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著《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二
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年6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1]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1974年對非洲而言是個重要的年份之一﹐因為這一年的4月﹐葡萄牙國內發生了被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由基層青年軍官所組成的｢軍隊運動｣﹙MFA﹚推翻了執政逾五十年的｢新國家｣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場政變也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與普林斯比以及維德角同時獨立｡1961年至1974年間葡萄牙發動非洲殖民戰爭﹐企圖消滅各殖民地的反抗軍﹐這些反抗軍包括了卡布拉﹙Amilcar Cabral﹚所領導的｢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IGC﹚﹑內托﹙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工黨｣﹙MPLA﹚﹑孟德連﹙Eduardo Mondlane﹚所領導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以及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所領導的｢聖多美與普林斯比解放運動──社會民主黨｣﹐這些反抗軍大多從1950年代就開始組建﹐除了卡布拉的PAIGC之外﹐其他都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些反抗軍頑強地與葡萄牙殖民勢力持久戰鬥﹐拖垮了殖民當局的經濟與政治﹐也瓦解了殖民軍隊的士氣﹐｢軍隊運動｣﹙MFA﹚的政變行動正是這場歷久反抗的直接結果｡
按照當時的時空氣氛來說﹐全面開始探討和總結葡萄牙殖民歷史和反殖民運動是絕對必要而且及時的﹐但布雷奇的文章卻耐人尋味地只做了卡布拉和法農的比較｡在這篇有關兩人非洲革命理論的文章中﹐他較多地談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在非洲革命的性質方面﹐他指出了兩個人不同的革命氣質﹕法農強調獨立革命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社會重生的過程﹐而卡布拉則強調獨立革命的具體目標﹑獨立後如何捍衛革命成果﹔[2]他提到了卡布拉對格瓦拉｢游擊中心｣的反對以及兩人雖都傾向社會主義﹐但都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3]
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布雷奇比較了兩人對於農民的的革命信心問題﹐法農對農民充滿信心﹐但卡布拉則對這個階級的革命性有所保留﹔法農認為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既得利益者﹐但卡布拉則認為殖民地工人不如歐洲工人﹐是｢小無產階級｣﹔法農完全否定流氓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卡布拉則將流氓無產階級做了區分﹐認為新從農村流浪進都市流氓無產階級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法農認為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而言是無用的﹐但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卡布拉則認為它由於受過歐式教育﹑為殖民政府服務但卻又處於社會的夾縫中﹐所以會感到痛苦與挫折﹐這將會引導它重新思考並透過群眾的革命運動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定位｡[4]
在黨的組織與領導權方面﹐法農主張革命精英應從外部領導農民﹐適時地引導農民的革命能量﹐卡布拉則認為革命的精英英與農民共同學習成長﹐才能有發揮領導作用｡法農反對一黨專權﹐卡布拉則認為在落後的殖民地﹐只有全國性的黨才能發揮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功能﹐才能集中力量強而有力地對抗殖民勢力｡[5]
在革命的暴力方面﹐法農認為殖民的暴力只能用更堅決的暴力回應﹐透過革命的暴力﹐群眾才能了解真實的社會｡卡布拉除了強調革命暴力是對殖民地壓迫的回應外﹐並沒有特別討論革命暴力的性質﹐但他卻強調了由於幾內亞比紹沒有向阿爾及利亞一樣大量的殖民母國移民﹐所以不需要採取恐怖主義攻擊的形式｡[6]
有關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布雷奇認為兩人都視文化為人民在解放鬥爭中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也提出了殖民者是如何地透過對被殖民者日常的壓迫來消滅其文化｡
布雷奇的文章﹐運用了西方學術界慣用的解釋系統與範疇歸類﹐將所謂的｢非洲革命理論｣﹐透過法農和卡布拉的論述與差異確定下來｡這裡形成了一種｢和諧｣與｢矛盾｣｡｢和諧｣的是兩人的論述可以透過這樣的學術範式得到西方的理解和再分析﹐｢矛盾｣的是｢非洲革命理論｣在比較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卻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諧｣使得非洲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分析的合理前提﹐｢矛盾｣則得出了非洲革命後的內戰和經濟破敗的必然性﹐西方的理性主義﹐再度在學術上獲得全知的勝利﹗但真的是這樣嗎﹖
布雷奇的文章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西方學術界語言較能相通的兩位知識份子的革命論述﹐而且強調法農與卡布拉雖然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運用馬列主義對各自的社會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種強調在冷戰對峙時代的非洲是有其用意的｡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承認這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1961年剛果總理盧蒙巴被丹加丹省分裂份子沖伯處決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該在比利時殖民勢力支持丹加丹省分裂獨立時﹐向美國求援失敗後﹐轉向蘇聯求助｡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慌﹐決定要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警惕與教訓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的抵抗力量必須慎重對待的｡與卡布拉相比﹐法農並沒有像本‧貝拉所領導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FLN﹚那樣深刻地捲入解放戰爭中｡做為一個革命的宣傳者﹐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像是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界的聲明﹐從他的第一章與薩特1961年版序言都以暴力為主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卡布拉在幾內亞比紹的革命實踐﹐對西方學術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純潔性｣｡他認為幾內亞比紹的革命不必使用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不是因為他拒絕﹐而是因為用不上﹚﹐他也在戰術上堅持只對軍事設施進行襲擊﹐他堅持古巴的革命援助只能是醫療和教育﹐古巴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他反對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7]除了｢一黨專政｣外﹐這些原則都給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解放戰爭典範﹐不必疲於奔命地去爭論暴力使用的原則性問題｡然而﹐也正是同一個卡布拉﹐在1965年哈瓦那所舉辦的亞非拉國際團結會議上﹐和格瓦拉遙相呼應地闡述了他的｢新人｣思想﹐並共同支持了格瓦拉所提出的要建立｢第二個﹑第三個越南｣的呼籲｡
布雷奇文章的選擇性還在於忽略了葡萄牙殖民地其他抵抗力量的社會分析﹑政治方針與革命策略﹐這種忽略使得有關非洲革命理論缺少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這個部分略而不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之後﹐又陷入了長期的內戰｡
冷戰對峙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解放運動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之一｡微弱而新獨立的殖民地為了在複雜的國際夾縫中生存下來﹐不得不謹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這和1920年代殖民地知識份子因十月革命勝利而充滿解放信心﹐看來似乎不同﹐但這只是時空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表面的不同﹐對於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宰制的認識﹐卻沒有不同｡到了非洲大陸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恩克魯瑪和卡布拉甚至進一步提出了沒有消滅新殖民主義就不算真正獨立的見解｡
所以﹐布雷奇指出的法農和卡布拉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差異﹐而是非洲革命整體的一部分﹐就像內托﹑孟德連﹑卡斯塔﹑本‧貝拉﹑盧蒙巴﹑曼德拉﹑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樣﹐都是非洲大陸革命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可分割的整體反映了使理論聯繫於實際的努力｡而直面種種困難與問題的這些革命者則是唯一使這一聯繫成為可能的媒介｡
任何一個殖民地解放運動都要面對一個複雜的文化省思﹕｢文明先進｣﹑｢有效率｣的野蠻殖民體制的一切在什麼意義上是值得學習或不值得學習的呢﹖十九世紀主張黑人｢自治｣的思想家阿弗里卡納斯‧霍頓﹙Africanus Horton﹚就認為應該要向殖民者學習﹐並且要透過積極的學習讓殖民者認同﹐進而向殖民者證明黑人是可以自治的﹐霍頓甚至還隨英軍參加了兩次對西非阿散蒂王國的戰爭｡[8]但有更大的一群人卻選擇了負嵎頑抗｡1905至1907年間﹐德屬東非的黑人由於不滿殖民當局強迫栽種棉花並課徵棉花稅﹐憤而起義｡這些人只有獵槍﹑長矛和弓箭做為武器﹐宣稱蛇神附體的巫師恩格瓦列﹙Kinjikitile Ngwale﹚於是泡製了稱為｢馬及馬及｣的靈藥﹐可以將敵人的子彈變成清水﹐黑人因此士氣大振﹐奮勇抗擊殖民軍隊｡三年奮戰間﹐黑人死亡人數竟高達二﹑三十萬人之眾｡[9]德國的人類學家後來還特別研究了這種｢靈藥｣﹐他們發現其中的成分只有蓖麻油和黍稷的種子而已｡按理講﹐只要一上了戰場﹐子彈不能變成清水﹐起義軍勢必瓦解﹐是甚麼讓這些黑人前仆後繼地抵抗了三年呢﹖
1906年﹐英國人為了要逼使更多黑人到金礦區當礦工﹐決定向自給自足的祖魯族課徵人頭稅每人1英鎊﹐這對缺乏現金的祖魯人來講根本就是奴役﹐為了拒繳人頭稅﹐祖魯酋長邦巴薩﹙Bambatha﹚帶領族人抗稅﹐後來為英軍所敗﹐死於多波森林﹐但族人多不相信他已陣亡﹐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變成了多波森林的守護神了｡[10]
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落後野蠻的黑人所做的抵抗都是荒謬而且毫無意義的﹐他們這種以卵擊石的自殺暴動﹐再次證明了他們的愚蠢﹐也再次證明了殖民的白人肩上那種｢文明開化｣重任的必要性｡但西方理性的殖民者不了解的是﹕馬及馬吉的靈藥並不在於它的成分﹐邦巴薩的生死與否並不在於梟首示眾數十年﹐關鍵在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們透過這種看似迷信荒唐的儀式﹐找到了源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戰鬥的位置﹐所以尼日利亞小說家齊努亞‧阿切貝才能不卑不亢地在他的小說《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透過愛哲烏魯勇敢地展現他部落的全貌﹐也才能不畏冷戰肅殺的政治氣氛﹐寫詩讚揚為安哥拉解放事業奉獻一生的內托｡
同樣地﹐邱士杰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1920年代全球所有受壓迫者深受十月革命鼓舞﹐迫切希望拿起理論武器尋找各自社會革命動力的熱望｡在邱君的著作中我們會看到來自東亞各地的革命青年﹐從朝鮮﹑從日本﹑從海峽兩岸﹐他們跨越了語言和地區的藩籬﹐尋求解放全世界的道理｡邱君書中所提到的這些人也許由於有限的鬥爭經驗﹐無法提出列寧和卡布拉那種既宏觀又具體的革命戰略分析﹐但他們早已懷著像法農一樣的革命樂觀情緒﹐努力提出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就教於後來的革命者了｡
像布雷奇那種有意或無意的研究選擇﹐會將歷史囚禁起來｡這就像某些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歷史時在史料﹑對象﹑時間斷限﹐與問題意識上所做出的選擇一樣｡這些選擇似有若無地找尋這樣或那樣的著力點以同最根本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同東亞﹑同兩岸﹑甚至實際上同台灣本身一刀兩斷｡然而一個蒼白的囚犯﹐是無法唱出多彩生動的歷史之歌的｡
是為序｡
2009.4.19
[1] Robert Blackey, “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1974): 191-209.
[2] Blackey, 193-195.
[3] Blackey, 195.
[4] Blackey, 197-202.
[5] Blackey, 202-204.
[6] Blackey, 204-206.
[7] 見紀錄片﹕Jihan El-Tahri, Cuba:An African Odyssey (2007).
[8] 有關霍頓生平﹐見﹕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ed.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 K.G. Gillings, “The Bambata Rebellion of 1906: Nkandla Operations and the Battle of Mome Gorge, 10 June 1906,”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8, no. 1, 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81kg.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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