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著《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二

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年6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1]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1974年對非洲而言是個重要的年份之一﹐因為這一年的4月﹐葡萄牙國內發生了被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由基層青年軍官所組成的｢軍隊運動｣﹙MFA﹚推翻了執政逾五十年的｢新國家｣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場政變也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與普林斯比以及維德角同時獨立｡1961年至1974年間葡萄牙發動非洲殖民戰爭﹐企圖消滅各殖民地的反抗軍﹐這些反抗軍包括了卡布拉﹙Amilcar Cabral﹚所領導的｢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IGC﹚﹑內托﹙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工黨｣﹙MPLA﹚﹑孟德連﹙Eduardo Mondlane﹚所領導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以及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所領導的｢聖多美與普林斯比解放運動──社會民主黨｣﹐這些反抗軍大多從1950年代就開始組建﹐除了卡布拉的PAIGC之外﹐其他都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些反抗軍頑強地與葡萄牙殖民勢力持久戰鬥﹐拖垮了殖民當局的經濟與政治﹐也瓦解了殖民軍隊的士氣﹐｢軍隊運動｣﹙MFA﹚的政變行動正是這場歷久反抗的直接結果｡

按照當時的時空氣氛來說﹐全面開始探討和總結葡萄牙殖民歷史和反殖民運動是絕對必要而且及時的﹐但布雷奇的文章卻耐人尋味地只做了卡布拉和法農的比較｡在這篇有關兩人非洲革命理論的文章中﹐他較多地談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在非洲革命的性質方面﹐他指出了兩個人不同的革命氣質﹕法農強調獨立革命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社會重生的過程﹐而卡布拉則強調獨立革命的具體目標﹑獨立後如何捍衛革命成果﹔[2]他提到了卡布拉對格瓦拉｢游擊中心｣的反對以及兩人雖都傾向社會主義﹐但都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3]

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布雷奇比較了兩人對於農民的的革命信心問題﹐法農對農民充滿信心﹐但卡布拉則對這個階級的革命性有所保留﹔法農認為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既得利益者﹐但卡布拉則認為殖民地工人不如歐洲工人﹐是｢小無產階級｣﹔法農完全否定流氓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卡布拉則將流氓無產階級做了區分﹐認為新從農村流浪進都市流氓無產階級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法農認為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而言是無用的﹐但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卡布拉則認為它由於受過歐式教育﹑為殖民政府服務但卻又處於社會的夾縫中﹐所以會感到痛苦與挫折﹐這將會引導它重新思考並透過群眾的革命運動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定位｡[4]

在黨的組織與領導權方面﹐法農主張革命精英應從外部領導農民﹐適時地引導農民的革命能量﹐卡布拉則認為革命的精英英與農民共同學習成長﹐才能有發揮領導作用｡法農反對一黨專權﹐卡布拉則認為在落後的殖民地﹐只有全國性的黨才能發揮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功能﹐才能集中力量強而有力地對抗殖民勢力｡[5]

在革命的暴力方面﹐法農認為殖民的暴力只能用更堅決的暴力回應﹐透過革命的暴力﹐群眾才能了解真實的社會｡卡布拉除了強調革命暴力是對殖民地壓迫的回應外﹐並沒有特別討論革命暴力的性質﹐但他卻強調了由於幾內亞比紹沒有向阿爾及利亞一樣大量的殖民母國移民﹐所以不需要採取恐怖主義攻擊的形式｡[6]

有關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布雷奇認為兩人都視文化為人民在解放鬥爭中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也提出了殖民者是如何地透過對被殖民者日常的壓迫來消滅其文化｡

布雷奇的文章﹐運用了西方學術界慣用的解釋系統與範疇歸類﹐將所謂的｢非洲革命理論｣﹐透過法農和卡布拉的論述與差異確定下來｡這裡形成了一種｢和諧｣與｢矛盾｣｡｢和諧｣的是兩人的論述可以透過這樣的學術範式得到西方的理解和再分析﹐｢矛盾｣的是｢非洲革命理論｣在比較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卻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諧｣使得非洲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分析的合理前提﹐｢矛盾｣則得出了非洲革命後的內戰和經濟破敗的必然性﹐西方的理性主義﹐再度在學術上獲得全知的勝利﹗但真的是這樣嗎﹖

布雷奇的文章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西方學術界語言較能相通的兩位知識份子的革命論述﹐而且強調法農與卡布拉雖然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運用馬列主義對各自的社會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種強調在冷戰對峙時代的非洲是有其用意的｡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承認這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1961年剛果總理盧蒙巴被丹加丹省分裂份子沖伯處決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該在比利時殖民勢力支持丹加丹省分裂獨立時﹐向美國求援失敗後﹐轉向蘇聯求助｡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慌﹐決定要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警惕與教訓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的抵抗力量必須慎重對待的｡與卡布拉相比﹐法農並沒有像本‧貝拉所領導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FLN﹚那樣深刻地捲入解放戰爭中｡做為一個革命的宣傳者﹐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像是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界的聲明﹐從他的第一章與薩特1961年版序言都以暴力為主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卡布拉在幾內亞比紹的革命實踐﹐對西方學術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純潔性｣｡他認為幾內亞比紹的革命不必使用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不是因為他拒絕﹐而是因為用不上﹚﹐他也在戰術上堅持只對軍事設施進行襲擊﹐他堅持古巴的革命援助只能是醫療和教育﹐古巴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他反對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7]除了｢一黨專政｣外﹐這些原則都給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解放戰爭典範﹐不必疲於奔命地去爭論暴力使用的原則性問題｡然而﹐也正是同一個卡布拉﹐在1965年哈瓦那所舉辦的亞非拉國際團結會議上﹐和格瓦拉遙相呼應地闡述了他的｢新人｣思想﹐並共同支持了格瓦拉所提出的要建立｢第二個﹑第三個越南｣的呼籲｡

布雷奇文章的選擇性還在於忽略了葡萄牙殖民地其他抵抗力量的社會分析﹑政治方針與革命策略﹐這種忽略使得有關非洲革命理論缺少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這個部分略而不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之後﹐又陷入了長期的內戰｡

冷戰對峙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解放運動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之一｡微弱而新獨立的殖民地為了在複雜的國際夾縫中生存下來﹐不得不謹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這和1920年代殖民地知識份子因十月革命勝利而充滿解放信心﹐看來似乎不同﹐但這只是時空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表面的不同﹐對於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宰制的認識﹐卻沒有不同｡到了非洲大陸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恩克魯瑪和卡布拉甚至進一步提出了沒有消滅新殖民主義就不算真正獨立的見解｡

所以﹐布雷奇指出的法農和卡布拉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差異﹐而是非洲革命整體的一部分﹐就像內托﹑孟德連﹑卡斯塔﹑本‧貝拉﹑盧蒙巴﹑曼德拉﹑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樣﹐都是非洲大陸革命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可分割的整體反映了使理論聯繫於實際的努力｡而直面種種困難與問題的這些革命者則是唯一使這一聯繫成為可能的媒介｡

任何一個殖民地解放運動都要面對一個複雜的文化省思﹕｢文明先進｣﹑｢有效率｣的野蠻殖民體制的一切在什麼意義上是值得學習或不值得學習的呢﹖十九世紀主張黑人｢自治｣的思想家阿弗里卡納斯‧霍頓﹙Africanus Horton﹚就認為應該要向殖民者學習﹐並且要透過積極的學習讓殖民者認同﹐進而向殖民者證明黑人是可以自治的﹐霍頓甚至還隨英軍參加了兩次對西非阿散蒂王國的戰爭｡[8]但有更大的一群人卻選擇了負嵎頑抗｡1905至1907年間﹐德屬東非的黑人由於不滿殖民當局強迫栽種棉花並課徵棉花稅﹐憤而起義｡這些人只有獵槍﹑長矛和弓箭做為武器﹐宣稱蛇神附體的巫師恩格瓦列﹙Kinjikitile Ngwale﹚於是泡製了稱為｢馬及馬及｣的靈藥﹐可以將敵人的子彈變成清水﹐黑人因此士氣大振﹐奮勇抗擊殖民軍隊｡三年奮戰間﹐黑人死亡人數竟高達二﹑三十萬人之眾｡[9]德國的人類學家後來還特別研究了這種｢靈藥｣﹐他們發現其中的成分只有蓖麻油和黍稷的種子而已｡按理講﹐只要一上了戰場﹐子彈不能變成清水﹐起義軍勢必瓦解﹐是甚麼讓這些黑人前仆後繼地抵抗了三年呢﹖

1906年﹐英國人為了要逼使更多黑人到金礦區當礦工﹐決定向自給自足的祖魯族課徵人頭稅每人1英鎊﹐這對缺乏現金的祖魯人來講根本就是奴役﹐為了拒繳人頭稅﹐祖魯酋長邦巴薩﹙Bambatha﹚帶領族人抗稅﹐後來為英軍所敗﹐死於多波森林﹐但族人多不相信他已陣亡﹐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變成了多波森林的守護神了｡[10]

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落後野蠻的黑人所做的抵抗都是荒謬而且毫無意義的﹐他們這種以卵擊石的自殺暴動﹐再次證明了他們的愚蠢﹐也再次證明了殖民的白人肩上那種｢文明開化｣重任的必要性｡但西方理性的殖民者不了解的是﹕馬及馬吉的靈藥並不在於它的成分﹐邦巴薩的生死與否並不在於梟首示眾數十年﹐關鍵在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們透過這種看似迷信荒唐的儀式﹐找到了源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戰鬥的位置﹐所以尼日利亞小說家齊努亞‧阿切貝才能不卑不亢地在他的小說《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透過愛哲烏魯勇敢地展現他部落的全貌﹐也才能不畏冷戰肅殺的政治氣氛﹐寫詩讚揚為安哥拉解放事業奉獻一生的內托｡

同樣地﹐邱士杰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1920年代全球所有受壓迫者深受十月革命鼓舞﹐迫切希望拿起理論武器尋找各自社會革命動力的熱望｡在邱君的著作中我們會看到來自東亞各地的革命青年﹐從朝鮮﹑從日本﹑從海峽兩岸﹐他們跨越了語言和地區的藩籬﹐尋求解放全世界的道理｡邱君書中所提到的這些人也許由於有限的鬥爭經驗﹐無法提出列寧和卡布拉那種既宏觀又具體的革命戰略分析﹐但他們早已懷著像法農一樣的革命樂觀情緒﹐努力提出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就教於後來的革命者了｡

像布雷奇那種有意或無意的研究選擇﹐會將歷史囚禁起來｡這就像某些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歷史時在史料﹑對象﹑時間斷限﹐與問題意識上所做出的選擇一樣｡這些選擇似有若無地找尋這樣或那樣的著力點以同最根本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同東亞﹑同兩岸﹑甚至實際上同台灣本身一刀兩斷｡然而一個蒼白的囚犯﹐是無法唱出多彩生動的歷史之歌的｡

是為序｡

2009.4.19

[1] Robert Blackey, “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1974): 191-209.

[2] Blackey, 193-195.

[3] Blackey, 195.

[4] Blackey, 197-202.

[5] Blackey, 202-204.

[6] Blackey, 204-206.

[7] 見紀錄片﹕Jihan El-Tahri, Cuba:An African Odyssey (2007).

[8] 有關霍頓生平﹐見﹕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ed.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 K.G. Gillings, “The Bambata Rebellion of 1906: Nkandla Operations and the Battle of Mome Gorge, 10 June 1906,”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8, no. 1, 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81kg.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9).

［作者简介］邱士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361005，邮箱：qsj001917@xmu.edu. cn。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批准号：18BZS008 ）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论》为理论经典，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主流共识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不属于资本主义。经典与共识的矛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而王亚南在“民族形式”口号和《资本论》体系的启发下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是化解矛盾的代表作。虽然王亚南与民国时期经济学界的互动使《中国经济原论》经历了漫长的撰写和改写，却也帮助他不断提炼与反思《中国经济原论》的研究方法，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留下重要一页。

关键词：王亚南       民族形式 《资本论》 繼續閱讀 →

引言

左翼運動一般都可從組織史與理論史兩個面向來把握，具有馬克思主義取向者尤其如此。雖然這兩個面向也存在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但在日本殖民者與戰後國民黨政權接連採取暴力鎮壓的背景下，無數個別運動家的長期堅持活動──而不是組織本身的長期存在──往往是組織得以在潰滅後重建甚至吸收新血的前提；理論也經常依托於個別運動家的智力活動──而不是容易夭折或萎縮的組織本身──才得以繼續發展或延續。換句話說，個別的運動家對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經常是敘述組織史和理論史的支點）儘管運動長期的衰弱不振也正好作為運動特點而體現於茲。

對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足以成為理論史與組織史之敘述支點的人物並不多，但活躍於戰後日本的劉進慶（1931-2005）正是這樣的人物之一。劉進慶是戰後台灣經濟研究者眾所皆知的學術先驅，代表作就是他在1972年完成並於1975年出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て）。然而這部作品也是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罕見的大型理論著作。此書不但涉及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會關心的社會形態理論，也試圖用社會形態理論為台灣歷史進行分期。而他的獨特觀點就是將台灣自晚清到戰後二十年視為連續的「半封建社會」。更重要的是，劉進慶本人也是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國統一運動，以及台灣左翼運動在日本當地的重要參與者和組織者。雖然劉進慶並沒有以台灣左翼活動家的身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島內活動，其活動軌跡卻構成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史特別是七十年代的關鍵部分。換句話說，劉進慶是同時在組織史與理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運動家。

本文將依據現有史料探索劉進慶與台灣左翼運動的關係。劉進慶退休後發表的七十自述〈我的抵抗與學問〉（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是認識其思想與生平的第一材料。[1]根據這份自述，劉進慶的人生可說由三個環節所構成。第一個環節是作為被壓迫者個人的「原始體驗」的形成，第二個環節是從原始體驗出發並涉及組織史的「抵抗」（レジスタンス，即resistance的日語音譯），第三個環節則是為了抵抗且涉及理論史的「學問」。劉進慶為了抵抗而形成的第二個環節將是本文主題，而〈我的抵抗與學問〉未能說明的歷史則將根據其他史料而加以復原。

從「原始體驗」走向「抵抗」與「學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劉進慶出生在台灣雲林斗六。尚稱富裕的家境讓他自幼便能快樂地成長。雖然他的成長時代正是殖民地台灣進入「十五年戰爭」以及皇民化運動的階段，但因為了配合不懂日語的母親，家裡完全以台語溝通，對外才使用日語，從而他也通過這樣的二重生活而自小就能保有漢民族生活的空間。雖然少年時代的他也曾遭到皇民化運動的矇騙，但父親的民族教育以及皇民化運動對漢民族傳統和民間信仰的破壞，卻讓他在日本投降之前便建立起初步的中國民族意識。1945年的台灣光復讓劉進慶滿心歡喜迎接祖國的接收，但隨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卻讓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事變中，他作為嘉義中學學生參與了鬥爭，並有同窗好友在事變中犧牲。這是他日後猶然深刻悲痛的創傷，國民黨統治下復現的壓抑同殖民地時期的被壓迫經驗，共同構成了他所稱的「原始體驗」。劉進慶在1952年考入台大經濟系，同級同學有孫震（1934- ）、黃昭堂（1932-2011，又用名黃有仁）以及吳澧培（1934- ），稍晚幾屆的則有他日後長期共事的凃照彥（1936-2007）。劉進慶在1956年畢業之後服役，然後順利考入銀行工作，結婚生子。然而，就在他的生活基本安定無虞的時候，心中卻產生重新確定人生方向的想法。「我內心的深處卻是想走到廣大的世界去，再一次審視自己與台灣的關係。還有，只要出國，應該有什麼好的機會也說不定；那時，自己還未有要走學問的道路的念頭。那是1962年，29歲的春天。」[2]

劉進慶在1962年赴日留學，並在1963年拿著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漢裕（1913-1998，東大經濟學博士）所寫的介紹信，[3]參加了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入學考試，然後拜入隅谷三喜男（1916-2003）門下，「從此便開始了我往後9年間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園的生活。」[4]這裡有早他一步先到的雲林同鄉凃照彥與劉守哲（1935?-1973），以及比他更早拜入隅谷門下但最終未能取得學位的郭嘉熙（1933- ）。[5]在東大首次接觸到馬克思以及韋伯的劉進慶打開了自己的學術視野。他不但深為這兩位思想家所傾倒，也在隅谷的鼓勵下決意研究台灣經濟。劉進慶回憶，「一個人的思想和認識，是離不開他的時代和社會而存在的。即使是追求客觀理性認識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仍然排除不了其個人主觀感性認識的參與。其中，個人在十多歲青少年的『原始體驗』，往往形成他一生世界觀之出發點。不幸的是，我這一年代的『原始體驗』，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和嗣後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生活。我著手研究台灣時，這個『原始體驗』的黑影，始終在我心底，若影之隨形。猶記得我從小夢想的抱負，就是要改造這個社會；要台灣成為民主樂土。六十年代初，我離開台灣來到日本。當我看到他國自由繁榮之情景時，自嘆自己國家的黑暗落後，不禁感到悲憤，竟至痛哭流涕。我愛台灣好的強烈意識，使我決心研究台灣。」[6]

1967年5月30日，劉進慶當選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簡稱東大中同會）總幹事。[7]這是以台灣留學生為主的東大校內團體，主要活動是同學聯誼和學術交流，而首任總幹事即戴國煇（1931-2001）。[8]雖然總幹事一職與政治毫不相干，但劉進慶當選總幹事後意外發生的「劉佳欽、顏尹謨返台被捕事件」，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1967年7月，均為東大學生的劉佳欽和顏尹謨參與旅日留學生暑期歸國訪問團返台。沒想到，這場由駐日使館組織的集體返台省親活動亦預謀誘捕劉顏二人。劉顏先後在8月中下旬被捕並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9]「劉顏事件」讓「原始體驗」的黑影再次浮現劉進慶心中。這讓他展開了「抵抗」。「台灣當局以他們與反體制（台獨）組織有關係為理由秘密逮捕了他們並送軍法處法辦。劉〔佳欽〕先生的家屬把記錄了受嚴刑拷問逼供經過的手記送到我手上；還有當局也把兩位在日本時遭國民黨特務計誘犯罪的部分也當罪狀，我以會長的立場毅然出面究明真相。」[10]9月23日，東大中同會舉辦了一場由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和日本各大學台灣留學生對話的「留學與個人的問題」座談會。「在會上，劉、顏二君被逮捕的消息傳開，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劉顏事件終於在所有留學生面前曝光。為了救援劉顏，劉進慶與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來回溝通，甚至在1967年11月29日衝向東京山王飯店舉辦歡迎蔣經國訪日的宴席，「將要求妥善處理劉顏事件的書函當面交給當時正好訪日的國防部長蔣經國」，[11]要求「在不妨害偵查工作範圍內，應該對留日同學充分說明，以安人心，一方面，對外國朋友（例如教授、學生等），也要有個交代。」[12]

赴日留學之初，台大經濟系的同學黃昭堂曾勸劉進慶參與台獨派的「台青」，[13]但他「基於坦率的感情」直接拒絕了讓「台灣變成孤兒」的活動，於是兩人再也沒有往來。[14]儘管如此，東大時代的劉進慶仍基於反對台灣戒嚴專制體制的原則和良心，而願與立場異己的台灣留學生「共闘」（共同鬥爭）。[15]用他的話來說，「自擔任同學會的負責人以來，我一向對事做事，為事做事，以良識、正義與良心為憑，以國家與同學會的利益為會務的價值判斷基準，而從不為任何個人或團體做事。」[16]救援劉顏事件就是他踐行此原則的實證。

1968年5月，劉進慶卸下東大中國同學會總幹事的工作，由當時已經取得東大物理學博士並留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林清凉（1931-2019）接任。[17]然而劉進慶並未放棄救援。以劉顏事件為例，「1970年兩人遭判刑（10年和15年）後，我〔劉進慶〕也站在先鋒繼續進行救援政治犯的活動，當時的東大校長加藤一郎也加入了這個救援活動。」[18]此外，國民黨當局為鎮壓留日學生／學者而在劉顏事件之後繼續製造了陳玉璽事件（1968年。統一運動相關）、柳文卿事件（1968年。獨立運動相關）、陳中統事件（1969年。獨立運動相關），以及劉彩品事件（1970年。統一運動相關）。劉進慶不但為這些事件保留了大量救援文獻，也著重為陳中統撰寫救援文章。[19]正如許介鱗所言：「在實施戒嚴的台灣，仍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時代，台灣民眾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徬徨，較聰明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留日學生為什麼佩服劉兄的為人，因為他投入學問之餘，也是一位熱心聯繫鄉親、照顧後進的行動派。」[20]

劉進慶等學生的運動屬於六十年代全球學運的有機部分。以中國文革和越南戰爭為前奏，1968年春天的法國爆發了反對越戰與戴高樂政府的全國總罷工與總罷課。劉進慶身處的日本也因反越戰等問題，而從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先後出現「羽田鬪爭」等數次全國學生集結。在此背景下，東京大學校園內也爆發了學運。東大醫學部學生為完全廢除無給職的實習制度，而在1968年1月展開無限期罷課，要求改善《醫師法》。以醫學部學運為前導，東大本鄉校園的安田講堂開始成為學生占領和召開反戰．反安保集會的據點，並引來警方派出機動隊（鎮暴警察）進入校園。大批武裝警力的進入校園引來了更大的反彈，於是東大各學部先後宣布進入無限期總罷課，並在同年7月組成了全校各學部師生共同參與的「東大鬪爭全學共鬪會議」（簡稱東大全共鬪）。步步升級的「東大鬪爭」讓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以及校長大河內一男被迫辭職的癱瘓狀態。抗爭還轉變成校外各種左翼派系以東大校園為舞台相互較勁，並與機動隊搏鬥的複雜局面。東大鬪爭在1969年1月圍繞著東大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進入高潮，駐守講堂的全共闘學生不敵8500名機動隊的圍攻而失守。東大鬪爭走向低潮，所有學部也在同年7月7日恢復教學。[21]

某回，隅谷三喜男與十名左右的大學院院生（研究所學生）在入夜後的研究室裡進行學運中常見的團體交涉，劉進慶亦在其中。不過劉進慶並不是為了圍攻隅谷而來。事後他向隅谷表明，當時「如果學生們動用暴力，我會用我的身體保護先生。」[22]由於校園無法進行正常教學而劉進慶等人又得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師生只好轉移他處。凃照彥回憶，「撰寫學位論文之際，我從進慶桑這裡獲得了很多刺激和建議。在東大紛爭的高潮中，我們兩人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室兩人並桌努力學習，直到寒冷的晚上八點。此間，進慶桑由指導教官隅谷三喜男先生指導論文，因此他就邀請了我，在校外的一間斗室準備了一個只有我們三人的討論課。」[23]劉進慶則說，「在博士課程的後半段，東大颳起校園鬪爭的風潮。東大經濟研究所幾乎陷入瀕臨崩解的狀態。我作為外國留學生與風潮保持了距離，只有以總圖書館地下室的研究室為立足處埋頭研究。隅谷先生身負處理校園紛爭的大任，一方面仍繼續在東大駒場校區附近的公寓一角指導我們的課業。同時，我也參加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會成員，最大限地活用了研究所內收藏的有關台灣的圖書資料。就這樣，我博士論文的寫作就在東大校園紛爭中進行。」[24]

博士論文的完成與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成立

1968年7月13日，學運分子為鞏固東大鬪爭在暑假期間的運動能量，在東大本鄉校區召開學生集會。[25]與此同時，劉進慶在這天留下一則關於D. H. Houghton的《南非經濟論》（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的筆記。他在結束筆記之際提到了南非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他寫道：「隔離發展乃是對歷史的逆行。〔但〕以人種差別為基礎的白人支配正在帶來經濟發展。」因此，是否就該「讓有能力的人去承擔政治，使經濟得到發展」？對於這種觀點，劉進慶在明快的破折號後寫下自己的評語──「奴隸の言葉（奴隸的語言）」。[26]

「奴隸の言葉」（«рабьим» языком）是列寧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初版的形容語。[27]列寧為了在沙皇俄國出版這本書，不得不以有利於出版的「奴隸的語言」鋪陳該書初版行文，迴避官憲審查。《南非經濟論》的論調顯然讓劉進慶想起列寧批判的「奴隸的語言」，而且成為自己畢生未敢忘懷的警語：「我一方面熱情於母國的民主化運動，另一方面，論文的研究作業也同時推進，兩者並立不悖同時進展。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我拋掉『奴隸的語言』，全心忠實於真實和真理，盡全力寫下來。伴隨著研究作業的進展愈有充實感，深深感受到學問的滋味和喜悅。」[28]

劉進慶在1969至1971年間留下的材料多屬學術論文，顯然劉進慶並未在「抵抗」之餘忘卻「學問」本務。1972年3月29日，凃照彥以《台灣殖民地經濟的構造與變化》（台湾植民地経済の構造と変容）取得東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十九號）。劉進慶則在4月12日以《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為題取得同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二十號）。「當日本的學生運動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我的論文也已完成（1971年），向學校提出。獨自的理論架構和從社會底層出發的觀點紮實地貫穿了全體論文，被教授褒獎是『優秀的論文』。至少，在校園紛爭使東大經濟所的教育、研究極端荒廢的時期，有研究的成果出來，因而得到指導教授們的歡喜和祝福吧！」[29]同儕對於這部論文的評價也很高。凃照彥認為，「這本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證上，都內含著強烈的陽性的主體性」，「給予讀者以同類書籍所沒有的強烈印象。」[30]戴國煇則認為，這本書在東大出版會先後出版的五本台灣學者博士論文中，[31]屬於「最洋溢熱情、精力豐沛的成果。」[32]

然而，當外在環境出現劇烈變化，劉進慶暫時偏向「學問」的重心就敏感地轉移到「抵抗」。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兩岸圍繞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而引發的鬥爭，是再次激化劉進慶「抵抗」之心的關鍵事件。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9月美國將釣魚台列嶼作為沖繩附屬島嶼而一同「返還」日本，進而在1971年的海外尤其是北美刺激廣大台灣留學生走上街頭反對美日所為，並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姑息與無能。同年4月10-12日的全美華人保釣遊行，以及8月的美中、美東、美西的留學生三場國是會議之後，釣運進一步轉化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一運動，並伴隨著同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2758號決議而愈見深化與強烈。這導致海外台灣留學生內部不得不圍繞著左／右／統／獨各種傾向而分裂與重組。除了統一運動之外，北美留學生的運動還存在著認同國民黨當局統治合法性但要求當局厲行改革的一種路線，即「革新保台」。同時，對釣運非常消極的獨立運動也在北美存在。不管北美的台灣留學生運動如何分化，運動的總體高漲還是影響了全球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也包含了日本的劉進慶，結果他並未在取得學位之後馬上走上純學問的道路。

劉進慶曾在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同會的座談會，提請大家思考東大中同會如何面對在校生因畢業而轉變為「OB」（畢業校友）的問題。[33]他的提議直接促成了被他稱為「留學生OB會」（留學生畢業校友會）的成立，[34]即1971年8月發足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研究會的創立〈緣起〉言：「眾所周知，台灣的前途亦就是我們的前途。為台灣的前途開拓光明大道，乃是每一位熱愛鄉土的同胞不可迴避的責任。因此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參加集會研討，企望能為廣大的同胞群眾提供一個不分黨派、立場的對話的場所。」「本會於1971年8月14日首次集會以後，至同年12月26日的第十次會正式成立為止，國際間局勢的激變使人有一葉知秋的預感。尤其對於台灣前途關係休戚的中共在聯合國獲得正式地位後，更使本會加速成長。今後本會的發育茁壯，全看我們的留日學友僑胞的努力和團結而定。」[35]1971年8月剛好是美中、美東、美西三地留學生先後發起國是討論會的時刻，可見大洋兩邊的台灣留學生因為局勢劇變而同步的政治化。

在劉進慶取得學位前三個月的1972年1月14日，他在某個場合針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報告。[36]翌日即1月15日，劉進慶在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的首次公開活動發表主題演講，題為〈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37]可以說，14日是他「學問」上的報告，15日則是他為「抵抗」而進行的演說。劉進慶在15日的演說公然提出了「人民政府」與「解放台灣」之類的用語，這可以說是他日後全面走上中國統一運動的伏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發表以上報告前幾天，出獄不久的雷震（1897-1979）於1月10日向蔣介石等高層領導人秘密提交了題為《救亡圖存獻議》的革新保台建議書。雖然這篇文書未獲蔣介石回應，台灣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顯然已在此時成為眾所關心的課題。

儘管劉進慶個人已出現認同中國統一運動的傾向，但台灣問題研究會整體更近於革新保台，故其政治走向與美國的三場國是討論會完全不同。台灣問題研究會主要從台灣島內的〈國是諍言〉（1971年10月《大學雜誌》發表）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及建議〉（1971年12月）設定自己的問題意識，進而在1971年的十次會議討論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建立台灣為新國家體制的得失問題」，以及討論《國是建議書》等問題。《國是建議書》概括了十次會議的主題並集中為兩點訴求：「我們促請政府速納下列基本事項：一、解除戒嚴令，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諸法規，釋放政治犯，保障基本人權。二、解散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並在台灣普選代表，厲行民主憲政。」該文件在1971年12月25日由中華民國京都留學生同學會、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早稻田大學台灣稻門會、明治大學台灣同鄉會，以及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共同提出。並在宣言提出隔天正式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

對於這份具有革新保台特點的《國是建議書》，有日本評論者認為是戰後台灣留學生第一次空前團結的公開發言，有劃時代的意義。[38]左翼華僑界則嚴厲批評其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把台灣打扮成另一種門面的小朝廷。」[39]根據劉進慶精心保存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手寫刊物《改造》，[40]革新保台的思路在研究會成立之後仍然持續，並在研究會成員與國民黨官員的直接對談中達到高潮。這就是「本會員劉進慶等應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陳裕清主任之邀於8月4日12時至16時假東京都港區元麻布『迎賓酒家』舉行有關國是時局問題的座談會」。國民黨為此活動派出了陳裕清（海工會主任）、劉介宙（海工會副主任），以及宋越倫（駐日公使）等人，而台灣問題研究會則派出了劉進慶、吳奇宗、張勝凱、許極燉、邱勝宗、石滋宜、黃文雄，以及戴昭憲為代表。這場座談會圍繞著台灣政治改革、政治犯釋放、留學生出入境與回國服務，以及中日建交後的留學生居留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劉進慶在會上公開提出「執政黨是否可以考慮建立多黨政治，結束一黨專政，或其本身分出若干政黨」的提問，並批評「政府對政治犯的處理欠妥不公，難服人心」──這些批評有一個關鍵前提，就是革新保台。[41]

劉進慶對此經歷的回憶如下：「1971年台灣喪失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在日本的留學生整合全體意見，向台灣當局提出了有關台灣民主化的建言《國是建議書》。這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得到超越政治立場的廣大台灣留學生的支持。不經意地我竟然成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化運動的領導者。想起來這是從我的原始體驗來的志向為原點，在海外的抵抗的實踐。」[42]劉進慶並未說明這段運動的革新保台傾向，因為他旋即轉入自己奉獻終身的中國統一運動。

在留學生的政治分化中走向中國統一運動

1969年5月13日，就在東大闘爭因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陷入低潮之後，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接受全共闘學生邀請，在東大駒場校園的「九百號教室」與一千餘名的左翼學生進行大討論。學生們燃燒著一舉「論破三島」並「讓他在舞台上切腹」的氣氛，但三島單刀赴會，以一擋百。[43]雖然三島並未在現場切腹，他卻在隔年率領其準軍事組織「楯之會」成員在自衛隊的某駐地發動一場毫無勝算的軍事譁變，並在絕命演說之後切腹自殺。

在三島與全共闘學生進行左右激辯的延伸線上，同時，在中國重返聯合國（1971年10月）、尼克森訪華（1972年2月），以及中日建交（1972年9月）的劇變時局下，台灣旅日學生也終於在1972年發生了類似的公開大辯論。10月7日，東大中國同學會主辦一場題為「中日復交與我們的前途」的座談會。座談會邀請了三種不同立場的同學作引言人，各抒己見。依發言順序是黃昭堂（1932-2011）、劉進慶，以及黃東熊（1932- ）。據《台灣青年》轉述，黃昭堂強調「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與「消滅蔣政權」才是台灣人的唯一出路。劉進慶則針對黃的發言，提出「知識分子不能代表大眾」，「台灣農工大眾均在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現在有社會階級的問題，要解決此一問題就只有歸屬中國。」兩人立場呈現出絕對的對峙。據說，「當天有日本的FUJI TV錄畫錄音採訪，出席者空前之多，發言也空前之熱烈。」[44]

1972年10月的這場座談會是劉進慶「抵抗」人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致力以不分左右統獨的態度推動台灣留學生的「共闘」。因此他不但敢於公開救援參與獨立運動的同學，也不忌諱公然使用「解放台灣」與「人民政府」這樣的詞彙，甚至敢於在革新保台的底線上要求台灣當局進行改革。然而這場座談會所造成的氛圍卻消除了以政治模糊換取彼此合作的可能，於是劉進慶再也難以用自己的力量將不同立場的台灣同學聯合在一起。劉進慶在這場座談會上的明確表態，讓同年11月發行的獨立派刊物《台灣青年》特別撰文批判劉進慶。[45]此外，《台生報》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論文，並在該報第83號登出一篇匿名投書批判劉進慶是「西瓜主義」者，甚至說他在座談會之後向時任台灣駐日使館公使的宋越倫訴苦。由於此時主辦《台生報》的「在日台灣學生連〔聯〕誼會」（簡稱台連會）恰好換屆，並由親近劉進慶的旅日後輩、台灣霧峰林家後人林啟洋（1942-2014，當時用名王啟洋）接任第十屆總幹事，[46]換屆後的《台生報》第84號便登出劉進慶與黃東熊反駁《台灣青年》的文章。劉進慶強調自己不但已半年沒去台灣駐日使館、座談會後再沒收到《台灣青年》，而且出現各種必然是來自熟人的匿名造謠抹黑，「然而我仍不願想這些朋友對我不同的意見就來誹謗我的人身，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為台灣人民造福著想而苦惱。」[47]

求學東大期間的劉進慶幾乎沒有任何文章直接談論自己對於中國統一、文化革命，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的看法。也可能他寫了類似主題的文章但採用筆名。如果要探尋他在求學時代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主要得從他的筆記中尋找線索。根據筆記，劉進慶早在文革爆發之初的1966年，就在大塚久雄的韋伯課程記下從韋伯角度分析文革的隻言片語（但不能判斷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大塚的觀點），比方：「宗教性暴力與物理性暴力兩者的結合型態最為糟糕。凱撒式的權力。紅衛兵。巨大卡利斯馬。」文革結束之際的1976年，已經任教的他承擔了一門題為「中國經濟論」的課程，這門課則完全挪用了文革結束為止大陸學界所發展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觀點。儘管這門課以各種數據示於學生，卻完全是以階級鬥爭史觀說明中國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並對社會主義改造直至文革階段的發展進行了正面說明。可惜的是，雖然晚年劉進慶撰寫了大量擁護中國統一的論文，但要推測他在六、七十年代對此問題的思考，恐怕還得依靠更多直接的史料。

劉進慶在1972年向「紅色祖國」的左轉並非偶發的個人事件，而是左翼的中國統一運動在七十年代初期成為海外華人時代主流的體現。首先，史稱「保釣第0團」的五名台灣留學生，以北美釣運骨幹分子的身分在1971年11月秘密抵達北京，並於17日與周恩來總理會見，徹夜長談。[48]他們是李我焱、陳治利、陳恆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次的會面雖是秘密進行（隨後才被台灣情報部門獲知並在媒體上曝光），卻是兩岸自1949年分斷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北美釣運快速左傾並演化為統運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雖仍繼續舉辦類似的訪問團且未必採取秘密形式，但直到1975年3月，才有蘇清楚、蔡京寧、劉助、呂學周、吳國禎、廖秋忠、郭松年等全數由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組成的訪問團秘密前往大陸訪問。換句話說，外省籍留學生在引導釣運左傾和轉化為統運的過程中，屬於最初且最主要的力量。

本省籍人士對左傾潮流的呼應可從陳逸松（1907-2000）談起。陳逸松是日據以來著名的律師與文化人。青年時代就曾在日本幫助日共翻譯中共的文獻，並與蘇新等台共成員保持著長期的友誼。戰後特別是文革發生之後，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及對新中國的憧憬，他決定與大陸進行接觸。1972年8月，他離開台灣並抵達日本，認識了劉進慶、川田泰代（1916-2001，作家）以及福建出身的林伯耀（1939- ，著名僑領與華僑運動家）等相互認識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後在林伯耀建議下以日語撰寫了後來由周恩來親自批閱的意見書。以此因緣，陳逸松在1973年輾轉各國，抵達北京，並於4月17日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從此展開他在北京的從政生涯。[49]就在陳逸松抵達日本後不久，另一份由本省籍知識分子寫給北京的台灣工作意見書也出現了，這就是北美釣運的本省籍骨幹成員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三人在1972年10月在北京提交給喬冠華副總理的〈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原標題是〈一群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提交之際的林盛中剛轉換身分為回國工作的學者，定居北京，而許、陳兩人則是作為旅美台灣省籍同胞到北京短期訪問，因此最終只有許陳二人得到喬冠華接見。

陳逸松的意見書與林盛中等人的「大字報」有個共同特點：一方面，他們都堅持一個中國、中國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都主張分析和理解台獨運動的歷史背景和情感因素，並強調爭取和轉化台獨分子的必要性。比方陳逸松強調應以「毛主席所謂『治病救人』、『懲前毖後』的態度」挽救因反對國民黨暴政而走上台獨的「青年」，對他們進行「有熱情的細緻工作。」[50]林盛中等人則主張「對『台獨』路線加強批判，對台獨分子和同情台獨的分子進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肯定它反蔣和民主自決的進步性，打擊它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同時必須進行打擊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的一面，提防蔣記獨立的陰謀。」[51]

晚年劉進慶對於自己在七十年代的左轉曾有如下回憶：「戰後中國，由於內戰和冷戰使台灣與大陸隔離，台灣出身的我有兩個祖國。由於對『白色祖國』的絕望，有一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在海外走向台獨運動。雖然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但我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肯定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寄希望於『紅色祖國』。」[52]這段話的首要重點是劉進慶認同「紅色祖國」，但他也強調自己對於異己認同（獨立運動）的理解及戰後台灣國民黨政權作為「白色祖國」的歷史定位。顯然劉進慶的認同轉移仍以尊重各種認同的寬容態度為前提。這種寬容態度及其在劉顏事件以來採取的「共鬪」立場似乎互為因果、相互助長。與認同相異者在反蔣立場上「共鬪」，可能也是理解同時期的陳逸松和林盛中等人的一把鑰匙，但「共鬪」本身也容易使自身的政治面貌顯得模糊，比方同在東大學習的張國興（1936- ）就認為劉進慶是左派，但又是「親近中國國民黨派」。[53]

旅日左翼統一運動者的集結與連帶

作為轉捩點的1972年10月，不但屬於劉進慶的「抵抗」人生，也屬於台灣左翼運動。除了林盛中等人在北京貼出「大字報」以及「中日復交（建交）與我們的前途」座談會之外，這個月份還同時在北美和日本誕生了兩份以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為主的左翼刊物。北美的刊物是前述許登源、陳妙惠也參與其中的《台灣人民》，日本的刊物則是劉進慶參與其中的《洪流》。

《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刊物的核心口號是台灣人民的「自求解放」與「台灣革命」，[54]而主要批判對象則是當時開始呼應國民黨「革新保台」的資產階級台獨派（這種呼應被稱為「國〔民黨〕台〔獨〕合作」）。《台灣人民》的立場是兼容統獨兩派。這樣的立場不但空前，在以中國統一為主要指向的北美保釣運動內部也屬異端。林盛中和許登源、陳妙惠提出的「大字報」指出，促統工作應該要「主動地積極地爭取『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使這個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台灣的解放作出正面的貢獻。對台獨右派要打擊，對左派和中間派要爭取，應該分別對待。」[55]但對參與其中的獨派而言，這份刊物則是早前一度與日本的史明合作但又決裂的「左雄」（化名）以台獨左派論客的姿態介入北美釣運的象徵。[56]雖然同時期的北美釣運內部已有輿論反思本省籍留學生為何更親近台獨運動而不是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希望能更加理解和爭取廣大本省籍留學生，但《台灣人民》採取的統獨兼容立場特別是刊物登載的獨派同人觀點，遠遠超越多數釣運參與者能夠理解的範圍，這就導致《台灣人民》直接被當成台獨刊物而遭批判。林盛中回憶，《台灣人民》讓許多人「污蔑他〔許登源〕搞台獨，連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許登源覺得很冤枉」。[57]此間可能只有轉載《台灣人民》的論文並試圖組織討論的北美《群報》採取比較友善的態度。[58]在北美保釣運動中，《群報》是各地運動家交換信息的機關之一，也是林盛中和許登源曾參與工作並為之撰文的左翼報紙。

與《台灣人民》相比，劉進慶參與的《洪流》則是一份「有鮮明中國統一立場的雜誌。」[59]以「牛馬社」名義編輯的《洪流》先在東京發行五期，停刊一年後的1974年9月才在橫濱發行最後的第六期。整份刊物以大陸通行的簡化字排印，刊物尺寸和封面也特意模仿當時北京發行的《紅旗》雜誌，不難想見整份刊物的政治基調與思想狀況。[60]此時高度政治化的劉進慶也在《洪流》發表文章，但目前只能確定他以筆名「江林」撰寫的〈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一文。此文呼應當時台灣《中華雜誌》對邱永漢（1924-2012）的批判，斥責放棄反蔣並返台賺錢的邱氏不過是「做外國經濟侵略先鋒」，幫日本資本開道。他以高亢的革命語調呼籲：「天下沒有不經奮鬥而能獲到的幸福，我們所有台灣出身的人們，包括被蔣幫奴役過的大陸來台同胞，必須勇敢地向黑暗鬥爭，掙向東方紅太陽的路上走，才能真正抬頭挺胸，重見光明。」[61]

《洪流》是1973年秘密籌組的「中國統一促進會」的機關刊物。這個組織分為公開組織與秘密組織兩部分。據林啟洋保留的文書，這個組織曾擬命名為「台灣革命解放黨」，劉進慶負責秘密組織的企劃組，而組織的正、副領導人則由台連會第十屆幹事會的學術幹事吳新地[62]以及總幹事林啟洋分別擔任。吳新地被林啟洋視為「我們的核心領路人之一」，「他對政治哲學的解析，影響我們這群『新入生』很大。他的背後又有劉進慶的同窗關係〔按：台大與東大的同學〕。我們三人經常是小組會議的成員。大大小小諸事我都會跟這兩位前輩商議。」[63]

曾經積極參與北美保釣運動的作家劉大任（1939- ）認為，「小組」是20世紀中國革命發展起來的獨特模式，「彼此互助合作，交換學習心得，像一家人，大方向是蠻理想主義的。」這種模式解決了一盤散沙的中國傳統人際關係，實現了左翼亟需的紀律性與動員力，從而幫助美國各地留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在保釣期間實現了自我啟蒙與組織建設，然而小組成員的思想緊張和負面壓力卻也因此產生。[64]劉進慶等人的政治集結也屬於劉大任所稱的「小組」模式，而林啟洋提到的「同窗關係」則是小組賴以成形的人際網絡。以劉進慶為例，他在東大畢業之際同屬應用經濟學專攻的「同窗關係」共有凃照彥、劉守哲、汪義正三人。[65]除了凃照彥並未涉入政治，其餘兩人都與劉進慶有「小組」關係。其中，與凃、劉同為雲林人並且同時赴東大求學的劉守哲是一位比劉進慶還要熱衷於統一運動的留學生，他不但公開在親中的「日中友好協會（正統）」工作，過世之後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派代表出席告別式並贈花圈。[66]劉守哲和劉進慶之間是否在政治上存在密切的互動？如果有，又是怎樣的聯繫？這些問題有待更多史料釐清。

劉進慶不但通過《洪流》與中國統一促進會實現小組形式的左翼集結，也形成跨地域與跨世代的連帶。第一個線索是劉進慶與北美《群報》的聯繫。劉進慶保存的社會運動文書包含一份指名劉進慶為收件人的《群報》第58期原件。1973年11月25日發行的這期報紙登載了旅日僑生的反蔣運動消息，這大概是寄給劉進慶並得到他保存的原因。顯然，至少在1973年的時候，劉進慶與北美的釣運．統運之間已經進行某種往來。

第二個線索則是北美《台灣人民》對劉進慶論文的翻譯。《台灣人民》雖在創刊之出展現出「統獨兼容」色彩，但其兼容性崩潰得很快。首先是第3期登出的〈台灣牌的社會主義〉被視為台獨文章而遭到批判，然後是1973年上半年因為刊物成員李清一赴北京建立聯繫，而使刊物內部的統獨嫌隙加深的所謂「李清一事件」。事件的發生讓《台灣人民》從1974年3月發行的第8期後出現拖刊。台灣解嚴之後另以「台灣左派理論研究所」名義在台灣重新複印的《台灣人民》也僅止於第1到8期。然而《台灣人民》其實在1974年12月和1975年2月還先後發行了第9期與停刊的第10期，而且恰恰是這兩期完整譯載了劉進慶發表在1973年9月日本岩波書店《思想》第591號的〈台灣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展開──寄予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67]這也是劉進慶日語論著的首次漢譯。從內容上來看，前八期主張「中台」之間屬於中越關係式的「同志加兄弟」，最後兩期則明確主張「兩岸」之間應該實現「無產階級聯合」。換句話說，最後兩期已經成為主張中國統一的刊物。左雄一系的獨立派不但在第八期之後完全分裂出來，還在《台灣人民》發行第10期的1975年2月同時創辦完全主張台獨的《台灣革命》雜誌，並稱最後兩期《台灣人民》的同人是「新台灣人民派」。雖然目前缺乏史料說明劉進慶與「新台灣人民派」的關係，但「新台灣人民派」顯然已經從北美注意到劉進慶在日本的理論動向而且認可其論述。[68]

以上兩個線索之外，劉進慶最重要的連帶就是通過他所參與的《洪流》和中國統一促進會，而與旅日左翼僑界特別是東京華僑總會產生接點。[69]早在二十年代，旅日的大陸各省僑民以及台灣旅日的僑民就以各種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化。此處所稱的組織化有兩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僑民基於共產國際規定的一國一黨原則直接加入當地的共產黨，第二種模式則是基於僑民自身的民族特性而建立自己獨立的組織。早期旅日的台灣共產主義者如蘇新（1907-1981）等人都曾基於第一種模式而先加入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代由大陸旅日作家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則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至於1928年4月台共在上海建黨之後短暫存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即台共東京特支），則可視為第一種模式與第二種模式的混合類型。雖然中國與朝鮮的旅日僑民基於第一種模式秘密加入日共的狀況，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仍維持一段短暫的時間（代表人物就是作為戰後左翼僑領的老台共楊春松以及日共朝鮮人部領導人金斗鎔），[70]但台灣的光復也產生了大陸與台灣的僑民聯合成統一的華僑組織的需求，比方大陸留學生為主的東京同學會與台灣學生聯盟就在1946年實行合併，並進一步出現網羅兩岸學生的中國留日同學總會。[71]儘管國共內戰的爆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日本華僑內部相應出現左右分裂，卻也促使左翼僑界沿著第二種模式形成各種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僑團，進而成為劉進慶等新生代左翼在七十年代所接上的關係。

林啟洋回憶，東京華僑總會「給了一間空房供我們作辦事處，可以有個集會和做事的場所。那就是位於東京中央線火車站『御茶之水』站附近的『後樂寮』裡。此寮是中日共有的歷史學寮，已數十年之老建築物。中式建築的此寮在當年（清朝）是座現代化建築物，規格也夠氣派。我們接到一間空房，年久失修，屋內又留下一大堆近乎垃圾的東西。為了使用，我們幾個人分別找出時間整理它、粉刷它，貼上壁紙。」但在即將投入使用之際，林啟洋在1975年9月13日遭到日本移民局「強制收容」，劉進慶轉而投身營救林啟洋，他們所實現的政治集結也不得不在日本的壓制中消散。[72]

陳明忠事件前後

劉進慶在林啟洋遭到「強制收容」的同時也陷入越來越艱難的處境。雖然他終於在1975年獲得東京經濟大學正式教職，但也因為參加左翼運動而遭亞東關係協會吊銷台灣護照。「由於我早有覺悟，也就能以平常心看待這事。還好沒有台灣護照也不影響在日本的居留，只是成了一個無法回故鄉的『棄民』。我不得不繼續留在日本，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轉變，那是1973年的夏天。即使如此，台灣當局對我一點也沒鬆手。」[73]除了吊銷護照之外，1976年迎面而來的「陳明忠事件」更使其處境愈發惡化。

陳明忠（1929-2019），台灣高雄岡山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以學生身分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並於1948年秘密加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雖然陳明忠的入黨始終沒有曝光，但其參與二二八的經歷仍然讓他在1950年7月遭到逮捕，判刑十年。陳明忠於1960年出獄後進入製藥廠工作，並以專業知識獲得重用。本來陳明忠的政治受難人身分不被允許出境，但因廠方需要他前往日本辦理相關業務，便幫他爭取到赴日考察的機會。陳明忠回憶：他在1974年首次訪日前，當時已經在1971年出獄的陳玉璽委託他聯繫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川田泰代，向她致意，並將當時猶在獄中的台灣政治犯名單轉交給她，盼能再轉給她所參與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通過川田，陳明忠進一步認識了林伯耀，然後通過林伯耀而認識劉進慶。1975年陳明忠二次訪日，這次他從林伯耀處獲得了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並再次與劉進慶會面。[74]

劉進慶回憶：「對於把焦點放在考察構成專制政治的物資基礎的台灣經濟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拙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給予最高評價的，是台灣的讀者。拙著與台灣讀者相遇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氏是最早拿到這本書的人，拙著先在台灣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但是，很快地，……這本書成了台灣當局的禁書。事後聽到的說法是：政治受難者喜歡這本書的理由是，拙著把他們曾認真思考過的這個時期的台灣問題，以及其後在獄中也曾研究過的時期中的諸多問題，以合乎邏輯的、實證且明快的方式整理出來且給予概括。這個讚譽，回答了論文審查時被指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是否可以有效地說明台灣經濟現實的這個質疑。因此，對於拙著可以為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的台灣政治受難者的立場和見解代辯，我內心感到十分高興。……為政治受難者所喜愛的拙著，對台灣當局而言是『討厭的存在』。舉個例子，1979年10月因《富堡之聲》思想問題事件而被逮捕的名作家陳映真先生，被特務列舉的所謂嫌疑證據中拙著就名列其中。陳氏出獄後經營出版社，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開始推動拙著中譯版的出版計畫，1992年終於完成了中譯版《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出版事宜。譯者是台大研究所的三名氣銳研究生，監譯者是林書揚先生。林書揚先生經歷三十五年最久的牢獄，是台灣戰後政治受難者的代表人物。拙著在台灣的中文版，是曾經與戰後台灣恐怖政治戰鬥、受苦的政治受難者們熱烈的推舉和努力的結果。」[75]

返台後的陳明忠為蘇慶黎（1946-2004）和陳映真即將改組成左翼刊物的《夏潮》提供了支持，卻旋即在交付啟動資金的隔天即1976年7月4日被捕，並牽連到許多與陳明忠相關的五十年代曾經入獄的政治受難人。此即「陳明忠事件」。

事件的發生得從他與劉進慶的會面說起。陳明忠回憶，陳逸松的移居北京讓他和劉進慶產生了再說服一個台灣知名人物的想法：「我〔在赴日出差期間〕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説：『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黃順興是陳逸松意見書所稱讚的人物，而陳明忠也通過劉進慶而獲知陳逸松前往北京的過程和意見書的內容。[76]意見書開列了兩組名單，第一組是寓居大陸但「深受台灣民眾信賴」的台灣左翼運動家，包括了蘇新、謝雪紅、王萬得（以上是老台共領導人）、蘇子衡、陳文彬。第二組則是「得到民眾支持」的島內人物，其中有黃順興（台東縣長、立委）、許乃昌（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與左翼理論家）、劉傳明（礦業鉅子）、彭德（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77]當時擔任立委的黃順興（1923-2002）早為陳明忠所認識，但因黃順興有別的考慮，因此最後實際成行者是他正在日本留學的女兒黃妮娜。由於黃妮娜返台之後洩漏了自己前往大陸旅遊之事，才導致陳明忠的被捕。[78]

遠在日本的劉進慶也獲知了陳明忠被捕的消息。1977年11月的日本《軍事研究》雜誌登載了陳明忠判決書的內容，其中赫然將劉進慶封為「中共統戰部派遣駐日幹部」，而且判決書還將劉進慶視為策動陳明忠等人的指導人物。[79]此後，劉進慶幾乎每個月都接受神奈川縣警的外事課警察的「訪問」，直到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締結之後才終止。劉進慶為了避免家人知道自己遭到警方的定期調查，便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與警察見面。「表面上好像是談有關台灣留學生的事，後來才注意到原來是來檢查我的動向，也就是台灣的特務機關通過日本警察來監視我。」「這件事相當傷害了我個人的名譽和人格，使我對日本當局和日本的民主主義極度失望。」「為了不使家人因為這無法想像的冤罪而悲傷，二十五年間我一直深藏在內心沒有告訴他們。這是我被壓抑和抵抗的人生的最高峰。」[80]

劉進慶在2003年11月為陳明忠撰寫但沒有發表的口述自傳〈台灣人愛國主義鬥士陳明忠的口述史：國家恐怖下的生死之巷〉如此敘述了劉進慶在陳明忠事件中的角色：「我〔陳明忠〕通過川田女士而認識了旅日華僑林伯耀先生。林氏乃是原籍福建省的二代華僑，畢業於京都大學的旅日愛國華僑青年領袖，更是強烈關心救援台灣政治犯的熱心活動家。通過林氏，我也進而得以認識台灣出身的學者劉進慶。劉氏也是旅日的台灣留學生領袖、站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最前列。這實在是收穫豐富的日本之行。隔年，也就是1975年，我再次前往日本。當時，我從林伯耀那兒取得了才出版沒多久的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書。對於住在台灣的我來說，這部研究著作的分析視角與我擁有共通的問題意識。此回，我再度會晤了劉進慶。針對台灣的動向、大陸的形勢，乃至對於國際環境的認識等各種各樣的話題，我們進行了親切的意見交換。進而，我也聽說了台灣政界的大前輩陳逸松先生在1972年經日本前往大陸的事情。返台之際，我買進了一台複印機，熱心地把許多圖書或資料複印之後，廣泛地散播到以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政治受難人為中心的相關朋友手中。」「就起訴書的起訴事實來說，雖然我確實保存了大量與中國大陸相關的文獻材料，但最重要的罪名卻完全是台灣當局單方面所捏造出來的劇本。其中主要部份的第一點，乃是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以日本為基地，在日本接受中共統戰部派遣在日本的幹部劉進慶的指導，進而意圖在台灣著手實行叛亂計畫。而且，根據保安處的調查，劉進慶乃是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的幹事。但事實是什麼呢？實際上，劉進慶出身於台灣雲林縣，畢業於台大經濟系之後前往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當時的他，乃是一位正在東京經濟大學擔任助教授的經濟學者。此外，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雖然乃是迄今猶存的旅日台獨派留學生的組織，但劉教授與這個組織完全沒有關係，政治立場也全然迥異。況且起訴書在同一份文件裡，一下子說劉進慶是中共幹部，一下子又說他是台獨組織幹部，這又該從何說起？只能說是前後不一、邏輯不通。竟然把出身台灣的劉進慶教授捏造成中國大陸派往日本的中共幹部，並當成我的罪狀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我與劉教授只是在我訪問日本的時候，曾在東京會面，而在我被拷問的時候，我說出了這個事實，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81]

劉進慶的父親在七十年代末已是九十多高齡，「人子無法與老父相見的苦楚日愈加劇」，「抵抗的『大義』和孝行畢竟無法兩全」。當劉進慶的父親在1981年春天過世，他乾脆放棄返台。此舉引起此前與他溝通返台的調查局的緊張，急著要他回來。於是劉進慶決定將計就計，「對我自己而言，為了證明自己沒罪也有必要採取歸鄉的行動。同時，如果我可以自由進出台灣，一方面可以證明我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可以間接推翻軍法庭對陳氏案的判決，動搖警總的威權。」於是，劉進慶終於還是在1981年返台。為了避免抵台後可能發生的逮捕，劉進慶在出發之前將相關資料交給了隅谷先生。雖然返台之後未遭逮捕，但「下飛機直到離台期間，一直在特務的監視之下，也出面接受了調查局和警總的共同調查，真是如履薄冰的歸鄉。」[82]

儘管返鄉的行動洗清了劉進慶極為不滿的冤罪，陳明忠遭遇的不當判決與刑罰卻未得到任何改變。此外，在林宅血案（1980）與陳文成事件（1981）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殺事件」的陰影下，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孩子的未來，以及國際學術交流的便利，劉進慶決定取得日本國籍。於是，「我的抵抗的人生，實質上，在法的層面上總算告了一段落。那是1984年6月，五十二歲那年。」[83]

劉進慶並未忘懷獄中的陳明忠。1986年11月8日，劉進慶在大阪「與台灣民眾的鬥爭連帶起來的集會」以〈開發獨裁與民眾──戰後台灣社會的實像〉為題報告了戰後台灣史。報告中特別介紹了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的影響，並以二二八對陳明忠一生命運的影響為例，稱當時仍在獄中的陳氏境遇堪稱「戰後台灣社會的縮影」。[84]劉進慶直到此時仍未放棄營救。翌年，陳明忠保外就醫，終於出獄。

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抵抗

劉進慶自言，「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從命運性的被壓抑中解放出來，做為一個人而得以自主、自由地生存，並且朝向超越一般世俗名利的更高的價值邁進。追求學問的道路使這樣的生存方式成為可能，並且能夠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給後世。」[85]然而，也因為劉進慶的抵抗沿著學問的線索前進，他必須堅持學問所要求的冷靜與理性，規範其澆鑄在抵抗中的激情，進而克制並反思激情所產生的判斷。

劉進慶從抵抗與學問的角度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也許心底曾經浮現從「信仰與學問」的緊張中走來的人生榜樣：作為基督徒的隅谷先生。在《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編輯工作結束的座談會上，劉進慶指出：基督教的信仰讓熟稔馬克思經濟學的隅谷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社會科學者的隅谷先生始終堅持社會底邊的觀點，因此始終能讓人注意到他在學問與信仰之間的深厚聯繫，特別是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先生的基督徒身分成為他自身從事勞動經濟學並深入研究社會思想的一個契機，這是我的理解。」[86]

在隅谷身上，「信仰與學問」存在著緊張；這樣的緊張關係在劉進慶的身上變成了「抵抗與學問」的對立。隅谷認為，由於日本的傳統價值體系並不賦予「抵抗＝レジスタンス」以積極的價值，因而日本不存在「抵抗思想」，也不能產生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抵抗運動」，至多只能產生少數的「個人抵抗」或以「無抵抗主義」為名的「消極抵抗」，比方無教會主義基督徒內村鑑三（1861-1930）對日俄戰爭的抵制。抵抗思想的缺失自然也會導致竹內好所說的「轉向」問題：日本總是能夠輕易因為外來事物而轉向，並不斷藉由轉向而鞏固自己的優等生地位，卻不能在抵抗中實現自我的更新，即「回心」。[87]

自認「抵抗」一生的劉進慶並沒有從「不抵抗的集體與少數的抵抗者相對立」的日本式構圖審視自己的奮鬥歷程。在〈我的抵抗與學問〉中，「抵抗的個體」（自己）與「抵抗的集體」（運動）之間的辯證聯繫，是劉進慶自覺或不自覺呈現出來的歷史軌跡。他清楚知道自己只是眾多抵抗者的一員，而運動的整體形象正在集體的抵抗中。

「回顧七十年的星霜歲月，年少時常常浮現腦際的問題──『我是誰』，在人生不斷的經驗和思索之中，終於有了解答。答案是超出科學領域的問題，這待來日有機會再說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和原則。我個性生來樂群，是一個跟誰都可以相處的人。『溫厚的人』，這是我給一般人的印象。我想這應該是受到雙親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有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的性格和行動特徵。最近畏友中村貞二教授曾經用『激情的人』這句話來總括我這個人，雖然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的確也有這一面。這個『激情』的一面，也許是來自在戰亂的時代而且活在壓抑的社會的我的抵抗意識形態。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88]

註釋

[1]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第233號（2003年2月，東京）。本書徵引此文時以曾健民先生的漢譯本為基礎並加以修訂。漢譯本原載於：劉進慶著、曾健民譯，〈我的抵抗與學問〉，《批判與再造》（2005年12月，台北），頁30-39。

[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6。

[3]    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

[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7。

[5]    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郭嘉熙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94-101。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2。

[6]    劉進慶，〈漢譯版序言〉，收錄於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VIII。

[7]     〈東大同學會改選幹事〉，《台灣青年》第79號（1967年6月，東京），頁32。

[8]   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戴國煇全集》第27卷「別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85。

[9]    《〔紀錄片〕劉佳欽口述歷史》，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imedia. 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1461，擷取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1]  劉進慶，〈劉顏事件覚書〉，《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1972年8月，東京），頁117-121。

[12]   〈劉進慶致蔣經國信〉，手稿，1967年11月29日；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5），頁3-4。

[13]  「台青」指的是以1960年創刊的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為開端，並進而組織成台灣青年會（1963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5年）的獨立運動系譜。代表人物有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等人。

[14]  劉進慶口述、駒込武等訪問，〈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頁241。

[15]  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16]  〈劉進慶致宋越倫信〉，手稿，不早於1968年8月；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5-6。

[17]  〈留學生動態〉，《台灣青年》第90號（1968，東京），頁42。

[1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9]  劉進慶，〈陳中統事件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2-125。

[20]  許介鱗，〈憶劉進慶兄的人生哲學──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VI。

[21]  東大鬪爭詳細過程可參見：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東京：労働旬報社，1969）。

[22]  隅谷三喜男，《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300。

[23]  凃照彦，〈同学同郷のよき先輩を偲ぶ〉，《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10號「特集：劉進慶先生追悼文集」。

[2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5]  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頁143-146。

[26]  《劉進慶筆記1965-1966．川田演習》，1968年7月13日。

[27]  參見俄文版《列寧著作全集》（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27卷，頁302，http://uaio.ru/vil/27.htm，擷取日期，2020年4月22日。

[2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19。

[30]  凃照彦，〈書評：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昭和50年2月　東京大学出版会刊，398ページ〉，《経済学論集》第41巻第3號（1975，東京），頁83。

[31]  這五位東大取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者分別是劉進慶、黃昭堂、江丙坤、凃照彥、許世楷。

[32]  戴國煇，〈近代日本與台灣——台灣留學生前輩的台灣硏究〉，收錄於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17卷「書評與書序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43。

[33]  〈東大中国同学会歴代総幹事座談会——同学会の在り方を考える〉（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頁13。此處採用了蔡秀美譯文，見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20卷「採訪與對談卷．三」（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51-52。

[3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35]  〈台灣問題研究會成立沿革〉，《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0號（1972年1月15日，東京），頁1。

[36]  劉進慶，〈ブーケ的視角における台湾経済の史的構造〉，未刊手稿，1972年1月14日。這份手稿似乎作為油印的單張在某個場合發表，然後劉進慶保留了一張並夾在他於1967-1968年使用的筆記本中。

[37]  劉進慶，〈討論會報告：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1972年1月15日報告），《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1號（1972年1月30日，東京），頁1-2。

[38]  杉野駿介，〈台湾留学生に見る「統一」への思考〉，《日中》第2巻第9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16。

[39]  〈評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國是建議書》〉，《今日！》第1號（1972年4月，東京），頁2。

[40]  劉進慶保存了第0號（1972年1月15日）至第11號（1972年7月15日）的《改造》以及《改造》的「國是座談會號外」（1972年8月5日）。

[41]  以上引文與座談會細節均見：〈國是座談會：與陳裕清氏一席談〉，《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國是座談會號外，頁1-2。

[4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43]  映画『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50年目の真実』，http://gaga.ne.jp/ mishimatodai，擷取日期：2020年5月13日。

[44]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1972年11月，東京），頁19。

[45]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頁19。

[46]  〈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47]  劉進慶，〈從個人的經驗談到台連會當前的問題〉，《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2版。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6。此則資料由北京清華大學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何玉首先指出。

[49]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84-213。

[50]  陳逸松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本史料由曾健民先生惠示，特此致謝。

[51]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5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53]  由於張國興同時將劉進慶的履歷錯誤描述為「本來是國民黨、是農林廳官員出身」，因此張國興此處回憶的真實性顯然要打折扣。但也可以說，劉進慶當時給人的這種錯誤印象可能就是如此。參見：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張國興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123、140。

[54]  該刊討論「自求解放」的文章甚多，但沒有統一的定義，比方作者「李寬」就在主張「自求解放」的同時也不能拒絕外在的協助，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幫助。參見：李寬，〈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民族自決〉，《台灣人民》第5期（Halifax, 1973），頁29-36。

[55]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

[56]  1987年的「台灣解放社」社員許宏義認為，「回顧近乎二十年的台灣左派運動，無可諱言的，它是一個以左雄為中心人物的運動。」許宏義指出，左雄因不滿史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北美洲結合了反史明的統、獨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盟」。參見：許宏義，〈左雄路線與政客左雄〉，《台灣解放》創刊號（Darien IL., 1987），頁35。

[57]  林盛中，〈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4.5，未刊稿；2009.8.6，修訂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58]  著重參見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的《群報》。此間至少轉載三次《台灣人民》的論文，並有論文專門討論統派應該如何對待左派台獨的問題。許登源以筆名「何青」在《群報》發表的〈一位台籍同學對釣運的感想〉也體現其當時的看法。

[5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60]  筆者曾訪問當年的《洪流》參與者林啟洋先生。他認為這種完全模仿大陸刊物的做法是一種「左派幼稚病」的反映，實際上無助於爭取更多支持。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61]  江林〔劉進慶〕，〈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洪流》第6期（1974年9月，橫濱），頁9。

[62]  吳新地，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東大法學碩士，當時在日本大學大學院專攻哲學。參見：〈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63]  林啟洋，〈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97-98。

[64]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台北：聯合文學，2010），頁47-48。

[65]  〈會員氏名簿〉，《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1971年4月，東京），頁190。

[66]  路通，〈悼念劉守哲同學〉，《洪流》第6期（1974，橫濱），頁3-4。

[67]  劉進慶，〈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第591號（1973年9月，東京），頁27-52。

[68]  《台灣革命》辦到中途便由左雄在1977年1月創刊的《台灣時代》雜誌接續，並在八十年代初期遭到《台灣人民》部分同人所參與的《台灣思潮》的強烈批判，終至停刊。詳情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69]  關於東京華僑總會的歷史可參見：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

[70]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85-205。鄭栄桓，《朝鮮独立への隘路：在日朝鮮人の解放五年史》（東京：財団法人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頁163-182。

[71]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頁58-62。

[72]  林啟洋，〈弔　劉進慶學長、同志〉、〈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XIV-XV、96-99。

[7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74]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75。

[7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

[76]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7]  〈陳逸松致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書〉（暫定標題），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

[78]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9]  《陳明忠判決書》，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tjcdb.tjc.gov.tw/ Search/Detail/14215，擷取日期：2020年1月2日。

[8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20。

[81]  陳明忠口述，劉進慶整理，〈台湾人愛国主義者の闘士陳明忠の口述史：國家テロ下の生死の巷〉（草稿），未刊打印稿，2003年11月5日，台北。

[8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陳明忠對此事的回憶見：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202-203。

[8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

[84]  劉進慶，〈開発独裁と民衆――戦後台湾社会の実像〉，未刊手稿，1986年11月8日，「台湾民衆の闘いに連帯する集会」，大阪．部落解放センター。

[8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3。

[86]  〈座談會：編集委員の任を終えて〉，收錄於《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月報9》，頁8-10。

[87]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收錄於氏著、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81-222。

[8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23。

原載於：邱士杰(2013)。〈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南風窗》2013年第13期。

今年春夏之交的东亚海域，因为两个「琉球」事件而显得沸沸扬扬。

一是台湾“广大兴廿八号渔船”遭菲律宾海上武装扫射以致渔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击的渔民和船只，来自台湾省屏东县琉球乡。琉球乡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地居台湾海峡，台湾人俗称“小琉球”。该岛物资贫乏、渔业较盛，早年曾是国民党当局在绿岛集中营之外另一个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强制劳动地。

另一事件则是国内学术界针对钓鱼岛归属问题而顺道抛出的“琉球再议”论。[3]对于日本而言，过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冲绳县；但对海峡两岸来说，现在的冲绳，却是与前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王国、“大琉球”（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称）。虽然“琉球再议”论不过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指出“琉球”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并吞而失去主权的历史，却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强烈抗议。此时的抗议无疑体现了日本当局对冲绳主权的不自信──尤其在冲绳独立声浪始终未绝的状况下。

复数的「琉球」：东亚岛链的内在历史联系及其转型

“琉球”、“大琉球”，以及“小琉球”之类的名称，其实是东亚岛链某些历史记忆的残留表征。正如古籍记载的“流求”既可能指今天的冲绳，也可能指称台湾岛一样──从“流求/琉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名称，体现出岛链上的某些岛屿曾经拥有一些历史上的共通点。不过，这种共通点更多地反映出历史上的汉民族对于东亚海域的认识及认识的演进，不等于这些岛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渔猎求生、海上漂流、朝贡贸易、离散社群、异族群间的交涉──总而言之牵涉到人类具体生活的种种问题──才是这些岛屿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自发联系的主要动力。

19世纪以来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彻底改变了这种区域内自发联系，但变局的产生不全然是“冲击-反应”说所突出的西力东渐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东亚内部的自发调整，比如中国拉长了藩部和藩属国的朝贡周期（如从“两年一贡”改为“四年一贡”）、强化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口岸）的财政控制，如此等等。日本历史学家浜下武志[mm1] 正是在这个近乎“中国中心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鸦片战争的起因：“清朝政府遂派林则徐南下，试图破坏华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结合。所以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洋与东洋关系冲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的问题。”[4]

但是，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最具指标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内的“牡丹社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众因台风飘至台湾岛，却因与排湾族原住民发生误会而遭杀害。[5]就原住民的背景来说，清代“朝贡体系”意义上的“教化”和“化外”起着族群分类的作用，因此原住民也分为化内的“熟番”与化外的“生番”，排湾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分类。就琉球的背景而言，虽然琉球王国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中国之藩属，实则“一事二主”，同时向日本（萨摩藩）与中国朝贡。但在日本加速对琉球支配、乃至单方面废止琉球王国的形势下，1871年的事件终于在两三年后成为日方出兵台湾、讨伐“生番”的借口。

此事的关键在于中日两国如何论证台湾以及台湾番地的主权归属。中方对于琉球漂流民遭害的最初反应是“属土之人相杀”。[6]言下之意，这是中国境内两个族群的冲突，与莫名其妙跑来和中国交涉的日本无关。但在日本真的出兵台湾之后，争论就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据学者张隆志的研究，在中日双方的外交折冲中，日方主张现代主权国家应该在其境内执行文明教化，才能证明实质统治，其间，日方甚至搬出“番地无主论”来论证“化外”的“生番”及其土地不属于中国。对此，中方征引“最邻近者最有资格教化”论、“日方延迟照会不符国际法”论、“从俗从宜”等原则乃至史料，论证自己拥有“化内”与“化外”的台湾全岛主权。最终，中日两国签订条约，分别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以及台湾全岛属于中国来解决这一事件。[7]

日方在“朝贡体系”下亲疏远近式的疆界秩序中恣意挑选一条最有利于自已的界线，然后将其直接等同于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而中方则试图对“朝贡体系”之下的疆界秩序（生熟番之分）同“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进行调和。19世纪日本整体的对华作为显示：日方对于“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选择性的理解。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朝贡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可以在某条境界之上向“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转化，他们未必能够声称拥有琉球主权，但他们这样做了。总的来说，日方处理“牡丹社事件”的原始构想──将“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在某个层次的境界上固定化为“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反映出前近代疆界具有直接转化为近代疆界的契机。实际上清代前期的中俄划界也已出现这种倾向。但又因为日方过度简化“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不能反映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实际情形，因此日方的过度“解读”实际上只是强辞夺理，终因站不住脚而只好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琉球与台湾：社会运动和历史记忆

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之后，台湾、朝鲜亦先后遭到日本并吞，沦亡为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琉球与朝鲜是整个国家沦为殖民地，然而台湾却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历史前提为三个地区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不同的前途设想，但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及其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却使来历不同的台湾、琉球、朝鲜，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产生出新的联系。其中，反抗殖民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运动，成为这种新联系中值得注目的一个侧面。二战结束前，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来自琉球与朝鲜，比如琉球出身的德田球一（1894-1953，日共总书记）、朝鲜出身的金天海（1899-?），这体现出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跨地域特性。对于台湾社会运动者而言，这些同遭日本殖民压迫而走上革命的运动者也格外亲近，比如德田球一便与台湾出身的谢雪红（1901-1970，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盟主席）、杨春松（1900-1962，中共、日共党员、著名旅日侨领）等人保持着长久的国际主义情谊。[8]

此外，台湾社会运动家连温卿（1894-1957）与琉球学者比嘉春潮（1883-1977）之间的交往也值得一提。连温卿是1920年代台湾最早期的左翼运动领袖，曾在1927年领导了台湾最大的抗日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左转。比嘉春潮在1920年代工作于左翼出版社“改造社”，并与连温卿、山川均（1880-1958，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密切往来。好读书的连温卿自比“蠹鱼”，而比嘉春潮也以“蠹鱼”自许。[9]比嘉春潮从20年代以来，为连温卿保存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稿，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史的珍贵材料，记录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轨迹。虽然这些文稿在连温卿在世之时未能公开──不仅仅因为日本的特务统治，还因为战后国民党所展开的50年代白色恐怖──但在旅日学者戴国煇（1931-2001）教授的努力下，比嘉保护下来的这些稿件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逐步得到发表，重现天日。[10]

如果说连温卿文稿的曲折命运反映了台湾与琉球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则更显著地体现在琉球重要史料《历代宝案》的复原上。《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所秘密编纂的朝贡记录，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国的大量史料。这部史料蕴含着多重的认同象征，在“朝贡体系”时代，这种认同意味着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的认可；在琉球亡国之后，这种认同则又显著体现为琉球民族的主体追求。不幸的是，《历代宝案》在美军进攻琉球之际毁于战火，成为无辜的琉球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承担下来的无谓后果之一。因此，复原《历代宝案》的工作在战后成为了重大课题。《历代宝案》在各地流传了各种抄本。其中，近乎完整的抄本，奇迹似地保存在台湾大学图书馆。因此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抄本，成为了复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础。[11]

在连温卿文稿的场合里，琉球保存了台湾隐蔽的左翼记忆；在《历代宝案》的状况中，台湾则为琉球保存了焚毁的民族历史。若非日本对琉球与台湾所进行的殖民统治，琉球与台湾互相保存「时间」的状况，未必能够发生。但也正是殖民统治的存在，才为琉球与台湾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和历史的创伤；直到现在，都未能愈合。

“双战结构”下的琉球选择与复杂化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独立，台湾回归祖国，琉球却在美国支配之下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曾经是前近代“万国津梁”的琉球，在脱离日本支配之际迅速沦落为美军的「不沉航母」。在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陈映真语）迅速成立的条件下，琉球的战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纽带开始瓦解。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琉球独立、冲绳“复归日本”、还是琉球回归中国，都成为无法轻易判断好坏的选择。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球革命同志会”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12]该团体曾在战后的1948年向中国全国各省市参议会发出通电，提出“早日达成归还祖国之最后目标”，[13]并在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之际表现出完全的反共立场。[14]喜友名及其同志会的日后实践显示：反共以及反日（表现为“反复归”）是其政治上的底线。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放的喜友名及其组织不但反对起民族解放运动（比方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抵制万隆“亚非学生会议”[15]），还以琉球代表的姿态加入1954年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讽刺的是，当“亚盟”会议在1962年的日本召开之时，琉球代表竟成为不被邀请与承认的对象。[16]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主义相分离，并同冷战内战“双战结构”结合在一起，其历史命运便只能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组织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存在，也与当时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有关。50至60年代的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植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加持之下，以“中国政府”的身分不断对琉球主权进行干涉，颇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线：反共、反对琉球“复归日本”，但不反对美国占领托管。[17]台湾当局的这种姿态为喜友名及其组织创造了活动空间，在琉球群岛之外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势力”。但因他们把美国作为不可反对的对象，也就难以反对美国对琉球主权的出卖了。

具有“回归中国”倾向的喜友名路线并非琉球民族解放运动之主流。[18]所以如此，恐怕与其反共亲美从而无法彻底伸张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处境有关。对于战后的琉球人民而言，现实的选项是脱离美国支配、远离战争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琉球在美国托管下的形式独立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因为安保斗争而掀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却成为琉球可能寄托的对象。因此，“复归”一个有非战宪法的、反战的、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日琉人民共同创造的“应该要有的日本”，也成为琉球人民实现自主的可能选项之一。前面提到比嘉春潮正是一个反战复归派。不管这个选项在此后的实践中遭遇怎样残酷的检验或挫败，在“复归”中取得“自决”的这种政治思考，正不断提示著那个时代的激进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为“复归”和“自决”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打开的空间。

在美军基地持续盘据琉球群岛的当下，复归日本后的琉球（冲绳）并未获得重生。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徵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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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下武志（1999）。《近代中囯的囯际契机 :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戴国煇（1975）。〈台湾抗日左派指导者连温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35卷第2号（东京），页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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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煇（2002）。〈旅日时台湾史料及资料的搜集与运用〉。收录于﹕戴国煇，《台湾史研究集外集》（页17-51）。台北﹕远流出版社。

大浜郁子（2007）。〈“牡丹社事件”再考：なぜパイワン族は琉球島民を殺害したのか〉，《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1期，页2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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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报（1956，05/14）。〈亚非学生会议琉球拒绝参加〉，《更生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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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90）。《日本国志》，卷六。廣州：富文齋。

連溫卿（1975）。〈台湾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第35卷第2號（東京），页61-83。

連溫卿（1976）。〈日本帝国主義の台湾に於る土地収奪の過程（一）〉。《史苑》，第37卷第1號（東京），页36-57。

連溫卿（1978a）。〈日本帝国主義の台湾に於る土地収奪の過程（二）〉。《史苑》，第39卷第1號（東京），页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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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1957b，02/10）。〈琉球革命同志会长蔡璋、望美确立对琉政策、并强调依照联合国宪章 美无权将琉球交还日本〉，《联合报》，第1版。

联合报（1957c，06/08）。〈美对琉措施 蔡璋认适宜〉，《联合报》，第4版。

联合报（1962，09/28）日拒琉球參加亞盟會議。蔡璋表抗議〉，《联合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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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声日报（1949b，10/23）。〈琉球革命同志会等发表告匪区同胞书，希望弟兄们咬紧牙关忍受苦难，团结拿出不合作手段抵制共匪〉，《台湾民声日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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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光（2001）。《一个台湾人的轨迹》。台北：人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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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与李国强（2013）。〈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厘清钓鱼岛问题①）〉，《人民日报》，2013/5/8。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508/c14549-21399432.html（撷取于2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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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中华（1950，09/27）。〈琉球是中国的！旅台琉球革命会长发表谈话，反对美国要求联大托管琉球〉，《正气中华》，第1版。

正气中华（1951a，03/07）。〈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旅台琉球革命同志会长发表谈话〉，《正气中华》，第1版

正气中华（1951b，06/09）。〈琉球人民吁请联大要求重返祖国怀抱，并坚决反对再由日本统治〉，《正气中华》，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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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登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3期，“琉球：亚细亚孤儿”专题。

[2]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3] 参见张海鹏与李国强（2013）以及张海鹏（2013）。

[4] 滨下武志（1999）。

[5] 参见大浜郁子（2007）对于事件成因的分析。

[6] 黄遵宪（1890：页9）。并请参见汪晖（2010：页202）的诠释。

[7] 张隆志（2007）。

[8] 参见徳田球一（1999）回忆录与杨春松传记（杨国光，2001）。

[9] 比嘉春潮（1971：页295）。

[10] 参见戴国煇（1975，1978，2002）的说明以及他所公布的連溫卿（1975，1976，1978ab）文稿。

[11] 详见小葉田淳（1992）教授对于历代宝案各版本的介绍。

[12] 侯中军（2010）对于这个组织的研究显示：该组织成立初期的诉求与立场曾经相对单纯，是国民政府推动琉球回归中国运动的重要舆论变量。该组织后来的发展，则可参见何义麟（2008）的研究。

[13] 参见台湾省参议会（1948）所收到的琉球革命同志会“快邮代电”。

[14] 喜友名为了呼应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立场，发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论，可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49ab）。

[15] 喜友名及其组织对于外蒙入联以及万隆亚非学生会议的抵制，可分别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55a），联合报（1955bc）的报道，以及台东新报（1956）、正气中华（1956），更生报（1956），青光日报（1956）的新闻。

[16] 参见联合报（1962）的报道。

[17] 美国对于琉球的实质支配，后来成为反对琉球复归日本的现实基础。这点在喜有名及其组织的言论之中更为显著。可参见联合报（1957abc）。

[18] 喜友名及其组织直到1950、1951年间仍然主张琉球回归中国，可参见正气中华（1950，1951ab），台湾民声日报（1951）的相关报道。但其此后的主要路线则是反对复归日本、要求琉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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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乃慈、小胖、小關、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2017.1.3）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著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規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分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著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決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著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著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馀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徵。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舊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著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著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著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空间相对扩大，几十年间的白色恐怖历史开始出现「平反」、「翻案」的可能。八十年代中，政治受难人组成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主轴，展开了受难人自己的平反历程。但平反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受难人内部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据受难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七十年代「泰源暴动」就曾經出现台独暴动者欲杀外省人与「红帽子」受难人，意图藉此取信美国的险境。「解严」後，由于冤假错案确实存在，加上「统独」问题在台湾社会日渐渲染，受难者内部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化。比方部分冤假错案者確實希望得到官方「平反」，但对真案或通过狱中斗争而实现思想觉悟的受难者而言，这种「平反」却沒有直接意義。

总体而言，台湾许多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遗迹或纪念碑，都有官方或深或浅的介入；台北景美与台东绿岛的两个官设的「人权文化园区」则是典型作品。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是在作家柏杨的催生下实现的。遭构陷入狱关在绿岛的柏杨，先于1996年在当地筹建人权纪念公园，后于1999年设立「绿岛垂泪碑」。随后在官方的推动下，正式实现人权园区的设置，并在2008年以后复建新生训导处部份建筑。

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更是这类争夺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难人的抗议，园区也许不会包括新生训导处旧址。而垂泪碑旁的石墙虽然镌刻了许多受难人的姓名，却有更多受难人为避免被官方利用而婉拒列名（因此上面的姓名不全是当地服刑的受难人，比方吕秀莲。此举多少有凑人数之嫌）。马场町与六张犁等遗址的整修状况也一样。发轫于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的计划虽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完成，代价却是原方案的缩水。而民进党甚至直到执政第七年才在「总统大选」前夕忽然為六張犁死難者舉辦「普渡祭」，此亦充分体现为政者企图藉此骗取选票的功利心态。然而接替民进党政府的马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出名的事件自然是当局「文建会」意图删去「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人权」二字，文過飾非，后因招致严重抗议才罢手。虽然前阵子的「文化部」官员龙应台曾为泰源暴动牺牲者遗书而在相机前流下眼泪，但谁还记得，正是龙应台曾在1994年声言「蓋棺論定的忠奸」不能翻案，从而严厉指责为六张犁死难者平反的陈映真？又有谁能够直面，台湾当局迄今仍只愿意「平反」那些不会撼动当局合法性──无论是死是活──的受难人？而此不正是所谓「转型正义」的真实底线？

为了让下一代知道真实的历史，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决定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于是，互助会在今年四月组团重返绿岛，随景口述。行后，互助会秘书孟祥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园区复建的新生训导处第三大队营舍摆设许多栩栩如生的蜡像以模拟受难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拉著自制小提琴自娱，看书，睡觉，甚至上厕所──但当时的狱中斗争和思想状况，却因为这种叙事而被全面掏空，整个展示成为反共陈窠深重的台湾社会所易于接受的空心商品。在观看的消费中，民众得以换取疑似的良心。正如林书扬所言：「像五十年前政治受难人的狱中经验谈，在刊物上有没有市场，令人不无怀疑。不过在日趋虚矫的社会风气下，只要经营得当，似乎很多东西都可以商品化，包括陈年的政治事件。」至于解说员讲述著与当事人认知全然相反，却又能迎合大众心理的价值判断，就更不足奇了。

遗迹与遗迹之间，也存在多种历史诠释的竞逐。由于六张犁与马场町历来是受难者最常集会悼念的遗址，受难人对于这两个地方的诠释权几乎不可动摇，因此诸如人权园区之类的设置，不过是在抵消多数受难者希望通过六张犁与马场町而传达给民众知道的历史信息。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中，受难人所树起的大理石纪念碑镌以「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两句铭言；尽显受难人心愿。今年的马场町「秋祭」，受难人更在重重压力中以临时搭建的钢架树成宏伟的黑色「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死难在台湾岛上的两岸先烈致敬。如果有所谓「转型正义」，对于这些受难人而言绝非一岛所能设想乃至完成的事情；这必须是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前提，才能在两岸社会的携手进步中展开的工作。

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伤口，是在分裂的克服中才能得到抚平。正如大众文教基金会──这是知名台籍地下党员简吉先生哲嗣所创立的文化团体──近期的展览文宣所言：「两岸政治与民族的和解，使得过去的台籍中共党员陆续得以返乡，台湾的左翼历史也获得重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谨以这段话，代为本文的结语。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

摘要

存在于1928至1931年间的台湾共产党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和中国革命相接轨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首次的政治集结。虽然台共史可供讨论的议题甚多，但台湾岛内历史学界关注最多的却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并将台共党内斗争简化成岛外左倾路线尤其是中共左倾路线及其台湾代理人造成的后果。本文则认为日共是左倾路线从岛外传入岛内的关键源头，而且岛外左倾路线除了影响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后出现左右分化的岛内各抗日团体也向左倾斜或更倾斜，进而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台共感到竞争压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态争夺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但由于党内成员无法形成一致的态度去回应竞争压力带来的困境，遂诱发党内冲突，并埋下台共瓦解的内因。

关键词：台湾共产党 统一战线 左倾路线 左翼间的竞争压力 台湾民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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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邱士杰(2020)。〈為了黎明的國度──悼念曾健民醫師〉，《海峽評論》358期(2020年10月，台北)，頁67-69。

開完2020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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