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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楊逵著、曾健民譯)


本文原刊自《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十八日。
譯文原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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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

楊 逵著
曾健民譯

日本帝國主義者耀武揚威的六月十七日,已經在去年落幕。當他們意氣揚揚地紀念這一天時,我們的志士們卻經常內心哭泣著紀念。他們這個燦爛光輝的「始政紀念日」,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卻是慘澹黑暗的「死・政・紀・念・日」。五十年來,對我們志士而言眞是臥薪嘗膽的漫長日月,更是渾身是血的戰鬥的日日月月。

今天正逢台灣光復後第一次的這個恥辱的日子,於此回想五十年前的此時,追思五十年來前仆後繼毫不間斷的先烈志士們的事蹟,是作爲「鄭成功革命的子孫」的我們當然的權利。也是繼承這個遺志的我們後代的義務。現在我們正在調査把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都染紅了的先烈志士的遺蹟,深切期望得到諸位同胞的大力協助。以先烈的血交織出來的這個偉大的台灣革命史,是我們一定要留給後代的寶貴遺産。

1946年新竹縣忠烈祠紀念典禮現場,宣讀祭文

(一)

每當回想六月十七日,首先在腦際中浮現的,就是滿淸的大官們把我們和我們的山河出賣給日本的事,以及,成立了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反抗日本的我們祖先不屈不撓的英雄抗爭事蹟。與此同時,無法令我忘記的是,汪精衛的台灣版第一號漢奸的名字。依據日本政府留下來的記錄,在明治二十八年的六月七日,第一任樺山總督向日本總理大臣的報吿中,有下面的一節:

「六月四日下午二點,傳來了高千穗號軍艦攻陷基隆的報告,橫濱丸於五日後從三貂灣出發開入基隆港,六日總督府移到基隆海關,而且暫時設置了基隆支廳,以福島大佐領導開始執行民政事務,人民大都歡迎我們。在此之前,有一位台北商賈跑來我方,尋問他結果,得知台北府所在地的文武百官全都逃走了,沒剩一兵一卒,以致附近土匪蜂起,燒掉了巡撫官廳,到處掠奪,他請求我方迅速派遣官兵日本兵去鎮壓。」

這報吿中所說的「一商賈」,就是其後得到了日本當局的許多利權,最後還被勅選爲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當時他隻身從台北跑到基隆港,請求日本軍首腦的接見,日本軍把他送交給總督府當局。日本的文獻追加說明了,當時日本當局曾懷疑過辜顯榮是不是刺客,關於如何處置他也有許多的意見,終於在幕僚的會同下水野民政局長接見了他,據說辜顯榮在詳細地說明了台北附近的狀況後,自薦擔任日本軍的嚮導。

把辜顯榮的通報,和一個叫「韓生」(譯按:音譯)的台北電信局事務員的電信通報相對照後,日軍方面得到了台北附近的詳細情況,這對爾後日本軍的軍事行動有相當大的貢獻。之後西洋人「韓生」和辜顯榮一起接受了日軍的叙勳,得到「勳六等」的他們應是相當得意的罷。接著,六月六日,日軍小島聯隊長親自率領若干精兵向台北進軍,在水返腳(譯按:今「汐止」)與前來相迎的「德彼頓」(譯按:音譯)等三位西洋人相會,第二天破曉時份,這一隊日軍開進了台北城。

(二)

再來,依據六月七日樺山總督給內閣的電報,提到:

「六月六日從基隆登陸,在舊海關內設置了總督府,台北府城文武百官都已逃走不剩一兵一卒,土匪燒燬了巡撫官衙,到處掠奪,一般良民都迎接我軍到來。又,居住該地的外國人來到本師團前進部隊,請求我軍迅速進軍,我軍於本日早上進入了台北城,人民簞食壺漿迎接我們。另外,該地有一些英、德兩國的海軍兵,英國海軍不日將撤走。打算兩三日中把總督府遷往台北,風聞淡水的支那軍砲台的火藥庫被燒燬後逃走,若真是這樣的話,在台島南部若干征戰將不可免。」

依據上述文獻,可以淸楚地看到首先是,有一部份外國人和漢奸很快地依附並投靠日本軍,爲日軍效勞其次是,日軍所說的「土匪」到處蜂起的這個事實。

而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淸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爲了殺戮、侮辱被稱爲「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淸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爲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爲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カ量稱爲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

於此紀念先烈之際,必須先著手的是,把被冠以什麼什麼「匪」或某某「賊」的罪名加以殺害、侮辱的人們的事蹟調査淸楚公諸於世。必定要以此糾正被歪曲的民衆的認識。

(三)

回到前面的叙述,日本的文武官員於六月十四日下午一點,搭上特別準備的列車,駛向滿淸文武百官一個都不在的台北,因爲鐵軌到處被民衆破壞,有些地方不得不下車步行,在水返腳附近火車頭終於脫軌,受盡折磨一直到晩上六點オ到達大稻埕的停車場。日本人是這樣記錄著。

於是,在六月十七舉行了開始行使統治的典禮,他們號稱這一天爲「始政紀念日」。實際上,在風光的典禮後面有人正計畫著暗殺樺山總督以下的日本軍官。

其中心人物是一個名叫吳得福的人。最初他投身義民兵阻擋日本軍在基隆的登陸,但在基隆的ー戰被打敗了,被日軍捕去,辫子被日本綁在柱子上,但他乘機用藏在身上的小刀切掉瓣髮逃脫了。他一方面罵滿淸官兵沒志氣,一方面在三角湧(譯按:今三峽)附近出沒,暗地裡到處糾集同志,暗中策謀再一次與日本軍抗戰。那時台北城已逐日落入日軍之手,策謀難以開展。終在台北城附近村落出沒募集義勇兵,其時有一位住在廈門的同志經常與他保持連絡,發出了一個開戰的指令說「如果有兵三千,迅速襲擊台北城」,吳得福等與大安庄的黃賜方會面,把這事與衆人策劃,結果是,兵雖已足但兵器彈藥的補給不繼。焦心苦慮也是沒辦法。終於放棄了全面襲擊的策劃,改爲企劃暗殺日本要人。同時台北城附近到處響著槍聲,群情騷動謠言四起,譬如像有三十名間諜進入艙卿,大稻堤出現義軍等等。實際上也發生了幾起大小事件,使日軍的警戒愈來愈嚴。吳得福深深潛入地下繼續活動,八月上旬吳得福在自己家中召集了二十多名同志,激勵大家說「倭軍猖狂,住民生活塗炭,若不予以掃除,何顏見祖宗」,慷慨陳詞,悲憤不已。由此來看,不難想像日軍是怎樣地殘虐至極了。

(四)

一般而言,商人大多敏於利而缺乏氣節,這是什麼地方都一樣的。這時候,以辜顯榮爲首的商人,都志於當日本人的買辦,大大地活躍著。他們稱人民的義軍爲「土匪」設立了像保良局一類的日本政府的御用機關,盡力於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或擔當日本人的間諜,從內部偵探義民軍的動向,「聞知有吳得福等人的陰謀事件,如果不迅速予以逮捕,將來必定會造成大事件」,日本人向他們警吿。於是他們到處佈置密探,僞裝混入義民軍,巧言計誘志士們落入他們所設的圈套。首先與吳得福等幹部接觸的密探,巧言欺騙說「自己在大稻埋有家,對於台北的情況知之甚詳,因爲生意關係可以自由進出總督府,可以圖各種方便,首先殺掉倭酋的大頭,等總督府內騷動起來後,內外呼應一舉起事」。吳得福等人全都被騙而落入其圈套中。最後,信其言的志士們,三三五五分別化裝進入艋舺、大稻埕,過了不久志士們在會合的時候,本來就聯絡好的憲兵上士木下龍吉所率領的一隊從前門,另一個憲兵上士率領的一隊從後門,分別變裝侵入包圍,志士們在激戰後有九位中心人物被逮捕,日軍以人民軍事犯處分法加以審判,被判死刑的有吳得福、周扁、王褓、王淸四人,九月九日在東門外被斬首。

(五)

這只不過是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單單從六月十七日前後來看,我們的先烈有被出賣被斬首的,但仍然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斷戰鬥。依日本人的記錄,當時的狀況是:

「始政式後的本島情勢,以現有的軍隊已不可能完成討平全台之功,這是相當明白的。總督發了電報請求增援,更派遣幕僚到中央與大本營或其他有關係的中央各部會進行交涉。中央當局也理解到本島施政的焦眉之急,乃在討平跋扈的敗殘軍隊以及土匪,與總督通過電報討議後,決定暫時中止民政,企圖以軍事的組織,恰似在戒嚴令的狀況推行政務。」

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復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爲土匪,而我們尊崇爲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

新竹縣忠烈祠最初入祀的烈士名單。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的抗日先烈,均列名在上。

曾健民:一頁還未翻過去的歷史

曾健民,台灣戰後政治經濟史與台灣左翼文藝史著名研究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共同發起人之一。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現為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方向》叢刊總編輯、中日牙醫診所醫師。

  能為劉進慶先生的新文集寫序,深感榮幸,也有無限感慨。
  在開始動筆之前,往事就一幕幕翻騰於腦際,或明或暗,即近又遠颺。雖然已過去,但似乎都還活躍在同一頁歷史中。
  與劉進慶先生的交往總是交織著一些朋友的身影。記得,剛認識啟洋兄不久就一起為劉進慶辦追思會了,那是2005年的事;而認識啟洋兄進而相交的契機,是為了替陳純真先生找尋他在60年代日本經歷的事跡,不幸,這位純真的愛國統派朋友也於翌年過世了。去年,啟洋兄滿臉興奮地抱來一疊約有四十公分厚的資料,說這是從劉進慶家書房複印來的,並開始滿懷熱情地推動出版劉進慶文集。從這些資料中,才真正實感到進慶兄與啟洋兄以及許多志士們,早從70年代開始就在保守派和台獨本營的日本從事艱苦的愛國統一運動,而這段重要歷史一直少人所知。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劉進慶先生一生「抵抗與學問」的未集刊文稿,也有許多運動刊物和史料,第一次揭開了在日本的愛國統一運動歷史的一面。這是一頁還未翻過去的歷史,而進慶兄、純真兄和啟洋兄以及其他未名的朋友,都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和智慧寫下了歷史的一部分。我們不也還活在這頁歷史中嗎?
  我與劉進慶先生相識十數年,一起參加過研討會,一同參加田野調查,每次他從日本回來總是以最新研究成果的論文相贈,一起討論時局和運動形勢。記得,幾次在台灣的研討會席上,他溫文中充滿學理的尖銳批判,令人印象深刻。我深知他溫厚的人品和嚴謹的學問,但對於他充滿激情和抵抗的生命實踐卻僅止於初淺的認識,而這本文集正收錄了他在這方面的「抵抗與學問」,比較全面顯現了他高大的形象。
  在日本東京經濟大學的退休演講的結尾中,他曾說到:「我個人學問的創造性在三十歲是顛峰,之後只可以算是『附錄』」。他所說的顛峰之作,也就是現在台灣社會科學界的經典名作《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這本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完成於1971年,1975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但中譯本一直要遲到二十年後的1992年,才由陳映真的《人間台灣社會經濟叢刊》公刊。該書二十年間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只有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因為它與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同,而以日本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分析了台灣1945年到1965年之間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並解開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經濟榨取的機制。這本書,當然是劉進慶先生個人重要的「抵抗與學問」之作;另一方面,這本書在台灣從遭禁絕和秘密流傳到得於出版的二十年曲折過程,也側面反映了台灣反共戒嚴體制的歷史。
  1993年4月,我與陳映真先生和其他朋友共同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宗旨是:「以進步的社會科學,研究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之性質與發展」。研究會研讀的第一本書便是劉先生的這部顛峰之作。1994年研究會為他辦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演講會, 自此與他相識相交,一直到他在2005年去世。
  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又經過了另外一個二十年後的2013年,因緣際會,我與一些博士生和老師組織了一個「月會」,所研讀的第一本書還是劉進慶先生的這本大作。該書以龐大的實證材料和嚴謹的理論分析架構,揭開了光復後台灣資本主義如何在獨裁政府之手,通過對農工大眾的榨取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秘密;同時,在複雜的經濟數據和概念的底層脈脈關懷著底層的農工大眾的處境,燃燒著對獨裁國民黨政權的嚴厲批判。
  可惜,現在為止,我們只能讀到他這本三十歲的顛峰之作,只能認識到他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學家的面影,至於他謙虛稱為「附錄」的部分,亦即「抵抗」的人生和論著,卻一直鮮為人知,從他過世後一直深藏在他的書齋中,幸好他在日本的老戰友林啟洋先生,促成了這批史料和論著的出版。從中我們才認識到,他一生追求學問同時也對荒謬時代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抵抗,他的學問和抵抗是一體的;從早年參與領導反蔣民主運動一直到反獨促統運動,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足跡和龐大的論著。
  啟洋兄在70年代初期認識劉先生,並受其思想影響,長期與劉進慶先生一同在日本從事愛國統一運動,去年他回到日本拜訪了劉先生夫人,經夫人的同意,進入書房複印了一大批劉先生生前整理好的文稿,帶回台灣準備整理出版。啟洋兄為了替戰友留下「抵抗與學問」的精神資產,滿懷理想多方奔走,籌劃出版事宜。不料,在本書出版前夕,他舊疾復發,溘然辭世。
  這本書得以問世,啟洋兄居功厥偉。如果沒有林啟洋這位劉進慶的長期戰友,抱病奔走,這本文集可能永埋書齋很難問世,日本的愛國統一運動也很難與大家見面。啟洋兄似乎在冥冥之中,以完成戰友的文集作為自己生命最後的工作,為日本統運歷史留下雄辯的證言。可惜他無法親眼看到本書的正式出版,實令人痛憾。在此謹向林啟洋先生致上敬意和冥福。
  本文集,收入了劉進慶先生一生從事的運動的重要史料和學術論著。時間跨度從早年留學東大一直到退休辭世(1967年到2005年);運動內容包括,早期的反蔣民主運動、中國統一促進會,一直到最後成立的「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論著的討論涵蓋範圍很廣,有台灣經濟性質分析、台灣史研究,全球化問題、美日帝國主義與兩岸關係、兩岸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問題等等。這些論著都立足於嚴謹的「學問」基礎上,散發著濃厚的理想主義熱情。本書記錄了劉進慶先生熱情的生命軌跡和學問成果,同時,也雄辯地呈現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運動和中國統一運動的歷史。
  這是一頁還未翻過去的歷史,我們跟著他們的腳步繼續寫下去吧!

2014年9月8日 完稿

〔瞭望台〕更正與說明:有關6月2日的發言(曾健民)

6月3日,有一位人間的老朋友傳來訊息,詢問我《台灣立報》上刊出我在6月2日趙剛先生新書發表會上有關陳映真的發言內容,他認為這內容恐怕會引起誤解,造成負面影響。
承蒙他的關心提醒,我找出當天報導,讀後才警覺到報導與我當天發言原意以及敘述脈絡有出入,有簡化的問題。這也難怪,當天在爆出思想火花的現場,年輕記者要準確掌握發言人的原意和脈絡並不容易;再加上,報紙篇幅字數的限制,難免有浮光掠影割捨擷意的問題。 繼續閱讀

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蓋棺論定葉石濤(曾健民)

在二○○八年,不管是對世界或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激變之年。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搖撼著戰後以來的美國霸權秩序,並繼續深遠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大陸則在川震後以及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包圍中,成功地舉辦了京奧,同時近三十年來急馳的開放改革列車也正面臨世界金融風暴的大考驗。而處於美中歷史巨浪交匯的蕞爾小島台灣,更處於動盪與激變之中,金融經濟問題自不待言,政治層面的變動更是二十年來未曾有過;上半年經歷了有驚無險的政黨輪替,接著下半年,貪腐的扁一家遭到偵辦和起訴,同時圍繞著兩岸和平與交流問題上前進與保守兩勢力爆發了嚴重的衝突,終至兩岸大三通實現。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分離主義的時代將步入歷史;兩岸關係將脫去六十年來世界冷戰的枷鎖。基本上,台灣將回到一九四九年的真實面貌。對台灣而言,二○○八年的重大歷史意義,就像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一九五○年是內戰和冷戰「雙戰年代」的起點、以及一九八七年是「解嚴和民主化」的開始一樣,它將是一個巨大變革時代的開端,新的歷史列車正開動著巨輪。然而,另一面,新舊時代的鬥爭也是激烈的,特別在意識型態文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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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時代精神再確認的課題(曾健民)

前言
鄉土文學論戰是七○年代台灣文學界的大事,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否認的。但二十年來,卻鮮有對論戰在文學思想史上和社會思想史上的意義進行深入而全面探討的專論出現。最近幾年,隨著社會意識的急速質變,出現了一些立場鮮明的評價;總體看來,有朝向負面評價和正面刳取的傾向。
譬如,從「本土論」立場出發的評價中,就有一種觀點;認為論戰只是「真正的本土文學作者」缺席或拒絕承認的意識形態代理人鬥爭。當然,這種觀點只是本土論的少數,絕大多數本土論的觀點,則是一面肯定論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把論戰中提出的文學觀裡面次要的部分放大成主要的部分,來建構文學的本土論述。另外一種傾向則認為: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一個文學課題的論戰?只不過是互丟帽子、砸招牌,而且義理粗糙的意識形態論爭;受傷最大是文學本身。還有一種說法雖然肯定論戰是文學界的一次「典範更替」革命,但卻不繼續深入探討典範更替的道理,反而大幅討論論戰造成中文沒落、文學式微、文學閱讀品味逆轉等後遺症的問題。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