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乃昌、台灣赤華會，以及《平平旬刊》的誕生

本文即《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第四章第一節
本節原標題：〈上海的複雜背景〉

1.上海：「主義」的激戰地

從現有史料來看，1921至1923年底之間是台灣人政治性活動在上海的斷層期，也是上海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心的蘊釀期。今天的歷史學家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在上海的發展有自己的理解、分析與回答，當時的台灣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答案。許乃昌是最早關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並介紹這種運動給台灣民眾知道的第一人，而他通向上海的歷程正是台灣社會主義者在上海實現集結的一個斷面。

許乃昌，彰化市人，1907年生，曾用名「許秀湖」、「秀湖」、「秀湖生」、「沫雲」。家中排行長男。其父許嘉種﹙1883-1954﹚是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健將。1據許乃昌留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出生時間記為1905年1月4日，1909年進入私塾並接受了傳統教育，同年休學。1911年至到1918年間在中學學習。從1918年到1922年，他進入商業學校就讀，未畢業。1922年至1923年間，他進入南京的暨南學校就讀，也未畢業。2另據許乃昌日後在日本的供詞，他在故鄉就讀商業學校預科，其後則以學習英文的名義前往大陸。3

許乃昌確實首先進入以「懷柔」﹙蘇薌雨語﹚華僑子弟為宗旨的南京暨南學校，4至少至1923年5月底都還留在南京。51922年至1923年9月間，許乃昌頻繁地而廣泛地向各地報刊投稿文學評論。部份投稿在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甚至具有先驅性地位。剛到大陸的許乃昌，以引介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為主要寫作取向，但尚未發現有具體的新文學作品。後來他甚至把大陸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介紹到台灣，這是台灣史上的第一篇介紹。6

漸漸地，許乃昌把視線從新文學轉移到了思想界。許乃昌在1923年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是台灣史上第一篇介紹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諸派系的文章，更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則素描。這篇文章將這些派系視為引導中國通向革命──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前提。貫穿其全過程的金線則是社會主義思潮。當時中國思想界日趨左傾並形塑出「激烈赤化中的中國」：

中國已非台灣的人們所誤認的沉睡中國，現在已經是以思想所組織的主義的激戰地。通常，追求更好的社會是人類的本性要求，其直接手段則非○○﹝革命﹞不可。一次的○○﹝革命﹞會使社會遭受極悲慘的莫大災禍，然此一時性的悽慘，卻能產生美好的社會組織。可以說，○○﹝革命﹞就是社會進化途上一個非經不可的關卡。 而行為——○○﹝革命﹞——之前，必須有思想為其前驅。我們可以看出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狀態極端混亂，而其趨勢大部分皆有向左且更左的傾向。研究現在的國情，再觀察這一左傾的思想狀態，不難推測出，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赤色第四階級的革命發生。7

許乃昌將中國思想界區分為如下派系，並視前兩者為社會主義流派：﹙1﹚「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派；﹙2﹚「今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江亢虎」三小派；﹙3﹚「社會政策」派﹙張君勱、戴季陶、胡適等﹚；﹙4﹚「過去的人物」﹙梁啟超﹚。

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可以一起說明。青年團的成立早於中共，但都是共產國際指導下所成立的組織。許乃昌寫作〈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時﹙1923.3﹚，黨對團的領導關係尚未得到確立﹙1923.8才正式確認﹚。所謂的「今日黨」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南湖，1884-1951﹚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創辦有機關刊物《今日》。他們與中共之間存在競合關係，但成員多數最終轉入中共。目前知道台灣社會主義者謝廉清﹙1903-1961﹚同他們有聯繫，本研究將集中在第六、七章討論「今日黨」以及謝廉清。

許乃昌所列舉的中共、青年團與「今日黨」俱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然而許乃昌還是注意到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派別，即江亢虎﹙1883-1954﹚一派。江亢虎是早期社會主義活動家，而許乃昌主要把江亢虎當成無政府主義者。不過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江亢虎實有理論上的矛盾，已非許乃昌所謂的「無政府主義的大柱石」。8

許乃昌所列舉的四大派系除了「今日黨」以京津地區為主要活動地，餘皆活躍於上海。如果「激烈赤化中的中國」是「主義的激戰地」，那末「激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上海。這些派系在「主義」上的激戰還體現於一種特別的實踐，就是辦學校。此點對於台灣人可能更有直接的意義。

在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的共同指導下，上海大學於1922年正式成立，並從1923年下半年開始招生。圖謀復興其勢力的江亢虎也在上海成立了南方大學﹙1922﹚。「辦校」在某種意義上乃是上海特色的一種反映。當時的上海存在著大量學校。雖說學校的數量並必然不反映質量，但對台灣人而言，南方大學、上海大學，以及許多補習學校、教會學校、乃至教會本身，都是容身之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及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常出現的「務本英文專門學校」9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些地方不但是台灣人求學、庇護之所，甚至還是召開社會運動集會的場地，一如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所起的作用。創刊初期的《台灣民報》有大量南方大學的學生投稿，即可為證。10與此相比，北京不但難讓台灣人有可供躲避之處，學校的數量也少，就連青年會的性質也像是個同鄉會。總之上海具有特別有利於台灣人﹙尤其是激進的臺灣人﹚群聚於此的條件。

許乃昌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以及其他文章都成為重要歷史見證。當台灣人想要了解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時，眼前所能遭遇或認識的「運動」，也許正是這篇文章所記載的這些派系。而當時正在南京的許乃昌，顯然也不只是熱切地遙望著上海﹙乃至北京﹚的「激戰」。寫下〈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後不久，許乃昌便從南京轉赴激戰之地上海，並以「試讀生」資格於1923年9月錄取上海大學社會學系。11此後直到許乃昌前往蘇聯的1924年中，許乃昌基本滯留上海。此時的他，還不滿十八歲。

2.上海台灣青年會及其成立前後的局勢

或許可以認為，由於有著上海的特殊環境﹙以及這種環境所形成的歷史性準備，如各種學校﹚，台灣的激進份子才逐漸聚集於上海。他們不但在上海得到庇護，同時也接觸到各種社會主義勢力，實現自己的組織化。

許乃昌在上海的活動是具體而微的例證。他在上海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乃昌是現知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12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3據聞後來還加入了國民黨。14許乃昌更參與組建上海第一個台灣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

上海台灣青年會誕生於許乃昌抵滬後不久之後的1923年10月6日。成立地點是江亢虎的南方大學。青年會的指導者恰恰是兩年前積極活動於上海的蔡惠如。兩年的光陰過去，台灣人終於在上海實現首次集結。

在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之前，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便已依據地域差異，先後在北京、廈門建立起北京台灣青年會﹙1922.1成立﹚、廈門尚志社﹙1923.6.21成立﹚。謝廉清與范本梁15這些以華北為活動據點的台灣人也在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前後紛紛南下上海參與活動。其中，謝廉清不但參與了上海台灣青年會的創立，並是青年會的幹部。

與大陸上的其他台灣青年組織相比，上海台灣青年會頗為特殊，因為青年會的活動特別積極。從現有史料來看，上海台灣青年會不但有較多且可指的日常聚會，還有其他青年組織所未見的組織分工﹙見表4-9﹚與刊物發行計畫。16最先針對島內「治警事件」﹙1923.12﹚做出反應的組織也是最晚成立的上海台灣青年會。1924年1月12日，青年會在務本學校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並率先聲援請願運動與譴責日本當局。但上海台灣青年會特有的積極性似與政治性相分離。青年會本身在「上海台灣人大會」之後便再無任何政治性的活動。如果「治警事件」沒有發生，這次帶有政治性的集會或許也不會出現。但治警事件前後各種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非如此簡單。

治警事件對於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島內外台灣人而言確實是1923至1924年間最巨大的政治炸彈，本研究前述幾章已略分析。蔣渭水﹙1890-1931﹚與連溫卿﹙1895-1957﹚所主導的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在官方打壓之下成為治警事件的前奏。范本梁的活動則因治警事件的刺激而在沉寂近一年後重新出現於歷史舞台。治警事件激起了島外輿論對於台灣的同情之聲，如《台灣民報》所言，「台灣這回的受虧一傳國外，如中國諸大新聞前後數回皆報道其消息很詳細，同情的評論也是多的。」17

然而大陸上的同情輿論乃至臺灣人對於這種輿論的歡迎，有更複雜的背景。因為當時大陸上存在著排斥台灣人的輿論。這種輿論發生於沿海，集中於閩台交流頻繁的廈門地區。雖然台灣人只是「籍民」，而不是正式的日本人，然而許多惡劣份子卻挾著日本人的氣焰，在當地作威作福，暴亂逆行，因此常被蔑稱為「台匪」、「台灣歹﹙呆﹚狗」。這種行徑自然引起了大陸人民的憤慨，對於同感不平的台灣人﹙如張我軍、范本梁﹚而言，除了言論譴責之外，實踐上則幾無解決之餘地。18

自日本殖民台灣以來，因「台匪」而起的閩台衝突頻傳。1923下半年則是又一次的高潮。夾處於台匪事件與治警事件之間的台灣人──特別是大陸上的台灣人，其矛盾處境必然巨大。但在中國形勢愈趨殘破的情況下，發生在民族之內的艱難處境並不僅僅是台灣人的單方面感受，而是雙方面的。1922年，「台灣青年S君」熱情地寫信給郭沫若﹙1892-1978﹚，希望能夠「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欲為個真個的中華人。」郭沫若卻悲愴地回應道：「你這種悲壯熱誠的大志，令我淚涔涔地湧起無限的敬意與感慨。S君，我們的祖國已不是古時春花爛漫的祖國，我們的祖國只是冢中枯骨的祖國了。你將來縱使遙飛得到，你也不免要大失所望。」然而郭沫若仍鼓勵云：「S君，人只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罷！」19

雖然S君未必是1922年時正汲汲致力文學批評的許乃昌，但許乃昌的人生道路恰如郭沫若所指示的那樣，從一個「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的青年「覺悟」而向著其他「方面」而去；而這個方面，恰恰就是追求台灣人民的解放了。許乃昌僅僅只是眾多向著這一方面奮鬥的台灣青年的一個代表。在民族內部及民族之間的艱難處境之中，大陸上的台灣人進一步超越上海台灣青年會與請願運動之類的組織與訴求，並在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上實現了規模空前的集結。

3.報端上的一瞬：「台灣赤華會」與《平平旬刊》的出現

起點始於1923年底。大陸上的共產主義刊物及無政府主義刊物上出現兩則與台灣人有關的組織消息。

第一則消息見於11月10日發行的上海《中國青年》雜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誠如「S君」寫給郭沫若那樣，「台灣一個青年」也寫了一封信投稿給《中國青年》，並由惲代英﹙1895-1931﹚轉引於他所寫的〈中國的分立運動〉文中。同月23日，這封信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再次登出，不但文字更長，文章的署名者也不再是「台灣一個青年」，而是一個組織、一個叫做「台灣赤華會」的組織。轉錄這篇文章於《覺悟》者則恰恰是許乃昌。這封信並不是一篇希望「向文學煅己一身」的個人戰鬥檄文，而是一個組織針對廈門「台匪」問題而提出的呼籲。其全文如下：

親愛的全中國人民！

我們一部份無智的台灣人，時常在福建一帶，忽視中國國權，倒行逆施，肆行無忌，實在妨害中國的安甯不小。近日又在廈門暴動，白日殺人，引起日本水兵上陸，這是何等可恨而可哭的事啊！20

然後是一段與惲代英所轉錄者略有出入的文字：

但是這個罪惡，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若是沒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是不會這樣的大膽這樣的猖獗！

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永久地保持其榨取台灣經濟的權利，所以百般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第一個原因。

各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為著要侵占中國的利權無不到處尋找機會，以滿其貪血無窮的獸慾。如最近的關於臨城案件的要求，就是其趁火打劫的一個好例。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為中國人若對台灣人有報復的行為時，便可提出無理的抗議和要求。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案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作惡的第二個原因。以上的二個原因，由日本水兵的上陸，而證明的﹝得﹞十足無疑。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一樣處於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的獨立和自由，並且為你們自己的利益，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共同的仇敵。我們是被中國的報紙稱為「台匪」的。但相信你們是會完全了解我們的地位的。我們願我們被壓迫的朋友們，都聯合起來，對抗敵人資本帝國主義！

　　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萬歲！

　　中華台灣兩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階級解放萬歲！

台灣赤華會21

惲代英與許乃昌所轉錄的文字不但略有出入，轉錄的目的也不同。惲代英是透過台灣人的投書，說明軍閥割據下的「分立運動」﹙如聯省自治﹚多麼沒有正當性。22許乃昌則是為了「消釋我們對於台灣民族的惡感」並「促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覺悟」。

屈指算來，此時距離即將發生的治警事件還不到一個月。「台灣赤華會」──這個既「赤」且「華」的「台灣」組織──並未等待將來的鎮壓以及伴隨著鎮壓而來的同情便打出組織名號，並以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兩大目標的並舉作為爭取兩地人民集結的口號。

第二則消息則見於北京《國風日報》的副刊「學匯」。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的重要言論機關，由范本梁所結識的景梅九﹙1882-1961﹚所主辦。1923年12月20日，即治警事件發生後第四天，遠在北京的這份刊物也登出一則與集結有關的出版預告：

《平平旬刊》出版預告

本刊為南方同志所辦，並有台灣、朝鮮等同志數人，內容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定陽曆元日出版。其通訊處：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23

顯然，除了號召大陸人與台灣人相親睦的赤華會之外，台灣人及朝鮮人也以刊物的形式──《平平旬刊》──集結起來了。《平平旬刊》的出版預告雖不滿百字，卻是個警號。比起1923年還不敢明言無政府主義﹙而只提「新台灣主義」﹚的范本梁，明言「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的《平平旬刊》無疑具有更為鮮明的旗幟。另就刊登這則廣告的《學匯》是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來看，也足以為證。

僅從上述兩則消息來看，台灣赤華會也許較親近於共產主義系統﹙如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平平旬刊》則可能較為親近無政府主義系統﹙江亢虎、南方大學﹚。不過，如果組織──台灣赤華會──未能爭取更多人參與並延續自身，就只能像范本梁長期處於一人組織的狀態，撐不起一個「運動」。倘若刊物──《平平旬刊》──最終沒能出版，就比擺脫不了一人刊物色彩的《新台灣》的處境還要糟糕，而出版預告無疑只將「預示」一個現實成為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已。

然而刊物最終是出版了。並非廣告所說的「陽曆元日」，而是1924年4月1日。當出版成為現實，這份刊物甚至超出了刊物的出版本身而組建起《平平旬刊》所隸屬的社團──平社。許乃昌也加入了平社，成為《平平旬刊》的寫作同人之一。可以說，「台灣赤華黨」與《平平旬刊》在報刊上看似偶然的並現並非沒有關係的兩件事，而是東亞社會主義者即將集結於上海的一次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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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 36﹚。 ↩︎
  2. 關於許乃昌家庭與出生背景、筆名的考證見邱士杰﹙2005a: 27, 35, 注釋第5﹚。關於許乃昌留在共產國際的檔案見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61﹚。 ↩︎
  3. 日本警察單位1925年的情報資料載云：「本人﹝許乃昌﹞在故鄉的商業學校預科畢業二年之後，約在三年前以研習英語為目的，渡航至上海，在學於同地之上海大學時，親炙俄國文學。」﹙外務省記錄, 1925e﹚ ↩︎
  4. 關於就讀暨南學校一事，可從許乃昌投稿於《文學旬刊》的稿件署名知之。關於台灣人就讀暨南學校，可參見蘇薌雨﹙1975: 24﹚。當年蘇薌雨就是經蔡惠如介紹而進入暨南學校念書的台灣學生。 ↩︎
  5. 此據許乃昌所投〈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一文所註明之寫作地點﹙南京﹚與寫作日期﹙1923年5月29日﹚而推知﹙秀湖生﹝許乃昌﹞, 1923b: 43, 48﹚。 ↩︎
  6. 許乃昌投稿的報刊包括了：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主辦﹚、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東京《台灣》雜誌，以及東京《台灣民報》。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許乃昌發表了〈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us﹚底見解〉一文﹙許秀湖﹝許乃昌﹞, 1922﹚。在目前筆者僅見的研究文獻裡，許乃昌與謝六逸﹙筆名「路」，1898-1945﹚並被視為介紹「表現主義」至中國的先驅。關於許乃昌〈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us﹚底見解〉的歷史地位，可見趙樂﹙1986: 735﹚與陳惇﹙2003: 19﹚的述評。此外，1922年底，許乃昌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發表〈雜譚〉一文﹙許秀湖﹝許乃昌﹞, 1923b﹚，此文針對當時中國小說之寫作本質，提出了通論性的批評。後來許乃昌又發表了〈﹝雜譚﹞讀「心潮」裡底五篇小說〉一文﹙許秀湖﹝許乃昌﹞, 1923a﹚，批評南京新文藝團體「玫瑰社」之刊物《心潮》充斥著僅能稱為「感想文」的劣質小說﹙許乃昌這篇文章也顯示他當時正就讀於南京暨南學校﹚。對於《心潮》的批評，旋即引起反論，而有〈讀「心潮」後〉一文發表於同刊物﹙第69期第3版﹚，但討論未能延續。在《台灣民報》上，許乃昌發表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文。他認為，中國文化的進步正表現在新文學﹙白話文學﹚的發達上，對於同樣提倡白話文的台灣來說，介紹大陸新文學的發展將很有意義﹙秀潮﹝許乃昌﹞, 1923﹚。楊雲萍﹙1946: 11﹚評價這篇文章的歷史地位曰：「這遍雖是很簡單的，卻是介紹了中國文學運動的整個情形到台灣的最初的一遍。不過他只是介紹而已，並沒有績﹝積﹞極的主張到台灣文學自身的問題。」 ↩︎
  7.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38﹚。 ↩︎
  8.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41﹚。 ↩︎
  9. 「務本英文專門學校」是一間由外國小型教會所主辦的補習學校，當時不但有許多台灣青年就讀於此，更是此後經常選擇的集會地點。在台灣社會運動的史料中，這間學校第一次出現於「上海台灣人大會」﹙1924.1.12﹚。關於這間學校的歷史：從該校刊登於上海《民國日報》的廣告分析，此校本名「郇立務本英文專校」，後於1924年改名「美國郇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據廣告，本校校址記為「上海寶山路」。廣告刊登者為「校長林鴻斌」，1924年校名更改後，刊登者改為「總理惟經。主任林鴻斌」。本校招生廣告常與基督教傳教廣告同登一處，刊登者記為「上海寶山路郇基督公同使徒教」或「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郇總堂」﹙1923c, d, g, h, 1924c。由於招生廣告多連日登載，此處引用史料則取首次登載日期或登載內容首次發生變化的日期﹚。從務本英文學校為「郇立」﹙「郇」即「Zion」之意﹚來看，可能正是這一教會的附屬學校。若從教會地址「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來看，也與日本《外務省記錄》所記載的務本英文學校校址「上海寶山路寶興里」相同；《外務省記錄》並指出，校長林鴻斌曾在校內的台灣人集會上，發表演說﹙外務省記錄, 1924a﹚。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所編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4﹚曾記載上海有個叫做「基督公同使徒在郇」﹙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 CCACZ﹚的教會，由C. F. Viking﹙可能即「惟經」﹚等美國人主辦﹙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4﹚。 ↩︎
  10. 朱雙一曾對《台灣民報》創刊初期來自南方大學的投稿進行近乎搜索的研究。當時發表於該刊上的南大學生有：施文杞、劉國定、林耕餘、維濤、曾廣勳、趙吟秋、黃超白等。朱雙一﹙2006: 4-5﹚總結云，「最早的一年多時間裡《台灣民報》上的新詩園地，幾乎是以施文杞為首的一群上海南方大學學生的天下。」朱雙一這部份的研究在後來發表於期刊上的版本被刪除﹙朱雙一, 2008﹚。為利於本研究說明，此處冒昧引用研討會的論文版本。 ↩︎
  11. 當時的上大社會系是新創科系。全校由「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改制為上海大學之後，從1923年6月開始連續進行「招生」、「第二次招生」及「續招生」﹙民國日報, 1923a, b, e﹚。據《民國日報》所登載榜單，許乃昌在「續招生」之後以「試讀生」身分錄取﹙民國日報, 1923f﹚。關於試讀生的規定，筆者尚無法尋得文獻依據。許乃昌入學之後通過的〈上海大學章程〉則有插班生與特別生的規定，特別生招收於缺額時，可酌量免試入學，並可改編為正式生。試讀生之性質可能近於特別生﹙黃美真與石源華等, 1984: 64﹚。 ↩︎
  12. 1923年11月22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准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龍康莊、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乃昌、黃儀蕃為中共候補黨員。隔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批准上海大學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就入黨時間與地點而言，極有可能正是當時在上大的許乃昌。上海大學的黨組織自1923年7月開始編成上海地委領導下的第一小組，早期上大第一小組的成員多由青年團吸收而來。1924年1月13日，上海的49名共產黨員重新編組，而上大第一小組的改組名單中，亦有許乃昌的名字，其組員還包括：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鄧中夏、瞿秋白、施存統、王一知、張其雄、黃讓之、龍康莊﹙龍大道﹚、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德良、陳比難﹙陳碧蘭﹚、向警予、沈澤民。上大第一小組於1925年後改組為上大支部，1926年再改組為上大獨立支部﹙上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 1986: 137-138; 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 1991: 15-17, 23-24;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與江蘇省檔案館, 1987: 72, 80﹚。 ↩︎
  13. 許乃昌於1923年12月之後列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團員，當時共136人﹙黃志榮與黃妙珍, 1986: 50-51﹚，許乃昌還曾發表文章於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秀湖﹝許乃昌﹞, 1923: 8﹚。 ↩︎
  14. К. М. Тертщкий﹙2005: 61﹚。 ↩︎
  15. 據張深切﹙1998: 266﹚回憶，1924年前後的范本梁其實也在上海。 ↩︎
  16. 青年會的刊物迄今未見。但當時青年會曾向人在檳城的江亢虎邀稿﹙1923年12月15日抵達。並有南方大學的台灣學生林耕餘擔任翻譯﹚。江亢虎﹙1928: 36, 42﹚云：「在檳城時﹛，﹜得上海臺灣青年會來函，言將出季刊，屬以一言為弁。游觀之暇。走筆應之。偶錄於此。﹛『﹜三十年來志士仁人爭以亡國滅種禍至無日申儆國人。國人淡焉漠焉。或且笑為憂天。不意臺灣同胞乃首當其衝而躬親其境。吾嘗思臺灣同胞﹛，﹜蓋處人生所至不堪。而茹苦停辛。乃長忍此以終古。匪唯不能見諒於日人。乃至不能見諒於吾國人。日本既以殖民地視臺灣。不使與諸郡縣等。臺人有內附者。吾國人又異族畜之。其無賴則鋌而走險。為虎倀以噬人。惟優秀青年﹛，﹜脫然來歸。恆思有所樹立。不欲以第一等大帝國國民自豪而特接櫫為臺灣人。其遇可哀。其志尤可敬也。吾聞泉漳之間。有捐鉅資夤緣入臺籍。以閒接托庇於第一等大帝國者。豈真其性與人殊哉。為淵毆魚。為叢毆雀。誰為為之。蚩蚩者吾何責焉。今臺灣人在本土不敢言改革。並不敢言教育。其居留上海者。組織青年會。專從教育入手。蓋國破家亡。即受教育之難已如此。顧吾國固儼然猶在。而吾民欲受教育亦難於登天。又安暇為臺人悲哉。臺人勉之。人心一日不死。讀書種子一日不絕。雖謂臺灣未亡可也。﹛』﹜」 ↩︎
  17. 台灣民報﹙1924d﹚。 ↩︎
  18. 張我軍﹙1923﹚曾在《台灣》提出譴責。范本梁所主辦的《新台灣》也批評少數台灣人「借了強盜的勢力來做台匪來做歹狗，而侮辱祖國而蹂躪同胞了，尚至無法度生，也就屈服於強盜而做他們的走狗爪牙來陷害有志的同胞了。」﹙能俠者, 1924: 3-6﹚ ↩︎
  19. 郭沫若﹙1989: 134﹚。原載於1922年12月《創造》，第1卷第3期。 ↩︎
  20. 乃昌﹝許乃昌﹞﹙1923a: 4﹚。 ↩︎
  21. 惲代英所接著轉錄的內容略有差異：「但是這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罪惡，若是沒有日本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不會這樣的大膽，日本人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原因。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處於一樣的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並且要為你們自己，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的仇敵啊﹗」﹙代英﹝惲代英﹞, 1923: 7﹚。兩文之間的差異，或許是文章並非一次寫成所致，也可能是惲代英或許乃昌自己或增或刪了。 ↩︎
  22. 「日本人最要台灣人與我們生意見，然後使我們不願幫助台灣人，幸而台灣的青年還不曾忘記我們是骨肉兄弟啊﹗我們要共同打倒仇敵，我們反對一切的分立運動。」﹙代英﹝惲代英﹞, 1923: 7-8﹚ ↩︎
  23. 〈介紹新著〉，《學匯》，1923年12月20日，轉引自張允侯等﹙1979: 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