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將近代中國的半封建時代界定在1840至1949之間，旅日的中國台灣籍左翼經濟學者劉進慶則拓展了半封建時代在台灣地區的上限與下限。依據他的分析：台灣在晚明至開港的1858年之間已經出現從封建時代自主演化為半封建時代的趨勢，並在1858年之後形成半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俱分進化”的現象，以及1949-1965年之間出現本土的資本主義在半封建經濟基礎上的加速發展。儘管劉進慶為台灣歷史界定的半封建時代非常漫長，但他眼中的這段時代仍然充滿變遷的動力，能夠反映出不同歷史發展趨勢之間的相互助長和相互衝突，從而為認識台灣歷史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關鍵詞：半封建 台灣 二重經濟 俱分進化
漫長的半封建時代——試論劉進慶的台灣史論[1]
邱士杰[2]
引言與背景
內在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台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都相當薄弱的地區。但在這樣的薄弱性中，個別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和成就格外引人注目。劉進慶（1931-2005）是這樣的人物之一。他是二十世紀台灣最重要的左翼經濟學者、戰後台灣經濟研究者，也是著名的旅日僑領和中國統一運動家。他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以下簡稱《分析》）在1972年作為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論文而提交，[3] 1975年正式出版。[4]《分析》是劉進慶最著名的代表作，對台灣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這部日文著作還以其厚重的理論價值而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引入大陸的台灣研究專著，1990年廈門大學出版社推出華語界最早的中譯本，[5]陳映真隨後在台灣推出另外翻譯的繁體中文版。[6]
《分析》的特色是劉進慶應用在東京大學習得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台灣經濟史，並對台灣經濟史進行具有唯物史觀特徵的歷史分期。這部篇幅巨大的作品可以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分析台灣史的最早文本。儘管1956年便有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等學者在《台灣歷史概述》中對台灣史進行歷史分期，[7]並將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間的時期都界定為“半封建”時代，但這部著作的內容簡略且沒有相關論證。相較之下，劉進慶通過自己對《分析》的寫作和後來的改寫而對半封建時代的上限以及下限做出更有創意的思考，並予以論證，從而提出了比《台灣歷史概述》所界定的半封建時代還要漫長的半封建時代。
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長期在台灣遭到禁錮。然而正是如此禁忌的思想資源得到了劉進慶的把握，並通過《分析》的研究與寫作而確定半封建時代在台灣歷史敘述中的位置。今日的讀者應當如何理解劉進慶圍繞著半封建概念而形成的歷史敘述？本文將針對半封建論出現於二十世紀的背景，劉進慶把半封建論應用於台灣歷史時的具體內容，及其半封建論背後的歷史發展觀，提出初步的說明。
一、二十世紀中日兩國半封建論的沿革與問題
“feudalism”是解釋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重要概念，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傳入中國之後引發劇烈論爭和廣泛應用的範疇。二十世紀中國關於“feudalism”的絕大部分論爭都集中在原本用來指稱周代“封邦建國”的“封建”之名能否對譯西歐意義上的“feudalism”之實，或西歐“feudalism”之名如何相符於中國歷史之實的問題。[8]由於爭論的基調是名實之辯，因此近年幾乎已無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但為了敘述上的便利，以下所稱封建均是“feudalism”的對譯語。
漢語詞彙“半封建”（semi-feudalism）也存在爭論，但爭論方向頗不同於作為譯詞的封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公式”主張人類歷史存在階段性的演進，[9]而“公式”認為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階段是封建時代，因此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都基於人類歷史必然具有階段性演進的預設前提，從封建和資本主義兩個方面界定半封建的內涵，並形成了至少兩種思路──
第一種思路將半封建理解為“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中間階段。這樣的中間階段雖然暫時兼有封建與資本主義的特性，但遲早向完整的資本主義演化。第一種思路首現於1928年中共“六大”到1930年立三路線之間，當時曾為半封建提出第一個明確的定義，即土地所有權已經具有“資本主義商品買賣”的特性，但土地使用權依然維持“封建剝削”，因此半封建就是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和封建的土地使用權二者的簡單相加或折衷。[10]這種界定半封建的思路頗為機械，未能有機地說明封建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第一種取徑在二十世紀80年代再次出現，此時的代表則是受到現代化論影響的胡繩與李時岳。胡繩將半封建詮釋為資本主義與封建的彼此折衷，故主張半封建就是半資本主義，[11]李時岳在此認識上進一步提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在中國半封建因素未除而不斷走向沈淪之際，努力建設民族經濟而使中國獲得上升趨向的積極動力。[12]
第一種思路傾向於擱置近代中國的國際地位──帝國主義逼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對於半封建之形成與發展的塑造。相較之下，第二種思路則試圖論證帝國主義造成中國經濟“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不過渡”，即資本主義特別是外國資本主義仍然是半封建形成的重要背景，但半封建並不是資本主義加封建之後的簡單折衷，而仍然是封建本身，或者可以理解為“因為帝國主義的影響而連帶自我演化”的演化版封建。不過，這樣的演化首先被理解為惡化，也就是“向下沈淪的過程”。第二種思路伴隨著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名著的發表而成為主流認識，並名詞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延續至今。實際上，胡繩也曾經是第二種思路的主要論者。[13]
雖然第二種思路不以機械的方式界定半封建，卻也因此不能清楚地定義半封建的內容。正如尾崎秀實（1901-1944）所言：“‘‘半’這樣的字眼很明顯並不要求特別的數量上的正確。……廣泛地將舉凡現代的資本主義性社會之前的社會中各種各樣的遺留性質都包含在半封建性的語詞之中，一定要這樣才能對其理解。”[14]
二十世紀20至30年代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共產黨的理論家也將半封建作為分析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性質的重要概念，但因維新成功地建立起獨立的國家政權並自主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日本馬克思主義者分析半封建問題的文獻基本上不將殖民地之類概念引入分析。[15]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特點是深入探討了半封建與國家的關係，而維新形成的近代天皇制國家究竟屬於半封建性還是資本主義性則是二十世紀3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以來爭論不休的熱點問題。在論爭中，西歐歷史中的絕對主義（Absolutism）君主制被日本共產黨《一九三二年綱領》和積極支持日共路線的“講座派”[16]視為封建時代最末期的國家型態，而絕對主義君主制的特色就是一方面努力鞏固封建時代的體制，另一方面卻又積極促成資本主義的發展。據此，日共與講座派將明治維新以來的天皇制國家也視為絕對主義君主制，因此明治維新不過是封建時代最末期的內部革命，而不是封建時代轉變為資本主義時代的開端。簡言之，日共與講座派定義的半封建就是絕對主義君主制一方面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同時促進封建自身自身出現演化。當然，這種演化仍然被理解為惡化，而且日本經濟的整體性質仍然由半封建所決定。 用講座派最重要的理論家山田盛太郎（1897-1980）的用語來說，以農村為基礎的半封建經濟就是宛如土壤的“基柢”。土壤可以沒有植物，但作為植物的日本資本主義卻必須扎根於“基柢”才能生存，[17]所以山田特別用“坻”而非“底”。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講座派領導者野呂榮太郎（1900-1934）曾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之前將維新的經濟性質──如中國的論者那樣──界定為“內在於農業的封建性生產與資本主義的所有”的機械式折衷，並承認日本的半封建性屬於“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中間物，[18]但“講座派”還是通過絕對主義論而把半封建的定義拉回到“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不過渡”的理論軌道。在共產國際的統一領導下，具有黨的背景的中日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在思想上同步著。
其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有與半封建論相結合的國家論，此即二十世紀40年代才正式形成的官僚資本論。毛澤東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出發為官僚資本提出如下定義：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19]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來語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之後，國家必須作為經營主體主動介入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雇傭勞動關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轉。但因雇傭勞動關係與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理所當然不普遍、不成熟，而且毛澤東也沒有把當時的中國論證為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社會的意圖，因此毛澤東之定義的實質邏輯正如日本學者中西功（1910-1973）所言，是從資本家階級之存在看見資本主義體制的存在，從壟斷財富之官僚的存在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存在。[20]而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國民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官僚資本賴以為生的基盤。也就是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以官僚資本為前提，但官僚資本卻非得寄生於這種社會才能存在。
二、劉進慶的半封建論
劉進慶的半封建論關注台灣經濟史的歷史分期，並有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半封建論以1858年台灣對外開港為上限，並以國共內戰在1949年的終局為下限，但1858至1949年之間還包夾了日據時期（1895至1945年）。廣義的半封建論則延長了狹義半封建時代的上限與下限。上限推前至晚明至1858之間的某個時點（劉進慶沒有確認具體時間）；下限則暫時選定在1965年，而這個下限正是劉進慶在東大開展研究的時間。
狹義的半封建論相當於中國近代史論一般界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1840-1949），不過劉進慶特別援引了荷蘭學者博克（J. H. Boeke，1884-1956）的二重經濟論（Dual Economy）詮釋其狹義的半封建論。博克在研究東南亞經濟特別是爪哇經濟的過程中發現外國進入本地而產生的資本主義部門會局部分解本地前資本主義部門，但前資本主義部門總體的自我保存能力頑強，因而兩者在後進國內呈現並存狀態。落後者非但不能向先進者過渡，反而具有頑強的自我保存能力。兩個部門的異質性並存造成了該社會的停滯，因此不可能走向近代化。博克認為外來的資本主義因素與本土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成的異質性並存，是殖民地才有的特點。延續博克二重經濟論的框架，劉進慶主張台灣在開港之後也出現了“外來資本主義”與“本土半封建經濟”長期並存的結構，因而體現了典型的“植民地性”。
劉進慶應用二重經濟論的要點如下。第一，植民地性不是殖民地獨有的性格。劉進慶認為植民地性是現象上不屬於殖民地的其他地區（如形式上擁有主權的所謂半殖民地新殖民地）也能與殖民地共享的特性。比方說，台灣開港後仍是中國領土，割讓之後遭到日本殖民統治，但這兩個時代都存在二重經濟，因此都具有植民地性。不過二重經濟只是作為共性的植民地性之一。第二，劉進慶應用二重經濟論的框架將資本主義與半封建視為對峙的兩極，這能突顯半封建不是“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因為半封建乃是封建向半封建演化的軌道上繼續演化的存在。
廣義的半封建論則延伸了狹義的半封建時代的上限與下限，從而通過台灣地方歷史的敘述構成了中國歷史經典敘述中看不到的“漫長的半封建時代”。
先說上限的推前。將半封建時代推前至台灣開港之前的某個時點是1975年正式出版的《分析》中所沒有的，但卻是1972年提交東大審查的《分析》原稿詳加論證的觀點。《分析》原稿的觀點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提起。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共識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從封建時代進入半封建時代，並且封建時代內部至少從明清以來便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因此資本主義萌芽被視為中國本土自主的進步發展線索。[21]相較之下，《分析》原稿認為漢人封建經濟的自主的進步發展線索就在於封建經濟自身的演化；演化具體表現在漢人封建土地關係內部的“公的所有”與“私的佔有”之間的矛盾。皇帝作為主權者而擁有全國土地，此為“公的所有”；一般民眾則只能在“公的所有”的土地上使用土地，故為“私的佔有”。《分析》原稿認為，明清時代漢人向台灣的大量移墾讓封建土地關係移植到台灣，在開墾新土地之外，不斷湧入的移民則也逐漸堆積在已開墾的土地上，從而與土地的先佔者產生關係，比如成為納租給先佔者的實際耕作者，而先佔者則脫離實際耕作。同一塊土地便堆積起各有利益與負擔的土地名義佔有者、實質佔有者、以及實質的直接生產者，在單一土地上形成了多重地權。“私的佔有”在此過程逐漸擴大自己的領域，土地的實質佔有者取得了事實上的所有，從而動搖了“公的所有”的原則。在劉進慶看來，不斷擴大的“私的佔有”及其對“公的所有”的侵蝕，就是封建社會向半封建自主演化的機制。雖然劉進慶並沒有指認半封建確切的形成時點，但他認為“小租戶”──將租來耕作的土地再租佃給新移民耕作者的佃戶──的成立象徵了封建向半封建的自主演化。[22]如此說來就是康熙統一台灣之後的時間。而直到外國資本主義在鴉片戰爭之後大舉入侵，才使以上自主演化趨勢終止。
由於1975年出版的《分析》以節省篇幅為由刪除了1972年《分析》原稿的上述論證，《分析》敘述的半封建就只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台灣並形成二重經濟後、失去自主演化動力的存在。不過，劉進慶日後另以論文形式發表了《分析》原稿的這部份論述。[23]
再說下限的後推。《分析》及其原稿都堅持將半封建時代的下限從1949年後推至1965年，國家論則是劉進慶實現後推的支點。如前所述，日本“講座派”馬克思主義者以絕對主義的君主制界定維新後的天皇制國家，並將絕對主義國家視為封建時代最末期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層建築。在“講座派”絕對主義論的基礎上，東大經濟史學者大塚久雄將韋伯在西歐歷史中看到的“身分制的家產制國家”（ständisch-patrimoniale Staat）也視為封建時代最末期的國家型態，因此絕對主義君主制和身分制的家產制國家被他當成所指相同的概念。[24]劉進慶的《分析》則進一步把形成在中國革命裡的官僚資本主義及其國民黨政權也等同於絕對主義國家和“身分制的家產制國家”。
《分析》藉由國家論形成以下歷史敘事：西洋資本在1858年台灣開港後大舉進入，台灣開始形成二重經濟之結構。1885年台灣建省後的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曾在洋務運動潮流下試圖將多重地權改造為近代土地所有制，即每一塊土地都只屬於單一所有者的私人所有權。然而台灣省的政權能力不足，史稱“清賦”的此舉終於未果。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以絕對主義國家的姿態君臨台灣，一方面成功將多重地權改造為近代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仍然允許封建經濟中常見的地主佃農關係存在。於是半封建經濟既得到改造，也在改造中維持了自身。雖然他承認日本的絕對主義國家積極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卻仍視之為半封建經濟基礎上的發展。雖然“‘資本主義化’的建築物伴隨著1945年日本的戰敗而倒壞，留下來的只是作為地基（土台）的傳統社會”，[25]但1945年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是在半封建經濟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儘管國民黨政權在1950年代初期推動台灣的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分析》認為此舉仍然只是在改造中維持半封建經濟自身：地主換成國民黨政權來做，新自耕農依然與佃農無異。[26]
《分析》認為二重經濟從台灣開港持續到1965年。二重經濟在晚清開港之後表現為外來的西洋資本與本土的半封建經濟之間的並存，在日據時期表現為外來的日本資本與本土的半封建經濟之間的對峙，最後在戰後至1965年之間表現為外來的美日資本與本土半封建經濟之間的對立。在二重經濟長期延續的構造中，日據時期在台的日本資本經國民黨政權的接收而形成了戰後台灣公營資本；晚清洋務運動時期縱橫兩岸的豪族資本在日據時期轉變成兼具地主與資本家身分的土著資本，並在戰後形成了民間資本。劉進慶認為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公營資本是與半封建經濟相適應的存在，而“豪族資本－土著資本－民間資本”的發展系譜則被他視為台灣經濟在其漫長的半封建時代裡相對進步的發展主線。
三、劉進慶半封建論的歷史發展觀
二十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形成的共識是將近代中國的半封建時代視為外力造成的非自然後果，但對半封建時代內部的經濟發展趨勢，卻各有創見。這些創見可以作為評估劉進慶半封建論的參照系。以下試舉三個典型觀點。
第一個觀點主張前近代中國經濟早已發達到一定程度，故能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際相互銜接。以吳承明為代表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者持有這類觀點。吳承明認為，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多數斷絕在鴉片戰爭開啓的近代，但因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西方資本主義一進入中國便有現成的雇傭勞動者可以使用。[27]換句話說，吳承明認為，明清內生的資本主義萌芽與外國強勢進入的資本主義之間不必然只有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而是存在著某種接點，讓兩者相互架接。
第二個觀點則主張西歐近代歷史的某些歷程也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之後重新出現。此處可參考錢宏從單線進化論角度建立的近代中國手工業發展史敘事以及汪敬虞的相關批評。錢宏認為，近代中國雖然是半封建社會，但資本主義工業領域卻曾小範圍地出現了從“小手工業”發展為“工場手工業”再發展為“機器大工業”的歷程，[28]也就是《資本論》書中的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經驗。汪敬虞反對錢宏近乎單線進化論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影響之後才出現資本主義企業，但這些企業並沒有出現英國式三階段發展，而且從未出現一個獨立的“工場手工業”階段。近代中國曾經出現一開始就先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後來又退回前幾個階段（比方退回到人力）的現象，還出現過發達階段與前幾個階段並存的現象。對於這種複雜的狀況，汪敬虞稱之為“多層次的工業結構”。[29]
第三個觀點則主張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讓前近代中國經濟沿著舊有的軌道發生演化。傅衣凌的“彈性封建社會論”與吳承明的“新封建”論是這類論點的代表。傅衣凌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像馬克思所說的西歐的純粹封建社會，而是一種具有彈性的封建社會，它是早熟而又未成熟，有發展而又發展遲滯的社會。但它絕不是長期沈睡的，也和其他國家一樣，會按照共同的歷史規律走上歷史的道路。”[30]具體地說，就是封建社會進入近代之後仍然以自身的“彈性”而維持自身，於是，儘管“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在這一新的社會中，傳統中國多元的社會結構並未有根本改變，相反的，它很好地適應了變化了的社會環境，表現了很強的生命力。”[31]吳承明用“新封建”一語明確了傅衣凌的理論意圖。在他來看，中國的封建經濟因為地主制與商品經濟的並存而能在資本主義侵入的過程中優化自身，變成“近代封建主義”──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半封建”。如果沒有革命的發展，他認為“新封建”完全可能與資本主義繼續並存下去。[32]傅衣凌和吳承明一方面延續了“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不過渡”的觀點，另一方面卻不再把“不過渡”視為惡化，而是視為某種優化。汪敬虞則認為所謂“彈性封建”論和“新封建”論都未能考慮到生產力的革命性作用。在他看來，只要生產力獲得提升，封建性絕沒有與先進生產力並存的可能。[33]
同以半封建論解釋台灣經濟史的劉進慶兼具以上三種觀點。首先，劉進慶認為日本殖民統治之際的台灣早已通過洋務運動而形成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故能與日本後來開展的資本主義建設相接。其次，劉進慶眼中的台灣土著資本始於洋務運動，艱難發展於日本資本壓迫下的日據時期，最終在戰後逐漸壯大為現代資本。這樣的敘事也具有單線進化論的色彩。最後，雖然劉進慶認為近代台灣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而在“惡化”的意義上陷入“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不過渡”的狀態，並從晚清持續到戰後二十年，但因資本主義工業確實在二十世紀台灣逐漸獲得確立並在戰後逐漸實現“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因此二十世紀台灣的“不過渡”更接近於一種“優化”。當“優化”從量變達到質變，就能夠向“過渡”轉化。就此而言，半封建在二十世紀台灣的演化狀況能更典型地體現傅衣凌與吳承明想要論證的“彈性封建”或者“新封建”。
托洛茨基提出的“不平衡與疊合發展規律”可以作為理解“彈性封建”和“新封建”的參照。托洛茨基稱：“不平衡性即歷史發展進程最普遍的規律在後起國家的命運中顯得更加顯眼和複雜。在外部必然性的鞭策下，落後國家被迫實現了跨越。於是，從不平衡性這個包羅萬象的規律中派生出另一個規律，由於它還沒有比較合適的名稱，不妨稱之為疊合規律，其含義是發展道路上各個時期的相似，某些階段的相互結合，古老的形式與最現代的形式的混合。沒有這個當然是在其全部物質內容中體現出來的規律，就不能理解俄國的歷史，以及所有總的說來屬於第二、第三乃至第十層次的文明國家的歷史。”[34] 托洛茨基強調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後進國可能出現的趕超，但終究是把統一的世界歷史──資本主義在全球取得支配的歷史──視為前提以及終局。然而“彈性封建”、“新封建”的要旨卻是確認前資本主義經濟（封建或半封建）將與影響它的資本主義“俱分進化”，從而促成前資本主義經濟在自身的既有軌道上演化，而不是簡單地溶解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侵蝕之中。雖然今日已經沒有學者用封建或半封建之類概念描述目前的台灣經濟，但劉進慶以半封建界定近代台灣經濟性質尤其是戰後二十年台灣經濟的嘗試，無疑具有“俱分進化”的視野。
結語
劉進慶為台灣歷史提出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還要漫長的半封建時代。將時代的長度規定得如此漫長，似乎取消了歷史分期的意義。但細究劉進慶對半封建的分析，顯然至少可分三階段：
（1）台灣開港前：封建向半封建自主演化的時期；
（2）台灣開港後，自主演化的半封建轉化為與外來的資本主義“俱分進化”的半封建；
（3）日據時代到1965年：在俱分進化的二重經濟中，植根於半封建之土壤的本土的資本主義逐漸茁壯、成長。
劉進慶眼中的半封建時代更接近於一種背景，或者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基體。戰後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附著於半封建性基體而成長，因而決定了台灣的資本主義是具有自身特色的類型。劉進慶將台灣類型的資本主義稱為商人資本式的工業化。也就是說，戰後台灣確實逐漸實現了工業化，但這不是在反封建的革命過程中實現，而是與形形色色的封建特性相“溫存”，舊的拖住新的，然後才實現的工業化。而“溫存”的特點之一，就是只要出現了資本主義工業以外的謀利途徑，資本家就會如封建時代的商人資本那樣立刻轉換投資標、脫離有利於社會積累的生產領域，不會堅持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從而拖住“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腳步，甚至扯“過渡”後腿。
面對戰後台灣經濟獲得的顯著建設成就，台灣島內學界的共識是承認成就的存在，從而爭論成就的根源。有些論者主張成就源於戰後建設，有些則主張源於日據時期。劉進慶基於其半封建論以及商人資本式的工業化的視野，主張批判地看待成就，主張看到成就之暗部。也就是說，劉進慶反對以“歷史終結”的眼光將所謂的成就視為不可侵犯的存在，因為他眼中的台灣資本主義並不是良好而理想的類型。如果要談成就，他主張成就至少應從晚清的洋務運動談起，而且不能否認日據時期與戰後都有貢獻，但這些時期先後積累起來的經建成就不能被視為各時代主政者的功績，應視為勤勞的台灣勞動人民的奮鬥成果。[35] 一方面是勞動人民為台灣經濟締造的成就，另一方面則是實際上這樣的成就並不完美，兩者之間顯然存在張力。戰後台灣經濟應該克服的問題，也許正在劉進慶已經注意到的張力之中。
[1]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研究” [項目號：18BZS008]的階段性成果。
[2] 作者簡介：邱士杰，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3] 劉進慶：《戦後台灣経済分析》（東京，東京大學経済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72）。
[4] 劉進慶：《戦後台灣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副標題“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為1972年提交的博士論文原稿所無。
[5]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6]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
[7] 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台灣歷史概述》（北京：三聯書店，1956）。
[8] 這方面的爭論可著重參見李根蟠的理論史梳理：李根蟠：《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北京）2004年第3期，頁146-172。並可參考以下兩本論文集所收的論爭文字。主張封建足以對譯“Feudalism”者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反對意見則收錄於：葉文憲、聶長順編，《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9] “唯物史觀公式”是河上肇（1879-1946）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一段著名文字的命名。 依據這段文字，人類歷史可依照“經濟的社會形態”（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之不同而區分為先後繼起的幾個歷史階段。“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公式的歷史分期在單線歷史進化論的解釋之下成為歷史學家熟知的經典判斷。以漢語固有詞彙“封建”對譯的“Feudalism”則被中日韓左翼論者用以指稱距離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接近的一個前資本主義時代。參見：河上肇：《マクルスの謂ゆる社會的意識形態について》，《経済論叢》第22巻第1號（1926，京都），頁128-14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二版），頁412-413。
[10] 代表性文獻參見：土地問題議決案（1928.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頁867-876。
[11] 胡繩：《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問題》，《胡繩全書》第三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512。
[12] 李時岳這方面的論點集中收錄於李時岳：《近代史新論》（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
[13]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 尾崎秀実：《支那社會の二大特性》，《尾崎秀実著作集》第2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頁199
[15] 日共直到日本戰敗後由美國佔領的時期，才嘗試將佔領下的日本規定為某種殖民地，但這種理論嘗試隨著日本國際地位在1950ˋ的恢復而迅速消失。
[16] “講座派”得名於日共領導下的黨內外理論家在1930年代初期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系列叢書。與“講座派”對立的派別則是1927年以《勞農》雜誌得名並批判日共路線直至與“講座派”正面交鋒的“勞農派”。
[17] 著重參見：山田盛太郎，《山田盛太郎著作集》第2巻「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における再生産過程把握」（東京：岩波書店，1984）。
[18] 野呂的論點具體參見：野呂栄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研究》，《野呂栄太郎全集》上（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4），引文見頁88。
[19]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載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10卷（東京：北望社，1972），頁107-108。
[20] 中西功：《中國革命と毛沢東思想：中國革命史の再検討》（東京：青木書店，1970），頁318-327。
[21] 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經典根據來自毛澤東在建國後為1939年所寫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加上的這段話：“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引文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626。
[22] 劉進慶：《戦後台灣経済分析》，頁116。
[23] 劉進慶：《台灣伝統社會における土地所有の特質に関する一考察》，《東京経大學會誌》第137號（1984年9月，東京），頁207-221。
[24] 大塚久雄：《近代企業家の発生とその系譜——経済史學と経営史學の接合點》，《大塚久雄著作集》第9巻（東京：岩波書店，1969），頁500。
[25] 劉進慶：《戦後台灣経済分析》，頁264。
[26] 劉進慶：《戦後台灣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頁96-200、345-370。
[27] 許滌新、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8] 錢宏：《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若干手工業門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載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第1冊，1979，頁329-367。
[29] 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頁28-63。
[30] 傅衣凌，《從農民鬥爭到資本主義萌芽看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傅衣凌著作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OCRa]，頁二六。
[31] 傅衣凌，《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休休室治史文稿補編》，二一九
[32] 吳承明：《談封建主義二題》，《吳承明全集》第3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294。
[33] 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頁264-266。
[34]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23。
[35] 劉進慶：“清末、日據、戰後三個時代都不同，但是經濟的成長有其繼承的一面，也有其斷絕之一面。從以上的考察來看，繼承面重於斷絕面，也可以說，形式上是斷絕無關而實質上是繼承累積。清末到日據，從半殖民地到殖民地，改朝換代，經濟圈改變，農業由傳統而現代化，形式是斷絕，但實質上農業生產力是被繼承下來的，經濟結構有改變的也有沒有改變的。日據到戰後，從殖民地解放，經濟圈擴大，人民頭上的日本壟斷資本變為國民黨國家資本以及日美外資，工業化更上一層。形式有斷絕，但實質上農業生產力完全繼承，工業化部分繼承，經濟結構與戰前頗有相類似之處。可見戰後經濟成長是近代台灣社會經濟史發展積累的一個產物。其相接繼承下來的發展根柢是農業以及台灣勞動大眾的勤勞。經濟成長的因素無他，無論任何時代，基本上應該歸功於這些勤勞的台灣勞動大眾。如果說是歸功於當代統治政權的本領，那末，日據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統治，清末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滿清腐敗政權或者英帝國主義之支配。站在民眾立場，這是說不通的。”劉進慶：〈從歷史觀點探討台灣經濟成長問題〉，《台灣學術研究會志》第2號，頁94-95。
The Long Semi-feudal Era──Liu Jinqing’s Analysis of Taiwan History
Abstract: Marxist historians from mainland China defined the semi-feudal era in modern China as from 1840 to 1949, while Liu Jinqing, a Taiwanese left-wing economist who lived in Japan,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emi-feudal era in Taiwan. He believed that betwee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open of Taiwan in 1858, Taiwan experienced a trend of autonomous evolution from the feudal era to the semi-feudal era, and after 1858, the semi-feud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formed a kind of evolution known as the “Double-edged Evolution”. Between 1949 and 1965,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apitalism based on the semi-feudal economy appeared. Although the semi-feudal era defined by Liu Jinqing for Taiwan’s history is very long, the semi-feudal era of Taiwan in his eyes still contains the driving force for historical change, as well as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tre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iu Jinqing’s historical analysis has left a valuable ideological legacy for understanding Taiwan’s history.
Keywords: Semi-feudalism, Taiwan, Dual Economy, Double-edge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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