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三章第二節

1.「新台灣社」的結成﹕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

1923年2月1日，一捆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¹這份刊物由「贊堃」（許地山）發行﹑「一洗」（范本梁）編輯，並由「之民」（身分不明）會計。通信者與通信處，均賴當時仍在燕京大學的許地山轉交。²這份傳單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僅從《台灣社會運動史》這樣的經典史料出發，對於范本梁及其組織的認識必然只能停留在1924年以及「新台灣安社」。然而這份傳單不但將范本梁的組織活動整整向前推進了一年，還證實了許地山與他的合作關係，更說明了「新台灣安社」有一個叫做「新台灣社」的前身。當時的范本梁並未直接打出「無政府主義」（乃至音譯的「安那其主義」）旗號，而是以「新台灣主義」代稱其主張。但從他將「道德啊，習慣呀，風俗呀，婚姻呀，家庭呀，宗教呀，國家和強權呀，私有財產制度呀，奴隸和傭工制度呀」這些「不自然的」事物平列為「新台灣主義」所要打倒的對象來看，「新台灣主義」實際就是無政府主義。

雖然目前無法確知許地山認識范本梁的時間，卻絕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1924年。³又由於許地山在1923年8月便離華赴美，⁴因此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顯然非常短暫。范﹑許兩人的短暫合作，恰恰是范本梁日後一切活動的縮影。當時的日本情報檔案（包括《台灣社會運動史》）顯示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破碎而不連續（見表3-1），如有任何合作也只能是短暫的。這種合作上的短暫性，反映其組織工作的困境。《台灣社會運動史》對此困境有兩點論斷﹕一是范本梁的個性不易與人相處，二是「A」「B」兩種「主義」開始分化。⁵而本研究還可補充第三點，即人與人之間在地域上的交會與錯別。關於第一點，他的好友張深切有如下描述﹕

范本梁是一個過激的安那其主義者，一動嘴就是提倡革命﹑暴動﹑打手槍﹑擲炸彈。他專程從北京到上海來鼓舞革命運動。一到上海，就來投宿我們﹛上海台灣青年會﹜青年會館，平時他多在外面，到處訪問同鄉青年學生，從事遊說﹔主張無政府主義，攻擊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其話術的巧妙，我還未見過有人出其右者，他能使人聽他的話，通宵達旦而不感覺厭倦。他的談話，比聽故事或看電影還要有趣。可是他始終未能獲得一個同志的支持，畢竟他的革命理論，雖然能叫人同感，手段和方法，卻難能叫人共鳴，尤其他的生活過於浪漫，過於荒唐，沒法子使人心服。⁶

後面還將繼續提及第一點。第二﹑第三點則可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特別注意的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北京的謝廉清（1903-1961）與長春的謝文達（1901-1983）──來考察。

謝廉清，彰化人。1923年5月進入北京朝陽大學預科，曾於同年10月前往上海參與上海台灣青年會的成立。⁷謝廉清當時的筆名（「虛無」﹑「廉清虛無」）顯示他有「虛無主義」傾向。然而他所主張的「廢姓」卻是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常見口號﹕

有一天一位兄弟問我。「尊姓」﹛，﹜我聽著很不爽快。再問我「貴處是那﹝哪﹞一省。」那就越不爽快了。對了。現在的中國，群雄割據，不能統一。或者這也是其中一部份地原因。還是朝鮮﹑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不能解決者，也是因為大家，還有這樣十三四世紀底封建思想，所以致成了問題的。大家請想一想。

……

這個「姓」本來是用於區別家庭的（Family name）﹛，﹜既然，現代認定社會是家族的延長和擴張底，那就沒有，帶差別性的「姓」地存在了。當然要消滅。至於國境和民族的偏見，自然也要付之水流。……⁸

謝廉清的筆名與主張反映了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常見結合（或混淆），⁹也可能反映他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史料還不足以提供進一步的推斷。不過謝廉清那種希望同時撇開一切姓氏及地域標籤的根本原因，也不只是「虛無」而已。身處故國古都卻無法說出故鄉是「哪一省」，對於殖民地青年來說不曉得是多大的無奈。

作為台灣第一個飛行家的謝文達當時也確實左傾。1923年6月，謝文達在長春以公開信宣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宣告退出飛行事業。同年底轉赴日本，拜訪並參與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的編輯工作﹔直到1924年5月25日才「退社回長春」。在此期間，謝文達參與發起島內的社會主義研究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¹⁰但目前無法判斷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當時僑居北京的台灣人大部分與謝廉清﹑謝文達一樣傾向於共產主義」，¹¹所以范本梁的活動很少得到支持。謝廉清確實傾向於共產主義。他不但加入中共﹑還與當時在北京活動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合作。¹²但從謝廉清曾經具有的「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傾向來看，「傾向於共產主義」應被視為並存或較晚的事情，或至少應當認為謝廉清兼具這兩種傾向。如果謝廉清真如《台灣社會運動史》所云協助范本梁發行《新台灣》，¹³便更能證實上述推測。此外，從上述分析可知，無論是謝廉清﹑謝文達，並非始終與范本梁處於同一地域（狀況同許地山出國一樣），即便范本梁自己也從未只是呆在北京。如前所述，謝雪紅與張深切都證實范本梁曾前往上海。

2.從「新台灣社」轉化為「新台灣安社」

1924年2月8日，范本梁在北京大學的「克魯泡特金逝世三週年公祭大會」發表以「大杉榮先生」為題的演說。¹⁴自1923年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創刊的宣言〉並宣告成立「新台灣社」以來，這是現知的首次公開活動。恰恰是在這一天，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安社宣言〉，正式打出「新台灣安社」的旗號。在此之後，一些可能與范本梁有關的事情陸續發生﹔這些事情都緊密聯繫於1923年底發生的治警事件﹕

──首先是1924年新春四處散發的「謹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¹⁵透過明信片進行宣傳，乃是當時中日社會主義運動都曾用過的手段﹔¹⁶然而這張明信片卻有替「治警事件」受難者伸冤仗義的意味。（全文考證版見本章附錄1）

──其次則是據聞召開於1924年3月5日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大會發表了一篇反對治警事件的文件﹕〈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見本章附錄2）。「華北臺灣人大會」對於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的支持與肯定是此文最值得注意之處。大會決議「用實力支援貧弱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¹⁷

張深切推測這兩篇文獻俱出於范本梁之手。¹⁸這一推測值得參考。此後不久，范本梁正式以「新台灣安社」發行機關誌《新台灣》創刊號，史料記載這天是4月15日。《台灣社會運動史》云，「新台灣安社終於合流於當時存在於北京猛﹝孟﹞端胡同世界語專門學校內的北京安社，在北京安社出版的宣傳刊物中設《新台灣》做為活動的開始。以後，范本梁停止學業專門從事新台灣安社的宣傳活動。」¹⁹

雖然范本梁更加公開進行宣傳活動，但主義上的分化與范本梁同其友人之間的錯別，卻導致《新台灣》始終只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幾乎由范本梁一人撰述」²⁰的刊物。更正確地說，《新台灣》始終只是大量轉載外稿的刊物。以《新台灣》第2號（1924.12.5）來說──如表3-2的考證──多數文章都是外稿，所轉文章底時間跨度也長。改成報紙型態後的第3號（1926.3.1）有較多專稿，但外稿仍多，連發表於1907年的文章也收錄其中。

雖然需要更大規模的統計，才能說明外稿的大量轉載是否為當時無政府主義刊物所共有的特色。但《新台灣》的例子至少顯示出﹕（1）《新台灣》的筆陣可能很薄弱﹑甚至可能只有一人。（2）雖然范本梁所大量轉載的論文乃是東西方無政府主義的名篇（從而看得出范本梁的揀擇能力），然而范本梁在理論上的無力卻也足以見之。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本梁所轉載的《實社自由錄》是現知最早關心臺灣革命問題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一個叫「M. Huang」的作者曾號召聯合朝鮮與台灣的志士，「一方謀補助其國民之教育知識，使其有革命之思想。一方而鼓動民氣，實行暗殺，起風潮」。²¹

據說《新台灣》的「印刷和北京安社的機關報一起委託北京大學出版部，每號刊行五百份左右，向僑居北京的留學生們﹑廈門﹑東京﹑島內密送分發。」²²范本梁曾刻意將刊物寄給一些具有激進傾向的台灣人（比方程水源²³）﹔也寄給大陸上一些作為地方有力者的台灣「籍民」（然而這些有力者竟拿著《新台灣》去當地日本領事館檢舉）﹔²⁴甚至范本梁還強迫好友張深切把大量刊物帶回台灣（卻在海關遭到沒收）。²⁵總之，收到這份刊物的各地台灣人，並不盡然認同范本梁的主張。然而范本梁仍以著強烈的個人色彩進行他的活動。他力求糾集同志﹑力圖宣傳主義﹑力謀壯大組織，從而產生一條到他被捕於1926年為止的活動軌跡。²⁶

3.從勉力維持到返台被捕

「新台灣社」從而「新台灣安社」所形成的軌跡體現了個人活動向組織運動努力轉化的歷程。雖然迄今仍難評價其轉化是否成功，但若相比於台灣人在大陸所組建的其它無政府主義小團體，則此歷程之持續性顯得格外突出。1923年出現的北京「韓台革命同志會」就是曇花一現的小組織。洪炎秋（1866-1929）回憶，這個組織由朝鮮與台灣青年所成立。洪炎秋並未稱之為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卻指出該會的朝鮮成員均熱中於「暴動﹑暗殺」，就此來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能排除。雖然洪炎秋強調台籍成員（張鐘鈴﹑洪炎秋﹑楊克培等）因消極抵制上述傾向而致組織走上消亡，²⁷卻不能把這種抵制簡單看作無政府主義與非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對抗。因為張鐘鈴（張鳴﹑張驚聲）正是日本情報機關明確認定的無政府主義者。²⁸總之，組織內部的矛盾也許另有所因，但其速起速滅卻是不爭的事實。

范本梁得憑一己之力而持續進行活動的動力何在？「他有怪癖，不和人家取同一步驟，主張個人行動，自作自受，不願意累及別人，所以他的隱密少有人知道。」²⁹雖然范本梁未必爭取到更多的同志，但當台灣社會主義者於1924年另外組建「平社」於上海時，卻有成員認為當時的台灣社會運動「除開無政府主義少數幾個人而外，要算議會運動頂興盛。」³⁰這種評價顯示出﹕在「B」派勢力日漸壯大於全東亞的情況下，走純粹「A」派道路的范本梁雖然無法達到議會請願運動的規模，卻仍是其他台灣激進份子眼前的一股勢力。雖然不能肯定范本梁離京返台之前是否較好地實現其組織工作，但在無政府主義所形成的跨地域連帶的過程中，范本梁至少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1926年發行的《新台灣》第3期曾宣稱新台灣安社進行改組。其中有署名的發起人（俱化名）有五人，但宣稱總計十八人（此外，還有六人捐款的名錄，但無法確認與前十八人的關係）。改組的成效究竟如何，無法推測。但《新台灣》過多的轉載稿件卻提示著絕對不能忽視《台灣社會運動史》關於范本梁始終處於一人組織﹑一人刊物的論斷。實際上，由於旋即丕變的北京政局壓縮了在京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空間，范本梁遂被迫離京。³¹范本梁於1926年7月秘密歸台，並於同月15日遭到被捕。³²設若范本梁確實組成了一個少則五人，多則十八人的組織，北京的白色恐怖或其個人的被捕，是否能輕易地造成組織的潰滅？或者范本梁的個人活動其實始終難以形成組織運動？

無論如何，島外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至此暫告段落。雖然范本梁的活動可以從1923下探至1926年，現有的史料卻無法說明島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起源與范本梁之間有否直接關係。1926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這是島內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范本梁的被捕以及島內無政府主義者的崛起，交錯而生，這就是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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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結論：范本梁以及北京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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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即﹕新台灣社（1923）。《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d: 3）所提到的「宣言書」或即此文。 ↩︎
2. 關於通信者與通信處，載云﹕「北京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第一院。贊堃氏轉交。」（新台灣社, 1923）贊堃即許地山。 ↩︎
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 ↩︎
4. 周俟松與杜汝淼（1989: 481）。 ↩︎
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876; 1989d: 3-4）。 ↩︎
6. 張深切（1998: 256, 262）。 ↩︎
7. 謝廉清的生平詳見本研究第七章。 ↩︎
8. 北京廉清虛無﹝謝廉清﹞（1924）。 ↩︎
9. 所謂「虛無」，是當時俄國民粹派（「虛無黨」）的中文常用譯語，但因無政府主義之傳入東方，自始就以民粹派思想為媒介，於是「虛無」一詞也常混同於「安那其」（Dirlik, 2006: 59; 鄭學稼, 1980: 70）。 ↩︎
10. 以上詳細過程見本研究第二章注釋40的考證。 ↩︎
1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4）。 ↩︎
12. 關於「今日派」，詳見本研究第六﹑第七章。 ↩︎
1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
14. 關於演講，上海《民國日報》僅記之「台灣人某君」（民國日報, 1924e）。這次演講的內容後以〈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為題，發表於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范一洗﹝范本梁﹞, 1924）。關於〈新台灣安社宣言〉一文，《台灣社會運動史》自謂其譯文轉載於《新台灣》。〈宣言〉署名「新台灣安社」﹑署日期「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二月八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d: 6-10）。 ↩︎
15.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此明信片記為1923年的賀年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119），誤。實際上是1924年。此由明信片所簽署的年份「甲子年正月元旦」（甲子年即1924年）便知。另外，由於這張明信片的中文原文被轉載於1924年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許天民, 1924），亦可據此推知此信實為抗議治警事件而發，不可能是1923年。 ↩︎
16. 瞿秋白（1982: 167）指出，中共在1921年12月至翌年5月間做了四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新年運動（拜年帖的運動）」。陳獨秀（1981: 2）詳述云﹕「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產黨全部黨員及中國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賀年帖』（內載鼓吹共產主義的歌）六萬張於上海市內。……結果一朝鮮青年因散『賀年帖』在法租界被補。」此外，日本在1922年1月1日也出現署名「日本在鄉軍人革命團本部」向軍隊散發題名「謹賀新年」的社會主義宣傳物（內務省警保局, 1923a）。這些行動顯示出一種跨國界的連動性。 ↩︎
17. 本文不少過激字句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被刪去。也許這是因為這篇要求「打破一切不自然的制度」並號召「共同推翻一切強權」的文章明確揭示了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目標並抨擊台灣的總督府與大陸上的軍閥政治。 ↩︎
18. 就「謹迎新春」而言，從其「純鳴者同人」的署名來看，可能與筆名「能鳴者」的范本梁關係不淺。〈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的文風﹑層出的排比句型，以及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如「趣味」﹑「自然」）范本梁的寫作風格相同。 ↩︎
1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876; 1989d: 3-4）。按引文中的「猛端胡同」實乃「孟端胡同」之誤，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在北京西城孟端胡同三十九號（壽田, 1924: 3）。 ↩︎
2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
21. M. Huang，〈暴動罷工革命〉，《實社自由錄》，第2集（1918.5）。轉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 219）。 ↩︎
2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
23. 程水源（生卒年不詳），又名陳幸西，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人，曾居留於廈門，被日本情報單位視為對於政治思想與時事有「粗暴矯激」者（外務省記錄, 1923）。謝雪紅（2004: 216）指出其可能在抗戰中前往蘇聯留學。 ↩︎
24. 外務省記錄（1926a）。 ↩︎
25. 范本梁之所以要張深切幫他這個忙，是為了追求蔡阿信（1899-1989），但蔡阿信不但不理他，還與彭華英結婚（張深切, 1998: 268-270）。 ↩︎
2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4, 10）。 ↩︎
27. 洪炎秋（2004: 序言頁4-5）。 ↩︎
28. 洪炎秋指出，這個組織的結成，源自於當時就讀於「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張鐘鈴與朝鮮青年的交往。（洪炎秋, 2004: 序言頁4-5）由於這所學校實開學於同年9月11日，因此「同志會」的結成也許應晚於此。謝雪紅（2004: 154）指出﹕「1923年間，楊克培﹑游錦順（彰化市仔尾人等）在北京和幾個朝鮮人共同組織一個『韓台協會』，作為台灣人和朝鮮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相互支持和聯繫的團體。」前述「同志會」之朝鮮青年的「暴動﹑暗殺」主張，頗似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有的不穩行動﹔但洪炎秋並未說明他們（乃至張鐘鈴等台生）是否確有此種「主義」上的意識。在日本情報單位的眼光裡，張鐘鈴等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並云北京的台灣青年曾在1923年9月9日，與「中韓互助社」的朝鮮人共組「九九社」（外務省記錄, 1925d）。「九九社」是否就是「韓台革命同志會」？值得探究。關於中韓互助社，可見本研究第四章的討論。 ↩︎
29. 張深切（1998: 266）。 ↩︎
30. 貞（1924: 4）。 ↩︎
31. 就日本內部的情報資料來看，1926年1月，范本梁曾一度行蹤不明，4月時據說在台中出現（外務省記錄, 1925d）。 ↩︎
3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1, 4, 10）。 ↩︎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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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務省警保局(1923a)。〈(D)軍隊ニ対スル宣傳〉。《(02)最近に於ける特別要視察人ノ狀況》(警視総監旧藏文書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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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1924)。〈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上海)。
• 張深切(1998)。《里程碑》。台北：文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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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田(1924，03/08)。〈國內世界語團體調查〉。《覺悟》(上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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