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因為台灣語文和鄉土認同問題而引發的文學論戰，一般都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和台灣主體性意識萌芽的開始，論者大概都認為它斷續潛伏在日據時期及二次大戰後部分台灣作家的意識之中，而後集中和全面表現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的持續數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裡。（註一）
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有關「鄉土文學」的觀念及內涵，除了七○年代的論戰中，代表官方說法的一邊，曾粗暴地將它定性為「自大而又偏狹的地域觀念」，甚至扣上了「工農兵文藝」、「統戰」之類的白色恐怖帽子，（註二）一般說來，作為它的觀念核心的「鄉土」，在歷次論爭的開始，似乎一直是個先驗的、不辯自明的而又義界模糊的存在，可是隨著論辯的展開，卻不斷呈現著意義增殖的現象。在七○年代末的論戰中，雖有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長文，試圖以現實主義的思想方法和藝術性質，澄清環繞著「鄉土」一詞的意念上的紛爭，但仍無法解決這個關鍵性辭彙在論戰過程中，一再被不同的意識形態遮蔽，一再扮演著變動中的權力結構的文學性浮標的現實。這情況隨著八○年代鄉土文學內部的南北分裂和本土論的興起，而愈益明顯。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