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為題，發表在《南風窗》2013年第13期。紙本PDF檔按此下載。

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1]

邱士杰[2]

今年春夏之交的東亞海域，因為兩個「琉球」事件而顯得沸沸揚揚。

一是台灣“廣大興廿八號漁船”遭菲律賓海上武裝掃射以致漁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擊的漁民和船隻，來自台灣省屏東縣琉球鄉。琉球鄉是台灣島的附屬島嶼，地居台灣海峽，台灣人俗稱“小琉球”。該島物資貧乏、漁業較盛，早年曾是國民黨當局在綠島集中營之外另一個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強制勞動地。

另一事件則是國內學術界針對釣魚島歸屬問題而順道拋出的“琉球再議”論。[3]對於日本而言，過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沖繩縣；但對海峽兩岸來說，現在的沖繩，卻是與前近代中國關係密切的琉球王國、“大琉球”（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稱）。雖然“琉球再議”論不過是在常識的意義上指出“琉球”慘遭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而失去主權的歷史，卻引起了日本當局的強烈抗議。此時的抗議無疑體現了日本當局對沖繩主權的不自信──尤其在沖繩獨立聲浪始終未絕的狀況下。

複數的「琉球」：東亞島鏈的內在歷史聯繫及其轉型

“琉球”、“大琉球”，以及“小琉球”之類的名稱，其實是東亞島鏈某些歷史記憶的殘留表徵。正如古籍記載的“流求”既可能指今天的沖繩，也可能指稱台灣島一樣──從“流求/琉球”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島嶼名稱，體現出島鏈上的某些島嶼曾經擁有一些歷史上的共通點。不過，這種共通點更多地反映出歷史上的漢民族對於東亞海域的認識及認識的演進，不等於這些島嶼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對於“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這些島嶼而言，漁獵求生、海上漂流、朝貢貿易、離散社群、異族群間的交涉──總而言之牽涉到人類具體生活的種種問題──才是這些島嶼在歷史上逐漸產生自發聯繫的主要動力。

19世紀以來的東亞和世界局勢徹底改變了這種區域內自發聯繫，但變局的產生不全然是“衝擊-反應”說所突出的西力東漸問題，而且還包括了東亞內部的自發調整，比如中國拉長了藩部和藩屬國的朝貢週期（如從“兩年一貢”改為“四年一貢”）、強化中央對地方（特別是口岸）的財政控制，如此等等。日本歷史學家浜下武志正是在這個近乎“中國中心論”的意義上重新解釋了鴉片戰爭的起因：“清朝政府遂派林則徐南下，試圖破壞華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結合。所以鴉片戰爭表面上是西洋與東洋關係衝突的問題，但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發生衝突的問題。”[4]

但是，對於“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這些島嶼而言，東亞更重要的內部調整則同時發生在“中國朝貢圈”與“日本朝貢圈”之間的力量消長，以及“朝貢體系”和“條約體系”之間的對抗和轉化。最具指標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紀70年代發生在台灣島內的“牡丹社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眾因颱風飄至台灣島，卻因與排灣族原住民發生誤會而遭殺害。[5]就原住民的背景來說，清代“朝貢體系”意義上的“教化”和“化外”起著族群分類的作用，因此原住民也分為化內的“熟番”與化外的“生番”，排灣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脫這樣的分類。就琉球的背景而言，雖然琉球王國在名義上始終只是中國之藩屬，實則“一事二主”，同時向日本（薩摩藩）與中國朝貢。但在日本加速對琉球支配、乃至單方面廢止琉球王國的形勢下，1871年的事件終於在兩三年後成為日方出兵台灣、討伐“生番”的藉口。

此事的關鍵在於中日兩國如何論證台灣以及台灣番地的主權歸屬。中方對於琉球漂流民遭害的最初反應是“屬土之人相殺”。[6]言下之意，這是中國境內兩個族群的衝突，與莫名其妙跑來和中國交涉的日本無關。但在日本真的出兵台灣之後，爭論就針鋒相對地展開了。據學者張隆志的研究，在中日雙方的外交折衝中，日方主張現代主權國家應該在其境內執行文明教化，才能證明實質統治，其間，日方甚至搬出“番地無主論”來論證“化外”的“生番”及其土地不屬於中國。對此，中方徵引“最鄰近者最有資格教化”論、“日方延遲照會不符國際法”論、“從俗從宜”等原則乃至史料，論證自己擁有“化內”與“化外”的台灣全島主權。最終，中日兩國簽訂條約，分別以承認琉球屬於日本以及台灣全島屬於中國來解決這一事件。[7]

日方在“朝貢體系”下親疏遠近式的疆界秩序中恣意挑選一條最有利於自已的界線，然後將其直接等同於條約體系下的疆界秩序；而中方則試圖對“朝貢體系”之下的疆界秩序（生熟番之分）同“條約體系”的疆界秩序進行調和。19世紀日本整體的對華作為顯示：日方對於“朝貢體系”與“條約體系”兩者之間的關係採取了選擇性的理解。如果他們真的認為“朝貢體系”下的疆界秩序可以在某條境界之上向“條約體系”的疆界秩序轉化，他們未必能夠聲稱擁有琉球主權，但他們這樣做了。總的來說，日方處理“牡丹社事件”的原始構想──將“朝貢體系”下的等差秩序在某個層次的境界上固定化為“條約體系”下的疆界秩序──反映出前近代疆界具有直接轉化為近代疆界的契機。實際上清代前期的中俄劃界也已出現這種傾向。但又因為日方過度簡化“朝貢體系”下的等差秩序，不能反映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實際情形，因此日方的過度“解讀”實際上只是強辭奪理，終因站不住腳而只好讓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琉球與台灣：社會運動和歷史記憶

琉球併入日本版圖之後，台灣、朝鮮亦先後遭到日本併吞，淪亡為殖民地。不同之處在於，琉球與朝鮮是整個國家淪為殖民地，然而台灣卻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不同的歷史前提為三個地區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不同的前途設想，但日本資本主義的快速成長及其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卻使來歷不同的台灣、琉球、朝鮮，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產生出新的聯繫。其中，反抗殖民統治、反對資本主義的近代社會運動，成為這種新聯繫中值得注目的一個側面。二戰結束前，日本共產黨的領導層中有一部分人來自琉球與朝鮮，比如琉球出身的德田球一（1894-1953，日共總書記）、朝鮮出身的金天海（1899-?），這體現出戰前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跨地域特性。對於台灣社會運動者而言，這些同遭日本殖民壓迫而走上革命的運動者也格外親近，比如德田球一便與台灣出身的謝雪紅（1901-1970，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創盟主席）、楊春松（1900-1962，中共、日共黨員、著名旅日僑領）等人保持著長久的國際主義情誼。[8]

此外，台灣社會運動家連溫卿（1894-1957）與琉球學者比嘉春潮（1883-1977）之間的交往也值得一提。連溫卿是1920年代台灣最早期的左翼運動領袖，曾在1927年領導了台灣最大的抗日啓蒙團體“台灣文化協會”的左轉。比嘉春潮在1920年代工作於左翼出版社“改造社”，並與連溫卿、山川均（1880-1958，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密切往來。好讀書的連溫卿自比“蠹魚”，而比嘉春潮也以“蠹魚”自許。[9]比嘉春潮從20年代以來，為連溫卿保存了包括日記在內的大量文稿，這些材料都是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珍貴材料，記錄了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軌跡。雖然這些文稿在連溫卿在世之時未能公開──不僅僅因為日本的特務統治，還因為戰後國民黨所展開的50年代白色恐怖──但在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教授的努力下，比嘉保護下來的這些稿件終於在七十年代末期逐步得到發表，重現天日。[10]

如果說連溫卿文稿的曲折命運反映了台灣與琉球之間的某種聯繫，這種聯繫則更顯著地體現在琉球重要史料《歷代寶案》的復原上。《歷代寶案》是琉球王國在明清兩代所秘密編纂的朝貢記錄，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國的大量史料。這部史料蘊含著多重的認同象徵，在“朝貢體系”時代，這種認同意味著對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秩序的認可；在琉球亡國之後，這種認同則又顯著體現為琉球民族的主體追求。不幸的是，《歷代寶案》在美軍進攻琉球之際毀於戰火，成為無辜的琉球人民為日本侵略戰爭承擔下來的無謂後果之一。因此，復原《歷代寶案》的工作在戰後成為了重大課題。《歷代寶案》在各地流傳了各種抄本。其中，近乎完整的抄本，奇跡似地保存在台灣大學圖書館。因此台大圖書館所收藏的這部抄本，成為了復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礎。[11]

在連溫卿文稿的場合里，琉球保存了台灣隱蔽的左翼記憶；在《歷代寶案》的狀況中，台灣則為琉球保存了焚毀的民族歷史。若非日本對琉球與台灣所進行的殖民統治，琉球與台灣互相保存「時間」的狀況，未必能夠發生。但也正是殖民統治的存在，才為琉球與台灣人民帶來了難以彌補的災難和歷史的創傷；直到現在，都未能愈合。

“雙戰結構”下的琉球選擇與複雜化的民族解放運動

二戰結束之後，朝鮮獨立，台灣回歸祖國，琉球卻在美國支配之下遲遲未能獲得真正的獨立。曾經是前近代“萬國津梁”的琉球，在脫離日本支配之際迅速淪落為美軍的「不沈航母」。在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陳映真語）迅速成立的條件下，琉球的戰前民族解放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紐帶開始瓦解。在這種條件下，無論是琉球獨立、沖繩“復歸日本”、還是琉球回歸中國，都成為無法輕易判斷好壞的選擇。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球革命同志會”的行動就是最好的例子。[12]該團體曾在戰後的1948年向中國全國各省市參議會發出通電，提出“早日達成歸還祖國之最後目標”，[13]並在國共內戰日趨激烈之際表現出完全的反共立場。[14]喜友名及其同志會的日後實踐顯示：反共以及反日（表現為“反復歸”）是其政治上的底線。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放的喜友名及其組織不但反對起民族解放運動（比方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抵制萬隆“亞非學生會議”[15]），還以琉球代表的姿態加入1954年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諷刺的是，當“亞盟”會議在1962年的日本召開之時，琉球代表竟成為不被邀請與承認的對象。[16]這些現象都說明瞭：當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主義相分離，並同冷戰內戰“雙戰結構”結合在一起，其歷史命運便只能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組織的行動之所以能夠存在，也與當時台灣當局的政治姿態有關。50至60年代的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扶植以及聯合國席位的加持之下，以“中國政府”的身分不斷對琉球主權進行干涉，頗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線：反共、反對琉球“復歸日本”，但不反對美國佔領托管。[17]台灣當局的這種姿態為喜友名及其組織創造了活動空間，在琉球群島之外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勢力”。但因他們把美國作為不可反對的對象，也就難以反對美國對琉球主權的出賣了。

具有“回歸中國”傾向的喜友名路線並非琉球民族解放運動之主流。[18]所以如此，恐怕與其反共親美從而無法徹底伸張民族解放運動的矛盾處境有關。對於戰後的琉球人民而言，現實的選項是脫離美國支配、遠離戰爭威脅。在這個意義上，琉球在美國托管下的形式獨立沒有意義，與此同時，日本本土因為安保鬥爭而掀起的民主主義運動卻成為琉球可能寄託的對象。因此，“復歸”一個有非戰憲法的、反戰的、民主主義的、人民主權的、日琉人民共同創造的“應該要有的日本”，也成為琉球人民實現自主的可能選項之一。前面提到比嘉春潮正是一個反戰復歸派。不管這個選項在此後的實踐中遭遇怎樣殘酷的檢驗或挫敗，在“復歸”中取得“自決”的這種政治思考，正不斷提示著那個時代的激進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這種可能性為“復歸”和“自決”之間的辯證關係所打開的空間。

在美軍基地持續盤據琉球群島的當下，復歸日本後的琉球（沖繩）並未獲得重生。如果此時此刻我們開始“再議”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訪當年在“復歸”和“自決”的複雜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遺產，如何正視琉球“回歸中國”論所曾經有過的“反共親美”履歷，恐怕將是我們中國人民同琉球人民對話之時不可忽略的歷史課題。

註釋

[1] 本文登載於《南風窗》2013年第13期，“琉球：亞細亞孤兒”專題。

[2]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3] 參見張海鵬與李國強（2013）以及張海鵬（2013）。

[4] 濱下武志（1999）。

[5] 參見大浜郁子（2007）對於事件成因的分析。

[6] 黃遵憲（1890：頁9）。並請參見汪暉（2010：頁202）的詮釋。

[7] 張隆志（2007）。

[8] 參見徳田球一（1999）回憶錄與楊春松傳記（楊國光，2001）。

[9] 比嘉春潮（1971：頁295）。

[10] 參見戴國煇（1975，1978，2002）的說明以及他所公佈的連溫卿（1975，1976，1978ab）文稿。

[11] 詳見小葉田淳（1992）教授對於歷代寶案各版本的介紹。

[12] 侯中軍（2010）對於這個組織的研究顯示：該組織成立初期的訴求與立場曾經相對單純，是國民政府推動琉球回歸中國運動的重要輿論變量。該組織後來的發展，則可參見何義麟（2008）的研究。

[13] 參見台灣省參議會（1948）所收到的琉球革命同志會“快郵代電”。

[14] 喜友名為了呼應國共內戰中的國民黨立場，發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論，可參見台灣民聲日報（1949ab）。

[15] 喜友名及其組織對於外蒙入聯以及萬隆亞非學生會議的抵制，可分別參見台灣民聲日報（1955a），聯合報（1955bc）的報道，以及台東新報（1956）、正氣中華（1956），更生報（1956），青光日報（1956）的新聞。

[16] 參見聯合報（1962）的報道。

[17] 美國對於琉球的實質支配，後來成為反對琉球復歸日本的現實基礎。這點在喜有名及其組織的言論之中更為顯著。可參見聯合報（1957abc）。

[18] 喜友名及其組織直到1950、1951年間仍然主張琉球回歸中國，可參見正氣中華（1950，1951ab），台灣民聲日報（1951）的相關報道。但其此後的主要路線則是反對復歸日本、要求琉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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