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ＸＸ、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ＸＸ、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ＸＸ、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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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

主持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晚上非常感謝各位來參加《蘇新文集》的出版說明會。下面本人準備把自己負責的這一部分分成四點向各位提出報告。並請各位多多指教。
一、有關人物回憶的的補充
本人在文集的序文裡提到蘇新作的一本《家兔飼養法》。關於這一點稍做補充。當年像我們這樣的中學生，看到台灣人的日文著作都會特別注意。除了注意書名外，還要看看他的日文水平。蘇新的這一本小冊子，我們覺得日文能力高，既流利又通順。即本書的最後一節，是具體的總結。印象裡還記得有一句話，「大家姑且相信我的話，一起來試試」云云。這樣的親切，懇切的口吻。雖然辭並不特別，但因為我們認識蘇新其人，知道他才出獄不久，在出生地過日子。所以當下有了一種感觸。按當年那些刑滿出獄的政治運動人士，有人沈默不語，有人偶而寄情詩文。這都有一點韜光養晦的意思。但蘇新一出獄立即回到家鄉人群的懷裡，和群眾一起承受著當時生活的重擔，並帶領著群眾一起努力要改善日愈艱難的生活。惟當戰爭在兩年後結束，蘇新離開家鄉到台北，卻留下了那麼多的口碑。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位深愛鄉土深愛人群，也深以故鄉的落後為苦，為恥的，殖民地鬥士的典範。
二、當年台灣人子弟受教育的一般情況
20 年代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極少。中等教育也不普遍。有中學校，職業學校，師範學校等。學生素質概以師範生高。應考的，都是家庭清寒，而成績特優者。
窮苦人家的聰明孩子，自然苦悶多、疑問多。蘇新便是這樣。1922 年他考進台南師範，而前一年文化協會成立了。文協的各種啟蒙運動已經波及到校園，蘇新變成了文協的最活躍的學生會員。幾次的抗爭，終於被開除學籍。
1924 年起，蘇新赴日留學。在這期間，他是如何學習如何參加運動，文集裡有述說。而這一留日時期，正是蘇新的思想定型期，也是他的運動生涯的開幕期。因此本人認為對當年的日本政情、思想潮流等，應該補充幾點。1920 年代的日本，其帶有早熟性，畸型性的資本主義，已進入所謂的戰後恐慌期。社會矛盾尖銳，對抗持續緊張。如：貧民的街頭騷動，左派政黨相繼創立也相繼被取締，1920 年出現日本首次五．一大示威，惡名昭彰的「治安維持法」的訂立，思想警察制度的確立，普選的實施，工會運動、農民運動的激烈化。大戰後的思想狀況方面，各種學社研究會的出現，特別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兩大體系的競流等。其中，1920 年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的報告「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以其尖銳的時代批判、明性的界說，有力的運動理論，對身受殖民地雙重壓迫的台灣學生所帶來的震憾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另外，來自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上的留學生也不少。這些地區，和台灣一樣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受災區。他們在反帝思想上的共識，同為受壓迫者的親近感，往往使這個區域的留日學生在學習和運動方面表現出緊密的互助關係。特別是正處在新舊軍閥混戰爭奪，工農大眾開始走向組織化的自救運動的中國大陸，給台灣留學生帶來的啟示之多，也是難以估量的。
三、殖民地現代化課題的悲劇性格，殖民地鬥士的悲劇性角色
1894 年，一個古老的封建帝國，和東邊新起的，以立憲君主為政體的日本打了一戰。戰敗的結果，割讓了台澎。台灣的、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因為被編進一個新興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版圖，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改變。簡單地說，殖民本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擴展，和資本主義法制體系的延伸，形成了所謂的資本主義同質化過程的內容。但因為這種同質化作用不是由正常的內在機制所推動，而是來自外在強權的，以武力為直接手段的帝國式擴張的結果，做為一歷史階段性的體制，難免變形、畸型化、停滯、虛弱化。從外面移植進來的新生產關係，對舊有的封建半封建生產關係，無力發揮歷史性的淘汰作用。新、封建兩種因素往往互相制約，同時雜陳生產要素一直都在低效率，鬆散的組合狀態中。階級分化曖昧，不明瞭，地主兼營著工商業，農民兼工人等。殖民地這樣的特質，所表示的是現代化的過程不是主體性的，是被擺布的。是強大本國經濟的補助性部分，是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併用下的附庸社會。它的有限的現代化外表，包括一些硬體建設和軟體制度的創設，其所帶來的變革，都是以被統治者的極大痛苦為代價的。而這些民族的、社會的痛苦，往往反映在具有敏銳感受力的，和比較上純樸的價值觀念的年輕人的思想意識裡。殖民地的消極的、被動的、蒼白不健康的現代化，不僅是一時的適應不良，而是內在動因的喪失，也就是，主體性缺落。真正主體性的現代化，是一定規模的資本累積，經驗（心智）累積，以最適合於本身條件的發展戰略達成現代化目標。而與之相反，外在強制下的現代化，只是外加物的堆積，沒有最適度，內外關係的可能。前者人們的努力甚至犧牲，都能連繫到未來的發展。耕耘必有收獲。而後者則一切奉獻都是為人作嫁，只知耕耘未必有收獲。
巨大的壓力和內部的嚴重失衡，造就殖民地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疾苦。民族苦，階級苦，物質苦，精神苦，這種苦悶的精神面貌，正是殖民地現代化無可避免的病象。當然，那些善感的青年們，可以有個人選擇。是避苦求福呢？還是面對著痛苦，強忍著。經過學習和實踐，奮力挖出所有疾苦的因，然後思想啟蒙，運動號召，形成人民反帝的大浪潮，蘇新他們所做的抉擇，就是這樣。那是一種反本能的選擇。因此本人在序文裡用過「道德的尊貴」這種字眼。雖然有點感性，但沒有離開真實。在那年代接受現代化教育少數青年中的多數，所選擇是前者，當官經商避苦就安。這種自我保護的選擇，當然也加重了決定奉獻的另一邊青年們的重壓。面對著龐然大物的大日本帝國，四百餘萬台民的一切悲苦傷痛，都來自它那一隻黑手。學生蘇新，書生蕭來福，等等人，挺身要抗拒，壯則壯矣，談何容易！當然，他們所做的選擇，是一段學習的結果。也未必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壯士胸懷」。有世界觀，有歷史觀，有社會觀的自我定位，那裡面有個人生命觀的諦視，所謂「成功不必在我，犧牲不落人後」這樣的思想準備，必定是有的了。其次，有關超感性的理性探求中，科學社會主義的分析工具，解釋系統的研修，也頗能符合青年蘇新的，旺盛的求學精神。有一份行動提綱，名為「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是列寧在1920 年執筆，在同年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上通過為大會決議文。蘇新等人所從事的殖民地反抗運動的戰略戰術規定，莫不以此為根據。雖然蘇新在文集裡沒有特別提到他對這樣文件的具體的學習經過，但那是涵蓋面最大的行動綱領。那裡面指出來的，無疑都是帝國主義階段中的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根本性質，和根本對策。雖然當年的第三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以及由其建構起來的全球反帝戰線迄今似乎已經成為歷史。但歷史的曲折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在那一份綱領裡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歷史認識方法的合理要素。如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嚴密的區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民運動的反封建任務的區別和一定規律下的聯合等，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性規定等等，都是符合階級社會內部的力量關係的。蘇新等人，除了超脫個人名利的思想見地外，還要在理性的作業方面努力學習。用通俗一點的說法，當年的殖民地鬥士，被要求的是「革命的熱誠加革命的理知」，也就是傳統勇士們「智勇兼備」的人格楷模。
四、兩時代青年人的生活心想的歧異
七十年前七十年後，台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相當迥異。就社會的政經結構體來說，七十年前的台灣是一個純殖民地。而今天是一個新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已經進為後進型、畸型化的、一定成熟度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眾消費，政治的形式民主，都具有一定的制度和環境的配套系統。前者提供了基本必需品的一應的滿足，後者提供了虛幻的主體意識。沒有了嚴重的飢餓問題，也沒有了國家暴力的任意施虐待出來的爆發狀態。於是青年們的行為缺乏強烈，深刻的動機。肉體上的苦幹，精神上的苦思，似乎都變得不必要。但七十年前七十年後，儘管型態有變，根本的人際關係問題，還是沒有改觀。新的不公不正不義，被掩蓋在虛造的「民意」下面。群體的大是大非不如個人的私是私非來得重要。
這是與蘇新那一年代的人們反其道而行的心理傾向。當多數人沒有了正當的關懷時，少數的狂熱會壓倒一切。如何讓多數人一同來關懷應該關懷的事？我們認為蘇新畢生貫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足為當世人榜樣的。紀念他，我們應該不停地強調這一點。

1993年2月

太平洋戰爭中的某一年，筆者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市內一家書店去閒逛。無意之間看到一本書，書名是《家兔飼養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蘇新。
我壓低聲音招呼同伴們。等他們圍上來，我指那本書，還特地示意蘇新兩個字。他們先把書拿在手上翻了幾下，卻默不作聲。
大家之所以不出聲，是因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點不尋常。幾個台灣孩子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裡不願意唸出聲來。
當時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大多數中學生可能沒有聽說過蘇新的名字。但筆者是認識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學們也認識。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