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在1921年的東京使1915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暗流正式浮上檯面﹐社會主義者也將同時站上這段運動史的舞台﹑甚至更早｡而大陸留日學生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就是此時首先站上舞台的一個代表｡

謝晉青是誰﹖他是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及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的重要推手｡當時的謝晉青曾在東京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辦起一個販賣進步刊物的「東方書報販賣社」﹐一時成為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文化中心與藏匿處｡後來﹐謝晉青與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高一涵﹙1884-1968﹚殷汝耕﹙1885-1947﹚等旅日學生進一步組織了名曰「東京通信社」﹙1920.7﹚的小媒體｡6假使翻開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其副刊《覺悟》﹐就能看到許多由謝晉青及羅任一所譯撰的許多日本社會運動消息與理論｡通信社成立後不久﹐謝晉青更迅速將報道的視線從日本「內地」延伸到至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1920年9月﹐謝晉青寫下一篇題為〈台灣與朝鮮〉的文章｡此文專述朝鮮與台灣人民的共同苦痛﹐並以已經展開各種激烈反抗運動的朝鮮為參照﹐而對尚未產生解放運動的台灣表示惋惜……雖然他的惋惜乃以「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及僑商為對象﹐然此並不意味謝晉青的關懷及視角狹窄｡實際上﹐僅僅一個月之後﹐謝晉青便把視角轉向了台灣原住民﹐發表了題為〈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1920.10.18﹚的文章｡他譴責日本人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更歌頌原住民的反抗｡8

也許謝晉青並未將自己當成局外人吧﹐他對台灣的關心持續著｡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1921年1月30日在東京遞交請願書﹚﹐謝晉青的視角便又轉回僑商士紳｡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惋惜這些人沒能形成反抗運動﹐而是直言譴責其運動所體現的性質｡他譴責領導議會請願運動的「紳士們」﹐只敢要求台灣「自治」而不敢要求從日本「獨立」出去｡他在〈台灣人底政治運動〉﹙1921.2.16﹚中寫道﹕……謝晉青的嚴厲批判引來了文學家劉大白﹙1880-1932﹚的反詰｡他在〈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1921.2.23﹚一文中指出﹕

晉青君對於台灣底富翁巨紳底向日本政府要求及小範圍的自治﹐頗不滿意﹔但是我覺得他們到底嚐過了亡國奴底滋味﹐不能不說他們多少有一點覺悟﹗你看像橫濱底僑商領袖﹐還在那兒借﹝藉﹞著日本政府底勢力﹐拼命地興文字獄﹐構煽黨禍﹐鍛鍊株連﹐陷害同胞﹐恨不得早點作亡國奴才好哩﹗10

雖然謝晉青與劉大白的討論並無後續史料可以說明﹐但謝晉青對於請願運動的揭發卻是現知最早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謝晉青心中大概有個「解放運動」的藍圖吧﹗與請願運動相比﹐朝鮮或台灣原住民的反抗形式也許更符合他的期待｡雖然謝晉青本人因病早逝﹙1923年逝世﹚從而無從猜想其最終想法﹐然而他在「東京通信社」的同志──羅任一──卻於1924年實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成功組織化的團體﹐也就是「平社」﹙詳見本研究第四章﹚｡

──資料來源：邱士杰：〈余清芳與謝晉青〉
https://historio.asia/2023/08/06/yuxie/

「コスモ」﹙コスモポリタン﹐Cosmopolitan﹚之名﹐蘊含著「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的意味｡8用日本學者松尾尊兊的話來說﹐可思母俱樂部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9是一個跨東亞各地域的集合體｡俱樂部由朝鮮社會主義者權熙國﹑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1870-1933﹚﹐以及宮崎龍介﹙1892-1971﹚所創﹐活動地點則主要是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也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的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等人之活動地｡

在此稍就謝晉青及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做一說明｡據謝晉青友人高一涵﹙1885-1968﹚回憶﹐謝晉青曾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組織一個「東方書報販賣社」﹐販售國內進步書刊｡10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馬伯援﹙1884-1939﹚亦憶云﹐1920年初春﹐在高一涵的建議下﹐遂於青年會內代售北京各種雜誌｡謝晉青為籌學費﹐馬伯援便另闢空間於青年會﹐成立新書店﹐讓他代售《民國日報》｡馬伯援指出﹐「迨後加入朱鳴田﹑羅豁﹛羅任一﹙1897-1965﹚﹜﹐由小而大﹐截然是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的文化中心｡惹得日人注意﹐並常與日人大杉榮﹑高津正道等開座談會於該書店｡」該書店甚至還協助藏匿「上海朝鮮獨立政府派」的抗日份子｡11

後來﹐謝晉青另組「東方通信社」﹐高一涵謂其「專向國內報界供給日本方面的有統系的新聞」｡據日本情報資料﹐「東京通信社」乃是謝晉青﹙負責人﹚與羅任一﹙時為「東亞預備校生」﹚﹑高一涵﹑殷汝耕﹙1885-1947﹚等人於1920年7月組建﹐社址設於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館內｡12但通信社旋因日本政府壓制而停辦｡13當時謝晉青曾是上海《覺悟》副刊特闢專欄「旅東隨感錄」的主要撰稿者｡謝晉青透過大量的報導性文章將日本社會運動的最新消息傳回國內｡

1921年12月﹐施存統﹙1899-1970﹚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的口供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羅任一﹜﹑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14據高一涵云﹐謝晉青由日返國之後﹐經營木工廠﹑教學兼課﹑並從事譯著﹐旋病故｡15當時高一涵曾去信胡適﹐希望他能將謝晉青所譯《西洋倫理學史》的稿費交給正在南京的謝晉青治肺病｡16是否胡適給錢﹐尚不可知﹐但謝晉青迅即不治而逝｡馬伯援曾稱讚謝晉青「苦工求學﹐取與不苟﹐記者﹛馬伯援自稱﹜之畏友也」｡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則評價云﹕「同志晉青﹐從事主義運動﹐已垂十年﹐學問淵博﹐誠勇動人﹐猶熱心教育事業﹐不幸短命死矣｡」17就學術貢獻來說﹐謝晉青是第一個研究《詩經》中的女性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將西洋倫理學介紹入中國的學者｡18

同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進行活動的可思母俱樂部與謝晉青等人所組織的書報社及通信社﹐體現了青年會對於激進思想的包容及國際性｡雖然謝晉青等人的結社細節還不明朗﹐但「加盟」或者「出入」可思母俱樂部的成員卻頗清楚｡據松尾尊兊研究﹐其中包括了謝晉青在內的日本﹑朝鮮﹑中國﹙乃至人在北京的李大釗﹐1889-1927﹚﹐與俄國﹙如愛羅先珂﹐1889-1952﹚的成員｡可思母俱樂部的成立時間與成員幾乎與同時期出現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重疊｡同盟遭解散後﹙1921.5.9﹐第二次大會召開時當場遭到解散﹔1921.5.27被禁止﹚﹐可思母俱樂部的性質就轉變成為秘密維繫同盟運作及其成員的組織｡19

──資料來源：邱士杰：〈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https://historio.asia/2023/08/07/anarchistsinbeijingandtok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