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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揚〈《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林書揚

(2009年3月)

邱士杰君的勞作碩士論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1為題而改寫成冊了。邀我一篇序,因時間上有所緊湊,請邱君容以數段感想以代。

按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之所以每有反殖民主義運動,幾乎可說是物理上作用反作用的社會動態化,是不論兩造間的文明文化距離之大小的。但這類主要以民族群員為單位對象的壓迫方式(殖民方式)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段。因殖民本國社會性質之直接規定,(即金融寡佔的境外壓榨體制之設計或控御方式)是大同小異外,倒是因為被支配社會的本然性質,對新支配系統的反影響還是多樣態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東南亞一帶(如印尼、菲律賓、印度、緬甸、安南等),西歐海權年代時期所營造的殖民地群,和近中世以降封建大王朝在本洲歐陸上網羅的大小屬地,多屬血緣分支的支配實況的差異是甚為突顯的。當然,東、中歐(還包括部分南歐)的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宗主國與屬地之間,宗教文化、血緣等民族要素的相近性與東南亞洲屬地和西歐支配者之間的異性之大是不言可喻的。若論殘忍性,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19世紀末葉,東海新起的日本帝國之領據台灣,情況之特殊性之一,在於被領治地雖屬大陸東陲一海島,但非屬南太平洋系島嶼群之一。在地緣政治上是大漢(大清)政治文化圈的一部分。雖屬後期主要移民團的屬性。但其時空條件背景下的島民精神面貌,若以文化範疇表中的位置關係說來,又非盡如歐亞洲其他殖民塊2可列舉的小被大領——(雖然台灣一島小於日本列島),落後被治於先進——(雖日本殖民本國已大致現代化,而台灣則尚未),台灣漢人移民社會仍在其大漢中華傳統意識(先驗認同)下,悍然以土製鳥槍對抗日軍村田銃(日本新式軍工廠出品之新步槍)且以「日本蕃仔」蔑稱之。稱「日本蕃仔直目﹗」直說日本人種屬夷種,雙目僅能直視前方,攻時迂迴傍擊即可。以四十比一之慘重死傷代價與「日本蕃仔」斷斷續續周旋二十年。直至跨世紀大正4年(1915年)歐洲大戰爆發後的?吧年事件才全面落幕。接著隨著日本殖民本國之政治歐風化,在國內有政黨議會政治上軌,歐戰幾不費力則靠日英同盟而躍上戰勝大國之一,所謂「大正民主」開幕的新趨向出現。其實,在所謂的「台灣抗日武鬥期」的廿年中(1985∼1915),台日雙邊有關內外情勢的變化不少。20世紀初葉的文鬥新局勢出現的因素,除了上提歐戰結束後日本當局的殖民文治化的新策略是因也是果外,這段因果律的掌握恐怕少不得歐亞兩洲一些新因素的考察。而為了簡單化而尋出一個代表性特別重大的里程碑,則恐怕落在1917年俄羅斯紅黨勞農革命的成功及兩年後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及一次大戰後重建秩序為號召的國際聯盟的出現。以及新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治經濟思潮之舉世澎沛激盪。先行日本自明治維新(1868),後繼中國有武漢革命(1912)3,落在西歐主要大國產業革命及政治革命期之後。日本以後進資帝的姿態急起直追歐洲新局,而中國則有民間孫文救國運動,宮廷試探性的維新動向,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日本更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渴望直入資本主義體制圈為其帝國主義新列強之一。中國則在熾烈的帝國列強競相浸蝕之危局下,孫文等一派趨向急進武鬥終於武漢一幕革命劇推倒了數千年封建,成立了亞洲首起的共和國。而回顧台灣,其艱辛的武力抗日二十年正好處在如上的歐、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群的激烈競爭期,終於激出一個歐陸大戰,且戰爭更使社會體制中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立憲共和制的移行大量風行,直到更見深刻的社會階級體制的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終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這些歷史大戲都推出了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思想的大浪潮襲擊了舊思潮體制,使得20世紀初葉的世界性氛圍急劇地罩住了中日兩國關係甚至包括台灣的抗殖民地新頁。直入地說,邱君注目到的1920年∼24年的台灣,其對殖民本國的抵抗性已經超越了起事階段19世紀末的傳統中華漢族優越論,再超越了西歐牌民主共和市民革命論,而直追當時已成新史觀中所謂「最屬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產階級系列論的社會運動範疇了。而以生產系列中的階級鬥爭論時期的運動意識,來著眼台灣近代化社會思潮發端之首項條目,邱君的定題意義正在於此,筆者甚感妥適。由此而論,所謂當年台灣的「資本主義論」實乃不過「階級乎、民族乎」論爭之附論而已。

蓋一種社會衝突的內部因素容有多端,但在多範圍的社會關係中最屬根源性者,亦即說得上歷史延續的唯一基本條件者——生存資料之集體生產外無他。其關係的定型定向以保證連續性乃所謂之生產關係之存在與維繫乃成為所有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本源基礎。其存、社會存,其亡、社會崩解,則其維繫任務乃成社會群體最高權柄之所在,史上唯委之國家最高權力體。至於群體史上出現的民族,乃如前述基於數種自然、文化因素的,群體史上的派生型態之一。雖然以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驗認同的個、群體認同而成為歷史進程中一定時期的一要素,因而也會展現出時流中一段民族鬥爭期、民族進化期等,但依一般社會形成論言,階級系列之成型在先,而民族必須以經濟紐帶為形成因而出現(史上存在過的原始共產體,迄今仍未被呼為民族。)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在學理上或尚不無紛爭,但以史實論

20世紀以降歷史唯物論者常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主義形式」為理論處理或運動實踐上的原則。是有其道理的。以邱君著作而言,在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論述中以「民族主義乎,階級鬥爭乎的論爭」為首章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一個時代的政治鬥爭,因「政治」本身的複雜性與苛烈性,從社會客觀到成員主觀反映的迂迴性多樣性,往往表現在運動先行期的記錄中,是十分無奈的。特別在主觀條件上往往遭到難以一時克服的早熟性或不成熟性、邊緣性等,使得那段先行期中的少數里程碑一直是有幾分蒼涼甚至悲戚感的?但無論如何,有先行者的﹐那怕是孤單身影幌動著的社會,還是有方向的,亦即有未來的社會。在這意義上邱君勞作的意義之重大還是不會被埋沒的。

至於進入階級鬥爭期後的無政府主義VS共產主義,當時或以日外語安那其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呼之,其出現更屬難予避免。

蓋自19世紀中,馬克思與普魯東之間《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的論爭起,由哲學論爭到組織路線運動路線之間的激烈論爭,乃眾所周知者。無政府主義者總被一般群眾認為多一分哲學的浪漫,也多一點組織和運動的衝動。也許是前前19世紀中葉起,無政府主義在殖民地、屬地間的發展讓人覺得時而大於急於一般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聲勢。說不定屬地、殖民地的重層權力結構使得被壓迫群眾的權力嫌惡感更易凝結。更何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需要一定堅實度的勞工階級為社會心理層的基礎。我們可如此設想,一個屬地、殖民地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產業工人階級存在之前,它的知識人、農村小地主、小工商人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作用下被編入「小資產階級」的,對現狀已具有一定反叛心態者,較有可能投入的,多半是無政府主義,以自由結合為主旨的安那其主義團體。要不是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出了列寧一班運動者,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性上面鍛造出帝國主義論和勞農蘇維埃制的戰鬥性,第一國際時期以來巴枯寧主義的流域大概還會擴張一點。而在大情勢中釘立了方向指示牌的兩大歷史事件,是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和1919年的第三國際的成立。及稍前中國武漢革命的成功,日本勞動運動初發與反閥族政治的護憲運動普選運動,漸入左翼思潮激盪年代,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的成立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武裝抗日頓挫後的,20年代台灣社運時代的承啟契機。也是邱君研究的起點。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1924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

「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MayDay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1924年東京MayDay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11年(1922年)。連氏遇到的,如果23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合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9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合會議的MayDay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1924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聲!
示威者齊一的,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奮還吧!
彼等苦守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自由旗!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1.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2.殖民塊:原文如此。
3.此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紀念陳映真先生|唯一的道路

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然而,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並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卻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小關、乃慈、小胖、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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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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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陳老師反戰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邱士杰,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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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7與陳師母等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