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為中心的討論

DOI: 10.6672/shiyuan.2010.22.05

邱士杰(2010.9月)。〈《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為中心的討論〉，《史原》復刊第1期[總第22期](臺北)，頁259-292。按此下載刊行時的紙本PDF檔。

摘　要：近年來，長期鮮為人知的共產國際臺共檔案，因俄羅斯學者的整理及出版而初步為人所見，但由於整理者對該檔案的考訂有若干錯誤，因此本文將就此進行一些檢討。整理者認為，該檔案中的某則文獻，即臺共黨員翁澤生發表於 1930年上海的某篇期刊文章。本文則認為，翁澤生於同年發表於上海《環球半月刊》但長期未被發掘的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才是該檔案所提到的期刊文章。本文將以這篇文章同該檔案進行比對，作為展開本文的方法。除了論證這則逸文才是該檔案所提到的期刊論文，本文還將連帶討論該檔案所涉及的臺共史問題。

關鍵詞：翁澤生臺灣共產黨共產國際 《環球半月刊》
收　稿：2010.04.30；通過刊登：2010.07.17

一、引言
二、以共產國際臺共檔案為中心的翁澤生史料遺存狀況及問題史事考訂
三、從翁澤生新見逸稿考訂郭杰與白安娜所謂的 「翁澤生遺稿」
四、從翁澤生〈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 延伸出的幾個問題
五、小結
附論一：關於臺共檔案所批判的各種非「民主主義革命」論
附論二：關於2010年8月出版的《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中譯本
註　釋
徵引書目

一、引言

　　翁澤生（1903-1939），臺北人，少年時期即至廈門念書，1923年返臺成立「臺北青年會」（192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在島內的第一個青年組織），隨後進入國共聯合創辦的「上海大學」念書並加入中共。翁澤生是1920至30年代最突出的幾位臺灣社會主義者之一，同時也是參與了1928年臺灣共產黨在上海建黨的創始黨員。在臺灣共產黨的短暫生命中，黨的運動隨著島內、東京，以及上海的地域之別而被切割為三大部分。其中，由於臺共的東京特別支部與日共一同在 1929年遭到檢舉，導致以謝雪紅為首的島內臺共中央失去從日共取得指導的可能，因此遲遲無法展開活動的臺共島內中央便於 1930年派員至上海，向中共以及當時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尋求協助。一時之間，雖然因地域之別而一分為三並先後覆滅的運動終究未能達成協調，上海卻變成各種矛盾的匯聚點，並成為三個地域中最具活力且最後覆滅的部分。在上述形勢下，人在上海的翁澤生成為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臺灣狀況的負責人員。這一職務安排使上述形勢形成的矛盾集中於翁澤生一身。

　　雖因包含翁澤生遺稿在內的共產國際臺共檔案在近年得到初步公開，使翁澤生在其職務上的一系列工作有更充分的研究條件，但由於發掘該檔案的俄羅斯學者郭杰(К. М. Тертщкий) 與白安娜(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所編《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 – 1932гг.))在文獻考訂上有誤，致使一部分的史像反顯模糊。本文則將透過檢討郭、白二人的錯誤考訂，以及筆者新發現的翁澤生佚稿〈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來探索1930 年的翁澤生與臺灣共產黨遺下的一些問題。

二、以共產國際臺共檔案為中心的翁澤生史料遺存狀況及問題史事考訂

　　翁澤生及其遺稿之間的關係，是本研究必須首先說明的問題。因為這種關係具有特殊的性質，而且長期存在。對於研究社會運動史而言，這種狀況有典型性，值得先從此入手。

　　就現有史料來看，這種關係最早可從1926年的北京｢三一八慘案｣談起。所謂｢三一八慘案｣乃是指北洋段祺瑞當局在北京的執政府前對示威學生大開殺戒的事件。慘案發生十一天後，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登載了一則題名 〈弔首都的犧牲者〉(署名「水藻」)的白話悼詩，[1]而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念書的臺灣社會主義者翁澤生的筆名，就是「水藻」。由於翁澤生向《臺灣民報》大量投稿的起點正是此時（1926年3月），因此翁澤生此時所開始迸發的創作力，也許可以成為推論此「水藻」即彼「水藻」（翁澤生）的一項證據。[2]不過，這裡真正成為重點的並不是上面這首小詩與翁澤生之間的關係能否證實（遑論目前也缺乏可供佐證的更多史料），而正是這種「或有或無的關係」本身。而此正是翁澤生及其遺稿之間長期存在之關係的本質。

　　一般來說，當社會運動史的史料範圍擴展至諸如大眾報刊之類的史料之後，這種「或有或無的關係」就是格外顯著的現象。因為大眾報刊的作者群必然較多，故若缺乏有力的證據，實難以論證某些史料與特定人物之間的關係。

　　以翁澤生的史料來說，雖然登載於《臺灣民報》的部分最為容易辨認，但隨著翁澤生於 1928年投身臺共建黨的工作從而轉入地下化，翁澤生所慣用的各種署名（當然是現知的慣用署名）就消失於公開報刊之上。[3]以1928年東京《臺灣大眾時報》為例，即便今日的研究者仍然知道翁澤生是《臺灣大眾時報》的筆陣之一，卻不能直接斷定孰為翁澤生所撰寫。[4]因此，當翁澤生中斷在《臺灣民報》上的供稿之後，翁澤生的遺文就出現了斷層，雖然他的遺文就是在這裡或那裡，但總不是可以輕易指認的對象。

　　當史料的範圍從報刊轉向檔案，翁澤生及其著作之間的關係，就很容易指認了。大陸先後公開的各省革命史檔案與工會檔案登載了相當豐富的翁澤生遺文，不過這些遺文都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而是內部的報告。[5]近年公開出版的部分共產國際臺共檔案，更大量提供了又一批同類型的翁澤生遺文。[6]若將翁澤生在《臺灣民報》所發表的文章與這些檔案合併計算，翁澤生是 1920年代留下最多文章的臺灣共產黨成員。除了較瑣碎或者無法指認的史料保存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外務省紀錄》、《臺灣大眾時報》等文獻之外， 可以指認出來的翁澤生遺文，按時間順序先後集中保存在：

  • 1.《臺灣民報》；
  • 2.共產國際臺共檔案；
  • 3.大陸上的各種革命史檔案與工會檔案裡頭。

其中，保存於共產國際臺共檔案中的翁澤生著作，是本研究所將著重探討的對象。

　　從目前公開的共產國際臺共檔案來看，共產國際所能知曉的臺灣形勢在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資訊來源。以下分別簡稱為「1923年報告」、「1924年報告」、「1928年報告A」， 以及「1928年報告B」：

  • （一）「1923年報告」：這是與吳廷康（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6，又譯「維經斯基」）[7]有關的一份報告，寫於 1923年。該報告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的分析，僅涉及林獻堂及其議會請願運動。他認為運動尚未擴散到群眾之中，並只限於林獻堂之類的資產階級或政府雇員（可能是指低階職員）的圈子內。[8]
  • （二）「1924年報告」：這是許乃昌（1907-1975？）於1924 年赴蘇期間所遞交的報告。許乃昌是現知最早的臺籍中共黨員及赴蘇留學者。他於1924年7月放棄上海大學的學業後，旋於同年9月7日抵達莫斯科，同月20日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並於10月27日提出〈關於臺灣情況的報告〉（Доклад 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айване）。該報告標誌著共產國際在獲取臺灣資訊上的一次重大飛躍。因為許乃昌以殖民地人民的出身，先於謝雪紅與林木順而親身前往蘇聯，向「國際」 介紹了「1923年報告」所未及的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現狀，特別是舉陳了13名臺灣左翼份子以及當時現有的幾個左翼組織。[9]
  • （三）「1928年報告A」：這是1928年臺共建黨之際共產國際所收到的又一份報告。[10]該報告一方面重複說明了「1923年報告」的內容，另一方面則增補了1924年之後的形勢。不過，從這篇寫於臺共建黨之後的報告竟仍建議「直接形成一個共產黨絕對必要」來看，這篇報告也暗示了組織聯繫與資訊流通上存在著種種問題。
  • （四）「1928年報告B」：臺共領導人林木順（1904-？） 於1928年提交的報告。[11]「1928年報告B」是林木順以臺共成立經歷為主題的報告，收藏在共產國際中共檔案之中。可惜的是，郭杰、白安娜並未將這份報告收入書中，而且他們也只轉述了該報告的少部分內容。

就在上述四份檔案之後，1930年上半年由翁澤生、林日高、陳德興所各自撰寫的一系列報告群構成了戲劇性的轉折。以下簡稱這系列報告為「1930年上半年報告群」。

　　就現知史料來看，「1930年上半年報告群」是臺灣黨組織與共產國際產生直接的組織聯繫之象徵與開端。因為 「1930年上半年報告群」是臺灣出身的翁澤生，開始成為聯繫臺灣黨組織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中間人之後的產物。當時的遠東局駐在上海。

　　郭杰與白安娜所考訂的「1930年上半年報告群」史料順序如後。注意，檔案編號為郭、白二人所原加：[12]

  • 檔案三：〈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壓迫與剝削〉（FORMOSA UNDER THE IRON HEEL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in Formosa） （1930年，英文）[13]
  • 檔案四：林日高報告（1930年5月，英文）
  • 檔案五：翁澤生的「補充意見」（1930年5月12日）
  • 檔案六：林日高報告（1930年5月，「檔案四」的俄文版， 文字略有出入）
  • 檔案七：翁澤生的「補充意見」（1930年5月12日，「檔案五」的俄文版，文字略有出入）
  • 檔案八：陳德興報告（1930年夏，英文）

「檔案三」沒有注明確切寫作日期，同時也沒有說明作者。但郭杰、白安娜將之推測為翁澤生所撰寫的報告。因為 「檔案五」、「檔案七」、「檔案八」曾分別有過如下敘述。

翁澤生在「檔案五」及「檔案七」指出：[14]

我應該多做補充，但時間不允許我這樣做。同時請參考我的報告。關於臺灣的農業問題，請參閱〈Formosa Under Iron Heel〉這篇文章，此文由我親自撰寫並發表於《Universal》雜誌第六期。

陳德興則在「檔案八」指出：[15]

關於臺灣的情況，凡是那些已經在〈Formosa under the hoof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THE WORLD》 第六期談過的部分，我都不會重提於報告之中。

並云：

由於臺灣的政治情勢已經詳細描述於那篇登載於 《World》的文章，因此我在下列敘述中只作部分補充。

郭杰與白安娜認為：翁、陳兩人所分別提到的文章就是「檔案三」。他們並認為所謂的《Universal》第六期或《THE WORLD》第六期，可能是某種內部刊物或者尚未發現的小型的公開刊物，而「檔案三」可能就是發表於這份刊物時的部分內容。

郭杰與白安娜的推測是對的，但也不全對。

三、從翁澤生新見逸稿考訂郭杰與白安娜所謂的「翁澤生遺稿」

　　翁、陳兩人所分別提到的文章確實發表於小型的公開刊物上。1930年2月25日，上海《環球半月刊》第六期登載了一篇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的文章，作者署名「麗島」，完稿時間註明為同月5日。由於期數同樣是第六期，而且文章名稱的中英文意完全相同，因此這篇以流暢白話文寫下的文章必然是翁澤生所為。[16]即，「麗島」就是翁澤生，而前述幾個檔案中所提到的《Universal》或者《THE WORLD》雜誌，就是《環球半月刊》。

　　《環球半月刊》原名《環球旬刊》，是中共地下黨所創辦的理論性刊物。[17]登載翁澤生此文的這期被規劃為「殖民地專號」，該號介紹了臺灣、韓國、印度、菲律賓、埃及、 阿富汗等地的狀況，其中介紹最多的是印度，達三篇。總之， 由於翁澤生與陳德興的報告都涉及這樣或那樣的刊物「第六期」，因此他們所提到的文獻必然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而非郭杰、白安娜所說的「檔案三」──即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壓迫與剝削〉。

　　總之，從現象上來看，「檔案三」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只有文章標題與部分內容相類似，其他的部份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從這些差異出發，可以發現郭杰與白安娜針對「檔案三」所提出的某些見解未必全然正確。

　　兩份文獻的異同如下：

  • （一）「檔案三」以詳述日本在臺施行的各種限制性法令為主要內容，然後略述日本對臺灣的經濟剝削；而〈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的內容則正好與「檔案三」 相反。
  • （二）兩份文獻都涉及臺灣的教育狀況與白色恐怖，但都以 「檔案三」為最詳。
  • （三）〈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與「檔案三」的內容有些顯著差異。前者論及臺灣的革命性質問題以及臺共的處境，後者卻完全不涉及；然而前者卻毫不關注後者所非常關心的原住民問題。對後者來說，原住民問題被列為全文三大節之一，依序是：「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臺灣原住民身上的壓迫與剝削」。

　　「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臺灣原住民身上的壓迫與剝削」 一節是非常重要的線索。現知的臺共文獻顯示，霧社事件(1930年10月)是臺共開始把原住民問題當成具有路線鬥爭意義之問題的標誌性事件。以同年早些時候新擬的臺共 〈政治大綱草案〉(不晚於1930年6月)為例，該文件只提到要派同志到原住民之內去工作，甚至扶助他們建立一個 「黨」。[18]但僅只如此。然而霧社事件之後，原住民問題卻成為大問題，甚至在翁澤生與謝雪紅之間上升成為互相攻訐的爭論點。[19]這種狀況在霧社事件之前是尚未看到的。如果可以把霧社事件視為臺共關心原住民問題的起點，這兩份文獻之間的差異也許正是形成時間不同的反映。這一推論如果確實，就可以解釋「檔案三」的這樣一段話：「如有任何嚴重的事態發生，地方官員與總督可能會派遣軍隊去鎮壓運動，比方最近的起義（uprising）。」假使「檔案三」形成於霧社事件之後，就比較容易解釋所謂動用到軍隊鎮壓的 「最近的起義」，同時也可以解釋沒有註明寫作日期的「檔案三」所保留下的時間戳記：「1931年2月16日」。

　　從以上跡象來看，「檔案三」未必像郭杰與白安娜所考訂的那樣早，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的形成時間卻必然早於「檔案三」以外的其他檔案。不過，當時閱讀報告的人──比方共產國際遠東局──未必讀過〈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這篇文章。實際上，在陳德興報告提及 《World》雜誌的文字之後，恰恰被畫上了一個問號。[20]這個問號可能意味著閱讀報告的人並未看到所謂的《World》雜誌。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的作者肯定是翁澤生，「檔案三」的作者則未必是。雖然兩份文獻極相似，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更可能是原生文本而非次生文本。

　　需要特別說明一點：上海《環球半月刊》上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與同年北平的《新東方》雜誌所發表的1926年山川均（1880-1958）知名舊文有同樣的中文題目 （「蕉農」譯）。但是，雖然這兩篇內容迥異的文獻同名， 卻不意味著上海一文的作者（麗島）為北京一文的譯者（蕉農）：

  • 首先，「蕉農」已經由《宋斐如文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5）確定為宋斐如本人。
  • 其次，如前所述，翁澤生與陳德興的報告也已經說明翁澤生在上海寫了一篇「由我［翁澤生］親自撰寫並發表於《Universal》雜誌第六期」或者「《THE WORLD》第六期」的〈Formosa Under Iron Heel〉或〈Formosa under the hoof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而符合這一線索的文章只有登載於《環球半月刊》第六期的、寫於翁、陳報告之前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
  • 其三，《環球半月刊》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花了非常多的篇幅討論臺灣的農業問題，此與翁澤生自稱〈Formosa Under Iron Heel〉可作為臺灣「農業問題」之參考的說法相符。（相較之下，「檔案三」 對於農業問題的討論則相當少，僅「經濟剝削」一節。） 因此，上海一文必為翁澤生所寫。[21]

由於宋斐如所翻譯的山川均一文在矢內原忠雄出版《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之前已經歷二次漢譯，甚至連矢內原該書也引用了山川的研究成果，因此，上海一文具有相當的客觀條件來依據山川均該文的 1926年原文、各次中譯本，乃至各種二手材料（比方矢內原的書）而引入山川的研究成果。

　　但是，這也只是客觀條件存在而已，並不足以推論同時發表於 1930年同年的上海一文與北京一文有任何因果關係。就算此二文之間有因果關係（比方，假使宋斐如與翁澤生之間有秘密聯繫，然後兩者之間在臺灣問題上有過交流；或者兩者並不認識，但一者看過另一者的文章），也不能從現知的所有史料中得到證明。[22]

四、從翁澤生〈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延伸出的幾個問題

　　總的來說，與「檔案三」相比，具有確切寫作及刊行日期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更可能放在具體的時空脈絡下而加以定位：

  • 就島內社會運動的形勢來說，當時正處於 1929年臺灣文化協會逐出連溫卿及無政府主義者之後，並處於 1930年民眾黨分裂以及霧社事件之前。
  • 就島內臺共本身的發展來說，當時正處於臺共改組及內鬨的前夕。實際上，林日高、陳德興就是謝雪紅從島內派往上海接洽工作事宜的人員。
  • 就島外臺共的發展來說，臺共駐日本的東京特別支部在 1929年遭到檢舉，但在上海的臺共成員則在翁澤生的指導下另以「臺灣［革命］青年團」的名義開始活動並擴大組織，翁澤生本人也開始成為國際與島內工作的聯絡員。

　　在上述過程中，被謝雪紅派往上海的陳德興，後來反而成為翁澤生派遣回臺灣進行改組工作的人員。由於陳德興兩次在他的報告（即「檔案八」）提及翁澤生所撰寫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因此陳德興顯然不排斥翁澤生的陳述。雖此未必足以視為陳對翁的信服，但若認為日後翁澤生與謝雪紅所分別代表的兩條路線矛盾確實存在，並足以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脈絡，陳德興的態度便可能鑲嵌於此脈絡之中。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還能說明臺灣共產黨的「公開性」。本文所指的「公開性」，乃是指當時的臺共是否公開到足以讓人們有條件感知其存在。這是迄今為止的臺灣共產黨的相關研究都未注重的問題。臺共在現知史料中所體現的「公開性」，可說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展現：

  • 東京刊物所體現的「公開性」：1928年，東京《臺灣大眾時報》接連報導了臺共關係人在建黨之前與之後分批在上海遭到逮捕的事情。[23]在其報導中，臺灣共產黨以帶伏字的「臺灣××黨」之名出現，並視「臺灣 ××黨」為日本領事館栽髒伎倆下所使用之詞彙，以至有「支配階級為要糊造××黨……」之語。這些新聞藉由否定臺灣共產黨的存在（「糊造」二字即為否定的明證）來向臺灣大眾報知臺灣共產黨建黨的消息。
  • 東京刊物所體現的「公開性」之二：1929年1月7日， 日共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發表〈臺灣○○黨彈壓的重大意義〉一文，該文公開談及「臺灣○○［共產］黨」的存在。[24]
  • 東京刊物所體現的「公開性」之三：1929年3至4月， 臺共成員林木順以「林先烈」的筆名在日本《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發表兩篇關於臺灣工人運動的文章，他公然在文章中提及「臺灣共產黨」的名稱與任務。[25]
  • 上海刊物所體現的「公開性」：曾於1927年至1928 年間在臺灣待上一年的王學文（1895-1985，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26]在1929年2月發表於上海的〈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臺灣──殖民地臺灣之經濟的意義〉一文中提出，「將來臺灣農工階級和其他被壓迫分子聯合戰線或統一戰線結成，指導勢力確立，其運動必更見有進一步的發展」之見解。[27]然而王學文並未明確指陳「指導勢力」為何。[28]
  • 上海刊物所體現的「公開性」之二：在1930年2月 「麗島」（本文推斷為翁澤生）所撰寫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中，臺灣共產黨以隱晦的「臺灣前衛黨」而浮現出來，並被視為「臺灣革命運動唯一的指導體」。[29]這點，也為「麗島」即具有共產黨員身分的翁澤生這一論斷提供進一步佐證。[30]

　　雖然此後的中共報刊開始出現許多與臺灣有關的消息 （創刊於1930年8月的《紅旗日報》可為代表，其中甚至包括某「臺灣共產黨的代表」與毛澤東、朱德共聚於蘇區的報導），[31]並在霧社事件之後向島內號召革命。但像翁澤生這樣強調「臺灣前衛黨」在革命中之作用的文章，就現知史料來說，也是日本統治區以外少見且首見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則是翁澤生本人對於臺共的認知及其變化。雖然翁澤生在此文中強調「臺灣前衛『黨』」乃是「臺灣革命運動唯一的指導體」，但此後的翁澤生──誠如共產國際檔案以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所示──卻一度拒稱臺共為「黨」，而稱之為「協會」（Formosan Communist Association）或帶著引號的「黨」。[32]這些現象其實牽涉到「國際」的干涉乃至更多問題，然此已非本文範圍所可處理。 最後，若從〈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再次涉及臺灣之革命性質來看，這篇文章是 1924年底許乃昌發表〈黎明期的臺灣〉於上海《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以來，[33]現知第二篇公開在中共刊物上提出臺灣革命性質的文章。[34]

　　所謂的「革命性質」，主要是基於俄國革命經驗而產生的問題，亦即落後地區究竟應該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實現一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故又稱「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應先通過「民主主義革命」（實現多階級的「民主專政」）再進入「社會主義革命」。而「革命性質」就是兩者之間的選擇問題。[35]

　　不過，1930年的翁澤生與1924年的許乃昌畢竟不同。 首先，1930年的翁澤生並不懷疑臺灣的革命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

臺灣革命目前的性質無疑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它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日帝國主義的統治及掃清封建殘餘（土地革命）。工農是這革命的主力軍， 無疑的無產階級是它的領導者。民族資產階級現在不但失去了革命的性質，而且堅決的反對階級鬥爭，分裂工會，破壞革命，它在革命的面前，已是非掃除不可的障礙物！

其次，1930年的翁澤生並沒有遇到一個同他商榷革命性質的人。在1924年，許乃昌卻有瞿秋白同他商榷革命性質問題， 瞿秋白反對許乃昌關於臺灣也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36]

　　由於共產國際存在期間普遍規定東方各地共產黨的「革命性質」首先必須是「民主主義革命」，然後才能推進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可視為衡量當時東亞各地社會運動力量與共產國際之關係的重要指標。僅僅以《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所收錄的檔案來說，可以看到所有涉及臺灣革命性質的部分，都主張「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此外，臺共除了批判「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非「民主主義革命」論之外，也進而批判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民主主義革命」論（如「托洛茨基主義」、「民粹派」、蔣渭水的「全民革命」論）。[37]而此時（1930年） 明確標舉「臺灣革命目前的性質無疑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的這篇文章，由此充分突顯了文章自身的共產國際色彩，也使該文與共產黨員翁澤生之間的關係得到更強的佐證。

　　需要補充一點。就〈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有「檔案三」可供對照而言，〈黎明期的臺灣〉也有另篇文章可供對照，這篇文章就是許乃昌在〈黎明期的臺灣〉發表前三個月所交出的「1924年報告」，將來若有完整的「1924年報告」公開，勢必可以比較兩篇文章之間的親緣性。

五、小結

　　就現知史料來看，上海的臺灣社會主義者從 1924年之後的公開活動紀錄一度出現空白。但從 1928年前後臺共建黨開始，這個紀錄重新豐富起來，1930年則是1924年之後又一次的公開活動高潮。翁澤生及林木順等臺共成員的活動乃此復興之中的重要動力。而上海的「麗島」（翁澤生）為海峽彼岸「美麗之島」的勞苦大眾所寫下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以及共產國際臺共檔案中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壓迫與剝削〉（即 「檔案三」），則成為這一過程的見證。

（責任編輯：查忻）

附論一

　　關於臺共檔案所批判的各種非「民主主義革命」論，略述如下：

　　臺共檔案曾將「連溫卿理論」(the theory of Lin One-Ching)視為「無產階級革命」(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或「社會主義革命」 (Socialist Revolution)路線的代表而批判之。[38]此外，翁澤生還曾批判某種意圖透過社會主義革命以解決失業問題的論調，並將這種「社會主義革命」論視為一種與理論「空談」(Empty Talk)相聯繫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Trotskist tendency)。[39]

　　托洛茨基主義是以兩種俄國革命路線為背景而產生的主張，一是俄國「民粹派」關於以(村社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來推動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二是列寧‧布爾什維克關於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推動「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托洛茨基主義本身則主張所有地區都得以工人階級為推動革命的主力，而且革命必須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若先撇開列寧‧布爾什維克的「民主主義革命」論不提，那麼，主張只依靠工人階級的托洛茨基主義可以視為典型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主張只依靠(村社集體所有制的)農民的民粹派則可以視為非典型的「社會主義革命」論。

　　臺共檔案中的謝雪紅派文件曾大力批判「民粹派」(“Narodik” school）路線。謝派所指責的民粹派乃是文協解消論者。謝派認為： 文協解消論者為了將臺灣所有社運力量集中到將來的「反帝同盟」， 遂以農民組合為準備基地，並汲汲取消文化協會。這種以農組為中心的做法，成為謝派的口實，以指責文協解消論者過度重視農民力量從而墮為民粹派。[40]

如果托洛茨基主義與民粹主義可以視為左傾的非「民主主義革命」論，蔣渭水的「全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論則可視為右傾的非「民主主義革命」論。因為臺共認為「全民革命」論意圖爭取當時臺共所排斥的民族資產階級，從而呈現為一種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論。易言之，「全民革命」論也許不反對民主主義，但反對革命，從而使民主主義與革命相割離。[41]注意：這份檔案即臺共「一九三一年綱領」之〈臺灣共產黨政治テーゼ〉（日文）的節錄，因此本文根據該文件的日文版而將「Popular Revolution」回譯為「全民革命」。[42]

附論二

　　在本文進入校稿之際（2010年8月上旬），經本文責任編輯告知，筆者始悉郭杰與白安娜的著作已由中研院臺史所翻譯出版（實際出版為8月，書面標記為6月），題名為《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 （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李隨安、陳進盛譯）。該書中譯本延續俄國版，也區分為研究與檔案兩部分。其中，檔案部分完全按照俄國版所考訂的排序，沒有新檔案，但該書附錄了幾份新檔案的影像片段。（比方，從中譯本的影像片段可知，本文提到的許乃昌「1924年報告」原以日文寫作，並有日俄兩種題名，日文題名為〈臺灣狀況の報告〉。）而中譯本在處理本文所討論的《Universal》或《THE WORLD》時，先後翻為《環球》雜誌與《世界》雜誌，並將俄國版關於此雜誌為某種刊物的推測保留在書中。而本文的研究結論顯示：《環球》是更適恰的譯名。

　　該書中譯本的出版，使研究者對原檔案能夠有更好、更正確的理解。以下試舉一例。「一九二三年檔案」（俄文）有一註記：「т. Войтинскому」，筆者早先的研究僅僅將之理解為「維經斯基同志」， 從而判斷該檔案為維經斯基所作。[43]但此語實應譯為「致維經斯基同志」；不是人名，而是句子。如此一來，作者全然不同，從而也說明筆者判斷有誤。因此，該書中譯本的出版，可說為研究者面對俄文乃至種種術語或縮寫時，提供了一條更好理解這些檔案的途徑。這是值得研究者鼓舞的大事。

　　此外，該書中譯本也改正或補充了俄國版的許多部分。以臺共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1928年上海臺共建黨會議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真實身分為例，最流行的答案是彭湃（1896-1929）， 後出的答案則是瞿秋白（1899-1935）。前一答案的立論基礎主要是 「彭」姓或者謝雪紅回憶錄的證言，後一答案則基於否定彭湃當時前往上海的可能性，並從「彭榮」在臺共建黨會議上的發言與瞿秋白同時期的言論的相似性，推斷「彭榮」即瞿秋白。俄國版也觸及了這個問題，但主要是否定「彭榮」即彭湃，並引用林木順的「1928年報告 B」，指出林木順在臺共建黨之後曾同任弼時（1904-1950）會面，從而推斷任弼時可能與臺共建黨一事有關係。[44]然而中譯本則進一步指出：林木順曾在「1928年報告B」提及「中國中央派遣了任△△同志領導我們的大會」，並藉此強化該書關於「彭榮」即任弼時的論斷； 同時，中譯本還將檔案號進行了改正（以上均見中譯本第69頁；並注意：俄國版與該書中譯本對「1928年報告B」檔案號的標記不同， 也許正確的檔案號為後者）。這種類似的改訂或補充在中譯本中頗多，並使中譯本獲得了不同於俄國版的價值。

　　然而該書中譯本對俄國版的修改，也反映出一些值得深究的問題。以上述「彭榮」身分疑雲為例，如果原始檔案確實由郭杰與白安娜所掌握，為何不完整鋪陳其推斷於俄國版之中，而要拖至中譯本才補充？又比方，俄國版中的「一九二三年檔案」文末曾署有時間「1 августа 1923 г.」（1923.8.1），但這一字段卻在中譯本中完全消失。 此外，諸如檔案號之類的修正也是俄國版一種寫法，中譯本一種寫法，那麼，俄國版與中譯本何者更接近檔案原件？

　　上述問題實乃下列狀況的反映：由於俄國版的研究部分以俄文寫成，而檔案部分以原語文刊出（主要為英文、其次為德文與俄文）， 因此，對於研究者來說，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未公開檔案必須透過該書的研究部分（呈現為俄文）才能獲知部分資訊；而無論是未公開檔案還是已公開檔案，它們透過中譯本所呈現的當前面貌，都必然取決於該檔案原件所用語言是否被正確轉譯為俄文，或者取決於俄國版的考訂或編纂是否正確。只有當中譯本能夠以檔案原件為根據，中譯本的正確程度才不會只取決於俄國版的正確程度；反之，如果中譯本的正確程度還值得商榷，中譯本是否參考過檔案原件，便會連帶成為問題。

　　以下再舉一例。根據俄國版以及白安娜更早之前用英文所寫的碩士論文所轉述，許乃昌所撰寫的「一九二四年報告」曾提到一名叫做 「蕈登洲 / Xun Dengzhou / Сюнь Дэнчжоу」的人在日本創建「晨鐘會 / Society “Bell” / Общество “Колокол” 」，並明確以這幾個漢字對應於該英文譯名或俄文譯名。[45]對此，筆者根據其他史料而對「蕈登洲」以及「晨鐘會」這幾個漢字表示質疑，並重新考訂為「黃登洲」與「曉鐘會」。[46]雖然「黃登洲」與「曉鐘會」也是中譯本所採用的譯法。 然而，如果中譯本並沒有經過筆者所採用的考證程序，卻能夠根據俄國版錯誤的漢字表記而翻譯成正確的漢字表記，其最大的可能便是中譯本譯者取得了「一九二四年報告」原件（而此也是事實），同時原件也正確表記為「黃登洲」與「曉鐘會」。就此而言，如前所述，中譯本所附的影像顯示許乃昌的「1924年報告」原以日文寫作，因此極有可能以漢字呈現該報告所提到的各種臺灣左翼組織。但是，如果中譯本有可能根據原件而將俄文原著中的「蕈登洲」以及「晨鐘會」修改為「黃登洲」與「曉鐘會」，就必須說明，同樣也以原件為基礎的郭、白俄文原著乃至白安娜碩論這兩本書，為何連續錯誤表記為「蕈登洲」、「晨鐘會」。雖然還有另外的檔案曾以「Gyoshokai / Morning Bell」的方式表記「曉鐘會」，[47]從而有可能在不考慮「一九二四年報告」的狀況下直接從「Gyoshokai」反推出「曉鐘會」（ぎょうしょうかい），然此並不會為「蕈登洲」創造出更改為「黃登洲」的基礎。

　　總的來說，這些在各種語言的轉譯之中所產生的謎團，只能依靠這些檔案原件的公開，或者俄國版的重新校訂出版，才能逐一解決，而此亦為本文所欲提出的一大期待。

註釋

[1] 水藻，〈弔首都的犧牲者〉，《民國日報》(1926年3月29日，上海)， 「覺悟」副刊，第1版。

[2] 目前可知翁澤生首次發表文章於《臺灣民報》的時間是1923年8月15日， 當時署名「集美學校翁澤生」。此後直到1926年3月7日，才重新在《臺灣民報》第95至100號連續看見他的文章，時署名「翁水藻」。此後，《臺灣民報》第103、104、105、110、112、116、117號，均有他交錯署名「水藻生」或「水藻」的文章。而 120、121、124、126、129、132、 133號（1926年11月28日），則均署名「水藻」。此後《臺灣民報》就再也沒有上述署名的文章。

[3] 相關討論可見［日］若林正丈，〈臺灣大眾時報〉，《アジア經濟月報》 第17卷第1號（1995，東京），注釋第16。

[4] 據何池所引蘇新〈關於翁澤生的歷史材料〉（1975年4月29日）指出， 「《大眾時報》雖然是『文協』的機關報，但主要執筆者大多是當時『文協』裡面的共產主義者，如翁澤生（在上海）、蔡孝乾、李曉芳、莊泗川 （以上三人在臺灣）等等。」並指出，「報中有關中國革命和反帝運動的文稿都是翁澤生寫的。翁澤生當時很關心上海和東京的反帝運動，他寫的稿件當中，有關反帝運動的較多。」何池將上面這兩段話理解為描述《新臺灣大眾時報》。這是錯誤的。因為第一段曾原封不動地寫入蘇新的〈自傳〉，而自傳描述上述情形的脈絡確實是《臺灣大眾時報》，而非《新臺灣大眾時報》，況且1930年時的蔡孝乾早已逃往大陸。雖然蘇新已經肯定地說明翁澤生遺文在《臺灣大眾時報》中的範圍，但本文採取保守的說法；至於翁澤生是否有投稿《新臺灣大眾時報》，本文目前缺乏史料可以說明。以上引文可分見：何池，《翁澤生傳》（福建：海風出版社，2004）， 頁199、245；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3）， 頁42。

[5] 如上海檔案館編，《上海工會聯合會》（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

[6] 目前已公開出版的檔案均收錄於：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7] 吳廷康為早期協助中共建黨的俄籍共產主義者，曾先後代表俄共（布）遠東局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來華活動。以上資訊可見：倪興祥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525-526。

[8] 即 Войтинский, “Док. No. 1. Справка О Тайване （1923.8.1）,”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58-265. 檔案編號為該書編者所加，以下同。該報告寫於1923年8月，按吳廷康目前所知的出入境狀況，該氏於1921年春回國，並在1923年11月二度來華，擔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因此當時其人應在蘇聯國內。這份檔案引用了《日日》（《臺灣日日新報》？）、《日本年鑑》等材料。然而本文目前無法從該檔案推斷其獲知這些材料乃至諸種臺灣訊息的確切管道。關於吳廷康在中國的出入境，可見周利生，《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99-102；倪興祥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辭典》， 頁525-526。

[9] 此檔案的內容概述可見：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3-44, 62-63. 但此書沒有收錄該檔案全文。關於許乃昌1924年赴蘇留學一事，歷來都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為基本史料，然而共產國際臺共檔案以及日本外務省紀錄中的檔案卻都說明了這份基本史料存在許多謬誤。關於他赴蘇留學問題之考證，及其1920年代的社會主義者生涯，請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155-187、 207-208；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第35 期（2007，臺北），頁69-140。

[10] “Док. No. 2. Из Тезисов «Формоза Под Игом Япо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юнь 1928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66-268. 本檔案收入該書時，僅節錄。

[11] 該報告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檔案館（РГАСПИ）的編號為：Ф. 514. Оп. 1. Д. 461。

[12] 文中列舉檔案收錄於：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69-342.

[13] 文中英文的大小寫均按原文，以下同。

[14] 分見Вэн Цзэшэн (翁澤生), “Док. No. 5.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12 Мая 1930 Г.),” and Вэн Цзэшэна (翁澤生), “Док. No. 7.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12 Мая 1930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04, 335.

[15] Чэнь Дэсин (陳德興), “Док. No. 8. Доклад Чэнь Дэсина (лето-осень 1930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38, 340.

[16] 文章是否流暢並不見得有普世的標準，但負責翻譯翁澤生報告給共產國際的翻譯員曾抱怨翁的中文不好(「written in very poor Chinese」)，翁澤生被捕之後也自己供稱中文書寫能力欠佳。可是從翁澤生投稿《臺灣民報》 以來的作品來看，翁的中文書寫能力可能只是相對於慣用(或習於)普通話的人來說不夠容易理解，而不見得不夠好。此外，從翁澤生後來在日本監獄裡寫給家人的信件來看，其書寫端正秀麗，不是難以理解的漢語。但上述關於翁澤生中文書寫能力的說法提示了一種可能性──即〈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也許經人潤色。以上說明分見以下史料：“Док. No. 17. Примечания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к док. No. 16 (16 января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03; 〈翁澤生ノ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ニ於ケル陳述概要〉，收入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3185800(第44張影像)，日本共產黨關係雜件／臺灣共產黨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何池，《翁澤生傳》，圖版頁。

[17] 吳亮平回憶：「我是從1929年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被分配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的部長是李立三同志兼。我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項是主編《環球［半］月刊》，一項是代表中央宣傳部參加中央文委的領導，和文委書記潘漢年一起領導中央文委工作。」〈吳亮平談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收入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上海：知識出版社，1987），頁117。

[18] “Док. No.11. Про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77.

[19] 從共產國際檔案來看，翁澤生力主支持原住民起義，但謝雪紅在日本法庭上的供詞則譴責翁澤生的態度是李立三主義，即把原住民起義當成革命高潮。以上兩種路線的差異，可在從上海返臺後的陳德興報告見其端倪。陳德興向共產國際報告云，他返臺之後，極力勸謝雪紅改正機會主義錯誤。 他以共產黨竟然在霧社起義以及各種紀念日上的毫無作為視為這種錯誤的表現。並指出，霧社起義之後，許多島內同志希望發表聲明支援起義， 但謝雪紅反對，謝認為當前力量尚微的臺共尚處組織時期，貿然聲明將招致逮捕；比起發表聲明，臺共應當做的事情是在各種場合進行口頭鼓動。 陳德興進而指出：黨應當領導工農勞苦大眾支持革命的霧社起義，並將黨的政策與原則讓群眾知道；謝雪紅則認為：這種主張不過是身處中國的臺灣黨同志不了解臺灣狀況而產生，並云，「我們不是整天在睡覺！」陳德興總結認為，謝拒絕承認錯誤，並傾向將錯誤合理化。翁澤生在後來的報告中指出，「霧社起義後，黨禁止同志支持革命運動，而且黨對於革命群眾而言仍然是不為人知的存在。」不過翁澤生後來的另一份報告亦云，自從民眾黨聯合日本大眾黨前來臺灣調查之後，臺共成員積極利用民眾黨的場合進行宣傳鼓動。關於謝雪紅的供詞可見：〈謝氏阿女豫審庭ニ於ケル 供述要旨〉，收入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686-687。關於陳德興與翁澤生的報告，依序可見：Чэнь Дэсин （陳德興）, “Док. No. 29. Письмо Чэнь Дэсина （конец декабря 1930 г.） с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Вэн Цзэшэна （7 февраля 1931 г.）,” Вэн Цзэшэн （翁澤生）, “Док. No. 34. Письмо Вэн Цзэшэна в Дальбюро （17 февраля 1931 г.）,” and Вэн Цзэшэн （翁澤生）, “Док. No. 47. Доклад Вэн Цзэшэна о заявлении японских 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тов в связи с запретом Миньчжундана （6 марта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39, 543, 524.

[20]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40.        

[21] 山川均原以〈弱少民族の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臺灣〉為題發表於1926年的《改造》5月號。同年12月以《植民政策下の臺灣》為名，發表增補後的單行本，後者收錄於［日］山川均，《山川均全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 頁285-291。1926至1930年間山川的論文曾經三次漢譯。第一次漢譯是 1926年5月至7月連載十回的《臺灣民報》的張我軍譯本，題名〈弱少民族的悲哀：在「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的臺灣〉。第二次漢譯則是1926年9月至11月連載二十二回的廣州《民國日報》的李繼煌譯本，題名〈嗚呼臺灣的民眾〉。第三次漢譯則是1930年北平《新東方》第1卷第3-4號的宋斐如（筆名蕉農、宋蕉農）譯本，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同年出版單行本：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臺灣民眾的悲哀》（北平：新亞洲書局，1930）。此外， 灣大學圖書館還藏有自《新東方》剪貼而來的合訂本，仍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關於山川均此文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成就，可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頁25-28。

[22] 實際上，如果比較上海一文與北京一文所共同涉及的臺灣農村統計指標及相應數據，便會發現二文雖然有相同的統計指標，比方：「農戶數／總戶數」、「佃農戶數／總農戶數」、「自耕農戶數／總農戶數」、「自耕農兼佃農戶數／總農戶數」、「擁有若干甲面積以上（以下）土地之農戶數 ／總農戶數」，然此二文幾無相同年份的統計指標，即便有──只有1922 年的「自耕農戶數／總農戶數」、「自耕農兼佃農戶數／總農戶數」── 兩篇文章的數據也不相同；而且北京一文的數據集中在1926年之後，上海一文卻剛好相反。因此這兩篇文章的資料基礎顯然不同，從而也很難設想因果關係在此二文之間的存在。補充一點：上列統計指標完全沒有出現在「檔案三」中。

[23] 可分見：〈上海被捕學生押回了〉，《臺灣大眾時報》第4號（1928，東京），12；〈上海的臺灣青年又被捕〉，《臺灣大眾時報》第5號（1928，東京），頁7。

[24] 一臺灣人，〈臺湾○○党彈壓の重大なる意義〉，《無產者新聞》（1929 年1月7日，東京），第4版。署名「一臺灣人」，寫作日期1928年12 月27日。

[25] 即林先烈，〈臺灣に於ける勞動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マ ルクス主義》第55號（1929年3月，東京）以及林先烈，〈臺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第56號（1929 年4月，東京）。但筆者目前所見此二全文收錄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282-1288。

[26] 關於王學文在臺灣活動的最詳細紀錄，來自於老臺共楊春松之子楊國光的回憶。王學文於1927年秋天抵達臺灣，並與農民組合幹部四處活動。本來王學文是為實現他與楊春松在武漢結識時的許諾而抵臺，但其抵臺之時，楊春松卻因第一次中壢事件而下獄。王學文直到1928年5、6月間與出獄的楊春松見面後，才返回上海。王學文抵臺之前已經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楊國光，〈十、中共中央代表王學文〉，收入氏著，《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4），頁81-96。

[27] 這是連載兩期的文章，見汪鐵峰（王學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臺灣──殖民地臺灣之經濟的意義〉，《世界雜誌》第1卷第1期（1929年1 月，上海），頁111-118，寫於1928年12月4日；汪鐵峰，〈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臺灣──殖民地臺灣之經濟的意義（續完）〉《世界雜誌》第 1卷第2期（1929年2月，上海），頁327-350，寫於1928年12月31日。 正文中的引文見第2期第350頁。

[28] 此處之所以強調王學文未能明確指出指導力量，關鍵在於王學文離臺前後分別在上海與臺北發生兩次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化活動。1928年4月15日， 臺灣共產黨（時名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於上海成立；同年10月18 日，「中國共產黨臺灣支部」於臺北成立。王學文離臺的時間是1928年 5、6月，恰好是兩次組織化活動的中間，但目前無法得知當時的王學文是否清楚這兩次組織化活動。其中，中共臺灣支部的成立則值得探討。「中國共產黨臺灣支部」的成立消息首先由臺共黨員林日高（時用名「王蕃薯」） 於同年11月向黨員陳來旺所轉述。該支部創立於同年10月18日的臺北， 並在臺北臺中各有一個集團，該支部沒有具體的綱領政策，由臺籍中共黨員（同時也是日共民族支部的創立者）所成立，乃是「為了糾合臺灣的中國共產黨員（臺灣人）並防止動搖、統一行動而產生」的組織。並希望在同年年底實現各兩人以上的入黨。陳來旺並指出，臺共與該支部成員進行了接觸，認為該支部長遠來看可能加入臺共，支部則不可能長遠存在。雖然陳來旺他們後來發現了該支部決定積極擴大組織的決議，但該決議除了希望與中共進行聯絡之外，還有「使臺灣共產黨成立」的目標。因此，這個「支部」未必與臺共之間有對立性；實際上，在臺共日後的發展中，尚未見到因為該支部而發生困擾的史料，可能該支部最終與臺共合流了。陳來旺遞交給日共的報告雖曾提及此事，但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也接受該支部是為了使成員「有責任觀念」、「防止動搖」、並「統一行動」而「結成」的說法，並也注意到該支部成員不曉得臺共成立之事。以上相關史料可見〈陳來旺聽取書〉、〈陳來旺第二、三、四、五回聽取書〉，〈臺灣 の黨に關する狀況（陳來旺の起草したる原稿）〉，收入［日］山邊健太郎解說，《臺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90、92、100、 164。〈臺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市川正一，1928年11 月中旬）〉，收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666-667。關於林日高的用名「王蕃薯」，見謝雪紅，《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2004）， 頁298。

[29] 共產國際下的共產黨歷來都視自身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政黨，而「前衛黨」乃「先鋒隊」政黨的日式說法。翁澤生日後也繼續以「臺灣先鋒黨（The Formosa Vanguard Party）」指稱臺共，見Вэн Цзэшэн（翁澤生）, “Док. No. 39. Доклад Вэн Цзэшэн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на Тайване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78.

[30] 與之相比，宋斐如分析1930年為止的臺灣社會運動派系之時，全然不涉及臺灣共產黨及其作用。由此可知「麗島」一文與臺共之間的關係。宋斐如的分析可見沉底（宋斐如），〈書後〉（1930.8.9），收入山川均著， 蕉農（宋斐如）譯，《臺灣民眾的悲哀》，獨立頁碼1-57。

[31] 〈［地方通信］另一個世界的閩西〉，《紅旗日報》（1930年8月28日， 上海），第4版。

[32] 可分見 Вэн Цзэшэн（翁澤生）, “Док. No. 23. Письмо Вэн Цзэшэна в Дальбюро （29 января 1931 г.）,” Вэн Цзэшэн（翁澤生）, “Док. No. 24.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о Дне борьбы с безработицей,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е Вэн Цзэшэном （29 января 1931 г.）,” and Вэн Цзэшэн（翁澤生）, “Док. No. 25. Письмо Вэн Цзэшэна в Дальбюро （1 февраля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20, 421, 426; 〈謝氏阿女豫審庭ニ於ケル供述要旨〉，收錄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687。

[33] 沫雲（許乃昌），〈黎明期的臺灣〉，《新青年》季刊（1924，上海）， 頁91-101。

[34] 關於許乃昌論述的初步研究，可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 （1923-1927）〉，《史繹》第35期。

[35]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針對這一重大問題進行說明。相關研究請著重參考：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之〈導言〉以及〈第六章、「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與革命性質的選擇──兩岸社會主義者的首次對話〉。

[36] 請參見前注所引書目之說明。

[37] 參見附論一。

[38] “Док. No. 9. Доклад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20 октября 1930 г.),” and “Док. No.11. Про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46, 364.

[39] Вэн Цзэшэн (翁澤生), “Док. No. 24.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о Дне борьбы с безработицей,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е Вэн Цзэшэном (29 января 1931 г.),” and Вэн Цзэшэн (翁澤生), “Док. No. 43. Доклад Вэн Цзэшэна о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борьбе (февраль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24, 494.

[40] “Док. No. 44. Статья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31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95-501.

[41] “Док. No.11. Про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364.

[4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721-722。

[43]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頁208。

[44]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75.

[45]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63, 615; Anna Belogurova, “Chapter Two” and “Glossary,” in her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M. A. Thesis.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3).

[46]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頁354-357。

[47] “Док. No. 2. Из Тезисов «Формоза Под Игом Япо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юнь 1928 Г.),” in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и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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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arious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aiwa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4-1932): A Discussion of “Formosa Under the Iron Heel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by Weng Zesheng

Qiu, Shijie*

* PhD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rch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eviously obscure, has begun to be brought out of the shadows due to its organization and publication by Russian scholars. However, various mistakes in the 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uments were made by the archivist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and discuss these errors. The archivists believe that a certain document in the archive is a certain journal article written by Weng Zesheng,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and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30.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document is in fact a different article penned by Weng Zesheng entitled “Formosa Under the Iron Heel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 work long thought to have been lost, also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30, in the semimonthly, Huanqiu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ocu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it is the above-mentioned lost article. Besides presenting evidence to confirm this fact,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Taiwan.

Keywords: Weng Zeshe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CPT),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Semimonthly Huan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