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介鱗，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文教基金會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曾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法學院院長、社科院院長、東京大學客座教授。

　　我跟進慶兄都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1930年代出生的，進慶兄是昭和六年，我是昭和十年生，相差四歲。在進入昭和時代，日本的後進資本主義也發達為高度的帝國主義，日本的富國強兵主要是靠侵略戰爭奪來。在我們出生的1930年代，日本帝國已經不能滿足於台灣與朝鮮的殖民地掠奪，開始發動1931年瀋陽事變，將中國大陸的東北殖民地化，建立日本的傀儡國家「滿洲國」，1937年再進一步發動蘆溝橋事變，將華北收入日本管轄旗下，進而向東南亞進軍侵略。美英不能坐視日本的為所欲為，即與中國和荷蘭組成ABCD（America, Britain, China, Dutch）聯合戰線，從經濟上封鎖抵制日本，因此中日戰爭擴大為太平洋戰爭。當時我們是出生不久的孩童，尚未能察覺自己的處境與國際政治的險惡，但是此時代背景的變化，影響我們後來鑽研學問時，得以從殖民地的「馴民」覺醒，對暴政懂得抵抗。

　　特別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奇襲」珍珠港（日本不稱「偷襲」）之後，日本當局到處張貼「鬼畜米英」的標語，在課堂上老師也解釋「鬼畜米英」的含意，總之美英都是魔鬼畜生，宣傳世界上只有日本是「代天行道、打擊不義」。

　　在殖民地台灣，也盛傳「桃太郎」的故事，民間老少就跟隨唱幾句「桃太郎さん」的童謠，我們在孩提時期，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日本當局特別設計，潛移默化補強軍國主義思想。但是我們逐漸長大，成為會思考的少年時即產生疑問，桃太郎有什麼理由要征討「鬼之島」？就算在島上有鬼群生活，然而，他們安居樂業和平共存，從來沒有打擾過日本國土，日本憑什麼要征討「鬼之島」，桃太郎只為了奪取「鬼之島」的寶物，就可以征伐「鬼之島」嗎？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1894年「奇襲」清軍，翌年趁戰勝硬要奪取寶島台灣，難道這就是「維護正義」嗎？

　　日本人嘲笑「支那人」（大陸人）愚蠢，殖民教育我們要堅守「台灣人」氣質，不要與奸詐的「支那人」同流合汙。日本人擁有「大和魂」，是一等國民；台灣人努力學習「大和魂」，雖血統不同也可以提升為二等國民；愚蠢的大陸人永遠沒得救，根本是「ちゃんころ」（清國奴）。在皇民化教育雷厲風行的時期，台灣青少年的腦袋都被灌輸軍國主義的思想，同時注入日本「必勝」的信念。想不到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親自宣布「終戰詔書」，日本戰敗投降，從此「神國日本」的神話破滅了，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復歸中國。

　　「台灣人」的意識形態，隨著時局的轉移變化真大。僅隔日本投降的這一天8月15日，昨天還高唱「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的台灣人，現在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而且書讀越多的知識分子轉向越快。台灣人意識形態的表露拋棄，連狗都不想去吃。

　　台灣光復一年多之後，爆發了震驚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軍的槍口對準反抗的台灣民眾，而不反省政權的腐敗與惡政。1949年末，在國共戰爭慘敗的國民黨軍退守到台灣來，當局視接觸共產思想或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就如毒蛇猛獸的匪徒，在全島展開「剿匪」的白色恐怖政治。

　　我跟劉進慶兄是在1960年代的東京大學校園認識，那時劉進慶兄和凃照彥兄是在東大「赤門」進去左側的經濟學部大樓研究，我是在東大「正門」進去右側的法學部研究室冥想。經濟學部與法學部只隔總圖書館，距離不遠；同樣的，法政與經濟在社會科學領域是孿生兄弟。我專攻的是憲政，劉、凃兩位皆學經濟，凃兄的研究主題是戰前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劉兄正在研究台灣戰後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同組成小型讀書會，有少數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參加，讀書會用韋伯（Max Weber）的作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共同討論的範本。韋伯的經濟理論可說是「唯心論」，強調精神的作用，與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論」（materialism）強調物質的效用不同。我們身處海外，尚且避開討論馬克思的理論與哲學，為的是避免被國民黨小混混打小報告，被貼上標籤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有一個流傳的笑話，當時有留日學生回台，行李中有一冊韋伯的書籍被海關官員查扣，並警告在台灣不准看馬克思的書，國民黨政權的官員沒有學問，連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都分辨不出來。另舉1970年代我親身經歷的實例，我是台灣大學教授，向法學院圖書館申請購買圖書，書單也經過圖書委員會審查通過而購買了，其中對於《朝日年鑑》，政府有關單位註明：《朝日年鑑》必須專櫃保管，只許教授閱覽，其他學生不可以看。我仔細推敲，為什麼管制如此嚴格呢？發現《朝日年鑑》有介紹各國的新聞，其中有兩頁多記述對岸中國大陸的情況。政府「恐共」到這種程度，也難怪台灣學生對中國大陸的常識，差不多等於是「白目」。

　　儘管在1960、70年代，台灣島內對政治思想及言論尚存嚴厲的管制，但在日本則是正逢經濟高度成長，政治言論百花齊放的時期。有一次，我在東大的校園傾聽著名的歷史評論家羽仁五郎的演講，他指責當時的首相佐藤榮作是「惡黨」，嚴厲批判日本佐藤政權反動的諸措施，他的立場堅定毫無遜色。在實施戒嚴的台灣，仍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時代，台灣民眾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徬徨，較聰明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

　　留日學生為什麼佩服劉兄的為人，因為他投入學問之餘，也是一位熱心聯繫鄉親、照顧後進的行動派。當他擔任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會長時，發生留日同學劉佳欽和顏尹謨兩人回台時，以他們在日本參與反政府組織為理由，被秘密逮捕送軍法處法辦的事件。劉進慶兄是同學會會長，毅然出面究明真相，進行救援活動，雖然兩人仍被判十年和十五年徒刑，但是劉兄仍不氣餒，整合各大學的留日學生組織，向台灣當局提出台灣民主化建議書，配合當局稱為「國是建議書」，內容包括解除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國會議員民主選舉等。

　　有理智的人遇到「惡政」，自然會產生「抵抗」的心。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劉兄的七十年生涯，已經到達「學問」足以改變高尚人格的境界了。韋伯晚年的作品《以學問為職業》，影響日本經濟史學界的大師大塚久雄，他把經濟史學和宗教社會學結合創新理論，在日本戰時的天皇制法西斯壓迫下，成為多數左派知識分子在精神內面賴以「抵抗」的理論據點。在東京大學接受學問薰陶，之後在東京經濟大學執教的劉進慶博士，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豐富了這一代多彩多姿的人生，讓劉博士進入慶喜的另一個世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