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士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361005，邮箱：qsj001917@xmu.edu. cn。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批准号：18BZS008 ）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论》为理论经典，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主流共识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不属于资本主义。经典与共识的矛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而王亚南在“民族形式”口号和《资本论》体系的启发下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是化解矛盾的代表作。虽然王亚南与民国时期经济学界的互动使《中国经济原论》经历了漫长的撰写和改写，却也帮助他不断提炼与反思《中国经济原论》的研究方法，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留下重要一页。

关键词：王亚南       民族形式 《资本论》

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三卷中文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里程碑。郭大力和王亚南是这部名著的翻译者。由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但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已在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之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集中，因此，如何以《资本论》体系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民国时期中国理论界思考的课题。

王亚南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以下简称《原论》）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代表作。《原论》的写作史相当漫长。以1941年为起点，王亚南陆续撰写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1946年集结为《原论》，然后在重印或者改写中接连推出1947年版、1950年版，以及最后的1957年版。[2]《原论》的写作过程见证了时代变迁，尤其是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阶段性变化，《原论》在王亚南与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以这段互动过程为线索，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民国时期走过的中国化历程。

一、从“中国经济学”到《中国经济原论》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是王亚南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契机。期待北伐改变中国的王亚南因革命失败而消沉。消沉后的流浪却让他偶然在杭州大佛寺结识终生挚友郭大力。“由于在大佛寺古庙中认识了郭大力，我专攻经济理论的信心因以巩固，我终身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志愿因以确立。”[3]郭、王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合译了《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政治经济学名著，并在1938年译出中国第一部三卷本《资本论》。[4]王亚南在1940年前往当时正在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从此展开其学院生涯。

王亚南涉足经济学研究之初曾注意到主流经济学界“把屈居末位的消费论，升列在生产论前面”。[5]为了用“新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克服主流经济学的弊病并改造中国经济，[6]王亚南在1933年主张形成一种有利于改造中国经济的“生产经济学”。“我所探究的生产经济学说，大体上虽是以马克斯〔思〕经济理论为张本，但在叙述的方法上，在论证的对象上，在探究的范围上，均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之完成，在目前是颇为必要的。”[7]他在1937年发表一本针贬中国经济现状的评论集《中国经济读本》。[8]此书没有任何经济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显然“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的经济学说还不是王亚南当时可以立即挑战的课题。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民族形式”口号和相应的文化运动加速了王亚南向“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进军的步伐。民族形式口号源自毛泽东对斯大林“民族文化”（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理论的重塑。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不废弃民族的文化而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废弃无产阶级的文化而给它以形式”。[9]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新阶段》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才能获得具体的应用，“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作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0]除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论述，嵇文甫认为民族形式口号还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出现的知识普及和大众化运动。[11]

民族形式口号引发一系列讨论。首先是1940年前后的“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12]论争形成两个主要阵营，一些论者主张民族形式要立足于五四运动缔造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些论者则试图从中国传统资源（所谓“旧形式”或“民间形式”）找寻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其次是“学术中国化运动”，如当时的论者徐获权所言，“自毛泽东氏《论新阶段》一书出版以后，从今年（笔者注，指1939年）4月起，开始有了‘中国化’的呼声”。类似徐氏的观察也先后为叶青、桂馨、伯劳等人所指陈。[13]

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经济原论》“至少是响应当时学术中国化……的一个鲜明纪录。在今日或在今后，有谁要触到学术中国化，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本书至少也许可以多多少少暗示出那该是怎样一个经历了多少摸索和‘尝试错误’的艰难过程”。[14]

1941年10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做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是王亚南响应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第一步。虽然这篇论文最后只成为《原论》的“附论”——《原论》分为“本论”和“附论”两个部分——却是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的倡议书及其学院研究活动的起点。此文指出：

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我们要借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也许有人疑问：第一，科学无国界，用不着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之理论上的表现，落后的中国经济……是怎么也不能产生一种经济学的。但如果把我们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学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像这样一个体裁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到目下为止，我们尚不曾发现。……自然，像我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15]

王亚南在1942年1月为他计划写作的《中国经济学论纲》预拟了具体篇目，[16]然而预定篇目有三篇从未完成，并有两篇推迟发表。[17]写作计划的异动可能与“中国经济学”遭到的批评有关。许多论者以“鞭挞”和“质疑”的态度批评“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有“破坏科学统一性的嫌疑”。[18]尽管这些批评并未让王亚南放弃“中国经济学”，他却另外提出与“学”相平行的“原论”，即在中山大学课堂讲授的“中国经济原论十讲”。[19]目前不能确定“中国经济原论十讲”形成的最初时间点与各讲内容，但日后收入《中国经济原论》的诸篇论文的写作起点是1942年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收入《原论》“附论”的《中国商业资本论》（1942年12月完成），[20]以及收入“本论”为叙述开端的《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1943年2月完成）。[21]除了《原论》正式出版时才全部完成的《中国经济研究总论》，[22]“本论”其他论文分别以“货币”、“资本”、“利息与利润”、“工资”、“地租”和“恐慌”为主题发表在1943-1944年间的《时代中国》第8卷第5至6期、《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至4期、第4卷第1期，以及《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4期。

王亚南在1943年10月提出新的写作计划：《经济科学论丛》（1943年出版）、《中国经济论丛》（1944年出版）、《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出版），以及《中国经济意识论丛》（未出版[23]）。《经济科学论丛》专门检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理论，《中国经济论丛》则关注抗战期间的中国具体经济政策。二书分居极抽象和极具体的两端，《原论》介乎两端之间。

力求以“中国人的资格”来“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王亚南很类似“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的五四现实主义派。但他从现实主义立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同时，试图抵消现实主义的经济学复古论也同步兴起。复古论的先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传统思想找寻形式性资源的尝试。马寅初就曾在其《中国经济改造》中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意义。但马寅初知道传统思想其实难以挪用于经济学，故强调“吾只需取其精神，变通其法可也”，[24]该书主体仍据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构成，现实主义立场亦相当强烈。其实文艺论争中主张“旧形式”与“民间形式”的论者也站在现实主义立场，因此这些形式首先是被当成封建社会内部的反封建契机才得到他们的承认。[25]相较之下，20世纪40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学复古论意图直接挪用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经济指导原则，因而论述的形式与内容都带有强烈的前近代色彩。

蒋介石在1943年推出的《中国经济学说》（原名《经济的道理》，下文简称《学说》）是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复古论的代表。被蒋氏视为“立言之基业”[26]的《学说》主张“经济的道理”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宇宙间本然之理”。古代先圣“已经完全体会经济变化之理”，只需依靠先圣阐发的“经济的道理”就能改造中国经济。国家如何处理土地问题始终是历代经济学说之主题，由此便形成了具有三千年学说史的“中国经济学”。[27]

《学说》的复古论是国统区“反理性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亦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意识型态。如胡绳所言，“1940年年底我在重庆开始注意到国内思想界中的很不健康的一些趋向，这些趋向似乎可以归纳在‘反理性主义’这一个概念中”，“反理性主义在中国所找到的最好掩护就是复古，而向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倒退的倾向自然是和开明的理性对立的”。“一切唯心论者──特别是进入其腐败时期的直觉论者，无例外地的，是绝端的主观主义者，他们假设了‘先天的范畴’而把历史硬装进去。既然是依照‘先天的范畴’来纯主观地批评社会文化，当然他们就可以十分自由地，不顾古今中外的不同任意搬弄一切文化历史的现象。”[28]

陶希圣为《学说》蒐集的内部意见都批评《学说》混淆了“理论”和“政策”，因此多数读者建议放弃“经济学”三字，并建议内部发行或暂缓刊行。^[29]但因《学说》仍在1943年发表，对于此书的批判便进一步扩散到国内外论坛。全文英译《学说》的美国《美亚》杂志批评该书“用相当夸张的术语来阐发社会和经济的相关概念”，导致该书体现出“一种应用于半封建的土地经济上的寡头集权主义。”^[30]王亚南则在1944年公开批评《学说》“这部著作，显然是实践的意义大于理论的意义，或者说，政治指导的意义重于科学说明的意义”。[31]王亚南认为《学说》不够资格作为“中国经济学”，将之改称“中国国家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其企望达成的内容，与目前有人所强调的‘中国国家经济学’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学的研究立场上，在‘中国经济学’中插入‘国家’两个字，其意义是极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确把握‘中国国家经济’这个研究对象的。如果，其目的不在讲‘学’，而在讲‘术’，讲‘政策’，讲‘经济指导原理’，那与我所提倡的中国经济本身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与程序，是两样的。”[32]

尽管经济学复古论对“中国经济学”带来消极因素，王亚南却以批评《学说》为契机，做出重要的补充说明：“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仍不妨避名就实地用‘原论’这个语词来代替‘学’好”。[33]对于理解《原论》与“中国经济学”的关系，这段话是关键的提示。

二、《原论》研究方法的确立

王亚南为《原论》构思的研究进路可暂称“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他在1941年指出：中国因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踟躕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中国就算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也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运动规律，才能比较中国经济和典型资本主义之间的落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既有利于暴露中国经济的“畸形”，也有利于中国人“确定我们对于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改造并减少改造的痛苦。[34]比较的方法可细分为三：（1）差别或比较的方法。比较中国经济的现实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之间的差异。（2）全面的方法。把中国放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背景中比较。（3）发展的方法。中国经济带有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因此需以发展的眼光比较古今。[35]“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应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就是避免对中国经济问题作不正确考察之一有效方法。”[36]此即“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的原则。但困难正在于如何应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如何将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的《资本论》转化为可应用的模型。对于当时的王亚南来说，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郭大力就是把握模型的典范。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依据黑格尔《逻辑学》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著名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实证研究过程之后，通过叙述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充分再现研究对象的“思维具体”。为将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经济）再现为“思维具体”，马克思的《资本论》严格安排各范畴在叙述行程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而开端尤其重要。“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37]开端的范畴越是内容简单的规定性，越高级的范畴则拥有越丰富的规定性，并且包含了沿着开端而来的各范畴。[38]“而范畴的逻辑展开只有遵循被研究的具体的各要素在已发展的对象中，在处在发展和成熟的最高点上的对象中彼此所处的那种关系，才能揭示出对象形成过程的，他的内部结构形成过程的真正客观顺序的秘密。”[39]

韦伯以马克思为对手而提出的“理想典型”是理解“思维具体”的著名参照。马克思重视“思维具体”能否再现研究对象，因此“思维具体”是马克思的目标。韦伯的“理想典型”则“并非目标，而是手段，目的在于获得关于那些在个别的观点下有意义的关联的知识”。[40]也就是说，“理想典型”与研究对象的差异之处正是把握对象的关键。显然，作为研究目标的“思维具体”与作为研究手段的“理想典型”大异其趣。正如王亚南所言，韦伯所属的新康德主义者判断一切客观存在都“必须通过纯主观的认识方式与范畴”（如前述“理想典型”）才有办法将“本来是一无条理秩序可言”的对象序整出“条理秩序”。[41]因而研究对象将因主观认识的不同而产生不能反映对象本质的各种样貌。

郭大力应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契机源自抗战期间的江西农村生活经验。农村生活中节俭的日常开支和所见所闻让郭大力具体了解了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各范畴在农村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郭大力据此写作的一系列论文在1942年的《时代中国》与《正气月刊》连载，同年9月结集成《我们的农村生产》出版。《我们的农村生产》将研究对象规定为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农村，并预设农村家庭的生产条件是：单一种植（稻米）、一年二作、单亩年产量2.5石稻米、劳动量为500工作日。然后以一个抽象的“完全的自耕农”（夫妇并作，自耕10亩地）作为叙述的开端。郭大力先分析“完全的自耕农”如何自我完成一个家庭的再生产，然后再接着讲“完全的佃农”（夫妇+2老人+2小孩投入生产，佃入20亩地耕作）如何因为失去土地所有权而使地租作为经济范畴而成立。最后再依次叙述日雇劳动者的工资、高利贷者的利息，以及商业资本的利润如何在农村经济中成立。“我的记述方法可以说是从一个抽象出发……但我必须声明，在这里，记述的目的是科学。我尝试要由复杂的事象，寻出基本的法则来。要这样做，我只有用抽象的方法。这种抽象，使我在叙述时，必须处处以范畴为对象。”[42]

《资本论》的逻辑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财富形式及其生产为开端，次是流通，终于分配。而生产即消费、流通即交换。从而诸范畴的叙述次序是：1.商品与商品价值→2.货币→3.资本→4.工资→5.利润→6.利息→7.地租。《我们的农村生产》则是“完全的自耕农”→7→4→6→5。郭大力并未模仿《资本论》的叙述次序，但他模仿了《资本论》对开端范畴的重视，以及依序展开后续范畴的逻辑要求。《资本论》以商品为开端并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我们的农村生产》则以农村的主要财富形式（即地租）为开端，形成了前资本主义中国农村经济的“思维具体”。

《我们的农村生产》是中国第一部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完成的研究著作。王亚南称这部“最精辟最能深入的小著”[43]在写作《原论》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不少的启示”。[44]王亚南没有说明启示为何，但必然包含郭大力做到的以下几点：第一，研究者应找寻最适合分析中国经济之开端范畴;第二，研究者应了解《资本论》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而形成的“思维具体”；第三，研究者应重视从开端范畴之后诸范畴之次序，形成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的“思维具体”。

三、《原论》基础论点的形成：商业资本与简单商品

王亚南在1942年12月发表的《中国商业资本论》是他落实研究方法的第一篇实证研究。[45]尽管此文只作为“附论”收进《原论》，评论家日后共同注意到的《原论》分析主线──商业资本[46]──却在此文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王亚南所说的商业资本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产业资本相适应的商品经营资本或货币经营资本，而是不以生产为前提也能在流通买卖中获利的营利体。后来王亚南进一步将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购买土地的资金三者合称为“原始性资本”。[47]由于商业资本在抗战期间造成社会动荡，加上战事断绝了商业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系，研究者便容易观察商业资本独立的运动规律。商业资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是王亚南特别考察的重点。

依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1894—1948年间中国资本构成的变迁分析，抗战期间的商业资本在全国总资本构成中的比例日趋缩小。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合乎规律性的现象”。但若只看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内部所占的比例，又会发现这个比例在抗战结束之后反而异常扩大。“这是一个逆转。”而且“这里还没有计入活跃于大城市的投机商业资本。这时是生产败坏、投机活跃，前途不堪设想”。[48]

投机运动不是物价飙升的唯一根源，[49]但商业资本对投机运动的主导和社会各界对投机运动的模仿却是时人认识物价飙升的主要方向。尽管重庆当局出台了一系列阻止投机运动扰乱流通和分配领域的方案，大后方的物价飙涨却未能减缓。[50]代表官方立场的赵兰坪发表了“物价虽已高涨若干倍，而物资并不匮乏、战时经济反极安全”的看法。[51]郭大力则认为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物资匮乏，而匮乏又源自生产落后，于是让商业资本肆虐于流通和分配领域。[52]王亚南的看法接近郭大力，但他把焦点锁定在商业资本畸形的运动方式上。

按《资本论》，资本主义经济由产业资本的利润决定商业资本的利润及生息资本的利息。这是产业资本主导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根据。然而《中国商业资本论》发现抗战经济出现了与《资本论》恰好相反的逆转:商业资本通过囤积物资和贱买贵卖等投机运动在流通领域获取最大利润，诱使其他两种资本竞相向商业资本转化。产业资本不但因为商业资本主导经济而萎缩，甚至出现商业资本向收租地主转化的趋势。因此，“商业资本是否必然无其他更有利途径可循地要转到土地上，要握住这个关键，我们就瞭明当前商业资本危害的程度，及当前统制商业资本诸方策的有限效用了。”[53]

以商业资本解释中国历史的先驱是主张前近代中国已形成独特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陶希圣。[54]王亚南则将商业资本视为“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的寄生物：“在开始现代化程序以前，中国的商业资本，一向就赋有一种与生产资本疏隔的特质，这种特质，大体是由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上取得其存在基础的。”“在地主经济形态下，商业资本对于地权的关系，就和在领主经济下，截然两样。”[55]

王亚南在1943年2月7日完成的《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是《原论》为研究中国经济而决定的叙述开端。王亚南认为商品由生产物转变而来，但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生产方式都能形成生产物并转化为商品。如果资本主义已在该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则标本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商品；若还未能取得支配地位，则“在同一社会中，可以同时并存着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商品”。解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商品可以作为“标本”：“我们对于摆在目前的各种形态的商品中，究应把那〔哪〕种性质的商品，或在那〔哪〕种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作为中国社会的商品的标本的问题，也自然是断断未决定的。也许说，中国社会性质论争问题，其所以还不曾全无异议的正式宣告终结，却正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具有根本的决定的作用的商品形态问题，以前不大有人触到，后来触到了，又不见有和深入的讨论。”深入的关键在于回答“一般占优势的商品本身，是采取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形态，抑是采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态的问题”。[56]

依据历史发展阶段区别商品生产类型的想法源自恩格斯，[57]不同类型商品同时混杂在流通过程之中的想法来自马克思。[58]这些想法成为王亚南应用“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的基础。但因王亚南试图将中国经济内部与资本主义商品混杂在流通中的简单商品（此即“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的产物）确定为中国经济的标本，显然他仍尝试应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郭大力选择的开端是地租，他选择简单商品。

如王亚南所言，“商品价值的发展的程度及其表现的形态，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全般经济的特定范畴，那我们上面有关中国社会商品价值的阐述就应当被视为理解中国全般经济中其他一切形态──如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工资形态、利润形态等等──的锁钥。”[59]王亚南为中国经济生活勾勒的图像，不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主动为市场生产出各种简单商品，更是小生产者生产出各种使用价值之后，经由商业资本的购买才得以商品化。被动的商品化正是前近代性的体现。[60]

《原论》“本论”包括“商品与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息与利润”“工资”“地租”“恐慌”七章，在1944年全部发表完毕，并在同年5月进入付排的程序。[61]王亚南至此大致阐明诸经济范畴在中国内部的各种联系：小商品生产产生使用价值，商业资本扩大使用价值的商品化，商业资本支配产业资本，商业利润高于并决定产业利润，利润侵吞工资，利息制约利润，地租决定农村高利贷的利息，国际利息率决定外国驻华银行利息率，以上诸条件又决定了本国银行的利息率的上下限。货币的过量发行导致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从已有的工业生产退化，生产活动从机器向劳动退化，并从生产社会财富向社会财富在流通领域的重新分配退化，甚至是地方交易实物化与储蓄的贵金属化，结局便是“农业的，生产不足的，慢性的经常化的经济恐慌”。[62]日后他将以上现象概括为三种“原始性资本”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一序列破坏性经济倾向或法则”。[63]

四、广义政治经济学对《原论》的挑战

苏联学术界在1943年提倡以“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非资本主义经济而引发的国际讨论，给王亚南带来了意外的理论挑战。广义政治经济学始于恩格斯的倡议。他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64]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资本论》体系不能直接挪用于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应以广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相较之下，王亚南应用于《原论》的方法更接近于用狭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由于广义政治经济学是只有大致轮廓的倡议，随即便淹没在恩格斯过世后广为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有限论”之中。有限论主张前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产生经济学，且经济学必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亡，因而研究对象是有限的。[65]既然狭义政治经济学是唯一可能的经济学，区别广义和狭义便没有必要。罗莎・卢森堡与布哈林都是有限论的知名论者。1929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有限论因将苏维埃经济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而遭到批评，^[66]但影响犹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但一度中断原先计划在1938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67]高等院校的经济学课程也在1940年前后中断，直到1942—1943年间才获恢复。[68]

为以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苏维埃经济，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在1943年发表著名专文《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该文主张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古今皆然的“支配着必要消费品（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生产的消费用的）的生产与分配的法则”，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十分突出的交换和流通现象。该文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里非常突出的某些现象（比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也存在于苏维埃经济，但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69]

《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在苏联以外引发论战。美国进步刊物《科学与社会》在1944年将该文全文英译，并将题目改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70]《纽约时报》在同年4月针对此文发表系列评论。评论将该文视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诸国之间的体制差异将越来越小的象征，故主张彼此将能合作与共荣。^[71]接着又引来英译者的批判。^[72]双方的论战在同年5月延烧到中国。重庆《大公报》译出《纽约时报》的评论，并有反理性主义倾向的“战国策派”论者撰文附和。[73]有鉴于此，重庆《新华日报》也在同年6月15日发行的《群众》第9卷第11期予以反击。戈宝权撰写驳论并译出《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全文。

王亚南写作《原论》“本论”之前曾论及广义政治经济学，[74]但未将《原论》写作计划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相联系。当《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在中国引起讨论，王亚南注意到自己的研究与广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某种需要解释的距离。因为：广义政治经济学预设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都各自蕴含着应当找出的经济规律，但“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的终点是发现中国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偏离，从而“推断其不是什么”。[75]然而“推断其不是什么”并不保证“中国经济特殊规律的发现”，《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无疑为王亚南的方法打上了问号。

王亚南对《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第一个回应是将“中国经济学”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相联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之甲国发现的规律一定适用于同属资本主义的乙国。然而时间越往前回溯，甲国所发现的经济规律便越难直接挪用至乙国，共同的经济规律必然越来越少。所以有必要直接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而且有必要通过广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定义“中国经济学”：“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而况，这个型的封建经济，还在这样大的领土上，经历过这样长的悠久岁月。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为了强调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不但在狭义经济学的含义上，而在广义经济学的含义上，在广义经济学完成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是有其必要的。”[76]

回应之二则是探讨如何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应用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将已经分别发表的“商品与商品价值”“货币”“利息与利润”“资本”“工资”“地租”“恐慌”等篇，以合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次序集结成《原论》“本论”。王亚南指出：“对于研究对象的叙述次第问题……从封建制研究起，是理论逻辑要求的程序，而且，先指证出我们典型的封建经济形态，然后再循序探究这种经济形态的崩溃过程，探究这种经济形态在何种范围、何种限度，为现代资本制经济所代置、所左右、所改变，这无疑是非常顺理成章的。”[77]以地租为开端范畴的《我们的农村生产》无疑符合“从封建制研究起是理论逻辑要求的程序”，但以简单商品为开端也同样符合要求。

1946年1月的初版《原论》“本论”叙述次序如下：总论→1.商品与商品价值→2.货币→3.资本→4a.利息与利润→4b.工资→5.地租→6.恐慌。与《资本论》相同处是1→2→3→4→5的叙述次序，相异处则是开端着重分析简单商品、先a后b，以及置于结尾的恐慌（危机）。相同处显然向读者提示《资本论》形成的“思维具体”就是《原论》的比较基准，“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在其中；相异处则体现出叙述中国近代经济时的适当次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亦在其中。

赞成以商品开端的评论者认为《原论》采取了“能够发掘出中国社会经济的本质的所在”的正确作法。[78]但没有评论者注意到《原论》开端的分析重点并不是商品一般或资本主义商品，而是与资本主义商品混杂于中国经济内部且占据支配地位的简单商品。

《原论》的出版也使许涤新在1947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79]成为被比较的对象。有的评论者认为《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过于重视经济现象的描述，[80]有的评论者批评该书未能以商品为开端。[81]许涤新的回应发表在1949年刊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卷。[82]他认为以商品为叙述起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过于突出中国特殊性，将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83]《原论》是他预设的对话者，尽管他并未点出王亚南之名。

王亚南在1957年回应许涤新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行途径仍然是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形成的资本主义“思维具体”作为模型，然后基于此模型让“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得以落实。因为：

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即是，大体依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确定其相互间的依属关系和发展演变规律；虽然迂回一点，毕竟还算是可循的途径。但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84]

五、战后官僚资本问题与《原论》的改写

《原论》在1946年1月刊行初版之后旋即改写，并在1947年10月推出第一部修订版。官僚资本在战后的膨胀与肆虐是王亚南迅速推出1947年版的关键背景。“官僚资本一词，内涵屡变，但所指总是与官方和官僚关系密切、而与民间资本有区别的那一资本体系。”历史上出现的洋务派企业、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等，都常纳入官僚资本的历史系谱。[85]毛泽东、瞿秋白与李达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使用官僚资本概念。[86]同时代的日本学者橘朴、大上末广以及铃木小兵卫等学者亦应用之。大上和铃木将官僚资本视为以前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关系为基础并以商业资本之运动方式的存在。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则是他们重视的思想资源。^[87]

官僚资本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获得社会的初步关注。马寅初批判“几位大官”“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而被逮捕是当时的著名事件。[88]但官僚资本真正取得全国关注的契机却是抗战胜利后的敌产接收、统制经济解除，以及“官办商行”对国民经济的破坏。[89]如毛泽东所言，中共自1928年“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基本坚持至抗战胜利之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90]然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91]

王亚南对官僚资本的认识有其发展过程。他在1937年刊行的《中国经济读本》曾经译介橘朴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定义。[92]1943年李约瑟向王亚南当面请教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使王亚南感觉“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让自己“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93]1945年发表的《中国公经济研究》是王亚南第一篇触及官僚资本的论文。以“公经济”代称官僚资本的此文指出：“商业活动在领导着、支配着全国公私产业，使产业有逐渐变成商业的俘虏或附庸的趋势。”一切公营金融机关，都不与产业联系，却与商业联系，成为所谓“商业资本的集团”。据此，“公经济”必先通过土地公有消灭地主、消灭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各种可能，才能成为真正的“公经济”。[94]

虽然《中国公经济研究》作为“附论”收入1946年的《原论》初版，但“本论”几无官僚资本批判。部分评论者认为批判的空白是《原论》的重大缺点。[95]“在反对买办官僚统治的激烈斗争运动中”[96]和评论者的督促下，王亚南也展开其官僚资本批判。首先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与《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二文。其次是长期连载并集结成书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最后则是将官僚资本批判增修至1947年版《原论》“本论”的第三篇“中国货币型态”，以及第四篇“中国资本型态”（这两篇也是全书修订最大的部分），同时将前述二文增入《原论》“附论”。[97]

包含王亚南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论者都力图点明官僚资本的前资本主义性质。毛泽东指出官僚资本与“封建地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许涤新为代表的理论家则视商业资本为官僚资本之本质。因此无论官僚资本垄断多少新式工业，论者都视其为无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存在，即官僚资本的发财致富并不根源于生产，而是如商业资本通过流通领域的投机运动而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98]

王亚南认为，官僚资本“在本质上不能不是过渡期间由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型态，衬托以专制主义或官僚主义的政治形态，而在外观上显示为‘国家经济’的东西”。[99]然而这种“国家经济”并不是“国家资本”，因为“允许官僚资本发达的社会生产组织，断乎不能同时又允许国家资本的发达”。[100]官僚资本异常增生源自于政府恶化的循环性通货膨胀，“许多事业在这循环过程中被统制，被合并，且被操纵捉弄。或者在国有国营的大名义下，化私为公；或者在优先补贴及其他特殊便利的诱惑下，化民有为官有，不论采取那一种方式，或兼采两者的混合方式，原来是国民的产业，都直接间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变为官有了”。因此，中国经济的后进性不只是落后的商业资本压制了先进的产业资本，更在于1946年版《原论》未指出的商业资本与官僚特权的结合：“抗战以来的商业的特殊利得，是由商业特殊化了，获得了违法反〔犯〕禁的保障，是得到了权势者的默许，奥援或支持，由是，‘以商养工’‘化工为商’的倾向的存在，就是由于‘以官济商’‘化官为商’的事实摆在前面，这一来，不但工业资本官僚资本化了，就是商业资本也官僚资本化了。直到现在，一般国民资本，还在继续转化为特殊国民──官僚的资本，这转化，已成为大家都能体认到的一种倾向，一个具有不可抗御力量的运动规律”。[101]

1947年版《原论》对1946版“本论”的修改幅度远大于后续版本对1947年版“本论”的修改。1950年版没有修改“本论”。1957年版的修订虽然遍及全书，甚至放弃《原论》之名，[102]但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一篇：中国经济研究总论》扩写为回顾性与批判性更强的《第一篇:导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条战线》，并将总结“本论”但只是1950年版“附论”的《旧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的总考察》^[103]移至“本论”而为全书的正式结论，此外就是更新全书的名词术语和订正错漏字。总体而言，原理性变动并未在1957年版出现。

六、结语

《原论》提示了应用《资本论》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途径：（1）以资本主义的“思维具体”为“理想典型”，然后以“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发现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这种“理想典型”的差异;（2）确认开端范畴，然后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非资本主义社会勾勒“思维具体”。《原论》以第1种方法为主，以第2种方法为辅，从而揭示了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工资、地租以及恐慌等范畴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104]社会内部将彼此联系起来的逻辑。若问王亚南毕生的经济学探索是否寻得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或许正在上述方法之中。

《原论》对于开端的重视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比如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便以地租为开端分析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105]吴承明进一步将《原论》开端关注的简单商品特称为使用价值商品，强调使用价值被动形成商品的特点是明清全国市场和商品经济再发达也不可能自然导向资本主义的原因。[106]黄宗智日后关于“过密型商品化”不能导向资本主义萌芽的论点，亦是沿着王亚南乃至吴承明的思路才能理解的判断。[107]《原论》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也反过来塑造了王亚南自己认识《资本论》的视角。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否为《资本论》基本方法的讨论中，王亚南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而该书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其他多种方法都从属于基本方法，并认为《资本论》的开端商品是简单商品。[108]《原论》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置于次要地位并以简单商品为开端的研究经验，可能是王亚南如此解读《资本论》的原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经验同时也是以中国经验重新解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历程。王亚南作为先行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后来的研究者当继续前进。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页。

[2] 《中国经济原论》主要版本以及本文拟采用的简称如下：（1）《原论》1946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刊行；（2）《原论》1947年版，生活书店刊行；（3）《原论》1950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4）《原论》1957年版，人民出版社刊行并改题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以上不包含单纯重印的版本（如1948年版）。

[3] 王亚南：《自传》，转引自蒋夷牧与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4] 郭、王二人曾在1929年拟定了预计在6至8年间共同完成的翻译和写作计划。见王亚南《介绍与批判：经济学史序论》，《读书与出版》第2—3期（1933年）。计划包含了两人合译的上述三部著作和最后由郭大力独自译出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约翰・穆勒《经济学原论》，以及两人预定合写但没有完成的《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斯〔思〕》。

[5] 王亚南：《生产经济学（续）》，《人民日报》（福州）1933年12月21日，第3张第2版。

[6] 王亚南：《王亚南氏昨在政训处讲演：题为新经济学，听众五百余人》，《人民日报》（福州）1933年12月17日，第1张第3版。

[7] 王亚南：《生产经济学（续）》，《人民日报》（福州）1934年1月10日，第2张第4版。

[8] 王渔邨：《中国经济读本》，一般书店1937年版。王渔邨为王亚南笔名。1934年上海“现实出版部"曾刊行杜鲁人（何干之）与任曙分别撰写的两本同名书。

[9] 史大林（即斯大林）：《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李铁冰编：《论民族革命问题》，火炬出版社1937年版，第85页。

[1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1]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郑州大学嵇文甫文集编辑组编：《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3页。

[12] 论争的概要过程可参见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 姚宏志：《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4] 王亚南：《解放后新版序言》，《原论》1950年版，序言第1－2页。

[15]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新建设》第2卷第10期（1941年）。《资本论》早期中译者陈豹隐也曾在1931年的《经济学原理十讲》提出建构“中国的经济学”的问题，并在1933年指“我们知道无论学什么科学，必然的要拿它和中国关联起来，才合乎目的，所以我们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学说间的区别和关联，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陈豹隐：《经济学原理十讲》，北平好望书店1931年版，第47-48页；陈豹隐：《经济学讲话》，北平好望书店1933年版，第231页。

[16] 《中国经济学论纲》的写作计划参见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及其应用》，《新建设》第3卷第2-3期（1942年）。

[17] 分别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1941年10月发表于《新建设》）、《政治经济学及其应用》（1942年3月发表于《新建设》）、《中国经济学界的苏联学派经济学》（未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范围》（未发表）、《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提起及其限定》（未发表）、《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派经济学》（1943年10月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1947年6月发表于《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

[18] 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第2卷第5期（1944年）。

[19] 王亚南：《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中国经济原论十讲”可能就是王亚南后来提到的“高等经济学的讲义”。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序言”第2页。

[20] 王亚南：《中国商业资本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21] 王亚南：《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

[22] 《中国经济研究总论》是1946、1947、1950年版《原论》的第一篇。这篇的写作历程与“本论”其他论文不同，参见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序言”第2-3页。

[23] 王亚南在1949年出版并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思想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最接近《中国经济意识论丛》的原始设想。该书于1950年再改写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

[24]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2页。

[25] 宋玉：《向林冰“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再探析》，《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26] 《学说》的形成实况参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5日、6月3日、11日、19日，1943年2月28日、3月2日、31日，Box 42 , Folder 10, 11, Box 43 , Folder 1, 2 ,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7] 《学说》全文于1943年3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名义内部刊行小册，同年9月底公开发表于《福建训练月刊》第2卷第3期（第1—22页）。王亚南从这期刊物读到《学说》。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第2卷第5期（1944年）。

[28] 胡绳：《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25页。

^[29] 提出书面意见者包括吴鼎昌、陈立夫、陈豹隐、赵兰坪、赵乃抟、何廉、谷春帆、陈伯庄、伍启元、陈振汉、萧铮、郑振宇等人。主张保留经济学之名的有陈豹隐和萧铮。主张暂缓发行者包括吴达铨、翁文灏、方显庭、卢作孚、陈立夫、萧铮、曾养甫、戴季陶等。参见《陶希圣整理“关于‘中国经济学说之意见’”》（1943年8月21日）、《陶希圣“附陈所见”》（1943年8月21日）、《陈布雷呈蒋介石》（1943年8月27日），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80108─00010。

^[30] Philip Jaffe, “Chiang Kai-Shek’s Economic Credo: A Zaibatsu China" , Amerasia: A Review of America and Asia, Vol. X, No. 1, 1946, pp.3-5. 以及：Philip Jaffe, Chiang Kai-Shek’s China’s Destiny &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6.

[31] 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第2卷第5期（1944年）

[32] 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第7页。

[33] 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第2卷第5期（1944年）。

[34]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新建设》第2卷第10期（1941年）。

[35] 王亚南：《当前经济问题的总分析》，王亚南：《中国经济论丛》，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11—38页；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第17—21页。

[36] 徐雪寒等：《怎样研究中国经济》，《自修大学》第1卷第1辑第1号（1937年）。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3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3页。

[39] 艾・瓦・伊林科夫著，孙开焕等译：《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40] 韦伯：《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张旺山译：《韦伯方法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6页。韦伯对马克思方法的商榷可见同书第232—236页。

[41] 引文参见王亚南《三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社会科学论纲》，东南出版社1945年版，第134—135页。王亚南稍晚还曾征引过韦伯的《社会经济史》，见王亚南《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略论有关中国经济形态的几种认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2期（1947年）。王亚南对新康德主义的正式批判收录在《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501—573页。

[42] 郭大力：《我们的农村生产》，中华正气出版社1942年版，第3页。

[43] 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第2卷第5期（1944年）。

[44] 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第5页。

[45] 王亚南：《中国商业资本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46] 《原论》以商业资本为分析主轴的评论可参见以下书评：教文《中国产业发达迟滞的原因在哪里？介绍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东南日报》（无锡）1946年12月21日，第6版，教文为吴大琨笔名；杨惠《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著、开明书店代售》，《申报》1946年10月17日，第10版；陈守实《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昌言》（上海）第6期（1949年）。

[47] 王亚南：《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过程显示的诸规律》，《新中华》第12卷第19期（1949年）。

[4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9页。

[49] 比方经济学家赵兰坪认为物价飙升的原因有十个。参见赵兰坪《我国后方物价上涨之原因》，《经济汇报》（重庆）第3期（1940年）。

[50] 重庆政府先后推出了以当局主动评定或限定商品价格为主的紧急措施：《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939年2月20日）、《日用必需品评价购销办法）（1939年12月5日）、《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1941年1月3日）、《平定物价紧急处置方案》（1942年7月）。最重要的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流通、分配的《加强管制物价方案》（1942年11月2日）。以上均载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51] 《经济学家赵兰坪论我国战时经济：物资充足无虑经济崩溃、囤积居奇则应严予取缔》，《重庆时事新报》1941年11月15日。

[52] 郭大力，《物价论》，中华正气出版社1943年版。

[53] 王亚南：《中国商业资本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

[54]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

[55] 王亚南：《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新工商》（桂林）第1卷第2期（1943年）。

[56] 王亚南：《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

[57] 用前资本主义性和资本主义性区别出两种商品生产的观点源自恩格斯对价值规律的诠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15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8—1019页。

[58] 王亚南负责翻译的《资本论》第2卷第一篇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指出：“在产业资本当作货币或商品而作用着的流通过程内部，产业资本当作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而通过的循环，同时会和那在种种色色的社会生产方法（如果那同时是商品生产）下进行的商品流通，相交错。”见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2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72页。《资本论》的翻译分工参见郭大力《译者跋》，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3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764页。

[59] 王亚南：《原论》1947年版，第44页。

[60] 为了突出商业资本在商品化过程中的主动性，1947年版《原论》删去了“一定要生产该物的劳动表现为价值，它才能转化为商品”这句话，言下之意是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生产物也可通过商业资本的运动而转变为商品。参见王亚南《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第31页；王亚南：《原论》1947年版，第34页。

[61] 1944年5月发行的《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4期已在封底登出《原论》“在排印中”的广告。但因桂林遭日军攻陷而使出版推迟至1946年，并借推迟之机予以增修才成为初版《原论》。见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序言”第2—3页。

[62] 王亚南：《中国经济恐慌形态总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4卷第1期（1944年）。

[63] 王亚南：《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过程显示的诸规律》，《新中华》第12卷第19期（1949年）

[64]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65] 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著，李景琪等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50页。

^[66] 木原正雄『社会主義経済の理論』有斐閣，1966年，47─91、182─222頁。

[67] 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第26—27、174页。

[68] 戈宝权译:《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原文载1943年7、8期合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群众》第9卷第11期（1944年）。

^[69] 戈宝权译：《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原文载1943年7、8期合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群众》第9卷第11期。俄文原文并未署名，但因为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编委，普遍认为此文出自他的手笔。参见：L. A. Leontiev and other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p.115-125; “Russia’s New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44, p.20.

^[70] L. A. Leontiev and other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p.115-125.

^[71] 主要评论见：Will Lissner, “Communist Dogmas Basically Revised" ,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44, p.7. 以及"Russia’s New Capitalism" ,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44, p.20. Lissner后来又在纽约时报上陆续写了多篇相关文章，此处不再详列。

^[72] Henry Mins, “Letters to the Times–Russian Economic Teaching: Translator of Article Says Soviet Position Is Misinterpret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44, p.18. 和Mins类似的批评可参见：Editors, “On Misunderstanding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 Science and Society, Vol.8, No. 4, 1944, p.342.

[73] 这部份言论集中收录于多布著，梁纯夫译《苏联经济新论》，生活书店1946年版。

[74]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及其应用》，《新建设》第3卷第2—3期（1942年）；王亚南：《哲学与经济学》，《时代中国》，第5卷第6期（1942年）。

[75]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略论有关中国经济形态的几种认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2期（1947年）。

[76] 王亚南：《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1944年11月），《王亚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77] 王亚南：《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1944年11月），《王亚南文集》第1卷，第143—144页。

[78] 胡士璋：《读“中国经济原论”》，《前线日报》1946年4月15日，第5版。

[79] 此书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改写自许涤新以战时经济为主题的《战时中国经济的轮廓》（1944年）。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南京条约讲到抗战后的经济危机，再讲到中共推行的经济政策和作者对中国未来的展望。

[80] 杨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的本质检视——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绍介》，《文汇报》1947年5月13日，第8版。杨村为杨奎章笔名。

[81] 纪明：《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文汇报》1947年3月4日，第8版。纪明为寿进文笔名。寿进文：《忆〈新经济〉》，文汇报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第1集，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82] 许涤新自言此书受到毛泽东《论新阶段》和苏联《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启发，目标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写出一本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卷，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第1－2页。

[83] 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35—43页。陈其人（王亚南弟子）认为杨奎章（笔名杨村、杨群，王亚南弟子）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原论》书评是最早提出《资本论》叙述体系难以套用于旧中国经济的论者。经查核，杨奎章确实以笔名“杨村”在《文汇报》评论《原论》（见第48页注6）。但他并未涉及陈其人所说的问题。虽然陈其人曾在多篇论文提及杨奎章对《原论》的批评，但他可能将许涤新误记为杨奎章。参见陈其人《在与苦难、逆境和病魔抗争中蹒跚》，熊诗平、徐边编：《经济学家之路》第3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1页。当时的杨奎章是上海《文汇报》的主要撰稿人。参见杨奎章等口述《台湾省民盟活动简况》，曾理编：《南方民盟历史》，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年版，第433页。

[84] 王亚南：《原论》1957年版，第48—49页。

[8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页。

[86] 瞿秋白：《致李立三的信》（1929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322页；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与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2页；李达编：《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版，第156—158页。

[87] 橘朴对“官僚资本”的分析以1906年《支那经济全书》对于中国官僚和商人二合一现象之讨论为起点：橘樸著作集刊行委員会編『橘樸著作集』第1巻 勁草書房，1966年，208─225頁。橘朴所领导的“满铁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官僚资本”改称“官吏资本”。参见大上末広「支那国民経済序説（上）：主として官吏資本を中心として」 『経済論叢』第34巻第5号，1932年，760─773頁；大上末広：「支那国民経済序説（下）：主として官吏資本を中心として」 『経済論叢』第34巻第6号，1932年，942─965頁；鈴木小兵衛「官吏資本の一考察」，『満洲の農業機構』白揚社，1936年。

[88] 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时事类编》（重庆）第54期（1940年）；吴敏超：《马寅初被捕前后：一个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392页。

[89] 参见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会欣《战后“官办商行”的兴起以中国孚中实业公司的创立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郑会欣《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版。

[9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91]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92] 王渔邨：《中国经济读本》，第110—111页。

[93]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时代出版社1948年版，“序言”第2页。

[94] 王亚南：《中国公经济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1期（1945年）。王亚南改革公经济的思路让他高度肯定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由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掘去了封建势力买办官僚与高利贷者活动的社会基础，而由是轻轻移去了抗战的和生产的障碍”。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研究之世界的展望，〈中国经济原论〉日译本序言》，《经济周报》第6卷第21期（1948年）。

[95] 杨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的本质检视——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绍介》，《文汇报》1947年5月13日，第8版。杨奎章这篇书评后来成为日本学者评论《原论》的参考，参见末永繁 「王亜南の“中国経済原論”」『中国研究所所報』第81巻，1948年，38─42頁。

[96] 王亚南：《关于“政治经济学在教学上的理论联系实际”一文的自我批判》，《经济调查研究集刊》（厦门）第1集（1958年）。

[97] 可比较王亚南《原论》1946年版，第56—59、88—94页；王亚南《原论》1947年版，第63—66、96—99页。

[98] 毛泽东以外的官僚资本论者及其主要著作可见：陈翰笙《独占集团与中国内战》，《经济周报》第4卷第1期（1947年）；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许涤新《官僚资本论》，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版。

[99] 王亚南：《论中国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新中华》第6卷第4期（1948年）。类似论点并见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资本问题》，《新中华》第12卷第2期（1949年）。

[100] 王亚南：《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时与文》第1卷第4期（1947年）；王亚南：《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国建设》第6卷第2期（1948年）。

[101] 王亚南：《原论》1947年版，第97—98页。

[102] 在确定改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之前，王亚南曾致信《原论》日译者，提出把中文版《原论》改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分析》（半植民地的半封建的経済の分析）的设想。王亜南著，中国経済研究会『半植民地経済論・上」，青木書店，1955年，3頁。王亚南曾言，马克思“一般是用‘考察’、‘研究’、‘说明’一类字眼，而分析则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12月。

[103] 此文修改自王亚南《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过程显示的诸规律》，《新中华》第12卷第19期（1949年）。

[104] 吴承明认为王亚南采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比“半殖民半封建”更好且“深有见地”的表述方式。参见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05]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6] 除了指出商业资本的运动将成为商品化的动力之外，吴承明特别强调了地租和赋税也是商品化的动力之一，因为地主和国家收取这些无偿流出的剩余之后，必然将其中一部分投放到市场上购买其他商品，进而使这些剩余商品化。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16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7]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8] 王亚南：《〈资本论〉的产生、其性质、其结构及其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中国经济问题》1963年第9期。近期研究以及论争中的相关书目可见：周可《王亚南与新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开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