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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但又長年經營各種BLOG的歷史學徒

詹澈:海裡都是淚水──悼太魯閣號火車事故去世的台東鄉親

海裡都是淚水
太平洋的風一直吹
一直呼喚你們的名字
不要忘記回家的路,走山線
記得池上的稻田和油菜花
地震在蠢動,颱風還沒來
故鄉龜裂的農田渴望雨水
天空的眼睛佈滿血絲
海裡都是淚水
哭倒的母親,跪下的海浪
當我唱著那首太平洋的風
一直吹──在清明的路上
聽見那一長串撞擊隧道的轟響
轟然貫穿脊骨貫穿腦門
這憤怒的子彈,必射向復辟的貪腐
隧道口深邃如人性的黑洞
斷崖山壁似血跡赭紅的墓碑
纏綿的海岸線啊,是牽魂的白索
不要忘記回家的路,不要回頭
天空哭紅了眼睛,海裡都是淚水
這債,留給我們一節一節的去清算
你們就安心的走吧,是冤魂不是孤魂
每年清明,鄉親都會路過祭悼
以太平洋的風,以跪拜的海浪
以海水一樣鹹的淚水

聶魯達:旅伴(1921)

趙振江譯《漫歌》

聶魯達:旅伴(1921)①

後來,我到了首都,身上浸染了些許霧和雨。
那是怎樣的街道啊?
一九二一年的衣裝
在難聞的煤氣、咖啡和磚頭的氣味中熙攘。
我在學生中間生活卻不能理解,
整天囿於四壁之中,每到傍晚
就到可憐的詩歌裡面去追尋
那失去了的樹枝、水滴和明月。
我沉沒到詩歌的底裡,潛入水中,
捕捉那如同棄海的海鷗一般
難以觸摸的衝動,
直至閉上眼睛並沉浸到
自己固有的環境中去。
難道那只是黑夜、
只是地下那隱秘的、潮濕的葉片?
死神究竟從怎樣的衰敗物質幻化而出
直接觸及我的肢體、控制我的情緒
並在大街上開挖出了一個不幸的陷阱?

我走出門去生活,我成熟了起來
並硬著心腸走進了窮街陋巷, 毫不動情,幾近譫妄地歌唱。
牆壁上顯示出各種各樣的容貌:
看不見光明的眼睛,
罪行照耀下的濁水,
孤傲的世產,
擁塞著破碎的心的洞穴。
我同這一切走到了 一起:
只有在這一合唱中,
我的聲音才找到了所自生出的孤獨。

我開始成為
在火焰中歌唱的人,
受到了那些同我一起在客店裡
歌唱的夜間夥伴們的歡迎,
他們給了我以不止一種柔情,
他們給了我以不止一個
他們用自己那抗議的手
——唯一的火、破敗的城郊的
真正主宰——捍衛著的春天。

①當年聶魯達去到首都聖地亞哥並進入教育學院學習法語.

思考琉球命运的历史资源[1](邱士杰[2])

原載於:邱士杰(2013)。〈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南風窗》2013年第13期。

今年春夏之交的东亚海域,因为两个「琉球」事件而显得沸沸扬扬。

一是台湾“广大兴廿八号渔船”遭菲律宾海上武装扫射以致渔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击的渔民和船只,来自台湾省屏东县琉球乡。琉球乡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地居台湾海峡,台湾人俗称“小琉球”。该岛物资贫乏、渔业较盛,早年曾是国民党当局在绿岛集中营之外另一个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强制劳动地。

另一事件则是国内学术界针对钓鱼岛归属问题而顺道抛出的“琉球再议”论。[3]对于日本而言,过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冲绳县;但对海峡两岸来说,现在的冲绳,却是与前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王国、“大琉球”(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称)。虽然“琉球再议”论不过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指出“琉球”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并吞而失去主权的历史,却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强烈抗议。此时的抗议无疑体现了日本当局对冲绳主权的不自信──尤其在冲绳独立声浪始终未绝的状况下。

复数的「琉球」:东亚岛链的内在历史联系及其转型

“琉球”、“大琉球”,以及“小琉球”之类的名称,其实是东亚岛链某些历史记忆的残留表征。正如古籍记载的“流求”既可能指今天的冲绳,也可能指称台湾岛一样──从“流求/琉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名称,体现出岛链上的某些岛屿曾经拥有一些历史上的共通点。不过,这种共通点更多地反映出历史上的汉民族对于东亚海域的认识及认识的演进,不等于这些岛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渔猎求生、海上漂流、朝贡贸易、离散社群、异族群间的交涉──总而言之牵涉到人类具体生活的种种问题──才是这些岛屿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自发联系的主要动力。

19世纪以来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彻底改变了这种区域内自发联系,但变局的产生不全然是“冲击-反应”说所突出的西力东渐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东亚内部的自发调整,比如中国拉长了藩部和藩属国的朝贡周期(如从“两年一贡”改为“四年一贡”)、强化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口岸)的财政控制,如此等等。日本历史学家浜下武志[mm1] 正是在这个近乎“中国中心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鸦片战争的起因:“清朝政府遂派林则徐南下,试图破坏华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结合。所以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洋与东洋关系冲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的问题。”[4]

但是,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最具指标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内的“牡丹社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众因台风飘至台湾岛,却因与排湾族原住民发生误会而遭杀害。[5]就原住民的背景来说,清代“朝贡体系”意义上的“教化”和“化外”起着族群分类的作用,因此原住民也分为化内的“熟番”与化外的“生番”,排湾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分类。就琉球的背景而言,虽然琉球王国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中国之藩属,实则“一事二主”,同时向日本(萨摩藩)与中国朝贡。但在日本加速对琉球支配、乃至单方面废止琉球王国的形势下,1871年的事件终于在两三年后成为日方出兵台湾、讨伐“生番”的借口。

此事的关键在于中日两国如何论证台湾以及台湾番地的主权归属。中方对于琉球漂流民遭害的最初反应是“属土之人相杀”。[6]言下之意,这是中国境内两个族群的冲突,与莫名其妙跑来和中国交涉的日本无关。但在日本真的出兵台湾之后,争论就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据学者张隆志的研究,在中日双方的外交折冲中,日方主张现代主权国家应该在其境内执行文明教化,才能证明实质统治,其间,日方甚至搬出“番地无主论”来论证“化外”的“生番”及其土地不属于中国。对此,中方征引“最邻近者最有资格教化”论、“日方延迟照会不符国际法”论、“从俗从宜”等原则乃至史料,论证自己拥有“化内”与“化外”的台湾全岛主权。最终,中日两国签订条约,分别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以及台湾全岛属于中国来解决这一事件。[7]

日方在“朝贡体系”下亲疏远近式的疆界秩序中恣意挑选一条最有利于自已的界线,然后将其直接等同于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而中方则试图对“朝贡体系”之下的疆界秩序(生熟番之分)同“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进行调和。19世纪日本整体的对华作为显示:日方对于“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选择性的理解。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朝贡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可以在某条境界之上向“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转化,他们未必能够声称拥有琉球主权,但他们这样做了。总的来说,日方处理“牡丹社事件”的原始构想──将“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在某个层次的境界上固定化为“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反映出前近代疆界具有直接转化为近代疆界的契机。实际上清代前期的中俄划界也已出现这种倾向。但又因为日方过度简化“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不能反映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实际情形,因此日方的过度“解读”实际上只是强辞夺理,终因站不住脚而只好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琉球与台湾:社会运动和历史记忆

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之后,台湾、朝鲜亦先后遭到日本并吞,沦亡为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琉球与朝鲜是整个国家沦为殖民地,然而台湾却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历史前提为三个地区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不同的前途设想,但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及其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却使来历不同的台湾、琉球、朝鲜,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产生出新的联系。其中,反抗殖民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运动,成为这种新联系中值得注目的一个侧面。二战结束前,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来自琉球与朝鲜,比如琉球出身的德田球一(1894-1953,日共总书记)、朝鲜出身的金天海(1899-?),这体现出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跨地域特性。对于台湾社会运动者而言,这些同遭日本殖民压迫而走上革命的运动者也格外亲近,比如德田球一便与台湾出身的谢雪红(1901-1970,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盟主席)、杨春松(1900-1962,中共、日共党员、著名旅日侨领)等人保持着长久的国际主义情谊。[8]

此外,台湾社会运动家连温卿(1894-1957)与琉球学者比嘉春潮(1883-1977)之间的交往也值得一提。连温卿是1920年代台湾最早期的左翼运动领袖,曾在1927年领导了台湾最大的抗日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左转。比嘉春潮在1920年代工作于左翼出版社“改造社”,并与连温卿、山川均(1880-1958,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密切往来。好读书的连温卿自比“蠹鱼”,而比嘉春潮也以“蠹鱼”自许。[9]比嘉春潮从20年代以来,为连温卿保存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稿,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史的珍贵材料,记录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轨迹。虽然这些文稿在连温卿在世之时未能公开──不仅仅因为日本的特务统治,还因为战后国民党所展开的50年代白色恐怖──但在旅日学者戴国煇(1931-2001)教授的努力下,比嘉保护下来的这些稿件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逐步得到发表,重现天日。[10]

如果说连温卿文稿的曲折命运反映了台湾与琉球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则更显著地体现在琉球重要史料《历代宝案》的复原上。《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所秘密编纂的朝贡记录,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国的大量史料。这部史料蕴含着多重的认同象征,在“朝贡体系”时代,这种认同意味着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的认可;在琉球亡国之后,这种认同则又显著体现为琉球民族的主体追求。不幸的是,《历代宝案》在美军进攻琉球之际毁于战火,成为无辜的琉球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承担下来的无谓后果之一。因此,复原《历代宝案》的工作在战后成为了重大课题。《历代宝案》在各地流传了各种抄本。其中,近乎完整的抄本,奇迹似地保存在台湾大学图书馆。因此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抄本,成为了复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础。[11]

在连温卿文稿的场合里,琉球保存了台湾隐蔽的左翼记忆;在《历代宝案》的状况中,台湾则为琉球保存了焚毁的民族历史。若非日本对琉球与台湾所进行的殖民统治,琉球与台湾互相保存「时间」的状况,未必能够发生。但也正是殖民统治的存在,才为琉球与台湾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和历史的创伤;直到现在,都未能愈合。

“双战结构”下的琉球选择与复杂化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独立,台湾回归祖国,琉球却在美国支配之下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曾经是前近代“万国津梁”的琉球,在脱离日本支配之际迅速沦落为美军的「不沉航母」。在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陈映真语)迅速成立的条件下,琉球的战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纽带开始瓦解。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琉球独立、冲绳“复归日本”、还是琉球回归中国,都成为无法轻易判断好坏的选择。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球革命同志会”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12]该团体曾在战后的1948年向中国全国各省市参议会发出通电,提出“早日达成归还祖国之最后目标”,[13]并在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之际表现出完全的反共立场。[14]喜友名及其同志会的日后实践显示:反共以及反日(表现为“反复归”)是其政治上的底线。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放的喜友名及其组织不但反对起民族解放运动(比方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抵制万隆“亚非学生会议”[15]),还以琉球代表的姿态加入1954年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讽刺的是,当“亚盟”会议在1962年的日本召开之时,琉球代表竟成为不被邀请与承认的对象。[16]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主义相分离,并同冷战内战“双战结构”结合在一起,其历史命运便只能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组织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存在,也与当时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有关。50至60年代的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植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加持之下,以“中国政府”的身分不断对琉球主权进行干涉,颇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线:反共、反对琉球“复归日本”,但不反对美国占领托管。[17]台湾当局的这种姿态为喜友名及其组织创造了活动空间,在琉球群岛之外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势力”。但因他们把美国作为不可反对的对象,也就难以反对美国对琉球主权的出卖了。

具有“回归中国”倾向的喜友名路线并非琉球民族解放运动之主流。[18]所以如此,恐怕与其反共亲美从而无法彻底伸张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处境有关。对于战后的琉球人民而言,现实的选项是脱离美国支配、远离战争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琉球在美国托管下的形式独立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因为安保斗争而掀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却成为琉球可能寄托的对象。因此,“复归”一个有非战宪法的、反战的、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日琉人民共同创造的“应该要有的日本”,也成为琉球人民实现自主的可能选项之一。前面提到比嘉春潮正是一个反战复归派。不管这个选项在此后的实践中遭遇怎样残酷的检验或挫败,在“复归”中取得“自决”的这种政治思考,正不断提示著那个时代的激进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为“复归”和“自决”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打开的空间。

在美军基地持续盘据琉球群岛的当下,复归日本后的琉球(冲绳)并未获得重生。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徵引书目

比嘉春潮(1971)。〈薩摩統治下の沖縄農民〉,收录于氏著,《比嘉春潮全集》,第二卷。那霸:沖縄タイン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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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煇(1975)。〈台湾抗日左派指导者连温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35卷第2号(东京),页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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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浜郁子(2007)。〈“牡丹社事件”再考:なぜパイワン族は琉球島民を殺害したのか〉,《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1期,页2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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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90)。《日本国志》,卷六。廣州:富文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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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1957a,02/10)。〈琉球革命同志会长蔡璋,望美确立对琉政策,并强调依照联合国宪章,美无权将琉球交还日本〉,《联合报》,第1版。

联合报(1957b,02/10)。〈琉球革命同志会长蔡璋、望美确立对琉政策、并强调依照联合国宪章 美无权将琉球交还日本〉,《联合报》,第1版。

联合报(1957c,06/08)。〈美对琉措施 蔡璋认适宜〉,《联合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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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日报(1956,05/15)。〈琉球学生拒绝列席亚非学生会议〉,《青光日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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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声日报(1949b,10/23)。〈琉球革命同志会等发表告匪区同胞书,希望弟兄们咬紧牙关忍受苦难,团结拿出不合作手段抵制共匪〉,《台湾民声日报》,第1版。

台湾民声日报(1951,06/09)。〈琉球人民呼吁联国愿归还中国〉,《台湾民声日报》,第2版。

台湾民声日报(1955a,12/07)。〈琉球革命会会负责人,蔡璋斥美政策〉,《台湾民声日报》,第1版。

台湾省参议会(1948,09/10)。〈琉球革命同志会、福建、南京市参议会电请台湾省参议会呼吁琉球归属中国〉。参见: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2/67.html(撷取于2013/6/6)。

台东新报(1956,05/14)。〈琉球拒绝参加〉,《台东新报》,第1版。

汪晖(2010)。《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小葉田淳(1992)。〈歴代宝案(琉球の外交文書)について〉,《日本学士院紀要》第47卷第1號(東京),頁1-5。中译可参见洪淑芬女士的翻译:http://www.lib.ntu.edu.tw/node/577(撷取于2013/6/6)。

杨国光(2001)。《一个台湾人的轨迹》。台北:人间出版社。

张海鹏(2013)。〈琉球再议,议什么〉,《环球时报》,2013/5/17。参见: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5/3941379.html(撷取于2013/6/6)。

张海鹏与李国强(2013)。〈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厘清钓鱼岛问题①)〉,《人民日报》,2013/5/8。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508/c14549-21399432.html(撷取于2013/6/6)。

张隆志(2007)。〈殖民接触与文化转译:一八七四年台湾「番地」主权论争的再思考〉,收入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页255-28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正气中华(1950,09/27)。〈琉球是中国的!旅台琉球革命会长发表谈话,反对美国要求联大托管琉球〉,《正气中华》,第1版。

正气中华(1951a,03/07)。〈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旅台琉球革命同志会长发表谈话〉,《正气中华》,第1版

正气中华(1951b,06/09)。〈琉球人民吁请联大要求重返祖国怀抱,并坚决反对再由日本统治〉,《正气中华》,第1版。

正气中华(1956c,09/06)。〈蔡璋指斥琉共阴谋〉,《正气中华》,第4版。


[1] 本文登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3期,“琉球:亚细亚孤儿”专题。

[2]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3] 参见张海鹏与李国强(2013)以及张海鹏(2013)。

[4] 滨下武志(1999)。

[5] 参见大浜郁子(2007)对于事件成因的分析。

[6] 黄遵宪(1890:页9)。并请参见汪晖(2010:页202)的诠释。

[7] 张隆志(2007)。

[8] 参见徳田球一(1999)回忆录与杨春松传记(杨国光,2001)。

[9] 比嘉春潮(1971:页295)。

[10] 参见戴国煇(1975,1978,2002)的说明以及他所公布的連溫卿(1975,1976,1978ab)文稿。

[11] 详见小葉田淳(1992)教授对于历代宝案各版本的介绍。

[12] 侯中军(2010)对于这个组织的研究显示:该组织成立初期的诉求与立场曾经相对单纯,是国民政府推动琉球回归中国运动的重要舆论变量。该组织后来的发展,则可参见何义麟(2008)的研究。

[13] 参见台湾省参议会(1948)所收到的琉球革命同志会“快邮代电”。

[14] 喜友名为了呼应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立场,发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论,可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49ab)。

[15] 喜友名及其组织对于外蒙入联以及万隆亚非学生会议的抵制,可分别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55a),联合报(1955bc)的报道,以及台东新报(1956)、正气中华(1956),更生报(1956),青光日报(1956)的新闻。

[16] 参见联合报(1962)的报道。

[17] 美国对于琉球的实质支配,后来成为反对琉球复归日本的现实基础。这点在喜有名及其组织的言论之中更为显著。可参见联合报(1957abc)。

[18] 喜友名及其组织直到1950、1951年间仍然主张琉球回归中国,可参见正气中华(1950,1951ab),台湾民声日报(1951)的相关报道。但其此后的主要路线则是反对复归日本、要求琉球独立。


唯一的道路(邱士杰)

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乃慈、小胖、小關、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2017.1.3)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著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規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分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著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決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著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著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馀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徵。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舊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著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著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著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空间相对扩大,几十年间的白色恐怖历史开始出现「平反」、「翻案」的可能。八十年代中,政治受难人组成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主轴,展开了受难人自己的平反历程。但平反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受难人内部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据受难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七十年代「泰源暴动」就曾經出现台独暴动者欲杀外省人与「红帽子」受难人,意图藉此取信美国的险境。「解严」後,由于冤假错案确实存在,加上「统独」问题在台湾社会日渐渲染,受难者内部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化。比方部分冤假错案者確實希望得到官方「平反」,但对真案或通过狱中斗争而实现思想觉悟的受难者而言,这种「平反」却沒有直接意義。

总体而言,台湾许多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遗迹或纪念碑,都有官方或深或浅的介入;台北景美与台东绿岛的两个官设的「人权文化园区」则是典型作品。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是在作家柏杨的催生下实现的。遭构陷入狱关在绿岛的柏杨,先于1996年在当地筹建人权纪念公园,后于1999年设立「绿岛垂泪碑」。随后在官方的推动下,正式实现人权园区的设置,并在2008年以后复建新生训导处部份建筑。

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更是这类争夺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难人的抗议,园区也许不会包括新生训导处旧址。而垂泪碑旁的石墙虽然镌刻了许多受难人的姓名,却有更多受难人为避免被官方利用而婉拒列名(因此上面的姓名不全是当地服刑的受难人,比方吕秀莲。此举多少有凑人数之嫌)。马场町与六张犁等遗址的整修状况也一样。发轫于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的计划虽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完成,代价却是原方案的缩水。而民进党甚至直到执政第七年才在「总统大选」前夕忽然為六張犁死難者舉辦「普渡祭」,此亦充分体现为政者企图藉此骗取选票的功利心态。然而接替民进党政府的马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出名的事件自然是当局「文建会」意图删去「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人权」二字,文過飾非,后因招致严重抗议才罢手。虽然前阵子的「文化部」官员龙应台曾为泰源暴动牺牲者遗书而在相机前流下眼泪,但谁还记得,正是龙应台曾在1994年声言「蓋棺論定的忠奸」不能翻案,从而严厉指责为六张犁死难者平反的陈映真?又有谁能够直面,台湾当局迄今仍只愿意「平反」那些不会撼动当局合法性──无论是死是活──的受难人?而此不正是所谓「转型正义」的真实底线?

为了让下一代知道真实的历史,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决定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于是,互助会在今年四月组团重返绿岛,随景口述。行后,互助会秘书孟祥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园区复建的新生训导处第三大队营舍摆设许多栩栩如生的蜡像以模拟受难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拉著自制小提琴自娱,看书,睡觉,甚至上厕所──但当时的狱中斗争和思想状况,却因为这种叙事而被全面掏空,整个展示成为反共陈窠深重的台湾社会所易于接受的空心商品。在观看的消费中,民众得以换取疑似的良心。正如林书扬所言:「像五十年前政治受难人的狱中经验谈,在刊物上有没有市场,令人不无怀疑。不过在日趋虚矫的社会风气下,只要经营得当,似乎很多东西都可以商品化,包括陈年的政治事件。」至于解说员讲述著与当事人认知全然相反,却又能迎合大众心理的价值判断,就更不足奇了。

遗迹与遗迹之间,也存在多种历史诠释的竞逐。由于六张犁与马场町历来是受难者最常集会悼念的遗址,受难人对于这两个地方的诠释权几乎不可动摇,因此诸如人权园区之类的设置,不过是在抵消多数受难者希望通过六张犁与马场町而传达给民众知道的历史信息。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中,受难人所树起的大理石纪念碑镌以「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两句铭言;尽显受难人心愿。今年的马场町「秋祭」,受难人更在重重压力中以临时搭建的钢架树成宏伟的黑色「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死难在台湾岛上的两岸先烈致敬。如果有所谓「转型正义」,对于这些受难人而言绝非一岛所能设想乃至完成的事情;这必须是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前提,才能在两岸社会的携手进步中展开的工作。

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伤口,是在分裂的克服中才能得到抚平。正如大众文教基金会──这是知名台籍地下党员简吉先生哲嗣所创立的文化团体──近期的展览文宣所言:「两岸政治与民族的和解,使得过去的台籍中共党员陆续得以返乡,台湾的左翼历史也获得重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谨以这段话,代为本文的结语。

 

 

邱士杰:试论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化――以台共党内斗争为线索的考察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

摘要

存在于1928至1931年间的台湾共产党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和中国革命相接轨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首次的政治集结。虽然台共史可供讨论的议题甚多,但台湾岛内历史学界关注最多的却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并将台共党内斗争简化成岛外左倾路线尤其是中共左倾路线及其台湾代理人造成的后果。本文则认为日共是左倾路线从岛外传入岛内的关键源头,而且岛外左倾路线除了影响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后出现左右分化的岛内各抗日团体也向左倾斜或更倾斜,进而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台共感到竞争压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态争夺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但由于党内成员无法形成一致的态度去回应竞争压力带来的困境,遂诱发党内冲突,并埋下台共瓦解的内因。

关键词:台湾共产党 统一战线 左倾路线 左翼间的竞争压力 台湾民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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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在兩岸(邱士杰)

(本文原登載於2013/7/5《北京青年報》)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然而這本書不僅僅是中國志願軍的故事。

故事,其實是以兩位作者的探尋過程為線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們也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重新經歷兩位作者為了追尋這段歷史而不斷遭遇的挫折和驚喜。實際上,故事也往往因為這些驚喜而出現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為是中國人的志願軍,其實有的來自亞洲其他國家。而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各國志願軍,竟也有許多人在內戰失敗之後轉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於是,我們不但能借著這本書走向反法西斯的馬德里,更能從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個曾因國際主義而頑強戰鬥的地方。

西班牙內戰並沒有來自台灣的中國戰士,然而西班牙內戰與台灣之間,卻有著命運般的牽連。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來台不到兩年的外省籍畫家黃榮燦為此次事件刻畫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雖然黃榮燦是在魯迅木刻傳統底下成長起來的本土藝術家,日本學者橫地剛卻發現《恐怖的檢查》的主題與構圖,同畢卡索譴責納粹介入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Guernica)》非常類似。(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對於最後在50年代死在國民黨槍下的黃榮燦來說,畢卡索在格爾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殺戮,也許同樣是他亟欲為「二二八」死難的台灣同胞所控訴的罪行罷!

雖然倪慧如和鄒寧遠的追尋始於偶然的發現,卻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們的追尋並未涉及台灣與西班牙內戰的某種聯繫,卻始終未曾脫離台灣的歷史脈動。七十年代,他們和多數海外華僑學生一樣,投入了洶湧澎湃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釣運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同運動之後,他們不但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而得以昇華自己的思想,更積極投身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支援工作。──特別是1976年的「陳明忠事件」。

「陳明忠事件」的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陳明忠在「二二八」後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此後更加入中共地下黨。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獄。此時他所戴上的「統一派」與「左派」的「紅帽子」,成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雖然此次事件使他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但海外華僑與國際救援組織的大規模奔走終於使他免於一死。此間,鄒寧遠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關鍵而及時的作用。──雖然直到90年代初,獲准離台赴美的陳明忠才首次與他們相會。

《橄欖桂冠的召喚》出版十年之後,終於另以《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為名發行簡化字版。作為這本書十年以上的讀者,我也終於在今年認識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師。這些日子以來,總能在許多社運場合看到倪老師的身影。雖然她與鄒寧遠先生迄今仍在國外積極投入各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倪老師更願意傾聽,而不張揚自己的實踐。與陳明忠先生會面的此時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新書座談會的倪老師,鄭重地將這本新書送給陳明忠先生;陳先生也回贈了他的新書,用雕刻般的運筆題贈給「倪慧如、鄒寧遠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請倪老師為青年朋友們題字。她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追求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從未停止過,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飽受磨難的陳明忠先生堅定地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我的路走對了。」倪老師則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像我們作實驗一樣,也會犯錯。但這些錯誤不能取消社會主義的理想。因為這些理想是正確的。」今年十月,是國際縱隊撤離西班牙七十五週年,倪老師還將前往馬德里。

「現在的世界,也還是年輕的時候罷?」我開玩笑地說。
倪老師說:「只要願意,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年輕的時候!」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際(言若)

從近年流行的一些二二八論述談起

爆發於一九四七年臺灣島上的「二二八事件」轉眼已屆七十年。七十年前的二二八抗暴運動發生在一九四五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重歸中國版圖之後不到兩年的時間。雖然事件只是肇因於街頭上的查緝私煙而發生的官民衝突,後果卻是立即彌漫全島的民眾蜂起、國民黨當局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以及延續至今的族群對立和仇恨。在當前臺灣,大概沒有一項歷史事件像二二八那樣深刻影響了臺灣的現實政治,而島內的現實政治也反過來影響了各種關於二二八的歷史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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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黎明的國度:憶曾健民醫師(邱士杰)

邱士杰(2020)。〈為了黎明的國度──悼念曾健民醫師〉,《海峽評論》358期(2020年10月,台北),頁67-69。

開完2020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等一週?」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也瞎聊了許多軼事。由於全台連日陰雨、天候不穩,因此我們並不想在天候不佳的時候前往花蓮。此外,我馬上就得回大陸準備開學,因此離台前的每一天都得精打細算。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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