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范本梁﹐彭華英也因從明治大學畢業而在更早的時候離開了日本｡據日本情報﹐他於1921年7月前往上海﹐與蔡惠如﹙1881-1929﹚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了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30彭﹑范兩人先後離日之後﹐可思母俱樂部內仍有台灣人的蹤影﹐但並無法確知是否為前面曾提到的呂磐石等人｡31黃登洲與呂磐石則在1923年初在東京成立了一個名曰「曉鐘會」的組織﹙見本研究第四章﹐以及表4-8﹚｡事務所設於《台灣》雜誌社內﹐並刊登成立宗旨於《台灣》｡32同年夏天﹐《台灣日日新報》與《台南新報》分別登載了兩則攻擊黃登洲的新聞｡指控做為「不良學生」與「主義者」的黃登洲去上海領受共產黨的宣傳費﹐並在東京掛起共產黨支部的招牌｡33黃登洲旋於同年《台灣》雜誌發表一篇冷嘲熱諷﹑橫眉冷對的駁文｡34到了1926年﹐黃登洲參與創建「國際俱樂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俱樂部﹚｡35黃登洲的經歷可以證實他的左傾﹐同時也說明了在殖民者眼皮底下進行社會運動的難處｡也許這就是彭華英與范本梁早早脫出日本的原因｡而日本當地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活動﹐則隨著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而進入下一階段｡

資料來源：https://historio.asia/2023/08/07/anarchistsinbeijingandtokyo/

這些參與者的名字目前僅見於内務省警保局﹙1921﹚｡松尾尊兊研究可思母俱樂部時﹐並未用到内務省警保局的這則史料｡因此松尾尊兊並未提及這則史料所提到的「黃登洲」﹑「蔡培火」｡但松尾尊兊﹙2000: 33﹚曾提到有一名無法辨認其身分的「黃登明」﹐此人是否可能為「黃登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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