個受不當待遇的政治實體的「主體性」表現,讓人有一種不言自明的感覺。但環顧世界,我們將發現每一時代都出現過極其複雜,長年紛亂難見平息的「自決」鬥爭。為何一項在理念上應屬於自明的原則,在現實政治中會突顯出那麼多的爭議性格呢?那是因為如下的幾點理由:一、既倡「自決」,必有「他決」壓力之存在。如果「他決」壓力單一而明顯,自然是同仇敵愾,不至有爭議之餘地。但如其外來壓迫因素不一,或較不突顯時,在認定對象時意見不易一致。二、倡「自決」的主體本身,並非純粹的「利益共同體」;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階級或集團利益,致使在認定對象時產生了分歧。
以上這些分歧現象,不但在確立一項自決權或自決運動時是障礙,在運動發展的同時,還會遇到其他複雜的實際問題。因為「自決」為一項排除「他決」因素的鬥爭過程(或武力或非武力、或兩者混用),且事實上要求自決者往往比那外在壓力居於明顯的劣勢(否則也不至於發生不當待遇)。策略上的困難自然不少。
有關「自決」問題的實際情況,80 年代的今天也能舉出多項實例來。例如:西伊利安、東帝汶、北愛爾蘭等,都是因為種族或階級的內部紛爭使「自決」目標的設定、手段的採擇,發生了極大紛擾。
有時由於一項自決運動而產生出新的分裂。如愛爾蘭對英自決運動產生了北部厄爾多斯塔地方的分離。再由厄爾斯塔(北愛爾蘭)的部分人民對再自決的要求(天主教系親愛爾蘭共和國的中下階層),引出了右派新教親英勢力的反自決恐怖,自 1968 年開始展開流血鬥爭,至今未得解決。
西伊利安問題中的少數印尼工商業者和多數美拉尼亞人的貧農庸工;東帝汶問題中的帝汶原住民和印尼移民,都已進入武力鬥爭的階段,多年來不斷傳出流血慘劇的消息。著名者如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自 1974 年在聯合國 3236號決議中受到確認後,屢次的決議案中都一再被提及,但至今還是在多因素的糾葛中慘劇連連。
菲律賓岷答那峨島和泰國南部的回教分離運動、伊朗/伊拉克邊界地方的庫爾托族自決運動、斯里蘭卡的塔米爾問題等,莫不長期糾紛,幾無寧日。自決運動和反制運動雙方的生命財產的損耗更不可數。
這些悲劇之由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一個社會內部的政治及經濟利害的對立。鑑於人類社會的結構原理,尚未能徹底揚棄不同階級、種族、或地區之間的內部矛盾,則遇到重大的政治抉擇時,會產生迥然相異的態度,仍屬不可避免。在分歧之間尋出共同的立場為解決這一類的紛爭,唯有有關方面發揮高度的理智判斷,在分歧的立場之間尋出一共同立場。這個共同立場,簡言之,乃由「不同利益的折衝」到「共同利益的確定」。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除了「對立面」外,應該還有「共同的一面」。因為所謂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收穫」外,尚有「間接的收穫」;甚至,「避免可預見的災禍」,也應該算是「消極的獲益」。
如果再以嚴肅的社會倫理而言,也應該要以佔人口中的最大多數,對社會全體生活的貢獻也最直接、最巨大的勤勞大眾利益為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共同利益」。
因為,勤勞大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分配地位和消費能力與其所付出的生產性奉獻,基本上不成比例。他們只被視為經濟上的勞力源和政制上的選票源,只許擁有虛設的形式公權和貧乏的私權。
其實,社會上這一部分人的受壓、受騙,正是社會正常發展的一大障礙。倘若認真考慮長程的社會發展,首先應該以勤勞大眾的利益為指標,而不應該僅以目前資本主義結構下的不均衡經濟增長為目標。
一項政治選擇若對這個社會的勤勞大眾無益有害,或小利大害,即使在上層階級的利益觀點上屬於有利可行,也必不可取。因為少數上層階級的利益多和大眾利益相對立,絕不能把它做為全體社會的共同利益,使其有機會假借「全體人民」的名義,驅使大眾去實現它的政治目標。勤勞大眾雖為社會「有用性」活動的最大來源,但在生活條件限制下受教育的機會不多,認知能力較差,若所謂的「精英」階層憑其高水平知識建立一套「理論」,敘述描繪美好的「自由民主時代」,往往足以使其油然產生模糊的期待心理。如此製造出來的輿論,是會發生誤導作用的。尤其在像島民「自決」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上,將導致嚴重的認識混淆。
■「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自決」
其實,在維持「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現有社會基礎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任何表面堂皇的選擇都有欺矇大眾之嫌。除非有一「確實的保障」,使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得以走向根本改觀;否則,不論表面用的是如何動聽的名詞,大眾可以視其為既得利益者的另一場角逐而拒絕認同!
就以島民「自決」的口號而言,在當前「現代身分制度」(經濟收益不必反映工作奉獻卻能決定社會能力)下的「自決」,究竟符不符合社會公義呢?在台灣與中國的現實關係中,台灣的「自決」代表甚麼樣的實際意義?可能導致如何的情況?為甚麼要「自決」?「自決」的目標和手段應該如何?—凡此種種,主張者雖然已經建立了一套「說辭」,但他們也只圖利用大眾的「激越感性」,卻不圖與大眾一起真誠地討論經濟結構中,超乎政治制度的不義性。他們口中的「自決」,顯然只限於更改「上層」的一些政治現狀:如權力的重新分配和定位等,並不觸及「社會基礎」!因此,我們似可斷定:目前的自決論者的立場下限,多和執政黨重疊的,並不比執政黨更靠近勤勞大眾。
在法理上爭「理」,並不是嚴酷的國際政治中的必要條件;一方可以提萬言的「自決有理論」,另一方也可以反提萬言的「自決無理論」。而理論能不能圓說,也沒有決定性作用。至於在形勢中爭「勢」,即使外表上的對峙都談不上。自決論者即使把所有的無形因素都納進去,還是奈何不了無情的現實!
■合理解決中國民族內部的對抗
然則,頂著清廷二百數十年、日本五十年、國府四十年的君臨歲月的台灣人,有人願望自決是罪嗎?當然不是!自決的願望確有其來由,因而不可忽視。但按史實和現實,再按前面所提的「成案」條件,此時在台灣設定「以中國為對象」的自決運動,明顯是一種錯誤。可能是上述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雙重錯誤。還有,在長期的抑鬱情態下,自決的口號雖富吸引力,但按理自決還不算是一個群體的最高善。這一點,執意者不應該把它刻意提昇過高。「自決」只是一種「過程」,一種「途徑」。自決的走向和群體的發展是否同步,這一點才是關鍵。當然,一個群體在無力自決的虛脫狀態下,將得不到任何發展的機會和發展的態勢,這也是真確的道理。
那麼,為台灣進步發展要通過甚麼樣的歷程才能獲得實現,取得其體展開的機會呢?愚意以為,按現實的有關諸項要件,唯有透過中國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合理解決。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
當人們平心靜氣檢討問題趨向時,相信都會達到一種共同的答案—中國必須統一!而當數百年來屢屢受過殘傷的台灣人民,做出這樣超脫性的智慧抉擇時,那將是我們民族史上叫人震撼的一刻,也將是千秋萬世後的人們所樂道的歷史光明的一項例證。

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邱士杰)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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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偉凱〈鳳崎落日〉(2015吳濁流文藝獎短篇小說類第二名作品)

獲獎簡介:2015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今天在大茅埔的吳濁流故居頒獎,高偉凱以〈鳳崎落日〉獲得短篇小說類第二名。主辦單位新竹縣文化局現場邀請吳濁流先生的後人吳老師來頒獎;之後我們把獎金捐給照東國小(照東國小的前身是照門國小分校,吳濁流就在照門國小教過書),余校長帶著「全體一年級同學」來交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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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首次寫小說,我總覺「虛構」的成份太少,不符合一般對小說的定義。這裡面幾乎全部是真實的事情。一定有人看出來,我在影射某個特定企業,其實不是;這些真實的事情或心情,發生在一個地區不同工廠的許多工人身上,我只是把它們變成集中在一個人、一間公司裡的情節。這個作品沒什麼文學價值,我原始的動機就是想幫一群人出口氣而已。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也感謝這麼多位讓我寫到作品裡的真實的工人們。
高偉凱簡介:資深工人運動參與者、組織者,現為勞動黨籍新竹縣議員。大學本科時代即參與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退伍之後進入工廠工作,並曾開過計程車。高偉凱畢業於台大哲學所,碩士畢業論文為〈知識與對象的分裂與再統一〉。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