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第二節
本節原標題：〈平社與《平平旬刊》：兩種「主義」的兼容與分裂〉

1.概觀：平社及《平平旬刊》

平社及《平平旬刊》是一個以上海為活動地並由東亞各地革命者組成的聯合體。如表4-4所考證，平社的參與者﹙以下簡稱平社成員﹚與《平平旬刊》的寫手們﹙以下簡稱平平同人﹚，來自中、台、朝、日四地，包含十多名成員。雖然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的成分有頗大落差﹙平平同人，多來自大陸﹚。但組織規模仍是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人所未曾達到的水平。此外，若從刊物屢屢變更的聯絡處與聯絡人來看﹙見表4-2﹚，平社及《平平旬刊》與前述南方大學、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必然不淺。

平社像是東亞各地革命者亡命上海而實現的一次集結。其中包括由於日本政府鎮壓而潛赴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1892-1953，表4-4: 18﹚，以及不見容於日本當局而流亡上海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1886-1947﹚與尹滋英﹙尹蘇野，1894-1938，見表4-4: 17﹚。如《台灣社會運動史》所云：[1]

在當時有一名共產主義者，因恐懼東京的嚴厲取締而奔逃上海，與在該地留學的台灣左傾學生……等共同組織了「平社」，且發行機關誌《平平》，將其密送散佈於台灣，此人也和蔣渭水保有密切聯繫。

亦如佐野學所言：[2]

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3]這八個月之中我在諸國的旅途過很匆忙的日子，這回自某處到某處的途中，到上海留住了差不多幾個星期。我在此地會見了，中國，高麗，台灣的同志，大家談論東洋革命的前途。這也可以說是我的亡命生活中一件難忘的事。自命獻身於世界革命的吾人，於東洋的同志，或於歐美的同志，當然沒有甚麼分別。然而我對於東洋的同志總免不了覺得特別的親密

但是使平社實現集結的靈魂人物並不是這些外籍流亡者，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與范本梁的同志──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

與羅任一在日本相遇的無政府主義者張景回憶：[4]

一九二○年我們﹛在日留學生﹜住的宿舍裡來了一個四川學生羅豁，帶來了一些新出版的小冊子，……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設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這樣就有六七人成為小團體，命名為「光社」……就以安那其主義為『光社』的主義……這樣不到半年就各自分散了，羅回國後沒有消息。

目前無法獲知羅任一從日本回國後[5]在什麼狀況下而組成平社並創刊《平平旬刊》。但他至少在《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前便已出現於上海的社會運動之中。[6]羅任一不但是《平平旬刊》撰文最多的作者，更是唯一兼具平平同人以及平社成員身分的大陸青年﹙見表4-4﹚。實際上，當時的日本情報資料﹙含《台灣社會運動史》﹚正把羅任一視為實現平社組織化的指導者。[7]但羅任一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他是否起到這樣那樣的指導作用﹙因為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說明﹚，而在於他所曾主張的「A」「B」聯合﹙即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聯合，見本研究第三章﹚。對於研究平社及《平平旬刊》而言，羅任一具有的這一背景是重要的切入點。

平社與《平平旬刊》確實兼具「A」「B」兩種主義。僅從參與者背景即可看出這點。先來看「B」派背景。如表4-4所示：﹙1﹚以平社成員來說，呂運亨與尹滋英屬於「B」派傾向的朝鮮革命者；﹙2﹚就平平同人而言，佐野學是潛逃至上海的日共領導人；﹙3﹚至於身兼平平同人與平社成員的許乃昌，則是中共黨員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4﹚大陸籍平平同人﹙大多來自浙江與安徽﹚幾乎都與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有關。他們不但在地緣上有所聯繫，組織關係與活動經歷也都互有關聯。或許正因如此，《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才把平社及《平平旬刊》當成純粹「B」派的組織及刊物。

然而平社及《平平旬刊》的「A」派色彩也是有的。創刊前後，《平平旬刊》不但被大陸無政府主義刊物引為同志﹙前引《學匯》即是一例，並見表4-2﹚，平平同人還包括兩個著名的大陸無政府主義者：盧劍波﹙劍波，1904-?，見表4-4: 03﹚及秦滌清﹙抱朴，生卒年不詳，見表4-4: 08﹚。

不過兩種主義在《平平旬刊》內部的力量對比並不平衡。《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平社判定為「有濃厚的共產主義運動色彩」的社團，日本學者坂井洋史則力圖證明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存在，但說服力不強：﹙1﹚坂井特別注意平平同人對於蘇聯、俄國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但是，除了攻擊考茨基的譯稿之外，[8]反蘇、反俄或反共，實不足以從反面證明無政府主義是這種攻擊的基礎。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同人本身思想的不成熟也是可能的原因，遑論這方面的文章僅僅兩篇。[9]﹙2﹚坂井認為，對於議會請願運動的反對，顯示了無政府主義否定代議制的典型態度。[10]但共產主義者也可能反對代議制；明言以反對代議制作為否定運動之基本理由的平平同人也極少。﹙不過，從平平同人賀威聖以代議制作為否定議會請願運動的理由來看，請願運動在平平同人眼中的「負面」面貌值得探究。﹚﹙3﹚坂井從一些外在形式來進行正面的推論：首先，1923年底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學匯》謂之「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其次，1924年5月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春雷》引之為「上海同志」；[11]其三，〈平社簡章〉以無政府主義式的口吻自稱「實行人類互助為宗旨」[12]﹙又如：「我們是一群渴望和平者，我們要大家都有飯吃，有衣服穿，我們願意人類都一齊到水平線上，我們願意凡人類都能互相親愛，彼此扶助。」[13]﹚，甚至本研究還可補充指出「平社」二字就是無政府主義式的命名﹙正如「安社」那般﹚。[14]但是，實際發行的《平平》旬刊就內容而言幾無傾向相應的文章；就連同人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如羅任一、盧劍波﹚也幾乎不從無政府主義去談問題。坂井最後不得不承認，「綜觀內容，其實缺乏能直接將本刊物視為無政府主義宣傳刊物的有力根據。」[15]

無政府主義在《平平旬刊》中存而又不存的矛盾現象究竟何解？本研究認為，這種矛盾可能是「A」「B」兩派間的力量消長之反映。

2.「主義」對立：從平社、《平平旬刊》到赤華黨

據俄國學者郭杰﹙К. М. Тертщкий﹚與白安娜﹙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所轉述，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有如下內容──1923年11月，[16]台灣、中國，以及朝鮮的革命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平社﹙音譯：Pingshe / Пиншэ。義譯：Обще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平等」社﹚。平社的成立者包括：彭華英、蔡惠如的長子蔡炳曜，以及許乃昌。平社成員發行了定期刊物《平平》﹙Pingping / Пинпин﹚[17]並派遣了幾個成員回到台灣工作。根據許乃昌的說法，平社的活動相當成功。不過，由於外國租界當局的壓力，以及「為數不多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社團內的非組織化行動，使得社團於1924年5月停止活動。[18]

目前尚無其他史料可以說明平社內部的「A」「B」矛盾，不過范本梁與彭華英之間的對立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19]

華英比本梁先到上海，本梁自認是華英的情敵，他本來對華英就沒有好感，及至本梁信奉安那其主義出現於上海的時候，平添一個思想對立，兩人之間就成為冰炭不能相容了。……

我還在上海的時候，老范有一天瘋狂似地跑回青年會，嚷著找菜刀要去殺死彭華英……我趕緊把菜刀藏起來，極力阻止，攔住不放。……鐵牛﹛范本梁﹜氣憤憤地說：老彭的思想不對，會荼毒台灣民眾，所以他和老彭爭辯起來，詎料他﹛彭華英﹜不會認錯，反叫外國人打他﹛范本梁﹜、侮辱他，此仇不報非人。……總之打過架是事實。

范彭兩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各自獨立一家，不能相侵犯。老彭組織平平社，宣傳他們的言論，老范單獨出版《新台灣》，提倡安那其主義，分道揚鑣已久，老范偏要找他辯論，自討沒趣。根本上，兩人之間不止於思想問題對立，老范似乎還夾雜著情敵意識對待老彭，這實在是使老彭出乎意料的。……當時他們兩位都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革命志士，兩虎相鬥兩敗俱傷，我很不願見他們的仇恨一往趨深，因為我反對蔡培火一派合作「請願」主義，自然擁護彭范等人的革命運動，但我不願意袒護哪一方。

張深切與謝雪紅﹙1901-1970﹚都指出，范本梁在平社活動期間正在上海。日本情報也指出，范本梁與羅任一來往密切。[20]因此《平平旬刊》與《新台灣》的先後創刊[21]乃至社團之間或之內的矛盾，也許都離不開上海地域內的主義紛擾或人事糾葛。

在平社遭遇「A」派「破壞」的形勢下，許乃昌等人另外建立起「B」派傾向鮮明的組織──「赤華黨」。也許這是「台灣赤華會」重新以「赤華黨」之名站回歷史舞台的一次嘗試。[22]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23]

──1924年6月，台灣左翼份子建立了「赤華黨」﹙Red China Party, RCP / Партия Красного Китая, ПКК﹚，許多平社成員參與了這一組織。據許乃昌所言，在赤華黨建立前，台灣沒有任何組織敢於以自己的名稱宣示共產主義方向。黨的創建者們希望能在將來與日本共產黨建立聯繫，並將日共組織發展到台灣。

──建黨大會以1924年4月25日與6月1日兩個階段進行。在台中，4月25日的大會選出五名執行委員會委員，黨的非正式成立日期則是五一勞動節。至於6月1日的會議，因為殖民當局的監控，其會議未能舉行。不但推遲至6月20日，地點也改至上海，至此黨才正式成立。至1924年7月為止，[24]黨的成員共49人，包括13名工人，其餘則均是知識份子。[25]

──黨的活動招致了日本警方的注意。1924年6月18日[26]舉辦起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集會。除了散發傳單，黨的成員還計畫將之秘密送回台灣，然而警方卻得到了這一消息。同時，台灣的日本當局加強控制並增派額外的警力前往上海。這一切顯然對黨造成負面影響，黨員意志不再熱切如昔。據許乃昌所言，赤華黨由於經費與人力短缺而無法持續她的活動。

如果「赤華黨」的出現，可以理解為「台灣赤華會」轉型的結果；平社及《平平旬刊》就應該理解為實現轉型的媒介。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社會主義者終於超出個人活動而轉為組織運動。相較於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先驅的努力，上海台灣社會主義者的奮鬥顯然規模更大、軌跡更可追索。只是前述先驅所未曾面臨的問題卻在上海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前出現，最突出的就是組織內外的「A」「B」兼容與對立。

以兼容「A」「B」兩派為宗旨，羅任一等人開闢出一條通向平社及《平平旬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裡，羅任一的同志謝晉青首先把眼光投向了殖民地台灣，首先向台灣呼喚革命並批判請願運動。在這條道路上，謝晉青早逝，卻由他的同志羅任一繼續走了下去。並在台灣、朝鮮、日本，以及大陸各省青年的合作下，最終組織成了平社及《平平旬刊》。「A」「B」合作雖然失敗，但同范本梁所走的純粹「A」派道路相比，平社及《平平旬刊》兼容「A」「B」兩派的嘗試揭示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另一條道路。

也恰恰是這條道路的準備，以許乃昌為代表的「赤華黨」才得以從中走出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B」派道路。發生在1924年上半年的「A」「B」合作與分裂就像是種縮影。這一縮影預示了「A」「B」合作的破裂、預示了無政府主義在東亞各地的衰落，同時也預示了共產主義的「B」派道路之興起。羅任一在6月底所發行的《平平旬刊》上譯載了一篇現在看來意味深長的文章。這篇由日本共產主義者田口運藏﹙1892-1933﹚所寫的文章說道：[27]

階級意識這句話，算現代社會主義用得最多的術語中之一……現代的爭鬪，是階級意識醒覺了的解放運動，于是以階級組織的必要為前提這一點，是與從前不同的。社會主義者把持階級爭鬪、高唱平民解放﹛、﹜所以大眾前鋒的組織，實為必要。沒有組織的爭鬥，難得有什麼効果。主張依爭鬥而解放的我們，知道我們最終的任務，是取階級爭鬪的本源。而表示階級爭鬪最正當的方法，即是政治運動。沒有政黨的政治運動，定為無組織的反逆而終了。我們努力普及聯合運動，同時主張豎起平民的政黨。我們以馬克司主義為立腳點，做解放運動的前鋒，急急使組織的階級意識越見加強！

無論是建立先鋒隊政黨，投身政治、普及聯合運動﹙AB合作？﹚、乃至以馬克思主義為宗。羅任一所譯載的這篇文章不但可以視為赤華黨建黨的最佳註腳，也顯示了羅任一以及平社、《平平旬刊》向「B」派的傾斜。不過，赤華黨所揭示的「B」派道路，還同時包括了上海﹙乃至日本、台灣﹚的台灣青年組織與社會主義組織的空前整合。必須旁及各組織間的關係才能更全面地考察赤華黨。

3.台灣人青年組織的興衰與轉折：以1924年為中心

以下分製兩表。「表4-5」以1924年前後各種台灣人青年組織為對象，列出目前所知的所有事件；「表4-6」則將「表4-5」簡化，圖示各團體的沿革及活動軌跡。

表4-5與表4-6顯示赤華黨﹙或台灣赤華會﹚與平社均主要活動於上半年，姑且稱之為A組。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這是既有史料所未載者﹚，則居下半年，姑且稱為B組。[28]

雖然上海台灣青年會﹙及改組後的台灣同鄉會﹚是唯一貫穿1924年前後的組織，然而A組向B組過渡的時間點頗相重合於青年會本身所發生的轉折，特別是青年會所經歷的第一次轉折﹙1924.5.24﹚。青年會的活動在這次轉折之後由盛轉衰。這次轉折的性質頗值得玩味：﹙1﹚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只有一名幹部是舊面孔﹙林堯坤，又名鵬飛﹚，其餘都是新幹部。然而這個幹部卻是曾經導致青年會陷入財務危機，並已被青年會開除的成員。[29]﹙2﹚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決議支持請願運動與文協、並向文協尋求援助。然而第一次轉折之前參與平社的成員卻反對請願運動。[30]

《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經常從正面肯定青年會與其他台灣人組織之間的聯繫。但這種聯繫應當將青年會發展中的不同階段考慮進來。如前所述，第一次轉折之前及之後的青年會說不定是完全不同的團體。此外，雖然無法判斷青年會本身的轉折如何聯繫於其他台灣人組織之興衰。但幾乎同時瓦解的平社、赤華黨，以及第一次轉折之前的青年會恐怕有不淺的關係。[31]

許乃昌的報告可以證實上述推測。報告指出，赤華黨統一了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各個分散勢力，包括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曉鐘會、社會問題研究會﹙即「表4-7」中標記★號者﹚。雖然黨的成員並不多，成立初期卻很有行動力，並透過各種台灣的組織進行合法活動。[32]。此外，還有一份收藏於共產國際並題名為《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的檔案﹙寫於1928.6.31，原文英文﹚[33]也提到這些組織，「表4-7」亦列出比較。在人際方面。許乃昌的報告列出了十三名重要的台灣左翼份子及其組織關係，即「表4-8」。

許乃昌的報告所列舉的組織顯示赤華黨並未統合「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以上即B組﹚等團體。顯然赤華黨只活動於A組存在的上半年。至於赤華黨所統合的組織則分居上海、台灣，以及日本。

上海的組織，前面已介紹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可能正是黃玉齋﹙1903-1975﹚所謂的「台灣同志會」或者曾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週報》週報上出現過的「台灣青年同志會」。[34]但背景尚待核實。

日本的組織是第三章曾提到的「曉鐘會」。從「表4-8」可知，曾經參與日本「可思母俱樂部」的黃登洲﹙1901-?﹚與呂磐石﹙1888-?﹚，都是曉鐘會的成員。

台灣的組織則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由於研究會的成員只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1901-1983﹚、石煥長﹙1891?-?﹚，以及過世的山口小靜﹙1900-1923﹚，而許乃昌又未將連溫卿歸為赤華黨成員，所以「社會問題研究會」與赤華黨發生組織關係的原因值得思索﹙比方謝文達乃至蔣渭水可能是黨的成員，或者根本就是許乃昌胡說﹚。至於許乃昌所說的「無產階級政治研究會台灣支部」，則可能與山川均等人所組織的「政治研究會」有關。「政治研究會」是山川均將日共解黨之後，為創立合法「無產政黨」而成立的準備組織，1924年5月才提出組織章程。然而現有史料並無法證實「政治研究會」有台灣支部之存在。[35]是否許乃昌知曉了連溫卿於1924年前往日本拜訪山川均之事，從而據此推測兩人具有某種關係並進而做出「政治研究會」之「台灣支部」的推論？最後，所謂「共產主義同志會」其實也屬不明，然而謝廉清所曾接觸的「今日派」共產黨就曾組織過「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是否就是這個組織？或者另有所存？此皆尚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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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2] 佐野學﹙1924: 3﹚。4月是刊行月份，並非寫作月份。

[3] 就佐野學被捕後的供詞來看，他從1923年5月離開東京之後，於同年6月抵達北京。到1924年9月才從蘇聯出發歸國。但從佐野學自稱「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來看，這篇文章至少寫於1924年1月前後。佐野學也許被捕之後並未供出實情。此外，從當時上海報紙屢稱佐野學潛抵上海來看，也略可為證。以上分見：〈佐野学予審訊問調書〉﹙山辺健太郎, 1982: 193-196﹚；並見本研究附表4-5: 07, 14。

[4] 張景﹙1983: 117﹚。

[5] 羅任一由日返國的這一經歷，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有一名共產主義者」。當然，也可能是彭華英或佐野學。

[6] 1924年2月7日，羅任一以「羅豁」之名出席上海「二七紀念大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等, 1983: 566﹚。

[7] 比方《台灣社會運動史》就認為，「中國人共產主義者羅豁」以「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為基地，「讓數名台灣人及朝鮮人青年寄宿其宅，施以共產主義教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羅任一所曾居住的「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是中共早期機關的駐在地，即新「漁陽里六號」；至於陳獨秀，則曾居於隔壁的老漁陽里，即老「漁陽里二號」。但中共早期機關主要是在1921年前後活動於此。作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駐在地的新漁陽里六號，據許之楨﹙1980: 39, 41﹚回憶，原由戴季陶於1919年租住，後由楊明齋、陳獨秀續租。李達﹙1980: 19, 21﹚亦回憶，由於選派了十來名團員赴蘇留學，此地遂於1921年7月黨大會之後退租；陳獨秀亦於1922年初出獄後不久，搬離了老漁陽里二號。因此，如果羅任一回國之後確實定居於新漁陽里，有可能與中共擦身而過。但是中共早期機關的轉移，是否連帶影響當地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散地，實待探究。

[8] Kerkezov﹙1924: 6-9﹚。但《平平旬刊》編者仍注言，「本文主觀觀念非常濃厚；好在是表示他個人意見。」這篇連載文章實際亦未續刊下去。

[9] 這兩篇文章主要是反對中蘇談判，認為蘇方欺負中國﹙赤人, 1924: 1-3; 威聖﹝賀威聖﹞, 1924a: 8﹚。關於《平平同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請見本研究第七章的討論

[10] 坂井洋史與嵯峨隆﹙1994: 49﹚。

[11] 春雷﹙1924: 113﹚。

[12] 平社﹙1924a: 16﹚。

[13] 同人﹙1924: 1﹚。

[14] 目前所知以「平社」命名之無政府主義社團曾分別出現在1918年的山西、1922年的四川、1923年前後的四川﹙平平社﹚、1927年的舊金山﹙徐善廣與柳劍平, 1989: 310, 314, 315; 張允侯等, 1979: 334﹚。

[15] 坂井洋史與嵯峨隆﹙1994: 50﹚。

[16] 郭杰與白安娜認為11月有誤，應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3月。但此推測是錯誤的。詳表4-2: 01的史料即可為證。

[17]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Belogurova, 2003: 14﹚與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К. М. Тертщкий, 2005: 43﹚均謂《平平旬刊》發行「一個月兩次」。此說有誤，因為《平平旬刊》實乃一個月發行三次的旬刊。

[18] 並見Belogurova﹙2003: 14-15﹚與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43-44﹚。

[19] 張深切﹙1998: 256, 272, 273﹚。

[20] 外務省記錄﹙1926c﹚。並見本研究第三章。

[21] 在《平平旬刊》創刊號寄抵台灣後不久﹙台灣民報, 1924e﹚，《新台灣》也隨即寄達了﹙台灣民報, 1924f﹚。

[22] 就此而言，許乃昌關於「赤華黨」的報告，或許恰恰證實了許乃昌與「台灣赤華會」的關係。但就「赤華黨」本身來說，除了許乃昌的報告與「台灣赤華會」早先的宣言之外，尚無其他史料可以進一步提供說明。

[23] 以下敘述分別轉引自Belogurova﹙2003: 14-15﹚與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43-44﹚。

[24]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寫「至1924年7月2日為止」，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則云「至1924年7月7日為止」。分見Belogurova﹙2003: 14-15﹚與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44﹚。

[25] 就這段的敘述而言，郭杰與白安娜合著明顯優於白安娜碩論。白安娜碩論敘述頗為混亂。

[26] 疑為「6月17日」之誤，但白安娜碩論及郭杰與白安娜合著均如此轉述。

[27] 田口運藏﹙1924: 1﹚。

[28] 不過，縱使存在著A、B兩組差異，從新組織依次出現的時間順序來看，新組織與前一個組織總在某些時段並存著。隨著新組織的誕生，新組織的各種活動成為整個上海台灣人的運動主體。這一現象同時體現了組織之間的並存與過渡。

[29] 如表4-5所示。4月初《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後，青年會的「會計科」幹部林堯坤﹙林鵬飛﹚出了狀況。先是被日本領事館拘留一周，旋即被青年會決議「脫離」。《台灣社會運動史》指林堯坤涉嫌詐欺案被捕，導致青年會因財務問題停頓。5月24日，青年會在蔡孝乾主持之下遷離原地、進行改組，決議暑假之後重整陣容。奇異的是，林堯坤不但再次成為「會計部」的幹部，而且還是唯一的舊幹部。此後直至11月16日的秋季大會之間，活動紀錄稀疏。然當秋季大會召開時，青年會的核心議程竟然又是改組。此次乾脆放棄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組織原則，改組為同鄉會組織。這次會議選出的幹部，只有蔡孝乾是唯一的舊幹部。然而局面似未透過改組而得改善，1925年1月，又有人圖謀復興卻失敗，實際等於青年會的終結，此時連蔡孝乾之名都已不見其中。由此可見，以5月24日及11月16日的兩次會議為界，上海台灣青年會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妨分別稱之第一次青年會、第二次青年會，以及第三次青年會；而Ａ組所包含的青年會，也當理解為第一次青年會；至於第二、第三次青年會則可歸入Ｂ組。前兩階段的關鍵人物是林堯坤、後兩階段的關鍵人物則是蔡孝乾。

[30] 青年會決議：﹙1﹚重新協商有關機關誌的發行，﹙2﹚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3﹚加強與島內文化協會合作、爭取經費，﹙4﹚決議在暑假之後重整陣容，﹙5﹚接受李山火等人的協助，﹙6﹚重擬幹部人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9﹚。

[31] 從這個推理邏輯加以延伸，則《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台灣自治協會視為「似乎與上海台灣青年會是同心一體的運動團體」的記述﹙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0, 96﹚，也應當將此處的台灣青年會，理解為第一次轉折之後的台灣青年會。此外，如果林堯坤確實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平社成員，青年會所遭遇的轉折就更可能波及平社。至於這一轉折是否可以聯繫於許乃昌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破壞活動，則待考察。

[32] 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44﹚。

[33] 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266-269﹚。

[34] 參見表4-7: 04之考證。

[35]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