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三章第一節

1.東京的台灣人與他們參加的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與其他

東京是台灣人最早在島外成立青年組織的地方﹐同時也是台灣人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組織之處｡目前的文獻只能說明什麼人參與了什麼組織﹐具體的活動則難說明｡史料中的台灣人幾乎集中參與在東京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1920-1923﹚﹐參與者有呂盤﹝磐﹞石﹙1888-?﹚1﹑黃登洲﹙1901-?﹚2﹑彭華英﹙1891-1968﹚﹑蔡培火﹙1889-1983﹚﹐3以及范本梁｡4有台灣人參與的可思母俱樂部可謂同時期日本社會運動組織裡的特殊風景｡5其中﹐彭華英還參與了另一個團體﹕「曉民會」｡6由於曉民會與台灣的關係並無太多的史料可以說明﹐7因此可思母俱樂部將是本節的敘述主線｡

「コスモ」﹙コスモポリタン﹐Cosmopolitan﹚之名﹐蘊含著「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的意味｡8用日本學者松尾尊兊的話來說﹐可思母俱樂部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9是一個跨東亞各地域的集合體｡俱樂部由朝鮮社會主義者權熙國﹑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1870-1933﹚﹐以及宮崎龍介﹙1892-1971﹚所創﹐活動地點則主要是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也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的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等人之活動地｡

在此稍就謝晉青及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做一說明｡據謝晉青友人高一涵﹙1885-1968﹚回憶﹐謝晉青曾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組織一個「東方書報販賣社」﹐販售國內進步書刊｡10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馬伯援﹙1884-1939﹚亦憶云﹐1920年初春﹐在高一涵的建議下﹐遂於青年會內代售北京各種雜誌｡謝晉青為籌學費﹐馬伯援便另闢空間於青年會﹐成立新書店﹐讓他代售《民國日報》｡馬伯援指出﹐「迨後加入朱鳴田﹑羅豁﹛羅任一﹙1897-1965﹚﹜﹐由小而大﹐截然是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的文化中心｡惹得日人注意﹐並常與日人大杉榮﹑高津正道等開座談會於該書店｡」該書店甚至還協助藏匿「上海朝鮮獨立政府派」的抗日份子｡11

後來﹐謝晉青另組「東方通信社」﹐高一涵謂其「專向國內報界供給日本方面的有統系的新聞」｡據日本情報資料﹐「東京通信社」乃是謝晉青﹙負責人﹚與羅任一﹙時為「東亞預備校生」﹚﹑高一涵﹑殷汝耕﹙1885-1947﹚等人於1920年7月組建﹐社址設於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館內｡12但通信社旋因日本政府壓制而停辦｡13當時謝晉青曾是上海《覺悟》副刊特闢專欄「旅東隨感錄」的主要撰稿者｡謝晉青透過大量的報導性文章將日本社會運動的最新消息傳回國內｡

1921年12月﹐施存統﹙1899-1970﹚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的口供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羅任一﹜﹑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14據高一涵云﹐謝晉青由日返國之後﹐經營木工廠﹑教學兼課﹑並從事譯著﹐旋病故｡15當時高一涵曾去信胡適﹐希望他能將謝晉青所譯《西洋倫理學史》的稿費交給正在南京的謝晉青治肺病｡16是否胡適給錢﹐尚不可知﹐但謝晉青迅即不治而逝｡馬伯援曾稱讚謝晉青「苦工求學﹐取與不苟﹐記者﹛馬伯援自稱﹜之畏友也」｡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則評價云﹕「同志晉青﹐從事主義運動﹐已垂十年﹐學問淵博﹐誠勇動人﹐猶熱心教育事業﹐不幸短命死矣｡」17就學術貢獻來說﹐謝晉青是第一個研究《詩經》中的女性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將西洋倫理學介紹入中國的學者｡18

同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進行活動的可思母俱樂部與謝晉青等人所組織的書報社及通信社﹐體現了青年會對於激進思想的包容及國際性｡雖然謝晉青等人的結社細節還不明朗﹐但「加盟」或者「出入」可思母俱樂部的成員卻頗清楚｡據松尾尊兊研究﹐其中包括了謝晉青在內的日本﹑朝鮮﹑中國﹙乃至人在北京的李大釗﹐1889-1927﹚﹐與俄國﹙如愛羅先珂﹐1889-1952﹚的成員｡可思母俱樂部的成立時間與成員幾乎與同時期出現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重疊｡同盟遭解散後﹙1921.5.9﹐第二次大會召開時當場遭到解散﹔1921.5.27被禁止﹚﹐可思母俱樂部的性質就轉變成為秘密維繫同盟運作及其成員的組織｡19

但可思母俱樂部並不僅僅是個跨地域的組織﹐而還是個跨主義──「A」派﹙「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與「B」派﹙「布」爾什維主義﹐當時幾為馬克思主義的代稱﹚兩派──的集合體｡「A」「B」關係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整個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主題｡在十月革命之前﹐無政府主義是東亞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主流﹔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間的關係﹐也不像歐洲那樣分野清晰或有巨大矛盾｡然而十月革命的勝利﹐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代名詞的「布爾什維主義」在東亞的傳播｡於是﹐「B」派的抬頭﹐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關鍵因素﹐加速了從「A」「B」混雜向「A」派或「B」派各自的純化｡前述章節曾提到﹐山口小靜﹙1900-1923﹚在日期間曾因「A」「B」的不同立場而與無政府主義者伊藤野枝﹙1895-1923﹚發生辯論｡兩人的爭論點在於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應該奪取「政治機關」﹙如國家政權﹚｡伊藤站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反對奪取﹐小靜則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反對伊藤的見解﹐於是激怒了伊藤｡以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兩人之間的辯論正是「A」「B」矛盾逐漸激化的反映｡

「A」「B」混雜下的合作﹐當然不同於「A」「B」分殊之後所重新產生的合作｡但合作與否﹐始終是1920年前後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在中國﹐中共建黨前的「社會主義同盟」也具有「A」「B」合作的性質｡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活動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曾向大陸傳回大量關於日本社會運動內的「A」「B」合作的消息｡他歌頌這一合作﹐並對「B」派有正面評價｡謝晉青指出﹐從1921年開始﹐「赤的色彩﹐日日濃厚」﹐「說起他們底漸趨一致——一致於布黨——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同盟成立底功效｡」20《共產黨宣言》的首位中文全譯者陳望道﹙1891-1977﹚則認為﹐政府的壓迫才是「A」「B」派「一致」的原因｡21但顯然兩派終究無法攜手面對政府的鎮壓｡松尾尊兊認為﹐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一方面是官方鎮壓過甚﹐另一方面則是「A」「B」對立的激化｡由於日共在排除無政府主義派大杉榮﹙1885-1923﹚的狀況下進行組黨﹐致使大杉榮重建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北風會﹐停止發行與「B」派共同發行的《勞働運動》﹔翌年﹐在日朝鮮人也隨之產生「A」「B」分裂｡在此過程中﹐可思母俱樂部逐漸傾向於「B」派並地下化｡

可思母俱樂部所具有的跨地域與跨主義兩種性質﹐同樣也體現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上｡但前述幾個台灣人的參與首先只能體現其跨地域性質﹐跨主義的性質則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稍晚才浮上檯面的話題｡

在參與可思母俱樂部的台灣人中﹐彭華英﹑呂磐石等人的記載較不一致﹐范本梁的參與則較有蹤跡可尋｡22范本梁﹐嘉義人｡目前確認的用名有﹕一洗﹑鐵牛﹑體信﹑重生﹑志義﹑能鳴者﹐其中「一洗」的名氣似乎較大｡23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范本梁於1915年赴日﹐先後就讀於東京青山學院﹑茨城縣土浦中學﹑上智大學｡24此後始與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來往﹐如參與領導可思母俱樂部的大杉榮｡離開東京後的范本梁回憶大杉榮﹕「我自己在東京的時候﹐找他幾次﹐或是直接間接聽他幾回的演說」﹔「我在東京的時候﹐就常常聽他對我們同志說﹕……」25

1921年6月21日﹐可思母俱樂部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青年會館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發表包括法﹑俄﹑中﹑韓五種語言在內的宣言書﹐並有來自東方各國的人士發言｡這次集會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26范本梁亦在會中起而講演﹐卻遭到臨監警察中止｡27根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說法﹐范本梁曾因不妥言論而遭拘禁﹐同年8月轉赴北京﹔所謂不妥言論﹐可能就發表在這次集會｡28范本梁就此離開了他所傾慕的大杉榮﹕

兄弟早就被日人迫開黑暗的東京﹐早就被日人迫開大杉榮先生的左右﹐又因為我是個流連性的無產階級﹐自東都﹛東京﹜一別﹐就沒有機會跟他通信﹐也沒有洋錢買報買誌看﹐所以他的事蹟或是它的種種事變﹐一概是兄弟不得知道的﹐……29

除了范本梁﹐彭華英也因從明治大學畢業而在更早的時候離開了日本｡據日本情報﹐他於1921年7月前往上海﹐與蔡惠如﹙1881-1929﹚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了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30彭﹑范兩人先後離日之後﹐可思母俱樂部內仍有台灣人的蹤影﹐但並無法確知是否為前面曾提到的呂磐石等人｡31黃登洲與呂磐石則在1923年初在東京成立了一個名曰「曉鐘會」的組織﹙見本研究第四章﹐以及表4-8﹚｡事務所設於《台灣》雜誌社內﹐並刊登成立宗旨於《台灣》｡32同年夏天﹐《台灣日日新報》與《台南新報》分別登載了兩則攻擊黃登洲的新聞｡指控做為「不良學生」與「主義者」的黃登洲去上海領受共產黨的宣傳費﹐並在東京掛起共產黨支部的招牌｡33黃登洲旋於同年《台灣》雜誌發表一篇冷嘲熱諷﹑橫眉冷對的駁文｡34到了1926年﹐黃登洲參與創建「國際俱樂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俱樂部﹚｡35黃登洲的經歷可以證實他的左傾﹐同時也說明了在殖民者眼皮底下進行社會運動的難處｡也許這就是彭華英與范本梁早早脫出日本的原因｡而日本當地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活動﹐則隨著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而進入下一階段｡

2.北京的台灣人組織

以北京為中心的台灣青年啟蒙組織﹐始於1922年1月成立的北京台灣青年會｡該會由台灣社會運動家蔡惠如所促成｡作家張深切﹙1904-1965﹚判斷該會為「穩健」團體﹐因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史料顯示青年會以島內幾大家族的子弟為骨幹﹑並有大陸方面的官學人士為名譽會員｡36而張深切之所以特別將「穩健」視為一個組織所有﹙或者所無﹚的特質﹐正是因為日後的島外台灣青年及其組織﹐幾乎毫無例外走向激進的「不穩」道路｡

這種拒絕激進的傾向可以從青年會目前唯一存留的機關刊物《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閏五月五日發行﹐即1922.6.29﹚得到說明﹕

我們因為要提倡台灣同胞﹐來中國留學﹔和要研究中國文化﹔覺著沒有一個團體﹐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才和在京同人﹐組織了台灣青年會｡現在已經成立了｡章程也制定了｡﹙請看後邊台灣青年會章程﹚

我們又覺著臺灣同胞﹐所學底文字﹔所說底言語﹐跟這邊不同｡若是來這邊留學﹐要入學底時候﹐得要和這邊底學生﹐一樣底考試﹔恐怕有點兒不便｡所以用了本會的名義﹐去和這邊各學校交涉優待台灣學生入學條件﹔許台灣學生﹐得和華僑學生享一樣底優待｡﹙請看後邊台灣學生入學優待請願書﹚幸這邊各學校﹐十分表同情於台灣同胞﹔照我們底請願給通過了｡這是我們台灣要養成人材底最難得底良機了｡

我們又想要在這邊﹐建一個青年會館﹔可以給台灣底學生﹐或是來這邊遊歷底台灣同胞住宿｡我們台灣原先在這邊卻有兩座台灣會館﹔給了一個福州人管理﹔聽說後來著了火﹔那位福州人給修理了﹔37所以現在若是要他回來﹔得要八百來元去贖他｡我們打算要對台灣同志﹐捐這一筆錢﹐來贖回來﹔可以當作台灣青年會館｡那將來有父兄子弟要來﹐就方便了｡

我們又怕台灣同胞﹐到這邊有言語不通底麻煩﹔所以我們在這邊﹐又立了一個白話研究會﹔給我們同胞﹐可以隨便研究｡我們進一步﹐又想要把這邊底情形﹐對我們同胞說明說明﹔所以又創刊台灣青年會月刊﹔來疏通疏通這邊底情形﹔叫我們同胞﹐都知道這邊底狀況｡這個印刷物﹐就是我們台灣青年會月刊底特別號｡比後盼望諸同胞﹐協力幫助﹔共圖台灣青年會底進展﹗這個台灣青年會底成立﹐可以算是台灣有了人材底懷胎了﹗但是到了十月臨褥底時候﹐不知道能夠得個英兒呀不能﹖38

如將《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翻到最後一頁﹐就能看到該刊編輯兼發行者的大名﹔這個名字也不是別人﹐即是著名作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許地山的參與反映出青年會組成份子的複雜性｡也許彼時台灣割讓不過三十年﹐離土未遠﹑親緣仍深﹐台灣割讓前後即跨海內渡的台灣人﹐仍可參與其中｡也或許始終以「老台灣人」自許39的許地山﹐對於台灣的情感厚重依舊｡不過﹐許地山的參與還預示了一層更深的意義﹐即無政府主義向著台灣青年而滲透的開始｡然而這個問題﹐並無法從「許地山」這三個字直接抉出答案﹔問題還得從另一個重要的臺灣人說起｡這個人﹐正是從東京來到這座古都的范本梁｡

3.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

范本梁抵京之後﹐隨後即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40此後他的人際關係更有脈絡可循﹐交往範圍也較廣｡他參與了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活動﹐也接觸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景梅九﹙1882-1961﹐無論是日文本或中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均將「景梅九」誤為「梅景九」﹚｡41雖然北京當時仍在北洋政府治下﹐無政府主義的活動卻未嘗稍減｡當時由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國風日報》及其副刊「學匯」﹐就被無政府主義者視為「北京最堅硬的輿論界代表﹐亦國內同志互通消息﹑發表言論的總機關」｡42

除了報紙之外﹐景梅九還領導著《台灣社會運動史》稱為「北京安社」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北京安社」與范本梁有密切關係｡雖然「北京安社」是個從「名」到「實」都還弄不清楚的組織﹐43但若以景梅九作為追索的主線﹐並以此考察圍繞其身邊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大概還是可以進行推測的｡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滯留於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曾與范本梁﹙以「一洗」之名﹚以外國人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連﹝聯﹞盟﹙北京AF﹚」會議｡44如果「北京AF」就是「北京安社」﹐《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范本梁與「北京安社」的關係便能得到證實｡

但就算不能證實﹐范本梁與景梅九等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也能得到說明﹐而且﹐包括范本梁在內的東亞無政府主義者集結於北京﹑匯聚在中國的盛況﹐亦能由此窺見｡也許這一盛況才是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李丁奎﹐1897-198445﹚當時正在北京｡其自作年譜記載云﹕

1922年﹙26歲﹚﹐與友堂李會榮﹑丹齋申采浩﹑北京師大教授魯迅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俄國盲詩人瓦西里﹑愛羅先珂﹑台灣革命同志范本梁等郊﹝交﹞遊｡46

在北京﹐范本梁還接待過著名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柳子明回憶云﹕

﹛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那一次我與丹齋先生﹛申采浩﹐1880-1936﹜來往的時間較長｡同時和台灣朋友范本梁﹑林炳文等交往｡由於台灣朋友的介紹﹐我寄住在「泉州會館」裡｡47

誠如朝鮮共產主義者金山對於這時期北京的記載﹐「那時候﹛1919-1923﹜﹐在北京有800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300名學生｡」「在北京為數不多的朝鮮人竟然出版七份雜誌﹐這在任何少數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48但上海也是朝鮮革命者的聚集之地﹐范本梁曾在上海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員四處奔走﹐此時是1924年｡49謝雪紅﹙1901-1970﹚云﹕

當時﹐我認識的青年還有……范一錢﹙台南人﹐原名范本良﹝梁﹞﹚﹐後來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捕過｡當時他很活躍﹐和朝鮮人頻繁來往……

當時聽說朝鮮人在法租界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可能因我是女的比較突出﹐一些朝鮮人和范一錢常來爭取我﹐勸我到租界去看他們臨時政府的要人｡我因感到自己沒有文化﹐又不懂政治而不敢去﹐所以始終沒去看過他們｡

……

當天﹛1924.6.17「恥政紀念日」50﹜集會參加者只有我一個是女的﹐那時還沒有台灣女青年到上海唸書﹐也沒有台灣婦女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因此﹐平時范一錢等就稱我一點紅｡當晚﹐范等推我上台講話……51

更重要的﹐則是范本梁與可思母俱樂部的舊成員羅任一的交往﹐不過兩者的交往目前僅有日本的情報資料可以證實｡52羅任一﹐四川省資中縣球溪河村人﹐他是前述謝晉青的同志﹐1917年赴日留學﹐1921或1923年回國｡53羅任一的重要性首先有兩點﹕

第一點是可思母俱樂部建立起的跨地域連帶的再浮現｡在日期間﹐羅任一曾與謝晉青共同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的活動﹐可能還包括「日本社會主義同盟」｡54羅任一與謝晉青有很密切的交往﹐兩人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庇護下﹐共同創辦了書報社與通信社﹐前者代售國內進步刊物﹐後者則將日本社會運動消息大量傳回中國｡雖然不能說范本梁與謝﹑羅兩人在可思母俱樂部時期即相識﹐然而可思母俱樂部所建立起的跨地域人際網絡﹐顯然不可小覷｡

第二點則是羅任一所懷抱的「A」「B」合作之主張｡如前所述﹐中共創黨黨員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曾提到羅任一與謝晉青是無政府主義者﹐但認為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雖然施存統並未說明「稍異」為何﹐但前面提到的「A」「B」合作是個可供推測的方向｡羅任一初抵日本之時曾與旅日無政府主義者共組無政府主義社團﹐但他們兼讀兩種主義的書籍﹔55此外﹐當時羅任一的翻譯作品也兼具「A」﹙如大杉榮﹚「B」﹙如山川均﹚兩派文獻﹔56甚至﹐當謝晉青讚許可思母俱樂部所實現的日本兩派人物的集合時﹐羅任一則進而盼望國內的「A」「B」兩派能「以一致進行」作為「今後的方針｡」57

史料上﹐范本梁本人始終並未展現出「A」「B」合作的傾向｡但在「B」派聲勢日漸高漲於全東亞的總形勢下﹐范﹑羅兩人面對「B」派所做出的不同選擇﹐宛如互相驗證的對照組｡而范本梁所需面對的考驗﹐就是一條沒有「B」派的「A」派道路｡

總之﹐范本梁與群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雖然這些記載首先體現的只是范本梁之個人「活動」﹐但若考慮到這些活動包括了他與景梅九﹑林炳文﹑羅任一﹑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那末范本梁的個人「活動」也可被視為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及體現｡但若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的起源與形成﹐無論無政府主義者本身的反組織傾向如何﹐「組織」產生與否──而非個人活動或人際圈──便成為一個可供考察的切入點｡而范本梁為了堅持「A」派本色而遭遇的困境﹐也是在推動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才出現的｡以下的研究﹐就從范本梁所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社團來展開討論｡許地山也將再次轉回研究的視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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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註釋

  1. 生年據興南新聞社﹙1943: 468﹚｡ ↩︎
  2. 生年據興南新聞社﹙1943: 157﹚｡ ↩︎
  3. 這些參與者的名字目前僅見於内務省警保局﹙1921﹚｡松尾尊兊研究可思母俱樂部時﹐並未用到内務省警保局的這則史料｡因此松尾尊兊並未提及這則史料所提到的「黃登洲」﹑「蔡培火」｡但松尾尊兊﹙2000: 33﹚曾提到有一名無法辨認其身分的「黃登明」﹐此人是否可能為「黃登洲」﹖ ↩︎
  4. 警視庁特別高等係﹙1984: 76﹚｡ ↩︎
  5. 內務省警保局﹙1924﹚｡警保局的這篇調查就只強調可思母俱樂部有台灣人參與｡ ↩︎
  6. 關於彭華英﹐並見内務省警保局﹙192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2﹚｡ ↩︎
  7. 「曉民會底會員﹐都是缺衣少食的﹑而對於宣傳演說賣書報﹐誰都趕不上他們勇猛｡出入他們曉民會一口小屋的﹐日本人外﹐有高麗人﹑中國人﹑台灣人﹐其餘就是周圍環視的警察偵探｡」﹙晉青﹝謝晉青﹞, 1921c﹚｡另一則1925年的日本情報曾指出﹐彭華英與高津正道﹑堺利彥有接觸﹙外務省記錄, 1925b﹚﹐這兩人實分別是曉民會與可思母俱樂部的領導人﹙內務省警保局, 1923b; 1924﹚｡ ↩︎
  8. 松尾尊兊﹙2000: 24﹚｡ ↩︎
  9. 松尾尊兊﹙2000: 21﹚｡ ↩︎
  10. 高一涵﹙1931: 1-2﹚｡ ↩︎
  11. 馬伯援﹙1984: 97﹚｡ ↩︎
  12. 外務省記錄﹙1930a﹚｡ ↩︎
  13. 晉青﹝謝晉青﹞﹙1920c﹚｡ ↩︎
  14. 〈附錄三　施存統口供〉﹙石川禎浩, 2006: 370﹚｡ ↩︎
  15. 高一涵﹙1931: 1-2﹚｡ ↩︎
  16. 高一涵﹙1979: 209, 215﹚｡ ↩︎
  17. 春雷﹙1923b: 8﹚｡ ↩︎
  18. 補充一點﹕在《白堅武日記》﹙白堅武, 1992﹚中亦可發現有名曰「謝晉卿」者﹐是否即「謝晉青」﹖目前尚無法核實｡ ↩︎
  19. 松尾尊兊﹙2000﹚｡ ↩︎
  20. 晉青﹝謝晉青﹞﹙1921b﹚｡ ↩︎
  21. 曉風﹝陳望道﹞﹙1921﹚｡ ↩︎
  22. 各種關於可思母俱樂部參與者的記載不盡然一致｡比方彭華英以東京「《台灣青年》社」的身分登記在一份同盟名簿中﹐但在另一份名簿中卻沒有彭的名字｡呂盤﹝磐﹞石的狀況也類似｡可見﹕松尾尊兊﹙2000: 33﹚｡ ↩︎
  23. 王詩琅謂其自號「一仙」﹙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95: 163﹚﹐謝雪紅則記之自稱「范一錢」﹙謝雪紅, 2004: 153﹚｡范本梁自己在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所發表文章署名「范一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 1979b: 704﹚｡曾與范本梁見面﹙1922年﹚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則稱之「一洗」﹙向井孝, 1974: 87-88, 221﹚﹐可見這是范本梁的常用化名｡另外﹐日本情報檔案還有范本梁用名「鐵仙」的記載﹙外務省記錄, 1926c﹚﹐此處錄之待考｡ ↩︎
  24. 范本梁友人張深切﹙1998: 266﹚對於范本梁在日求學的順序有著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更詳細的記述﹐故此處採張深切的說法｡此外﹐在日期間﹐范志義﹙蒼亨﹚﹝范本梁﹞﹙1920: 60-64﹚還曾向當時的《台灣青年》投稿｡ ↩︎
  25. 范一洗﹝范本梁﹞﹙1924﹚｡ ↩︎
  26. 松尾尊兊﹙2000: 33-41﹚｡ ↩︎
  27. 警視庁特別高等係﹙1984: 76﹚｡ ↩︎
  2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1989d: 3﹚｡ ↩︎
  29. 范一洗﹝范本梁﹞﹙1924﹚｡ ↩︎
  30. 外務省記錄﹙1925b﹚｡ ↩︎
  31. 1922年11月19日﹐秋田雨雀與包括台灣學生在內的三十多名東亞各地學生﹐在一個咖啡廳裡進行可思母俱樂部內部的談話會﹙松尾尊兊, 2000: 44﹚｡ ↩︎
  32. 台灣﹙1923a: 72﹚｡ ↩︎
  33. 台灣日日新報﹙1923g﹚﹑台南新報﹙1923﹚｡ ↩︎
  34. 黃登洲﹙1923: 83-86﹚｡ ↩︎
  35. 外務省記錄﹙1926b﹚｡ ↩︎
  36. 張深切認為﹐北京台灣青年會包括了北京知名人士﹐台灣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台中吳家等望族子弟﹐故為穩健﹙張深切, 1998: 41-42﹚｡ ↩︎
  37. 由於當時已無台灣會館﹐北京台灣人多出入於福建會館﹑漳浦會館﹙外務省記錄, 1925d﹚｡ ↩︎
  38. 許地山﹙1922: 1-2﹚｡ ↩︎
  39. 許地山﹙1930﹚｡ ↩︎
  40. 范本梁旁聽於北京大學一事﹐北京大學方面尚無史料可以耆考｡當時北京台灣青年會已為台灣學生爭取到以華僑身份入學的資格﹐也爭取到旁聽生的資格｡據規定﹐旁聽生要繳小額學費﹐但不得改為正科生﹐而且只能自稱「北京大學旁聽生」﹐不得稱為「北京大學學生」﹙許地山, 1922: 8﹚｡ ↩︎
  4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876; 1989d: 3﹚｡范本梁在北京的活動並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
  42. 春雷﹙1923a﹚｡ ↩︎
  43. 關於北京安社是否存在的問題﹐分析如下｡據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顯示﹐1922年3月18日﹐無政府主義者曾於平民學校﹙西城翊教寺街﹚內開會﹐討論設立「北京安社」｡並在6月5日的內部集會中散發〈安社社約〉﹐且有俄﹑日﹑朝等國的社會主義者出席｡然而「北京安社」之名似非公開的或被確定的名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991b: 710-712﹚｡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直呼之「北京安社」﹐但無論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後世的學者﹐以「安社」稱呼北京這一組織者不多｡本研究目前僅知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絮」﹙柳樹人﹐1905-1980﹚曾於1926年明確寫下「世界語問題﹙北京安社﹚」的字句﹙柳絮﹝柳樹人﹞, 1984: 719﹚｡但現代的無政府主義研究則常把景梅九的組織稱為「學匯社」﹐也許正是「北京安社」｡1924年5月1日發行的《春雷》有消息云﹐「北京同志﹐組織一世界語俱樂部﹐於世界語專門學校內」﹙春雷, 1923b﹚｡倘若「北京安社」已然存在﹐為何還需要一個世界語俱樂部﹖尤其此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刊物時常毫無避諱地刊載各地的「同志消息」﹐闕漏「北京安社」的動向就格外奇怪｡就筆者所能讀到的同時期無政府主義刊物來說﹙如《春雷》﹑《驚蟄》﹚﹐最多也只提到《學匯》﹐未曾提到有個「安社」的組織｡ ↩︎
  44. 向井孝﹙1974: 87-88, 221﹚｡ ↩︎
  45. 金良守﹙2004: 73﹚｡ ↩︎
  46. 《又觀文存．年譜》﹐三和印刷所1974年版﹐轉引自金時俊﹙2005: 53﹚｡ ↩︎
  47. 柳子明﹙1987: 1370﹚｡ ↩︎
  48. 尼姆．威爾士與金山﹙1993: 90﹚｡ ↩︎
  49. 張深切曾於1924年至上海並與范本梁有密切的交往﹐可知范本梁至少此時確於上海﹙張深切, 1998: 248﹚｡ ↩︎
  50. 雖然謝雪紅﹙2004: 151-166﹚描述此段史實的時間是1923年﹐但她對於時間的回憶其實非常有問題｡在她的回憶裡﹐她於1923年4﹑5月間從台灣轉日本而至上海﹐並於同年8月中回台灣｡當謝再次前往上海時﹐已是1925年4月間｡1924年的回憶可謂一片空白｡謝雪紅回憶﹐1923年﹐她首次赴上海時﹐便在船上初識林木順﹑李友邦｡到上海之後﹐則認識范本梁﹐並曾參與范本梁等人在6月17日的「恥政紀念日」紀念會上發言﹐地點在「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講習所」｡但是﹐據陳芳明﹙1998: 52﹚所得林木順學籍資料﹐他在1924年3月19日才從台北師範學校退學｡據聞這年夏天因與李友邦等人襲擊台北新起街派出所才逃往大陸﹙嚴秀峰, 1995: 616﹚｡此外﹐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紀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7-88, 91﹚與張深切﹙1998: 248-249﹚的回憶裡﹐謝雪紅確實曾在上海的「6.17」紀念會發言﹐但卻是1924年﹐地點則是務本專校｡由於務本專校與商務印書館均處寶山路上﹐有可能謝雪紅因此記錯｡綜合上述材料﹐謝雪紅首次赴上海的時間應是1924年﹐否則就是她曾在1924年二赴上海﹐只是她自己忘了﹙唯此事可能性較低﹚｡ ↩︎
  51. 謝雪紅﹙2004: 153-155﹚｡ ↩︎
  52. 外務省記錄﹙1926c﹚｡ ↩︎
  53. 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岩佐作太郎﹐曾引羅豁為友人與同志﹐並云之1921年6月歸國﹙松尾尊兊, 2000: 32﹚｡至於1923年的記載﹐則可見葉博夫﹙1989: 135﹚﹑李銀耕﹙1991: 23﹚｡ ↩︎
  54. 葉博夫﹙1989: 135﹚曾指出羅任一是「社會主義同盟」的盟員﹐至於是否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則未明言｡ ↩︎
  55. 無政府主義者張景﹙1983: 117﹚云﹕「一九二○年我們住的宿舍裡來了一個四川學生羅豁﹐帶來了一些新出版的小冊子﹐有《克魯泡特金思想文集》﹑《共產黨宣言》﹑意大利安那其主義者馬拉特斯泰的《兩個工人的談話》﹑劇本《夜未央》及《互助論》﹑《麵包略取》等﹐分送給同住的一些人閱讀｡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設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這樣就有六七人成為小團體﹐命名為『光社』」﹐「就以安那其主義為『光社』的主義」﹐「這樣不到半年就各自分散了﹐羅回國後沒有消息｡」 ↩︎
  56. 主要是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北京《國風日報》副刊《學匯》｡ ↩︎
  57. 羅豁﹝羅任一﹞﹙192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