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推動本文選出版的林啟洋先生在劉進慶教授過世後立即撰寫的悼詞。由於林啟洋先生未及撰寫本文選序言即因病逝世，故以此文代序。

林啟洋，台灣霧峰林家後人，七十年代旅日左翼愛國主義運動重要參與者，中華秋海棠文化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今年〔2005年〕的光復節晚上，做完慶祝活動回到家時已是午夜時刻，剛抵家門，日本的陳仁端學長打來電話告知進慶學長已於10月23日清晨過世，並且也已做完家族密葬的消息。聽了，雖明知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是，萬萬沒料到會如此提前。我才於19日給他發完信，這樣看來，是來不及看到信就離去了。唉！恨我太遲於發信了。頓時，惆悵與落寞交集襲來，久久，不能平息。

已是卅多年前的事了，剛到日本留學的我，出席了一個在東京舉辦的留日台灣學生的聚會，在那個台灣菁英匯集的場合裡，我第一眼看上的就是進慶學長。當時，他的言談舉止像磁力般地吸引了我，腳步自動地移靠過去。

那是一個極具政治色彩的場合，正逢中日政治交鋒，是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還是「日華」邦交繼續下去而爭議不已的70年代初始。留日的台灣學生當然也因關心台灣前途而沸沸揚揚地齊聚議論起來。

在那個以反體制為主的在日台灣留學生群中，進慶學長的言論獨樹一枝，引起了我絕大的興趣，會後，特邀他找一家較為清靜的咖啡店，兩人便坐下來首次開談，在他那娓娓細緻的導引下，我發現輕柔語聲中帶有鏗鏘力道。把台灣與大陸之關係有條理、有邏輯地連貫起來，把兩岸的現況、異同和「本是同根生」的道理徐徐地鋪陳開來。聽了，讓本存偏見的人也會自然地點頭了。他，就是這麼穩重，柔和的魅力令初識之人也能親和以對。也就是因這個初緣，爾後的三十餘年間，他成了我的學長、良師又是同志，甚至不亞於兄長般的關係。巧的是，他整整大我一輪，同屬羊年。經受他的指導、關照和影響，彼此自然而然地有了君子之交的情誼。

70年代近半的一段期間裡，進慶學長抱著赤子之心，與我們幾個學弟共謀在日本成立「中國統一促進會」的籌備事宜。不只一次地，我們為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為盡一份綿薄之力，利用在半工半讀業餘之時，在進慶學長的引領下努力學習理論基礎，釐清歷史因素，闊展寬宏視界，對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重新學習和改造。把自己的前途與「立足台灣、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相結合，定下目標，期使與群眾打成一片，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直到促進國家統一的工作達成為止。因為我們認識到所走之路是真具正義、公理和愛鄉、愛國的先鋒之道；也瞭解到為弱勢族群爭權益、爭公義、搶政治陣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這樣，《洪流》、《星火》、《戰旗》等刊物出現在當時的留日台灣學生生活圈裡，甚至發展到有一些來自台灣的工人朋友們也主動與我們接觸，彼此交換心得，共同學習。

不用說，在那個右翼體質的日本社會環境下，我們的活動是艱難的，包括日本外事警察的不定期登門造訪，給我們看清了日本這個曾經霸台五十年的帝國幽靈是隨時存在的。雖這樣，我們愈鬥愈勇、愈鬥愈具希望，因為周遭的愛國僑胞、明理人士和通情達理的日本朋友都是我們的靠山和力量源泉。可惜的是我們不成熟部份使我們「曝了光」回台不得，而感到真正的群眾不在我們身邊很覺遺憾。

日本當局對我們這批心向祖國，希求統一的台灣留學生是不具好感的，隨時都在伺機排擠。例如60年代發生的劉彩品事件、陳玉璽事件，背地裡都是牽涉到中日兩國政治鬥爭的案例。70年代之間，東京與神戶的華僑會館鬥爭事件，日本偏向國府的司法判決，以及1976年台灣留日學生林啟洋「強制收容事件」，在在都反應了日本右翼政府與中國政府在對台問題的政治角逐上，尖銳鬥爭的具體實例。

在我個人長達二年多的「收容」期間裡，進慶同志和愛國僑界不遺餘力地為我的重獲自由東奔西走，除了僑界，連日本人教授、日中友好團體，甚至東大醫學院的進步醫師，最後階段都參與了營救的行列。他，私底下還照顧我一家在收容所外的妻小，除了精神鼓勵、物質支援更不在話下了。進慶同志的這股同志愛、同胞愛是我能在收容所內長期抗戰的力量所在。

1979年初，終於「抗戰」勝利了，我恢復了自由。隨即從事於東京、北京之間的商務活動，因為大陸也在78年開始「改革開放」，全民皆商地衝向經濟戰線了，我們也加入行列。就在這段時間裡，進慶學長也應邀到大陸做客座教授，我們在天津南開大學他的宿舍裡也促膝長談「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法，直覺地感到，台灣問題的解決是長期的，我們心急如焚卻愛莫能助。80年代，就這樣很快地成為過去。

90年代起，進慶同志在他任教的學校裡主辦了「台灣問題懇談會」，不定期的召開有我們這些己白了髮的留日台灣學生，也邀請來自島內和歐、美的台灣籍學者、教授參與，共同座談海峽兩岸的各種問題。另外，他還在有力旅日僑領的支持下，與來自大陸的旅日學者、教授成立了「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廣泛地交流兩岸信息，與日本各界人士互動，在促進中日友好、廣開言論，汲取各界對海峽兩岸在和平統一道路上的認同、共助。

這些繁雜忙碌的活動終於把進慶同志的身體給磨壞了。本來肝功能就不好的他又受了感染造成白血病，幾次入、退院，還是抵不過病魔在台灣光復六十週年前二天清早離我們而去。自今年春，定居台灣的我還是失去了與進慶同志再會一次面的機會。我們曾相約共同返台長住，落實「深入群眾」的願望。他雖有心，可是天公不做美，帶走了他。我，做為學弟、同志，除了哀悼，就是誓語：一定堅毅不拔地繼續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奮鬥下去。

過去諸事雖然成了只能追憶，但，這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裡，兩岸共同富強康樂、和平統一的日子，必然到來。在那一天，我們會向您稟報。可敬的進慶同志，還是一句話，請安息吧！

2005年11月20日
學弟、同志
林啟洋　敬弔於台灣台北

曾健民，台灣戰後政治經濟史與台灣左翼文藝史著名研究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共同發起人之一。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現為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方向》叢刊總編輯、中日牙醫診所醫師。

　　能為劉進慶先生的新文集寫序，深感榮幸，也有無限感慨。
　　在開始動筆之前，往事就一幕幕翻騰於腦際，或明或暗，即近又遠颺。雖然已過去，但似乎都還活躍在同一頁歷史中。
　　與劉進慶先生的交往總是交織著一些朋友的身影。記得，剛認識啟洋兄不久就一起為劉進慶辦追思會了，那是2005年的事；而認識啟洋兄進而相交的契機，是為了替陳純真先生找尋他在60年代日本經歷的事跡，不幸，這位純真的愛國統派朋友也於翌年過世了。去年，啟洋兄滿臉興奮地抱來一疊約有四十公分厚的資料，說這是從劉進慶家書房複印來的，並開始滿懷熱情地推動出版劉進慶文集。從這些資料中，才真正實感到進慶兄與啟洋兄以及許多志士們，早從70年代開始就在保守派和台獨本營的日本從事艱苦的愛國統一運動，而這段重要歷史一直少人所知。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劉進慶先生一生「抵抗與學問」的未集刊文稿，也有許多運動刊物和史料，第一次揭開了在日本的愛國統一運動歷史的一面。這是一頁還未翻過去的歷史，而進慶兄、純真兄和啟洋兄以及其他未名的朋友，都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和智慧寫下了歷史的一部分。我們不也還活在這頁歷史中嗎？
　　我與劉進慶先生相識十數年，一起參加過研討會，一同參加田野調查，每次他從日本回來總是以最新研究成果的論文相贈，一起討論時局和運動形勢。記得，幾次在台灣的研討會席上，他溫文中充滿學理的尖銳批判，令人印象深刻。我深知他溫厚的人品和嚴謹的學問，但對於他充滿激情和抵抗的生命實踐卻僅止於初淺的認識，而這本文集正收錄了他在這方面的「抵抗與學問」，比較全面顯現了他高大的形象。
　　在日本東京經濟大學的退休演講的結尾中，他曾說到：「我個人學問的創造性在三十歲是顛峰，之後只可以算是『附錄』」。他所說的顛峰之作，也就是現在台灣社會科學界的經典名作《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這本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完成於1971年，1975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但中譯本一直要遲到二十年後的1992年，才由陳映真的《人間台灣社會經濟叢刊》公刊。該書二十年間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只有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因為它與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同，而以日本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分析了台灣1945年到1965年之間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並解開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經濟榨取的機制。這本書，當然是劉進慶先生個人重要的「抵抗與學問」之作；另一方面，這本書在台灣從遭禁絕和秘密流傳到得於出版的二十年曲折過程，也側面反映了台灣反共戒嚴體制的歷史。
　　1993年4月，我與陳映真先生和其他朋友共同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宗旨是：「以進步的社會科學，研究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之性質與發展」。研究會研讀的第一本書便是劉先生的這部顛峰之作。1994年研究會為他辦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演講會， 自此與他相識相交，一直到他在2005年去世。
　　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又經過了另外一個二十年後的2013年，因緣際會，我與一些博士生和老師組織了一個「月會」，所研讀的第一本書還是劉進慶先生的這本大作。該書以龐大的實證材料和嚴謹的理論分析架構，揭開了光復後台灣資本主義如何在獨裁政府之手，通過對農工大眾的榨取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秘密；同時，在複雜的經濟數據和概念的底層脈脈關懷著底層的農工大眾的處境，燃燒著對獨裁國民黨政權的嚴厲批判。
　　可惜，現在為止，我們只能讀到他這本三十歲的顛峰之作，只能認識到他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學家的面影，至於他謙虛稱為「附錄」的部分，亦即「抵抗」的人生和論著，卻一直鮮為人知，從他過世後一直深藏在他的書齋中，幸好他在日本的老戰友林啟洋先生，促成了這批史料和論著的出版。從中我們才認識到，他一生追求學問同時也對荒謬時代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抵抗，他的學問和抵抗是一體的；從早年參與領導反蔣民主運動一直到反獨促統運動，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足跡和龐大的論著。
　　啟洋兄在70年代初期認識劉先生，並受其思想影響，長期與劉進慶先生一同在日本從事愛國統一運動，去年他回到日本拜訪了劉先生夫人，經夫人的同意，進入書房複印了一大批劉先生生前整理好的文稿，帶回台灣準備整理出版。啟洋兄為了替戰友留下「抵抗與學問」的精神資產，滿懷理想多方奔走，籌劃出版事宜。不料，在本書出版前夕，他舊疾復發，溘然辭世。
　　這本書得以問世，啟洋兄居功厥偉。如果沒有林啟洋這位劉進慶的長期戰友，抱病奔走，這本文集可能永埋書齋很難問世，日本的愛國統一運動也很難與大家見面。啟洋兄似乎在冥冥之中，以完成戰友的文集作為自己生命最後的工作，為日本統運歷史留下雄辯的證言。可惜他無法親眼看到本書的正式出版，實令人痛憾。在此謹向林啟洋先生致上敬意和冥福。
　　本文集，收入了劉進慶先生一生從事的運動的重要史料和學術論著。時間跨度從早年留學東大一直到退休辭世（1967年到2005年）；運動內容包括，早期的反蔣民主運動、中國統一促進會，一直到最後成立的「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論著的討論涵蓋範圍很廣，有台灣經濟性質分析、台灣史研究，全球化問題、美日帝國主義與兩岸關係、兩岸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問題等等。這些論著都立足於嚴謹的「學問」基礎上，散發著濃厚的理想主義熱情。本書記錄了劉進慶先生熱情的生命軌跡和學問成果，同時，也雄辯地呈現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運動和中國統一運動的歷史。
　　這是一頁還未翻過去的歷史，我們跟著他們的腳步繼續寫下去吧！

2014年9月8日　完稿

陳仁端，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曾任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科學部教授、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日本）代表、日本華人教授協會監事、全日本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劉進慶先生去世將近十年了，由於他的摯友林啟洋先生的努力和許多朋友們的協助，劉進慶文選即將問世，這確是一個好消息。林啟洋先生要我為這個文選寫一些東西，雖然我還沒有機會看到這個文選，但是盛情難卻，乃冒昧作此拙文。古人說：文如其人。就寫下一些我跟劉進慶先生的交友往事，以及我對他的為人和做學問的印象，算是寄予劉進慶文選的心意吧。

　　我跟劉進慶先生的交友始於東京大學的留學生時代。我在1961年留學東京大學，劉先生大概是晚幾年進來吧；他屬於經濟學部，我屬於農學部的農業經濟學系。好在當時東大裡面有一個台灣的留學生組織叫做東大中國同學會，這個同學會和它的會誌《暖流》就成為分散屬於不同學系的二百多個學子互相交流的平台。

　　離開東大以後各奔前程，劉先生不久即就職於東京經濟大學，我則很長一段期間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崗位，雖然都仍留在日本，我們之間的交流自然就比較疏遠了。直到新世紀初在東京舉行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以及之後成立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劉先生和我才又聚在一起。

　　在這之前，1985年夏季經由劉先生介紹，我們一起參加在廈門舉行的「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第二屆）」，討論會之後主辦單位還為全體與會者組織了一次絲綢之路旅遊。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中國大陸之行，印象極其深刻。在討論會以及絲綢之路旅遊的前後十幾天期間，大家同起居，互相討論台灣問題和中國問題，共同度過了一段濃密而有意義的生活。記得我們到蘭州的第二天早上，劉先生告訴我說他早晨起來就作晨操，跑步到黃河邊沾了沾黃河水。聽了我覺得我是完全能夠理解他的心情的。我們都知道中國人都說黃河是母親河。

　　1987年底劉先生邀我在主要由他支持的台灣學術研究會上講演。那年11月我隨同日中農林水產業交流協會的中國水稻田經營訪中團訪問了中國農村剛回來，劉先生要我談談我所看到的中國農村和農業的印象。自從那以後，該研究會開始陸續寄來他們每期的會誌，由此我獲悉他們的活動情況，也了解到劉先生是該會誌的積極投稿人，發表的文章幾乎都是討論二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問題的。

　　2001年夏季在東京舉行的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是一次盛大而成功的大會。劉進慶先生從大會的籌備階段直到大會結束，包括大會論文集的編輯出版，他都積極參與，可以說是使這次大會成功的主要推動者。應劉先生的邀請我也參加這個大會並提交論文。大會結束後鑑於這次大會的成功經驗，在東京華僑總會陳焜旺會長的領導下，以劉先生為中心結集在日研究者成立了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推舉劉先生為代表，我也成為該研究中心之一員。離開東大以後彼此疏遠了一段時期的我們從此又走在了一起，積極投身於祖國的統一運動。

　　不幸的是，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三年後，劉先生因白血病逝世。他住院時我跟陳焜旺先生一起去醫院看他。為了想鼓勵他，我在紙條上寫了「我命在我不在天」幾個字交給他看。於是他也拿了一張紙寫上「敦品勵學、愛鄉愛華」八個字交給我說：這是我的座右銘。我想，「鄉」當然是指故鄉台灣，「華」肯定是指中華或中國。他的一生確實是熱愛故鄉熱愛祖國的一生。記得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回台灣調查研究島內民情，路經他的故鄉斗六，他帶我去看他的老家。當時在他老家屋後正在蓋著一棟兩層樓房子，劉先生告訴我這是他準備回來住的房子，還站在房子旁邊叫我替他拍照片。

　　此文既然是為劉進慶文選而作，就應該談到劉先生的學術成就。老實說我自覺沒有資格談他的學問，首先要坦白我沒有系統地研究過劉先生的學術著作。這裡只能憑過去我跟劉先生的交友生活中，從他那裡聽到或感受到的，或者讀到的一些他的論文的粗淺印象，來談一談他做學問的立場，態度方面的感想。

　　我們在東京大學求學的1960年代，不但在日本是學生運動高潮的時代，在全球範圍也是一個火紅的時代。歐洲的以法國為首的青年運動、美國的反戰運動、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標誌著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東大的學生也在鬧革命，他們的口號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是「造反有理」，這確實使我們吃了一驚，同時也讓不少中國留學生感到自豪。

　　劉進慶在他古稀之年寫了題為〈我的抵抗與學問〉的感言（原文為日文；有曾健民先生的中譯本），在那裡他用「抵抗」一詞來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理解是有壓迫就有反抗，而於劉先生所意識到的「壓迫」首先是來自於蔣介石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壓迫，在這裡抵抗就是「反蔣」。在東大求學時代劉先生積極參加中國同學會的活動，還擔任過總幹事的職務。轟動一時的「劉顏事件」就在他擔任總幹事的時候發生的，做為總幹事的劉先生義不容辭的為同學會會員的劉、顏二君發起救援運動，這就是劉先生的抵抗的表現。

　　我認為劉先生在做學問方面也貫穿著他的抵抗精神，主要表現在對專制統治下台灣經濟的畸形發展的批判上面，而抵抗也是批判。眾所周知196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的發展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美國人甚至於誇獎其為「自由之窗口」，而「改革開放」後大陸執政當局和其智囊學者們都說要向台灣經驗學習。如何評價台灣的經濟發展這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又是具有實踐意義的問題。劉先生的主要研究課題也就是這個問題，他的研究成果見之於其主要著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以及後續一連串有關論文。其分析的方法、邏輯推演容或有混亂、矛盾等值得商榷之處，其結論還是應該受到肯定的。劉先生的研究指明戰後台灣經濟雖然有長足發展（主要表現在物質財富的增長），但是它本質上仍然未脫離殖民地性質的經濟，是依附型經濟（主要依附於美日），而政治上是專制的，從屬於美國的。這個結論我認為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乃至於中國大陸。

　　最後我要感謝劉進慶先生，他在臨終前不久把他珍藏的一套《魯迅全集》贈送給我，此外還包括一大堆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書籍。

　　讓我們把這即將出版的劉進慶文選當成劉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來珍惜、活學活用吧。

陳仁端於2014年8月10日

許介鱗，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文教基金會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曾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法學院院長、社科院院長、東京大學客座教授。

　　我跟進慶兄都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1930年代出生的，進慶兄是昭和六年，我是昭和十年生，相差四歲。在進入昭和時代，日本的後進資本主義也發達為高度的帝國主義，日本的富國強兵主要是靠侵略戰爭奪來。在我們出生的1930年代，日本帝國已經不能滿足於台灣與朝鮮的殖民地掠奪，開始發動1931年瀋陽事變，將中國大陸的東北殖民地化，建立日本的傀儡國家「滿洲國」，1937年再進一步發動蘆溝橋事變，將華北收入日本管轄旗下，進而向東南亞進軍侵略。美英不能坐視日本的為所欲為，即與中國和荷蘭組成ABCD（America, Britain, China, Dutch）聯合戰線，從經濟上封鎖抵制日本，因此中日戰爭擴大為太平洋戰爭。當時我們是出生不久的孩童，尚未能察覺自己的處境與國際政治的險惡，但是此時代背景的變化，影響我們後來鑽研學問時，得以從殖民地的「馴民」覺醒，對暴政懂得抵抗。

　　特別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奇襲」珍珠港（日本不稱「偷襲」）之後，日本當局到處張貼「鬼畜米英」的標語，在課堂上老師也解釋「鬼畜米英」的含意，總之美英都是魔鬼畜生，宣傳世界上只有日本是「代天行道、打擊不義」。

　　在殖民地台灣，也盛傳「桃太郎」的故事，民間老少就跟隨唱幾句「桃太郎さん」的童謠，我們在孩提時期，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日本當局特別設計，潛移默化補強軍國主義思想。但是我們逐漸長大，成為會思考的少年時即產生疑問，桃太郎有什麼理由要征討「鬼之島」？就算在島上有鬼群生活，然而，他們安居樂業和平共存，從來沒有打擾過日本國土，日本憑什麼要征討「鬼之島」，桃太郎只為了奪取「鬼之島」的寶物，就可以征伐「鬼之島」嗎？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1894年「奇襲」清軍，翌年趁戰勝硬要奪取寶島台灣，難道這就是「維護正義」嗎？

　　日本人嘲笑「支那人」（大陸人）愚蠢，殖民教育我們要堅守「台灣人」氣質，不要與奸詐的「支那人」同流合汙。日本人擁有「大和魂」，是一等國民；台灣人努力學習「大和魂」，雖血統不同也可以提升為二等國民；愚蠢的大陸人永遠沒得救，根本是「ちゃんころ」（清國奴）。在皇民化教育雷厲風行的時期，台灣青少年的腦袋都被灌輸軍國主義的思想，同時注入日本「必勝」的信念。想不到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親自宣布「終戰詔書」，日本戰敗投降，從此「神國日本」的神話破滅了，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復歸中國。

　　「台灣人」的意識形態，隨著時局的轉移變化真大。僅隔日本投降的這一天8月15日，昨天還高唱「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的台灣人，現在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而且書讀越多的知識分子轉向越快。台灣人意識形態的表露拋棄，連狗都不想去吃。

　　台灣光復一年多之後，爆發了震驚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軍的槍口對準反抗的台灣民眾，而不反省政權的腐敗與惡政。1949年末，在國共戰爭慘敗的國民黨軍退守到台灣來，當局視接觸共產思想或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就如毒蛇猛獸的匪徒，在全島展開「剿匪」的白色恐怖政治。

　　我跟劉進慶兄是在1960年代的東京大學校園認識，那時劉進慶兄和凃照彥兄是在東大「赤門」進去左側的經濟學部大樓研究，我是在東大「正門」進去右側的法學部研究室冥想。經濟學部與法學部只隔總圖書館，距離不遠；同樣的，法政與經濟在社會科學領域是孿生兄弟。我專攻的是憲政，劉、凃兩位皆學經濟，凃兄的研究主題是戰前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劉兄正在研究台灣戰後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同組成小型讀書會，有少數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參加，讀書會用韋伯（Max Weber）的作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共同討論的範本。韋伯的經濟理論可說是「唯心論」，強調精神的作用，與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論」（materialism）強調物質的效用不同。我們身處海外，尚且避開討論馬克思的理論與哲學，為的是避免被國民黨小混混打小報告，被貼上標籤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有一個流傳的笑話，當時有留日學生回台，行李中有一冊韋伯的書籍被海關官員查扣，並警告在台灣不准看馬克思的書，國民黨政權的官員沒有學問，連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都分辨不出來。另舉1970年代我親身經歷的實例，我是台灣大學教授，向法學院圖書館申請購買圖書，書單也經過圖書委員會審查通過而購買了，其中對於《朝日年鑑》，政府有關單位註明：《朝日年鑑》必須專櫃保管，只許教授閱覽，其他學生不可以看。我仔細推敲，為什麼管制如此嚴格呢？發現《朝日年鑑》有介紹各國的新聞，其中有兩頁多記述對岸中國大陸的情況。政府「恐共」到這種程度，也難怪台灣學生對中國大陸的常識，差不多等於是「白目」。

　　儘管在1960、70年代，台灣島內對政治思想及言論尚存嚴厲的管制，但在日本則是正逢經濟高度成長，政治言論百花齊放的時期。有一次，我在東大的校園傾聽著名的歷史評論家羽仁五郎的演講，他指責當時的首相佐藤榮作是「惡黨」，嚴厲批判日本佐藤政權反動的諸措施，他的立場堅定毫無遜色。在實施戒嚴的台灣，仍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時代，台灣民眾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徬徨，較聰明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

　　留日學生為什麼佩服劉兄的為人，因為他投入學問之餘，也是一位熱心聯繫鄉親、照顧後進的行動派。當他擔任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會長時，發生留日同學劉佳欽和顏尹謨兩人回台時，以他們在日本參與反政府組織為理由，被秘密逮捕送軍法處法辦的事件。劉進慶兄是同學會會長，毅然出面究明真相，進行救援活動，雖然兩人仍被判十年和十五年徒刑，但是劉兄仍不氣餒，整合各大學的留日學生組織，向台灣當局提出台灣民主化建議書，配合當局稱為「國是建議書」，內容包括解除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國會議員民主選舉等。

　　有理智的人遇到「惡政」，自然會產生「抵抗」的心。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劉兄的七十年生涯，已經到達「學問」足以改變高尚人格的境界了。韋伯晚年的作品《以學問為職業》，影響日本經濟史學界的大師大塚久雄，他把經濟史學和宗教社會學結合創新理論，在日本戰時的天皇制法西斯壓迫下，成為多數左派知識分子在精神內面賴以「抵抗」的理論據點。在東京大學接受學問薰陶，之後在東京經濟大學執教的劉進慶博士，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豐富了這一代多彩多姿的人生，讓劉博士進入慶喜的另一個世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