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自《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十八日。
譯文原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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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

楊　逵著
曾健民譯

日本帝國主義者耀武揚威的六月十七日，已經在去年落幕。當他們意氣揚揚地紀念這一天時，我們的志士們卻經常內心哭泣著紀念。他們這個燦爛光輝的「始政紀念日」，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卻是慘澹黑暗的「死・政・紀・念・日」。五十年來，對我們志士而言眞是臥薪嘗膽的漫長日月，更是渾身是血的戰鬥的日日月月。

今天正逢台灣光復後第一次的這個恥辱的日子，於此回想五十年前的此時，追思五十年來前仆後繼毫不間斷的先烈志士們的事蹟，是作爲「鄭成功革命的子孫」的我們當然的權利。也是繼承這個遺志的我們後代的義務。現在我們正在調査把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都染紅了的先烈志士的遺蹟，深切期望得到諸位同胞的大力協助。以先烈的血交織出來的這個偉大的台灣革命史，是我們一定要留給後代的寶貴遺産。

（一）

每當回想六月十七日，首先在腦際中浮現的，就是滿淸的大官們把我們和我們的山河出賣給日本的事，以及，成立了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反抗日本的我們祖先不屈不撓的英雄抗爭事蹟。與此同時，無法令我忘記的是，汪精衛的台灣版第一號漢奸的名字。依據日本政府留下來的記錄，在明治二十八年的六月七日，第一任樺山總督向日本總理大臣的報吿中，有下面的一節：

「六月四日下午二點，傳來了高千穗號軍艦攻陷基隆的報告，橫濱丸於五日後從三貂灣出發開入基隆港，六日總督府移到基隆海關，而且暫時設置了基隆支廳，以福島大佐領導開始執行民政事務，人民大都歡迎我們。在此之前，有一位台北商賈跑來我方，尋問他結果，得知台北府所在地的文武百官全都逃走了，沒剩一兵一卒，以致附近土匪蜂起，燒掉了巡撫官廳，到處掠奪，他請求我方迅速派遣官兵日本兵去鎮壓。」

這報吿中所說的「一商賈」，就是其後得到了日本當局的許多利權，最後還被勅選爲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當時他隻身從台北跑到基隆港，請求日本軍首腦的接見，日本軍把他送交給總督府當局。日本的文獻追加說明了，當時日本當局曾懷疑過辜顯榮是不是刺客，關於如何處置他也有許多的意見，終於在幕僚的會同下水野民政局長接見了他，據說辜顯榮在詳細地說明了台北附近的狀況後，自薦擔任日本軍的嚮導。

把辜顯榮的通報，和一個叫「韓生」（譯按：音譯）的台北電信局事務員的電信通報相對照後，日軍方面得到了台北附近的詳細情況，這對爾後日本軍的軍事行動有相當大的貢獻。之後西洋人「韓生」和辜顯榮一起接受了日軍的叙勳，得到「勳六等」的他們應是相當得意的罷。接著，六月六日，日軍小島聯隊長親自率領若干精兵向台北進軍，在水返腳（譯按：今「汐止」）與前來相迎的「德彼頓」（譯按：音譯）等三位西洋人相會，第二天破曉時份，這一隊日軍開進了台北城。

（二）

再來，依據六月七日樺山總督給內閣的電報，提到：

「六月六日從基隆登陸，在舊海關內設置了總督府，台北府城文武百官都已逃走不剩一兵一卒，土匪燒燬了巡撫官衙，到處掠奪，一般良民都迎接我軍到來。又，居住該地的外國人來到本師團前進部隊，請求我軍迅速進軍，我軍於本日早上進入了台北城，人民簞食壺漿迎接我們。另外，該地有一些英、德兩國的海軍兵，英國海軍不日將撤走。打算兩三日中把總督府遷往台北，風聞淡水的支那軍砲台的火藥庫被燒燬後逃走，若真是這樣的話，在台島南部若干征戰將不可免。」

依據上述文獻，可以淸楚地看到首先是，有一部份外國人和漢奸很快地依附並投靠日本軍，爲日軍效勞其次是，日軍所說的「土匪」到處蜂起的這個事實。

而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淸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爲了殺戮、侮辱被稱爲「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淸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爲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爲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カ量稱爲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

於此紀念先烈之際，必須先著手的是，把被冠以什麼什麼「匪」或某某「賊」的罪名加以殺害、侮辱的人們的事蹟調査淸楚公諸於世。必定要以此糾正被歪曲的民衆的認識。

（三）

回到前面的叙述，日本的文武官員於六月十四日下午一點，搭上特別準備的列車，駛向滿淸文武百官一個都不在的台北，因爲鐵軌到處被民衆破壞，有些地方不得不下車步行，在水返腳附近火車頭終於脫軌，受盡折磨一直到晩上六點オ到達大稻埕的停車場。日本人是這樣記錄著。

於是，在六月十七舉行了開始行使統治的典禮，他們號稱這一天爲「始政紀念日」。實際上，在風光的典禮後面有人正計畫著暗殺樺山總督以下的日本軍官。

其中心人物是一個名叫吳得福的人。最初他投身義民兵阻擋日本軍在基隆的登陸，但在基隆的ー戰被打敗了，被日軍捕去，辫子被日本綁在柱子上，但他乘機用藏在身上的小刀切掉瓣髮逃脫了。他一方面罵滿淸官兵沒志氣，一方面在三角湧（譯按：今三峽）附近出沒，暗地裡到處糾集同志，暗中策謀再一次與日本軍抗戰。那時台北城已逐日落入日軍之手，策謀難以開展。終在台北城附近村落出沒募集義勇兵，其時有一位住在廈門的同志經常與他保持連絡，發出了一個開戰的指令說「如果有兵三千，迅速襲擊台北城」，吳得福等與大安庄的黃賜方會面，把這事與衆人策劃，結果是，兵雖已足但兵器彈藥的補給不繼。焦心苦慮也是沒辦法。終於放棄了全面襲擊的策劃，改爲企劃暗殺日本要人。同時台北城附近到處響著槍聲，群情騷動謠言四起，譬如像有三十名間諜進入艙卿，大稻堤出現義軍等等。實際上也發生了幾起大小事件，使日軍的警戒愈來愈嚴。吳得福深深潛入地下繼續活動，八月上旬吳得福在自己家中召集了二十多名同志，激勵大家說「倭軍猖狂，住民生活塗炭，若不予以掃除，何顏見祖宗」，慷慨陳詞，悲憤不已。由此來看，不難想像日軍是怎樣地殘虐至極了。

（四）

一般而言，商人大多敏於利而缺乏氣節，這是什麼地方都一樣的。這時候，以辜顯榮爲首的商人，都志於當日本人的買辦，大大地活躍著。他們稱人民的義軍爲「土匪」設立了像保良局一類的日本政府的御用機關，盡力於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或擔當日本人的間諜，從內部偵探義民軍的動向，「聞知有吳得福等人的陰謀事件，如果不迅速予以逮捕，將來必定會造成大事件」，日本人向他們警吿。於是他們到處佈置密探，僞裝混入義民軍，巧言計誘志士們落入他們所設的圈套。首先與吳得福等幹部接觸的密探，巧言欺騙說「自己在大稻埋有家，對於台北的情況知之甚詳，因爲生意關係可以自由進出總督府，可以圖各種方便，首先殺掉倭酋的大頭，等總督府內騷動起來後，內外呼應一舉起事」。吳得福等人全都被騙而落入其圈套中。最後，信其言的志士們，三三五五分別化裝進入艋舺、大稻埕，過了不久志士們在會合的時候，本來就聯絡好的憲兵上士木下龍吉所率領的一隊從前門，另一個憲兵上士率領的一隊從後門，分別變裝侵入包圍，志士們在激戰後有九位中心人物被逮捕，日軍以人民軍事犯處分法加以審判，被判死刑的有吳得福、周扁、王褓、王淸四人，九月九日在東門外被斬首。

（五）

這只不過是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單單從六月十七日前後來看，我們的先烈有被出賣被斬首的，但仍然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斷戰鬥。依日本人的記錄，當時的狀況是：

「始政式後的本島情勢，以現有的軍隊已不可能完成討平全台之功，這是相當明白的。總督發了電報請求增援，更派遣幕僚到中央與大本營或其他有關係的中央各部會進行交涉。中央當局也理解到本島施政的焦眉之急，乃在討平跋扈的敗殘軍隊以及土匪，與總督通過電報討議後，決定暫時中止民政，企圖以軍事的組織，恰似在戒嚴令的狀況推行政務。」

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復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爲土匪，而我們尊崇爲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

（以下廣播內容為日語中譯）

陳真：我是1949年9月來電台的，用日本年號來算，就是昭和二十四年的9月，可以說是老資格了……（笑）

李泰然：昭和二十四年，也就是北京電台日語節目開播的那年了。

陳真：1949年的春天，北京迎來了解放，不久之後，南京和上海也得到了解放。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但南方的一些地區還在進行著解放戰爭。總而言之，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

李泰然：……現在的北京正朝著現代化城市邁進，到處是高樓林立，而當時肯定是另一番景象吧？

陳真：是的，可以說是完全兩樣。我是在北京解放後不久進北京城的。北京是通過和平談判獲得解放的，而不是通過戰爭……所以像紫禁城和天壇那樣的古建築都完好無缺地被留了下來，北京城是一片古色古香、典雅幽靜的景象。當時，城裡還可以看到搖響駝鈴，悠然漫步的駱駝。這可讓我驚嘆不已，因為在我的想像中，駱駝總是在遙遠的沙漠哩，在月光的映照下艱辛地踏著征途，而萬萬沒想到竟然在北京城裡看到了它。

……

李泰然：好，現在請再聽一首歌曲，這次由陳真來選，好嗎？

陳真：好吧，那麼就請聽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當年，北京電台有一個業餘合唱團，我也是其中一員，在演唱會上我們經常唱這首歌曲。對我來說，這是一支記錄著我青春美好回憶的歌曲。

（以上摘錄自〈日語部《日語節目開播三十八周年特別節目》〉）

陳真，本名陳蕙貞。1932年6月生於日本東京，是陳文彬和何灼華之女，籍貫臺灣高雄，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隨父母回臺灣，14歲時發表日文小說《飄浪的小羊》，描述一個臺灣人家在異國飄零的遭遇，小說出版後引來香港記者採訪她。1948年秋隨母親經香港赴祖國大陸，與先期到達的父親團聚，1949年16歲進「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前身)從事對日廣播工作。同年作為電台代表參加了開國大典。1973年擔任對日漢語廣播講座主講人，1988年兼任中央電視臺《星期日日語節目》主持人，她標準的發音，甜美的音色，深受廣大中日聽觀眾的喜愛，她編寫和主持的廣播、電視節目多次獲獎，1985年被評為首批譯審，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漢語教學中心兼職教授，1991年至2000年應聘在日本NHK主持漢語講座節目。2005年1月4日在京病逝，享年73歲。

陳真的父親陳文彬是著名台灣抗日運動家。曾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候補中央委員，1904年4月生於台灣高雄崗山縣燕巢村，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東京參與籌備成立“台灣同鄉會”和“旅日華僑總會”工作並被選為會長，1946年返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和台灣師範學院同時任《人民導報》主編，後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1947年參加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通緝撤職被捕入獄、《人民導報》社被查封，1947年5月由建國中學學生家長保釋出獄，l949年5月由台灣經香港抵達天津，l950年至1962年任教於人民大學國文教研室並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文字改革工作，1962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編審，1982年11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邱士杰著《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二

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年6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1]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1974年對非洲而言是個重要的年份之一﹐因為這一年的4月﹐葡萄牙國內發生了被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由基層青年軍官所組成的｢軍隊運動｣﹙MFA﹚推翻了執政逾五十年的｢新國家｣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場政變也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與普林斯比以及維德角同時獨立｡1961年至1974年間葡萄牙發動非洲殖民戰爭﹐企圖消滅各殖民地的反抗軍﹐這些反抗軍包括了卡布拉﹙Amilcar Cabral﹚所領導的｢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IGC﹚﹑內托﹙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工黨｣﹙MPLA﹚﹑孟德連﹙Eduardo Mondlane﹚所領導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以及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所領導的｢聖多美與普林斯比解放運動──社會民主黨｣﹐這些反抗軍大多從1950年代就開始組建﹐除了卡布拉的PAIGC之外﹐其他都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些反抗軍頑強地與葡萄牙殖民勢力持久戰鬥﹐拖垮了殖民當局的經濟與政治﹐也瓦解了殖民軍隊的士氣﹐｢軍隊運動｣﹙MFA﹚的政變行動正是這場歷久反抗的直接結果｡

按照當時的時空氣氛來說﹐全面開始探討和總結葡萄牙殖民歷史和反殖民運動是絕對必要而且及時的﹐但布雷奇的文章卻耐人尋味地只做了卡布拉和法農的比較｡在這篇有關兩人非洲革命理論的文章中﹐他較多地談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在非洲革命的性質方面﹐他指出了兩個人不同的革命氣質﹕法農強調獨立革命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社會重生的過程﹐而卡布拉則強調獨立革命的具體目標﹑獨立後如何捍衛革命成果﹔[2]他提到了卡布拉對格瓦拉｢游擊中心｣的反對以及兩人雖都傾向社會主義﹐但都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3]

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布雷奇比較了兩人對於農民的的革命信心問題﹐法農對農民充滿信心﹐但卡布拉則對這個階級的革命性有所保留﹔法農認為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既得利益者﹐但卡布拉則認為殖民地工人不如歐洲工人﹐是｢小無產階級｣﹔法農完全否定流氓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卡布拉則將流氓無產階級做了區分﹐認為新從農村流浪進都市流氓無產階級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法農認為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而言是無用的﹐但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卡布拉則認為它由於受過歐式教育﹑為殖民政府服務但卻又處於社會的夾縫中﹐所以會感到痛苦與挫折﹐這將會引導它重新思考並透過群眾的革命運動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定位｡[4]

在黨的組織與領導權方面﹐法農主張革命精英應從外部領導農民﹐適時地引導農民的革命能量﹐卡布拉則認為革命的精英英與農民共同學習成長﹐才能有發揮領導作用｡法農反對一黨專權﹐卡布拉則認為在落後的殖民地﹐只有全國性的黨才能發揮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功能﹐才能集中力量強而有力地對抗殖民勢力｡[5]

在革命的暴力方面﹐法農認為殖民的暴力只能用更堅決的暴力回應﹐透過革命的暴力﹐群眾才能了解真實的社會｡卡布拉除了強調革命暴力是對殖民地壓迫的回應外﹐並沒有特別討論革命暴力的性質﹐但他卻強調了由於幾內亞比紹沒有向阿爾及利亞一樣大量的殖民母國移民﹐所以不需要採取恐怖主義攻擊的形式｡[6]

有關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布雷奇認為兩人都視文化為人民在解放鬥爭中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也提出了殖民者是如何地透過對被殖民者日常的壓迫來消滅其文化｡

布雷奇的文章﹐運用了西方學術界慣用的解釋系統與範疇歸類﹐將所謂的｢非洲革命理論｣﹐透過法農和卡布拉的論述與差異確定下來｡這裡形成了一種｢和諧｣與｢矛盾｣｡｢和諧｣的是兩人的論述可以透過這樣的學術範式得到西方的理解和再分析﹐｢矛盾｣的是｢非洲革命理論｣在比較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卻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諧｣使得非洲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分析的合理前提﹐｢矛盾｣則得出了非洲革命後的內戰和經濟破敗的必然性﹐西方的理性主義﹐再度在學術上獲得全知的勝利﹗但真的是這樣嗎﹖

布雷奇的文章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西方學術界語言較能相通的兩位知識份子的革命論述﹐而且強調法農與卡布拉雖然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運用馬列主義對各自的社會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種強調在冷戰對峙時代的非洲是有其用意的｡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承認這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1961年剛果總理盧蒙巴被丹加丹省分裂份子沖伯處決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該在比利時殖民勢力支持丹加丹省分裂獨立時﹐向美國求援失敗後﹐轉向蘇聯求助｡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慌﹐決定要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警惕與教訓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的抵抗力量必須慎重對待的｡與卡布拉相比﹐法農並沒有像本‧貝拉所領導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FLN﹚那樣深刻地捲入解放戰爭中｡做為一個革命的宣傳者﹐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像是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界的聲明﹐從他的第一章與薩特1961年版序言都以暴力為主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卡布拉在幾內亞比紹的革命實踐﹐對西方學術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純潔性｣｡他認為幾內亞比紹的革命不必使用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不是因為他拒絕﹐而是因為用不上﹚﹐他也在戰術上堅持只對軍事設施進行襲擊﹐他堅持古巴的革命援助只能是醫療和教育﹐古巴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他反對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7]除了｢一黨專政｣外﹐這些原則都給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解放戰爭典範﹐不必疲於奔命地去爭論暴力使用的原則性問題｡然而﹐也正是同一個卡布拉﹐在1965年哈瓦那所舉辦的亞非拉國際團結會議上﹐和格瓦拉遙相呼應地闡述了他的｢新人｣思想﹐並共同支持了格瓦拉所提出的要建立｢第二個﹑第三個越南｣的呼籲｡

布雷奇文章的選擇性還在於忽略了葡萄牙殖民地其他抵抗力量的社會分析﹑政治方針與革命策略﹐這種忽略使得有關非洲革命理論缺少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這個部分略而不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之後﹐又陷入了長期的內戰｡

冷戰對峙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解放運動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之一｡微弱而新獨立的殖民地為了在複雜的國際夾縫中生存下來﹐不得不謹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這和1920年代殖民地知識份子因十月革命勝利而充滿解放信心﹐看來似乎不同﹐但這只是時空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表面的不同﹐對於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宰制的認識﹐卻沒有不同｡到了非洲大陸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恩克魯瑪和卡布拉甚至進一步提出了沒有消滅新殖民主義就不算真正獨立的見解｡

所以﹐布雷奇指出的法農和卡布拉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差異﹐而是非洲革命整體的一部分﹐就像內托﹑孟德連﹑卡斯塔﹑本‧貝拉﹑盧蒙巴﹑曼德拉﹑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樣﹐都是非洲大陸革命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可分割的整體反映了使理論聯繫於實際的努力｡而直面種種困難與問題的這些革命者則是唯一使這一聯繫成為可能的媒介｡

任何一個殖民地解放運動都要面對一個複雜的文化省思﹕｢文明先進｣﹑｢有效率｣的野蠻殖民體制的一切在什麼意義上是值得學習或不值得學習的呢﹖十九世紀主張黑人｢自治｣的思想家阿弗里卡納斯‧霍頓﹙Africanus Horton﹚就認為應該要向殖民者學習﹐並且要透過積極的學習讓殖民者認同﹐進而向殖民者證明黑人是可以自治的﹐霍頓甚至還隨英軍參加了兩次對西非阿散蒂王國的戰爭｡[8]但有更大的一群人卻選擇了負嵎頑抗｡1905至1907年間﹐德屬東非的黑人由於不滿殖民當局強迫栽種棉花並課徵棉花稅﹐憤而起義｡這些人只有獵槍﹑長矛和弓箭做為武器﹐宣稱蛇神附體的巫師恩格瓦列﹙Kinjikitile Ngwale﹚於是泡製了稱為｢馬及馬及｣的靈藥﹐可以將敵人的子彈變成清水﹐黑人因此士氣大振﹐奮勇抗擊殖民軍隊｡三年奮戰間﹐黑人死亡人數竟高達二﹑三十萬人之眾｡[9]德國的人類學家後來還特別研究了這種｢靈藥｣﹐他們發現其中的成分只有蓖麻油和黍稷的種子而已｡按理講﹐只要一上了戰場﹐子彈不能變成清水﹐起義軍勢必瓦解﹐是甚麼讓這些黑人前仆後繼地抵抗了三年呢﹖

1906年﹐英國人為了要逼使更多黑人到金礦區當礦工﹐決定向自給自足的祖魯族課徵人頭稅每人1英鎊﹐這對缺乏現金的祖魯人來講根本就是奴役﹐為了拒繳人頭稅﹐祖魯酋長邦巴薩﹙Bambatha﹚帶領族人抗稅﹐後來為英軍所敗﹐死於多波森林﹐但族人多不相信他已陣亡﹐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變成了多波森林的守護神了｡[10]

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落後野蠻的黑人所做的抵抗都是荒謬而且毫無意義的﹐他們這種以卵擊石的自殺暴動﹐再次證明了他們的愚蠢﹐也再次證明了殖民的白人肩上那種｢文明開化｣重任的必要性｡但西方理性的殖民者不了解的是﹕馬及馬吉的靈藥並不在於它的成分﹐邦巴薩的生死與否並不在於梟首示眾數十年﹐關鍵在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們透過這種看似迷信荒唐的儀式﹐找到了源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戰鬥的位置﹐所以尼日利亞小說家齊努亞‧阿切貝才能不卑不亢地在他的小說《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透過愛哲烏魯勇敢地展現他部落的全貌﹐也才能不畏冷戰肅殺的政治氣氛﹐寫詩讚揚為安哥拉解放事業奉獻一生的內托｡

同樣地﹐邱士杰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1920年代全球所有受壓迫者深受十月革命鼓舞﹐迫切希望拿起理論武器尋找各自社會革命動力的熱望｡在邱君的著作中我們會看到來自東亞各地的革命青年﹐從朝鮮﹑從日本﹑從海峽兩岸﹐他們跨越了語言和地區的藩籬﹐尋求解放全世界的道理｡邱君書中所提到的這些人也許由於有限的鬥爭經驗﹐無法提出列寧和卡布拉那種既宏觀又具體的革命戰略分析﹐但他們早已懷著像法農一樣的革命樂觀情緒﹐努力提出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就教於後來的革命者了｡

像布雷奇那種有意或無意的研究選擇﹐會將歷史囚禁起來｡這就像某些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歷史時在史料﹑對象﹑時間斷限﹐與問題意識上所做出的選擇一樣｡這些選擇似有若無地找尋這樣或那樣的著力點以同最根本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同東亞﹑同兩岸﹑甚至實際上同台灣本身一刀兩斷｡然而一個蒼白的囚犯﹐是無法唱出多彩生動的歷史之歌的｡

是為序｡

2009.4.19

[1] Robert Blackey, “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1974): 191-209.

[2] Blackey, 193-195.

[3] Blackey, 195.

[4] Blackey, 197-202.

[5] Blackey, 202-204.

[6] Blackey, 204-206.

[7] 見紀錄片﹕Jihan El-Tahri, Cuba:An African Odyssey (2007).

[8] 有關霍頓生平﹐見﹕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ed.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 K.G. Gillings, “The Bambata Rebellion of 1906: Nkandla Operations and the Battle of Mome Gorge, 10 June 1906,”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8, no. 1, 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81kg.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9).

［作者简介］邱士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361005，邮箱：qsj001917@xmu.edu. cn。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批准号：18BZS008 ）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论》为理论经典，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主流共识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不属于资本主义。经典与共识的矛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而王亚南在“民族形式”口号和《资本论》体系的启发下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是化解矛盾的代表作。虽然王亚南与民国时期经济学界的互动使《中国经济原论》经历了漫长的撰写和改写，却也帮助他不断提炼与反思《中国经济原论》的研究方法，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留下重要一页。

关键词：王亚南       民族形式 《资本论》 繼續閱讀 →

引言

左翼運動一般都可從組織史與理論史兩個面向來把握，具有馬克思主義取向者尤其如此。雖然這兩個面向也存在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但在日本殖民者與戰後國民黨政權接連採取暴力鎮壓的背景下，無數個別運動家的長期堅持活動──而不是組織本身的長期存在──往往是組織得以在潰滅後重建甚至吸收新血的前提；理論也經常依托於個別運動家的智力活動──而不是容易夭折或萎縮的組織本身──才得以繼續發展或延續。換句話說，個別的運動家對於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經常是敘述組織史和理論史的支點）儘管運動長期的衰弱不振也正好作為運動特點而體現於茲。

對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而言，足以成為理論史與組織史之敘述支點的人物並不多，但活躍於戰後日本的劉進慶（1931-2005）正是這樣的人物之一。劉進慶是戰後台灣經濟研究者眾所皆知的學術先驅，代表作就是他在1972年完成並於1975年出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て）。然而這部作品也是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罕見的大型理論著作。此書不但涉及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會關心的社會形態理論，也試圖用社會形態理論為台灣歷史進行分期。而他的獨特觀點就是將台灣自晚清到戰後二十年視為連續的「半封建社會」。更重要的是，劉進慶本人也是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國統一運動，以及台灣左翼運動在日本當地的重要參與者和組織者。雖然劉進慶並沒有以台灣左翼活動家的身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島內活動，其活動軌跡卻構成20世紀台灣左翼運動史特別是七十年代的關鍵部分。換句話說，劉進慶是同時在組織史與理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運動家。

本文將依據現有史料探索劉進慶與台灣左翼運動的關係。劉進慶退休後發表的七十自述〈我的抵抗與學問〉（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是認識其思想與生平的第一材料。[1]根據這份自述，劉進慶的人生可說由三個環節所構成。第一個環節是作為被壓迫者個人的「原始體驗」的形成，第二個環節是從原始體驗出發並涉及組織史的「抵抗」（レジスタンス，即resistance的日語音譯），第三個環節則是為了抵抗且涉及理論史的「學問」。劉進慶為了抵抗而形成的第二個環節將是本文主題，而〈我的抵抗與學問〉未能說明的歷史則將根據其他史料而加以復原。

從「原始體驗」走向「抵抗」與「學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劉進慶出生在台灣雲林斗六。尚稱富裕的家境讓他自幼便能快樂地成長。雖然他的成長時代正是殖民地台灣進入「十五年戰爭」以及皇民化運動的階段，但因為了配合不懂日語的母親，家裡完全以台語溝通，對外才使用日語，從而他也通過這樣的二重生活而自小就能保有漢民族生活的空間。雖然少年時代的他也曾遭到皇民化運動的矇騙，但父親的民族教育以及皇民化運動對漢民族傳統和民間信仰的破壞，卻讓他在日本投降之前便建立起初步的中國民族意識。1945年的台灣光復讓劉進慶滿心歡喜迎接祖國的接收，但隨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卻讓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事變中，他作為嘉義中學學生參與了鬥爭，並有同窗好友在事變中犧牲。這是他日後猶然深刻悲痛的創傷，國民黨統治下復現的壓抑同殖民地時期的被壓迫經驗，共同構成了他所稱的「原始體驗」。劉進慶在1952年考入台大經濟系，同級同學有孫震（1934- ）、黃昭堂（1932-2011，又用名黃有仁）以及吳澧培（1934- ），稍晚幾屆的則有他日後長期共事的凃照彥（1936-2007）。劉進慶在1956年畢業之後服役，然後順利考入銀行工作，結婚生子。然而，就在他的生活基本安定無虞的時候，心中卻產生重新確定人生方向的想法。「我內心的深處卻是想走到廣大的世界去，再一次審視自己與台灣的關係。還有，只要出國，應該有什麼好的機會也說不定；那時，自己還未有要走學問的道路的念頭。那是1962年，29歲的春天。」[2]

劉進慶在1962年赴日留學，並在1963年拿著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漢裕（1913-1998，東大經濟學博士）所寫的介紹信，[3]參加了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入學考試，然後拜入隅谷三喜男（1916-2003）門下，「從此便開始了我往後9年間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園的生活。」[4]這裡有早他一步先到的雲林同鄉凃照彥與劉守哲（1935?-1973），以及比他更早拜入隅谷門下但最終未能取得學位的郭嘉熙（1933- ）。[5]在東大首次接觸到馬克思以及韋伯的劉進慶打開了自己的學術視野。他不但深為這兩位思想家所傾倒，也在隅谷的鼓勵下決意研究台灣經濟。劉進慶回憶，「一個人的思想和認識，是離不開他的時代和社會而存在的。即使是追求客觀理性認識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仍然排除不了其個人主觀感性認識的參與。其中，個人在十多歲青少年的『原始體驗』，往往形成他一生世界觀之出發點。不幸的是，我這一年代的『原始體驗』，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和嗣後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生活。我著手研究台灣時，這個『原始體驗』的黑影，始終在我心底，若影之隨形。猶記得我從小夢想的抱負，就是要改造這個社會；要台灣成為民主樂土。六十年代初，我離開台灣來到日本。當我看到他國自由繁榮之情景時，自嘆自己國家的黑暗落後，不禁感到悲憤，竟至痛哭流涕。我愛台灣好的強烈意識，使我決心研究台灣。」[6]

1967年5月30日，劉進慶當選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簡稱東大中同會）總幹事。[7]這是以台灣留學生為主的東大校內團體，主要活動是同學聯誼和學術交流，而首任總幹事即戴國煇（1931-2001）。[8]雖然總幹事一職與政治毫不相干，但劉進慶當選總幹事後意外發生的「劉佳欽、顏尹謨返台被捕事件」，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1967年7月，均為東大學生的劉佳欽和顏尹謨參與旅日留學生暑期歸國訪問團返台。沒想到，這場由駐日使館組織的集體返台省親活動亦預謀誘捕劉顏二人。劉顏先後在8月中下旬被捕並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9]「劉顏事件」讓「原始體驗」的黑影再次浮現劉進慶心中。這讓他展開了「抵抗」。「台灣當局以他們與反體制（台獨）組織有關係為理由秘密逮捕了他們並送軍法處法辦。劉〔佳欽〕先生的家屬把記錄了受嚴刑拷問逼供經過的手記送到我手上；還有當局也把兩位在日本時遭國民黨特務計誘犯罪的部分也當罪狀，我以會長的立場毅然出面究明真相。」[10]9月23日，東大中同會舉辦了一場由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和日本各大學台灣留學生對話的「留學與個人的問題」座談會。「在會上，劉、顏二君被逮捕的消息傳開，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劉顏事件終於在所有留學生面前曝光。為了救援劉顏，劉進慶與駐日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來回溝通，甚至在1967年11月29日衝向東京山王飯店舉辦歡迎蔣經國訪日的宴席，「將要求妥善處理劉顏事件的書函當面交給當時正好訪日的國防部長蔣經國」，[11]要求「在不妨害偵查工作範圍內，應該對留日同學充分說明，以安人心，一方面，對外國朋友（例如教授、學生等），也要有個交代。」[12]

赴日留學之初，台大經濟系的同學黃昭堂曾勸劉進慶參與台獨派的「台青」，[13]但他「基於坦率的感情」直接拒絕了讓「台灣變成孤兒」的活動，於是兩人再也沒有往來。[14]儘管如此，東大時代的劉進慶仍基於反對台灣戒嚴專制體制的原則和良心，而願與立場異己的台灣留學生「共闘」（共同鬥爭）。[15]用他的話來說，「自擔任同學會的負責人以來，我一向對事做事，為事做事，以良識、正義與良心為憑，以國家與同學會的利益為會務的價值判斷基準，而從不為任何個人或團體做事。」[16]救援劉顏事件就是他踐行此原則的實證。

1968年5月，劉進慶卸下東大中國同學會總幹事的工作，由當時已經取得東大物理學博士並留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林清凉（1931-2019）接任。[17]然而劉進慶並未放棄救援。以劉顏事件為例，「1970年兩人遭判刑（10年和15年）後，我〔劉進慶〕也站在先鋒繼續進行救援政治犯的活動，當時的東大校長加藤一郎也加入了這個救援活動。」[18]此外，國民黨當局為鎮壓留日學生／學者而在劉顏事件之後繼續製造了陳玉璽事件（1968年。統一運動相關）、柳文卿事件（1968年。獨立運動相關）、陳中統事件（1969年。獨立運動相關），以及劉彩品事件（1970年。統一運動相關）。劉進慶不但為這些事件保留了大量救援文獻，也著重為陳中統撰寫救援文章。[19]正如許介鱗所言：「在實施戒嚴的台灣，仍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時代，台灣民眾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徬徨，較聰明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留日學生為什麼佩服劉兄的為人，因為他投入學問之餘，也是一位熱心聯繫鄉親、照顧後進的行動派。」[20]

劉進慶等學生的運動屬於六十年代全球學運的有機部分。以中國文革和越南戰爭為前奏，1968年春天的法國爆發了反對越戰與戴高樂政府的全國總罷工與總罷課。劉進慶身處的日本也因反越戰等問題，而從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先後出現「羽田鬪爭」等數次全國學生集結。在此背景下，東京大學校園內也爆發了學運。東大醫學部學生為完全廢除無給職的實習制度，而在1968年1月展開無限期罷課，要求改善《醫師法》。以醫學部學運為前導，東大本鄉校園的安田講堂開始成為學生占領和召開反戰．反安保集會的據點，並引來警方派出機動隊（鎮暴警察）進入校園。大批武裝警力的進入校園引來了更大的反彈，於是東大各學部先後宣布進入無限期總罷課，並在同年7月組成了全校各學部師生共同參與的「東大鬪爭全學共鬪會議」（簡稱東大全共鬪）。步步升級的「東大鬪爭」讓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以及校長大河內一男被迫辭職的癱瘓狀態。抗爭還轉變成校外各種左翼派系以東大校園為舞台相互較勁，並與機動隊搏鬥的複雜局面。東大鬪爭在1969年1月圍繞著東大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進入高潮，駐守講堂的全共闘學生不敵8500名機動隊的圍攻而失守。東大鬪爭走向低潮，所有學部也在同年7月7日恢復教學。[21]

某回，隅谷三喜男與十名左右的大學院院生（研究所學生）在入夜後的研究室裡進行學運中常見的團體交涉，劉進慶亦在其中。不過劉進慶並不是為了圍攻隅谷而來。事後他向隅谷表明，當時「如果學生們動用暴力，我會用我的身體保護先生。」[22]由於校園無法進行正常教學而劉進慶等人又得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師生只好轉移他處。凃照彥回憶，「撰寫學位論文之際，我從進慶桑這裡獲得了很多刺激和建議。在東大紛爭的高潮中，我們兩人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室兩人並桌努力學習，直到寒冷的晚上八點。此間，進慶桑由指導教官隅谷三喜男先生指導論文，因此他就邀請了我，在校外的一間斗室準備了一個只有我們三人的討論課。」[23]劉進慶則說，「在博士課程的後半段，東大颳起校園鬪爭的風潮。東大經濟研究所幾乎陷入瀕臨崩解的狀態。我作為外國留學生與風潮保持了距離，只有以總圖書館地下室的研究室為立足處埋頭研究。隅谷先生身負處理校園紛爭的大任，一方面仍繼續在東大駒場校區附近的公寓一角指導我們的課業。同時，我也參加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會成員，最大限地活用了研究所內收藏的有關台灣的圖書資料。就這樣，我博士論文的寫作就在東大校園紛爭中進行。」[24]

博士論文的完成與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成立

1968年7月13日，學運分子為鞏固東大鬪爭在暑假期間的運動能量，在東大本鄉校區召開學生集會。[25]與此同時，劉進慶在這天留下一則關於D. H. Houghton的《南非經濟論》（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的筆記。他在結束筆記之際提到了南非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他寫道：「隔離發展乃是對歷史的逆行。〔但〕以人種差別為基礎的白人支配正在帶來經濟發展。」因此，是否就該「讓有能力的人去承擔政治，使經濟得到發展」？對於這種觀點，劉進慶在明快的破折號後寫下自己的評語──「奴隸の言葉（奴隸的語言）」。[26]

「奴隸の言葉」（«рабьим» языком）是列寧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初版的形容語。[27]列寧為了在沙皇俄國出版這本書，不得不以有利於出版的「奴隸的語言」鋪陳該書初版行文，迴避官憲審查。《南非經濟論》的論調顯然讓劉進慶想起列寧批判的「奴隸的語言」，而且成為自己畢生未敢忘懷的警語：「我一方面熱情於母國的民主化運動，另一方面，論文的研究作業也同時推進，兩者並立不悖同時進展。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我拋掉『奴隸的語言』，全心忠實於真實和真理，盡全力寫下來。伴隨著研究作業的進展愈有充實感，深深感受到學問的滋味和喜悅。」[28]

劉進慶在1969至1971年間留下的材料多屬學術論文，顯然劉進慶並未在「抵抗」之餘忘卻「學問」本務。1972年3月29日，凃照彥以《台灣殖民地經濟的構造與變化》（台湾植民地経済の構造と変容）取得東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十九號）。劉進慶則在4月12日以《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為題取得同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二十號）。「當日本的學生運動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我的論文也已完成（1971年），向學校提出。獨自的理論架構和從社會底層出發的觀點紮實地貫穿了全體論文，被教授褒獎是『優秀的論文』。至少，在校園紛爭使東大經濟所的教育、研究極端荒廢的時期，有研究的成果出來，因而得到指導教授們的歡喜和祝福吧！」[29]同儕對於這部論文的評價也很高。凃照彥認為，「這本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證上，都內含著強烈的陽性的主體性」，「給予讀者以同類書籍所沒有的強烈印象。」[30]戴國煇則認為，這本書在東大出版會先後出版的五本台灣學者博士論文中，[31]屬於「最洋溢熱情、精力豐沛的成果。」[32]

然而，當外在環境出現劇烈變化，劉進慶暫時偏向「學問」的重心就敏感地轉移到「抵抗」。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兩岸圍繞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而引發的鬥爭，是再次激化劉進慶「抵抗」之心的關鍵事件。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9月美國將釣魚台列嶼作為沖繩附屬島嶼而一同「返還」日本，進而在1971年的海外尤其是北美刺激廣大台灣留學生走上街頭反對美日所為，並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姑息與無能。同年4月10-12日的全美華人保釣遊行，以及8月的美中、美東、美西的留學生三場國是會議之後，釣運進一步轉化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一運動，並伴隨著同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2758號決議而愈見深化與強烈。這導致海外台灣留學生內部不得不圍繞著左／右／統／獨各種傾向而分裂與重組。除了統一運動之外，北美留學生的運動還存在著認同國民黨當局統治合法性但要求當局厲行改革的一種路線，即「革新保台」。同時，對釣運非常消極的獨立運動也在北美存在。不管北美的台灣留學生運動如何分化，運動的總體高漲還是影響了全球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也包含了日本的劉進慶，結果他並未在取得學位之後馬上走上純學問的道路。

劉進慶曾在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同會的座談會，提請大家思考東大中同會如何面對在校生因畢業而轉變為「OB」（畢業校友）的問題。[33]他的提議直接促成了被他稱為「留學生OB會」（留學生畢業校友會）的成立，[34]即1971年8月發足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研究會的創立〈緣起〉言：「眾所周知，台灣的前途亦就是我們的前途。為台灣的前途開拓光明大道，乃是每一位熱愛鄉土的同胞不可迴避的責任。因此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參加集會研討，企望能為廣大的同胞群眾提供一個不分黨派、立場的對話的場所。」「本會於1971年8月14日首次集會以後，至同年12月26日的第十次會正式成立為止，國際間局勢的激變使人有一葉知秋的預感。尤其對於台灣前途關係休戚的中共在聯合國獲得正式地位後，更使本會加速成長。今後本會的發育茁壯，全看我們的留日學友僑胞的努力和團結而定。」[35]1971年8月剛好是美中、美東、美西三地留學生先後發起國是討論會的時刻，可見大洋兩邊的台灣留學生因為局勢劇變而同步的政治化。

在劉進慶取得學位前三個月的1972年1月14日，他在某個場合針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報告。[36]翌日即1月15日，劉進慶在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的首次公開活動發表主題演講，題為〈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37]可以說，14日是他「學問」上的報告，15日則是他為「抵抗」而進行的演說。劉進慶在15日的演說公然提出了「人民政府」與「解放台灣」之類的用語，這可以說是他日後全面走上中國統一運動的伏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發表以上報告前幾天，出獄不久的雷震（1897-1979）於1月10日向蔣介石等高層領導人秘密提交了題為《救亡圖存獻議》的革新保台建議書。雖然這篇文書未獲蔣介石回應，台灣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顯然已在此時成為眾所關心的課題。

儘管劉進慶個人已出現認同中國統一運動的傾向，但台灣問題研究會整體更近於革新保台，故其政治走向與美國的三場國是討論會完全不同。台灣問題研究會主要從台灣島內的〈國是諍言〉（1971年10月《大學雜誌》發表）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及建議〉（1971年12月）設定自己的問題意識，進而在1971年的十次會議討論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建立台灣為新國家體制的得失問題」，以及討論《國是建議書》等問題。《國是建議書》概括了十次會議的主題並集中為兩點訴求：「我們促請政府速納下列基本事項：一、解除戒嚴令，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諸法規，釋放政治犯，保障基本人權。二、解散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並在台灣普選代表，厲行民主憲政。」該文件在1971年12月25日由中華民國京都留學生同學會、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早稻田大學台灣稻門會、明治大學台灣同鄉會，以及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共同提出。並在宣言提出隔天正式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

對於這份具有革新保台特點的《國是建議書》，有日本評論者認為是戰後台灣留學生第一次空前團結的公開發言，有劃時代的意義。[38]左翼華僑界則嚴厲批評其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把台灣打扮成另一種門面的小朝廷。」[39]根據劉進慶精心保存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手寫刊物《改造》，[40]革新保台的思路在研究會成立之後仍然持續，並在研究會成員與國民黨官員的直接對談中達到高潮。這就是「本會員劉進慶等應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陳裕清主任之邀於8月4日12時至16時假東京都港區元麻布『迎賓酒家』舉行有關國是時局問題的座談會」。國民黨為此活動派出了陳裕清（海工會主任）、劉介宙（海工會副主任），以及宋越倫（駐日公使）等人，而台灣問題研究會則派出了劉進慶、吳奇宗、張勝凱、許極燉、邱勝宗、石滋宜、黃文雄，以及戴昭憲為代表。這場座談會圍繞著台灣政治改革、政治犯釋放、留學生出入境與回國服務，以及中日建交後的留學生居留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劉進慶在會上公開提出「執政黨是否可以考慮建立多黨政治，結束一黨專政，或其本身分出若干政黨」的提問，並批評「政府對政治犯的處理欠妥不公，難服人心」──這些批評有一個關鍵前提，就是革新保台。[41]

劉進慶對此經歷的回憶如下：「1971年台灣喪失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在日本的留學生整合全體意見，向台灣當局提出了有關台灣民主化的建言《國是建議書》。這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得到超越政治立場的廣大台灣留學生的支持。不經意地我竟然成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化運動的領導者。想起來這是從我的原始體驗來的志向為原點，在海外的抵抗的實踐。」[42]劉進慶並未說明這段運動的革新保台傾向，因為他旋即轉入自己奉獻終身的中國統一運動。

在留學生的政治分化中走向中國統一運動

1969年5月13日，就在東大闘爭因安田講堂攻防戰而陷入低潮之後，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接受全共闘學生邀請，在東大駒場校園的「九百號教室」與一千餘名的左翼學生進行大討論。學生們燃燒著一舉「論破三島」並「讓他在舞台上切腹」的氣氛，但三島單刀赴會，以一擋百。[43]雖然三島並未在現場切腹，他卻在隔年率領其準軍事組織「楯之會」成員在自衛隊的某駐地發動一場毫無勝算的軍事譁變，並在絕命演說之後切腹自殺。

在三島與全共闘學生進行左右激辯的延伸線上，同時，在中國重返聯合國（1971年10月）、尼克森訪華（1972年2月），以及中日建交（1972年9月）的劇變時局下，台灣旅日學生也終於在1972年發生了類似的公開大辯論。10月7日，東大中國同學會主辦一場題為「中日復交與我們的前途」的座談會。座談會邀請了三種不同立場的同學作引言人，各抒己見。依發言順序是黃昭堂（1932-2011）、劉進慶，以及黃東熊（1932- ）。據《台灣青年》轉述，黃昭堂強調「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與「消滅蔣政權」才是台灣人的唯一出路。劉進慶則針對黃的發言，提出「知識分子不能代表大眾」，「台灣農工大眾均在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現在有社會階級的問題，要解決此一問題就只有歸屬中國。」兩人立場呈現出絕對的對峙。據說，「當天有日本的FUJI TV錄畫錄音採訪，出席者空前之多，發言也空前之熱烈。」[44]

1972年10月的這場座談會是劉進慶「抵抗」人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致力以不分左右統獨的態度推動台灣留學生的「共闘」。因此他不但敢於公開救援參與獨立運動的同學，也不忌諱公然使用「解放台灣」與「人民政府」這樣的詞彙，甚至敢於在革新保台的底線上要求台灣當局進行改革。然而這場座談會所造成的氛圍卻消除了以政治模糊換取彼此合作的可能，於是劉進慶再也難以用自己的力量將不同立場的台灣同學聯合在一起。劉進慶在這場座談會上的明確表態，讓同年11月發行的獨立派刊物《台灣青年》特別撰文批判劉進慶。[45]此外，《台生報》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論文，並在該報第83號登出一篇匿名投書批判劉進慶是「西瓜主義」者，甚至說他在座談會之後向時任台灣駐日使館公使的宋越倫訴苦。由於此時主辦《台生報》的「在日台灣學生連〔聯〕誼會」（簡稱台連會）恰好換屆，並由親近劉進慶的旅日後輩、台灣霧峰林家後人林啟洋（1942-2014，當時用名王啟洋）接任第十屆總幹事，[46]換屆後的《台生報》第84號便登出劉進慶與黃東熊反駁《台灣青年》的文章。劉進慶強調自己不但已半年沒去台灣駐日使館、座談會後再沒收到《台灣青年》，而且出現各種必然是來自熟人的匿名造謠抹黑，「然而我仍不願想這些朋友對我不同的意見就來誹謗我的人身，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為台灣人民造福著想而苦惱。」[47]

求學東大期間的劉進慶幾乎沒有任何文章直接談論自己對於中國統一、文化革命，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的看法。也可能他寫了類似主題的文章但採用筆名。如果要探尋他在求學時代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主要得從他的筆記中尋找線索。根據筆記，劉進慶早在文革爆發之初的1966年，就在大塚久雄的韋伯課程記下從韋伯角度分析文革的隻言片語（但不能判斷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大塚的觀點），比方：「宗教性暴力與物理性暴力兩者的結合型態最為糟糕。凱撒式的權力。紅衛兵。巨大卡利斯馬。」文革結束之際的1976年，已經任教的他承擔了一門題為「中國經濟論」的課程，這門課則完全挪用了文革結束為止大陸學界所發展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觀點。儘管這門課以各種數據示於學生，卻完全是以階級鬥爭史觀說明中國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並對社會主義改造直至文革階段的發展進行了正面說明。可惜的是，雖然晚年劉進慶撰寫了大量擁護中國統一的論文，但要推測他在六、七十年代對此問題的思考，恐怕還得依靠更多直接的史料。

劉進慶在1972年向「紅色祖國」的左轉並非偶發的個人事件，而是左翼的中國統一運動在七十年代初期成為海外華人時代主流的體現。首先，史稱「保釣第0團」的五名台灣留學生，以北美釣運骨幹分子的身分在1971年11月秘密抵達北京，並於17日與周恩來總理會見，徹夜長談。[48]他們是李我焱、陳治利、陳恆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次的會面雖是秘密進行（隨後才被台灣情報部門獲知並在媒體上曝光），卻是兩岸自1949年分斷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北美釣運快速左傾並演化為統運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雖仍繼續舉辦類似的訪問團且未必採取秘密形式，但直到1975年3月，才有蘇清楚、蔡京寧、劉助、呂學周、吳國禎、廖秋忠、郭松年等全數由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組成的訪問團秘密前往大陸訪問。換句話說，外省籍留學生在引導釣運左傾和轉化為統運的過程中，屬於最初且最主要的力量。

本省籍人士對左傾潮流的呼應可從陳逸松（1907-2000）談起。陳逸松是日據以來著名的律師與文化人。青年時代就曾在日本幫助日共翻譯中共的文獻，並與蘇新等台共成員保持著長期的友誼。戰後特別是文革發生之後，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及對新中國的憧憬，他決定與大陸進行接觸。1972年8月，他離開台灣並抵達日本，認識了劉進慶、川田泰代（1916-2001，作家）以及福建出身的林伯耀（1939- ，著名僑領與華僑運動家）等相互認識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後在林伯耀建議下以日語撰寫了後來由周恩來親自批閱的意見書。以此因緣，陳逸松在1973年輾轉各國，抵達北京，並於4月17日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從此展開他在北京的從政生涯。[49]就在陳逸松抵達日本後不久，另一份由本省籍知識分子寫給北京的台灣工作意見書也出現了，這就是北美釣運的本省籍骨幹成員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三人在1972年10月在北京提交給喬冠華副總理的〈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原標題是〈一群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提交之際的林盛中剛轉換身分為回國工作的學者，定居北京，而許、陳兩人則是作為旅美台灣省籍同胞到北京短期訪問，因此最終只有許陳二人得到喬冠華接見。

陳逸松的意見書與林盛中等人的「大字報」有個共同特點：一方面，他們都堅持一個中國、中國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都主張分析和理解台獨運動的歷史背景和情感因素，並強調爭取和轉化台獨分子的必要性。比方陳逸松強調應以「毛主席所謂『治病救人』、『懲前毖後』的態度」挽救因反對國民黨暴政而走上台獨的「青年」，對他們進行「有熱情的細緻工作。」[50]林盛中等人則主張「對『台獨』路線加強批判，對台獨分子和同情台獨的分子進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肯定它反蔣和民主自決的進步性，打擊它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同時必須進行打擊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的一面，提防蔣記獨立的陰謀。」[51]

晚年劉進慶對於自己在七十年代的左轉曾有如下回憶：「戰後中國，由於內戰和冷戰使台灣與大陸隔離，台灣出身的我有兩個祖國。由於對『白色祖國』的絕望，有一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在海外走向台獨運動。雖然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但我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肯定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寄希望於『紅色祖國』。」[52]這段話的首要重點是劉進慶認同「紅色祖國」，但他也強調自己對於異己認同（獨立運動）的理解及戰後台灣國民黨政權作為「白色祖國」的歷史定位。顯然劉進慶的認同轉移仍以尊重各種認同的寬容態度為前提。這種寬容態度及其在劉顏事件以來採取的「共鬪」立場似乎互為因果、相互助長。與認同相異者在反蔣立場上「共鬪」，可能也是理解同時期的陳逸松和林盛中等人的一把鑰匙，但「共鬪」本身也容易使自身的政治面貌顯得模糊，比方同在東大學習的張國興（1936- ）就認為劉進慶是左派，但又是「親近中國國民黨派」。[53]

旅日左翼統一運動者的集結與連帶

作為轉捩點的1972年10月，不但屬於劉進慶的「抵抗」人生，也屬於台灣左翼運動。除了林盛中等人在北京貼出「大字報」以及「中日復交（建交）與我們的前途」座談會之外，這個月份還同時在北美和日本誕生了兩份以台灣本省籍留學生為主的左翼刊物。北美的刊物是前述許登源、陳妙惠也參與其中的《台灣人民》，日本的刊物則是劉進慶參與其中的《洪流》。

《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刊物的核心口號是台灣人民的「自求解放」與「台灣革命」，[54]而主要批判對象則是當時開始呼應國民黨「革新保台」的資產階級台獨派（這種呼應被稱為「國〔民黨〕台〔獨〕合作」）。《台灣人民》的立場是兼容統獨兩派。這樣的立場不但空前，在以中國統一為主要指向的北美保釣運動內部也屬異端。林盛中和許登源、陳妙惠提出的「大字報」指出，促統工作應該要「主動地積極地爭取『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使這個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台灣的解放作出正面的貢獻。對台獨右派要打擊，對左派和中間派要爭取，應該分別對待。」[55]但對參與其中的獨派而言，這份刊物則是早前一度與日本的史明合作但又決裂的「左雄」（化名）以台獨左派論客的姿態介入北美釣運的象徵。[56]雖然同時期的北美釣運內部已有輿論反思本省籍留學生為何更親近台獨運動而不是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希望能更加理解和爭取廣大本省籍留學生，但《台灣人民》採取的統獨兼容立場特別是刊物登載的獨派同人觀點，遠遠超越多數釣運參與者能夠理解的範圍，這就導致《台灣人民》直接被當成台獨刊物而遭批判。林盛中回憶，《台灣人民》讓許多人「污蔑他〔許登源〕搞台獨，連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許登源覺得很冤枉」。[57]此間可能只有轉載《台灣人民》的論文並試圖組織討論的北美《群報》採取比較友善的態度。[58]在北美保釣運動中，《群報》是各地運動家交換信息的機關之一，也是林盛中和許登源曾參與工作並為之撰文的左翼報紙。

與《台灣人民》相比，劉進慶參與的《洪流》則是一份「有鮮明中國統一立場的雜誌。」[59]以「牛馬社」名義編輯的《洪流》先在東京發行五期，停刊一年後的1974年9月才在橫濱發行最後的第六期。整份刊物以大陸通行的簡化字排印，刊物尺寸和封面也特意模仿當時北京發行的《紅旗》雜誌，不難想見整份刊物的政治基調與思想狀況。[60]此時高度政治化的劉進慶也在《洪流》發表文章，但目前只能確定他以筆名「江林」撰寫的〈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一文。此文呼應當時台灣《中華雜誌》對邱永漢（1924-2012）的批判，斥責放棄反蔣並返台賺錢的邱氏不過是「做外國經濟侵略先鋒」，幫日本資本開道。他以高亢的革命語調呼籲：「天下沒有不經奮鬥而能獲到的幸福，我們所有台灣出身的人們，包括被蔣幫奴役過的大陸來台同胞，必須勇敢地向黑暗鬥爭，掙向東方紅太陽的路上走，才能真正抬頭挺胸，重見光明。」[61]

《洪流》是1973年秘密籌組的「中國統一促進會」的機關刊物。這個組織分為公開組織與秘密組織兩部分。據林啟洋保留的文書，這個組織曾擬命名為「台灣革命解放黨」，劉進慶負責秘密組織的企劃組，而組織的正、副領導人則由台連會第十屆幹事會的學術幹事吳新地[62]以及總幹事林啟洋分別擔任。吳新地被林啟洋視為「我們的核心領路人之一」，「他對政治哲學的解析，影響我們這群『新入生』很大。他的背後又有劉進慶的同窗關係〔按：台大與東大的同學〕。我們三人經常是小組會議的成員。大大小小諸事我都會跟這兩位前輩商議。」[63]

曾經積極參與北美保釣運動的作家劉大任（1939- ）認為，「小組」是20世紀中國革命發展起來的獨特模式，「彼此互助合作，交換學習心得，像一家人，大方向是蠻理想主義的。」這種模式解決了一盤散沙的中國傳統人際關係，實現了左翼亟需的紀律性與動員力，從而幫助美國各地留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在保釣期間實現了自我啟蒙與組織建設，然而小組成員的思想緊張和負面壓力卻也因此產生。[64]劉進慶等人的政治集結也屬於劉大任所稱的「小組」模式，而林啟洋提到的「同窗關係」則是小組賴以成形的人際網絡。以劉進慶為例，他在東大畢業之際同屬應用經濟學專攻的「同窗關係」共有凃照彥、劉守哲、汪義正三人。[65]除了凃照彥並未涉入政治，其餘兩人都與劉進慶有「小組」關係。其中，與凃、劉同為雲林人並且同時赴東大求學的劉守哲是一位比劉進慶還要熱衷於統一運動的留學生，他不但公開在親中的「日中友好協會（正統）」工作，過世之後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派代表出席告別式並贈花圈。[66]劉守哲和劉進慶之間是否在政治上存在密切的互動？如果有，又是怎樣的聯繫？這些問題有待更多史料釐清。

劉進慶不但通過《洪流》與中國統一促進會實現小組形式的左翼集結，也形成跨地域與跨世代的連帶。第一個線索是劉進慶與北美《群報》的聯繫。劉進慶保存的社會運動文書包含一份指名劉進慶為收件人的《群報》第58期原件。1973年11月25日發行的這期報紙登載了旅日僑生的反蔣運動消息，這大概是寄給劉進慶並得到他保存的原因。顯然，至少在1973年的時候，劉進慶與北美的釣運．統運之間已經進行某種往來。

第二個線索則是北美《台灣人民》對劉進慶論文的翻譯。《台灣人民》雖在創刊之出展現出「統獨兼容」色彩，但其兼容性崩潰得很快。首先是第3期登出的〈台灣牌的社會主義〉被視為台獨文章而遭到批判，然後是1973年上半年因為刊物成員李清一赴北京建立聯繫，而使刊物內部的統獨嫌隙加深的所謂「李清一事件」。事件的發生讓《台灣人民》從1974年3月發行的第8期後出現拖刊。台灣解嚴之後另以「台灣左派理論研究所」名義在台灣重新複印的《台灣人民》也僅止於第1到8期。然而《台灣人民》其實在1974年12月和1975年2月還先後發行了第9期與停刊的第10期，而且恰恰是這兩期完整譯載了劉進慶發表在1973年9月日本岩波書店《思想》第591號的〈台灣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展開──寄予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67]這也是劉進慶日語論著的首次漢譯。從內容上來看，前八期主張「中台」之間屬於中越關係式的「同志加兄弟」，最後兩期則明確主張「兩岸」之間應該實現「無產階級聯合」。換句話說，最後兩期已經成為主張中國統一的刊物。左雄一系的獨立派不但在第八期之後完全分裂出來，還在《台灣人民》發行第10期的1975年2月同時創辦完全主張台獨的《台灣革命》雜誌，並稱最後兩期《台灣人民》的同人是「新台灣人民派」。雖然目前缺乏史料說明劉進慶與「新台灣人民派」的關係，但「新台灣人民派」顯然已經從北美注意到劉進慶在日本的理論動向而且認可其論述。[68]

以上兩個線索之外，劉進慶最重要的連帶就是通過他所參與的《洪流》和中國統一促進會，而與旅日左翼僑界特別是東京華僑總會產生接點。[69]早在二十年代，旅日的大陸各省僑民以及台灣旅日的僑民就以各種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化。此處所稱的組織化有兩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僑民基於共產國際規定的一國一黨原則直接加入當地的共產黨，第二種模式則是基於僑民自身的民族特性而建立自己獨立的組織。早期旅日的台灣共產主義者如蘇新（1907-1981）等人都曾基於第一種模式而先加入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代由大陸旅日作家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則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至於1928年4月台共在上海建黨之後短暫存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即台共東京特支），則可視為第一種模式與第二種模式的混合類型。雖然中國與朝鮮的旅日僑民基於第一種模式秘密加入日共的狀況，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仍維持一段短暫的時間（代表人物就是作為戰後左翼僑領的老台共楊春松以及日共朝鮮人部領導人金斗鎔），[70]但台灣的光復也產生了大陸與台灣的僑民聯合成統一的華僑組織的需求，比方大陸留學生為主的東京同學會與台灣學生聯盟就在1946年實行合併，並進一步出現網羅兩岸學生的中國留日同學總會。[71]儘管國共內戰的爆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日本華僑內部相應出現左右分裂，卻也促使左翼僑界沿著第二種模式形成各種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僑團，進而成為劉進慶等新生代左翼在七十年代所接上的關係。

林啟洋回憶，東京華僑總會「給了一間空房供我們作辦事處，可以有個集會和做事的場所。那就是位於東京中央線火車站『御茶之水』站附近的『後樂寮』裡。此寮是中日共有的歷史學寮，已數十年之老建築物。中式建築的此寮在當年（清朝）是座現代化建築物，規格也夠氣派。我們接到一間空房，年久失修，屋內又留下一大堆近乎垃圾的東西。為了使用，我們幾個人分別找出時間整理它、粉刷它，貼上壁紙。」但在即將投入使用之際，林啟洋在1975年9月13日遭到日本移民局「強制收容」，劉進慶轉而投身營救林啟洋，他們所實現的政治集結也不得不在日本的壓制中消散。[72]

陳明忠事件前後

劉進慶在林啟洋遭到「強制收容」的同時也陷入越來越艱難的處境。雖然他終於在1975年獲得東京經濟大學正式教職，但也因為參加左翼運動而遭亞東關係協會吊銷台灣護照。「由於我早有覺悟，也就能以平常心看待這事。還好沒有台灣護照也不影響在日本的居留，只是成了一個無法回故鄉的『棄民』。我不得不繼續留在日本，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轉變，那是1973年的夏天。即使如此，台灣當局對我一點也沒鬆手。」[73]除了吊銷護照之外，1976年迎面而來的「陳明忠事件」更使其處境愈發惡化。

陳明忠（1929-2019），台灣高雄岡山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以學生身分參與了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並於1948年秘密加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雖然陳明忠的入黨始終沒有曝光，但其參與二二八的經歷仍然讓他在1950年7月遭到逮捕，判刑十年。陳明忠於1960年出獄後進入製藥廠工作，並以專業知識獲得重用。本來陳明忠的政治受難人身分不被允許出境，但因廠方需要他前往日本辦理相關業務，便幫他爭取到赴日考察的機會。陳明忠回憶：他在1974年首次訪日前，當時已經在1971年出獄的陳玉璽委託他聯繫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川田泰代，向她致意，並將當時猶在獄中的台灣政治犯名單轉交給她，盼能再轉給她所參與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通過川田，陳明忠進一步認識了林伯耀，然後通過林伯耀而認識劉進慶。1975年陳明忠二次訪日，這次他從林伯耀處獲得了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並再次與劉進慶會面。[74]

劉進慶回憶：「對於把焦點放在考察構成專制政治的物資基礎的台灣經濟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拙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給予最高評價的，是台灣的讀者。拙著與台灣讀者相遇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氏是最早拿到這本書的人，拙著先在台灣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但是，很快地，……這本書成了台灣當局的禁書。事後聽到的說法是：政治受難者喜歡這本書的理由是，拙著把他們曾認真思考過的這個時期的台灣問題，以及其後在獄中也曾研究過的時期中的諸多問題，以合乎邏輯的、實證且明快的方式整理出來且給予概括。這個讚譽，回答了論文審查時被指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是否可以有效地說明台灣經濟現實的這個質疑。因此，對於拙著可以為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的台灣政治受難者的立場和見解代辯，我內心感到十分高興。……為政治受難者所喜愛的拙著，對台灣當局而言是『討厭的存在』。舉個例子，1979年10月因《富堡之聲》思想問題事件而被逮捕的名作家陳映真先生，被特務列舉的所謂嫌疑證據中拙著就名列其中。陳氏出獄後經營出版社，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開始推動拙著中譯版的出版計畫，1992年終於完成了中譯版《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出版事宜。譯者是台大研究所的三名氣銳研究生，監譯者是林書揚先生。林書揚先生經歷三十五年最久的牢獄，是台灣戰後政治受難者的代表人物。拙著在台灣的中文版，是曾經與戰後台灣恐怖政治戰鬥、受苦的政治受難者們熱烈的推舉和努力的結果。」[75]

返台後的陳明忠為蘇慶黎（1946-2004）和陳映真即將改組成左翼刊物的《夏潮》提供了支持，卻旋即在交付啟動資金的隔天即1976年7月4日被捕，並牽連到許多與陳明忠相關的五十年代曾經入獄的政治受難人。此即「陳明忠事件」。

事件的發生得從他與劉進慶的會面說起。陳明忠回憶，陳逸松的移居北京讓他和劉進慶產生了再說服一個台灣知名人物的想法：「我〔在赴日出差期間〕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説：『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黃順興是陳逸松意見書所稱讚的人物，而陳明忠也通過劉進慶而獲知陳逸松前往北京的過程和意見書的內容。[76]意見書開列了兩組名單，第一組是寓居大陸但「深受台灣民眾信賴」的台灣左翼運動家，包括了蘇新、謝雪紅、王萬得（以上是老台共領導人）、蘇子衡、陳文彬。第二組則是「得到民眾支持」的島內人物，其中有黃順興（台東縣長、立委）、許乃昌（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與左翼理論家）、劉傳明（礦業鉅子）、彭德（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77]當時擔任立委的黃順興（1923-2002）早為陳明忠所認識，但因黃順興有別的考慮，因此最後實際成行者是他正在日本留學的女兒黃妮娜。由於黃妮娜返台之後洩漏了自己前往大陸旅遊之事，才導致陳明忠的被捕。[78]

遠在日本的劉進慶也獲知了陳明忠被捕的消息。1977年11月的日本《軍事研究》雜誌登載了陳明忠判決書的內容，其中赫然將劉進慶封為「中共統戰部派遣駐日幹部」，而且判決書還將劉進慶視為策動陳明忠等人的指導人物。[79]此後，劉進慶幾乎每個月都接受神奈川縣警的外事課警察的「訪問」，直到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締結之後才終止。劉進慶為了避免家人知道自己遭到警方的定期調查，便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與警察見面。「表面上好像是談有關台灣留學生的事，後來才注意到原來是來檢查我的動向，也就是台灣的特務機關通過日本警察來監視我。」「這件事相當傷害了我個人的名譽和人格，使我對日本當局和日本的民主主義極度失望。」「為了不使家人因為這無法想像的冤罪而悲傷，二十五年間我一直深藏在內心沒有告訴他們。這是我被壓抑和抵抗的人生的最高峰。」[80]

劉進慶在2003年11月為陳明忠撰寫但沒有發表的口述自傳〈台灣人愛國主義鬥士陳明忠的口述史：國家恐怖下的生死之巷〉如此敘述了劉進慶在陳明忠事件中的角色：「我〔陳明忠〕通過川田女士而認識了旅日華僑林伯耀先生。林氏乃是原籍福建省的二代華僑，畢業於京都大學的旅日愛國華僑青年領袖，更是強烈關心救援台灣政治犯的熱心活動家。通過林氏，我也進而得以認識台灣出身的學者劉進慶。劉氏也是旅日的台灣留學生領袖、站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最前列。這實在是收穫豐富的日本之行。隔年，也就是1975年，我再次前往日本。當時，我從林伯耀那兒取得了才出版沒多久的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書。對於住在台灣的我來說，這部研究著作的分析視角與我擁有共通的問題意識。此回，我再度會晤了劉進慶。針對台灣的動向、大陸的形勢，乃至對於國際環境的認識等各種各樣的話題，我們進行了親切的意見交換。進而，我也聽說了台灣政界的大前輩陳逸松先生在1972年經日本前往大陸的事情。返台之際，我買進了一台複印機，熱心地把許多圖書或資料複印之後，廣泛地散播到以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政治受難人為中心的相關朋友手中。」「就起訴書的起訴事實來說，雖然我確實保存了大量與中國大陸相關的文獻材料，但最重要的罪名卻完全是台灣當局單方面所捏造出來的劇本。其中主要部份的第一點，乃是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以日本為基地，在日本接受中共統戰部派遣在日本的幹部劉進慶的指導，進而意圖在台灣著手實行叛亂計畫。而且，根據保安處的調查，劉進慶乃是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的幹事。但事實是什麼呢？實際上，劉進慶出身於台灣雲林縣，畢業於台大經濟系之後前往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當時的他，乃是一位正在東京經濟大學擔任助教授的經濟學者。此外，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雖然乃是迄今猶存的旅日台獨派留學生的組織，但劉教授與這個組織完全沒有關係，政治立場也全然迥異。況且起訴書在同一份文件裡，一下子說劉進慶是中共幹部，一下子又說他是台獨組織幹部，這又該從何說起？只能說是前後不一、邏輯不通。竟然把出身台灣的劉進慶教授捏造成中國大陸派往日本的中共幹部，並當成我的罪狀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我與劉教授只是在我訪問日本的時候，曾在東京會面，而在我被拷問的時候，我說出了這個事實，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81]

劉進慶的父親在七十年代末已是九十多高齡，「人子無法與老父相見的苦楚日愈加劇」，「抵抗的『大義』和孝行畢竟無法兩全」。當劉進慶的父親在1981年春天過世，他乾脆放棄返台。此舉引起此前與他溝通返台的調查局的緊張，急著要他回來。於是劉進慶決定將計就計，「對我自己而言，為了證明自己沒罪也有必要採取歸鄉的行動。同時，如果我可以自由進出台灣，一方面可以證明我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可以間接推翻軍法庭對陳氏案的判決，動搖警總的威權。」於是，劉進慶終於還是在1981年返台。為了避免抵台後可能發生的逮捕，劉進慶在出發之前將相關資料交給了隅谷先生。雖然返台之後未遭逮捕，但「下飛機直到離台期間，一直在特務的監視之下，也出面接受了調查局和警總的共同調查，真是如履薄冰的歸鄉。」[82]

儘管返鄉的行動洗清了劉進慶極為不滿的冤罪，陳明忠遭遇的不當判決與刑罰卻未得到任何改變。此外，在林宅血案（1980）與陳文成事件（1981）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殺事件」的陰影下，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孩子的未來，以及國際學術交流的便利，劉進慶決定取得日本國籍。於是，「我的抵抗的人生，實質上，在法的層面上總算告了一段落。那是1984年6月，五十二歲那年。」[83]

劉進慶並未忘懷獄中的陳明忠。1986年11月8日，劉進慶在大阪「與台灣民眾的鬥爭連帶起來的集會」以〈開發獨裁與民眾──戰後台灣社會的實像〉為題報告了戰後台灣史。報告中特別介紹了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的影響，並以二二八對陳明忠一生命運的影響為例，稱當時仍在獄中的陳氏境遇堪稱「戰後台灣社會的縮影」。[84]劉進慶直到此時仍未放棄營救。翌年，陳明忠保外就醫，終於出獄。

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抵抗

劉進慶自言，「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從命運性的被壓抑中解放出來，做為一個人而得以自主、自由地生存，並且朝向超越一般世俗名利的更高的價值邁進。追求學問的道路使這樣的生存方式成為可能，並且能夠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給後世。」[85]然而，也因為劉進慶的抵抗沿著學問的線索前進，他必須堅持學問所要求的冷靜與理性，規範其澆鑄在抵抗中的激情，進而克制並反思激情所產生的判斷。

劉進慶從抵抗與學問的角度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也許心底曾經浮現從「信仰與學問」的緊張中走來的人生榜樣：作為基督徒的隅谷先生。在《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編輯工作結束的座談會上，劉進慶指出：基督教的信仰讓熟稔馬克思經濟學的隅谷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社會科學者的隅谷先生始終堅持社會底邊的觀點，因此始終能讓人注意到他在學問與信仰之間的深厚聯繫，特別是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先生的基督徒身分成為他自身從事勞動經濟學並深入研究社會思想的一個契機，這是我的理解。」[86]

在隅谷身上，「信仰與學問」存在著緊張；這樣的緊張關係在劉進慶的身上變成了「抵抗與學問」的對立。隅谷認為，由於日本的傳統價值體系並不賦予「抵抗＝レジスタンス」以積極的價值，因而日本不存在「抵抗思想」，也不能產生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抵抗運動」，至多只能產生少數的「個人抵抗」或以「無抵抗主義」為名的「消極抵抗」，比方無教會主義基督徒內村鑑三（1861-1930）對日俄戰爭的抵制。抵抗思想的缺失自然也會導致竹內好所說的「轉向」問題：日本總是能夠輕易因為外來事物而轉向，並不斷藉由轉向而鞏固自己的優等生地位，卻不能在抵抗中實現自我的更新，即「回心」。[87]

自認「抵抗」一生的劉進慶並沒有從「不抵抗的集體與少數的抵抗者相對立」的日本式構圖審視自己的奮鬥歷程。在〈我的抵抗與學問〉中，「抵抗的個體」（自己）與「抵抗的集體」（運動）之間的辯證聯繫，是劉進慶自覺或不自覺呈現出來的歷史軌跡。他清楚知道自己只是眾多抵抗者的一員，而運動的整體形象正在集體的抵抗中。

「回顧七十年的星霜歲月，年少時常常浮現腦際的問題──『我是誰』，在人生不斷的經驗和思索之中，終於有了解答。答案是超出科學領域的問題，這待來日有機會再說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和原則。我個性生來樂群，是一個跟誰都可以相處的人。『溫厚的人』，這是我給一般人的印象。我想這應該是受到雙親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有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的性格和行動特徵。最近畏友中村貞二教授曾經用『激情的人』這句話來總括我這個人，雖然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的確也有這一面。這個『激情』的一面，也許是來自在戰亂的時代而且活在壓抑的社會的我的抵抗意識形態。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88]

註釋

[1]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第233號（2003年2月，東京）。本書徵引此文時以曾健民先生的漢譯本為基礎並加以修訂。漢譯本原載於：劉進慶著、曾健民譯，〈我的抵抗與學問〉，《批判與再造》（2005年12月，台北），頁30-39。

[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6。

[3]    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

[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7。

[5]    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郭嘉熙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94-101。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2。

[6]    劉進慶，〈漢譯版序言〉，收錄於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VIII。

[7]     〈東大同學會改選幹事〉，《台灣青年》第79號（1967年6月，東京），頁32。

[8]   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戴國煇全集》第27卷「別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85。

[9]    《〔紀錄片〕劉佳欽口述歷史》，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imedia. 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1461，擷取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1]  劉進慶，〈劉顏事件覚書〉，《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1972年8月，東京），頁117-121。

[12]   〈劉進慶致蔣經國信〉，手稿，1967年11月29日；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5），頁3-4。

[13]  「台青」指的是以1960年創刊的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為開端，並進而組織成台灣青年會（1963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5年）的獨立運動系譜。代表人物有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等人。

[14]  劉進慶口述、駒込武等訪問，〈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頁241。

[15]  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16]  〈劉進慶致宋越倫信〉，手稿，不早於1968年8月；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5-6。

[17]  〈留學生動態〉，《台灣青年》第90號（1968，東京），頁42。

[1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9]  劉進慶，〈陳中統事件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2-125。

[20]  許介鱗，〈憶劉進慶兄的人生哲學──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VI。

[21]  東大鬪爭詳細過程可參見：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東京：労働旬報社，1969）。

[22]  隅谷三喜男，《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300。

[23]  凃照彦，〈同学同郷のよき先輩を偲ぶ〉，《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10號「特集：劉進慶先生追悼文集」。

[2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5]  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頁143-146。

[26]  《劉進慶筆記1965-1966．川田演習》，1968年7月13日。

[27]  參見俄文版《列寧著作全集》（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27卷，頁302，http://uaio.ru/vil/27.htm，擷取日期，2020年4月22日。

[2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19。

[30]  凃照彦，〈書評：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昭和50年2月　東京大学出版会刊，398ページ〉，《経済学論集》第41巻第3號（1975，東京），頁83。

[31]  這五位東大取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者分別是劉進慶、黃昭堂、江丙坤、凃照彥、許世楷。

[32]  戴國煇，〈近代日本與台灣——台灣留學生前輩的台灣硏究〉，收錄於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17卷「書評與書序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43。

[33]  〈東大中国同学会歴代総幹事座談会——同学会の在り方を考える〉（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頁13。此處採用了蔡秀美譯文，見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20卷「採訪與對談卷．三」（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51-52。

[3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35]  〈台灣問題研究會成立沿革〉，《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0號（1972年1月15日，東京），頁1。

[36]  劉進慶，〈ブーケ的視角における台湾経済の史的構造〉，未刊手稿，1972年1月14日。這份手稿似乎作為油印的單張在某個場合發表，然後劉進慶保留了一張並夾在他於1967-1968年使用的筆記本中。

[37]  劉進慶，〈討論會報告：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1972年1月15日報告），《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1號（1972年1月30日，東京），頁1-2。

[38]  杉野駿介，〈台湾留学生に見る「統一」への思考〉，《日中》第2巻第9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16。

[39]  〈評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國是建議書》〉，《今日！》第1號（1972年4月，東京），頁2。

[40]  劉進慶保存了第0號（1972年1月15日）至第11號（1972年7月15日）的《改造》以及《改造》的「國是座談會號外」（1972年8月5日）。

[41]  以上引文與座談會細節均見：〈國是座談會：與陳裕清氏一席談〉，《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國是座談會號外，頁1-2。

[4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43]  映画『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50年目の真実』，http://gaga.ne.jp/ mishimatodai，擷取日期：2020年5月13日。

[44]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1972年11月，東京），頁19。

[45]  〈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頁19。

[46]  〈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47]  劉進慶，〈從個人的經驗談到台連會當前的問題〉，《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2版。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6。此則資料由北京清華大學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何玉首先指出。

[49]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84-213。

[50]  陳逸松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本史料由曾健民先生惠示，特此致謝。

[51]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5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53]  由於張國興同時將劉進慶的履歷錯誤描述為「本來是國民黨、是農林廳官員出身」，因此張國興此處回憶的真實性顯然要打折扣。但也可以說，劉進慶當時給人的這種錯誤印象可能就是如此。參見：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張國興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123、140。

[54]  該刊討論「自求解放」的文章甚多，但沒有統一的定義，比方作者「李寬」就在主張「自求解放」的同時也不能拒絕外在的協助，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幫助。參見：李寬，〈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民族自決〉，《台灣人民》第5期（Halifax, 1973），頁29-36。

[55]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

[56]  1987年的「台灣解放社」社員許宏義認為，「回顧近乎二十年的台灣左派運動，無可諱言的，它是一個以左雄為中心人物的運動。」許宏義指出，左雄因不滿史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北美洲結合了反史明的統、獨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盟」。參見：許宏義，〈左雄路線與政客左雄〉，《台灣解放》創刊號（Darien IL., 1987），頁35。

[57]  林盛中，〈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4.5，未刊稿；2009.8.6，修訂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58]  著重參見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的《群報》。此間至少轉載三次《台灣人民》的論文，並有論文專門討論統派應該如何對待左派台獨的問題。許登源以筆名「何青」在《群報》發表的〈一位台籍同學對釣運的感想〉也體現其當時的看法。

[5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60]  筆者曾訪問當年的《洪流》參與者林啟洋先生。他認為這種完全模仿大陸刊物的做法是一種「左派幼稚病」的反映，實際上無助於爭取更多支持。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61]  江林〔劉進慶〕，〈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洪流》第6期（1974年9月，橫濱），頁9。

[62]  吳新地，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東大法學碩士，當時在日本大學大學院專攻哲學。參見：〈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63]  林啟洋，〈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97-98。

[64]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台北：聯合文學，2010），頁47-48。

[65]  〈會員氏名簿〉，《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1971年4月，東京），頁190。

[66]  路通，〈悼念劉守哲同學〉，《洪流》第6期（1974，橫濱），頁3-4。

[67]  劉進慶，〈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第591號（1973年9月，東京），頁27-52。

[68]  《台灣革命》辦到中途便由左雄在1977年1月創刊的《台灣時代》雜誌接續，並在八十年代初期遭到《台灣人民》部分同人所參與的《台灣思潮》的強烈批判，終至停刊。詳情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69]  關於東京華僑總會的歷史可參見：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

[70]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85-205。鄭栄桓，《朝鮮独立への隘路：在日朝鮮人の解放五年史》（東京：財団法人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頁163-182。

[71]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頁58-62。

[72]  林啟洋，〈弔　劉進慶學長、同志〉、〈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XIV-XV、96-99。

[7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74]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75。

[7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

[76]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7]  〈陳逸松致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書〉（暫定標題），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

[78]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9]  《陳明忠判決書》，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tjcdb.tjc.gov.tw/ Search/Detail/14215，擷取日期：2020年1月2日。

[8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20。

[81]  陳明忠口述，劉進慶整理，〈台湾人愛国主義者の闘士陳明忠の口述史：國家テロ下の生死の巷〉（草稿），未刊打印稿，2003年11月5日，台北。

[8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陳明忠對此事的回憶見：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202-203。

[8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

[84]  劉進慶，〈開発独裁と民衆――戦後台湾社会の実像〉，未刊手稿，1986年11月8日，「台湾民衆の闘いに連帯する集会」，大阪．部落解放センター。

[8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3。

[86]  〈座談會：編集委員の任を終えて〉，收錄於《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月報9》，頁8-10。

[87]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收錄於氏著、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81-222。

[8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23。

【導語】

根植於「聖域」巴勒斯坦歸屬問題的兩個民族主義─猶太民族主義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是現代史中一向被認為對立最深刻，解決最困難的民族紛爭。

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襲擊事件及後續的美英版「世界反恐」政、軍風潮的發展情勢，表現出該項民族紛爭在西方帝國主義宰制下的全球權力結構中，是處在嚴重被扭曲、被絞榨、被工具化，被去人性化的可悲狀態中。在亞洲中部的那一塊地上，歷經半個世紀的連年烽火，我們常看到岩屑和屍塊混雜一堆，血染黃砂，礫土掩骨的慘景。正如一為猶太裔的哲學者所言:「當死亡日常化了之後，我們還會有哲學嗎?」。但哲人面對的生死極限的虛無主義，現時上還是虛化不了場場鏖戰(六次中東以阿戰爭)後勝利者的昂奮和敗北者的刻骨椎心。以及，在距離戰場很遠的繁華國度裡的石油大亨們的低語私議。

因此，當死亡日常化之後，遭到捨棄的固然是個個生命體，但遭到揚棄的卻是死亡本身。記得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大舞台上普受民眾敬畏的雅各賓黨鬥士丹頓，常在演講結尾中喊出一句話:諸君!死亡是永生之始!竟然變成了巴黎的群眾恐怖的一面血旗。

但願911事件，及前前後後的所謂「以血洗血」的恐怖事件中那些受族群的哀誓叫喚投入自我捨棄的年輕人，及受累而犧牲的無數生命體，能及早喚起世界共同的深切關注，儘速消除現代族群關係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野蠻主義─亦即現代帝國主義，好讓世界進入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新紀元。果能如此，死是永生之始，這一句話才能取得這一代歷史的新的驗證。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何憎恨英美】

19世紀後葉出現了以土耳其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為建國地基的兩個民族主義。其一為猶太民族建國運動;其二為巴勒斯坦自決運動。

1897年，猶太復國主義的世界性組織「錫安同盟」成立。當時入墾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約三萬，阿拉伯人約四十五萬，以色列人所有土地僅佔2%。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在中東戰場為了打開局面，策動阿拉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起來反抗土耳其帝國。發給《麥可馬洪書簡》，提出戰後建國於該地區的許諾(1915~16年)。翌年，再以同樣目的發表《巴爾發宣言》，同樣允許戰後的猶太人建國。

一次大戰後，英國獲得國際聯盟授權，為「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國」，主持巴勒斯坦地區行政，乃全力支持以色列入墾運動，在其卵翼下「錫安機構」正式獲得國際認可。以色列人口遂自1922年的全人口的11%，膨脹到1943年的32.15%。在此期間，以色列人在英國的委任統治權庇護下，以武力壓服阿拉伯人的反抗運動。使阿人以三倍的人口優勢卻屢次受到殘酷的打壓和驅逐(1920年、1921年、1929年、1933年及1936年)。

二次大戰後，美國要求英國將「巴勒斯坦問題」提還聯合國。於1947年11月，在英美全力催動下通過了聯合國總會181號決議案，做成極不公正的決議。主要內容如下:巴勒斯坦全面積二萬六千三百平方公里，其中52%判給以色列，48%判給巴勒斯坦。其時以色列人口只佔31%，土地所有只佔7%，因此巴人反對。在阿拉伯國家群的同情和支持下，拒絕接受，以色列人乃發動所謂的「以色列獨立戰爭」。戰爭的結果，在英美支持下以色列全面勝利，竟把聯合國決議下的52%的土地擴張到77%。巴勒斯坦人民百萬被逐出家園(所謂巴勒斯坦難民的第一波)。

自第一次以阿戰爭(1947年)起，雙方大小戰役不算，大規模者共有六次，巴勒斯坦總是敵不過美國大力支持下的以色列。以色列拒絕聯合國要求回復181號決議案的領土原狀，使77%的佔領地變成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至此，幾次戰亂中被逐離故土的巴勒斯坦難民已達四百二十萬。

長達半世紀的紛爭中，巴勒斯坦人終於不得不向國際政治現實低頭。在美國強制的安排下，展開幾次接觸談判(1991-1992年)。1993年9月，巴以間達成《奧士陸協定》:

（一）巴人承認以色列建國的權利，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臨時自治政府在約旦河西岸加薩地區行使管轄權。

（二）東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首府。

（三）土地的分割，還是以色列77%以上(入墾巴方的土地以方不歸還)，巴方忍痛暫時接受。

但此一協議再因以方的下列無理要求，瀕臨破滅:為數三百多萬的巴勒斯坦在外難民不得返鄉;東耶路撒冷雖為巴勒斯坦首府，因其同樣也是猶太教、基督教聖地，巴勒斯坦對首都的主權應屬不完全主權。

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人如此痛恨美國人，其背後的歷史糾葛實情如此。

【何謂「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是最直截的暴力主義。是以暴力攻擊為手段，以人身(包括非戰鬥員)、設施(包括非軍事用途的)為對象，以懾服敵人的抵抗意志，癱瘓敵方的抵抗機制為目的的政治謀略行為。因其高層次的政治目標，所引發的「恐怖」效應，往往帶有一定的複雜關連性。

因為「恐怖主義」只是一種手段，有關其道德性評價，來自於目的的性質。如果從此基準加以評定，則有自衛的恐怖主義;及反動的或侵略的恐怖主義。前一種恐怖主義往往同時是弱勢者的恐怖主義。(即便是初步取得了政權的革命人民有時因內外障礙仍然很大，不得以而採行嚴厲的專政，而被稱為恐怖政治)。至於弱小民族或國家因與壓迫者相比力量懸殊，無法採行正面對抗時，有時也會出以自衛性恐怖手段。後一種反動或侵略政權所採行的恐怖主義，往往是強者的恐怖主義，那是歷史上最惡質的政治行為，至於受壓迫的一方所採行的恐怖主義除了直接的自我防衛的目的外，往往還帶有廣報效應的目的。亦即，引發外界或國際的廣泛注意導出有利的輿論壓力。

【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並不是無原則的和平主義】

既然有革命的、自衛的恐怖主義和反動的侵略的恐怖主義，因何兩種都要反對?原因如下:

1.因為即使是為了自衛，不擇對象的暴力攻擊，也就是恐怖手段，還是會引起廣泛的反制反擊，製造更多的新敵人，達不到原本是正當的目的。將導致手段汙染目的，使目的的正當性變質的現象。

2.為了消除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當出現恐怖主義事件時，必須及早調查辨別其目的或性質，找出是非善惡的責任問題、道德屬性的問題，而針對悲劇及早達成多數的共識，形成政治的軍事的道德的壓力，消除強凌弱、大欺小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惡行。

3.唯一在社會輿論上能受有條件支持的恐怖主義，大概只有被侵略者在被佔領狀態下採行的反抗行為中的恐怖手段。面對著力量懸殊的侵略軍隊所帶來的巨大的毀滅性災禍，為了早日擺脫肆無忌憚的殺戮和破壞，被征服者不得不採行恐怖反抗手段對付侵略者的軍政佔領機關，應屬不得已。對侵略者來說，是自食惡果。

4.平心而論，做為政治性謀略行為特例，恐怖主義是歷史的悲劇。但只要強凌弱、大欺小的帝國主義體制橫行世界，恐怕很難根除。帝國主義以新自由主義，強者的片面主義，宰制世界的權力關係，這一點正是各種名目下的恐怖主義的最大根源。

因此反恐必須反帝，應是正確的。尼采曾經說過:「奴隸只有在反抗的時候才變為尊貴的」。除了徹底消除現代的奴隸制度，怎能期待一個沒有反抗的世界或時代?怎能妄想沒有恐怖的反抗行為呢?

本文原為推動本文選出版的林啟洋先生在劉進慶教授過世後立即撰寫的悼詞。由於林啟洋先生未及撰寫本文選序言即因病逝世，故以此文代序。

林啟洋，台灣霧峰林家後人，七十年代旅日左翼愛國主義運動重要參與者，中華秋海棠文化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今年〔2005年〕的光復節晚上，做完慶祝活動回到家時已是午夜時刻，剛抵家門，日本的陳仁端學長打來電話告知進慶學長已於10月23日清晨過世，並且也已做完家族密葬的消息。聽了，雖明知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是，萬萬沒料到會如此提前。我才於19日給他發完信，這樣看來，是來不及看到信就離去了。唉！恨我太遲於發信了。頓時，惆悵與落寞交集襲來，久久，不能平息。

已是卅多年前的事了，剛到日本留學的我，出席了一個在東京舉辦的留日台灣學生的聚會，在那個台灣菁英匯集的場合裡，我第一眼看上的就是進慶學長。當時，他的言談舉止像磁力般地吸引了我，腳步自動地移靠過去。

那是一個極具政治色彩的場合，正逢中日政治交鋒，是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還是「日華」邦交繼續下去而爭議不已的70年代初始。留日的台灣學生當然也因關心台灣前途而沸沸揚揚地齊聚議論起來。

在那個以反體制為主的在日台灣留學生群中，進慶學長的言論獨樹一枝，引起了我絕大的興趣，會後，特邀他找一家較為清靜的咖啡店，兩人便坐下來首次開談，在他那娓娓細緻的導引下，我發現輕柔語聲中帶有鏗鏘力道。把台灣與大陸之關係有條理、有邏輯地連貫起來，把兩岸的現況、異同和「本是同根生」的道理徐徐地鋪陳開來。聽了，讓本存偏見的人也會自然地點頭了。他，就是這麼穩重，柔和的魅力令初識之人也能親和以對。也就是因這個初緣，爾後的三十餘年間，他成了我的學長、良師又是同志，甚至不亞於兄長般的關係。巧的是，他整整大我一輪，同屬羊年。經受他的指導、關照和影響，彼此自然而然地有了君子之交的情誼。

70年代近半的一段期間裡，進慶學長抱著赤子之心，與我們幾個學弟共謀在日本成立「中國統一促進會」的籌備事宜。不只一次地，我們為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為盡一份綿薄之力，利用在半工半讀業餘之時，在進慶學長的引領下努力學習理論基礎，釐清歷史因素，闊展寬宏視界，對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重新學習和改造。把自己的前途與「立足台灣、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相結合，定下目標，期使與群眾打成一片，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直到促進國家統一的工作達成為止。因為我們認識到所走之路是真具正義、公理和愛鄉、愛國的先鋒之道；也瞭解到為弱勢族群爭權益、爭公義、搶政治陣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這樣，《洪流》、《星火》、《戰旗》等刊物出現在當時的留日台灣學生生活圈裡，甚至發展到有一些來自台灣的工人朋友們也主動與我們接觸，彼此交換心得，共同學習。

不用說，在那個右翼體質的日本社會環境下，我們的活動是艱難的，包括日本外事警察的不定期登門造訪，給我們看清了日本這個曾經霸台五十年的帝國幽靈是隨時存在的。雖這樣，我們愈鬥愈勇、愈鬥愈具希望，因為周遭的愛國僑胞、明理人士和通情達理的日本朋友都是我們的靠山和力量源泉。可惜的是我們不成熟部份使我們「曝了光」回台不得，而感到真正的群眾不在我們身邊很覺遺憾。

日本當局對我們這批心向祖國，希求統一的台灣留學生是不具好感的，隨時都在伺機排擠。例如60年代發生的劉彩品事件、陳玉璽事件，背地裡都是牽涉到中日兩國政治鬥爭的案例。70年代之間，東京與神戶的華僑會館鬥爭事件，日本偏向國府的司法判決，以及1976年台灣留日學生林啟洋「強制收容事件」，在在都反應了日本右翼政府與中國政府在對台問題的政治角逐上，尖銳鬥爭的具體實例。

在我個人長達二年多的「收容」期間裡，進慶同志和愛國僑界不遺餘力地為我的重獲自由東奔西走，除了僑界，連日本人教授、日中友好團體，甚至東大醫學院的進步醫師，最後階段都參與了營救的行列。他，私底下還照顧我一家在收容所外的妻小，除了精神鼓勵、物質支援更不在話下了。進慶同志的這股同志愛、同胞愛是我能在收容所內長期抗戰的力量所在。

1979年初，終於「抗戰」勝利了，我恢復了自由。隨即從事於東京、北京之間的商務活動，因為大陸也在78年開始「改革開放」，全民皆商地衝向經濟戰線了，我們也加入行列。就在這段時間裡，進慶學長也應邀到大陸做客座教授，我們在天津南開大學他的宿舍裡也促膝長談「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法，直覺地感到，台灣問題的解決是長期的，我們心急如焚卻愛莫能助。80年代，就這樣很快地成為過去。

90年代起，進慶同志在他任教的學校裡主辦了「台灣問題懇談會」，不定期的召開有我們這些己白了髮的留日台灣學生，也邀請來自島內和歐、美的台灣籍學者、教授參與，共同座談海峽兩岸的各種問題。另外，他還在有力旅日僑領的支持下，與來自大陸的旅日學者、教授成立了「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廣泛地交流兩岸信息，與日本各界人士互動，在促進中日友好、廣開言論，汲取各界對海峽兩岸在和平統一道路上的認同、共助。

這些繁雜忙碌的活動終於把進慶同志的身體給磨壞了。本來肝功能就不好的他又受了感染造成白血病，幾次入、退院，還是抵不過病魔在台灣光復六十週年前二天清早離我們而去。自今年春，定居台灣的我還是失去了與進慶同志再會一次面的機會。我們曾相約共同返台長住，落實「深入群眾」的願望。他雖有心，可是天公不做美，帶走了他。我，做為學弟、同志，除了哀悼，就是誓語：一定堅毅不拔地繼續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奮鬥下去。

過去諸事雖然成了只能追憶，但，這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裡，兩岸共同富強康樂、和平統一的日子，必然到來。在那一天，我們會向您稟報。可敬的進慶同志，還是一句話，請安息吧！

2005年11月20日
學弟、同志
林啟洋　敬弔於台灣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