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士杰QIU, Shijie 的所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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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但又長年經營各種BLOG的歷史學徒

「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邱士杰[1])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XX、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XX、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XX、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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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

邱士杰(2013)。〈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5卷第6期(上海),頁48-67。本文初稿宣讀於2013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

引言: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而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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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史的“法权分析”阶段――以“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析为中心(1927-1930)

邱士杰(2020)。〈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史的法權分析階段〉,《經濟思想史研究》第2期,頁42-60。同文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反思:慶賀張海鵬先生八十華誕暨史學研究55周年》上冊(頁163-18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本文初稿以〈「近代中國」的自我批判和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形成史的片斷考察(1927-1930)〉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与學術反思研討會」(2018年5月5日至5月6日)。

邱士杰[1]

摘要:

封建(feudalism)和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将农民设定为被剥削者的著名概念。由于1920年代中国革命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曾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解释昙花一现,却意外引进以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中心的法权分析并据此在1928年形成“资本主义商品买卖(土地所有权)+封建剥削(土地使用权)=半封建”的定义。但因这个定义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和封建两种因素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有机联系,导致李立三和王明往往过度强调某一单个因素的支配性地位。直到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揭示了两种因素的有机联系,半封建概念才终于取得有效且持久的定义。

关键词:社会性质 半封建 亚细亚生产方式 法权分析 所有权与使用权 繼續閱讀

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陈明忠的思想轨迹 (邱士杰)

邱士杰(2021)。〈歷史社會主義的盜火者[PDF],《東方學刊》總第11期,页121-124。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而创立的“经济学说”。(2)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3)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4)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论文(5)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7)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9)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对陈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11)。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12)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本文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2)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3)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4)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5)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6)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7)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8)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9)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10)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12)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迟来的春天——谈谈《资本论》解禁(林书扬)

  迟来的春天——谈谈《资本论》解禁

  (1991年1月)

  1990年,解严后两年的台湾,卡尔‧马克思的毕生巨着《资本论》三卷,公开合法地出版了。且出版机构还是斯业巨擘的时报出版社。

  回想自1931年的东北事变起,日帝进入所谓的「非常时期体制」后,殖民地台湾的所有社会运动全部遭到彻底的弹压。尔后在严峻的战时体制下,曾经在台湾知识青年和劳工运动者之间风靡过一时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原始经典,也随着一批左翼斗士们的销声匿迹,几个运动团体的解体星散,而被淹没在历史的表层底下,尘封长达六十年。

  如今,国家权力的「反共最高国策」,在各方时势推演下似乎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但四十年来戒严文化的心理堕性却依然未见完全消褪。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心理阴影下《资本论》重见天日,其意义,相信是极富启示作用的。

  按马克思其人,终其一生不改人类解放的理想和志业,而把这一理想的实现寄放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觉和实践上面。然而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原理,和帝国主义新旧殖民地政治的强制扭曲,使台湾的劳动大众六十年来一直被禁锢在严重的知识隔绝状态下。劳动者对这位世界劳动运动的初代指导者和解放理论的建构者的名字,即使不完全陌生,也谈不上熟悉。对他们来说,《资本论》的出版应该是迟来的春天,却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部书,这一位著者。笔者有感于此,想提出有关的几点意见,供劳工朋友们以及一般关心的世人参考。

  解禁现象下的时空背景

  按马克思经典一类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作品,在西方(战后也包括日本)所谓的资本先进国家里面向来是不受禁止的(除非法西斯化),其理由有如下数点:

  一、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据以对抗封建旧体制的民主权利中的重要一项。经过民主革命的成功而获取了政权后,资产阶级当权派面对昔年的反封建战线中的同盟军无产大众时,在统治策略上仍然不得不保存各项民主权利的形式上的一贯性。

  二、在言论自由的政策下,资产阶级仍然拥有绝对优势的舆论工具。运用其金权影响力在量上足以生产出维护现体制的思想作品来压倒少数的反体制思想作品。

  三、反体制思想作品如果因为经过实践化而对现体制产生了具有危险性的影响时,资产阶级还备有多种法令规章可透过国家机器的发动予以抑制甚至摧毁。

  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已经积有雄厚的社会控制资本(包括社会安全福利系统)。且重要的剥削对象也多已移向落后地区。国内的阶级对抗一时有相对和缓化趋势。因此当局认为反体制思想的影响力现已不具有立刻的危险性。近年来的苏联东欧的政治风潮更加强了他们的乐观心理。

  我们暂且不谈上面这些理由是否也存在于台湾。但台湾的经济水平及庸俗功利化的一般社会风气,显然令台湾当局将《资本论》解禁视为一种文化性措施而不像早年那么敏感是事实。但,不论出版机构的商业动机或当局在政治考量下的方针如何,台湾的劳动者大众,必须有确定的心理立场来迎接一个——即使是象征性的迟来的春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下面试从两方面——《资本论》是什么样的书,大众能不能学习《资本论》,来简介《资本论》。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经典

  首先谈谈《资本论》的意义和内容。卡尔‧马克思生在资本主义霸权确立期的19世纪欧洲。以其炽热的人类爱和天才的聪慧投入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劳工解放运动。同时也以毕生的研钻努力建立起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完整的体系。他是一位在运动中检验理论,在理论中总结运动的,集运动领导者和理论建构者的双重任务于一身的史上第一人。从早期的《经济学及哲学手稿》(1844年3月∼8月)《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开始,马克思的理论劳作无一不在人类思想史上呈显出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当代及后代的历史走向至为重大。其中尤以《资本论》三卷最为重要。等到《资本论》大体系的提出,始于19世纪的劳工阶级运动才有了理论与实际的最高度的辩证统一系统。

  就内容而言,这是一部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著作。资本主义做为当代世界的最主要的支配性经济体制,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给资本家带来史无前例的庞大且快速的利润的积累和集中,同时也替无产阶级招来受压榨的悲境。而在压榨与反压榨的阶级对抗运动中,资本主义的内容特性,它的结构及运作过程如何,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性及桎梏性的辩证秘密在那里等等问题,都是规范被压迫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及阶段策略的唯一根据。整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质在于它不止于是世界的解释系统,同时更是改造世界的系统。因而被称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总方法论」。而一切方法论所不可缺少的,客观全面的现实解析和建构的成果,正是这一本《资本论》。它分为三卷。第一卷的内容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出版于1867年。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整编,1885年出世。第三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同样经过恩格斯的整理于1894年出版。另外根据马克思生前的构想,以有关剩余价值的学说史预定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因为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而未及实现。直到1905年到1910年间,始由考兹基遵照恩格斯嘱托分三卷出版。但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独立于前述的《资本论》三卷。

  大众学习《资本论》的方式

  其次有关大众对《资本论》的学习方式问题,据笔者所知,大概有深浅广狭不同的三阶段学习方法。因为该书是一部非常精细博深的经济学巨作,非经济学专攻者要做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吃力。但一般的社运人员或关心社会进化问题的知识青年,只要有一般的基础常识和耐心,学习《资本论》并不特别困难。所谓的三阶段,第一是简易化重点化的入门概论。这中间包括重要概念和判断命题的解说和组合,再附以基本的前提哲学,以便重现《资本论》的格式。第二阶段是比较系统化整体性的全面架构的掌握。在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有时候被告知应以1849年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和1865年的〈工资、价格、利润〉做为入门导论先行阅读。至于第三阶段的学习,那已经是十分专业的精研工作,除非是理论队伍钻研人员,其余之人是不太需要。

  根据笔者在国外刊物中看到的《资本论》学习班成员的经验谈,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者大概能持有一定的见地来面对资本主义在生活现象中的一些隐密的关连性,并在表层的社会多元结构中还能反映出基本的阶级关系。第二阶段的学习者大概能做些经济事项的原则性评估甚至一些预估工作。至于两个阶段所共同的困难,在于有限度省略原著的部分说明或抽象的演绎过程时分寸应如何,才不至于对整体性原则性的把握产生太大的影响。

  马克思十七岁的自我期许

  最后,引用十七岁高中生卡尔‧马克思的作文中的一节,好让读者们从那作品中所预示着的,对全人类的爱心和历史的自我期许,也就是潜流在那庞大的文字堆底层的,《资本论》的科学与道德精神,得到顿悟。

  「当我们自动选择一种地位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指针,应该是人类的福祉和个人本身的完成。如果我们以为这两种目标是互相敌对互相冲突,一方必定否决对方的关系,那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真实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只有个人为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完善和幸福而努力的时候,他才能同时完成个人的发展目标。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发展,即使他能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卓越的贤者、优秀的诗人,还是不能成为一位真正完成了的个人,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为了社会全体的福祉而努力,从而提升自我的品味的人物,称为最大的人物。假如我们有勇气选择了一种能替人类提供最大奉献的位置,即使承担了极大的压力,也不会为之挫折吧!因为那种负荷不外是替所有的同胞所奉献的牺牲。因此我们不应该以贫乏的、狭窄的、利己的快乐为快乐。我们的幸福应该是属于万人的。我们的事业即使是无声的,也永远不能停顿下来。如果确能做到这样的境地,即使我们有一天在艰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骨灰将永远有那心地高贵的同胞们的热泪滋润着它。」

  这是马克思十七岁时的高中毕业作文。我们不是说这篇稚气未脱的文章也是天才作品。但每当我们读它的时候,总觉得有件事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马克思的一生正如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时代他已经思考着这样严肃的问题: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以十七岁少年的领悟,那是何等的纯真。而更可贵的是,护着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作品中。

一条漫长的道路──许金玉

文/辜金良文化基金会。
本文原载于陈顺馨主编,《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在时代的浪涛中,人就像航行的船只,终究会沉没至海底的深处。而大部分的船只,即使风平浪静的时刻,也会无缘无故地浸水。但是有一些船,不但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而危险的巨浪反而会将他们推上人生的顶峰,甚至引领潮流,直至沉没也终生不悔。而跨越日据殖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时代的许金玉女士,便是其中的一个。
  1921年,许金玉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北万华。简单说来,她的生命阶段,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是养女阶段,因为自身不幸的家庭命运,使她想成立一家孤儿院。第二个阶段是,在计梅真的影响下,使她的目光投射至改造社会运动,参与全省性的邮局抗争运动,最后并在监狱中度过15年。第三阶段是出狱后,与社会主义者辜金良先生结褵,共同对抗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并成功以社会主义的理念经营「浤良蛋场」企业。第四个阶段,她创设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运动。

一个养女的心愿

  1921年,许金玉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许金玉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那个没有节育观念的年代里,她的母亲生了4男4女,一共8个小孩。为了维护家计,父亲只好将4女1男送给别人抚养,而许金玉便是这样到了养父母家。
  许金玉的养父是一名当包工的水泥匠,因为没有小孩,便将许金玉接回家居住,并疼爱如己出。相对来说,养父母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富足,平日3餐饮食都相当营养。根据许金玉先生的回忆,她是一位幸福的养女,喝牛奶喝到九岁,后来怕同学笑,她才要求养父不要再送牛奶到学校了。从这点便可看出,养父母对许金玉相当照顾。
  在传统的旧教育与日式的新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许金玉从小便是一位害羞的女孩。一方面,养母在家中教育她遵循封建的旧礼教。养母曾再三告诫她,女孩子即便是笑的时候也不能出声。一方面,金玉进入公学校念书后,教导她的日本老师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这位日籍老师按照日本的传统,要求女孩子的生活态度就是服从。在学校与家中教育的影响下,使少女许金玉内心害羞,看人的时候不敢正视,要她说话会脸红。
  当时带给许金玉对现实世界有更辽阔的视野,是养父的另外一种教育。这位养父是一位反日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的「民众宣讲」。当时的这些宣讲人,往往会受到日警的监视与阻扰,并有牢狱之灾的惩罚,但他们仍然有骨气地继续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养父常将会场的情况及演讲内容讲给许金玉听,使她的反日民族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萌芽。这不但让她认识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不义,更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但是也因为民族意识,其养父并不允许许金玉继续在日人开设的学校就读。因此,许金玉在公学校毕业后,白天便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再去学习汉文。
  在15岁时,许金玉的生母因为连续4次流产而过世,这带给她的人生观巨大的影响。后来她生父续弦,继母又不照顾家。这使得她的弟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早早便结束了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许金玉就认识到,家庭的不幸往往造成小孩的悲剧。因此,常常不开朗的她在心里立下了志愿,希望自己将来能办一个孤儿院,照顾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小孩。不过,当时单纯的她尚未有能力认识到孤儿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怎么样才能认识到从社会的根本来改造这个社会,这要等到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计梅真的出现。

生命的转折点

  一个人生不顺遂的因素,却让许金玉从养女跃上台湾劳工运动的舞台。许金玉到了适婚年龄时,在其养父的要求下,她的婚姻不能自主,只能男方入赘女家。许金玉为报答养育之情,默默接受养父的安排;同时,她也为自己争取到社会工作的机会。1944年,在300、400个应征者只录取两名的考试中,许金玉顺利进入台北邮政局,担任保险科文书组的工作。而这正是她命运改变的开端。
  一年之后,台湾光复,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处处被殖民者日本人欺压,因此光复后普遍洋溢着兴奋之情,但随即这份希望变成破灭。一开始,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许金玉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当她头一次听到陈仪[2]在广播的时候说了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那时候,她终于知道自已原来是那么深爱着祖国。
  但是没几个月,许金玉的热情没几个月就冷却下来了,并对国民党政权相当失望。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生活与语言上的差异,二是本地与外来人差别待遇的问题。而这两者所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外省人自以为是统治者,而将本省人视为被统治者。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大批素质不良的人员占据台湾公家机关的上层,不但职位高于本省人,甚至薪水也是台湾人的数倍。目睹这种情状的许金玉,对这批人真是灰心透顶,但一位外地来的国语老师却改变了她这种想法。
  1946年夏天,当时邮务工会理事长陆象贤聘请同样是江苏籍的计悔真和钱静芝,来台湾担任工会的国语补习班教员。陆象贤、计梅真与钱静芝,皆是中共地下党人,与当时台共领导人蔡孝乾一同发展邮局的组织工作。当时,计梅真看出许金玉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才,而不断邀请她来上课。这让许金玉对外省人的看法改观,并进一步认识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有一次,计梅真以「我的志愿」为题,要学生以中文来练习写作。计梅真看过许金玉想要开办孤儿院的心愿后,在赞赏之余,并告诉她孤儿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必须从社会的根本作改造的工作。从此之后,许金玉对计梅真更加亲近与尊敬,并被她引领逐渐走向改革社会的工作。
  当时的请求「归班」运动,是邮局中本省员工人所发起的抗争,并由此组织台湾省邮务工会。由于国府接收以后,邮电部门从大陆调来的职员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计薪;而日据时代就进入邮电部门的所谓「留用台籍员工」,却仍然按照当年日本政府所订的低标准发薪。所以,同样职等的外省员工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最高的时候几乎达到10比1之多。这样的差别待遇不但令本省员工气愤,同时也无法忍受。在这样的不满情绪下,本省员工就推动「归班」运动,希望能早日从日本时代的制度回归到祖国的制度,使得本省员工也同外省员工一样,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来计薪。然而,本省员工却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动这个「归班」运动。当计梅真在课堂上讨论社会问题时,有人就向她提出该怎样推动归班运动?计梅真建议:「你们可以充份利用工会,通过工会争取发言权,并且争取你们应有的权益!」就这样,在计梅真的鼓励下,生性害羞与内向的许金玉,也像其它同事一样参与工会组织。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许金玉被选为工会代表之一,开始发挥她活跃的领导才华,逐步实践社会正义。在计梅真的鼓励以及许金玉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切实反映员工们的意见,也让工会其它代表的刮目相看,逐渐成为活跃分子。
  1947年11月,台湾省邮务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工会的首任理事长陆象贤已经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决定要把他拉下马来。大会当天,国民党提出不能让陆象贤当大会主席。但经由许金玉等代表的团结努力,当着与会的警备司令部、社会处和省党部等「贵宾」的面,选举陆象贤当大会主席。大会选举了新的理监事,许金玉也被选为理事之一。而陆象贤在必要的妥协之下,没有连任理事长,改由军统方面的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陆京士派来的侯崇修继任。很快地,这个「归班」运动便得到全省员工的支持,纷纷发出早日「归班」的要求。这么一来,工会和局方都被震惊了。他们也动起来,用恫吓与分化的方式想要瓦解「归班」运动,但是仍然无效。后来,侯崇修被情势所逼,答应到南京总局去交涉,回台后却只带来「按照省政府标准加三成」的结果来安抚台湾员工。1948年底,全国邮务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工第五次代表大会。侯理事长率领台湾省邮务工会的20名代表前去,其中女性代表有4个人,许金玉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语言沟通问题以及侯理事的敷衍,使得解决「归班」问题的期望又落空了。
  1949年3月24日的台北,许金玉等代表召集全省代表,举行争取归班的大会。他们向各地的代表说明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目的是为了要推动侯崇修在南京的交涉。全省各地的代表们想要了解结果,也都踊跃出席。在会议上,许金玉发言说:「关于归班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尤其是本省员工,自己一定要出力来做。要靠侯理事长他们是绝对不行的!」她并强调,「侯理事长也需要我们的响应才有后盾啊;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他又怎么有力量替我们交涉呢?」
  接着,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全省邮务代表选出许金玉等10人,前往台北邮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长把意见向南京总局反映。但他们却面临了局长的欺骗,当场打假电话来安抚他们。10名代表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回到会场后,与会人士纷纷询问怎么了。在大家明白事情原委后,忽然有人大喊「游行!」结果,这股力量有如排山倒海,大家都冲出会场。准备游行到省政府,向当时的主席陈诚提出「归班」的要求。
  这次游行,创造了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工人大规模游行的历史运动。原本实际开会人数只有400多人,但队伍出发时却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断有人参加,所以到了省府时,人数更多且声势浩众,更引来许多媒体的采访与观注。游行队伍一路走到了省政府,然后当场推选3个代表去见陈诚。这3位代表是许金玉、管理局的宋世兴与台北局邮务股长李万顺。陈诚接见他们时,充满官僚气息,开口便是要他们回去。这时,许金玉按捺不住质问:「啊!你没有话讲,怎么就叫我们回去!我们怎么回去告诉大家?」陈诚只好说:「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或许正因为许金玉的话,以及经过劳工团结的游行之后,「归班」的问题终于在1949年5月得到解决。全省的台籍员工一律通过半放水的孝试方式,正式归入邮政人员的等级,考试不及格者也留用再考。
  归班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邮政当局却奉命演了一出「秋后算帐」的戏码。工会代表纷纷被调职到穷乡僻壤,减弱他们在工会的影响性。许金玉便被调职到彰化北斗,而工会的士气都受到打击而低落。此时,许金玉与计梅真筹划回到台北继续主持工会。但是在1950年2月初,计梅真因为被蔡孝乾供出邮电组织而被捕。接着在1950年3月17号,许金玉被捕,经由彰化县警察局转送保密局南所。1950年9月,移送军法局,处刑15年。在移监中,某次她与计梅真同房。根据许金玉的自述,计梅真看到许金玉时非常高兴地说:「许金玉,你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许金玉便问:「计老师,以后谁都认定我是共产党了,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呢?」计梅真听了这句话,便难过地说:「我没有资格回答你这句话。」不久后,计梅真在1950年10月11日被押到马场町枪毙。
  虽然计梅真死了,不过许金玉至今还是非常怀念这位老师对她的教育与影响。计梅真让许金玉走上工运之路,彻底改变她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位计老师给了她坚强的信念与力量,才让她能够在寒冷漫长的15年监狱生涯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从零开始──经营蛋行 实践公正平等

  1965年3月17日,许金玉坐满了15年牢狱,从板桥生教所回到社会,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了。在1965年11月,通过难友陈明忠与冯守娥夫妇的介绍,许金玉和同样是50年代政治受难人的辜金良结婚。这时,她面临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与辜金良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的企业。许金玉曾自言,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是计梅真老师,教导她如何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但真正引领她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与辜金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辜金良坐满17年的牢狱后,于1964年从小琉球重新回到社会,并开始和一些出狱的难友合伙在屏东开「浤良蛋行」。可后来蛋行做失败了,赔了一笔巨款。结果,许金玉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辜先生一起收拾残局,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当时,许金玉本想改作其它行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爪牙警察却屡屡骚扰,使得他们求职不易。面对这种「小牢换大牢」(从监狱到社会)的困境,许金玉便毅然决定留在屏东从事蛋行工作。
  一开始,辜金良教导许金玉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因此,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是:鸭农与蛋商的关系与土地改革前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有些相似:地主提供土地收田租,而蛋商提供周转金收购鸭农的产蛋,鸭农依然是被剥削者。大多数鸭农因此背负蛋商的一大笔债务,为了还债又不能不继续养下去,成了实质上的农奴。辜金良自然不愿当农奴,便盘算要使自己与鸭农摆脱这种恶性剥削。方法就是自己来办工厂。辜金良深信,如果管理得当、质量好、生产符合消费者的嗜好,即使不剥削农民,也能办好一个企业。
  辜金良把办企业的构想,马上取得许金玉坚决的支持。辜金良因此兴奋的说,我们可以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在我们的小天地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的世界。这时却发生了皮蛋含铅金属的风波,皮蛋生意面临严重的危机。同业无不彷徨不安时,辜金良却洞烛先机,体认危机也就是转机的辩证观点。他认为谁能制造出无铅而风味特佳的健康皮蛋,谁就是明天的皮蛋王。于是辜金良加紧努力研究,并专程拜访请教食品专家与大学教授,千辛万苦探究最好配方,试验又试验、一点一滴累积经验,逐步改良质量,终于获得重大突破。1972年,一位同业来电话报喜说,「浤良」的皮蛋,被卫生署检验局评定质量全省第一名。听了消息时夫妻两人相拥而泣。从此「浤良」的皮蛋身价陡升,销路也好起来,企业因而稳固下来。
  两人秉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从事企业经营,提倡平等互惠原则,并首创鸭农和蛋商共同创立公会。在养鸭之初,辜金良体认到蛋商往往剥削鸭农的辛苦钱。所以「浤良蛋商」成立后,在收购鸭蛋的价钱,都按照当天报纸上的行价结帐。如果鸭农真有困难,便慷慨借钱从不另取利息,没有亏待过鸭农。辜金良也希望所有的蛋商,都这样善待鸭农,于是提议组织「蛋公会」。最后,「蛋公会」成立了,大家协议按照当天报纸上的批发价,定出收购价格。从此鸭农的收入增加,生产力也提升了,以前只养数百只的扩大到数千只,有的甚至养了上万只,更带动屏东地区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对待自家员工方面,「浤良」的劳资关系非常圆满。许金玉与辜金良都很尊重员工的人格,虽然对工作要求很严,但从来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待之如一家人。「浤良」的工资是同业中最高的,并且供应午餐,下午还有点心。整天与员工一起工作的许金玉就屡屡告诉员工说:「我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你们的健康就是浤良企业的健康。」两人用实践来证明,企业不靠剥削劳动者,也可以获利。合理、科学以及善待劳动者的管理,才能带来正当的利润。
  但辜金良与许金玉并没有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为了生存以及为群众做一点事。因此,两人常将利润捐给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当经济稳固后,两人更积极关注国家社会之前途。1987年台湾解严后,辜金良积极推动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并大力支持为社会改革与中国统一而努力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等新生的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社会改革运动。
  随着时局变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辜金良却因不慎跌倒,造成重大伤害,导致中风卧床,惟仍挂念国家社会。许金玉为完成先生的重大使命,遂将工厂让出,设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盼能继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在2005年寒冷的冬夜里,辜金良终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许金玉虽然非常痛苦,但她仍将悲伤化为力量,希望能以基金会的力量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工作。她始终相信,唯有中国的统一,才能给两岸两人民自由与幸福,但这无疑是条漫长的道路。

实践和平──一条漫长的道路

  许金玉生命历程的最新的一个阶段,是她在2002年创立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而那时她已高龄82岁了。虽然处于创办初期,在经费的募款以及组织运作上常出现一些艰难的问题,但老而弥坚的许金玉却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简单来说,这个基金会是许金玉的精神的具体化身。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中国的和平统一以及关怀弱势团体。虽然各方面的资源缺乏,但在许金玉以及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基金会却有许多实质的具体成绩,分别从历史、影像、文学以及两岸文化交流等不同面向的方式,一步步朝向关怀社会弱势社群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首先,以文化交流来推动和平统一的工作方面。基金会从2002年至今,一共有8次(每年两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团。这些交流团的成员以大专院校的学生与教师为主,每次约15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云南、成都、秦皇岛、青岛……等各地区。这些旅游经验带给成员们对大陆近期发展的新认识,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台湾的朋友,有形与无形中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
  2006年,许金玉已经85岁,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也迈入第四年。虽然基金会的具体成绩颇多,但为了实现志愿,许金玉的脚步却无法停下。她的志愿已从养女时代的开办孤儿院,转变成如今的关怀社会弱势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对于这个漫长的目标,她依然会艰辛地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附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導演曾文珍對影片上映時引發島內爭議的一些回憶

曾文珍:像有一件事情,《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去申請新聞局的准演執照是保護級的。電影,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要上戲院去放映,有特別去申請准演執照。製片有特別去問為什麼是保護級。應該是普級吧!然後新聞局就說,因為你們裡面有一些內容牽涉到國家政策,還有罵到……。因為許金玉那時候有罵陳水扁,但其實她是質疑陳水扁上任之後,現在經濟有變好一點嗎?她並沒有說陳水扁你怎樣、怎樣,沒有罵人。然後我們問新聞局那邊說是,學者說要保護級,如果我們不服的話可以去申請複審。後來我就跟製片說沒關係,就把這個准演執照保留下來紀念2006年台灣的民主,這其實是很扭曲的。(紀工報‧第四十五期)

摘自:

林書揚〈《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

林書揚

(2009年3月)

邱士杰君的勞作碩士論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1為題而改寫成冊了。邀我一篇序,因時間上有所緊湊,請邱君容以數段感想以代。

按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之所以每有反殖民主義運動,幾乎可說是物理上作用反作用的社會動態化,是不論兩造間的文明文化距離之大小的。但這類主要以民族群員為單位對象的壓迫方式(殖民方式)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段。因殖民本國社會性質之直接規定,(即金融寡佔的境外壓榨體制之設計或控御方式)是大同小異外,倒是因為被支配社會的本然性質,對新支配系統的反影響還是多樣態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東南亞一帶(如印尼、菲律賓、印度、緬甸、安南等),西歐海權年代時期所營造的殖民地群,和近中世以降封建大王朝在本洲歐陸上網羅的大小屬地,多屬血緣分支的支配實況的差異是甚為突顯的。當然,東、中歐(還包括部分南歐)的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宗主國與屬地之間,宗教文化、血緣等民族要素的相近性與東南亞洲屬地和西歐支配者之間的異性之大是不言可喻的。若論殘忍性,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19世紀末葉,東海新起的日本帝國之領據台灣,情況之特殊性之一,在於被領治地雖屬大陸東陲一海島,但非屬南太平洋系島嶼群之一。在地緣政治上是大漢(大清)政治文化圈的一部分。雖屬後期主要移民團的屬性。但其時空條件背景下的島民精神面貌,若以文化範疇表中的位置關係說來,又非盡如歐亞洲其他殖民塊2可列舉的小被大領——(雖然台灣一島小於日本列島),落後被治於先進——(雖日本殖民本國已大致現代化,而台灣則尚未),台灣漢人移民社會仍在其大漢中華傳統意識(先驗認同)下,悍然以土製鳥槍對抗日軍村田銃(日本新式軍工廠出品之新步槍)且以「日本蕃仔」蔑稱之。稱「日本蕃仔直目﹗」直說日本人種屬夷種,雙目僅能直視前方,攻時迂迴傍擊即可。以四十比一之慘重死傷代價與「日本蕃仔」斷斷續續周旋二十年。直至跨世紀大正4年(1915年)歐洲大戰爆發後的?吧年事件才全面落幕。接著隨著日本殖民本國之政治歐風化,在國內有政黨議會政治上軌,歐戰幾不費力則靠日英同盟而躍上戰勝大國之一,所謂「大正民主」開幕的新趨向出現。其實,在所謂的「台灣抗日武鬥期」的廿年中(1985∼1915),台日雙邊有關內外情勢的變化不少。20世紀初葉的文鬥新局勢出現的因素,除了上提歐戰結束後日本當局的殖民文治化的新策略是因也是果外,這段因果律的掌握恐怕少不得歐亞兩洲一些新因素的考察。而為了簡單化而尋出一個代表性特別重大的里程碑,則恐怕落在1917年俄羅斯紅黨勞農革命的成功及兩年後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及一次大戰後重建秩序為號召的國際聯盟的出現。以及新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治經濟思潮之舉世澎沛激盪。先行日本自明治維新(1868),後繼中國有武漢革命(1912)3,落在西歐主要大國產業革命及政治革命期之後。日本以後進資帝的姿態急起直追歐洲新局,而中國則有民間孫文救國運動,宮廷試探性的維新動向,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日本更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渴望直入資本主義體制圈為其帝國主義新列強之一。中國則在熾烈的帝國列強競相浸蝕之危局下,孫文等一派趨向急進武鬥終於武漢一幕革命劇推倒了數千年封建,成立了亞洲首起的共和國。而回顧台灣,其艱辛的武力抗日二十年正好處在如上的歐、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群的激烈競爭期,終於激出一個歐陸大戰,且戰爭更使社會體制中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立憲共和制的移行大量風行,直到更見深刻的社會階級體制的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終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這些歷史大戲都推出了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思想的大浪潮襲擊了舊思潮體制,使得20世紀初葉的世界性氛圍急劇地罩住了中日兩國關係甚至包括台灣的抗殖民地新頁。直入地說,邱君注目到的1920年∼24年的台灣,其對殖民本國的抵抗性已經超越了起事階段19世紀末的傳統中華漢族優越論,再超越了西歐牌民主共和市民革命論,而直追當時已成新史觀中所謂「最屬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產階級系列論的社會運動範疇了。而以生產系列中的階級鬥爭論時期的運動意識,來著眼台灣近代化社會思潮發端之首項條目,邱君的定題意義正在於此,筆者甚感妥適。由此而論,所謂當年台灣的「資本主義論」實乃不過「階級乎、民族乎」論爭之附論而已。

蓋一種社會衝突的內部因素容有多端,但在多範圍的社會關係中最屬根源性者,亦即說得上歷史延續的唯一基本條件者——生存資料之集體生產外無他。其關係的定型定向以保證連續性乃所謂之生產關係之存在與維繫乃成為所有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本源基礎。其存、社會存,其亡、社會崩解,則其維繫任務乃成社會群體最高權柄之所在,史上唯委之國家最高權力體。至於群體史上出現的民族,乃如前述基於數種自然、文化因素的,群體史上的派生型態之一。雖然以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驗認同的個、群體認同而成為歷史進程中一定時期的一要素,因而也會展現出時流中一段民族鬥爭期、民族進化期等,但依一般社會形成論言,階級系列之成型在先,而民族必須以經濟紐帶為形成因而出現(史上存在過的原始共產體,迄今仍未被呼為民族。)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在學理上或尚不無紛爭,但以史實論

20世紀以降歷史唯物論者常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主義形式」為理論處理或運動實踐上的原則。是有其道理的。以邱君著作而言,在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論述中以「民族主義乎,階級鬥爭乎的論爭」為首章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一個時代的政治鬥爭,因「政治」本身的複雜性與苛烈性,從社會客觀到成員主觀反映的迂迴性多樣性,往往表現在運動先行期的記錄中,是十分無奈的。特別在主觀條件上往往遭到難以一時克服的早熟性或不成熟性、邊緣性等,使得那段先行期中的少數里程碑一直是有幾分蒼涼甚至悲戚感的?但無論如何,有先行者的﹐那怕是孤單身影幌動著的社會,還是有方向的,亦即有未來的社會。在這意義上邱君勞作的意義之重大還是不會被埋沒的。

至於進入階級鬥爭期後的無政府主義VS共產主義,當時或以日外語安那其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呼之,其出現更屬難予避免。

蓋自19世紀中,馬克思與普魯東之間《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的論爭起,由哲學論爭到組織路線運動路線之間的激烈論爭,乃眾所周知者。無政府主義者總被一般群眾認為多一分哲學的浪漫,也多一點組織和運動的衝動。也許是前前19世紀中葉起,無政府主義在殖民地、屬地間的發展讓人覺得時而大於急於一般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聲勢。說不定屬地、殖民地的重層權力結構使得被壓迫群眾的權力嫌惡感更易凝結。更何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需要一定堅實度的勞工階級為社會心理層的基礎。我們可如此設想,一個屬地、殖民地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產業工人階級存在之前,它的知識人、農村小地主、小工商人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作用下被編入「小資產階級」的,對現狀已具有一定反叛心態者,較有可能投入的,多半是無政府主義,以自由結合為主旨的安那其主義團體。要不是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出了列寧一班運動者,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性上面鍛造出帝國主義論和勞農蘇維埃制的戰鬥性,第一國際時期以來巴枯寧主義的流域大概還會擴張一點。而在大情勢中釘立了方向指示牌的兩大歷史事件,是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和1919年的第三國際的成立。及稍前中國武漢革命的成功,日本勞動運動初發與反閥族政治的護憲運動普選運動,漸入左翼思潮激盪年代,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的成立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武裝抗日頓挫後的,20年代台灣社運時代的承啟契機。也是邱君研究的起點。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1924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

「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MayDay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1924年東京MayDay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11年(1922年)。連氏遇到的,如果23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合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9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合會議的MayDay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1924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聲!
示威者齊一的,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奮還吧!
彼等苦守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自由旗!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1.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2.殖民塊:原文如此。
3.此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唐曙:从脚到灵魂都美丽——记曾玉娴大姊 (上)

linandzen

如此确信是美丽的
但犹疑不定更为美丽
—- Wislawa Szymborska

应该是2014年秋天吧!有天娟萍跟我说,曾大姊想要把永和的房子整理一下。后来我们找了一天,约曾大姊在永和见面。

这好像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那。上一次是伟凯当选县议员的2009年,当时初病的林先生在客厅和罗主席、娟萍、伟凯、汝兴以及我见了一面,时间不长。曾大姊在一旁静静陪着。那天落地窗外的暮色灰濛濛的。 繼續閱讀

杉原達、徐勝二氏回日後來函(1995年4月30日)

尊敬的諸位先生、前輩同志們!

滯台期間承蒙各位多方面的關照和支援,無任感激!

離台回日已經三個星期了,此地的山野已經由春花爛漫改為一片新綠。新學期開始了,對訪台成果的整理則尚未完成,天天都些雜務纏身,不過回想那幾日台灣之行,在我們的心中已經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且隨著時日越發豐醇。

在日本,近來恐怖主義橫行,社會的混沌日深,所謂的法治國家和民主主義的虛構逐漸被揭發,再加以日圓昇值,這個國家似乎日益陷入世紀末症候和道德墜落的深淵。眼看著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不能把亞洲的未來委之於忘卻了歷史的政治的責任,故意加以曖昧化,扭曲化的日本國家之手。同時我們也強烈反對在「冷戰已逝」的名義下繼續追求霸權的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我們的台灣之行,正是確認拒絕不合理世界的亞洲民眾的心願和希望源泉,帶有如此意義的、寶貴的一次機會。

這次我們目睹了台灣的,血淚譜成的,民眾鬥爭史的現場。直接面晤了多位見證人,針對受扭曲的彈壓史毅然呼籲回復真相的諸位先生,憶起了東亞人民的犧牲和抵抗的光榮歷史。
就像馬場町的砂礫無法永遠掩蓋烈士們的鮮血一般,壓迫者企圖利用表面上的「繁榮」和「安樂」來掩飾為了民族解放和平等社會,為了拒絕壓制的自由,和熱望富有人性的生活而流的,亞洲人民的高貴的血,是萬萬做不到的。數十年來在孤獨中一直不停斷地呼喚真實的歷史的台灣同志們的奮鬥,正是針對那種混沌的現實的告發,也是宣示亞洲的理性和良知的烽火。同時更是指向人類解放的,長期而困難的路程的精神標幟。

為了向各位的奮鬥精神學習,一同前進,也為了報答各位對我們的旅行的成功和安全所花費的寶貴時間和物心兩方面的支援,我們今後要更加地努力下去!

我們也對台灣之行所獲的經驗,不憚菲力正做著整理的工作,想把它彙聚成亞洲人民的共同的精神糧食。往後還得請各位進一步賜給支援和指導。
最後,相信我們之間的友情和交流必能持續化,再次會面之日也一定不遠,於此衷迎祝福各位的健鬥和健康!

杉原達、徐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