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

摘  要：存在於1928至1931年間的台灣共產黨是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和中國革命相接軌的象徵，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台灣首次的政治集結。雖然台共史可供討論的議題甚多，但台灣島內歷史學界關注最多的卻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斷激化的黨內鬥爭，並將台共黨內鬥爭簡化成島外左傾路線尤其是中共左傾路線及其台灣代理人造成的後果。本文則認為日共是左傾路線從島外傳入島內的關鍵源頭，而且島外左傾路線除了影響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後出現左右分化的島內各抗日團體也向左傾斜或更傾斜，進而讓不能公開活動的台共感到競爭壓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態爭奪社會運動的領導權。但由於黨內成員無法形成一致的態度去回應競爭壓力帶來的困境，遂誘發黨內衝突，並埋下台共瓦解的內因。

關鍵詞：台灣共產黨 統一戰線 左傾路線 左翼間的競爭壓力 台灣民眾黨

引言

台灣共產黨在1930-1931年間不斷激化的黨內鬥爭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的重大問題，也是1920年代中後期東亞各地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左傾問題的典型之一。既有研究[1]對台共黨內鬥爭的解釋大致著眼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宏觀解釋認為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開始的左傾路線經由中共左傾路線（特別是1930年立三路線）的媒介而影響到台共黨內，進而分化出以翁澤生（1903-1939，烈士，第一個列入《中共黨史人物傳》的台共人物）為代表的左傾激進派和謝雪紅（1901-1970）為代表的保守穩健派，於是爆發黨內鬥爭。由於台共當時的左傾路線在日後評為錯誤，因此謝雪紅往往被相應賦予較正面的評價。微觀解釋則暗示黨內鬥爭源自翁澤生對謝雪紅的“奪權陰謀”或“挾怨報復”，進而結合宏觀視角，推導出“翁澤生對謝雪紅”＝“外來勢力對本土路線”＝“中共對日共”＝“親華對親日”＝“左傾過激對保守穩健”＝“錯誤對正確”的一系列二元對立。[2]

無論是宏觀解釋還是微觀解釋，都預設台共島內機關因為1920年代末期不斷升級的島內政治高壓而面臨發展困境，而且預設當時只有領導島內機關的謝雪紅客觀認識困境的存在並制定適當的運動方針。這樣的預設也往往為陳芳明為代表的分離主義論者所支持。因為，如果不預設政治高壓的決定性，就不能襯托左傾路線和島外翁澤生的冒進，不能將謝雪紅塑造為堅持某種“自主”立場的人物，於是不能通過“貶翁”和“褒謝”來“以古諷今”。

用陳映真的話來說，陳芳明論述的核心乃是“把台共的內在矛盾和最後的終結﹐主觀任意地‘書寫’成‘左’傾的中共派……與‘正確’的﹑服從第三國際路線的謝雪紅……之間的奪權鬥爭」（陳映真《駁陳芳明再論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雖然陳映真首先意識到陳芳明詮釋的台共史「站不住腳」並率先提出批判，但陳映真批判陳芳明（2000年前後）的方式主要是揭露陳芳明的推理缺乏國際共運史常識，進而否定陳芳明的結論。至於當時的台共、日共、中共，以及共產國際之間具體互動的史實，以及台共黨內鬥爭的具體內容和因果，並未深究的陳映真留下了大片值得補完的空白。

填補陳映真留下的空白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本文將指出：既有研究所強調的總督府高壓政治雖然確實存在，但島內抗日運動在1927年後特殊的左右分化格局也是影響台共分裂的困境之一。困境和困境層層疊加，構成了台共面臨的特殊的重層困境。重層困境的背景源於共產國際、中國革命，以及日本社會運動共同形成的左翼革命氛圍。這樣的氛圍讓島內左派視為右派的某些力量（比方台灣民眾黨）也在左派之外出現左傾志向，進而讓台共感受到競爭壓力。於是島內的左右對立也同時表現為“這種左派”與“那種左派”爭奪抗日運動領導權的競爭。競爭壓力不但是左傾路線和翁澤生從島外發動干預時依託的客觀依據，也是謝雪紅遭黨員指責作為有限進而引發不滿的主要原因。當島外的路線干預和島內的黨員不滿相結合，就在1930年底轉為激化的黨內鬥爭，並以台共的組織分裂作為台共瓦解之際的最終姿態。為了對上述論點提出證明，《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以下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日本外務省秘藏的台共建黨檔案，以及俄羅斯國家社會檔案館所藏的共產國際台灣檔案（部分尚未公開出版），將會是本文著重採用的史料。

一、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裂和台共“1928年綱領”的統一戰線論

1920年代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裂始於1927年：一方面是左傾化的台灣文化協會，另一方面則是舊文協中派和右派組成的台灣民眾黨。為了團結力量，左右兩派首先採取的態度是盡可能重新合作，並在1928年2月1日召開“反對壓制政治協議會”。[3]然而，左右派無法就聯合方式達成共識，會議於是流產。[4]

也許因為當時的台灣抗日運動圈普遍希望左右重新統一，因此1928年4月15日建黨於上海的台灣共產黨也在第一份綱領即“1928年綱領”突出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並援引當時已為中共放棄的“國民革命”口號來描述台灣的革命性質。綱領一方面探討島內既存的抗日團體能否利用，另一方面則評估有無必要成立新的群眾組織。在“既存”與“另建”兩種打算中，“1928年綱領”分別從三個方面展開台共的統一戰線論。

首先是台共對於台灣民眾黨所應採取的態度。“1928年綱領”將台灣的資產階級區分為反動與進步兩種，並將民眾黨視為“進步的資產階級”。綱領認為“進步的資產階級”願意反對日本壟斷資本，也有民族主義立場，因此“至今仍懷有革命性傾向。”[5]此番見解基本符合共產國際“六大”前的統一戰線觀點。一篇收藏在共產國際台灣檔案的文稿《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就曾肯定台灣資產階級有相當部分確實參與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 the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bourgeoisie can take part in this movement, and, in fact, take part.），並主張應該要通過反帝民族統一戰線來組織他們。

其次是工會戰術。台灣島內最早成立的全島性工會組織是民眾黨領導的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年2月創立）。為了對抗民眾黨，連溫卿要求文協盡速成立左派領導的全島性“台灣總工會”，進而造成左翼總工會與右翼總工會（即工友總聯盟）相對立的局面。[7]雖然“1928年綱領”不反對左派組成總工會，卻更強調“左右翼工會的統一”，[8]顯然希望爭取工友總聯盟及其影響的工人。基於這樣的目標，“1928年綱領”反對人為製造不同工會間的左右對立，並批評連溫卿的主張延續了日共領導人福本和夫（1894-1983）反對統一戰線、迷信理論鬥爭、宗派主義濃厚的政治路線，即當時所稱的“福本主義”。由於強調優先組織左派工會的連溫卿幾乎翻版這種路線，因此，他也被綱領視為福本主義者。[9]――不過，“1928年綱領”並沒有將連溫卿當成敵人。[10]

也許因為“1928年綱領”強調“左右翼工會的統一”，因此同年6月召開的台灣總工會籌備會議出現反對組織台灣總工會的聲音。這些反對者主張成立以左右派工會的聯合為目標的“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並獲大會通過。[11]

其三是大眾黨戰術。大眾黨是日本傳到台灣的詞彙，指的是以跨階級統一戰線（當時日本稱為“共同戰線”）為自身內容的合法左翼政黨，也就是當時日本所稱的“無產政黨”。1920年代的日本曾先後出現許多自詡大眾黨的無產政黨。其中，“勞動農民黨”（1926-1928）由當時仍是地下黨的日本共產黨所秘密領導，進而形成了工人黨（日共）與大眾黨（勞動農民黨）兩黨相搭配的局面。[12]當時領導日共的市川正一（1892-1945）將這種局面稱為“兩黨論”。[13]一定程度上，大革命時期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也是兩黨論，只不過日共和勞農黨之間的“地下黨指導公開黨”的關係不存在於國共之間。

根據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之概要》（1928.5.26）所收錄的《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大眾黨戰術是台共“一大”爭論最多的問題。大會紀錄顯示與會代表提出A、B兩種提案。“A案”主張以“文協、左派工會農會及右派的進步份子”組織大眾黨；“B案”則是既贊同“A案”但又則認為要透過“工會、文協、農民組合的進步份子”來組織。兩案差異雖然不大，“A案”卻突出了爭取“右派的進步份子”的可能性。然而“右派的進步份子”的具體所指為何？依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提供的分析，“A案”所說的“右派的進步份子”應該就是指台灣民眾黨。[14]

大眾黨戰術是指導會議的中共中央代表――化名為“彭榮”的任弼時（1904-1950）――參與最深的議題。[15]根據《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之概要》，任弼時對於“1928年綱領”的意見不多，但大眾黨戰術是少數的例外，他提出了折衷兩案的“〔中共〕中央案”。也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揪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為大眾黨”。“中央案”最終以五票贊成及兩票反對而通過，並在《組織大綱議決案》、《政治大綱草案》，以及《婦女問題議決案》分別提出落實大眾黨戰術的細則。[16]

總的來說，“1928年綱領”的統一戰線論可以概括為三方面：（1）以文協為基礎組建“大眾黨”、（2）協調“民眾黨”，以及（3）“聯合左右派工會”。這三方面的設想可說將當時所有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都囊括於內，不可說不細緻。諷刺的是，1928年7至9月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新路線卻讓上述設想轉眼成為過往雲煙。

二、日共和林木順對“1928年綱領”統一戰線論的批判

國際六大的新路線源於1927年前後分別在歐亞兩端出現的革命挫敗。由於挫敗被歸因於先前實施的各種統一戰線戰術，因此國際六大開始強調全球共產黨不但不能與社會民主黨合作，還要打擊同樣也有工人階級基礎的社民黨。此外，國際六大還判斷全球資本主義已進入行將崩潰的“第三時期”，各國黨必須在革命高潮來臨之際緊握領導權，因此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立刻放棄形形色色的兩黨論，以避免產生任何可能同社民黨混同的政黨從而削弱共產黨對群眾的領導。[17]自此之後，原來被視為工人階級右翼的社民黨開始被當成資產階級左翼，共產國際也從統一戰線時期進入了所謂“（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時代。

既有研究往往把1930年6月到9月中共左傾的“立三路線”視為國際六大左傾路線延伸到台灣的橋梁，但這種觀點忽視了日本共產黨才是最早把左傾路線引向台灣的媒介。本來日共在國際六大之前規劃在勞動農民黨的掩護下參與1928年2月日本首次舉行的男性普選。但因勞動農民黨在“3.15”事件（日本警特針對日共成員的大檢舉）之後遭到強行解散，劫後餘生的日共便產生是否重建勞動農民黨的討論。但因國際六大強烈批判兩黨論，加上與日共漸行漸遠的山川均及其“勞農派”另外組建合法傾向更重之“無產大眾黨”（這是日本第一個把“大眾黨”寫入黨名的大眾黨），日共便立刻放棄兩黨論並要求黨通過非合法鬥爭而直接面對“大眾”和爭取“大眾”。[18]如此一來，各種企圖重建合法大眾黨的派系開始被日共蔑稱為“左翼”或“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並將彼此間的關係上升為敵我矛盾。比方，勞農派就成為了日共在共產國際“六大”路線之下所決意打擊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在國際六大左傾路線的延伸線上，日共開始批判台共。首先，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在1928年11月撰寫的〈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指責台共縱容各種群眾組織把大眾黨戰術當成熱議的未來目標，並指出大眾黨戰術很可能誤導群眾投向民眾黨的懷抱。[19]其次，日共中央在1928年11月和1929年2月先後發出兩份指令，要求謝雪紅領導的台共島內機關立刻放棄“聯合左右派工會”的方針。[20]

通過以上批判，台共“1928年綱領”圍繞著大眾黨、工會，以及民眾黨而構築的統一戰線論遭到日共中央毫不留情的全面否定。雖然日共中央對台共的批判幾乎為既有研究所淡化或忽略，但日共中央所指出的缺點實際上就是謝雪紅在後續的台共黨內鬥爭遭到批判的理由。就此而言，把台共黨內鬥爭歸因於中共左傾錯誤顯然容易忽略日共中央與台共黨內鬥爭的因果關係。

台共建黨之後在上海和東京之間進行交通的林木順可能是最早感知到日共中央批判態度的黨員。林木順在1928年11月26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內部報告《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和現狀》直言批判民眾黨“公然反對階級鬥爭”、“與日本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更密切地妥協起來”，並指責“台灣資產階級不但不能領導革命，並且漸次的起來開始反革命的工作了。”[21]然而，當時的林木順顯然還不知道日共中央也反對台共的工會戰術和大眾黨戰術，因此他的報告不但繼續強調“統一工會”（統一左右派工會），也再次申明大眾黨戰術的目標――“以工農為中心去吸收革命的貧苦勞動群眾(трудящиеся массы) 結成一大反抗勢力的革命同盟。目前須利用‘文協’以工農為中心去組織各階級的政治聯盟群眾黨，變為共產黨公然的活動舞台。”[22]

實際上，最終向台共島內機關貫徹日共中央指令的就是林木順。由於謝雪紅認為礙難依照1929年日共中央2月指令推動新的工會戰術，[23]林木順便於同年3月及4月依據該指令而在日共主辦的《馬克思主義》（マルクス主義）雜誌發表兩篇論文，公開批判台共島內機關：（一）不能盲目指望左右派的工會統一起來，（二）必須批判最早提出左派總工會口號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並把這個口號奪到台共手中，（三）必須批判當時領導著右派總工會――工友總聯盟――的蔣渭水和台灣民眾黨領導，並將他們視為沒有調和餘地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24]

從後見之明來說，林木順聚焦的工會戰術乃是共產國際直到1931年台共瓦解之際都仍然關心的問題。[25]因此林木順從工會戰術發難也符合國際優先關注工人運動的立場。但無論是“左右派工會的統一”還是“優先組織左派總工會”，其實都未能在台共瓦解前實現，因此終究是兩種紙上談兵之間的爭論。

儘管是紙上談兵，林木順卻通過公開批判而傳達日共中央的觀點，並讓台共黨員知道謝雪紅領導的島內機關“犯了錯誤”與“錯在何處”。因此，當翁澤生在1930-1931年間成為批判謝雪紅的主將，林木順的公開批判就成為他回溯自身立場的原點，並批判島內機關長達一年無視林木順的批判（“more than one year later, no solution was made of this question by the opportunist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Formosan Party.”）。[26]因為，對他而言的謝雪紅批判並非始於1930-1931年，而是始於1928年底至1929年初發動批判的日共和林木順。這才是當時台共黨員所看見的台共黨內鬥爭的起點。

由於林木順實際上是發動台共黨內鬥爭的第一人，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以陳芳明為代表的研究者努力淡化林木順對謝雪紅的批判――因為只有淡化了林木順批判謝雪紅的事實，才能突出翁澤生接著展開的批判。陳芳明《謝雪紅評傳》把林木順在日共《馬克思主義》雜誌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誤讀成林木順不再堅持優先結成左派總工會，並認為林木順的不再堅持說明瞭他“尊重”島內“中央”的“權威”。[27]這樣的誤讀顯然不能解釋林木順的同一篇文章為何以嚴厲口吻批判島內台共機關“隱匿自己的錯誤而在大眾面前虛張聲勢。”實際上，當時的林木順認為指令必須來自日共中央而非島內機關，即林木順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所說的“台灣中央設一個秘書局，以負領導黨的平常活動。重要的政治問題，由東京的中央代表和日本中央解決。聽從東京的命令。”[28]如果不能理解這樣的領導關係，就無法解釋林木順為何曾以“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向島內發出《農民問題對策》之指令（1928年10月），而這樣的行動無論如何都不能從“尊重”島內機關意見而獲得解釋。[29]

三、國際左傾路線和台灣民眾黨的左傾

就在林木順要求台共島內機關向左傾斜的1929年，民眾黨也發生了既有研究鮮少深描的左傾化。既有研究往往預設“國際－中共－台共”因為層層隸屬的指導關係而使頂層的路線偏差自然流溢到基層。因此國際六大後的左傾路線經常被視為台共爆發黨內鬥爭的遠因，而中共隨後的左傾路線則被看作台共黨內鬥爭的近因。儘管這種解釋廣為既有研究所接受，實際上等於將國際的影響縮限在支部、支部的支部，以及無盡的組織延長線上解釋，因而無法看到國際對共產黨外的左翼的影響。――就此而言，台灣民眾黨的日漸左傾和台共為此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恰好能對此種解釋提出反例。

眾所周知，民眾黨是1927年文協左右分裂之後蔣渭水率領文協中派和右派成立的組織，並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以及後來的國民黨左派作為模仿對象。但由於日本各種（非日共的）黨外左派也自主組起各種大眾黨並活躍於日本政壇，便促使民眾黨在模仿國民黨之外也模仿日本左派。於是。1929年底的民眾黨“三大”秘密頒布大會宣言（寫於同年10月17日），宣示民眾黨應“成為代表台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並將大眾黨的方向視為“本黨唯一的希望。”[30]

在1929年決定讓民眾黨模仿日本左派並不是容易的選擇。首先，同年初的“2.12”事件逮捕了以農組為主的許多左翼份子，隨後日本本土發生的“4.16”事件進一步檢舉了日本共產黨的許多重要幹部，連帶導致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整體送入獄中。[31]由於日本當局強行檢肅各種左派特別是日共，因此共產國際從林日高、潘欽信、陳德興、翁澤生等台共黨員那裡獲得的報告無一例外強調1928-1929年間的島內階級鬥爭形勢因為嚴重鎮壓（heavy suppression）而停滯（standstill / Застой）、停止（suspended / замерла）、低潮（depressing）、被嚇倒（запугано）等狀態，而且台共島內機關的許多工作也因此解消（many works were liquidated）。[32]――正因如此，作為合法政黨的民眾黨在低迷的政治氣氛中向左靠攏不但是艱難的選擇，也向非合法的台共挑戰其左翼運動領導權。

1930年，民眾黨內右派和領導黨左傾的蔣渭水決裂，脫黨另組右傾保守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33]民眾黨內部發生的左右分裂正是民眾黨日漸左傾的後果和明證。1930年7月，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公開發表左傾言論，強調“是要走非群眾性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群眾性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將是台灣社會運動的“分歧點”。而他支持後者。[34]蔣渭水彌留之際（1931年8月）的遺言更是激進：“台灣社會運動確已進入第三期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眼前，凡吾青年同志務要極力奮鬥，而舊同志需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35]

當蔣渭水將布哈林為國際六大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寫入自己的遺言，便可清楚看見他從黨外左派的立場自主呼應國際路線，也可想見“第三時期”理論如何因為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而獲得黨外左派也願追隨的實證。蔣渭水和民眾黨的左傾歷程表明：只要同樣感染到革命形勢和經濟恐慌共同塑造的緊迫氛圍，共產黨以外的組織也可能左傾而變成黨外左派。如果一定要說國際六大的左傾路線影響了台灣共產黨，則台共絕對不是唯一受到影響的抗日組織。

然而，當左傾不再是台共的專利，台共就必然從黨外左派感受到競爭壓力，也必須解除競爭壓力。為瞭解除黨外左派的競爭壓力，台共曾先後獲得三次代表性的經驗。（1）第一次經驗來自農民組合。也就是台共島內機關在農組內部成立黨所領導的小團體，進而使農組得到黨的實質吸收；然而這個小團體對黨的存在秘而不宣，因而參與這個小團體也不等於參加黨。[36]（2）第二次經驗則來自文協。也就是島內機關基於日共中央和林木順的指示，區別對待連溫卿和他所領導的文協，並通過文協內部的台共黨團而在1929年底的文協“三大”上公開驅逐連溫卿勢力，使文協成為台共秘密領導的群眾團體。[37]不過，台共對文協的領導只能算是形式吸收。首先，台共典型挪用了國際六大左傾路線“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設想，因而把原本要團結的連溫卿當成敵人趕了出去。其次，“三大”意外出現改造文協成為大眾黨的提案而且台共黨團完全無法阻止其通過，因此文協仍然保留了台共無法控制的空白。這樣的空白無疑有利於文協繼續沿著大眾黨的方向發展，進而對台共持續釋放競爭壓力。[38]之所以台共在1930-31年間向公眾拋出著名的“文協解消論”，就是為了彌補文協經驗的漏洞而提出的補強方案。（3）第三次經驗則來自1930-1931年間展現出黨外左派姿態的民眾黨，也就是反對謝雪紅的黨員主張以全面批判民眾黨的方式解消台共受到的競爭壓力。諷刺的是，台共並未因為批判民眾黨而真正損及民眾黨――此即1930-1931年間首先傷到台共自己的黨內鬥爭。

四、1930-1931年的台共黨內鬥爭

1930-1931年是台共的民眾黨批判和黨內鬥爭同時白熱化的時期，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929年日共中央在“4.16”事件後的全面失聯。[39]台共島內機關為了尋找上級黨組織而派黨員林日高前往上海，並於1930年5月與翁澤生會面。[40]此後陸續有台共黨員潘欽信、陳德興前往上海與翁澤生碰頭，並向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多份關於台灣局勢和台共狀況的報告，這些報告不但提出了改革島內機關的各種意見、指出民眾黨的敵對性，還將謝雪紅稱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人並加以批評。[41]

在第一階段，日共中央和林木順對台共的批評基本上獲得翁澤生等人的完全挪用。[42]不過此時更突出的重點是將民眾黨視為最大的競爭壓力來源，並批判謝雪紅領導的島內機關因為缺乏競爭意識而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因此，在真正攻擊到民眾黨之前，攻擊先落到了謝雪紅身上。

本來“1928年綱領”將民眾黨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並視民族資產階級為革命動力。但當民眾黨開始被視為敵人，就出現“民族資產階級叛變”的看法（代表性文獻即翁澤生在林日高抵滬前公開發表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43]與林日高會面之後，翁澤生一度將民眾黨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party / партией）重新定義為地主、資本家，與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集團”（bloc / блок）。[44]甚至強調民眾黨和親日仕紳組織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仍然保留合作關係。[45]但總體而言“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仍是台共批判民眾黨的主要論據。

不管以怎樣的論據批判民眾黨，台共自誕生至瓦解無論任何個人或派別都未曾改變“1928年綱領”將台灣革命性質規定為民主主義革命，並將社會性質規定為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會的判斷。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絕非台共首要目標。但由於“1928年綱領”不能為台共提供反對民眾黨的根據，因此還是有提出新綱領的必要。在這個意義上，反對謝雪紅的黨員後來先後在上海和島內提出的“1930年綱領草案”和“1931年綱領”成為了台共反對民眾黨（以及謝雪紅）的後果，而非開端。[46]

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局在1930年10月20日所收到的台共活動報告是最後一次將“大眾黨”譯為“mass party /массовой партии”的文件。[47]此後遠東局收到的所有報告都以“Mass Party”對譯此前曾譯為“People’s Party / 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的民眾黨。[48]顯然，困擾台共的大眾黨問題已經溶解在更讓台共困擾的民眾黨問題之內。民眾黨造成的競爭壓力可見一斑。

第二階段始於同年10月27日及其後的三件大事：（1）27日凌晨，島內霧社地區的高山族原住民發動起義。（2）同日當晚，謝雪紅則領導台共島內機關召開了“松山會議”。（3）霧社事件發生後，甫從蘇聯返國糾正立三左傾路線（1930年6至9月）的瞿秋白在上海會見了翁澤生、潘欽信，和陳德興，提出了改革台共的基本方針。[49]

松山會議本為改造台共工作方式而召開，但同時爆發的霧社事件卻馬上檢驗了松山會議的局限：一方面，台灣民眾黨乃至右派所組成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在事件發生後公開譴責鎮壓，甚至島外的中共和日共也對起義表達了支持。[50]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松山會議”振作起來的台共島內機關卻對此悄無聲息，完全陷入被動。可以說，民眾黨造成的競爭壓力因為霧社事件而在第二階段展現出新型態。

雖然曾有島內黨員在霧社事件後主張黨應該發表聲明和領導工農和勞動群眾支持起義，並向群眾說明黨的見解，謝雪紅卻認為這是待在大陸而且不瞭解島內情勢的人才會提出的看法，並擔心發表聲明之類的舉動會惹來逮捕。[51]由於翁澤生曾收到以台共中央委員會名義聲援霧社原住民並落款為1930年11月21日的聲明草稿，[52]因此這封草稿很可能並不來自謝雪紅，而是來自希望公開聲援霧社原住民的其他黨員。就此而言，霧社事件暴露出台共部分成員更重視民眾黨形成的競爭壓力，而謝雪紅為代表的成員則更重視島內白色恐怖。於是態度無法取得一致。

無法一致的態度因為瞿秋白與台共黨員的會面而意外轉化為台共分裂的契機。瞿秋白指出台共島內機關的實踐狀態顯示其並非真正的黨、指出台共應繼續作為日共民族支部、指出中共只能給予台共非書面的口頭建議而非指示（oral (not written) advice (not instruction)），更指出台共必須以徵得國際允許（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mintern）為前提改選新的中央委員會，進而消除右傾機會主義錯誤。[53]雖然瞿秋白一切建議都以台共必須徵得國際同意為前提，但瞿秋白點出的各種問題卻成為反對謝雪紅的突破口，於是黨員間的不一致就將在第三階段轉化為黨的分裂。――這也顯示瞿秋白並未完全將立三路線作為左傾錯誤而加以糾正，因而無法在台共的場合預防左傾路線的發生。

第三階段始於同年12月底。由於返台傳達指示的陳德興無法說服謝雪紅按照上海的意見改造台共，反對謝雪紅的台共黨員就在未獲國際同意的前提下自行成立所謂“改革同盟”甚至開除謝雪紅黨籍，台共正式分裂。[54]狹義的台共黨內鬥爭由此開始。翁澤生也在此時正式為遠東局撰寫大量關於台灣局勢的報告，直到1931年6月。――那時的台共已經因為警特的搜捕而進入瓦解階段。

除了積極介入“改革同盟”所激化的黨內鬥爭之外，批判民眾黨仍是翁澤生此時的報告重點。翁澤生的批判包含了幾個重大主題：（1）民眾黨的“左傾”趨向（the Formosan Mass Party is declaring a “transformation” towards “leftist tendency”），他特別批判了民眾黨幾次修訂的左傾綱領或戰術，並視之為騙人的招數。（2）1931年民眾黨遭日本當局強制解散後的走向。他認為民眾黨斷不可能重新組黨，因為他們不敢再對抗殖民政權。此外，他還特別希望作為收信方的“你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要把反對民眾黨所代表的改良主義路線寫在給台灣共產主義者的信之中。（3）翁澤生也特別關注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針對民眾黨遭禁而特別發表的聲明。[55]

在這個階段，黨內鬥爭更加深刻地鑲嵌在批判民眾黨的脈絡中。正如翁澤生所言：雖然台共領導下的文協和農民組合都應該揭發民眾黨的假左傾，但更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於台共敢不敢親自站出來與民眾黨一較高下。“台灣共產主義協會（the Formosan Communist Association［這是翁澤生對台共的稱呼］）不應將自己隱藏在這兩個組織［文協與農組］身後而應樹立起其獨立的領導權。假使我們仍然懼於提出自己的口號並公開我們的綱領，群眾就不會站到我們身邊，而客觀上，我們就是給改良主義者抬轎。”[56]

五、結語

左翼之間的競爭壓力其實是1920年代東亞各地常見的現象。比方培養了絕大多數台共黨員的中共就曾在建黨初期遭遇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競爭，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諸如“國民黨左派”或“第三黨”之類的勢力更在中共和蔣介石所構成的兩極之間搶佔各種中間偏左的位置，形成了當時中國革命勢力的“中間地帶”。此外，名義上領導台共的日共本身也始終無法解決左翼領導權被黨外力量分享乃至奪取的客觀格局。本文所提到的大眾黨戰術及其在日本社會運動內的流行就是這種格局之反映。因此，台共因為其他左翼而面臨的競爭壓力不是台灣特有的格局。在這個意義上，台共對連溫卿派的排斥正如中共建黨初期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訣別（實際上，連溫卿派也具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而台共和民眾黨之間的對峙更因後者刻意師從國民黨左派而宛如中國激進政治的縮影。

由於左翼間競爭壓力作為內因的存在，遂使作為外因的島外左傾路線以特殊方式影響了台灣抗日運動。儘管1929年日本的“4.16”事件和島內的“2.12”事件讓島內階級鬥爭形勢陷入低迷，但無論是已經左傾的組織（如農組、文協、台共）還是尚未左傾的組織（如民眾黨），都仍然因為1928年國際六大左傾路線所帶來的“世界革命”氣氛而左傾或更左傾，並在左傾過程中分別出現被台共實質吸收（比方農組）、形式吸收（比方文協），或被台共視為敵人（比方民眾黨）的不同態勢。左傾的民眾黨因為擁有接觸群眾和宣傳主張的合法條件而挑戰了台共的左翼運動領導權――霧社事件證明瞭這點――並因謝雪紅無法率領島內機關回應民眾黨的挑戰而成為她被批判的理由。謝雪紅的悲劇即在於：無論是島內挑戰她的左傾民眾黨，還是在島外批評她無法挑戰左傾民眾黨的反對派，都是國際左傾路線的產兒。然而謝雪紅本人也接受左傾路線，否則不能解釋她領導的台共島內機關為何依照日共中央左傾指示將連溫卿從文協驅逐出去。就此而言，解釋台共黨內鬥爭的合理視角乃是將之視為外部的左翼間競爭壓力內化到台共內部的後果。儘管謝雪紅比批評她的人更為實際，卻絕不能說她始終置身在左傾路線之外。

本文並不否定台共內部的私人矛盾以及這些矛盾對黨造成的消極作用。伴隨著新史料的發掘或分析方法的提升，這些事情都可能獲得證明或否定。但本文更希望說明的是一種難局：在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總體左傾狀況中，不公開站出來領導群眾的台共因為抗日組織的紛紛左傾而面臨領導權危機。就此而言，台共的黨內鬥爭實乃不可避免的宿命。

[1] 比方：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全新增訂版）》，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s).,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2] 由於公開刊行的謝雪紅自傳和楊克煌自傳從謝雪紅的角度重述了台共黨內鬥爭史，就更加強化研究者從微觀方面提出解釋的傾向。參見：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2005。

[3] 可分見1928年1月15日至3月4日分別以日文和漢語在《台灣民報》發表的論文。

[4] 台灣総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総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総督府警務局，1939年，第1079-1080頁。以下簡稱此書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本文徵引此書的部份均同時參考了此書的漢譯本，即"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員會"譯成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以下不再另注。

[5] 台灣共産黨：《政治大綱草案》(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産黨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產黨關係雑件／台灣共產黨關係。

[6]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收錄在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3-104, 267. 這份檔案標注有幾個時間戳記，最早的標注為1928年6月底。這份檔案關於1924年為止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狀況的概述，明顯抄錄自許乃昌在1924年以日文呈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之部份內容，即：許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1924.1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39-43。。雖然這份報告還概述了1927年文協左右分裂後的狀況，卻絲毫不涉及1928年4月組黨的台共，因此這份檔案很可能是共產國際負責遠東事務的某些人員在不知台共組黨的情況下撰寫的分析報告，又由於這份檔案往往以日語發音拼寫報告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以及組織名稱，因此還可能是日籍人員所撰。

[7] 台灣總督府的判斷如下：“在台北左翼青年大眾間擁有聲望的連溫卿，感到在文化協會內部統一與強化以前，有被民眾黨奪去指導勞動階級之地位的危險，便急忙準備統一文化協會指導下的勞動運動。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先投入全島機械工會的統一工作……”見：《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264頁。

[8] 台灣共産黨：《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産黨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産黨関係雑件／台灣共産黨関係。

[9]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花了很大篇幅討論各種福本主義的現象與概念，比方“理論鬥爭”、“分離結合”，並特別在《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論證了連溫卿與"福本主義"的關係。參見：台灣共産黨：《労働運動ノ対策提綱》（1928.4.15，日訳版）。福本主義的發生首先是為了克服山川均在日本社會運動中提倡的統一戰線論（當時被稱為"山川主義"）。由於連溫卿與山川均來往密切，因此連溫卿更常被視為“山川主義者”。雖然台共認為連溫卿也有福本主義傾向，但這種傾向卻往往因為連溫卿被賦予的前述形象而遭到研究者的忽視。

[10] 自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許乃昌於1924年前往蘇聯並將台灣情況報告國際，到台共成立前後，連溫卿在共產國際各類內部報告中的形象並不負面。參見：許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1924.1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40-43；《第二次方向換轉の意義》[1927]：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86об-87；《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1928.6]）收錄在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9.

[11] 參見：《全島四十勞動團體代表，於三日會集蓬萊閣，努力統一全島勞動運動》，《台灣大眾時報》1928年第8號，第6-7頁；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第181-188頁。

[12] 市川正一：《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東京：桐生暁書房，1948年，第130-142頁。

[13] 市川正一：《台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第666頁。

[14]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592頁。

[15] 歷來關於“彭榮”真實身分的爭論大致有兩種推測，一者推測為彭湃，二則推測為瞿秋白。但近年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РГАСРИ）發現的林木順報告則明確指出是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台共建黨會議。參見：林木順：《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和現狀》（1928.11.26，漢語原文），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2-16. 並請參閱以下兩篇考證論文：王鍵，《出席台共成立大會中共代表的"彭榮"身份辨析》，《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北京），第53-64頁；陳小冲與周雨琪，《台共成立大會之中共指導者彭榮其人補論》，《台灣研究集刊》2016年05期（廈門），第77-83頁。

[16] 參見：《台灣共産黨成立大會記録》（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産黨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產黨關係雑件／台灣共產黨關係。此外，這份日譯手抄檔案的頁面空白處還以日語記下一段筆記：“一種是中央案，另外的是A、B案，A是翁[澤生]？”其疑問的語氣反映這段話應是抄譯本文的日本領事館人員所記。

[17] 著重參見國際六大通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提綱》，收錄於貝拉庫恩編，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共產國際文件匯編（1919-1932）》第3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第121-122頁。

[18] 當時日共中央糾正“兩黨論”的代表論述可參見：佐野學：《日本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政治的及び組織的任務》（1928），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說：《社會主義運動（1）》，東京：みすず書房，1988年，第295-303頁；梅村英一[市川正一]：《"階級的大眾的單一政黨"とはなにか？――いわゆる"無產政黨"合同運動の根本問題》，《マルクス主義》1928年第53號，第1-28頁。

[19] 市川正一：《台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第665-667頁。

[20]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280-1282頁。

[21] 林木順：《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和現狀》（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1-4.

[22] 林木順：《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和現狀》（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7.

[23]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280頁。

[24] 林先烈[林木順]：《台灣に於ける労働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マルクス主義》（東京）第55號，1929； 林先烈[林木順]：《台灣労働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東京）第56號，1929

[25] 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2. Л.31-46, 51-57.

[26] 翁澤生致遠東局的信[1931.2.14]：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0. Л.79.

[27]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95-100

[28] 林木順：《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和現狀》（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13.

[29] 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農民問題対策》，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088-1098頁。

[30] 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1929.10.17，日訳版），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第478-484頁。

[31] 警視庁特別高等課內鮮高等係：《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検挙顛末（ 1929.5）》，山辺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22“台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32] 參見林日高報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Д.6. Л.47, 50, 52, 75, 77, 78об；陳德興報告[1930年中]：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1. Л.2；無署名者關於台共活動的報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76-177.

[33]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485-487、523-524頁

[34] 蔣渭水：《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1930年7月16日。譯文引自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第197-198頁。

[35] 遺言登載於：《台灣人之救主蔣渭水先生長逝》，《新高新報》1931年8月13日。

[36] 翁澤生對林日高報告的附註[1930.5.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5, 87.

[37] 過程可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第246-262頁。

[38] 1931年的文協機關報《新台灣大眾時報》曾檢討文協在1927年至1929年間被文協幹部與一般大眾"看做指導台灣左翼的政黨"，並因模仿日本勞動農民黨而呈現出"大眾黨的指導形態"。見：《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1931年第2卷第1號，頁21。

[39] 當時連駐上海的遠東局都找不到日共中央。參見：《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摘錄）》（1929.9.3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8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76頁。

[40]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671頁。

[41] 參見林日高報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39-61, 68-84об；翁澤生對林日高報告的附註[1930.5.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2-67, 85-88；陳德興報告[1930年中]：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1. Л.1-3；無署名者關於台共活動的報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67-177.

[42] 參見前注之徵引書目。

[43] 麗島[翁澤生]：《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環球半月刊》1930年第6期，第33-35頁。翁澤生寫給遠東局的報告曾提及他在該刊撰寫此文（譯名為Юниверсел Магазин和Universal Magazine）：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5, 87. 關於翁澤生與這篇文章的關係可參見：邱士杰：《《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為中心的討論》，《史原》復刊第1期[總第22期]（台北），第259-292頁。關於《環球半月刊》與黨的關係則可參見：《吳亮平談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上海：知識出版社，1987年，第117頁。

[44] 翁澤生對林日高報告的附註[1930.5.12]：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6. Л. 63-64, 86-86об；

[45] 翁澤生致遠東局信[1931.2.23]：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6. Л.195-196.

[46] 1930年綱領草案有兩份文件構成。一是內容類似組織大綱的《台灣共產黨綱領草案》（The Draft Platform of the Formosan Communist Party）[1930]：РГАСПИ. Ф.495. Оп.128. Д.5. Л.6-20；二是《政治綱領草案》（The Draft Political Programme）[1930]：РГАСПИ. Ф.496. On.128. Д.5. Л.21-43。1931年綱領即〈台灣共產黨政治テーゼ〉收錄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第719-735頁。這些綱領的最大特色是明確地從“工農民主專政”表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因此排除了民族資產階級參與的空間。這點與“1928年綱領”不涉及民主主義革命由誰專政、只談民族資產階級也可以參與革命的“國民革命”的思想狀況很不相同。

[47] 無署名者關於台共活動的報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67-177.

[48] 林日高報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39-61, 68-84об；

[49] 瞿秋白與他們的談話紀錄收入在：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10. Л. 58-66. 原文英文，無標題。

[50] 中共方面的聲援可參見：《［社論］台灣番人的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紅旗日報》1930年11月2日；《台中番民反日戰鬥依然持續，台灣旅滬青年號召示威援助》，《紅旗日報》1930年11月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告民眾書：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援助台灣番人革命》，《紅旗日報》1930年11月8日。日共方面的聲援則可參見：《第五十九議會で、"無産黨"代議士はなにをやったか》，《赤旗》第35號，1931年3月1日；蘇慕紅：《台灣における民族革命について》，《プロレタリア科學》1931年第3年第1號，第138-141頁。

[51] 來自陳德興的信[1930.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36-38

[52] 《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關於支援台灣原住民起義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Formosan Communist Party to the world proletariat and oppressed people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uprising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1930.11.2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3-25.

[53] 瞿秋白對翁、潘、陳德興三人的談話紀錄：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10. Л. 58-66.

[54]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713-716頁。

[55] 翁澤生的上述批判意見可著重參見：以民眾黨批判為主題的文章可見：《反動團體撲滅運動的傳單》（反動団體モ[ぼ]ク滅カンパニの伝単）[1930年末]：РГАСПИ. Ф.495. Оп.128. Д.11.Л.61-66；翁澤生致遠東局報告[1931.1.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5-35；《公開信》（The Open Letter）[1931.1.29]：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55；翁澤生致遠東局的信[1931.2.23]：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9-119, 201-205；《關於反對民族改良主義者運動的補充材料》（Supplementary material concerning the anti-national-reformist movement.）[193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25-226；翁澤生致遠東局的信[1931.3.6]：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7-108, 119-120；翁澤生致遠東局報告[1931.4.6]：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7-108, 119-120；《關於台灣工運的材料和看法》（Materials and opinions on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Formosa）[1931.3.8]：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22-128.

[56] 《公開信》（The Open Letter）[1931.1.29]：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