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一個真正的大地圖，從大陸看台灣，從台灣看大陸。由於台灣曾是殖民地，因此還要從日本看台灣。對我來講，通過45年到49年的歷史，我作爲日本人了解了台灣的殖民地歷史。45年到49年的歷史是台灣人民脫離殖民社會的時代。那時有好多關於批判殖民地、怎麼樣脫離殖民地[的討論，還有兩岸的問題的討論。現在更須硏究這個時代。我們要擴大地圖範圍看問題。還有歷史的[問題]也要我們共同硏究。」──這是橫地先生在座談會上的呼籲。
邱士杰。〈橫地剛與《南天之虹》的時代〉，《人間思想》第26期(台北，2021年11月)，頁4-28。發表時的紙本PDF版按此下載。
橫地剛與《南天之虹》的時代
邱士杰[1]
一、2002年《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
2020年10月過世的橫地剛（1943-2020）先生是日本的民間學者，也是以研究1930-40年代海峽兩岸歷史特別是魯迅以來的左翼進步文藝史而知名的專家。他在2001年與2002年先後以日文和中文出版的《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南天の虹：二二八事件を版画に刻んだ男の生涯）[2]則是以活躍在1930-40年代中國木刻界的黃榮燦（1916-1952，筆名力軍、黃原、黃牛）為傳主的著名作品。由於黃榮燦以省外木刻家身分為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刻劃了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並於白色恐怖的1952年遭國民黨政府槍決，便讓黃榮燦和他的《恐怖的檢查》成為台灣光復初期的某種象徵。然而，黃榮燦的外省人和左翼藝術家身分又讓他長期難以在台灣得到廣泛且中肯的討論。在先行探索黃榮燦生平的藝術家梅丁衍、作家藍博洲等人協助下，橫地剛介入了這個歷史議題。橫地以自身對魯迅木刻藝術傳統的嫻熟掌握以及對光復初期台灣史的理解，重構了黃榮燦與屬於他的時代。《南天之虹》因而成為力作。
那時，大病初癒的陳映真先生全力支持了《南天之虹》的漢譯並在自己經營的人間出版社刊行。2002年3月1日在二二八紀念館的新書發表會，以及2日在清華月涵堂的《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是中文版《南天之虹》僅有的兩場公開宣傳活動。病容猶在的陳映真先生出席了第一場。第二場則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會長曾健民醫師主持。我在這兩場活動上認識了橫地先生。當時的我以台灣反帝學生組織（TAISO）成員的身分到場採訪。採訪的結果分別以〈橫地剛先生來台特別報導〉和〈《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發表在當時也由我設計的夏潮網站。[3]
這兩場活動與我寫的報導進一步成為認識曾健民醫師的契機。曾醫師曾將《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的現場錄音整理成稿。但因考慮到我所發表的〈《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已概述了現場主要內容，而他整理的稿件有過多訛誤、過於口語，修改起來非常麻煩，因此曾醫師除了將整理稿交我保管之外，始終沒有修改，也沒有發表。
橫地先生在2020年10月的過世既在意料之內，也在意料之外。早在2018年，曾醫師就曾向我透露橫地先生罹患腎癌的事情。由於當年秋冬的福岡亞細亞美術館正要展出《刻劃在黑暗的光：亞細亞的木版畫運動1930s-2010s》（闇に刻む光：アジアの木版画運動1930s－2010s），因此曾醫師夫婦邀請我同往。雖然我最終並未同行，但曾醫師順利參觀了展覽，並拜訪了家在福岡的橫地先生。沒想到，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曾醫師在新冠肆虐的2020年春夏之交確知了肺腺癌末期的事實，並於8月謝世。橫地先生也在不久後的10月告別人間。
橫地先生長年守護的黃榮燦是今天的人們容易知曉的歷史人物，但橫地先生本人的生平和思想未必為其讀者們所知。橫地先生過世之後，當我在「Facebook」上讀到池上善彥先生發出的追悼文，我才知道原來橫地先生曾受業於思想家竹內好（1908-1977）。在橫地先生逝世後的今天，重新認識橫地先生的人生與思想，也許是我們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本文將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重讀《南天之虹》，在解讀中進入橫地先生的思想世界。同時，本文也將摘錄曾醫師留下的《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記錄稿，讓讀者重新回到2002年3月2日的月涵堂現場，「再次聆聽」橫地先生與《南天之虹》的同時代人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與心路歷程。
二、橫地剛的自述
橫地先生在《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的自述如下：
首先應該讓我介紹我怎麼樣對日中關係產生了解，爲什麼開始學漢語，爲什麼對黃榮燦感興趣。我們的那個年代：日本說法是安保世代。196幾年有「兩個反」：反美、反日美安保條約擴充。現在算起來六十歲左右的人叫安保世代。
我是1943年出生的。安保條約世代都是戰爭時代產生、戰後成長的。我的例子：我父親是軍醫，調動到緬甸，我聽說兩萬五千個軍人犧牲了兩萬，只有五千軍隊回來，我家裡都以爲父親犧牲了，我家小孩共有四個兄弟和媽媽，回媽媽的家，沒有什麼消息，等了兩年，有一天他突然回來。我們的生活愈來愈窮了，爸爸不在，沒有生活條件，爺爺靠我們，我母親的兄弟也都沒了，只有女的和孫子差不多八個孫子我小時候看到他回來留鬍子，我討厭爸爸，不像照片上看到那個爸爸，他回來後，還是愈來愈窮了。我小時候不大了解這個事情，後來逐漸了解到父親回來後沒有去工作，天天照顧傷殘退伍軍人，他是醫生有義務寫死亡證明書，沒有死亡證明書家屬不能領補償金，一個人要寫兩萬個軍人的死亡證明書，還沒有回來的就是死亡了。這樣的工作花了兩年，所以家裡愈來愈窮。
我們那個安保條約世代，我小時候看街上退伍軍人穿白衣服、唱軍歌，好像討飯一樣。小時候看到這樣情況，總會懷疑爲什麼日本和中國打仗。我們就是在這過程中長大。我們親戚之中有好多人去東南亞國家、中國大陸、台灣、所謂滿洲國也有，爲什麼打仗？61年我上東京外國語大學了，又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有人問你爲什麼要學漢語，爲什麼學「紅的」？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所以學漢語就是紅色的、共產黨的意思。當時「中華民國」和日本有邦交，反而大陸和日本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我們學習漢語的教材和老師都是「中華民國」派來的。當時我們已經通過安保條約的鬥爭提高了我們的認識，但「中華民國大使館」卻干涉我們的教材：爲什你們學生要學茅盾、魯迅的小說？
實際上課堂上的老師不講魯迅、茅盾。怎麼辦呢？學生一起學習，自己編教材。那時候學生運動很熱鬧，還是左翼的學生比較多。硏究中國的、研究魯迅的中文小說都有的，全國的中國硏究會是每個大學校都有的。又因爲是安保條約時代，所以硏究中國的本科學生和大學院學生也有統一的組織。這種組織是教授也有的，而且也是安保條約以後才成立。──課堂裡聽文部省的，課堂外卻這麼熱鬧。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影響很大，特別是日本共產黨反對中國，這讓我看到好多事情。我在大學的時候開始學中國歷史，從鴉片戰爭學起，然後是孫中山、國民黨歷史、共產黨歷史。有人說：「哎！橫地你不要硏究孫中山，應該硏究毛澤東。」──日共學生都是這樣。1966年初，我們已經感覺到大陸運動開始了，但日共和中共有矛盾，日共的學生在學校裡開始反對中國。思想上，對我來講，覺得很奇怪：昨天找我且叫我不要學習孫中山，應該多看毛澤東的人，第二天竟然叫我不要學習毛澤東。日本學生運動也有這樣變化，顯然真的是沒有什麼思想的。我畢業那年是1966年，日共和中共鬥爭愈來愈厲害，那時在日本的中國華僑的子女有的是台灣的、有的是大陸的，都是留日華僑總會的成員。但日共學生竟然為了反對中共而對華僑總會舉出羞辱性標語寫「淸國奴毛澤東」。日共的學生爲什麼會這樣？「淸國奴」這個話在戰後日本社會已經沒了，但是日共的學生竟然罵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淸國奴」。我看他們真的是沒什麼思想的。也許他們沒學好日中關係，但「淸國奴」是什麼意思！？他們是真正的左派嗎？所以，我一直沒有參加日本共產黨。爲什麼呢，因為日共每次都是這樣的。他們硏究中國學習中國，實際上有「淸國奴」這樣的思想。最前進的思想的人也還留下淸國奴這樣的思想。
我愈來愈想了解真正的中國是怎麼樣。沒有什麼路子，只有一個路子：搞貿易。做生意可以進大陸，我想先到大陸，即使眼睛看一下就好。1967年第一次到大陸去，第一個接待我的是來自台灣的莊德潤先生，還有天津□先生，也是外貿部的。我不曉得他們是台灣人。那時候──文化大革命──他們都不講自己是哪裡的人，特別是台灣人。我第一次到大陸，見了好多人，了解很多事情，特別是莊先生愛護我、教育我日中關係是怎樣，通過他的經驗教育我。住北京一年多，文化大革命最熱鬧的時候住北京。中國社會的表面、後面都看了，那時候沒有什麼生意，大家都開會開會，我上午打個電話，街上從早到晚看大字報，學了好多事情。
以日中關係來看我的年輕時代：大學畢業28人，5個人一起去大陸，其他23人後來都不做和中國方面工作。因為以後不用漢語了。兩國建立邦交後回來，他們就不會講漢語了。我在18歲上大學後，從事日中關係工作，一方面是貿易，一方面要學習漢語。後來又開始應老百姓要求，開始教漢語。
左的思想也好、右的思想也好，我們先不管這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日本一百年裡面還是有著淸國奴的思想：歧視中國人、朝鮮人。那麼現在的年輕學生爲什麼會講淸國奴？最近也有日本人在言談間出現淸國奴字眼。我想小林善紀《台灣論》裡面的論點也影響現在年輕人。
我有這樣好的機會前往大陸訪問。比起梅丁衍、博洲沒有機會去大陸，我67年第一次到大陸。雖然只有一年也可以看到文革混亂的社會表面、後面的一致性，看到中國社會是什麼樣。
慢慢看台灣的問題，可以下很簡單結論：從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來看，台灣是兩個國家矛盾最集中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五十年，台灣是日本統治的殖民地。49年以後到解嚴，美國、日本又將台灣作爲反共的基地。一共一百年，台灣和大陸隔離，其中只有四年是1945年到1949年兩岸走向同樣一個歷史潮流的時代。因此這是很珍貴的時代、一個台灣社會要脫離殖民地的時代，也是大陸和台灣走向一體化時代。從日中兩國種種歷史來看，台灣問題是日中兩國最重要的地方，特別是1945年到49年。
我怎麼樣開始硏究黃榮燦？一個是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我看了，馬上翻譯出版，然後我又看了林書揚先生的書。幌馬車之歌翻譯好之後，我第一次和博洲先生聯繫，第二天博洲領我去六張犁到黃榮燦墓碑那兒，他說這是一個木刻家，力軍。我想不到這是大陸來的哪個人。我想了想，想了好多。
「台灣有我的一個老一輩是木刻家，是誰誰誰……」──我的大學時代，東京開第一屆中國經濟展望會。二年級時候，中國國際書店曹健飛先生來日本，代表圖書公司做工作。那時候的日本學生很願意買好多中國的書。那時代很難買到大陸的書，但曹健飛代表書店大量運來大陸小說，所以那時候我們日本的學生買好多三、四十年代的小說。我就是在那時候碰見曹健飛。認識他之後，196幾年我第一次到廣州的時候又碰見到他。我和他到現在仍保持來往。他是三聯書店的人。就是他和黃榮燦一起在台北開辦新創造出版社。我以前聽曹健飛說過二二八的時候他來過台灣，我想起來這件事，回家後馬上打電話給他：「你說的老一輩木刻家是不是黃榮燦？」曹健飛說：「你怎麼知道！？」我回答：「我看過他的墓碑。」
曹健飛他想不到黃榮燦是這樣走的，他們以爲黃榮燦是六十年代去世了。關於黃榮燦的事情，我還看過吳步乃先生的文章。記得有一次吳步乃訪問台盟，還是現場在座的陳炳基、吳克泰先生兩位接待他。以後我追尋黃榮燦的詳細過程就不要多講了。
很奇怪，從第一次看黃榮燦墓碑到現在，然後認識吳克泰先生、陳炳基先生、林書揚先生、陳映真先生，都是黃榮燦靈魂來指引。能夠解釋這一切緣份的別的說法我找不到，沒有什麼理由。我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三、作為精神史與政治思想史的《南天之虹》
在種種機緣中完成的《南天之虹》首先是木刻家黃榮燦的傳記，其次則是橫地先生嘗試將黃榮燦和他的時代鑲嵌在近現代台灣史本身的脈絡的成果。因此《南天之虹》體現的歷史不但是黃榮燦的軌跡，也是戰後台灣政治通過橫地先生的發掘而呈現出來的思想歷程。也就是說，《南天之虹》不但是美術史，也是精神史乃至政治思想史。而誕生在二二八鬥爭中、作為台灣社會主義者之時代總結的「台灣民主自治論」如何在環環相扣的歷史環節中誕生，這就是《南天之虹》所要討論的課題。
橫地注意的第一個歷史環節是戰後滯台日本文化人的「轉向」問題。台灣的日本文化人無論真心假意大都在戰爭期間捲入了翼贊侵略戰爭和皇民化運動的風潮。然而忽然結束的戰爭並未讓這些文化人遭到怎樣的檢討。在大規模遣返日本人之前，許多文化人還是保有活動空間和自由。於是，「在這樣平穩的日子裡，留台日本文化人中的大多數似乎都沒有『追根溯源地思考』過對參與戰爭所應負的責任。不僅如此，［西川滿等人］在第三次公演中，他們在中國人面前竟然上演了《排滿興漢的旗下》……搖身一變，宛然從來就是中國人的朋友。這種轉變之快不僅僅限於西川等人。從東寧書局的出版物中也可見一斑。該出版社在戰爭剛結束，就出版了蔣中正著《新生活運動綱領》、朱經農著《三民主義的研究》和傅偉平著的《孫中山先生傳》等書，努力迎合新的指導者。台灣的知識分子從這種醜態中讀出了日本人的思想。」[4]──用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的術語來說，這種對過去（如戰爭）毫無反省即接受新的現實（如戰敗）的狀態，就是實際上對新的現實也沒有任何理解與反省的「轉向」。因而，能否真正理解日本的「戰敗」就成為這些日本文化人是否能夠克服「轉向」的關鍵。
在滯台日本文化人面前出現的黃榮燦創造了反思「轉向」的契機。其中，黃榮燦與濱田隼雄（1909-1973）的相遇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橫地先生如此寫道：「黃榮燦多次拜訪濱田家……有一天,濱田卻拿著筆率先向他詢問家族的事。黃榮燦草草地寫下『流亡』兩個大字以後慢慢地寫到妻子和兩個孩子由於日本軍隊在長沙無差別的轟炸『可能已經死了』。這使濱田感到的是，『直到今天才對我說了這件事，並和我這個日本人毫不介意地交往的他那寬廣的胸懷』，再加上黃榮燦『十分尊重日本文化人』，爲推進文化工作專心致志的態度使濱田感到羞愧。在『灰色、粗糙的西服』、『磨破了腳後跟的高腰鞋』、『破了洞的襪子』的外表下，他意識到崇高精神的存在。並開始反省『曾嘲笑進台灣的大陸軍隊背著棉被、雨傘的樣子的自己的愚昧』。濱田到那時爲止一直認爲日本的戰敗只是在軍事戰場上敗給了美國。他寫道，『我從黃君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於是敗給了中國這樣一種切實的感受第一次打擊了我。』這是他第一次領悟到在『精神的戰場上』也敗給了中國。」[5]不久之後，當濱田親睹中國木刻家的作品，更感受到「在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十七、八年中，因為有八年是在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使內容更加充實，並把帶著泥土氣息的樸素的木刻畫，上升到了世界民族藝術的高度。」[6]如藝術家立石鐵臣（1905-1980）所言：「黃先生等一群人的木刻畫的使命跟舊文人趣味沒有聯繫，是號召民眾的，是為了教育民眾而產生的。它也不是掛在宅第的牆上供人觀賞愉悅的，它以通過民眾的眼睛傳播為使命。新中國，它的靈魂是什麼？在隨著這一思考而誕生的那些生動地體現著這一必然使命的木刻畫裡，我們看到了一群挺立其中的年輕的藝術家。」[7]
從台灣本地人的角度來說，揭發日本人欠缺反省的、「轉向」的態度自然是重要的。正如王白淵所言，「始終仍抱著對惡的事物不抗爭態度，是不值得稱其為善的。因而，把戰爭的責任歸於軍閥或者東條一人當然更是不充分的。它應該是為不流血的欽定憲法而感激涕零的日本全體國民的責任。」「如果每一個日本國民不弄清敗戰的深刻歷史意義的話就不可能邁出新的一步。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意味著的就是亞洲專制主義最強大的支柱日本軍閥在歷史上已告終結。日本的民眾必須在這一廢墟上重建民主主義的日本。」[8]
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台灣人作為殖民地民眾的精神史問題。就此而言，橫地先生以戰後滯台日本人的「轉向」和反省為方法，注意到了「戰中‧戰後」的台灣民眾的類似「轉向」而又低於「轉向」的思想狀況，從而發掘了戰後台灣政治思想史的真正起點。──這是橫地先生注意到的第二個歷史環節。
所謂類似「轉向」而又低於「轉向」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李石樵為代表的藝術家在「戰中‧戰後」的創作態度。在殖民統治時期，他們的創作無非是吳濁流所稱「上野的日本畫壇之延續」，但又畢竟是殖民地的藝術家。這就導致他們的創作在「戰中」出現了對殖民統治者的屈從，但又因為模仿（甚至精到地模仿）殖民統治者而出現的某種自負，尤其在「戰後」。如橫地先生所言，「他們旣是日本統治的被害者，同時對於台灣民衆來說，又是日本統治者的『僕從』，盡著『僕從』的義務。然而在新統治者到來的時候，他們又強調自己與日本統治的對峙，避而不談日本統治及自己是如何對待民衆的這個問題。相反卻重視自己所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認爲自己已達到『世界級水平』。對作爲『日本畫壇附屬物』的殖民地這一面卻視而不見。這種自負心和不思反省會阻礙他們正確地認識自魯迅以來，大陸美術家所走過的鬥爭、改革的歷史。」[9]
橫地先生所說的「自負心和不思反省」具體表現在李石樵與黃榮燦的某種對立。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的台灣文化協進會美術委員會首次將經歷過皇民化運動的台灣省內畫家與經歷過抗日戰爭的省外畫家集合在一起。雖然所有畫家都有推動民主藝術的共識，但省內畫家卻有一種高姿態，「我們不僅看不到類似濱田隼雄、立石鐵臣的反省與自覺，相反可以感到的似乎卻是台灣的『畫家心目中都不大看得起木刻藝術』。『西洋畫壇的權威』李石樵對木刻畫的評論是『由於戰爭的影響、在那個苦難深重的黑暗年代裡、就像是從最低層爬起來的臭氣燻天的灰暗作品』。可見，兩岸間的溝壑之深非同尋常。」[10]
自認在「世界級水平」上從事創作的省內畫家確實在光復後努力描繪「現實」，但如黃榮燦對1946年第一屆省展（其中包含了李石樵作品）的批評所言，「從題材內容上分析，確難找描繪現實的眞理，主題的表現也難找到」因而是「沒有主題發展而失去情感組織的」作品，是迎合「現代的『時髦貨』」。[11]
橫地先生提出了異常尖銳的批評，而且是幾乎適用於當代台灣精神狀況的批評：「黃榮燦是按照李石樵從戰前開始的創作過程來看待這四、五件作品的。李石樵在『決戰期』舉行的〈第十屆台陽展〉（1944年4月）中展出過〈歌唱的孩子〉。一個光頭少年抱著嬰兒，一只手拿著歌詞正在唱歌。看上去像少年弟弟的另一個孩子抱著他的腿另外兩個少女和一個少年圍在他身邊正在跟他一起歌唱。坐在地上的又一個少年正仰頭看著他們。這是當時『大東亞戰爭畫』乃至被稱爲『聖戰畫』的作品之一。但是,他在戰後《第一屆省展》展出的作品〈合唱〉『是描寫台灣光復當初幾個小孩子，在被美空軍轟炸機炸成爲廢墟的街頭，一人奏口琴，其餘合唱，歡天喜地慶祝台灣的光復』。這兩幅作品難道都是各自時代『挖掘現實』的結果嗎？」「他又是如何從讚美『聖戰』變爲『歡天喜地，慶祝台灣的光復』的呢？顯然，在他的繪畫裡並沒有表現這些。似乎李石樵所謂『挖掘現實』所得到的『主題』，在『決戰期』是讚美『聖戰』，而在光復期就成了所謂的『民主主義』。黃榮燦所說的『現代的時髦貨』指的正是這一點。」[12]
換句話說，光復初期的省內畫家出現了貌似描寫「現實」但根本上無法反映現實，而且隨波逐流的創作傾向。這種傾向不但早就存在於戰中，還延續到戰後。儘管省內畫家們未必在戰爭期間如日本文化人那樣露骨地翼贊戰爭，但以同樣的心理狀態在戰中和戰後進行原理原則沒有任何差異的創作，就意味著省內畫家直到光復之後也仍未真正走入現實，意味著缺乏對現實的抽象能力（因此「確難找描繪現實的眞理」）和再現能力（因此「主題的表現也難找到」）。儘管這種心理狀態未必具有「轉向」的性質，但也在低於「轉向」的層次上，顯示出殖民地民眾「屈從」與「迎合」的長期精神史特性。於是「拖著殖民地文化的殘渣，又不思反省，無批判地實現『民主化』的轉換。因而，也就無批判地納入了新的國家體制。」[13]這也命運般決定了──當時間走向1947年2月28日──最終有能力刻劃二二八事件的人不可能是「達到世界級水平」的省內畫家，只能是「從最低層爬起來的臭氣燻天的」省外畫家黃榮燦。
與這種類似「轉向」但又低於「轉向」的精神狀態相關聯的則是橫地先生注意到的第三個歷史環節，即「奴化批判」及反批判的問題。
儘管殖民地民眾存在著需要自我批判的上述精神狀態，但不是殖民地民眾的原罪、也不能視為「奴化」的後果。在殖民統治下度過五十年的台灣民眾如果需要變革，其變革的基點是克服殖民統治之下人不得為人且甘於非人的精神狀態，而不是殖民統治五十年後的台灣民眾與大陸各省民眾之間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變革應該是台灣民眾的自我變革，而不是別人來強迫台灣民眾變革。也就是說，不是以大陸各省民眾為「本質上的」中國人，而是在戰後追尋民主建國的道路中，包含台灣民眾在內的舊中國全體人民如何共同自我變革、成為民主主義之新人的問題。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並不是感覺到台灣民眾需要自我變革的黃榮燦，而是魯迅的友人、戰後應陳儀邀請來台推廣教育的許壽裳。許壽裳原本也從「奴化教育」的角度將台灣民眾視為被日本殖民者洗腦的對象，但他很快地意識到「奴化教育並不能概括台灣民眾五十年來積累的經驗與感受，因此他改成了「殖民地教育」。對黃榮燦來說，儘管他也不滿於省內畫家追求「現代的時髦貨」的精神特質，但他並未以「奴化」角度看待省內畫家及他們的創作，反而一方面注意到他們的問題，但也確信其中有值得學習的課題。這是帶著「奴化」的有色眼鏡所絕對看不到的。正如橫地先生所言，「與台灣美術家的接觸仍是爲黃榮燦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學習機會。黃榮燦將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世界美術全集》、《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及外國著名作家的全集用低價買來，從一樓直堆積到二樓』，並發奮鑽硏，努力從『世界』和『台灣』吸收營養。其成果可見於後來舉行的世界美術史展示和論述西洋美術史的文章，以及批判台灣美術界的文章。隨後，在他的創作上也有顯著的體現。與畢加索繪畫之緣也始於此種努力與苦惱之中。」[14]
然而國民黨統治者卻繼續把台灣民眾視為日本「奴化後的」人民，並以此規劃他們對台灣的統治。國民黨「奴化批判」之根本問題並不是台灣民眾身上存在多少日本性，更不是缺乏多少中國性，而在於否定台灣民眾是正常的中國國民，並通過這樣的否定拒絕台灣民眾爭取民主、參與政治的權力。實際上，戰後從國共和談進入國共內戰的國民黨政府以各種方式否定全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力與參政，但在面對台灣民眾之時，「台灣人不夠中國人」成為了否定台灣民眾有資格擁有民主權力的理由。
對於台灣民眾民主權力的否定還相應搭配了遲遲未果的去殖民地化工程。也就是說，當「奴化教育」的帽子放在台灣民眾頭上時，正是要推遲日本的殖民地體制解體、阻止台灣民眾以自己之手實現「去殖民地化」的信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眾被總督府當局視為不夠格當日本人的二等國民，因而需要皇民化。到了戰後，台灣民眾卻又被國民黨當局視為不夠格的、被「奴化的」中國人，因而否定並剝奪其政治權力，並聲稱台灣民眾還需在國民黨規訓之下重新「煉成」中國人。如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所言，「所謂政治性的謾罵就是說：『本省人受了奴化教育，既然受奴化教育，便多多少少有奴隸精神，既然有奴隸精神，在精神上難免有缺陷而不能跟祖國人士一般看待，因此在一段時期只好忍耐於被統治者的地位。』他們如果有這種用意的話，實在是侮辱本省人太甚。」
「不准革命！」──橫地先生注意到魯迅當年批判的「不准革命論」也在台灣島上浮現（實際上還將長期存在）：「『奴化』批判其實不過是拒絕民衆參與政治，阻止民主主義的實現的藉口。他們所謂的民主其實是以對台灣民衆的另一種『奴化』爲目的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實際用心是禁止台灣民衆自己脫離殖民地社會建立民主社會。借用魯迅的一句話來講就是『不准革命』。這句話楊逵曾譯爲日語『革命に參加させず』。」[15]
就在省內知識分子與許壽裳等人開始批判「奴化批判」的時候，國民黨在台持續惡化的統治也引起了大陸以及台灣的省外知識分子的「殖民統治批判」。「殖民統治」成為省外知識分子批判國民黨對台統治的關鍵詞，而1947年終於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是暴露出國民黨統治的無能。「國民政府和台灣當局完全是想叫台灣民衆『不准革命』，把他們封固在『奴隸』的地位。利用批判日本統治時期的『奴化敎育』，來推進他們自己的『奴化』政策。這種巧妙的『殖民統治繼承』法，如果不是兩岸隔絕，不在軍事戒嚴令下推行是不可能維持的。我們應該把這一事實淸楚地還原於歷史的記憶中。」[16]
「奴化批判及反批判」是橫地先生特別重視的歷史環節。2018年，為了讓《刻劃在黑暗的光：亞細亞的木版畫運動1930s-2010s》版畫展的觀展民眾了解台灣木刻運動，橫地先生特別縮寫和簡化了《南天之虹》，寫成《描寫光復後的台灣》（光復した台湾を描く）這篇展覽專文。作為一篇入門性質的段文，橫地先生選擇了「奴化批判及反批判」作為他一定要介紹給日本民眾知道的歷史問題。由此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此外，這篇短文還補充了《南天之虹》寫作時未能知曉的史實（比方黃榮燦以楊逵為主題的木刻），並改以黃榮燦在台灣光復後與楊逵的交往為敘述那段歷史的主線。
橫地先生注意到的第四個歷史環節正是以前述所有環節為基礎，並在二二八鬥爭中誕生的政治思想結晶──「台灣民主自治論」（其政治載體自然是二二八後由謝雪紅領導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就是說，既然台灣民眾在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出現了某種特殊性，那麼，為了尊重和轉化這樣的特殊性（而不是將台灣民眾矮化為「奴化的人民」）、為了真正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和統一（而不是推遲台灣的去殖民地化），有必要在台灣實行民主自治，台人治台。「台灣的文化人和大陸的文化人對此意見統一，互相支持。大陸文化人對『新殖民地統治』的批判和台灣文化人對『奴化』批判的反駁與『官僚政治』，批判是一體的，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以台治台』。」而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乃是「根據『和平建國綱領』制訂的，是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頭一次提出的最富具體性的『地方自治』要求。大陸的進步文化人也爲之投以熱情的目光。」[17]
儘管《南天之虹》仍然是以黃榮燦為主線的藝術家傳記，但橫地先生廣闊的視野卻讓這本書實際成為光復初期台灣精神史的研究，釐清了戰後台灣政治思想的起源。回過頭看，無論是台灣民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形成的類似「轉向」但又低於「轉向」的精神狀態、「奴化論」問題、「殖民統治」問題，乃至「台灣民主自治論」的政治綱領──這些橫地先生試著在《南天之虹》探討的課題──哪一個不是仍在今日台灣規範著台灣民眾對自己、對歷史、對未來的思考？今天的台灣在多大意義上已經告別了1945年為起點的戰後？
四、黃榮燦的同時代人
2002年3月2日的《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是我難忘的回憶。當時出席座談的發言者中，橫地剛、曾健民、黃靜嘉（1924-2017）、吳克泰（1925-2004）、陳炳基（1927-2015）五位先生均已仙逝。如果當年沒有出版這本書的中譯本，是否還能有充足機緣形成這樣的座談陣容？對於當時仍是本科低年級生的我來說，能夠一次見到過去只能在書中讀到的「歷史人物」，簡直是難以想像的「福音」。而這些「歷史人物」正是黃榮燦的同時代人。當天現場，我大膽地請親身見證二二八並參與鬥爭的吳克泰和陳炳基先生題詞。
吳克泰先生寫道：
反帝鬥爭將是長期曲折的，而在台灣尤其艱鉅，望同學們再接再厲。吳克泰，2002.3.2。
陳炳基先生則寫道：
兩岸同胞攜起手為兩岸早日實現「三通」「對話」「和平統一」而共同努力奮鬥到底！陳炳基，2002年3月2日。
這兩段題詞的意義，今天也還未過時吧。
以下是當天與會的黃靜嘉、陳炳基，以及吳克泰三位前輩的現場發言。首先是台灣法律界知名前輩的黃靜嘉律師，他也是光復後最先來台的省外知識分子。他曾親眼見到了二二八前後活躍於台灣政治和文化舞台的人物：
各位女士先生，我覺得非常感動和榮幸，能聽到各位的言論。黃榮燦所體驗的時代應該也是我的時代，其實今天在座的恐怕是我年齡最長。二二八時候我也是在台灣，剛才吳克泰先生提到關於陳儀的評價，這牽涉到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怎麼樣還原，可能在我們這個時代還不是最適當的時候，雖然所有的歷史事實都經過一定程度的沉澱，真相隨有相當程度了解，史料也慢慢出來，但是，許多政治力量在相互運作，許多人以政治上需求加以解釋，所以歷史真相，可能在我想，要等到若干年以後。
剛才講到陳儀、許壽裳、宋斐如、人民導報、大明報、中外日報、公論報，許多人物事情剛才被提到，許許多多複雜交錯歷史背景，很難一時弄淸楚。二二八一方面是反抗國民黨獨裁蔣介石暴政，另一方面也有其他面向，比如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三青團、省黨部，還有軍統系統運作。二二八前因後果，後來屠殺涉及派系、省內許多個人派別間怨恨、報密經過等等種種歷史問題。所以歷史畫面是很不淸楚的，還要經過相當時間沉澱。
我自己有幸在那個時候正在台灣，當時每天跑到中山堂，有的時候看到王添燈先生、林日高先生等等，我那時二十歲左右，在政治上處於半無知狀態，我們現在讀到關於二二八真相，當時身歷其境的人看來是無法有說服力的，今天解釋爲省籍族群間的問題是値得討論的。今天有這樣感慨，[都是基於我]自己是目擊者[而產生]的感受。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還需要共同努力，使歷史羅生門能真相大開。
日據和光復時期均為台灣學運領袖的中共台灣省工委地下黨員、兩岸分斷後長居北京的陳炳基先生則說：
聽了今天幾位介紹，把被淹沒的歷史挖掘出來花了很大力量，苦苦追求，是真不容易的事。等等先生做了好多工作。爲什麼歷史會被埋沒、歪曲呢？是反動派造成的。恰恰被埋沒的歷史人物是代表推動歷史時代前進的人物，這些朋友恢復原來歷史面貌功不可沒，我在這裡表示欽佩，同時他們的挖掘也影響了年輕一代，代表時代的前進。歷史的了解和推動時代進步、光明，很有關係。
台灣光復後作為地下黨員返台進行運動、並親眼目睹二二八現場的吳克泰是現場唯一認識黃榮燦的見證人。他的發言是非常有價值的口述歷史：
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先生，我從北京回來台北能參加黃榮燦紀念追思會，可以說是百感交集。先說怎麼認識他吧，那是1946年4月中，有一位叫Zhuang Suo的高雄人──他在上海美專學習當中，抗戰爆發，參加新四軍──戰後他回來，到我家，要找組織，來了兩次，第二次他就帶我到黃榮燦的新創造出版社，介紹黃榮燦先生，沒有說更多的，我就知道這大槪是我們的進步朋友。當時他的桌面上就有木刻畫，畫的是風暴，46年4月中，當時台灣社會已經不穩定了，在黃榮燦的思想裡已經有個風暴不知什麼時候要到來了，我也感覺到黃榮燦是個很進步的人。後來我到人民導報，黃榮燦也來人民導報，因爲他離我家很家很近，經常到他那裡去。
二二八開始前，歐陽于倩來演話劇，非常成功，那時，黃榮燦就已經幕前幕後服務了，我是組織和歐陽于倩先生之間的連絡員，以記者身分進去比較方便。二二八第二天，民眾開始打外省人、打阿山，一時腦中衝動、失去理智。民眾打阿山，也有到旅社找新生活劇社、演員、歐陽于倩，找外省人算帳。當時黃榮燦在那保護他。歐陽先生就出來用日語演講說：我們是來演戲的，不是貪官污吏，你們反對法西斯國民黨，我也是堅決反對法西斯。我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一講之後群眾就覺得這是好人，就把他保護起來了。我還要參加鬥爭，這段期間都是黃榮燦在幫助新生活劇團，幾十個人，很大的一個團。
剛才講的在船上碰見、警備司令部的徽章等等。在船上碰見黃榮燦是什麼人，我心中有數。周青當時是我在培養當中的一個人，他比較不知道中國國內鬥爭的複雜性，看到徽章以爲黃榮燦是國民黨特務，害怕。這個問題我看可以百分之一百否定，我詳細就不說了。黃榮燦在台灣這個時間，我是49年後到北京，這個期間台灣文化界可以說有幾個起伏，開始陳儀在文化方面是比較開明的，省黨部比較反動，嚴厲地鎭壓進步勢力。到二二八前夕，國民黨打內戰。上海的通貨膨脹馬上影響到台灣，台灣簡直沒辦法生活了，幾十萬失業者沒飯吃了，是在這個情況下爆發二二八。二二八之前的空檔，可以說有比較自由的空氣，所以新聞記者外籍記者聯誼會聯誼，簡國賢演出《壁》，後來新生活劇社來演話劇，我還記得偷偷帶歐陽于倩去見台灣演壁的那些人，在永樂町三角窗樓上，這段期間總的來說，國民黨省黨部非常嚴厲鎭壓言論界文化界，陳儀比較開明，陳儀是魯迅的朋友，把魯迅的朋友許壽裳請來。原本許壽裳要當台大校長，受到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驛還是陳果夫反對，沒有當成。二二八一起來，陳儀沒辦法只好鎭壓了，這是他的責任，更大責任是蔣介石，沒有蔣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動的，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大陸軍隊也不可能來，最壞的是參謀長柯遠芬，在長官公署的屋頂上向群眾開槍，在關鍵時刻陳儀出來講話時，機槍掃射，整個事件火上加油全島起來。二二八以後換人，換魏道明，他需要一個穩定，也比較放鬆，還有活動空間，於是地下黨開始學運、歌詠隊活動，新生報《橋》的討論討論一年多，《公論報》影響相當大，《公論報》主要的人是李純青介紹來的，李萬居是從重慶回來的，和李純青認識，所以有進步的人來。用外電報導國內內戰情勢很淸楚，一是一、二是二。中央社報導模模糊糊的。不久以後，49年後我就離開了，我知道黃的消息是從葉芸芸在美國辦的《台灣與世界》，但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是很晩才知道他犧牲了。很可惜，這人在兩岸文化交流裡面恐怕是一面旗幟。新文化交流不是一般的交流，而是人民之間的交流。他是一個功臣，還很年輕，不到五十，今天向他表達最高的敬意。
我補充一點，黃榮燦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調查了一下，沒有證據說他是共產黨員，第一個，Zhuang Suo來找我，介紹他黃榮燦，如果他黃榮燦是共產黨員，不應該到他Zhuang Suo那裡去，不可能有橫的聯繫。第二個、安全局材料裡面，沒有寫誰介紹他黃榮燦入黨，一般要寫的，就他沒有。第三個，我打電話給過去也參與台灣地下黨的徐懋德：「你有沒有從Zhuang Suo那裡聽過黃榮燦是組織內還是組織外的人？」「Zhuang Suo從來沒提過他黃榮燦是共產黨員。」我估計他不是共產黨員，是很進步的文化人，非常可惜，他所起的作用比共產黨員的作用還大。
吳克泰證言黃榮燦不是黨員，但也不是國民黨特務。他證言的關鍵就是當天發言提到的「Zhuang Suo」。實際上，當天包含橫地先生在內的所有與會人可能都沒有聽懂他所說的「Zhuang Suo」是誰，[18]因此當《南天之虹》在2016年出版簡體字版時，書中涉及「Zhuang Suo」而應修正的地方都沒有改正過來。
「Zhuang Suo」就是為新四軍設計著名的「N4A」（New 4th Army）臂章的台灣高雄人，原名莊五洲的莊索（1914-1997）。台灣高雄出生的莊索因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在小學畢業後返回祖籍地泉州，進入廈門美專（而不是吳克泰說的上海美專）西畫系就讀。畢業之後，他又曾在無政府主義者創辦的名校泉州民生農校等地教書，輾轉各地。抗戰爆發之後，精於木刻、水彩與油畫的莊索於1941年進入蘇北鹽城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任教，並直接在前線參與游擊戰鬥。他在這裡創作了具有木刻形式的、僅以藍白二色與幾何圖形呈現的「N4A」臂章。抗戰勝利之後，他曾一度想要在上海重拾藝業，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台灣。返台之後的他結婚、生子，忙於家計。雖然因此長期停止了創作，但七十年代海外爆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卻刺激了他。他想起了過去在新四軍隊伍中的游擊歲月。於是，他重拾畫筆，開始將蘇北抗戰的點點滴滴都畫下來。
從莊索出發，《南天之虹》的相關考證以及《吳克泰回憶錄》的相關記述就能夠解讀了。池田敏雄的《敗戰日記》指出黃榮燦曾在1946年4月27日以及5月19日在台北出席中日藝術家的家庭聚餐，並有「莊某」出席。《南天之虹》據此推測「莊某」是日據時期參與新文協的左派領導者莊孟侯（1901-1949）。[19]但「1946年4-5月」的時段正好與吳克泰見到「Zhuang Suo」的「1946年4月中」一致，因此「莊某」必為「Zhuang Suo」，且必為莊索。實際上，同為藝術家且均從大陸入台的黃榮燦與莊索彼此相會，是更為合理的事情。《吳克泰回憶錄》提到的「莊縮」與「莊守」實際上也是莊索。首先，吳克泰曾在1947年1月9號「看見了台北家政女中[按：今金華國中]教務主任莊縮帶領的該校學生經過台大醫院門前進入新公園。」[20]由於莊索返台之後就在那所女校教書，應此「莊縮」必指莊索。其次，吳克泰提到1947年4月13日他前往上海之際「在船上還看見了木刻家黄榮燦，彼此點了點頭。他是一年前莊守給我介紹的『新創造[出版]社』負責人。」[21]莊守（1906-1995）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重要成員。但只要將這段回憶聯繫起吳克泰在2002年《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所稱「1946年4月中，有一位叫Zhuang Suo的高雄人，在上海美專學習當中，抗戰爆發，參加新四軍。戰後他回來，到我家，要找組織，來了兩次，第二次他就帶我到黃榮燦的新創造出版社，介紹黃榮燦先生。」就完全能肯定莊守是莊索之筆誤。如果《吳克泰回憶錄》是從口述修改而來，就更可能是口誤造成的筆誤。[22]
吳克泰、黃榮燦以及莊索在短暫的相遇後各奔東西。吳克泰繼續從事地下黨工作，後轉赴北京，從此定居。莊索返鄉之後沈潛下去，不問政治。黃榮燦則繼續從事藝術創作，直到犧牲。為新四軍設計臂章的莊索、為二二八刻下版畫的黃榮燦，在光復初期的台灣相會。他們直到過世之前都沒有機會說出自己認識對方。然而，同時認識他們的吳克泰記下了他們的友誼，記錄了三人之間曾經的歷史會面。
《南天之虹》的魅力，正是它忠實地記錄下那個時代的人與事，並為繼續豐富對那個時代的認識而提供了條件，並邀請讀者繼續深掘歷史，與《南天之虹》的世界相互補充。
五、擴大我們的地圖
「要有一個真正的大地圖，從大陸看台灣，從台灣看大陸。由於台灣曾是殖民地，因此還要從日本看台灣。對我來講，通過45年到49年的歷史，我作爲日本人了解了台灣的殖民地歷史。45年到49年的歷史是台灣人民脫離殖民社會的時代。那時有好多關於批判殖民地、怎麼樣脫離殖民地的討論，還有兩岸的問題的討論。現在更須硏究這個時代。我們要擴大地圖範圍看問題。還有歷史的問題也要我們共同硏究。」──這是橫地先生在座談會上的呼籲。
「擴大地圖」是那場座談會給我印象最深的話。一個人只有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地圖」，才能克服自己的偏狹，才能拓展自己看待事物的視野。當不同背景的人們擁有相同的地圖，也就有了對話與合作的可能。《南天之虹》正是在橫地先生不斷「擴大地圖」的努力下才得以完成的作品，並與陳映真和曾醫師等人共享了相同的地圖。因此他會將黃榮燦鑲嵌在戰後台灣政治思想的脈絡下敘述，放在魯迅木刻藝術的傳統下分析，同時將黃榮燦的奮鬥擺在戰後全國解放戰爭的洪流中考察。如果沒有「擴大地圖」之後的視野，橫地先生不會在《恐怖的檢查》背後看見畢卡索《格爾尼卡》對橫地剛的深刻影響，也不會留意到二二八同時促使了中國木刻史上兩幅名作──黃榮燦《恐怖的檢查》和荒煙《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的誕生。
橫地先生為日譯本《幌馬車之歌》寫的評論〈尋求同樣的地圖〉（同じ地図を求めて）曾言：「如竹內好所指摘的，敗戰之後，日本政府對『滿洲』、台灣、朝鮮等舊殖民地採取了有意識的忘卻政策，學者們也利用了這種忘卻政策而跳過研究。不管是對中國還是亞洲都是一樣。為此，日本對亞洲產生了一種鎖國狀態。談論自國的歷史之時，將舊殖民地或亞洲諸國割離在論述之外，另一方面，談論台灣、中國、朝鮮的歷史時，卻又將其作為個別的孤立的歷史而分而論之。」[23]雖然橫地先生沒有註明出處，但他關於國家採用「忘卻政策」並讓學者也因此跳過舊殖民地研究的觀點，顯然直接挪用於竹內好所寫的〈滿洲國研究之意義〉（満州国研究の意義）。[24]然而竹內好當時只是不滿於偽滿在日本戰後研究中的空白，而學生輩的橫地先生則直接推廣到同樣也在日本戰後研究中成為空白的亞洲各地。正是橫地有此研究上的自覺，才能有《南天之虹》的誕生。並且在「紀念」黃榮燦的同時，使「忘卻」能夠立足於反省和相互理解，從而使「忘卻」真正成為可能。這就是「為了忘卻的紀念」與「忘卻政策」的根本差別。
只要聯想到林獻堂與矢內原忠雄的交往就能深刻體驗到「忘卻政策」的問題性。二十年代以來的林獻堂與矢內原曾攜手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儘管只是反對統治的苛烈而不是要推翻其統治），甚至在矢內原因反戰而遭遇困難的三十年代中期，林獻堂還曾給予他鼓勵和支持。但當戰爭結束，日本戰敗，矢內原卻旋即轉變了自己的問題意識與關懷，「忘卻」了台灣。儘管矢內原很清楚戰後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遭到了另一種殘酷的統治，而林獻堂作為地主士紳的領導人物甚至因為這樣的統治而離開光復後的台灣，但對矢內原來說，他已經沒有辦法用一如以往的熱情看待台灣問題。當流寓東京的林獻堂再次拜訪矢內原，矢內原已是「忘卻政策」的矢內原，而不是能將自己對殖民地的關心昇華為關心舊殖民地的「去殖民地化」的學者。[25]換句話說，矢內原的「忘卻」實際上也是「轉向」。矢內原的狀況體現了日本學院「進步」知識分子的侷限，而橫地先生則是努力超克這一侷限的代表。儘管他和曾醫師一樣，都不在學院之內。
除了推動中日貿易，橫地先生的另一工作是從九十年代開始在老家福岡開設「現代中國語講座」，除了漢語教學之外，還為教學而推動現代漢語作品的漢譯，其中包含了沈從文《丈夫》、阿城《孩子王》、李曉《海內天涯》、李曉等《還鄉篇》、張大春《四喜憂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白先勇與朱天心《裡外‧中台之間》、陳映真《歸鄉》、黃春明與廖鴻基《放生‧討海人》、橫地剛《南天之虹》。──橫地先生除了擴大自己的地圖，也努力擴大日本一般民眾的地圖。
完成《南天之虹》的橫地先生還在擴大他的地圖。他從四十年代的黃榮燦進一步深入到三十年代的魯迅，在魯迅周遭看到了胡風、看到了被胡風介紹到大陸的楊逵、看到了內山書店店員鐮田誠一、看到與黃榮燦攜手的范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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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返鄉過節之際，我到勞動人權協會尋找林書揚先生留下來的老照片。這些都是作為非轉向長期囚的林先生珍藏的、出獄後的人生軌跡。不少照片還有他在背面親筆寫上的說明。我知道林先生在過世之前便已有意識銷燬自己的手稿和筆記，因此，這些由他珍藏且以文字註明的照片，顯然是他（和夫人曾大姊）絕對捨不得的記憶吧。
我翻到了一張他在台北接待橫地先生一行的相片。那是他們在勞動黨黨旗和馬克思恩格斯像前的合影。是橫地先生為擴大自己的地圖而在台北留下的足跡。林書揚先生在相片背面寫道：
在勞動黨黨部接待日本福岡「現代中國語講座」訪問團，左後方立者：負責人，橫地剛先生。
[1]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2] 日文版由福岡的藍天文藝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台北的人間出版社出版。
[3]. 參見：〈橫地剛先生來台特別報導〉，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178.htm；〈《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179.htm，擷取時間：2021/2/28。
[4].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頁71。
[5].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72-73。
[6].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73。
[7].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50-51。
[8].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71-72。
[9].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107。
[10].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100。
[11].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29。
[12].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31-232。
[13].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32。
[14].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112。
[15].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47。
[16].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59。
[17].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頁256。
[18]. 我也是沒聽懂「Zhunag Suo」是誰的聽眾之一。當時我在〈《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這樣寫道：「吳克泰先生說，1946年四月中，台灣社會就已經開始不穩，透過友人的介紹，他認識了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黃榮燦。」當時我並沒有聽懂「Zhunag Suo」的確切漢字應該為何，於是省略為「友人」。參見：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179.htm，擷取時間：2021/2/28。
[19]. 莊孟侯與他的兄弟莊孟倫都是當時註明的活動家。兩人共同啟蒙了他們的家族晚輩、台灣著名的左翼運動家林書揚（1926-2012）。參見《林書揚文集》所收錄的〈曾文溪畔的鬥魂──莊孟侯與莊孟倫〉一文。
[20].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頁191。
[21].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221-222。
[22]. 實際上目前出版的《吳克泰回憶錄》全書的校訂非常不好，甚至存在整章重複的狀況。就此而言，將莊索寫成莊縮或莊守完全是可理解的失誤。
[23]. 横地剛，〈同じ地図を求めて〉，收錄於藍博洲，《幌馬車の歌》（福岡：藍天文芸出版社，1997），頁121。
[2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頁417。
[25]. 相關研究見：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台北：大家與遠足文化，2020），頁404-437；若林正丈與吳密察，《台灣對話錄1989-2020》（台北：玉山社，2020），頁119。
邱士杰的教學與研究 