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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邱士杰[1])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XX、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XX、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XX、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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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

邱士杰(2013)。〈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5卷第6期(上海),頁48-67。本文初稿宣讀於2013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

引言: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而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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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史的“法权分析”阶段――以“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析为中心(1927-1930)

邱士杰(2020)。〈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史的法權分析階段〉,《經濟思想史研究》第2期,頁42-60。同文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反思:慶賀張海鵬先生八十華誕暨史學研究55周年》上冊(頁163-18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本文初稿以〈「近代中國」的自我批判和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形成史的片斷考察(1927-1930)〉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与學術反思研討會」(2018年5月5日至5月6日)。

邱士杰[1]

摘要:

封建(feudalism)和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将农民设定为被剥削者的著名概念。由于1920年代中国革命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曾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解释昙花一现,却意外引进以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中心的法权分析并据此在1928年形成“资本主义商品买卖(土地所有权)+封建剥削(土地使用权)=半封建”的定义。但因这个定义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和封建两种因素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有机联系,导致李立三和王明往往过度强调某一单个因素的支配性地位。直到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揭示了两种因素的有机联系,半封建概念才终于取得有效且持久的定义。

关键词:社会性质 半封建 亚细亚生产方式 法权分析 所有权与使用权 繼續閱讀

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陈明忠的思想轨迹 (邱士杰)

邱士杰(2021)。〈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PDF],《東方學刊》總第11期,页121-124。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而创立的“经济学说”。(2)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3)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4)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论文(5)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7)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9)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对陈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11)。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12)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本文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2)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3)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4)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5)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6)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7)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8)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9)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10)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12)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林書揚〈《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林書揚

(2009年3月)

邱士杰君的勞作碩士論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1為題而改寫成冊了。邀我一篇序,因時間上有所緊湊,請邱君容以數段感想以代。

按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之所以每有反殖民主義運動,幾乎可說是物理上作用反作用的社會動態化,是不論兩造間的文明文化距離之大小的。但這類主要以民族群員為單位對象的壓迫方式(殖民方式)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段。因殖民本國社會性質之直接規定,(即金融寡佔的境外壓榨體制之設計或控御方式)是大同小異外,倒是因為被支配社會的本然性質,對新支配系統的反影響還是多樣態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東南亞一帶(如印尼、菲律賓、印度、緬甸、安南等),西歐海權年代時期所營造的殖民地群,和近中世以降封建大王朝在本洲歐陸上網羅的大小屬地,多屬血緣分支的支配實況的差異是甚為突顯的。當然,東、中歐(還包括部分南歐)的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宗主國與屬地之間,宗教文化、血緣等民族要素的相近性與東南亞洲屬地和西歐支配者之間的異性之大是不言可喻的。若論殘忍性,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19世紀末葉,東海新起的日本帝國之領據台灣,情況之特殊性之一,在於被領治地雖屬大陸東陲一海島,但非屬南太平洋系島嶼群之一。在地緣政治上是大漢(大清)政治文化圈的一部分。雖屬後期主要移民團的屬性。但其時空條件背景下的島民精神面貌,若以文化範疇表中的位置關係說來,又非盡如歐亞洲其他殖民塊2可列舉的小被大領——(雖然台灣一島小於日本列島),落後被治於先進——(雖日本殖民本國已大致現代化,而台灣則尚未),台灣漢人移民社會仍在其大漢中華傳統意識(先驗認同)下,悍然以土製鳥槍對抗日軍村田銃(日本新式軍工廠出品之新步槍)且以「日本蕃仔」蔑稱之。稱「日本蕃仔直目﹗」直說日本人種屬夷種,雙目僅能直視前方,攻時迂迴傍擊即可。以四十比一之慘重死傷代價與「日本蕃仔」斷斷續續周旋二十年。直至跨世紀大正4年(1915年)歐洲大戰爆發後的?吧年事件才全面落幕。接著隨著日本殖民本國之政治歐風化,在國內有政黨議會政治上軌,歐戰幾不費力則靠日英同盟而躍上戰勝大國之一,所謂「大正民主」開幕的新趨向出現。其實,在所謂的「台灣抗日武鬥期」的廿年中(1985∼1915),台日雙邊有關內外情勢的變化不少。20世紀初葉的文鬥新局勢出現的因素,除了上提歐戰結束後日本當局的殖民文治化的新策略是因也是果外,這段因果律的掌握恐怕少不得歐亞兩洲一些新因素的考察。而為了簡單化而尋出一個代表性特別重大的里程碑,則恐怕落在1917年俄羅斯紅黨勞農革命的成功及兩年後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及一次大戰後重建秩序為號召的國際聯盟的出現。以及新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治經濟思潮之舉世澎沛激盪。先行日本自明治維新(1868),後繼中國有武漢革命(1912)3,落在西歐主要大國產業革命及政治革命期之後。日本以後進資帝的姿態急起直追歐洲新局,而中國則有民間孫文救國運動,宮廷試探性的維新動向,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日本更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渴望直入資本主義體制圈為其帝國主義新列強之一。中國則在熾烈的帝國列強競相浸蝕之危局下,孫文等一派趨向急進武鬥終於武漢一幕革命劇推倒了數千年封建,成立了亞洲首起的共和國。而回顧台灣,其艱辛的武力抗日二十年正好處在如上的歐、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群的激烈競爭期,終於激出一個歐陸大戰,且戰爭更使社會體制中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立憲共和制的移行大量風行,直到更見深刻的社會階級體制的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終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這些歷史大戲都推出了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思想的大浪潮襲擊了舊思潮體制,使得20世紀初葉的世界性氛圍急劇地罩住了中日兩國關係甚至包括台灣的抗殖民地新頁。直入地說,邱君注目到的1920年∼24年的台灣,其對殖民本國的抵抗性已經超越了起事階段19世紀末的傳統中華漢族優越論,再超越了西歐牌民主共和市民革命論,而直追當時已成新史觀中所謂「最屬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產階級系列論的社會運動範疇了。而以生產系列中的階級鬥爭論時期的運動意識,來著眼台灣近代化社會思潮發端之首項條目,邱君的定題意義正在於此,筆者甚感妥適。由此而論,所謂當年台灣的「資本主義論」實乃不過「階級乎、民族乎」論爭之附論而已。

蓋一種社會衝突的內部因素容有多端,但在多範圍的社會關係中最屬根源性者,亦即說得上歷史延續的唯一基本條件者——生存資料之集體生產外無他。其關係的定型定向以保證連續性乃所謂之生產關係之存在與維繫乃成為所有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本源基礎。其存、社會存,其亡、社會崩解,則其維繫任務乃成社會群體最高權柄之所在,史上唯委之國家最高權力體。至於群體史上出現的民族,乃如前述基於數種自然、文化因素的,群體史上的派生型態之一。雖然以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驗認同的個、群體認同而成為歷史進程中一定時期的一要素,因而也會展現出時流中一段民族鬥爭期、民族進化期等,但依一般社會形成論言,階級系列之成型在先,而民族必須以經濟紐帶為形成因而出現(史上存在過的原始共產體,迄今仍未被呼為民族。)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在學理上或尚不無紛爭,但以史實論

20世紀以降歷史唯物論者常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主義形式」為理論處理或運動實踐上的原則。是有其道理的。以邱君著作而言,在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論述中以「民族主義乎,階級鬥爭乎的論爭」為首章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一個時代的政治鬥爭,因「政治」本身的複雜性與苛烈性,從社會客觀到成員主觀反映的迂迴性多樣性,往往表現在運動先行期的記錄中,是十分無奈的。特別在主觀條件上往往遭到難以一時克服的早熟性或不成熟性、邊緣性等,使得那段先行期中的少數里程碑一直是有幾分蒼涼甚至悲戚感的?但無論如何,有先行者的﹐那怕是孤單身影幌動著的社會,還是有方向的,亦即有未來的社會。在這意義上邱君勞作的意義之重大還是不會被埋沒的。

至於進入階級鬥爭期後的無政府主義VS共產主義,當時或以日外語安那其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呼之,其出現更屬難予避免。

蓋自19世紀中,馬克思與普魯東之間《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的論爭起,由哲學論爭到組織路線運動路線之間的激烈論爭,乃眾所周知者。無政府主義者總被一般群眾認為多一分哲學的浪漫,也多一點組織和運動的衝動。也許是前前19世紀中葉起,無政府主義在殖民地、屬地間的發展讓人覺得時而大於急於一般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聲勢。說不定屬地、殖民地的重層權力結構使得被壓迫群眾的權力嫌惡感更易凝結。更何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需要一定堅實度的勞工階級為社會心理層的基礎。我們可如此設想,一個屬地、殖民地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產業工人階級存在之前,它的知識人、農村小地主、小工商人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作用下被編入「小資產階級」的,對現狀已具有一定反叛心態者,較有可能投入的,多半是無政府主義,以自由結合為主旨的安那其主義團體。要不是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出了列寧一班運動者,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性上面鍛造出帝國主義論和勞農蘇維埃制的戰鬥性,第一國際時期以來巴枯寧主義的流域大概還會擴張一點。而在大情勢中釘立了方向指示牌的兩大歷史事件,是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和1919年的第三國際的成立。及稍前中國武漢革命的成功,日本勞動運動初發與反閥族政治的護憲運動普選運動,漸入左翼思潮激盪年代,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的成立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武裝抗日頓挫後的,20年代台灣社運時代的承啟契機。也是邱君研究的起點。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1924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

「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MayDay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1924年東京MayDay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11年(1922年)。連氏遇到的,如果23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合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9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合會議的MayDay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1924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聲!
示威者齊一的,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奮還吧!
彼等苦守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自由旗!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1.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2.殖民塊:原文如此。
3.此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摘要: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6a)。〈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秋季號(台北)﹐197-208。同文並曾節選發表於《新國際》。


「『這是雄劍。』他說。『你收著。明天,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在人間了。你不是懷孕已經五六個月了麼?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扶養。一到成人之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給我報讎!』」

「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眉間尺趕緊問。

「沒有回來!」她冷靜地說。「我四處打聽,也杳無消息。後來聽得人說,第一個用血來飼你父親自己練成的劍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親。還怕他鬼魂作怪,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了!」

—魯迅,〈鑄劍〉,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訖

一、南下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二七年是個關鍵的年份。就在這年,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狂潮從南方的廣州北上迫近長江。原來的廣州國民政府隨行移轉,告別了孫中山的故鄉,在辛亥首義之處建立起武漢國民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史上首次由工人武裝所發動的城市暴動,也終於在上海的第三次起義中取得勝利,占領上海、震動全國。假使從當時中國的天空向下俯瞰這片熱土,那末珠江畔的廣州、長江中游的武漢、黃浦江邊的上海,就像是脫離了一維限制的三個亮點,在中國大地上空前地鋪成了一個沸騰著的平面。熱血流淌著、赤旗飛舞著,彷彿殘破的山河就將被翻轉過來,彷彿被蹂躪的人民就將粉碎一切苦難。倘若時間就這樣在這一年的四月之前停下腳步,中國革命在快門之間所留下的歷史影像,大概就將如此定格。自然,當時絕大多數的人們並未估計到,這樣的歷史影像最終也只能是歷史影像、最終卻被惡火焚毀在快門之內。

正當武漢和上海成為革命前哨的時候,將子弟兵送出黃埔的廣州似乎寧靜了許多。與此相反,在封建勢力盤據下的北京待了十多年的魯迅,卻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而被迫離京,並於一九二六下半年抵達廈門。隔年一月,魯迅搭上了更往南方的「蘇州輪」,在國民政府北上的同時,南下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魯迅選擇了南下、更南下。他選擇了反潮流,他選擇了向著革命策源地的貼近而前進,他要在廣州親自檢驗這場革命 ——雖然開端便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魯迅,〈通信〉,《而已集》)

或許,魯迅的那番話仍是對於「戰士」、「革命家」之類恭維的戰鬥;或許,自稱不是戰士的魯迅也確實不是個戰士,只是他仍然舉起了投槍—包括對於這場歡迎會。顯而易見,魯迅南下後的難局實已隱然而生;日後的發展並超出了歡迎會的僵局更多。至二月,廣州出現公開批評南下之魯迅的聲音。這次不是從正面恭維魯迅來南方當「戰士」,而是直接批評魯迅是個逃避者、旁觀者:

魯迅先生!廣州沒有什麼「紙冠」給你戴,只希望你不願作「旁觀者」,繼續「吶喊」,喊破了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也許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那裡去躲?(宋雲彬,〈魯迅先生往那裡躲〉)

這批評就像是把魯迅在中山大學所演說的內容朝著反面打,把表面上的話語打成本質性的退卻。只是,已然以行動作出如此選擇的魯迅並未直面回答。許廣平卻代替魯迅做出這樣的回應:

他是需要「輾轉」的生活的,他是要尋找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著有終竟到來的機會。(許廣平,〈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請讓我們記住這段話。

二、預見

二月上旬,日本記者山上正義前訪甫到廣州的魯迅。魯迅一時興起,兩人便同往當時的英法租界,沙面,覓了久違的日本點心吃:

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樹蔭裡一面吃著,一面聽魯迅的中國文學論和中國革命觀。聽著到此以後還不上十天的魯迅痛罵廣州的那種辛辣刺骨的言論,筆者立刻就想到:「這樣,他是不會在廣州長久呆下去吧。……(山上正義,〈魯迅的死和廣州的回憶〉;另見唐弢,〈友誼的選擇〉)

山上後來成為魯迅的好友,是《阿Q正傳》的日語版譯者。他曾積極參與中日兩國在二、三零年代的進步運動。山上回憶道:

那是正逢逐漸開始聽到青年們對魯迅失望和不滿的呼聲之時,我見到魯迅,也正是魯迅也逐漸對廣州、特別是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開始感到幻滅之時。

學生和青年們為什麼對魯迅感到失望了呢?

青年學生們所期待於魯迅的,是要他作一個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大聲地議論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戀愛,有時又和群眾一起搖晃紅旗的實際運動的領導者。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魯迅,卻是位有了北京十五年的經驗,因而立刻就發現了在這高唱三民主義的廣州,存在著產生新軍閥的萌芽的嚴峻的人。他是一個既如飢如渴地追求著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學生們輕率的鼓譟中預感到未來的黑暗和壓迫的懷疑家。他是一個既不叫又不跳,不得不冷靜地觀察,發出輕輕嘆息的悲觀論者。

當我問到先生對廣州的看法時,魯迅回答說,「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正受著過分的嬌寵,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毋寧說倒是從經常處在壓迫和摧殘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學生那裡,可以看到嚴肅認真的態度。

「在廣州,儘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儘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語氣大體上是這樣的。(山上正義,〈談魯迅〉)

其實,就在前面所提到的歡迎會上,魯迅已經點出他對廣州的疑慮:

……〔魯迅〕還講到因為聽說廣東很革命,赤化了,所以決心到廣州來看看,來到後果然滿街都是紅標語,但仔細一看,那些標語卻是用白粉寫在紅布上的,「紅中帶白」,有點可怕!(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

即便南京、上海分別在三月為北伐軍所克復,勝利消息使廣州沉於一片陶醉,魯迅仍然憂心忡忡。他在四月十日寫下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說,這一關於勝利的歡慶「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致於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復舊!」——白色的反動勢力確實在各地蠢動著。但最大的問題並非潛在的白色恐怖與反動,而是青年們對待革命乃至文學的態度,這才是魯迅最關心的。這一態度不但決定了青年們如何看待魯迅南下,更最終決定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魯迅南下之前,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發生了段祺瑞鎮壓北京的請願學生的慘案。在子彈與棍棒的鎮壓中,數十名學生死傷於段祺瑞執政府前。其中,女學生的從容赴死,震動了魯迅: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軍閥壓迫下的北京青年,用生命的結束作為最後的反抗;裡面包括了魯迅自己的學生——劉和珍。但魯迅還是由此見著那一絲光明。「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至於廣州,雖然也許是個「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已然有所警覺的魯迅,也必定不願意痛切的悲劇再次於此發生;只是許廣平所言卻最終成讖:「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

倘若一九二七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那末這年的四月十二日,便必然是其中最重要、也最血腥的日子。就在這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流氓、特務、別動隊,將共產黨員與大批工人解除武裝;大街小巷不斷上演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知有多少的工人與青年慘死槍下,棄屍荒野。這是中國革命的轉捩點。原來在共產國際支援之下的國民黨,竟將槍口反過來對準了共產黨,不能不說是對國共合作策略與共產國際的一大諷刺。而陣容最壯盛、甫奪得起義勝利的上海工人階級,就在反革命的撲殺中潰散。至於廣州,這個誕生了黃埔軍校的「革命後方」,隨即迎來了與黃浦江畔同樣的悲劇。這天是四月十五日。

三、前夜

上海的「清黨」始於十二日清晨;在拂曉及拂曉之後血染上海。雖然魯迅已然預感到反革命的危險,身處廣州的他仍至十五日才親見此一血腥於「三.一八」千百倍的慘案。就在腥風披靡上海的前一天,廣州的魯迅在十一日寫下了這樣一篇文字: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台灣的同志,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

張君月澄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國際勞動問題》的書藉〔籍〕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國際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英三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游學中尚且為中國和台灣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魯迅識于廣州中山大學。
(轉引自韋工,〈關於《國際勞動問題》的內容、譯者及小引〉)

雖然四月之間的《魯迅日記》幾乎沒有一天不可查考,但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間卻只有乏善可陳的材料,這導致了許多版本的《魯迅年譜》多選擇略過這三天的記事,直接從十一日跳到十五日。(註一)十五日那天,魯迅冒著午後大雨前往中山大學參與關於廣州形勢的緊急會議;這天是魯迅在廣州最關鍵的一次轉折。如此看來,上面這段引文,幾乎可說是魯迅在全國陷入四月反動之前的最後一篇文章;魯迅獻給了台灣青年。

魯迅抵達廣州之後,自二月至三月之間,曾有台灣青年六次來訪。他們是上述引文所提到的「張君月澄」(張秀哲),以及後來的名作家張深切和老台共郭德金。這些台灣青年在當時的廣州組成了「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台灣共產黨在一九二八年成立於上海之前,台灣青年在大陸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組織化行動。在魯迅失望於廣州及廣州青年之時,那麼頻繁地與台灣青年接觸,很不尋常。或許恰恰反映了魯迅對於台灣青年的某種特殊觀點或情感。就在廣州的「四.一五」前兩周,「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四月一日發行了機關刊物《台灣先鋒》。據張深切回憶,當時也曾向魯迅邀稿,只是事不湊巧沒約到。不過魯迅仍在十一日為張秀哲的譯書寫下了小引。據秦賢次的研究,魯迅此前還為這些台灣學生轉入中山大學的事宜而奔走,希望能從寬保送他們免費入學。(秦賢次,〈魯迅與台灣青年〉)至於魯迅在前引文中所提到的「一位台灣的同志」,則是魯迅在北京所認識的台灣青年張我軍。張我軍拜訪魯迅時,曾將連載有自己譯稿 ——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的四期《台灣民報》致贈給他。或許正是這次的會面,讓魯迅對於台灣人民被壓迫的景況有了新一層次的認識。

四、錯身

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據許廣平回憶,十五日後的中山大學,曾貼出「叫老周〔魯迅〕快逃走吧!」的標語。然而魯迅堅持了下來。甚至就連魯迅最終之離開廣州,也是朝著更險惡的上海而去。

地火仍在地下運行!

魯迅離開廣州之後,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廣州再次翻為赤紅。十二月十二日,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廣州公社 ——成立。北上的魯迅,彷彿再次與革命錯身而過,但革命卻確起來了。這次不止遍燃大江南北,甚至延燒到了海峽彼岸。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台灣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時(化名彭榮)的指導下成立,台灣抗日運動進入了新階段。

無論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或是一九二七年的上海與廣州;無論是三一八、四一二、或者四一五。當流血與虐殺成為全民族的經驗時,中國青年運動也將向著更深刻的層次移行。或許這算不上中國革命的規律,卻是實在的血的淀積。

魯迅同山上所說的那段話,迄今看來亦未疏遠——嬌寵、輕浮、不真摯、沒有思索、沒有悲哀,這是我們仍須不斷清洗、再清洗的部份。但當終至淡去的血痕連緋紅都不剩的時候,今日的我們當能有所警醒嗎?

「你從此要改變你的優柔的性情,用這劍報讎去!」他的母親說。
「我已經改變了我的優柔的性情,要用這劍報讎去!」

註釋

註一:在筆者蒐集到的《魯迅年譜》中,只有鮑昌、邱文治所編的年譜多錄下了十三日的記事,原因是魯迅捐錢給中共影響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見:鮑昌、邱文治編,《魯迅年譜》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六零。筆者所參考的其他年譜分別是:王觀泉編,《魯迅年譜》(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八五;蒙樹宏編著,《魯迅年譜稿》(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二零九~二一零;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魯迅年譜》(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四三;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三八九。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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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文学与政治 ——1930年代台湾普罗文学运动的展开(吴舒洁)

内容提要:193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进入了普罗文学运动的高涨期。本文从1927年文协的“转换方向”谈起,通过文协、台湾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等几个标志性组织团体的理论与活动,探讨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在台湾的发生与转化,同时在台日普罗文学运动与国际左翼思想交流的跨境视野下,勾勒出台湾普罗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政治从结合到分离的轨迹。(本文原載於《台灣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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