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自《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十八日。
譯文原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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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

楊　逵著
曾健民譯

日本帝國主義者耀武揚威的六月十七日，已經在去年落幕。當他們意氣揚揚地紀念這一天時，我們的志士們卻經常內心哭泣著紀念。他們這個燦爛光輝的「始政紀念日」，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卻是慘澹黑暗的「死・政・紀・念・日」。五十年來，對我們志士而言眞是臥薪嘗膽的漫長日月，更是渾身是血的戰鬥的日日月月。

今天正逢台灣光復後第一次的這個恥辱的日子，於此回想五十年前的此時，追思五十年來前仆後繼毫不間斷的先烈志士們的事蹟，是作爲「鄭成功革命的子孫」的我們當然的權利。也是繼承這個遺志的我們後代的義務。現在我們正在調査把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都染紅了的先烈志士的遺蹟，深切期望得到諸位同胞的大力協助。以先烈的血交織出來的這個偉大的台灣革命史，是我們一定要留給後代的寶貴遺産。

（一）

每當回想六月十七日，首先在腦際中浮現的，就是滿淸的大官們把我們和我們的山河出賣給日本的事，以及，成立了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反抗日本的我們祖先不屈不撓的英雄抗爭事蹟。與此同時，無法令我忘記的是，汪精衛的台灣版第一號漢奸的名字。依據日本政府留下來的記錄，在明治二十八年的六月七日，第一任樺山總督向日本總理大臣的報吿中，有下面的一節：

「六月四日下午二點，傳來了高千穗號軍艦攻陷基隆的報告，橫濱丸於五日後從三貂灣出發開入基隆港，六日總督府移到基隆海關，而且暫時設置了基隆支廳，以福島大佐領導開始執行民政事務，人民大都歡迎我們。在此之前，有一位台北商賈跑來我方，尋問他結果，得知台北府所在地的文武百官全都逃走了，沒剩一兵一卒，以致附近土匪蜂起，燒掉了巡撫官廳，到處掠奪，他請求我方迅速派遣官兵日本兵去鎮壓。」

這報吿中所說的「一商賈」，就是其後得到了日本當局的許多利權，最後還被勅選爲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當時他隻身從台北跑到基隆港，請求日本軍首腦的接見，日本軍把他送交給總督府當局。日本的文獻追加說明了，當時日本當局曾懷疑過辜顯榮是不是刺客，關於如何處置他也有許多的意見，終於在幕僚的會同下水野民政局長接見了他，據說辜顯榮在詳細地說明了台北附近的狀況後，自薦擔任日本軍的嚮導。

把辜顯榮的通報，和一個叫「韓生」（譯按：音譯）的台北電信局事務員的電信通報相對照後，日軍方面得到了台北附近的詳細情況，這對爾後日本軍的軍事行動有相當大的貢獻。之後西洋人「韓生」和辜顯榮一起接受了日軍的叙勳，得到「勳六等」的他們應是相當得意的罷。接著，六月六日，日軍小島聯隊長親自率領若干精兵向台北進軍，在水返腳（譯按：今「汐止」）與前來相迎的「德彼頓」（譯按：音譯）等三位西洋人相會，第二天破曉時份，這一隊日軍開進了台北城。

（二）

再來，依據六月七日樺山總督給內閣的電報，提到：

「六月六日從基隆登陸，在舊海關內設置了總督府，台北府城文武百官都已逃走不剩一兵一卒，土匪燒燬了巡撫官衙，到處掠奪，一般良民都迎接我軍到來。又，居住該地的外國人來到本師團前進部隊，請求我軍迅速進軍，我軍於本日早上進入了台北城，人民簞食壺漿迎接我們。另外，該地有一些英、德兩國的海軍兵，英國海軍不日將撤走。打算兩三日中把總督府遷往台北，風聞淡水的支那軍砲台的火藥庫被燒燬後逃走，若真是這樣的話，在台島南部若干征戰將不可免。」

依據上述文獻，可以淸楚地看到首先是，有一部份外國人和漢奸很快地依附並投靠日本軍，爲日軍效勞其次是，日軍所說的「土匪」到處蜂起的這個事實。

而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淸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爲了殺戮、侮辱被稱爲「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淸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爲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爲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カ量稱爲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

於此紀念先烈之際，必須先著手的是，把被冠以什麼什麼「匪」或某某「賊」的罪名加以殺害、侮辱的人們的事蹟調査淸楚公諸於世。必定要以此糾正被歪曲的民衆的認識。

（三）

回到前面的叙述，日本的文武官員於六月十四日下午一點，搭上特別準備的列車，駛向滿淸文武百官一個都不在的台北，因爲鐵軌到處被民衆破壞，有些地方不得不下車步行，在水返腳附近火車頭終於脫軌，受盡折磨一直到晩上六點オ到達大稻埕的停車場。日本人是這樣記錄著。

於是，在六月十七舉行了開始行使統治的典禮，他們號稱這一天爲「始政紀念日」。實際上，在風光的典禮後面有人正計畫著暗殺樺山總督以下的日本軍官。

其中心人物是一個名叫吳得福的人。最初他投身義民兵阻擋日本軍在基隆的登陸，但在基隆的ー戰被打敗了，被日軍捕去，辫子被日本綁在柱子上，但他乘機用藏在身上的小刀切掉瓣髮逃脫了。他一方面罵滿淸官兵沒志氣，一方面在三角湧（譯按：今三峽）附近出沒，暗地裡到處糾集同志，暗中策謀再一次與日本軍抗戰。那時台北城已逐日落入日軍之手，策謀難以開展。終在台北城附近村落出沒募集義勇兵，其時有一位住在廈門的同志經常與他保持連絡，發出了一個開戰的指令說「如果有兵三千，迅速襲擊台北城」，吳得福等與大安庄的黃賜方會面，把這事與衆人策劃，結果是，兵雖已足但兵器彈藥的補給不繼。焦心苦慮也是沒辦法。終於放棄了全面襲擊的策劃，改爲企劃暗殺日本要人。同時台北城附近到處響著槍聲，群情騷動謠言四起，譬如像有三十名間諜進入艙卿，大稻堤出現義軍等等。實際上也發生了幾起大小事件，使日軍的警戒愈來愈嚴。吳得福深深潛入地下繼續活動，八月上旬吳得福在自己家中召集了二十多名同志，激勵大家說「倭軍猖狂，住民生活塗炭，若不予以掃除，何顏見祖宗」，慷慨陳詞，悲憤不已。由此來看，不難想像日軍是怎樣地殘虐至極了。

（四）

一般而言，商人大多敏於利而缺乏氣節，這是什麼地方都一樣的。這時候，以辜顯榮爲首的商人，都志於當日本人的買辦，大大地活躍著。他們稱人民的義軍爲「土匪」設立了像保良局一類的日本政府的御用機關，盡力於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或擔當日本人的間諜，從內部偵探義民軍的動向，「聞知有吳得福等人的陰謀事件，如果不迅速予以逮捕，將來必定會造成大事件」，日本人向他們警吿。於是他們到處佈置密探，僞裝混入義民軍，巧言計誘志士們落入他們所設的圈套。首先與吳得福等幹部接觸的密探，巧言欺騙說「自己在大稻埋有家，對於台北的情況知之甚詳，因爲生意關係可以自由進出總督府，可以圖各種方便，首先殺掉倭酋的大頭，等總督府內騷動起來後，內外呼應一舉起事」。吳得福等人全都被騙而落入其圈套中。最後，信其言的志士們，三三五五分別化裝進入艋舺、大稻埕，過了不久志士們在會合的時候，本來就聯絡好的憲兵上士木下龍吉所率領的一隊從前門，另一個憲兵上士率領的一隊從後門，分別變裝侵入包圍，志士們在激戰後有九位中心人物被逮捕，日軍以人民軍事犯處分法加以審判，被判死刑的有吳得福、周扁、王褓、王淸四人，九月九日在東門外被斬首。

（五）

這只不過是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單單從六月十七日前後來看，我們的先烈有被出賣被斬首的，但仍然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斷戰鬥。依日本人的記錄，當時的狀況是：

「始政式後的本島情勢，以現有的軍隊已不可能完成討平全台之功，這是相當明白的。總督發了電報請求增援，更派遣幕僚到中央與大本營或其他有關係的中央各部會進行交涉。中央當局也理解到本島施政的焦眉之急，乃在討平跋扈的敗殘軍隊以及土匪，與總督通過電報討議後，決定暫時中止民政，企圖以軍事的組織，恰似在戒嚴令的狀況推行政務。」

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復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爲土匪，而我們尊崇爲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