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左翼運動一般都可從組織史與理論史兩個面向來把握，具有馬克思主義取向者尤其如此。雖然這兩個面向也存在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但在日本殖民者與戰後國民黨政權接連採取暴力鎮壓的背景下，無數個別運動家的長期堅持活動──而不是組織本身的長期存在──往往是組織得以在潰滅後重建甚至吸收新血的前提；理論也經常依托於個別運動家的智力活動──而不是容易夭折或萎縮的組織本身──才得以繼續發展或延續。換句話說，個別的運動家對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經常是敘述組織史和理論史的支點）儘管運動長期的衰弱不振也正好作為運動特點而體現於茲。

對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足以成為理論史與組織史之敘述支點的人物並不多，但活躍於戰後日本的劉進慶（1931-2005）正是這樣的人物之一。劉進慶是戰後台灣經濟研究者眾所皆知的學術先驅，代表作就是他在1972年完成並於1975年出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て）。然而這部作品也是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罕見的大型理論著作。此書不但涉及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會關心的社會形態理論，也試圖用社會形態理論為台灣歷史進行分期。而他的獨特觀點就是將台灣自晚清到戰後二十年視為連續的「半封建社會」。更重要的是，劉進慶本人也是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國統一運動，以及台灣左翼運動在日本當地的重要參與者和組織者。雖然劉進慶並沒有以台灣左翼活動家的身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島內活動，其活動軌跡卻構成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史特別是七十年代的關鍵部分。換句話說，劉進慶是同時在組織史與理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運動家。

本文將依據現有史料探索劉進慶與台灣左翼運動的關係。劉進慶退休後發表的七十自述〈我的抵抗與學問〉（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是認識其思想與生平的第一材料。[1]根據這份自述，劉進慶的人生可說由三個環節所構成。第一個環節是作為被壓迫者個人的「原始體驗」的形成，第二個環節是從原始體驗出發並涉及組織史的「抵抗」（レジスタンス，即resistance的日語音譯），第三個環節則是為了抵抗且涉及理論史的「學問」。劉進慶為了抵抗而形成的第二個環節將是本文主題，而〈我的抵抗與學問〉未能說明的歷史則將根據其他史料而加以復原。

從「原始體驗」走向「抵抗」與「學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劉進慶出生在台灣雲林斗六。尚稱富裕的家境讓他自幼便能快樂地成長。雖然他的成長時代正是殖民地台灣進入「十五年戰爭」以及皇民化運動的階段，但因為了配合不懂日語的母親，家裡完全以台語溝通，對外才使用日語，從而他也通過這樣的二重生活而自小就能保有漢民族生活的空間。雖然少年時代的他也曾遭到皇民化運動的矇騙，但父親的民族教育以及皇民化運動對漢民族傳統和民間信仰的破壞，卻讓他在日本投降之前便建立起初步的中國民族意識。1945年的台灣光復讓劉進慶滿心歡喜迎接祖國的接收，但隨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卻讓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事變中，他作為嘉義中學學生參與了鬥爭，並有同窗好友在事變中犧牲。這是他日後猶然深刻悲痛的創傷，國民黨統治下復現的壓抑同殖民地時期的被壓迫經驗，共同構成了他所稱的「原始體驗」。劉進慶在1952年考入台大經濟系，同級同學有孫震（1934- ）、黃昭堂（1932-2011，又用名黃有仁）以及吳澧培（1934- ），稍晚幾屆的則有他日後長期共事的凃照彥（1936-2007）。劉進慶在1956年畢業之後服役，然後順利考入銀行工作，結婚生子。然而，就在他的生活基本安定無虞的時候，心中卻產生重新確定人生方向的想法。「我內心的深處卻是想走到廣大的世界去，再一次審視自己與台灣的關係。還有，只要出國，應該有什麼好的機會也說不定；那時，自己還未有要走學問的道路的念頭。那是1962年，29歲的春天。」[2]

劉進慶在1962年赴日留學，並在1963年拿著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漢裕（1913-1998，東大經濟學博士）所寫的介紹信，[3]參加了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入學考試，然後拜入隅谷三喜男（1916-2003）門下，「從此便開始了我往後9年間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園的生活。」[4]這裡有早他一步先到的雲林同鄉凃照彥與劉守哲（1935?-1973），以及比他更早拜入隅谷門下但最終未能取得學位的郭嘉熙（1933- ）。[5]在東大首次接觸到馬克思以及韋伯的劉進慶打開了自己的學術視野。他不但深為這兩位思想家所傾倒，也在隅谷的鼓勵下決意研究台灣經濟。劉進慶回憶，「一個人的思想和認識，是離不開他的時代和社會而存在的。即使是追求客觀理性認識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仍然排除不了其個人主觀感性認識的參與。其中，個人在十多歲青少年的『原始體驗』，往往形成他一生世界觀之出發點。不幸的是，我這一年代的『原始體驗』，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和嗣後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生活。我著手研究台灣時，這個『原始體驗』的黑影，始終在我心底，若影之隨形。猶記得我從小夢想的抱負，就是要改造這個社會；要台灣成為民主樂土。六十年代初，我離開台灣來到日本。當我看到他國自由繁榮之情景時，自嘆自己國家的黑暗落後，不禁感到悲憤，竟至痛哭流涕。我愛台灣好的強烈意識，使我決心研究台灣。」[6]

1967年5月30日，劉進慶當選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簡稱東大中同會）總幹事。[7]這是以台灣留學生為主的東大校內團體，主要活動是同學聯誼和學術交流，而首任總幹事即戴國煇（1931-2001）。[8]雖然總幹事一職與政治毫不相干，但劉進慶當選總幹事後意外發生的「劉佳欽、顏尹謨返台被捕事件」，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1967年7月，均為東大學生的劉佳欽和顏尹謨參與旅日留學生暑期歸國訪問團返台。沒想到，這場由駐日使館組織的集體返台省親活動亦預謀誘捕劉顏二人。劉顏先後在8月中下旬被捕並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9]「劉顏事件」讓「原始體驗」的黑影再次浮現劉進慶心中。這讓他展開了「抵抗」。「台灣當局以他們與反體制（台獨）組織有關係為理由秘密逮捕了他們並送軍法處法辦。劉〔佳欽〕先生的家屬把記錄了受嚴刑拷問逼供經過的手記送到我手上；還有當局也把兩位在日本時遭國民黨特務計誘犯罪的部分也當罪狀，我以會長的立場毅然出面究明真相。」[10]9月23日，東大中同會舉辦了一場由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和日本各大學台灣留學生對話的「留學與個人的問題」座談會。「在會上，劉、顏二君被逮捕的消息傳開，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劉顏事件終於在所有留學生面前曝光。為了救援劉顏，劉進慶與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來回溝通，甚至在1967年11月29日衝向東京山王飯店舉辦歡迎蔣經國訪日的宴席，「將要求妥善處理劉顏事件的書函當面交給當時正好訪日的國防部長蔣經國」，[11]要求「在不妨害偵查工作範圍內，應該對留日同學充分說明，以安人心，一方面，對外國朋友（例如教授、學生等），也要有個交代。」[12]

赴日留學之初，台大經濟系的同學黃昭堂曾勸劉進慶參與台獨派的「台青」，[13]但他「基於坦率的感情」直接拒絕了讓「台灣變成孤兒」的活動，於是兩人再也沒有往來。[14]儘管如此，東大時代的劉進慶仍基於反對台灣戒嚴專制體制的原則和良心，而願與立場異己的台灣留學生「共闘」（共同鬥爭）。[15]用他的話來說，「自擔任同學會的負責人以來，我一向對事做事，為事做事，以良識、正義與良心為憑，以國家與同學會的利益為會務的價值判斷基準，而從不為任何個人或團體做事。」[16]救援劉顏事件就是他踐行此原則的實證。

1968年5月，劉進慶卸下東大中國同學會總幹事的工作，由當時已經取得東大物理學博士並留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林清凉（1931-2019）接任。[17]然而劉進慶並未放棄救援。以劉顏事件為例，「1970年兩人遭判刑（10年和15年）後，我〔劉進慶〕也站在先鋒繼續進行救援政治犯的活動，當時的東大校長加藤一郎也加入了這個救援活動。」[18]此外，國民黨當局為鎮壓留日學生／學者而在劉顏事件之後繼續製造了陳玉璽事件（1968年。統一運動相關）、柳文卿事件（1968年。獨立運動相關）、陳中統事件（1969年。獨立運動相關），以及劉彩品事件（1970年。統一運動相關）。劉進慶不但為這些事件保留了大量救援文獻，也著重為陳中統撰寫救援文章。[19]正如許介鱗所言：「在實施戒嚴的台灣，仍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時代，台灣民眾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徬徨，較聰明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留日學生為什麼佩服劉兄的為人，因為他投入學問之餘，也是一位熱心聯繫鄉親、照顧後進的行動派。」[20]

劉進慶等學生的運動屬於六十年代全球學運的有機部分。以中國文革和越南戰爭為前奏，1968年春天的法國爆發了反對越戰與戴高樂政府的全國總罷工與總罷課。劉進慶身處的日本也因反越戰等問題，而從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先後出現「羽田鬪爭」等數次全國學生集結。在此背景下，東京大學校園內也爆發了學運。東大醫學部學生為完全廢除無給職的實習制度，而在1968年1月展開無限期罷課，要求改善《醫師法》。以醫學部學運為前導，東大本鄉校園的安田講堂開始成為學生占領和召開反戰．反安保集會的據點，並引來警方派出機動隊（鎮暴警察）進入校園。大批武裝警力的進入校園引來了更大的反彈，於是東大各學部先後宣布進入無限期總罷課，並在同年7月組成了全校各學部師生共同參與的「東大鬪爭全學共鬪會議」（簡稱東大全共鬪）。步步升級的「東大鬪爭」讓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以及校長大河內一男被迫辭職的癱瘓狀態。抗爭還轉變成校外各種左翼派系以東大校園為舞台相互較勁，並與機動隊搏鬥的複雜局面。東大鬪爭在1969年1月圍繞著東大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進入高潮，駐守講堂的全共闘學生不敵8500名機動隊的圍攻而失守。東大鬪爭走向低潮，所有學部也在同年7月7日恢復教學。[21]

某回，隅谷三喜男與十名左右的大學院院生（研究所學生）在入夜後的研究室裡進行學運中常見的團體交涉，劉進慶亦在其中。不過劉進慶並不是為了圍攻隅谷而來。事後他向隅谷表明，當時「如果學生們動用暴力，我會用我的身體保護先生。」[22]由於校園無法進行正常教學而劉進慶等人又得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師生只好轉移他處。凃照彥回憶，「撰寫學位論文之際，我從進慶桑這裡獲得了很多刺激和建議。在東大紛爭的高潮中，我們兩人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室兩人並桌努力學習，直到寒冷的晚上八點。此間，進慶桑由指導教官隅谷三喜男先生指導論文，因此他就邀請了我，在校外的一間斗室準備了一個只有我們三人的討論課。」[23]劉進慶則說，「在博士課程的後半段，東大颳起校園鬪爭的風潮。東大經濟研究所幾乎陷入瀕臨崩解的狀態。我作為外國留學生與風潮保持了距離，只有以總圖書館地下室的研究室為立足處埋頭研究。隅谷先生身負處理校園紛爭的大任，一方面仍繼續在東大駒場校區附近的公寓一角指導我們的課業。同時，我也參加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會成員，最大限地活用了研究所內收藏的有關台灣的圖書資料。就這樣，我博士論文的寫作就在東大校園紛爭中進行。」[24]

博士論文的完成與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成立

1968年7月13日，學運分子為鞏固東大鬪爭在暑假期間的運動能量，在東大本鄉校區召開學生集會。[25]與此同時，劉進慶在這天留下一則關於D. H. Houghton的《南非經濟論》（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的筆記。他在結束筆記之際提到了南非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他寫道：「隔離發展乃是對歷史的逆行。〔但〕以人種差別為基礎的白人支配正在帶來經濟發展。」因此，是否就該「讓有能力的人去承擔政治，使經濟得到發展」？對於這種觀點，劉進慶在明快的破折號後寫下自己的評語──「奴隸の言葉（奴隸的語言）」。[26]

「奴隸の言葉」（«рабьим» языком）是列寧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初版的形容語。[27]列寧為了在沙皇俄國出版這本書，不得不以有利於出版的「奴隸的語言」鋪陳該書初版行文，迴避官憲審查。《南非經濟論》的論調顯然讓劉進慶想起列寧批判的「奴隸的語言」，而且成為自己畢生未敢忘懷的警語：「我一方面熱情於母國的民主化運動，另一方面，論文的研究作業也同時推進，兩者並立不悖同時進展。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我拋掉『奴隸的語言』，全心忠實於真實和真理，盡全力寫下來。伴隨著研究作業的進展愈有充實感，深深感受到學問的滋味和喜悅。」[28]

劉進慶在1969至1971年間留下的材料多屬學術論文，顯然劉進慶並未在「抵抗」之餘忘卻「學問」本務。1972年3月29日，凃照彥以《台灣殖民地經濟的構造與變化》（台湾植民地経済の構造と変容）取得東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十九號）。劉進慶則在4月12日以《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為題取得同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二十號）。「當日本的學生運動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我的論文也已完成（1971年），向學校提出。獨自的理論架構和從社會底層出發的觀點紮實地貫穿了全體論文，被教授褒獎是『優秀的論文』。至少，在校園紛爭使東大經濟所的教育、研究極端荒廢的時期，有研究的成果出來，因而得到指導教授們的歡喜和祝福吧！」[29]同儕對於這部論文的評價也很高。凃照彥認為，「這本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證上，都內含著強烈的陽性的主體性」，「給予讀者以同類書籍所沒有的強烈印象。」[30]戴國煇則認為，這本書在東大出版會先後出版的五本台灣學者博士論文中，[31]屬於「最洋溢熱情、精力豐沛的成果。」[32]

然而，當外在環境出現劇烈變化，劉進慶暫時偏向「學問」的重心就敏感地轉移到「抵抗」。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兩岸圍繞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而引發的鬥爭，是再次激化劉進慶「抵抗」之心的關鍵事件。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9月美國將釣魚台列嶼作為沖繩附屬島嶼而一同「返還」日本，進而在1971年的海外尤其是北美刺激廣大台灣留學生走上街頭反對美日所為，並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姑息與無能。同年4月10-12日的全美華人保釣遊行，以及8月的美中、美東、美西的留學生三場國是會議之後，釣運進一步轉化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一運動，並伴隨著同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2758號決議而愈見深化與強烈。這導致海外台灣留學生內部不得不圍繞著左／右／統／獨各種傾向而分裂與重組。除了統一運動之外，北美留學生的運動還存在著認同國民黨當局統治合法性但要求當局厲行改革的一種路線，即「革新保台」。同時，對釣運非常消極的獨立運動也在北美存在。不管北美的台灣留學生運動如何分化，運動的總體高漲還是影響了全球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也包含了日本的劉進慶，結果他並未在取得學位之後馬上走上純學問的道路。

劉進慶曾在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同會的座談會，提請大家思考東大中同會如何面對在校生因畢業而轉變為「OB」（畢業校友）的問題。[33]他的提議直接促成了被他稱為「留學生OB會」（留學生畢業校友會）的成立，[34]即1971年8月發足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研究會的創立〈緣起〉言：「眾所周知，台灣的前途亦就是我們的前途。為台灣的前途開拓光明大道，乃是每一位熱愛鄉土的同胞不可迴避的責任。因此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參加集會研討，企望能為廣大的同胞群眾提供一個不分黨派、立場的對話的場所。」「本會於1971年8月14日首次集會以後，至同年12月26日的第十次會正式成立為止，國際間局勢的激變使人有一葉知秋的預感。尤其對於台灣前途關係休戚的中共在聯合國獲得正式地位後，更使本會加速成長。今後本會的發育茁壯，全看我們的留日學友僑胞的努力和團結而定。」[35]1971年8月剛好是美中、美東、美西三地留學生先後發起國是討論會的時刻，可見大洋兩邊的台灣留學生因為局勢劇變而同步的政治化。

在劉進慶取得學位前三個月的1972年1月14日，他在某個場合針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報告。[36]翌日即1月15日，劉進慶在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的首次公開活動發表主題演講，題為〈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37]可以說，14日是他「學問」上的報告，15日則是他為「抵抗」而進行的演說。劉進慶在15日的演說公然提出了「人民政府」與「解放台灣」之類的用語，這可以說是他日後全面走上中國統一運動的伏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發表以上報告前幾天，出獄不久的雷震（1897-1979）於1月10日向蔣介石等高層領導人秘密提交了題為《救亡圖存獻議》的革新保台建議書。雖然這篇文書未獲蔣介石回應，台灣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顯然已在此時成為眾所關心的課題。

儘管劉進慶個人已出現認同中國統一運動的傾向，但台灣問題研究會整體更近於革新保台，故其政治走向與美國的三場國是討論會完全不同。台灣問題研究會主要從台灣島內的〈國是諍言〉（1971年10月《大學雜誌》發表）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及建議〉（1971年12月）設定自己的問題意識，進而在1971年的十次會議討論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建立台灣為新國家體制的得失問題」，以及討論《國是建議書》等問題。《國是建議書》概括了十次會議的主題並集中為兩點訴求：「我們促請政府速納下列基本事項：一、解除戒嚴令，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諸法規，釋放政治犯，保障基本人權。二、解散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並在台灣普選代表，厲行民主憲政。」該文件在1971年12月25日由中華民國京都留學生同學會、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早稻田大學台灣稻門會、明治大學台灣同鄉會，以及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共同提出。並在宣言提出隔天正式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

對於這份具有革新保台特點的《國是建議書》，有日本評論者認為是戰後台灣留學生第一次空前團結的公開發言，有劃時代的意義。[38]左翼華僑界則嚴厲批評其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把台灣打扮成另一種門面的小朝廷。」[39]根據劉進慶精心保存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手寫刊物《改造》，[40]革新保台的思路在研究會成立之後仍然持續，並在研究會成員與國民黨官員的直接對談中達到高潮。這就是「本會員劉進慶等應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陳裕清主任之邀於8月4日12時至16時假東京都港區元麻布『迎賓酒家』舉行有關國是時局問題的座談會」。國民黨為此活動派出了陳裕清（海工會主任）、劉介宙（海工會副主任），以及宋越倫（駐日公使）等人，而台灣問題研究會則派出了劉進慶、吳奇宗、張勝凱、許極燉、邱勝宗、石滋宜、黃文雄，以及戴昭憲為代表。這場座談會圍繞著台灣政治改革、政治犯釋放、留學生出入境與回國服務，以及中日建交後的留學生居留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劉進慶在會上公開提出「執政黨是否可以考慮建立多黨政治，結束一黨專政，或其本身分出若干政黨」的提問，並批評「政府對政治犯的處理欠妥不公，難服人心」──這些批評有一個關鍵前提，就是革新保台。[41]

劉進慶對此經歷的回憶如下：「1971年台灣喪失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在日本的留學生整合全體意見，向台灣當局提出了有關台灣民主化的建言《國是建議書》。這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得到超越政治立場的廣大台灣留學生的支持。不經意地我竟然成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化運動的領導者。想起來這是從我的原始體驗來的志向為原點，在海外的抵抗的實踐。」[42]劉進慶並未說明這段運動的革新保台傾向，因為他旋即轉入自己奉獻終身的中國統一運動。

在留學生的政治分化中走向中國統一運動

1969年5月13日，就在東大闘爭因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陷入低潮之後，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接受全共闘學生邀請，在東大駒場校園的「九百號教室」與一千餘名的左翼學生進行大討論。學生們燃燒著一舉「論破三島」並「讓他在舞台上切腹」的氣氛，但三島單刀赴會，以一擋百。[43]雖然三島並未在現場切腹，他卻在隔年率領其準軍事組織「楯之會」成員在自衛隊的某駐地發動一場毫無勝算的軍事譁變，並在絕命演說之後切腹自殺。

在三島與全共闘學生進行左右激辯的延伸線上，同時，在中國重返聯合國（1971年10月）、尼克森訪華（1972年2月），以及中日建交（1972年9月）的劇變時局下，台灣旅日學生也終於在1972年發生了類似的公開大辯論。10月7日，東大中國同學會主辦一場題為「中日復交與我們的前途」的座談會。座談會邀請了三種不同立場的同學作引言人，各抒己見。依發言順序是黃昭堂（1932-2011）、劉進慶，以及黃東熊（1932- ）。據《台灣青年》轉述，黃昭堂強調「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與「消滅蔣政權」才是台灣人的唯一出路。劉進慶則針對黃的發言，提出「知識分子不能代表大眾」，「台灣農工大眾均在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現在有社會階級的問題，要解決此一問題就只有歸屬中國。」兩人立場呈現出絕對的對峙。據說，「當天有日本的FUJI TV錄畫錄音採訪，出席者空前之多，發言也空前之熱烈。」[44]

1972年10月的這場座談會是劉進慶「抵抗」人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致力以不分左右統獨的態度推動台灣留學生的「共闘」。因此他不但敢於公開救援參與獨立運動的同學，也不忌諱公然使用「解放台灣」與「人民政府」這樣的詞彙，甚至敢於在革新保台的底線上要求台灣當局進行改革。然而這場座談會所造成的氛圍卻消除了以政治模糊換取彼此合作的可能，於是劉進慶再也難以用自己的力量將不同立場的台灣同學聯合在一起。劉進慶在這場座談會上的明確表態，讓同年11月發行的獨立派刊物《台灣青年》特別撰文批判劉進慶。[45]此外，《台生報》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論文，並在該報第83號登出一篇匿名投書批判劉進慶是「西瓜主義」者，甚至說他在座談會之後向時任台灣駐日使館公使的宋越倫訴苦。由於此時主辦《台生報》的「在日台灣學生連〔聯〕誼會」（簡稱台連會）恰好換屆，並由親近劉進慶的旅日後輩、台灣霧峰林家後人林啟洋（1942-2014，當時用名王啟洋）接任第十屆總幹事，[46]換屆後的《台生報》第84號便登出劉進慶與黃東熊反駁《台灣青年》的文章。劉進慶強調自己不但已半年沒去台灣駐日使館、座談會後再沒收到《台灣青年》，而且出現各種必然是來自熟人的匿名造謠抹黑，「然而我仍不願想這些朋友對我不同的意見就來誹謗我的人身，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為台灣人民造福著想而苦惱。」[47]

求學東大期間的劉進慶幾乎沒有任何文章直接談論自己對於中國統一、文化革命，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的看法。也可能他寫了類似主題的文章但採用筆名。如果要探尋他在求學時代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主要得從他的筆記中尋找線索。根據筆記，劉進慶早在文革爆發之初的1966年，就在大塚久雄的韋伯課程記下從韋伯角度分析文革的隻言片語（但不能判斷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大塚的觀點），比方：「宗教性暴力與物理性暴力兩者的結合型態最為糟糕。凱撒式的權力。紅衛兵。巨大卡利斯馬。」文革結束之際的1976年，已經任教的他承擔了一門題為「中國經濟論」的課程，這門課則完全挪用了文革結束為止大陸學界所發展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觀點。儘管這門課以各種數據示於學生，卻完全是以階級鬥爭史觀說明中國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並對社會主義改造直至文革階段的發展進行了正面說明。可惜的是，雖然晚年劉進慶撰寫了大量擁護中國統一的論文，但要推測他在六、七十年代對此問題的思考，恐怕還得依靠更多直接的史料。

劉進慶在1972年向「紅色祖國」的左轉並非偶發的個人事件，而是左翼的中國統一運動在七十年代初期成為海外華人時代主流的體現。首先，史稱「保釣第0團」的五名台灣留學生，以北美釣運骨幹分子的身分在1971年11月秘密抵達北京，並於17日與周恩來總理會見，徹夜長談。[48]他們是李我焱、陳治利、陳恆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次的會面雖是秘密進行（隨後才被台灣情報部門獲知並在媒體上曝光），卻是兩岸自1949年分斷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北美釣運快速左傾並演化為統運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雖仍繼續舉辦類似的訪問團且未必採取秘密形式，但直到1975年3月，才有蘇清楚、蔡京寧、劉助、呂學周、吳國禎、廖秋忠、郭松年等全數由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組成的訪問團秘密前往大陸訪問。換句話說，外省籍留學生在引導釣運左傾和轉化為統運的過程中，屬於最初且最主要的力量。

本省籍人士對左傾潮流的呼應可從陳逸松（1907-2000）談起。陳逸松是日據以來著名的律師與文化人。青年時代就曾在日本幫助日共翻譯中共的文獻，並與蘇新等台共成員保持著長期的友誼。戰後特別是文革發生之後，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及對新中國的憧憬，他決定與大陸進行接觸。1972年8月，他離開台灣並抵達日本，認識了劉進慶、川田泰代（1916-2001，作家）以及福建出身的林伯耀（1939- ，著名僑領與華僑運動家）等相互認識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後在林伯耀建議下以日語撰寫了後來由周恩來親自批閱的意見書。以此因緣，陳逸松在1973年輾轉各國，抵達北京，並於4月17日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從此展開他在北京的從政生涯。[49]就在陳逸松抵達日本後不久，另一份由本省籍知識分子寫給北京的台灣工作意見書也出現了，這就是北美釣運的本省籍骨幹成員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三人在1972年10月在北京提交給喬冠華副總理的〈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原標題是〈一群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提交之際的林盛中剛轉換身分為回國工作的學者，定居北京，而許、陳兩人則是作為旅美台灣省籍同胞到北京短期訪問，因此最終只有許陳二人得到喬冠華接見。

陳逸松的意見書與林盛中等人的「大字報」有個共同特點：一方面，他們都堅持一個中國、中國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都主張分析和理解台獨運動的歷史背景和情感因素，並強調爭取和轉化台獨分子的必要性。比方陳逸松強調應以「毛主席所謂『治病救人』、『懲前毖後』的態度」挽救因反對國民黨暴政而走上台獨的「青年」，對他們進行「有熱情的細緻工作。」[50]林盛中等人則主張「對『台獨』路線加強批判，對台獨分子和同情台獨的分子進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肯定它反蔣和民主自決的進步性，打擊它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同時必須進行打擊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的一面，提防蔣記獨立的陰謀。」[51]

晚年劉進慶對於自己在七十年代的左轉曾有如下回憶：「戰後中國，由於內戰和冷戰使台灣與大陸隔離，台灣出身的我有兩個祖國。由於對『白色祖國』的絕望，有一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在海外走向台獨運動。雖然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但我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肯定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寄希望於『紅色祖國』。」[52]這段話的首要重點是劉進慶認同「紅色祖國」，但他也強調自己對於異己認同（獨立運動）的理解及戰後台灣國民黨政權作為「白色祖國」的歷史定位。顯然劉進慶的認同轉移仍以尊重各種認同的寬容態度為前提。這種寬容態度及其在劉顏事件以來採取的「共鬪」立場似乎互為因果、相互助長。與認同相異者在反蔣立場上「共鬪」，可能也是理解同時期的陳逸松和林盛中等人的一把鑰匙，但「共鬪」本身也容易使自身的政治面貌顯得模糊，比方同在東大學習的張國興（1936- ）就認為劉進慶是左派，但又是「親近中國國民黨派」。[53]

旅日左翼統一運動者的集結與連帶

作為轉捩點的1972年10月，不但屬於劉進慶的「抵抗」人生，也屬於台灣左翼運動。除了林盛中等人在北京貼出「大字報」以及「中日復交（建交）與我們的前途」座談會之外，這個月份還同時在北美和日本誕生了兩份以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為主的左翼刊物。北美的刊物是前述許登源、陳妙惠也參與其中的《台灣人民》，日本的刊物則是劉進慶參與其中的《洪流》。

《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刊物的核心口號是台灣人民的「自求解放」與「台灣革命」，[54]而主要批判對象則是當時開始呼應國民黨「革新保台」的資產階級台獨派（這種呼應被稱為「國〔民黨〕台〔獨〕合作」）。《台灣人民》的立場是兼容統獨兩派。這樣的立場不但空前，在以中國統一為主要指向的北美保釣運動內部也屬異端。林盛中和許登源、陳妙惠提出的「大字報」指出，促統工作應該要「主動地積極地爭取『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使這個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台灣的解放作出正面的貢獻。對台獨右派要打擊，對左派和中間派要爭取，應該分別對待。」[55]但對參與其中的獨派而言，這份刊物則是早前一度與日本的史明合作但又決裂的「左雄」（化名）以台獨左派論客的姿態介入北美釣運的象徵。[56]雖然同時期的北美釣運內部已有輿論反思本省籍留學生為何更親近台獨運動而不是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希望能更加理解和爭取廣大本省籍留學生，但《台灣人民》採取的統獨兼容立場特別是刊物登載的獨派同人觀點，遠遠超越多數釣運參與者能夠理解的範圍，這就導致《台灣人民》直接被當成台獨刊物而遭批判。林盛中回憶，《台灣人民》讓許多人「污蔑他〔許登源〕搞台獨，連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許登源覺得很冤枉」。[57]此間可能只有轉載《台灣人民》的論文並試圖組織討論的北美《群報》採取比較友善的態度。[58]在北美保釣運動中，《群報》是各地運動家交換信息的機關之一，也是林盛中和許登源曾參與工作並為之撰文的左翼報紙。

與《台灣人民》相比，劉進慶參與的《洪流》則是一份「有鮮明中國統一立場的雜誌。」[59]以「牛馬社」名義編輯的《洪流》先在東京發行五期，停刊一年後的1974年9月才在橫濱發行最後的第六期。整份刊物以大陸通行的簡化字排印，刊物尺寸和封面也特意模仿當時北京發行的《紅旗》雜誌，不難想見整份刊物的政治基調與思想狀況。[60]此時高度政治化的劉進慶也在《洪流》發表文章，但目前只能確定他以筆名「江林」撰寫的〈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一文。此文呼應當時台灣《中華雜誌》對邱永漢（1924-2012）的批判，斥責放棄反蔣並返台賺錢的邱氏不過是「做外國經濟侵略先鋒」，幫日本資本開道。他以高亢的革命語調呼籲：「天下沒有不經奮鬥而能獲到的幸福，我們所有台灣出身的人們，包括被蔣幫奴役過的大陸來台同胞，必須勇敢地向黑暗鬥爭，掙向東方紅太陽的路上走，才能真正抬頭挺胸，重見光明。」[61]

《洪流》是1973年秘密籌組的「中國統一促進會」的機關刊物。這個組織分為公開組織與秘密組織兩部分。據林啟洋保留的文書，這個組織曾擬命名為「台灣革命解放黨」，劉進慶負責秘密組織的企劃組，而組織的正、副領導人則由台連會第十屆幹事會的學術幹事吳新地[62]以及總幹事林啟洋分別擔任。吳新地被林啟洋視為「我們的核心領路人之一」，「他對政治哲學的解析，影響我們這群『新入生』很大。他的背後又有劉進慶的同窗關係〔按：台大與東大的同學〕。我們三人經常是小組會議的成員。大大小小諸事我都會跟這兩位前輩商議。」[63]

曾經積極參與北美保釣運動的作家劉大任（1939- ）認為，「小組」是20世紀中國革命發展起來的獨特模式，「彼此互助合作，交換學習心得，像一家人，大方向是蠻理想主義的。」這種模式解決了一盤散沙的中國傳統人際關係，實現了左翼亟需的紀律性與動員力，從而幫助美國各地留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在保釣期間實現了自我啟蒙與組織建設，然而小組成員的思想緊張和負面壓力卻也因此產生。[64]劉進慶等人的政治集結也屬於劉大任所稱的「小組」模式，而林啟洋提到的「同窗關係」則是小組賴以成形的人際網絡。以劉進慶為例，他在東大畢業之際同屬應用經濟學專攻的「同窗關係」共有凃照彥、劉守哲、汪義正三人。[65]除了凃照彥並未涉入政治，其餘兩人都與劉進慶有「小組」關係。其中，與凃、劉同為雲林人並且同時赴東大求學的劉守哲是一位比劉進慶還要熱衷於統一運動的留學生，他不但公開在親中的「日中友好協會（正統）」工作，過世之後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派代表出席告別式並贈花圈。[66]劉守哲和劉進慶之間是否在政治上存在密切的互動？如果有，又是怎樣的聯繫？這些問題有待更多史料釐清。

劉進慶不但通過《洪流》與中國統一促進會實現小組形式的左翼集結，也形成跨地域與跨世代的連帶。第一個線索是劉進慶與北美《群報》的聯繫。劉進慶保存的社會運動文書包含一份指名劉進慶為收件人的《群報》第58期原件。1973年11月25日發行的這期報紙登載了旅日僑生的反蔣運動消息，這大概是寄給劉進慶並得到他保存的原因。顯然，至少在1973年的時候，劉進慶與北美的釣運．統運之間已經進行某種往來。

第二個線索則是北美《台灣人民》對劉進慶論文的翻譯。《台灣人民》雖在創刊之出展現出「統獨兼容」色彩，但其兼容性崩潰得很快。首先是第3期登出的〈台灣牌的社會主義〉被視為台獨文章而遭到批判，然後是1973年上半年因為刊物成員李清一赴北京建立聯繫，而使刊物內部的統獨嫌隙加深的所謂「李清一事件」。事件的發生讓《台灣人民》從1974年3月發行的第8期後出現拖刊。台灣解嚴之後另以「台灣左派理論研究所」名義在台灣重新複印的《台灣人民》也僅止於第1到8期。然而《台灣人民》其實在1974年12月和1975年2月還先後發行了第9期與停刊的第10期，而且恰恰是這兩期完整譯載了劉進慶發表在1973年9月日本岩波書店《思想》第591號的〈台灣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展開──寄予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67]這也是劉進慶日語論著的首次漢譯。從內容上來看，前八期主張「中台」之間屬於中越關係式的「同志加兄弟」，最後兩期則明確主張「兩岸」之間應該實現「無產階級聯合」。換句話說，最後兩期已經成為主張中國統一的刊物。左雄一系的獨立派不但在第八期之後完全分裂出來，還在《台灣人民》發行第10期的1975年2月同時創辦完全主張台獨的《台灣革命》雜誌，並稱最後兩期《台灣人民》的同人是「新台灣人民派」。雖然目前缺乏史料說明劉進慶與「新台灣人民派」的關係，但「新台灣人民派」顯然已經從北美注意到劉進慶在日本的理論動向而且認可其論述。[68]

以上兩個線索之外，劉進慶最重要的連帶就是通過他所參與的《洪流》和中國統一促進會，而與旅日左翼僑界特別是東京華僑總會產生接點。[69]早在二十年代，旅日的大陸各省僑民以及台灣旅日的僑民就以各種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化。此處所稱的組織化有兩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僑民基於共產國際規定的一國一黨原則直接加入當地的共產黨，第二種模式則是基於僑民自身的民族特性而建立自己獨立的組織。早期旅日的台灣共產主義者如蘇新（1907-1981）等人都曾基於第一種模式而先加入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代由大陸旅日作家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則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至於1928年4月台共在上海建黨之後短暫存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即台共東京特支），則可視為第一種模式與第二種模式的混合類型。雖然中國與朝鮮的旅日僑民基於第一種模式秘密加入日共的狀況，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仍維持一段短暫的時間（代表人物就是作為戰後左翼僑領的老台共楊春松以及日共朝鮮人部領導人金斗鎔），[70]但台灣的光復也產生了大陸與台灣的僑民聯合成統一的華僑組織的需求，比方大陸留學生為主的東京同學會與台灣學生聯盟就在1946年實行合併，並進一步出現網羅兩岸學生的中國留日同學總會。[71]儘管國共內戰的爆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日本華僑內部相應出現左右分裂，卻也促使左翼僑界沿著第二種模式形成各種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僑團，進而成為劉進慶等新生代左翼在七十年代所接上的關係。

林啟洋回憶，東京華僑總會「給了一間空房供我們作辦事處，可以有個集會和做事的場所。那就是位於東京中央線火車站『御茶之水』站附近的『後樂寮』裡。此寮是中日共有的歷史學寮，已數十年之老建築物。中式建築的此寮在當年（清朝）是座現代化建築物，規格也夠氣派。我們接到一間空房，年久失修，屋內又留下一大堆近乎垃圾的東西。為了使用，我們幾個人分別找出時間整理它、粉刷它，貼上壁紙。」但在即將投入使用之際，林啟洋在1975年9月13日遭到日本移民局「強制收容」，劉進慶轉而投身營救林啟洋，他們所實現的政治集結也不得不在日本的壓制中消散。[72]

陳明忠事件前後

劉進慶在林啟洋遭到「強制收容」的同時也陷入越來越艱難的處境。雖然他終於在1975年獲得東京經濟大學正式教職，但也因為參加左翼運動而遭亞東關係協會吊銷台灣護照。「由於我早有覺悟，也就能以平常心看待這事。還好沒有台灣護照也不影響在日本的居留，只是成了一個無法回故鄉的『棄民』。我不得不繼續留在日本，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轉變，那是1973年的夏天。即使如此，台灣當局對我一點也沒鬆手。」[73]除了吊銷護照之外，1976年迎面而來的「陳明忠事件」更使其處境愈發惡化。

陳明忠（1929-2019），台灣高雄岡山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以學生身分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並於1948年秘密加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雖然陳明忠的入黨始終沒有曝光，但其參與二二八的經歷仍然讓他在1950年7月遭到逮捕，判刑十年。陳明忠於1960年出獄後進入製藥廠工作，並以專業知識獲得重用。本來陳明忠的政治受難人身分不被允許出境，但因廠方需要他前往日本辦理相關業務，便幫他爭取到赴日考察的機會。陳明忠回憶：他在1974年首次訪日前，當時已經在1971年出獄的陳玉璽委託他聯繫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川田泰代，向她致意，並將當時猶在獄中的台灣政治犯名單轉交給她，盼能再轉給她所參與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通過川田，陳明忠進一步認識了林伯耀，然後通過林伯耀而認識劉進慶。1975年陳明忠二次訪日，這次他從林伯耀處獲得了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並再次與劉進慶會面。[74]

劉進慶回憶：「對於把焦點放在考察構成專制政治的物資基礎的台灣經濟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拙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給予最高評價的，是台灣的讀者。拙著與台灣讀者相遇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氏是最早拿到這本書的人，拙著先在台灣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但是，很快地，……這本書成了台灣當局的禁書。事後聽到的說法是：政治受難者喜歡這本書的理由是，拙著把他們曾認真思考過的這個時期的台灣問題，以及其後在獄中也曾研究過的時期中的諸多問題，以合乎邏輯的、實證且明快的方式整理出來且給予概括。這個讚譽，回答了論文審查時被指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是否可以有效地說明台灣經濟現實的這個質疑。因此，對於拙著可以為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的台灣政治受難者的立場和見解代辯，我內心感到十分高興。……為政治受難者所喜愛的拙著，對台灣當局而言是『討厭的存在』。舉個例子，1979年10月因《富堡之聲》思想問題事件而被逮捕的名作家陳映真先生，被特務列舉的所謂嫌疑證據中拙著就名列其中。陳氏出獄後經營出版社，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開始推動拙著中譯版的出版計畫，1992年終於完成了中譯版《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出版事宜。譯者是台大研究所的三名氣銳研究生，監譯者是林書揚先生。林書揚先生經歷三十五年最久的牢獄，是台灣戰後政治受難者的代表人物。拙著在台灣的中文版，是曾經與戰後台灣恐怖政治戰鬥、受苦的政治受難者們熱烈的推舉和努力的結果。」[75]

返台後的陳明忠為蘇慶黎（1946-2004）和陳映真即將改組成左翼刊物的《夏潮》提供了支持，卻旋即在交付啟動資金的隔天即1976年7月4日被捕，並牽連到許多與陳明忠相關的五十年代曾經入獄的政治受難人。此即「陳明忠事件」。

事件的發生得從他與劉進慶的會面說起。陳明忠回憶，陳逸松的移居北京讓他和劉進慶產生了再說服一個台灣知名人物的想法：「我〔在赴日出差期間〕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説：『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黃順興是陳逸松意見書所稱讚的人物，而陳明忠也通過劉進慶而獲知陳逸松前往北京的過程和意見書的內容。[76]意見書開列了兩組名單，第一組是寓居大陸但「深受台灣民眾信賴」的台灣左翼運動家，包括了蘇新、謝雪紅、王萬得（以上是老台共領導人）、蘇子衡、陳文彬。第二組則是「得到民眾支持」的島內人物，其中有黃順興（台東縣長、立委）、許乃昌（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與左翼理論家）、劉傳明（礦業鉅子）、彭德（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77]當時擔任立委的黃順興（1923-2002）早為陳明忠所認識，但因黃順興有別的考慮，因此最後實際成行者是他正在日本留學的女兒黃妮娜。由於黃妮娜返台之後洩漏了自己前往大陸旅遊之事，才導致陳明忠的被捕。[78]

遠在日本的劉進慶也獲知了陳明忠被捕的消息。1977年11月的日本《軍事研究》雜誌登載了陳明忠判決書的內容，其中赫然將劉進慶封為「中共統戰部派遣駐日幹部」，而且判決書還將劉進慶視為策動陳明忠等人的指導人物。[79]此後，劉進慶幾乎每個月都接受神奈川縣警的外事課警察的「訪問」，直到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締結之後才終止。劉進慶為了避免家人知道自己遭到警方的定期調查，便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與警察見面。「表面上好像是談有關台灣留學生的事，後來才注意到原來是來檢查我的動向，也就是台灣的特務機關通過日本警察來監視我。」「這件事相當傷害了我個人的名譽和人格，使我對日本當局和日本的民主主義極度失望。」「為了不使家人因為這無法想像的冤罪而悲傷，二十五年間我一直深藏在內心沒有告訴他們。這是我被壓抑和抵抗的人生的最高峰。」[80]

劉進慶在2003年11月為陳明忠撰寫但沒有發表的口述自傳〈台灣人愛國主義鬥士陳明忠的口述史：國家恐怖下的生死之巷〉如此敘述了劉進慶在陳明忠事件中的角色：「我〔陳明忠〕通過川田女士而認識了旅日華僑林伯耀先生。林氏乃是原籍福建省的二代華僑，畢業於京都大學的旅日愛國華僑青年領袖，更是強烈關心救援台灣政治犯的熱心活動家。通過林氏，我也進而得以認識台灣出身的學者劉進慶。劉氏也是旅日的台灣留學生領袖、站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最前列。這實在是收穫豐富的日本之行。隔年，也就是1975年，我再次前往日本。當時，我從林伯耀那兒取得了才出版沒多久的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書。對於住在台灣的我來說，這部研究著作的分析視角與我擁有共通的問題意識。此回，我再度會晤了劉進慶。針對台灣的動向、大陸的形勢，乃至對於國際環境的認識等各種各樣的話題，我們進行了親切的意見交換。進而，我也聽說了台灣政界的大前輩陳逸松先生在1972年經日本前往大陸的事情。返台之際，我買進了一台複印機，熱心地把許多圖書或資料複印之後，廣泛地散播到以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政治受難人為中心的相關朋友手中。」「就起訴書的起訴事實來說，雖然我確實保存了大量與中國大陸相關的文獻材料，但最重要的罪名卻完全是台灣當局單方面所捏造出來的劇本。其中主要部份的第一點，乃是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以日本為基地，在日本接受中共統戰部派遣在日本的幹部劉進慶的指導，進而意圖在台灣著手實行叛亂計畫。而且，根據保安處的調查，劉進慶乃是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的幹事。但事實是什麼呢？實際上，劉進慶出身於台灣雲林縣，畢業於台大經濟系之後前往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當時的他，乃是一位正在東京經濟大學擔任助教授的經濟學者。此外，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雖然乃是迄今猶存的旅日台獨派留學生的組織，但劉教授與這個組織完全沒有關係，政治立場也全然迥異。況且起訴書在同一份文件裡，一下子說劉進慶是中共幹部，一下子又說他是台獨組織幹部，這又該從何說起？只能說是前後不一、邏輯不通。竟然把出身台灣的劉進慶教授捏造成中國大陸派往日本的中共幹部，並當成我的罪狀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我與劉教授只是在我訪問日本的時候，曾在東京會面，而在我被拷問的時候，我說出了這個事實，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81]

劉進慶的父親在七十年代末已是九十多高齡，「人子無法與老父相見的苦楚日愈加劇」，「抵抗的『大義』和孝行畢竟無法兩全」。當劉進慶的父親在1981年春天過世，他乾脆放棄返台。此舉引起此前與他溝通返台的調查局的緊張，急著要他回來。於是劉進慶決定將計就計，「對我自己而言，為了證明自己沒罪也有必要採取歸鄉的行動。同時，如果我可以自由進出台灣，一方面可以證明我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可以間接推翻軍法庭對陳氏案的判決，動搖警總的威權。」於是，劉進慶終於還是在1981年返台。為了避免抵台後可能發生的逮捕，劉進慶在出發之前將相關資料交給了隅谷先生。雖然返台之後未遭逮捕，但「下飛機直到離台期間，一直在特務的監視之下，也出面接受了調查局和警總的共同調查，真是如履薄冰的歸鄉。」[82]

儘管返鄉的行動洗清了劉進慶極為不滿的冤罪，陳明忠遭遇的不當判決與刑罰卻未得到任何改變。此外，在林宅血案（1980）與陳文成事件（1981）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殺事件」的陰影下，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孩子的未來，以及國際學術交流的便利，劉進慶決定取得日本國籍。於是，「我的抵抗的人生，實質上，在法的層面上總算告了一段落。那是1984年6月，五十二歲那年。」[83]

劉進慶並未忘懷獄中的陳明忠。1986年11月8日，劉進慶在大阪「與台灣民眾的鬥爭連帶起來的集會」以〈開發獨裁與民眾──戰後台灣社會的實像〉為題報告了戰後台灣史。報告中特別介紹了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的影響，並以二二八對陳明忠一生命運的影響為例，稱當時仍在獄中的陳氏境遇堪稱「戰後台灣社會的縮影」。[84]劉進慶直到此時仍未放棄營救。翌年，陳明忠保外就醫，終於出獄。

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抵抗

劉進慶自言，「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從命運性的被壓抑中解放出來，做為一個人而得以自主、自由地生存，並且朝向超越一般世俗名利的更高的價值邁進。追求學問的道路使這樣的生存方式成為可能，並且能夠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給後世。」[85]然而，也因為劉進慶的抵抗沿著學問的線索前進，他必須堅持學問所要求的冷靜與理性，規範其澆鑄在抵抗中的激情，進而克制並反思激情所產生的判斷。

劉進慶從抵抗與學問的角度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也許心底曾經浮現從「信仰與學問」的緊張中走來的人生榜樣：作為基督徒的隅谷先生。在《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編輯工作結束的座談會上，劉進慶指出：基督教的信仰讓熟稔馬克思經濟學的隅谷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社會科學者的隅谷先生始終堅持社會底邊的觀點，因此始終能讓人注意到他在學問與信仰之間的深厚聯繫，特別是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先生的基督徒身分成為他自身從事勞動經濟學並深入研究社會思想的一個契機，這是我的理解。」[86]

在隅谷身上，「信仰與學問」存在著緊張；這樣的緊張關係在劉進慶的身上變成了「抵抗與學問」的對立。隅谷認為，由於日本的傳統價值體系並不賦予「抵抗＝レジスタンス」以積極的價值，因而日本不存在「抵抗思想」，也不能產生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抵抗運動」，至多只能產生少數的「個人抵抗」或以「無抵抗主義」為名的「消極抵抗」，比方無教會主義基督徒內村鑑三（1861-1930）對日俄戰爭的抵制。抵抗思想的缺失自然也會導致竹內好所說的「轉向」問題：日本總是能夠輕易因為外來事物而轉向，並不斷藉由轉向而鞏固自己的優等生地位，卻不能在抵抗中實現自我的更新，即「回心」。[87]

自認「抵抗」一生的劉進慶並沒有從「不抵抗的集體與少數的抵抗者相對立」的日本式構圖審視自己的奮鬥歷程。在〈我的抵抗與學問〉中，「抵抗的個體」（自己）與「抵抗的集體」（運動）之間的辯證聯繫，是劉進慶自覺或不自覺呈現出來的歷史軌跡。他清楚知道自己只是眾多抵抗者的一員，而運動的整體形象正在集體的抵抗中。

「回顧七十年的星霜歲月，年少時常常浮現腦際的問題──『我是誰』，在人生不斷的經驗和思索之中，終於有了解答。答案是超出科學領域的問題，這待來日有機會再說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和原則。我個性生來樂群，是一個跟誰都可以相處的人。『溫厚的人』，這是我給一般人的印象。我想這應該是受到雙親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有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的性格和行動特徵。最近畏友中村貞二教授曾經用『激情的人』這句話來總括我這個人，雖然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的確也有這一面。這個『激情』的一面，也許是來自在戰亂的時代而且活在壓抑的社會的我的抵抗意識形態。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88]

註釋

[1]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第233號（2003年2月，東京）。本書徵引此文時以曾健民先生的漢譯本為基礎並加以修訂。漢譯本原載於：劉進慶著、曾健民譯，〈我的抵抗與學問〉，《批判與再造》（2005年12月，台北），頁30-39。

[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6。

[3]    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

[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7。

[5]    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郭嘉熙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94-101。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2。

[6]    劉進慶，〈漢譯版序言〉，收錄於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VIII。

[7]     〈東大同學會改選幹事〉，《台灣青年》第79號（1967年6月，東京），頁32。

[8]   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戴國煇全集》第27卷「別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85。

[9]    《〔紀錄片〕劉佳欽口述歷史》，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imedia. 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1461，擷取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1]  劉進慶，〈劉顏事件覚書〉，《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1972年8月，東京），頁117-121。

[12]   〈劉進慶致蔣經國信〉，手稿，1967年11月29日；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5），頁3-4。

[13]  「台青」指的是以1960年創刊的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為開端，並進而組織成台灣青年會（1963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5年）的獨立運動系譜。代表人物有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等人。

[14]  劉進慶口述、駒込武等訪問，〈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頁241。

[15]  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16]  〈劉進慶致宋越倫信〉，手稿，不早於1968年8月；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5-6。

[17]  〈留學生動態〉，《台灣青年》第90號（1968，東京），頁42。

[1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9]  劉進慶，〈陳中統事件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2-125。

[20]  許介鱗，〈憶劉進慶兄的人生哲學──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VI。

[21]  東大鬪爭詳細過程可參見：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東京：労働旬報社，1969）。

[22]  隅谷三喜男，《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300。

[23]  凃照彦，〈同学同郷のよき先輩を偲ぶ〉，《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10號「特集：劉進慶先生追悼文集」。

[2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5]  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頁143-146。

[26]  《劉進慶筆記1965-1966．川田演習》，1968年7月13日。

[27]  參見俄文版《列寧著作全集》（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27卷，頁302，http://uaio.ru/vil/27.htm，擷取日期，2020年4月22日。

[2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19。

[30]  凃照彦，〈書評：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昭和50年2月　東京大学出版会刊，398ページ〉，《経済学論集》第41巻第3號（1975，東京），頁83。

[31]  這五位東大取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者分別是劉進慶、黃昭堂、江丙坤、凃照彥、許世楷。

[32]  戴國煇，〈近代日本與台灣——台灣留學生前輩的台灣硏究〉，收錄於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17卷「書評與書序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43。

[33]  〈東大中国同学会歴代総幹事座談会——同学会の在り方を考える〉（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頁13。此處採用了蔡秀美譯文，見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20卷「採訪與對談卷．三」（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51-52。

[3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35]  〈台灣問題研究會成立沿革〉，《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0號（1972年1月15日，東京），頁1。

[36]  劉進慶，〈ブーケ的視角における台湾経済の史的構造〉，未刊手稿，1972年1月14日。這份手稿似乎作為油印的單張在某個場合發表，然後劉進慶保留了一張並夾在他於1967-1968年使用的筆記本中。

[37]  劉進慶，〈討論會報告：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1972年1月15日報告），《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1號（1972年1月30日，東京），頁1-2。

[38]  杉野駿介，〈台湾留学生に見る「統一」への思考〉，《日中》第2巻第9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16。

[39]  〈評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國是建議書》〉，《今日！》第1號（1972年4月，東京），頁2。

[40]  劉進慶保存了第0號（1972年1月15日）至第11號（1972年7月15日）的《改造》以及《改造》的「國是座談會號外」（1972年8月5日）。

[41]  以上引文與座談會細節均見：〈國是座談會：與陳裕清氏一席談〉，《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國是座談會號外，頁1-2。

[4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43]  映画『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50年目の真実』，http://gaga.ne.jp/ mishimatodai，擷取日期：2020年5月13日。

[44]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1972年11月，東京），頁19。

[45]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頁19。

[46]  〈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47]  劉進慶，〈從個人的經驗談到台連會當前的問題〉，《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2版。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6。此則資料由北京清華大學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何玉首先指出。

[49]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84-213。

[50]  陳逸松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本史料由曾健民先生惠示，特此致謝。

[51]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5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53]  由於張國興同時將劉進慶的履歷錯誤描述為「本來是國民黨、是農林廳官員出身」，因此張國興此處回憶的真實性顯然要打折扣。但也可以說，劉進慶當時給人的這種錯誤印象可能就是如此。參見：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張國興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123、140。

[54]  該刊討論「自求解放」的文章甚多，但沒有統一的定義，比方作者「李寬」就在主張「自求解放」的同時也不能拒絕外在的協助，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幫助。參見：李寬，〈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民族自決〉，《台灣人民》第5期（Halifax, 1973），頁29-36。

[55]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

[56]  1987年的「台灣解放社」社員許宏義認為，「回顧近乎二十年的台灣左派運動，無可諱言的，它是一個以左雄為中心人物的運動。」許宏義指出，左雄因不滿史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北美洲結合了反史明的統、獨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盟」。參見：許宏義，〈左雄路線與政客左雄〉，《台灣解放》創刊號（Darien IL., 1987），頁35。

[57]  林盛中，〈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4.5，未刊稿；2009.8.6，修訂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58]  著重參見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的《群報》。此間至少轉載三次《台灣人民》的論文，並有論文專門討論統派應該如何對待左派台獨的問題。許登源以筆名「何青」在《群報》發表的〈一位台籍同學對釣運的感想〉也體現其當時的看法。

[5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60]  筆者曾訪問當年的《洪流》參與者林啟洋先生。他認為這種完全模仿大陸刊物的做法是一種「左派幼稚病」的反映，實際上無助於爭取更多支持。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61]  江林〔劉進慶〕，〈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洪流》第6期（1974年9月，橫濱），頁9。

[62]  吳新地，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東大法學碩士，當時在日本大學大學院專攻哲學。參見：〈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63]  林啟洋，〈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97-98。

[64]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台北：聯合文學，2010），頁47-48。

[65]  〈會員氏名簿〉，《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1971年4月，東京），頁190。

[66]  路通，〈悼念劉守哲同學〉，《洪流》第6期（1974，橫濱），頁3-4。

[67]  劉進慶，〈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第591號（1973年9月，東京），頁27-52。

[68]  《台灣革命》辦到中途便由左雄在1977年1月創刊的《台灣時代》雜誌接續，並在八十年代初期遭到《台灣人民》部分同人所參與的《台灣思潮》的強烈批判，終至停刊。詳情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69]  關於東京華僑總會的歷史可參見：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

[70]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85-205。鄭栄桓，《朝鮮独立への隘路：在日朝鮮人の解放五年史》（東京：財団法人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頁163-182。

[71]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頁58-62。

[72]  林啟洋，〈弔　劉進慶學長、同志〉、〈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XIV-XV、96-99。

[7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74]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75。

[7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

[76]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7]  〈陳逸松致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書〉（暫定標題），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

[78]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9]  《陳明忠判決書》，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tjcdb.tjc.gov.tw/ Search/Detail/14215，擷取日期：2020年1月2日。

[8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20。

[81]  陳明忠口述，劉進慶整理，〈台湾人愛国主義者の闘士陳明忠の口述史：國家テロ下の生死の巷〉（草稿），未刊打印稿，2003年11月5日，台北。

[8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陳明忠對此事的回憶見：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202-203。

[8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

[84]  劉進慶，〈開発独裁と民衆――戦後台湾社会の実像〉，未刊手稿，1986年11月8日，「台湾民衆の闘いに連帯する集会」，大阪．部落解放センター。

[8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3。

[86]  〈座談會：編集委員の任を終えて〉，收錄於《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月報9》，頁8-10。

[87]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收錄於氏著、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81-222。

[8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