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劉進慶“官商資本論”形成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戰後臺灣經濟的初次分析

邱士杰(2022)。〈劉進慶「官商資本論」形成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戰後台灣經濟的初次分析〉，《台灣歷史研究》2022年第1期(北京)，頁1-15。本文刊行時的紙本PDF按此下載。

摘　要  旅日華人學者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是20世紀唯一一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戰後臺灣經濟（1945—1965）的名著。為分析戰後臺灣經濟，留學東京大學的劉進慶吸收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在地化”過程中形成的半封建社會論、前近代資本論，以及官僚資本論，形成他概括戰後臺灣經濟的官商資本論。本文將梳理官商資本論的形成史，澄清其核心論旨，並對其歷史意義和理論前景做出初步評估。

關鍵詞  官商資本　半封建社會　前近代資本　官僚資本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引　言
一、官商資本論的前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日的“在地化”成果
　　（一）半封建社會論
　　（二）前近代資本論
　　（三）官僚資本論
二、半封建社會：戰後20年間的臺灣經濟本質
三、戰後臺灣的資本分類：上升的資本與沉淪的資本
四、公私業間的部門競爭和官商資本的形成
五、對官商資本論的評價——代結語
註　釋

引言

劉進慶（1931—2005）是著名的旅日華人學者，也是旅日僑界中國統一運動領導人。[1]在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取得博士學位的他，以東大經濟學科提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育為基礎，在1970年代前期完成了以戰後20年（1945—1965）臺灣經濟為研究對象的著名博士論文《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截至目前，這部著作仍然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戰後臺灣經濟的代表作，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漢譯的海外臺灣研究名著之一，1990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社首次推出簡體中文版[2]，1992年再由人間出版社推出繁體中文版。[3]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寫作史有三個重要節點：首先是劉進慶入學東大的1963年，其次是獲得博士學位的1972年，然後是正式出版博論的1975年。《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寫作史基於以上節點而分為三組日語材料。第一組材料是他在東大修業期間留下的單篇論文、寫作計劃以及大量筆記；第二組材料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原稿；[4]原稿第一章對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臺灣歷史進行了大量分析，近6萬字[5]，但這章的史論並未保留在第三組材料即《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定稿中。[6]

“官商資本論”是劉進慶通過以上寫作史而凝結在《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一書中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源自官僚資本論，但又綜合了東大傳授給他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專門用於解釋戰後臺灣經濟。本文將以劉進慶留下的上述三組材料為基礎，梳理官商資本論的形成史，澄清其核心論旨，並對其歷史意義和理論前景做出初步評估。

一、官商資本論的前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日的“在地化”成果

劉進慶在指導教授隅谷三喜男（1916—2003）的建議下決定研究戰後臺灣經濟。[7]但因東大沒有專門的臺灣經濟課程，劉進慶只能通過課餘自習以及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現代臺灣研究會”補強自己關於臺灣經濟的知識，確立基本的研究觀點。[8]儘管東大沒有專門的臺灣經濟課程，這裡卻有“在臺灣被視為洪水猛獸的馬克思經濟學的龐大學問體系的研究積累”，“托《資本論》之福，我第一次打開了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學門的經濟學的門扉。使我感覺到，思想、言論和追求學問的自由竟然是這樣的美好；我為留學日本帶來的成果而感到喜悅”。[9]東大經濟學科不但提供劉進慶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環境，更提供他經典理論“在地化”的許多成果。

在中日兩國理論家努力吸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20世紀，經典理論在地化是重要課題。如王亞南所言，“兩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兩封建制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或一般性為大”。[10]如果近代中日兩國是直觀即可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疑能直接挪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但對20世紀前半葉的中日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兩國都不是不言自明的資本主義社會，兩國同樣面對“從封建向資本主義的過渡”（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是否（能否）在自國實現的問題，因此《資本論》不是直接可以套用於自國的體系，體系有必要實施“在地化”改造。

劉進慶官商資本論直接繼承的在地化成果有三：一是半封建社會論，二是前近代資本論，三是中國特有的官僚資本論。

（一）半封建社會論

半封建社會論是20世紀前半葉中日馬克思主義者共同應用於自國的論述，主要提倡者是當時主張以民主主義革命推翻本國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半封建不是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對半相加，不是“半資本主義”的另一半[11]，半封建是封建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的某種自我演化。對中國論者來說，半殖民地化的危機是外國資本主義促成封建社會演化為半封建社會的主因，從而產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典概念。對日本論者而言，演化的主因則是明治維新後的天皇制國家推動不徹底的資本主義化。親近日共的理論家群體“講座派”是日本闡釋半封建社會論的主力，經典作品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山田盛太郎（1897—1980）1934年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此書影響東大經濟學科至深，成為劉進慶直接繼承的理論傳統。

《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堪稱日本半封建社會論的結晶。山田將維新後的天皇制國家規定為“絕對主義”（absolutism），也就是封建時代最末期為平衡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而形成的王權，這樣的王權願意支持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目的終究是延續封建體制。封建的經濟基礎因為資本主義的影響而演化為半封建，新興的日本資本主義建築在半封建經濟之上，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封建吸收資本，而不是資本消融封建。成立於半封建經濟之上的日本資本主義，山田稱之為“軍事的・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其實體要從“社會總資本”來把握，也即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第I部類和第II部類是否率皆在日本形成。[12]

隅谷在1967年4月到9月開設的“日本資本主義論”討論課，帶領劉進慶在內的師生學習《日本資本主義分析》。[13]之所以劉進慶的博士論文題為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正是有意追步山田的學者常用的命名原則。[14]劉進慶也坦言，《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使他“從中得到不少啟示，並以此考察臺灣經濟的實際情況，著手論文構思”。[15]

（二）前近代資本論

前近代資本也是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發展的範疇，但命名有所不同。在日本，東大經濟學科出身、並深受“講座派”影響的學者大塚久雄（1907—1996），接受馬克思所謂“洪水期前的形態”的資本概念，將商人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之類的前近代資本統稱為“前期的資本”。王亞南在1949年提出的概念“原始性資本”（商人資本、高利貸資本以及土地購買資本的合稱）與“前期的資本”內涵相近，也用於指涉前近代資本。[16]

大塚對於前近代資本論提出體系分析。他認為前近代資本並不生產社會財富，而是通過流通等方式改變社會既有財富的分配，使自身獲利，因此前近代資本沒有轉化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業資本的必然性，也沒有顛覆封建社會的必然性。[17]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有資本，有資本卻不必然有資本主義。就算前近代資本願意轉化為近代特有的產業資本，但只要有其他更能獲利的途徑（比方轉化為收租地主），就不會將產業資本的道路堅持下去，從而反過來成為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的阻礙因素。在此意義上，山田所稱的“軍事的・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也具有“前近代性”。

馬克思為分析“過渡”而提出的“兩條道路論”是大塚分析前近代資本的重要基礎。第一條道路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第二條道路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第一條道路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是近代資本的道路；第二條道路則是前近代資本的道路。儘管第二條道路曾在歷史上起過過渡作用，但“它並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如說保存了這種生產方式，把它當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因此，“到處都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消滅。它不變革生產方式，只是使直接生產者的狀況惡化，把他們變成單純的雇傭工人和無產者”。[18]第二條道路類似韋伯所稱“賤民資本主義”，其資本積累欠缺正當利潤的觀念。[19]因此大塚也將韋伯的看法融入其前近代資本論。劉進慶在1965至1967年間親自參與大塚課程[20]，並在日後將大塚的“前期”和“前期的資本”相當程度應用在《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表述中。

（三）官僚資本論

官僚資本是中國特有的資本分類，另外兩個著名分類則是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能否支持中國人民革命鬥爭，並服務民族經濟的積累，是區分三種資本的標準，實際上是在舊中國資產階級內部進行的階級分析。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被視為革命鬥爭與民族經濟的敵人，民族資本則是正反兩面兼具的存在。[21]

官僚資本在抗戰勝利之後成為全國注目的經濟毒瘤，並獲得兩個相互補充的定義。

官僚資本的第一定義是前近代資本。以許滌新、王亞南、陳翰笙為代表的理論家都認為官僚資本具有前近代資本的運動特性，經常用商人、高利貸手段在流通領域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絕不堅持在生產領域獲取剩餘價值，增長社會財富。[22]如王亞南所言：“官僚資本如非有偶然的外在的接生條件（例如這次接收敵偽產業）存在，它就只能具有產業資本以外的資本內容。如其它因緣那種外在的接生條件的存在，而以產業資本形態出現，它亦將很迅速的轉化為非產業的性質。”[23]由於官僚資本的投機運動純為滿足私人利益，但公共利益才是官僚應該服務的對象，公私分際便因投機運動而不斷遭到逾越。

官僚資本的第二定義則是國家主導的“封建壟斷”。此定義可借用1847年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來說明：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24]

第一步是“封建壟斷”，第二步是資本之間的“競爭”，第三步是競爭中的資本通過日後《資本論》進一步歸納的“積累、積聚、集中”等機制，實現資本主義特有的“現代壟斷”。這是馬克思在西歐資本主義還沒抵達帝國主義階段的19世紀前半葉已經觀察到的三個繼起階段。官僚資本的第二定義就是國民黨政權通過國家力量而在1940年代達到“封建壟斷”的產物，但僅止於此。對於官僚資本以外的其他資本特別是民族資本而言，官僚資本和自身之間並不是相互競爭的關係，而是支配者（官僚資本）與被支配者的關係，是半封建權力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支配，因此不能從資本間“競爭”理解1940年代官僚資本與其他資本之間的關係[25]，更不能將官僚資本視為“現代壟斷”的結晶。官僚資本是“封建壟斷”的前近代資本，是前近代的半封建社會也能存在顯著的資本活動的體現。如毛澤東所言：“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26]

官僚資本論在1949年以後向日本學術界傳播並得到重構。首先，許滌新《官僚資本論》與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和其他相關著作都在20世紀50年代譯介至日本。[27]其次，50年代中期曾有國有化政策與國家資本能否引領後進國走上“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國際爭論，引起日本學者關注。[28]以大阪市立大學經濟研究所為代表的日本學界積極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分析框架[29]，中嶌太一《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研究序說》更首次以國家資本主義解釋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政權，並予以正面評價。中嶌特別徵引許滌新在1961年重論舊中國官僚資本的論文[30]，認為許滌新終於承認官僚資本也有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不僅僅是前近代資本。[31]

戰後日本學界對官僚資本論的吸收於是形成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重視官僚資本的資本主義面向，並將國家資本主義當成官僚資本的未來樣貌，代表學者就是把官僚資本解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大阪市大經研所和中嶌。第二種觀點強調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主義仍是兩回事，後進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退化為官僚資本的危險，批判第一種取向受“非資本主義道路論”影響太深的旅日華人學者游仲勲就是第二種觀點的代表。[32]劉進慶曾自習大阪市大經研所從國家資本主義分析亞洲發展問題的專著《亞洲的國家資本主義之研究》[33]，而此書與許滌新、中嶌太一的著作都獲得《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徵引，因此游仲勲認為劉進慶有贊同第一種觀點的傾向。[34]

以半封建社會論、前近代資本論以及官僚資本論為基礎，劉進慶在東大左翼學運高漲的1968年開始閉門撰寫博士論文，並在1972年4月獲得博士學位。[35]博士論文原稿再經三年改寫，終於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在1975年出版定稿，此即讀者熟知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一書。

二、半封建社會：戰後20年間的臺灣經濟本質

1920年代是研究者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臺灣經濟本質的開端。最先出現的論述可稱為“全盤資本主義化論”，代表論者有三：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許乃昌（1907—1975），曾在1924年《新青年季刊》發表《黎明期的臺灣》一文，提出殖民地臺灣將受日本資本全面侵蝕而產生“全臺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理論。[36]1929年，王學文（1895—1985）進一步援引羅莎盧森堡（Róża Luksemburg）《資本積累論》的觀點[37]，指出臺灣的前資本主義經濟乃是資本主義的日本必須吸收和侵蝕的對象，否則後者難以自存，從而也勾勒出臺灣終將在日本資本侵蝕下全盤資本主義化的前景。[38]同樣是1929年，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主張日本在台糖業資本將使臺灣全盤資本主義化，甚至認為達到壟斷階段的糖業資本也可視為帝國主義。[39]

不同於全盤資本主義化論，1928年成立於上海的臺灣共產黨在其《政治大綱》提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屬半封建社會的論斷。1945年臺灣光復，舊台共成員與新一代革命者共同接受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1948年的“香港會議”再次確認臺灣社會仍然是半封建社會——在重新納入半殖民地中國的條件下。[40]

1949年後的臺灣已不可能公開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分析戰後臺灣社會性質，然而相關討論在大陸繼續。1956年由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合寫的《臺灣歷史概述》對臺灣歷史進行了初步分期，雖然沒有分析1945年以後的社會性質，但指出“現在臺灣的社會是舊中國社會的一個殘餘部分”，暗示半封建社會的延續。[41]在《臺灣歷史概述》以及張海鵬與陶文釗主編《臺灣史稿》（2012年）的基礎上，張海鵬提出，戰後臺灣在1945—1979年間是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半封建社會，1979年至今則是“美式資本主義社會”。[42]在劉大年與張海鵬的論述基礎上，李細珠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開端應提前至美國開始影響臺灣的1945年。[43]長期研究臺灣社會性質問題的作家陳映真則曾提出介於張海鵬和李細珠之間的分期，即1945—1949年之間是半封建社會，1949年之後在國民黨“波拿巴政權”主導下分階段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44]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主張臺灣在戰後20年間即1945—1965年是半封建社會，但1965年正是劉進慶展開研究之際，可見是暫定的下限。“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寫這本書時，‘臺灣資本主義’這句話我用的不太多。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是個蔣家家產制國家的半封建經濟，嚴格地說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當然資本主義在民間企業已經有一個潮流在發展，但主流還是以國營企業為基礎的家產制國家。”[45]——上述寫作思路正是劉進慶僅將書名題為“經濟分析”而非“資本主義分析”的根本原因。

“經濟分析”的說法也可能源自王亞南。王亞南的名著《中國經濟原論》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1957）之前，他曾致信《原論》日譯者（不晚於日譯本推出的1955年），提出自己打算把中文版《原論》改名《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之分析》（半植民地的半封建的経済の分析）。[46]王亞南曾言，馬克思“一般是用‘考察’、‘研究’、‘說明’一類字眼，而分析則被限定在一定範圍、一定條件下”。[47]由於劉進慶原擬的書名是《戰後臺灣經濟之分析》（戦後臺灣経済の分析）[48]，而他也讀過《原論》日譯本[49]，他完全可能是把自己的著作當成《原論》的續寫，從中呈現國民黨經濟體制在臺灣的“續篇故事”。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將戰後20年臺灣社會規定為半封建社會的證據之一是，工農大眾都沒有辦法變成近代的生產者。受到《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影響，劉進慶心目中理想的近代農民是與生產資料相結合並至少能完成簡單再生產的農民，而理想的近代工人則是能夠拿到正常工資的純粹的雇傭勞動者。然而他在土改後看到的狀況是，農民因為生產資料不足而難以力農致富，不但難以成為這種“理想農民”，還必須為了維持生計而不得不在外出打工時接受低工資勞動，成為資本的過度剝削對象。如此一來，理想的農民和工人都無法存在。山田將苦境中的廣大工農群眾合稱“基柢”，隅谷稱之“底邊”[50]，劉進慶沿用隅谷的用語。劉進慶的“底邊”論既批判國民黨臺灣土改沒有消滅半封建社會，也顯示其眼中的半封建社會在土改前已經存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臺灣開港（1858）被他視為臺灣半封建社會的起點。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原稿第一章認為，臺灣封建社會在1840年之前已經存在向半封建社會自主演化的契機，但這部分未能保留在定稿。

將戰後20年規定為半封建社會，表示“近代中國”基本性質仍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臺灣延續到1949年之後。規定蘊含著譴責。然而後來的劉進慶也承認半封建社會終究轉化為資本主義社會，“60年代後半到70年代，我們肯定臺灣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慢慢在超越過半封建的蔣家家產制國家。此時社會勢力已經有個倒轉的形勢”。[51]如此一來，將戰後20年規定為半封建社會便意外預留了理論空間，即：如果“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社會發展史上值得肯定的進步階段，則臺灣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契機絕不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而是已由中國人自己治理的戰後。但因戰後20年仍是“半封建的蔣家家產制”政權努力維持舊社會的時代，故難以順暢推動社會轉型。

不過，臺灣資本主義社會仍然不能擺脫半封建社會的陰影，因為前近代資本的運動邏輯——短視、投機、商業性、絕不堅持只在生產領域中獲利，依然支配臺灣經濟，形成一種有“商人資本主義”特色的工業化。劉進慶定義如下：

臺灣經濟的特性（character）與日本不同，某種程度上也與南韓不同。商人資本主義（mercantile capitalism）的概念基本上與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不同。我將概念大致界定如下：高度發展的（高附加價值）工業在工業資本主義中扮演支配性的經濟角色，然而，將（低附加價值的）加工製造業與服務業（金融與商業）包含在內的商人型工業（commercial industries）卻形成商人資本主義的經濟核心。我認為此處的關鍵意義在於：無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如何，這些只有低附加價值與低科技含量的加工製造業是一種商人型工業。

我之所以將今日臺灣經濟歸類為商人資本主義大致有以下理由：

我認為中小企業在出口中扮演支配性角色（在總出口中占70%），並引領著臺灣經濟發展。這構成了臺灣與日本和南韓之間的基本差別。而中小企業的優勢和特點在於五個因素：

（a）企業的最高管理傾向由家族成員來組織，從而使企業的商業活動獲得高度活力與彈性。

（b）這些企業在自由市場展開非常高度的競爭，新企業從事新生意的失敗率高，從而使那些能夠存活下來的企業相當強韌。

（c）企業家對金融和行銷非常熟練。

（d）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同，臺灣具有華僑取向的中小企業相對容易和海外企業與海外華人網絡建立合資公司。

（e）臺灣的中小企業強調短期投資以及研發上的低度投資。

總之，這些特性構成了商人資本主義的現代形式。[52]

三、戰後臺灣的資本分類：上升的資本與沉淪的資本

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討論有幾種著名觀點。第一種觀點基於毛澤東的經典論述，將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上升過程，以此抵抗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沉淪過程。[53]第二種觀點將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的轉變視為沉淪趨向，而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封建社會的轉化則等同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獲得發展，故視為上升趨向。[54]第三種觀點整合了前兩種觀點，提出近代中國的沉淪過程與沉淪趨向共同作用，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到北洋軍閥統治的大部分時期”沉淪到了“谷底”，然而上升過程和上升趨向所長期積累的上升合力終於擺脫谷底，“開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後上升，升出一片光明”。[55]

以資本對革命鬥爭的不同態度為標準，第一種觀點曾在20世紀中國革命中產生“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的資本分類。然而，戰後臺灣地下黨運動已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瓦解，持續且具規模的革命鬥爭暫告停歇，從資本對革命鬥爭的態度分類資本就有難度。此外，戰後臺灣經濟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政府接收日本資本而形成的公營企業，二是經濟的外向性。基於第一點，劉進慶確認官僚資本是戰後臺灣也適用的範疇；基於第一、二點，各種資本都可能與官僚資本或外國資本相關連，因此他不直接使用民族資本與買辦資本的概念。

劉進慶的資本分類法接近第二種觀點。他認為戰後臺灣半封建社會是“臺灣資本主義”還沒成立的階段。若以前近代資本和近代資本為光譜的兩極，則光譜上的所有資本都或多或少帶有前近代資本特性。[56]然而，與外國資本聯繫較深的資本比較接近於近代資本，與國民黨政權聯繫較深的資本比較接近前近代資本。由於資本主義必然以近代資本為基礎，近代資本特性越濃的資本便越有助於社會的“上升”；但因資本不必然等於近代資本，從而不必然等於資本主義，前近代資本特質越深的資本便越無助於“上升”，甚至可能導致“沉淪”。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主要篇幅都用於分析資本，而資本支配的“底邊”——工農大眾卻在書中偏居次要地位。因此，無論劉進慶如何強調各種資本的前近代性，戰後臺灣社會仍然與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以活躍在舞臺上的各種資本為主角。也就是說，他更注意分析剝削者而不是被剝削者。關於歷史分期方法，郭沫若曾言：作為被剝削者的奴隸（由奴隸主所剝削）與農奴（由封建主剝削）的區別往往不顯著，但若將剝削者作為分析的重點，辯析其為奴隸主還是封建主，反而容易界定特定社會所屬的歷史階段。[57]就方法論來說，著重分析剝削者的劉進慶，其實已通過半封建社會論，悖論地預示資本主義社會之將至。

劉進慶展開資本分類的基礎是“資本＝企業”的預設。[58]“資本＝企業”表示資本僅僅等於擁有財富和企業經營能力的經營主體，經營者可能在流通中改變社會分配而獲利（此即商人資本邏輯），不一定使用雇傭勞動在價值生產中獲取剩餘（此為產業資本邏輯）。“資本＝企業”顯然適合“戰後臺灣＝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判斷，並能在企業的層次上同時把握前近代資本和近代資本。也就是說，因為無法直接分析“臺灣資本主義”，他便分析臺灣島上的“資本”，實際上卻是在“企業”層次落實分析。

以“資本＝企業”為基礎，劉進慶進一步援引前近代臺灣漢人社會描述封建財產關係的“公業”和“私業”概念[59]，分別指稱臺灣戰後20年間形成的公營企業（＝公業）和民營企業（＝私業）。1990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中譯本將公、私業分別譯為“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雖然取得了白話易懂的效果，卻也因此使公、私業二詞在語源上固有的前近代意涵消失。

劉進慶對公業的定性相當於典型的“封建壟斷”，此乃國民黨官僚接收“殖民地遺制”的日本資本之後，“在後進的中國社會經濟過程中，先於產業資本的發展而先發展起來的中國式金融資本的臺灣的變種”[60]，為將這種“封建壟斷”同發達資本主義的“現代壟斷”區別開來，他特稱其為“國家資本壟斷體制”。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最終形成的資本分類如下：

  • 1、公業：前近代性，半封建性格濃厚。
    • 甲、財政
    • 乙、“國家”資本＝公營企業＝官僚資本。其前身是臺灣光復後全面國有化的日本壟斷資本，戰後卻成為“遭到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階級利益所牢固地捆綁的、為黨官僚所代表之‘官人支配’的半封建社會所不可欠缺的經濟基礎（経済的土台）”。[61]
  • 2、私業＝民間資本＝民間企業。近代性、資本主義性格較濃，“無疑是臺灣這樣的半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契機之一”。[62]
    • 甲、土著資本：萌芽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人企業體。
    • 乙、外來資本：
      • 外國資本；華僑資本；大陸資本。

四、公私業間的部門競爭和官商資本的形成

“封建壟斷”到資本間的“競爭”發生在“封建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競爭”向“現代壟斷”的發展則是資本主義成立後的內部演化。1949年以前的官僚資本論基本上從“封建壟斷”解釋官僚資本，並有幾種解釋模式。第一種是分析何種政治派系具有“封建壟斷”性質，所謂“四大家族”[63]“五大獨佔集團”[64]以及“國民黨五大財團”[65]就是這種分析的結論。第二種著重分析“封建壟斷”因形成機制之不同而產生的不同類型。許滌新歸納出“七種結合形態”，分別是“固有意義的官僚資本”“被控制的國家資本”“與國家資本結合”“與民間資本結合”“與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結合”“與外國資本結合”，以及“地方官僚資本的形態”。[66]王亞南則區分為“官僚所有資本形態”“官僚使用資本形態”“官僚支配資本形態”。[67]這幾種模式都側重半封建官僚權力對於各種資本的主導與支配以及官僚權力的持續壯大，處於被動地位的各類資本，難如近代資本那樣發揮資本主義的運動邏輯而相互“競爭”乃至“現代壟斷”，因而這些模式都未能超出“封建壟斷”的範圍。

臺灣最早涉及“封建壟斷→競爭→現代壟斷”的論者是1920年代的許乃昌。他認為“臺灣總督，當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臺灣總經理，而對於臺灣人卻是封建時代的專制皇帝”，也就是說，日本資本主義基於總督府的“封建壟斷”而移入臺灣。伴隨日本資本主義的移入和成長，臺灣土著資本也順應而生，然而許乃昌預測資本間的“競爭”將使日本壟斷資本成為唯一的資本，包含土著資本在內的全臺灣人將“無產階級化”。[68]許乃昌以土著資本的產生和消滅為線索的歷史敘述，合於“封建壟斷→競爭→現代壟斷”的階段性變化，然而他的見解包含大量預測，不是眼前已經發生的現實，瞿秋白因此特別在他的文章最後加上點評，批評許乃昌忽略聯合各革命階級發動“國民革命”，而直接舉起“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69]

劉進慶對戰後臺灣經濟的分析也可通過“封建壟斷→競爭→現代壟斷”的演進圖式加以解釋。劉進慶認為官僚（及其親屬或家族）與公業之間形成“亦官亦商”的融合，官僚可從公業獲得“特殊利得”（役得），官僚與公業之間便形成和國民黨大陸時期一樣的官僚資本。以上看法都在“封建壟斷”解釋範圍內，卻不能進一步解釋私業的發展。劉進慶注意到，戰後臺灣的特殊背景是私業的各種民間資本充滿活力，與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使“資本主義在民間企業已經有一個潮流在發展”。[70]當私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公業的“封建壟斷”便與資本主義的私業發生競爭性矛盾。具體來說，私業的民間資本家“藉由推進利潤追求＝資本積累而有利於私業擴大”，“私業之擴大而使公業地位相對降低便削弱國民黨官僚之權力基礎”，便“弱化了追求特殊利得的党官僚的立足點”。[71]資本與官僚間的“競爭”和前者對後者的威脅，超出了官僚資本論從“封建壟斷”展開的各種判斷。

公、私業間的競爭屬何種性質？依據競爭當事人的視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久留間鮫造（1893─1982）將馬克思關注的競爭類型分為13種：（1）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競爭；（2）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競爭；（3）同類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4）不同部門資本之間的競爭；（5）賣者之間的競爭，買者之間的競爭，賣者和買者之間的競爭；（6）商人之間的競爭；（7）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競爭；（8）貨幣資本家之間的競爭；（9）借入者之間的競爭；（10）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競爭；（11）租地農場主之間的競爭；（12）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競爭；（13）土地之間的競爭。[72]劉進慶眼中的公、私業間競爭最接近第4種，即基於利潤率差異而在不同生產部門間造成的競爭。

由於官僚權力的基礎因為公、私業的不同利潤率而遭撼動，官僚和利潤率更高的私業實現“官商勾結”便成為解決矛盾的一條出路。雖然官僚資本論早就分析過官商勾結（如前引許滌新），但前提不是民間資本展現出更大的活力，更不是官僚權力基礎因為民間資本的壯大而遭遇危機。就此而言，劉進慶著眼的“官商勾結”帶有戰後臺灣的特點。他認為臺灣特色的“官商勾結”是官僚將“特殊利得所積累起來的財富投資於私業，使之作為資本而增值，由此擴大財富之蓄積”，實現“特殊利得之資本化”（役得を資本化する），產生“官商資本”[73]，成為戰後臺灣的“支配性資本”或“統治資本”。[74]依據劉進慶其他論文，官商資本可在企業體上把握，而且不會只有一個。[75]這裡仍然隱含“資本＝企業”的等式，然而，問題正在這裡。《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只分析一種官商資本，即“中華開發信託公司”，雖然“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的成員與人脈確實橫跨公、私業，劉進慶卻沒有具體論證其與“特殊利得之資本化”之間的因果關係。[76]如果決策官僚有志發展民族經濟，並應用“特殊利得之資本化”的邏輯，則官僚對此邏輯的應用完全可以是民族資本的行為，具有公共性。實際上，劉進慶已經提到“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藉由貸款給私業而幫助私業擺脫高利貸資本的壓迫，既育成私業，也使高利貸利率大幅下降。[77]然而劉進慶還是傾向貶低官商資本，因此劉進慶的分析不但完全不涉及“現代壟斷”是否在國民黨統治下實現，甚至將官商資本定義為前近代資本：“官商資本乃是為了統一地處理公業與私業的矛盾、党官僚與資本家的利害對立而作為資本在運動。但其具體的存在形態，能在金融資本的形態上得到更典型的把握。”因此“中華開發信託公司”被劉進慶特稱為官商金融資本。“然而這裡所說的金融資本……並不是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積聚與集中的產物，毋寧說，反而是先於產業之發展，由銀行資本與產業相互愈著而成的資本”[78]，即前近代資本。換言之，劉進慶的分析再次拉回“封建壟斷”的論域，回歸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判斷。

五、對官商資本論的評價——代結語

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與當時海外所謂“台獨左派”處於絕對的對立面。史明（1918—2019）為代表的“台獨左派”論者自1960年代以來便主張臺灣本省籍資本家（即劉進慶所稱土著資本）是臺灣人的“民族資本”，有可能反抗國民黨，反抗外省系資本，並且支持“台獨運動”。[79]然而，主張公私業必相融合的官商資本論直接否定“省籍矛盾高於資本利益”的可能，因而馬上引來某些“台獨左派”的批判。[80]儘管劉進慶嚴守學術分際，從未在學術著作談論非學術議題，官商資本論強烈的政治性和針對性卻可見一斑。

指出資本利益高於省籍矛盾的官商資本論可從柄谷行人所說的“資本—民族—國家”再加解析。柄谷認為，“資本—民族—國家”乃是“一個相互補充的裝置”，“如果放任資本制經濟不管，結果則勢必造成經濟上的差距和對立。而民族是以共同性和平等性為志向的，因此必將要求解決資本制所造成的差距和各種矛盾。於是，國家便通過課稅和再分配及各種規定來實現這一要求。資本、民族、國家均是不同的東西，各自依據相異的原理，但在這裡它們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連環，缺一不可地結合在一起。我將此稱之為資本—民族—國家”。[81]由於二二八後的臺灣長期存在破壞民族團結的省籍矛盾，而國民黨蔣家的半封建獨裁統治在1949年後長期持續，破壞“共同性和平等性”的根源便從“資本”這個連環蔓延至理想上應該“相互補充”的三個連環之間。諷刺的是，官商資本卻作為“資本”而創造出跨省籍統治精英內部的“共同性和平等性”，就此而言，官商資本作為支配性資本的意義，在於某種程度一時緩解戰後臺灣島內社會的矛盾，而矛盾不能緩解之處、之時，便不得不暴露出國民黨體制的破綻。

官商資本論還進一步回答官僚資本論未能預見的問題。解放戰爭期間臻於成熟的官僚資本論，將官僚資本作為民族資本的對立面，強調前者的壟斷及對後者的壓迫，因此1948年中共中央發佈的“五一口號”才將民族資產階級改稱“自由資產階級”，藉以反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封建壟斷”而普遍造成的壓迫。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論者只能看見官僚資本的消滅，未能看到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可能發生的其他關係。就此而言，官僚資本在1949年以後的臺灣長期存續是非常重要的標本。官商資本論注意到的現象是：包含官僚資本在內的公業將因自身無效率而日益無法同包含民族資本在內的私業在利潤率上競爭，因而可能出現前者的萎縮和後者的膨脹，乃至兩者間的融合。換句話說，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的界線未必明確，官商資本論直接證明了這點。如許滌新所言，“官僚資本究竟包括哪些類型，它的性質如何，又怎樣和民族資本劃分？”“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82]戰後臺灣形成的官商資本不但同時具有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面向，臺灣經濟的外向性也讓買辦資本的面向並存於官商資本一身。這是戰後臺灣產生的特殊的“三合一”資本。[83]就此而言，作為統治性資本的官商資本是考察臺灣經濟走向的核心，而官商資本是否（且如何）存在於今天的臺灣經濟顯然是應當追問的課題。

官商資本論最重要的意義是為分析戰後臺灣經濟提供理論工具，進而揭開經濟繁榮的表像所遮蔽的經濟本質。表象上的經濟繁榮（比方漂亮的GDP數字）可以是不同社會形態都能實現的成果，但繁榮的經濟表現不代表經濟體擁有好的或先進的本質，不意味可持續的發展。如吳承明所言，“近代中國的地主制經濟因為吸收商品經濟，以至外國的或買辦的商品經濟，進行了自我調節，成為一種能夠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義”。[84]當封建性不是被外來因素所同化，而是受其影響而自我進化，也可能出現經濟繁榮的表現。然而，不能從這樣的表現推測其本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85]就此而言，雖然官商資本是與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存在，但一個能夠適應官商資本的社會也必然是某種演化的後果。吳承明的“近代封建主義論”以積極眼光把握這種進化，劉進慶選擇消極看待。

劉進慶的消極眼光源自他對戰後臺灣社會性質的關鍵判斷：1949年以後的臺灣不但是半封建社會，而且淪為美日資本主義支配的“新殖民地”。[86]大陸的論者基於臺灣光復之歷史事實，較少將“殖民”相關的概念用於描述戰後臺灣。使用“新殖民地”概念的劉進慶（以及繼承了“新殖民地”論的陳映真）無意否定中國主權的完整。對劉進慶來說，無論殖民地、半殖民地，還是“新殖民地”，這些概念都以“殖民地性”為共性。儘管光復後的臺灣清清楚楚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殖民地，但國民黨政權對美日支配的扈從，也明明白白使“殖民地性”在1949年後的臺灣得到延續[87]，並在延續中形成“沉淪”的線索。劉進慶認為比較適合解釋1949年以後的臺灣“殖民地性”的概念不是“半殖民地”，而是“新殖民地”。[88]“新殖民地”概念意在突顯敗逃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如何加倍失去自主性並成為外國勢力的傀儡，並說明半封建社會如何在“新殖民地”條件下得到延續，從而揭示戰後臺灣經濟在繁榮外觀下無法掩蓋的依附性與畸形性。

20世紀70年代正在日本從事中國統一運動的劉進慶顯然意識到，只有作為社會變革運動的中國統一運動才能真正形成臺灣社會的“上升”過程，因此，拒絕美化戰後臺灣經濟是劉進慶終生堅持的基本立場。當眾人都從戰後臺灣經濟的“成長”表現中論證臺灣社會的“上升”，劉進慶仍堅持在其中發現“沉淪”的線索（如：半封建社會、近現代資本、官僚資本向官商資本的發展）。儘管他和戴國輝都認為戰後臺灣經濟成長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洋務運動[89]，但他更重視臺灣經濟本質的發掘，同時找尋“上升”與“沉淪”的因素，以確定臺灣社會變革的方向。劉進慶確信只有民族統一才能導正臺灣經濟內部各種扭曲因素，這是臺灣社會克服“沉淪”、力求“上升”的唯一道路。

許滌新指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種經濟成分，它發展微弱，歷史也不長。但是，我們同樣看到它的原始積累、資本積聚、以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諸過程；同樣看到資本主義剩餘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這些過程和規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國的或者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並且，從所有制（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到生產、流通、分配，都有它的中國特殊內容。這是不可能從已有的經濟學說，或者別國的經驗中得到的。”[90]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正是基於臺灣經驗而對“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內容”的探索。雖然他的官商資本論僅以戰後20年為基本解釋範圍，但既然“中國資本主義”仍在1949年以後的臺灣長期持續，發生變化，並對臺灣社會產生各種影響，劉進慶的分析必然仍有照明現狀、指引未來的內容，有志於臺灣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者當戮力賡續。

註釋

[1] 劉進慶，臺灣雲林斗六人。其生平参见：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経済学）第233号、2003年2月、13—24頁；邱士杰：《劉進慶與他的抵抗時代》，（臺北）《思想》第43期，2021年9月，第1—35頁。

[2]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版。

[4]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東京大學経済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72年。以下稱『戦後臺灣経済分析（原稿）』。

[5] 關於這部份史論的研究參見邱士杰《唯物史觀臺灣史的可能性：試論劉進慶<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原稿的臺灣史論》，（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0期，2021年12月。

[6] 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以下称『戦後台湾経済分析』。

[7]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漢譯版序言”，第VIII頁。

[8] 劉進慶自修臺灣史的歷程見邱士杰《唯物史觀臺灣史的可能性：試論劉進慶<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原稿的臺灣史論》，（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0期，2021年12月。。

[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経済学）第233号、2003年2月、16—17頁。

[10] 王亞南：《關於中國經濟學建立之可能與必要的問題》（1944年11月），《王亞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

[11] “半封建”不等於“半資本主義”的討論可參見張海鵬關於近代史“沈淪”與“上升”問題的梳理。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頁；張海鵬：《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135頁（即第三、第四章）。

[12] 小林賢斉ほか編『山田盛太郎著作集』第2巻、「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における再生産過程把握」、岩波書店、1984年、1—210頁。

[13] 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7—1968年，“隅谷討論課”，劉進慶家屬藏。

[14] 武田睛人『異端の試み：日本経済史研究を読み解く』、日本経済評論社、2017年、89頁。

[1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経済学）第233号、2003年2月、18頁。

[16] 王亞南：《舊社會生產關係與土地改革過程顯示的諸規律》，《新中華》第12卷第19期，1949年。

[17] 『大塚久雄著作集』第1巻、「株式會社發生史論」、岩波書店、1969年、1—522頁；『大塚久雄著作集』第6巻、「国民経済――その歴史的考察」、岩波書店、1969年，1—126頁。

[18]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頁。

[19]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頁、第273—275頁；韋伯著，康樂譯，《經濟與歷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26頁，第181—185頁。

[20] 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5—1966年，“大塚討論課+亞經研”；1966—1967年，“大塚討論課”，劉進慶家屬藏。

[21] 毛澤東撰寫於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分析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直到抗戰勝利後，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才成為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的問題，並由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對官僚資本提出具體定義。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0頁；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頁。

[22] 代表作有：陳翰笙：《獨佔集團與中國內戰》，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23日，第6版；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上海生活書店1947年版；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華東新華書店1949年版；許滌新：《官僚資本論》，南洋書店1948年版。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初版由福州經濟科學出版社刊行於1946年，初版欠缺1947年版增補在“本論”和“附論”的官僚資本批判。此書版本變遷參見邱士杰《“中國經濟原論”研究方法的形成》，《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4期。

[23] 王亞南：《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二）》，上海《文匯報》，1947年4月1日，第8版。

[24]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頁。

[25] 馬克思：“從概念來說，競爭不過是資本的內在本性，是作為許多資本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而表現出來並得到實現的資本的本質規定，不過是作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內在趨勢。”參見馬克思《1857—58年經濟學手稿・筆記本IV・政治經濟學批判・III.資本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頁。

[26]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3頁。

[27] 許滌新著、山下竜三訳『官僚資本論』、青木書店、1953年；三一書房編集部編『植民地・従属国の経済』、三一書房、1953年；王亞南著、中國経済研究会訳『半植民地経済論』上、青木書店、1955年。

[28] 坂田幹雄「国家資本主義論争─文献解題─」、尾崎彦朔編『第三世界と国家資本主義』、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276頁。

[29] 該所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在日本開創後進國國家資本主義研究的尾崎彥朔（1917—）以及日後與劉進慶合作密切的本多健吉（1934—2007）。

[30] 許滌新：《關於舊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紅旗》1961年第3—4期。

[31] 中嶌太一『中囯官僚資本主義研究序說：帝囯主義下の半植民地的後進資本制の構造』、滋賀大学経済学部、1970年、10—16頁。

[32] 游仲勲『現代後進諸国の官僚資本主義——国家資本主義の変質・転化を中心とした』、『アジア研究』第16巻第1号、1969年4月。

[33] 大阪市立大学経済研究所編『アジアにおける国家資本主義の研究・第1』、同研究所出版、1964年；大阪市立大学経済研究所編『アジアにおける国家資本主義の研究・第2』、同研究所出版、1966年。劉進慶閱讀此書的筆記寫在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5—1966年，“國家資本主義等”，劉進慶家屬藏。

[34] 游仲勲「劉進慶著『戦後台湾経済分析』」、『アジア研究』第22巻第3号、1976年10月。

[3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経済学）第233号、2003年2月、18—19頁。

[36] 沬雲（許乃昌）：《黎明期的臺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國民革命號”，1924年12月，第91—101頁。許乃昌的生平與此文理論背景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44頁。

[37] 盧森堡此書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第I部類與第II部類不可能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相互交換、實現補償。她主張必須有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商品交換的第三方，才能使兩部類交換實現。然而前資本主義社會也將因此而逐漸資本主義化。當全部前資本主義地區都被資本主義侵蝕殆盡，也即資本主義的死期。

[38] 汪鐵峰（王學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世界雜誌》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汪鐵峰（王學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續完）》，《世界雜誌》第1卷第2期，1929年2月。此文後收入王學文：《王學文經濟學文選（1925—1949年）》，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王學文與台灣的因緣來自1927—1928年間的旅台經歷。滯台期間，王學文作為地下黨員參與當地的農民運動。參見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版，第81—96頁。

[39] 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岩波書店、1929年。

[40]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關於臺灣工作》鉛排稿影印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41] 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臺灣歷史概述》，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78頁。

[42] 張海鵬:《60年來有關臺灣通史的撰寫及理論方法問題》，張海鵬、李細珠主編：《臺灣歷史研究》第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43] 李細珠：《臺灣史“三大體系”建設論略》，《臺灣歷史研究》2021年第1期。

[44]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總第189期，2000年7月；陳映真：《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總第191期，2000年9月。

[45] 劉進慶：《臺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探討與國家權力》，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頁。

[46] 王亜南著『半植民地経済論』上、3頁。

[47] 王亞南:《〈資本論〉的方法》，《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

[48] 『戦後台湾経済の分析』草案（油印單張），夾附在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7—1968，“隅谷討論課”，劉進慶家屬藏。

[49] 劉進慶撰寫修士論文之前曾規劃閱讀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日譯本。見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4，“修士論文構想+大塚討論課”，劉進慶家屬藏。

[50] 隅谷三喜男著、戒能信生ほか編『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3巻、岩波書店、2003年、101頁。

[51] 劉進慶：《臺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探討與國家權力》，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第156頁。

[52] Liu Shinkei, “My research on Taiwan’s Economy: a summary of my work. ”  Taiwan Studies Workshop,  Coolidge Hall, Harvard University, 1993/3/16. （劉進慶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但任訪問學者時的報告，未刊，劉進慶家屬藏。引文依據英文打印稿翻譯。）

[53] 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兩個過程論”，參見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第1—136頁。

[54] 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兩種趨向論”，參見李時岳《近代史新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55] 張海鵬：《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第72頁。

[56]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舉出的例子包括：作為政府控制的台糖基於商人資本性格而通過分糖制將經營風險轉嫁給農民而不承擔企業經營責任；中央信託局藉由棉製品統制而在流通中獲利；民間的大陸系資本藉由股價波動而獲得暴利的投機運動；華僑資本藉由商品輸入而獲取“商人資本的利潤”；政府以商人邏輯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57]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頁。

[58] 著重參見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4年，“修士論文構想+大塚討論課”；1964—1965年，“隅谷討論課”，劉進慶家屬藏。以及劉進慶「台湾工業化の展開」、『アジア経済』第7巻第11号、1966年11月、97—117頁；劉進慶「台湾経済の循環構造」、『東京大学経済学研究会・経済学研究』第9号、1967年8月、1—13頁。

[59] 參見劉進慶閱讀《臺灣私法》第2卷（下）而作的筆記，收錄在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5，“閱讀摘錄：舊慣與日領期產業勞動”，劉進慶家屬藏。

[60]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原稿）』、695頁。

[61]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12頁。

[62]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202頁。

[63]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浙江新華書店1949年版。

[64] 陳翰笙：《獨佔集團與中國內戰》，《文匯報》（上海），1946年12月23日，第6版。

[65] 許滌新：《官僚資本論》，南洋書店1948年版，第24—38頁。

[66] 許滌新：《官僚資本論》，第44—58頁。

[67] 王亞南：《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一）》，上海《文匯報》，1947年3月25日，第8版。

[68] 沬雲（許乃昌）：《黎明期的臺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

[69] 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臺北）《史繹》第35期，2007年12月。

[70] 劉進慶：《臺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探討與國家權力》，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第156頁。

[71]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296頁。

[72] 久留間鮫造編『原典対訳マルクス経済学レキシコン 1・競争』、大月書店、1968年、243—300頁。

[73]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297頁。

[74] 支配性資本的概念可能是劉進慶閱讀大內力《日本經濟論（上）》而產生的想法。該書主張區別“一般資本”與“支配性資本”。參見劉進慶《東京大學筆記》（手稿），1963—1964，“隅谷討論課”，1964年2月10日，劉進慶家屬藏。

[75] 具體例子就是劉進慶另外指出的兩種類型：一是以紡織資本為代表的“官督商辦型”官商資本，二是以石油化學資本為代表的“官商合辦型”官商資本。参见劉進慶「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第591号、1973年9月、35頁、40頁。

[76]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原稿）』、1700—1701頁。

[77]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319—320頁。

[78] 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原稿）』、1544頁；劉進慶『戦後臺灣経済分析』、299頁、396頁。“愈著”（日語原文為“癒著”）表示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之間形成如傷口癒合般相互膠著的狀態，劉進慶有時亦以“溫存”表達這種狀態的形成。

[79] 史明關於“台灣民族資產階級”的相關論述可參見：史明《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東京《独立台湾》第27号，1970年9月，第14—16頁；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増補改訂版]』、株式會社新泉社、1974年、688頁、699頁、768—776頁（此處徵引頁碼是史明評價“臺灣民族資產階級”處，均為此書1962年初版所無的增補）；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聖荷西，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版，第1055—1064頁。

[80] 匿名作者稱“劉進慶的‘癒合’理論，把臺灣社會中一部分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視為已經癒合或者日益癒合的統一體，以‘官商資本’加以規範，正足以阻撓我們去做好識別工作。”“他不以為臺灣民族經濟受到國民黨半封建掠奪集團的摧殘，甚至進一步宣稱後者‘保護和育成’了前者。言下之意，臺灣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喪失的民族性質，或者根本不曾有過民族性質。”《臺灣民間資本與國民黨政治體制——現階段的機會主義問題之五》，多倫多《臺灣革命》第4期，1976年，第61—62頁。

[81]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世界史的構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82] 許滌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總序》，許滌新、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0頁。

[83] 劉進慶明言：從官僚資本發展而來的“官商資本又有兩面性，一面是買辦性，另一面是民族性。在經濟上它畢竟是附庸於美日壟斷資本。但是在政治上我們則不能把它的民族性一面完全否定。它偏重於哪一面，是要依據今後事實的開展才能斷定。”参见劉進慶「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民経済の構造と転換——近代化の視点から（上）」、『世界経済評論』第28巻第9号、1984年9月、49頁。

[84] 吳承明：《談封建主義二題》，《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8頁。

[85]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5頁。

[86] 陳映真：“劉進慶教授是第一個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規定1945年到65年的臺灣社會性質的學者。”陳映真：《東望雲天：紀念劉進慶教授》，臺北《聯合報》，2005年11月20日，第E7版。

[87] 劉進慶對於“殖民地性”的論述並未保留在《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定稿，因此讀者只能在定稿讀到作者不加說明便屢屢使用的“殖民地性”、“殖民地的”之類用語。

[88] 陳映真訪問、海峽雜誌社整理：《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訪劉進慶教授》，（臺北）《海峽》第4期，1987年9月，第16—24頁。

[89] 可參考戴國輝1967年成稿、1970年發表的名文：《晚清期臺灣的社會經濟——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帝治台史》，戴國輝著，林彩美策劃：《戴國輝全集》第6卷，臺北，文訊雜誌社2011年版，第31—118頁。

[90] 許滌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總序》，許滌新、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第10頁。

Liu Jinqing’s Inquiry into the “bureaucratic-mercantile capital"──The early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economy of Taiwan with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QIU, Shijie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ostwar Taiwan by Liu Jinqing is the only masterpiece of the 20th century to study the postwar economy of Taiwan (1945-1965) with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postwar economy of Taiwan, Liu Jinqing, who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bsorbed the semi-feudal society theory, premodern capital theory,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 theor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Japan, forming his generalization under the name of “bureaucratic-mercantile capital" theory.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mercantile capital theory, clarify its core thesis, and mak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prospects.

Keywords: bureaucratic-mercantile capital, semi-feudal society, premodern capital, bureaucratic capital,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